南宋官窑瓷器鉴别方法。
南宋官窑瓷器主要指的是青瓷，真正的官窑瓷器由北宋开始，南宋官窑开始于宋室南迁，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官窑瓷器有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的修内司窑，以及「比旧窑大不侔矣」的郊坛下窑，这两个窑口就是南宋官窑瓷器的代表。
南宋官窑遗址包括郊坛下窑和老虎洞窑两处，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郊坛下窑南宋官窑瓷器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最早被发现的南宋官窑古窖址之一。1956年，浙江省文管会在窑址南部进行过局部发掘。1985—1986年，南宋临安城考古队对窖址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发掘出了作坊遗迹和一座龙窑，以及大量的瓷片、窑具等实物标本。龙窑又称为“长窑”，是我国南方比较常见的窑炉形式，最早出现于商代。龙窑一般依山而建，利用山的自然坡度砌筑，形体狭长。它按结构分为窑头、窑室和窑尾三段，由于头低尾高，当窑火点燃时，似一条俯冲的火龙，故称为“龙窑”。
这个龙窑斜长40.8米，宽约1.8米，头尾高差7.2米，窑体高度不超过两米，全部用砖坯砌筑。窑头为火膛，用来点火；窑室放置待烧的器物；窑尾为出烟口。窑的两侧筑有窑墙，墙中开了8个窑门，用于装窑、出窑。窑体两侧各开有一排投柴孔，有来分段添加燃料。
青瓷烧窑时，先在窑头点火烧窑，待第一段投柴孔下的坯体接近烧熟时，窑头停止烧火，改到投柴孔投柴烧窑。由此逐段往上烧，烧到窑尾结束。据说龙窑装烧量大，升温降温迅速，适宜烧制青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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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窑瓷：南宋官窑的鉴别
1、修内司
近年来，对宋代官窑的研究，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南宋的郊坛官窑遗址陆续发现而有了较大的进展。对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因缺乏窑址印证与古文献核实而众说纷纭。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及产品特征的认识，也就含混不清了。
北宋的“汴京官窑”与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窑址虽然均未发现，但两者是不同的。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产地、时代、沿革及其器物的特征，在《坦斋笔衡》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此书还指出郊坛新窑与旧窑(修内司)相比，“大不侔矣”。
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北宋始置，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诏将作监并归工程，修内司兼统宫廷窑务烧造的瓷器。据文献可知，修内司窑早于郊坛窑，其烧瓷史是短暂的，又因官窑保密，弃窑时作掩迹处理，因此，其窑址至今未能发现。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1126年)，其间高宗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颠簸长达12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七年)。绍兴十三年(1143年)置建郊坛，高宗作为天子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17年间的祭奠(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三年)在建坛前，特别是杂建坛后，宫中用瓷器出自何处?来自旧京是不可能的。北宋亡后宫廷珍宝重器均被金兵掠夺一空。高宗辗转逃亡中，不可能把官窑瓷器携至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有详实记载。所以在这12年中，皇家需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简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说明初建郊坛祭典时，由于缺少铜质礼器，只能以当地生产的青瓷器与竹木器取而代之。根据《宋史.高宗本记》可知，在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的5月、9月和11月也曾举行过3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亦是陶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三(1143年)以前，祭典用瓷以及定都后宫廷用瓷，都需置建官窑烧造，这个官窑应即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官汝窑、官钧窑遗址得以发掘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宫中的传世物为依据而取证的。在宫藏宋代官窑瓷器中，除官汝窑、官钧窑及郊坛下官窑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至今未能找到其窑口。其实它的窑口就是修内司官窑。
