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上的纹饰。
“浅绛”本是中国山水画的术语，指在水墨勾勒皴染的基础上以淡赭、花青、藤黄等冷色彩渲染而成的山水画。国画中的“绛”即赭红色，又染以浅色，故名“浅绛”。陶瓷界所说的“浅绛”或“浅绛彩”，是借用中国画的术语，指晚清至民国初年流行的一种彩绘瓷器。它以一种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白瓷胎上绘画纹饰后，再染上浅淡的赭石与极少的水绿、草绿、淡蓝等色彩，经低温烧制而成，画面彩料甚薄，色调清淡柔和，艺术风格与纸绢上的浅绛山水画大致相近。不过，浅绛彩瓷画的题材已不再局限于山水，还能表现人物、花鸟、禽兽等等。
这种瓷器上的浅绛彩瓷画，属于瓷器上的文人画，尤其是那些浅绛写意山水画，别有一种意境，气韵不凡，开辟了一条瓷器上绘画的新路子。由于浅绛彩瓷画的诞生，中国画的传统画法在瓷器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大大拓展了空间，它在中国的瓷画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时间大约为70年左右。
浅绛彩瓷画与文人画
文人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专称，在创作上强调个性表现与诗、书、画等多种艺术的相融，作者一般为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文人士大夫。文人画的题材有山水、花鸟、古木、竹石等，表现手法以水墨或浅淡色彩写意为多。代表画家有唐代王维、元代倪云林、明代董其昌、清代八大山人、吴昌硕等，他们的画作充满诗情画意，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晚清、民国初年，景德镇的浅绛彩瓷画家为显示自己非凡的文化素养与审美趣味，将诗、书、画相结合的文人画这一形式移植到瓷器上，直接以釉上彩料在白瓷胎上绘写富有诗意的画图。瓷画气韵生动，刻画传神，用笔用墨设色精妙，富有层次感。他们的画作或以宋元以来的纸绢绘画为粉本，或拟“四王”、“扬州八怪”等的笔意，或拟同时代的赵之谦、虚谷、任熊等海上画派的风格，并开创了瓷画上题写诗词、干支年月与作者署名的先河，有的还在落款处绘有印章。瓷画的大师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三人，既是浅绛彩瓷画的先躯者，又是当时的代表性画家。名家尚有：王凤池、汪藩、周子善、俞子明、任焕章、余焕文、蒋玉卿、汪章、马庆云、敖少泉、李瑞山、方家珍、颜筱云、潘植南、周筱松、汪照藜、徐善琴、高心田、汪友棠、许达生、黄铭光、高恒生、仙槎等。
这类浅绛彩瓷画创一代新风，摆脱了传统粉彩的“匠气”，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
浅绛彩瓷画的题材
浅绛彩瓷画的题材摆脱了以往瓷画匠人以版画、年画为范本的单一画法，采用宋元明清及同时代绘画名家的纸绢画为摹本进行彩绘，打破了官窑的清规戒律，开拓创新，已涵盖了山水、人物、花卉、翎毛、鱼虫及清供博古等各类画科。
山水类远追元代黄公望、倪云林，近摹清代“四王”。一般选取山林的幽静小景，如云山飞瀑、小桥流水、湖光山色、渔舟风帆、茂林修竹，寺院亭阁、山间农舍等。点景人物多用红色或青色，十分醒目，如曳杖老者、携琴高士、骑驴老丈之类。画面生活气息浓郁，表现出一种逸趣，令人清心静思，神往不已。
人物类多写意作品，仿黄慎、任伯年等的画风。仕女图有少女沉思、吹箫、春困、弹琴等，且仿效道光年间著名人物画家改琦、费丹旭的风格；高士图有“米芾拜石”、“渊明爱菊”、“竹林七贤”、“踏雪访梅”、“携琴访友”等；仙怪图有“加官进爵”、“福禄寿”等；反映百姓生活的有“渔家乐”、“耕织图”、“垂钓图”等。
花卉翎毛鱼虫类，大多取材于传统的寓有吉祥之意的图案，效法恽南田、华秋岳、张熊等的构图与笔法，如“富贵白头”，“喜上眉梢”，“八百千秋”，“安居乐业”，以及“柳间春蒸”、“绶带海棠”、“果蔬图”等等。
另有明清两代流行的清供博古图案，也出现在瓷面上，这些图案与当时“海上画派”的风格相类似。
浅绛彩瓷的器型、胎釉及款识
浅绛彩瓷的器型甚多，大小不一，有高达75厘米左右的方瓶等，也有仅仅几厘米高的水盂、小酒杯等，汪友棠的小瓷板画《秋江帆影图》只有7厘米见方。
浅绛彩瓷的器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陈设观赏瓷，如瓷板，琵琶尊、象耳尊、鹿头尊，兽头环耳瓶、方瓶、六方瓶，文房四宝(水盂、笔筒)等；一是生活日用瓷，如帽筒、盆、盘、碗、壶、杯、盖碗、盖盅、酒墩、香炉、烛台等。