关于修内司官窑的记载以叶置的《坦斋笔衡》个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为最早，以明除草昭的《格故要论》最为明晰具体。其它明清典籍中说瓷者盖源于此。《坦斋笔衡》关于修内司窑产品的特征以及建窑始末的记载是明确的。《格古要论》承叶、顾之说，并作重要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实际上道出了“传世哥窑”的本色。不言而喻，只有“传世哥窑”才具备曹昭上述所描述的修内司官窑的特点。“传世哥窑”接近粉红色釉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葵瓣洗;淡如米黄者，故宫博物院所藏居多，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故宫博物院所藏双鱼耳最为典型。
《格古要论》在提及哥窑时云：“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因为哥窑与修内司窑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故曹昭是分别描述的，它们貌虽相似，其实有别，所以其后的《遵生八签》据此有云：“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这是明确指出了两者不同的“官”、“私”性质。又早在50年代，龙泉大窑发掘结果表明，宫中“传世哥窑”非龙泉大窑所烧。换言之，它不是名副其实的“哥窑”。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是按宫廷需要设计的，如常见的三足炉、鱼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五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陈设礼器之类，俨然宫廷式样。这充分说明，“传世哥窑 ”为烧制宫廷用瓷官办瓷窑，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印证相符。哥窑与龙泉哥窑，两者是有其区别的。
199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及遗址存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窑的的存在及其窑址所在地。文章作者据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遗址附近的杭州市内的古中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双鱼耳炉完全一致。之后，又在古中河南段圣安桥(今上仓桥，此处属南宋皇城御街，与六部相邻)，拣得3个齿状的圆形支钉一件，其齿形支钉与垫饼系用1中泥料烧制而成。窑具的出土，揭示了该处是一窑址所在地或距窑址很近的所在。此处地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东麓，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地理位置一致。1993年9月，笔者又专程到杭，目睹了难得可贵的香炉残片和窑具，同时，又承蒙两位作者陪同在赶往现场调查，很荣幸又获得类似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器的残足一片，再一次证实了修内司窑的存在，这些发现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修内司官窑的支钉制作精工规整，而郊坛制作粗糙，尽管它们都是模印而成的。郊坛官窑的圆饼厚度一般为0.06厘米，3个支钉间距往往不相等，又因圆饼较厚，为了脱模方便，故上小下大的坡度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支钉与圆饼是用两种泥料拼烧而成。修内司圆饼的厚度仅0.3厘米，因圆饼较薄，故几乎没有上下下大的坡度。
由文献可知，修内司窑为权宜只举，只为供应南宋建都前的祭典用瓷及宫中用瓷而设，其烧瓷史是短暂的。据宋史记载，绍兴二年置建修正局，主管土木营缮之事，修内司主观窑务当在此时。郊坛建于绍兴十三年，故郊坛窑的建立最早当在绍兴十三年以后，这也即是修内司窑之下限。据此推理，修内司窑时代，当在绍兴二年(1132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间稍后的一段时期。
2、郊坛窑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
南宋官窑之郊坛官窑的鉴别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
南宋官窑贯耳瓶
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其烧制的瓷器是宋代瓷器中的精品。因为官窑瓷器的口部施釉稀薄，微露紫色，底部露胎处却偏赤铁色，所以有“紫口铁足”的称呼。
此尊贯耳瓶紫口铁足、瓶身开片，带有明显的官窑瓷的特征。瓶颈优美纤细、瓶腹圆润富态、瓶口两边的双耳小巧可爱，整体造型文静祥和，透出一股静谧优雅的美。釉质温润，犹如暖玉，粉青的釉色和瓶身上金丝的大开片更彰显了它的名贵与不凡。瓶底有一火戳印，底部的露胎处已经钙化，仿佛轻轻一碰瓷胎便会爆裂开，这明显是经过漫长岁月流逝才能自然形成的效果，更进一步表明了此瓶的历史悠久和珍贵的收藏价值。毕竟如今像这样能保存完好的传世的南宋官窑瓷器已经非常稀少、非常难得一见了。
细心打量，便会发现该瓶的底部有一个小小的缺口，说起这个缺口至今仍让我懊恼不已，故事还要从我收藏这尊瓷器说起。
有一次我去师傅周毛弟的古玩店里玩，碰巧那天店里来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他是师傅的一位老朋友，因为家里出了点儿事，急等着钱用，所以想托师傅帮帮忙，请他买下这尊瓷瓶。
我坐在一旁不由得心神一动，本来我就一直很热衷陶器、瓷器的收藏，这个瓷器一看就是“大开门”的好东西，还是南宋官窑的，既然有缘被我遇上了，怎么能不把它收藏起来呢！于是我赶忙对师傅表明了心迹，请他无论如何都要把这尊瓷器让给我。师傅看我心神激动、爱不释手的样子，也不忍心扫我的兴，就割爱把它让给我了。
这尊贯耳瓶原先被放在一个特制的盒子里，有一天，我把它拿出盒子给朋友欣赏时，一不小心在盒子上碰了一下，瓷瓶底部的一小块立即就爆开来，形成了一个缺口。原来经过九百多年，瓷器早已经钙化了，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变化，实质上已很脆弱，稍不小心，那些已钙化的瓷胎就会爆裂开，要么一片片的，要么变成瓷粉。其实这也是鉴别瓷器真伪的一个方法，因为钙化的特点是长年累月自然形成的，作假是无法做出这种效果来的。
看着被碰坏的缺口，我心里懊恼不已，只恨自己当初为何没听朋友的劝告。吃一堑，长一智，我赶忙给它重新做了一个大一点儿的木盒，下面还垫上软软的海绵，以后尽量轻拿轻放，甚至尽量不拿出来了。
南宋瓷器之修内司官窑的鉴别
南宋之修内司官窑的鉴别
近年来，对宋代官窑的研究，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南宋的郊坛官窑遗址陆续发现而有了较大的进展。对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因缺乏窑址印证与古文献核实而众说纷纭。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及产品特征的认识，也就含混不清了。
北宋的“汴京官窑”与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窑址虽然均未发现，但两者是不同的。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产地、时代、沿革及其器物的特征，在《坦斋笔衡》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此书还指出郊坛新窑与旧窑（修内司）相比，“大不侔矣”。
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北宋始置，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诏将作监并归工程，修内司兼统宫廷窑务烧造的瓷器。据文献可知，修内司窑早于郊坛窑，其烧瓷史是短暂的，又因官窑保密，弃窑时作掩迹处理，因此，其窑址至今未能发现。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1126年），其间高宗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颠簸长达12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七年）。绍兴十三年（1143年）置建郊坛，高宗作为天子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17年间的祭奠（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三年）在建坛前，特别是杂建坛后，宫中用瓷器出自何处？来自旧京是不可能的。北宋亡后宫廷珍宝重器均被金兵掠夺一空。高宗辗转逃亡中，不可能把官窑瓷器携至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有详实记载。所以在这12年中，皇家需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简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说明初建郊坛祭典时，由于缺少铜质礼器，只能以当地生产的青瓷器与竹木器取而代之。根据《宋史.高宗本记》可知，在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的5月、9月和11月也曾举行过3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亦是陶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三（1143年）以前，祭典用瓷以及定都后宫廷用瓷，都需置建官窑烧造，这个官窑应即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官汝窑、官钧窑遗址得以发掘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宫中的传世物为依据而取证的。在宫藏宋代官窑瓷器中，除官汝窑、官钧窑及郊坛下官窑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至今未能找到其窑口。其实它的窑口就是修内司官窑。
关于修内司官窑的记载以叶置的《坦斋笔衡》个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为最早，以明除草昭的《格故要论》最为明晰具体。其它明清典籍中说瓷者盖源于此。《坦斋笔衡》关于修内司窑产品的特征以及建窑始末的记载是明确的。《格古要论》承叶、顾之说，并作重要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实际上道出了“传世哥窑”的本色。不言而喻，只有“传世哥窑”才具备曹昭上述所描述的修内司官窑的特点。“传世哥窑”接近粉红色釉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葵瓣洗；淡如米黄者，故宫博物院所藏居多，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故宫博物院所藏双鱼耳最为典型。
《格古要论》在提及哥窑时云：“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因为哥窑与修内司窑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故曹昭是分别描述的，它们貌虽相似，其实有别，所以其后的《遵生八签》据此有云：“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这是明确指出了两者不同的“官”、“私”性质。又早在50年代，龙泉大窑发掘结果表明，宫中“传世哥窑”非龙泉大窑所烧。换言之，它不是名副其实的“哥窑”。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是按宫廷需要设计的，如常见的三足炉、鱼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五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陈设礼器之类，俨然宫廷式样。这充分说明，“传世哥窑”为烧制宫廷用瓷官办瓷窑，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印证相符。哥窑与龙泉哥窑，两者是有其区别的。
199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及遗址存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窑的的存在及其窑址所在地。文章作者据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遗址附近的杭州市内的古中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双鱼耳炉完全一致。之后，又在古中河南段圣安桥（今上仓桥，此处属南宋皇城御街，与六部相邻），拣得3个齿状的圆形支钉一件，其齿形支钉与垫饼系用1中泥料烧制而成。窑具的出土，揭示了该处是一窑址所在地或距窑址很近的所在。此处地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东麓，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地理位置一致。1993年9月，笔者又专程到杭，目睹了难得可贵的香炉残片和窑具，同时，又承蒙两位作者陪同在赶往现场调查，很荣幸又获得类似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器的残足一片，再一次证实了修内司窑的存在，这些发现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修内司官窑的支钉制作精工规整，而郊坛制作粗糙，尽管它们都是模印而成的。郊坛官窑的圆饼厚度一般为0.06厘米，3个支钉间距往往不相等，又因圆饼较厚，为了脱模方便，故上小下大的坡度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支钉与圆饼是用两种泥料拼烧而成。修内司圆饼的厚度仅0.3厘米，因圆饼较薄，故几乎没有上下下大的坡度。
由文献可知，修内司窑为权宜只举，只为供应南宋建都前的祭典用瓷及宫中用瓷而设，其烧瓷史是短暂的。据宋史记载，绍兴二年置建修正局，主管土木营缮之事，修内司主观窑务当在此时。郊坛建于绍兴十三年，故郊坛窑的建立最早当在绍兴十三年以后，这也即是修内司窑之下限。据此推理，修内司窑时代，当在绍兴二年（1132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间稍后的一段时期。
南宋官窑青釉洗
洗是文房用品之一，而南宋官窑青釉洗都比较精致素雅，历来受到文人的喜爱，文人追求南宋官窑青釉洗的开片，小器开大片之美感。
南宋官窑青釉暗龙纹洗
青釉暗龙纹洗是南宋郊坛官窑的瓷器，高5.6厘米，口径19.5 厘米，足径12.3厘米。洗壁垂直微向外撇，平底，圈足宽而浅。通体灰青色釉，青翠如玉，釉汁肥厚凝重，釉面布满了自然天成、纵横交错的开片。洗口部镶铜口，圈足露胎呈褐色，紫口铁足的特征十分明显。
官窑青釉暗龙纹洗内底印有一条苍龙，其形象矫健勇猛，笔触细微，但由于釉汁太厚，只有高光下才能显现，更增添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之感。此洗釉色纯正，造型古朴、大方，为官窑典型器物，并且印有龙纹，较为罕见。南宋官窑青釉圆洗
官窑青釉圆洗，宋，高6.4cm，口径22.5cm，足径19cm。
洗敞口，器身近直，洗里坦平，圈足矮宽，底部边沿露胎无釉。造型端庄典雅。通体施青釉，釉呈粉青色，纯净莹澈。釉面上，金丝般的开片纵横交织，片纹间又闪现出条条冰裂纹，优美和谐。
这件宋代官窑圆洗是宋时宫廷御用器，在造型、工艺及装饰技巧方面都十分考究，尤以釉色及片纹突出。在釉层较薄的器口或未被釉层遮盖的器底部分，形成“紫口铁足”，使器物愈显古朴庄重。
清代乾隆皇帝尤为喜爱，曾为此洗拟诗一首，由皇家玉作匠师以楷书镌刻于洗之外底。诗曰：
修内遗来六百年， 喜他脆器尚完全。
况非髻垦不入市， 却足清真可设筵。
讵必古时无碗制， 由来君道重盂圆。
细纹如拟冰之裂， 在玉壶中可并肩。
下署“乾隆御题”。官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有北宋官窑、南宋官窑之分。宋顾文荐《负喧杂录》记“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据此可知，北宋后期在汴京(今河南开封)设立官窑，现称“汴京官窑”，亦称“北宋官窑”，具体窑址至今尚未发现。宋高宗南渡后，在临安(今杭州)另立新窑，为南宋官窑。南宋官窑有二：一是“修内司官窑”，也称“内窑”，窑址在杭州市凤凰山下;二是“郊坛官窑”，位于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亦称“乌龟山官窑”。
官窑烧造工艺
官窑青瓷的烧造追求玉质感，先低温素烧坯，后施三至四道釉，釉厚如堆脂，再经高温烧成，制出薄胎厚釉青瓷，釉质如美玉一般光亮莹润，釉面上显露纵横交织的开片纹，有说不尽的奥妙。由于青瓷胎料中含铁量高达3.5％至5％，致使器物的口缘釉薄处呈露灰紫色，圈足底端刮釉露胎处亦呈黑褐或深灰色，形成“紫口铁足”的特点。这也是官窑器物的明显特征。官窑瓷器胎土呈黑灰至黑褐色，胎较薄，施釉较厚，釉有粉青、炒米黄等多种色泽；器型除盘、碗、碟、洗等外，仿商周秦汉古铜器及玉器者甚多。
投资古陶瓷，可关注宋代建窑和南宋官窑
佳士德宋瓷专场“漱玉供菊”之中成交的宋青白釉刻花梅瓶，估价是200至300万港元，成交价格则达到了904万。
北宋耀州窑青釉刻莲纹盘
特约采写洛奇
两周前，本版曾专访了研究古陶瓷收藏与市场二十多年的著名古陶瓷收藏家、鉴赏家楼钢，他分析认为，今年或未来三年内古玩市场向好；高古瓷走向明朗，明清瓷或有波折。刚刚结束的佳士得春拍中，古陶瓷拍卖的走向与这一判断基本相符，那么这是不是预示着明清瓷器的市场即将回落？有意进入高古瓷收藏行列的新入门者又要注意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次请楼钢展开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未来对明清瓷器的投入要更加谨慎，而古陶瓷则可作为战略性资源储备。
信息时报：两周前我们曾经采访过您，并以《未来三年古陶瓷市场持续看好，宋瓷有望再涨十年》为标题做了一篇报道。其中您有这样的判断：“今年或未来三年内古玩市场向好，高古瓷走向明朗，明清瓷或有波折”。在刚刚过去的5月底，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的春季大拍结束。其中古陶瓷拍卖的走向与您的判断基本相符，也就是高古瓷器向好，但明清瓷器出现了一些波折，有不少拍卖行原来寄予厚望的明清瓷器纷纷流拍，或者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此现象，您又有什么样的解读？
楼钢：是的，上次你们的访问稿发表之后，我也接到全国各地朋友们的来信来电，大家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同时也把目光集中在即将到来的佳士得春季大拍上。因为这次非常凑巧，佳士德拍卖行在5月28日专门设置了一个以“漱玉供菊”为名的宋瓷专场。
在过去几十年来，无论是苏富比还是佳士得这两家国际顶尖拍卖公司，还从来没有将一个大型宋瓷专场设在香港的，大部分高古瓷器的拍卖都放在英国伦敦或者美国纽约。这显示了他们对东亚市场的基本判断，因为香港拍场基本上可以说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客户端都在大陆。而过去高古瓷器的客户基本都在欧美。那么这次的“漱玉供菊”专场明显就是一个信号，表达出欧洲的拍卖行也对中国市场未来宋瓷的走向看好。
拍卖的结果你们都看到了，宋瓷的成交率，成交额和单件瓷器的成交价都非常理想，相比之下，“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专场的结果就未如理想，许多重量级明清器都未能成交，或者是未能以预期的价格成交。充分证明了我们上次所作的判断。其实，艺术品市场与股票市场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有庄家，都有操盘手。对于中国古陶瓷，其实庄家不在中国而在欧洲。记得2007~2008年我就曾经撰稿，论述欧洲的庄家正在对中国明清瓷器拉高出货，而将回笼的资金用于高古瓷器的建仓。这点只要我们细心解读拍卖公司每次拍卖的成交结果就不难发现，在过去十多年来，除去一些特定的器物，明清瓷器的买家大多是中国人而卖家大多是欧美人，反过来，高古瓷器的买家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欧美人，鲜有中国人出现。
现在这种布局开始出现回报了。记得1998年一位香港资深藏家在伦敦做过一次高古瓷器的专场拍卖，其中一件宋代青白釉刻花梅瓶成交价约合38万港币。我们再看看这次宋瓷专场“漱玉供菊”之中成交的宋青白釉刻花梅瓶，估价是200至300万港元，成交价格则达到了904万。如果我们要介入艺术品投资这个圈子，这样的功课是必须要做的，而且要好好地做才能有很好的回报。
信息时报：那么这次明清瓷器的拍卖出现了波动，是不是说今后整个明清瓷器的市场就会不稳定或者有所回落？那么如果已经在明清瓷器上投入大量资金的藏家，应该如何面对市场的变化？如果新晋的古陶瓷收藏家则又该做何种行动呢？
楼钢：明清瓷器出现波动应该是很正常的，因为它已经达到很高的价位。我通常用电梯为例来解说艺术品市场的价格阶段及其风险：一栋三十层高楼的电梯，当我们不知道它会向上还是向下行的时候，我们在三楼四楼进入，它大部分的概率是上行，当我们在十楼八楼进入的时候，它有近七成的概率是上行。但我们在二十三、四楼进入，那它下行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现在明清瓷器的价格已经处在高端，则大大增加了它下行的概率。当然，从1911年到2011年这一百年之间，中国的古董艺术品还没有出现过下行，但是停滞是很可能发生的。因此，未来在明清瓷器的投入上就必须更加谨慎从事。
如果是新晋的古陶瓷收藏家，则不应选择高价位的明清瓷介入，而应选择更稳健的品种来投入。但是从根本上说，投资古陶瓷可以说是没有风险的，唯一的风险就是不要买到赝品。因为古董艺术品是资源性标的，它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它的不可替代性，即使进入时价位高了些也不要紧，时间可以抹平这个缺口。同时，艺术品投资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时间换取金钱”，上次的采访我们也专门说到这个观点，因此还是那句老话，如果希望短平快地实现盈利，最好不要碰艺术品，但是如果是作为长线稳定的投资，甚至是战略性的资源储备，那选择中国古陶瓷绝对是上佳的策略。
信息时报：战略性的资源储备，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全新的吗？在过去相关的媒体以及行内的声音里都不曾出现？
楼钢：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中国的艺术品收藏是很年轻的，在改革开放后才重新起步，因此还没有能够完全与国际接轨。其实在国际上，艺术品投资就是作为战略性资源储备的。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银行巨头、保险业巨头、跨国公司巨头，各种盈利基金以及欧洲、北美州、南美洲一些显赫的家族，几乎都将艺术品投资作为一项长期的经营来对待的。因为一旦出现各种风险的时候，例如战争，例如经济危机，例如大萧条，这个时候，股票市场靠不住，房地产市场靠不住，经济贸易更是会大受影响，而顶尖艺术品却是保值的，可以起到“救命”的作用。2008年欧洲金融海啸，我就见到大量来自欧洲顶尖家族的艺术收藏品出现在市场上，成功套回海量资金用于救市。还有这两年在东亚拍场上出现的来自日本大家族或者大企业的艺术品也不在少数，就是因为日本经过近20年的经济滞涨，已经到了强弩之末，需要抛出艺术品来解决资金问题了。
信息时报：刚才您说了高古瓷与明清瓷器的不同情况，那么如果要从高古瓷入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呢？毕竟高古瓷的范围也还是很大的，包括了汉、唐、宋、元，时间跨度有上千年了，如何做更好的选择？
楼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上次采访的时候我也说过，文化创造财富。对于这个话题还有更深一层的解读，就是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就要充分考虑你想要投入的对象的文化价值。2008年我出版《玩物致知——中国古陶瓷谈丛》一书时曾经预测宋代建窑和南宋官窑这两个品种会有很好的前景。那是因为建窑当时并不为人所深入探讨研究。而且对于南宋官窑，当时的观点仍然停留在修内司，郊坛下两处窑址上，尚未有仔细研讨其他可能的南宋官窑窑址。至今6年过去，回头来再来看，建窑的价格在这六年中至少上升了十倍还多，而南宋官窑则是新的窑址的确定，如大梅小梅、溪口窑的确认使其从原来不为人所重一下跃居五大名窑之列，身价自然是今非昔比了。
中国高古瓷器跨度大，应该有很多前人没有吃透的“盲点”，这就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空间，关键还是看我们自己的文化素质及眼光是否能够穿透历史的重重迷雾，窥透这上下数千年文明所留下的精华所在。
科普知识--鉴识清晚期官窑瓷器的拍场表现
当清三代瓷器的价位徘徊在上千万元时，藏家和投资者对其似乎已是遥不可及，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瓷器收藏者有必要对瓷器板块进行“深耕细作”，深入发掘未来的潜力品种。因此，清代中晚期瓷器成关注焦点。笔者就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6代瓷器市场价值，分析其投资导向。
嘉庆瓷器：彩瓷为主
2007年8月，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贸圣佳”)推出“嘉庆宫廷艺术品专场”，24件拍品成交总额达4613.8万元，成交率达88%，其中，曾被英国苏格兰阿伯丁郡英韦卡特城堡、弗格阿瑞森收藏过的清嘉庆粉彩进宝图螭耳瓶拍出1019.2万元的高价。2010年，嘉庆瓷器再创新高，两件成交价均超千万元：放山居收藏的清嘉庆黄地粉彩福寿万年云口瓶，在香港佳士得拍到了9026万港元；日本藏家收藏、2008年香港苏富比春拍曾出现的清嘉庆青花海水九龙葫芦瓶，在北京保利秋拍中以1344万元成交。
从目前拍卖数据看，嘉庆瓷器成交前30名中，各类彩瓷占90%，青花和颜色釉瓷极少，唯一一件青花器是2006年春拍中北京匡时以148.5万元成交的青花苍龙教子图摇铃尊。在成交前10名中，均为粉彩器，其中色地粉彩器数量最多。市场最为关注的是粉彩瓷，拍场上常见陈设器、文房用品、日用器物和五供、法器等。其中，陈设器类的立件拍卖价格最高。这一时期上层社会吸食鼻烟的风气盛行，瓷质鼻烟壶产量较大，但质量远不如乾隆器，价格也相差甚远。从市场上看，好的瓷器精品多数在海外，内地数量相对较少。
道光瓷器：涨幅喜人
2005年开始，道光瓷器开始在拍场走俏，价格大幅上涨。2006年，在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瀚海”)秋拍中，“慎德堂制”款青花粉彩十八罗汉图扁方瓶以319万元成交，在1997年北京翰海春拍中，成交价仅为33万元，价格上涨近10倍。2007年，北京翰海春拍中以302.4万元成交的粉彩仙人祝寿方瓶，曾是1995年中国嘉德春拍瓷杂专场的封面拍品，底书“慎德堂制”4字两行楷书红款，为道光朝的御瓷精品，当时以20.9万元成交，增值近15倍。
2007年，中贸圣佳夏拍，署“慎德堂制”楷书红款的清道光粉彩三羊开泰图双象耳瓶以336万元拍出。2010年香港苏富比、佳士得秋拍的两场私人收藏专拍中，分别有两件道光瓷器成交价创道光瓷价格之最：戴润斋旧藏的一对清道光粉彩仿剔红雕漆锦地万福图盖罐以782万港元拍出；放山居收藏的一对清道光黄地粉彩花卉五福宫碗以662万港元易主。2011年和2012年，受市场影响，价格难有突破。
道光瓷的专题藏家远多于嘉庆瓷藏家，根源在于嘉庆瓷器风格上还是属于乾隆时期的延续，而道光瓷器另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生产的品种和数量也远比嘉庆瓷多。市场上道光瓷器2001年价格过百万元，十几年来，价超百万元的不足60件，其投资潜力不可小觑。咸丰瓷器：粉彩、青花瓷为主
咸丰瓷器流通量少但价格较高，官窑精品近年来的最高成交价也超过了百万元。2007年，中国嘉德春拍，清咸丰粉彩八仙人物图双蝠耳瓶曾拍出80.64万元的高价。2009年，北京匡时与日本亲和在香港秋拍时，清咸丰粉彩喜字双联瓶拍出了207万港元的高价。
光绪时期的瓷器事业是一次中兴，因此，该时期的瓷器有精品出现，且咸丰瓷器因存世量有限，具有重要收藏价值。从国内博物馆收藏看，这一时期的官窑瓷器以粉彩和青花瓷为主流，单色釉瓷器的也有一定数量的生产，其中茶叶末釉瓷器颇为精细。
同治瓷器：粉彩陈色瓷器具潜力
同治瓷器的流通量远大于咸丰瓷，成交价格低于咸丰瓷。同治、光绪瓷器的交易行情近两年变化明显，以2010年最具代表性。2010年，在北京翰海秋拍中，同治时期的一件青花缠枝花卉赏瓶估价为18万元至28万元，最终以78.4万元成交，是目前中国市场最贵的一件同治瓷器。同治瓷器精品的稳定价格在50万元左右。
目前投资同治粉彩瓷器，特别是粉彩陈色瓷器具有升值潜力，这个时期民窑粉彩瓷器真品较多，对工薪族古瓷收藏者来讲相对容易上手。
光绪瓷器：晚清瓷器主流拍品
光绪官窑瓷器的烧制达到了晚清最高水平，拍场上的成交价及涨幅也最高。1996年，北京翰海春拍，一对“大清光绪年制”款绿釉开光雕鱼龙变化纹双耳瓶以77万元成交，2006年再次上拍，成交价涨至209万元。2002年，光绪官窑瓷器的成交价突破百万元大关——直径71.2厘米的光绪时期“储秀宫制”款黄釉地粉彩“万寿无疆”纹大盘在上海敬华春拍拍出了110万元。
光绪瓷器历年上拍的数量最大，品种非常丰富，精品的成交价已超过200万元，是晚清几朝瓷器中的主流拍品。就地域而言，香港市场上拍的数量较少，中心市场主要在中国内地，对于内地藏家而言可供选择的余地较大。同时，在拍卖公司的推介和知名藏家的引导下，未来晚清官窑瓷器的价格将会出现一轮新的利好行情。
宣统瓷器：最具投资价值截至2013年，成交价最高的一件宣统青花缠枝莲纹赏瓶是在2005年以55万元创造的。中国内地历年来成交价超过10万元的瓷器有50余件，其中50万元以上的仅上述一件，7成以上成交价在20万元以下。成交价在20万元以上的18件瓷器中，琢器占到了16件，圆器仅2件。
从拍卖记录看，宣统青花瓷最具有投资价值，宣统官窑青花瓷只有“大清宣统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一种。字外无圈框，字体似光绪款，笔法遒劲，字体秀丽，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
南宋龙泉窑瓷器的时代特征
南宋龙泉窑可分为前期和中晚期两个阶段。前期，正是南宋政局动乱期。宋高宗赵构自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建立南宋政权后，到定都临安(杭州)前后的10多年时间内，女真族仍没有停止他们野蛮的掠夺战争。随着金兵铁骑的长驱直入，南宋政府选择了唯一出路-逃亡。于是从河南商丘至建康(南京)、扬州、杭州、绍兴、宁波，直至入海至温州、台州，最后返越州(绍兴)、杭州。一路颠沛流离，风云难测。朝廷如此，民间的动荡更甚，此时生产力发展处于低谷。龙泉窑产品除了生产一些日用器皿及冥器，供当地民间使用以外，一如北宋时期。如作为冥器的五管瓶、盘口壶等仍沿袭北宋末年旧制继续生产，只从器型上稍加改进。如五管瓶上腹部比北宋时稍瘦，从肩部分成两级，最后演变成一级，肩部凸起，器身光素无纹，盖钮以各种动物如鸡、犬、鸟代替花苞钮装饰。胎为灰色，施淡青或青灰色釉。
南宋中晚期，是龙泉青瓷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瓯窑、越窑、婺州窑因资源枯竭等原因相继衰落。而地处浙西南山区的龙泉有着丰富的瓷土和燃料，为发展瓷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南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鼓励对外贸易，使龙泉青瓷生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据考古发掘证明，当时的龙泉及毗邻地区，窑厂遍布，除龙泉大窑、金村、溪口、安福等外，庆元县的上垟，云和县的梓坊、水碓坑，遂昌县的湖山，缙云县的大溪滩、碗窑山，以及泰顺、文成、永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瓷窑体系。
南宋初年，北方大批窑工"随驾南来"，纷纷涌入浙江。这批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落户龙泉，重操旧业，他们把北方的制瓷技术融合到龙泉青瓷的制作上;加上南宋官窑对龙泉窑的影响，使龙泉窑产品技艺大进，质量不断提高。
首先是坯料的改革。原先使用的坯料仅以瓷石一种拉坯成型，由于瓷石中氧化硅含量相当高(7%以上)，所产瓷器胎骨厚重，严重影响其美观程度。于是，匠师们采用瓷石和紫金土配成胎料，由于紫金土中含有较高的氧化铝和氧化铁，铝的含量增加，抗弯度大大加强，制成薄胎瓷器，就能在高温下不易变形，解决了笨重呆板的问题，使龙泉窑产品壁薄如纸，轻盈秀美。以崭新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
如果说，龙泉窑在胎坯的改革中，解决了粗、重、笨的缺点，在质量上完成了一次飞跃的话，那么在釉色的变革中，使它成为人见人爱的艺术品，创立了自己的品牌，为打开国际市场，并为皇室提供贡品打开了方便之门。
龙泉窑原先使用的是一种含钙量较高的石灰釉，它的特点是高温下粘度较小，易流动，因此这类釉一般显得比较薄而透明，光泽感强。而石灰碱釉的特点是高温粘度大，不易流动，这样可使釉层施得更厚，使器物外观更为饱满。为了获得最佳效果，匠师们还采取多次素烧、多次施釉的复杂工艺，使釉层变得更加丰厚，色泽更加沉稳。同时，匠师们还熟练地掌握了烧成温度和还原气氛，创造出青玉般的粉青釉和翡翠般的梅子青釉。
考古发掘证明，龙泉窑在烧制工艺上完成了胎坯、釉色、多次素烧、多次施釉以及熟练掌握烧成温度和还原气氛等复杂工艺后，其产品结构也作了重大调整，一些以前不见的陈设、祭祀用器大批出炉，如鬲式炉、贯耳瓶、凤耳瓶、鱼耳瓶、八卦炉;文具用品中的笔筒、笔洗、笔架、水盂等，式样新颖，品类繁多，作为冥器的多管瓶、盘口瓶等此时已不见，为堆塑龙瓶、虎瓶所代替。
此时的龙泉窑因釉色优美造型别致，多数光素无纹。有刻划花的器物其装饰手法亦与北宋时期有明显不同。此时盛行单面刻划花，以刻为主。纹饰多样，有莲花、莲瓣、荷叶、蕉叶、如意等;动物有凤凰、飞雁、游鱼等。
纵观南宋龙泉窑青瓷，每一件器物都设计精妙，匠心独运，造型端庄秀丽，釉色温润如玉。即使露胎，出筋，也刻意为之，做到一丝不苟，从不经意中见深意。造型与装饰，露胎与釉色，互为关联，自然流畅，妙然天成，表现了一代匠师高超的艺术造诣。
值得一提的是，龙泉大窑、溪口曾生产过黑胎厚釉青瓷和白胎厚釉青瓷两种精美瓷器，尤其黑胎厚釉青瓷无论器型、釉色、胎骨都与郊坛下官窑瓷器非常相像。因此，藏界与理论界有人误认为是郊坛下官窑器，有人则冠以"龙泉官窑"。笔者认为，这批所谓的"龙官"，其实是龙泉窑的仿官产品，它或许为满足郊坛下官窑之不足，而上供朝廷;或许是朝廷大臣得不到官窑器而在龙泉仿烧。尽管这批仿官产品，由于在不同地点、不同胎釉、化学成分仍有差别外，其精美程度不亚于官窑器，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同时，白胎厚釉青瓷在烧造工艺上，不但采用了南宋官窑烧造技术，而且还有所创新。如在胎料中加入少量的紫金土，使胎色白中带灰;圈足底部或佛像的脸、手等露胎处，呈红色。釉色光洁滋润，多数不开片。这些都是南宋龙泉窑的特征。
南宋的龙泉瓷有早期和中晚期的区别，在鉴定时要加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