早期的浅绛彩瓷，大多瓷胎较厚，瓷质较疏松，釉面为橘皮釉(釉面呈微微起伏的波浪纹)。绝大部分瓷器的口沿以一圈金边为装饰，但金边大多已脱落。名家所绘浅绛彩瓷，与一般的瓷器有所不同，瓷质釉色滋润细洁。民国初年的浅绛彩瓷与早期已有不同，瓷胎较薄，瓷质较细，釉面光滑。
浅绛彩瓷的款识有底款与画面题款两种，底款指年号款、堂名斋号款，画面题款指瓷画上作者的题款。
年号款，即模仿历代官窑纪年款的方式，书写于器物底部。一般用楷书或篆书书写，如“大清同治年制”、“同治年制”、“大清光绪年制”、“光绪年制”、“官窑内造”等。这些底款有的是伪托款，与实际年代不符，应该以画面题款中的干支纪年为准。底款有带边框，有不带边框。
堂名斋号款，即书写于器物底部的堂名、室名、斋名、轩名等，或制作者的室名，或收藏者之印。制作者的室名如“友竹轩作”、“心萱堂印”、“光绪庆云书画”、“庆云书画”等，收藏者之印如“筱园珍藏”、“靠苍阁藏”等。
这里再提一下浅绛彩瓷画上作者题款的书法。瓷器上的书法，一直以来只是瓷器上的局部装饰而已。可是，浅绛彩瓷画题款的书法已不同旧时格局，充满艺术趣味，不仅有楷书、行书、隶书，还因受到当时书法家与金石学家的影响，出现了篆文、金文及其释文。
浅绛彩瓷的历史地位
浅绛彩瓷曾盛行一时，在中国瓷器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功不可没，尤其是在传统粉彩与民国新粉彩之间的承上启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历来陶瓷研究专家对浅绛彩瓷都很重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民国年间，黄矞《瓷史》中指出：“其特品为白地五彩(浅绛彩的别称)，而摹古名画，绘以丹青山水、人物、花鸟者，诚清玩之雅具。”“同光之际，以程雪笠绘者为最胜，次则有小轩作款者，不知姓氏，亦卓尔不凡，二子之写生写意不独设色精美，其运笔描神，玲珑苍雅……”古陶瓷鉴定专家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中曾说：“(光绪年间)还出现一类创新品种：水墨五彩(浅绛彩的别称)……色调淡雅，清新明丽；拟八大山人、新罗山人等笔意的人物花鸟和浅绛山水等画面，往往写有题句，并署有干支纪年款和作画人姓名；其余瓷器的绘画风格，深受同时代的赵之谦、虚谷、任熊、任伯年等名家的影响。”
浅绛彩瓷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被新粉彩所替代，但浅绛彩瓷画冲破了传统粉彩的束缚，拓宽了瓷画家的创作思路，开创了一代瓷艺新风。从有关资料看，民国著名瓷画家潘匈字、汪晓棠、汪野亭、王大凡等，都曾师承浅绛彩名师，绘写过浅绛彩瓷画。浅绛彩瓷尽管消亡了，但它的釉上彩技法被民国时期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瓷画家所传承、发扬、创新，从而诞生了新粉彩这一瓷绘品种。
曾经有人指出，在浅绛彩基础上形成的新粉彩，从艺术上讲未免有“从俗”的倾向。“珠山八友”与浅绛彩瓷画家的不同之处：“浅绛是文人画家所绘的瓷器，而‘珠山八友’则是艺人模仿文人画家在瓷器上作中国画。”(刘新园《瓷板与瓷板画》)
浅绛彩瓷画是文人画家在瓷器上的绘画，属于文人画的范畴，这种瓷画既蕴含着深厚的思想境界，又显示出非凡的艺术魅力。因此，它从一诞生就受到文人雅士的赏识，而今更为收藏家、书画家和文化人的关注。在瓷器收藏中，人们一般都侧重于瓷器品相的完整与否。笔者以为，浅绛彩瓷画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艺术性，与其收藏艺术水准平平的全品相浅绛彩瓷，还不如收藏富有艺术魅力的有次残的浅绛彩瓷。
今天，我们重新面对浅绛彩瓷这朵瓷苑奇葩，更觉得应该充分肯定它的历史地位，还其历史本来面目。那些浅淡柔和、精美素雅的浅绛彩瓷画，尤其是瓷画名家、文人书画家的作品，它们是我国古代瓷器中的精华与珍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和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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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粉彩文人画的价值及意义
艺术发展至今天面临今天对过去和未来的期待及选择，就象火与泥土通过人的创造之路发生了许多的艺术，最初中国的原古彩陶，在泥士与火凝固烧成一种物质的精神永恒，这种物质同人的意识完美结合，逐步在人的生存活动中将精神注入这种物质，形成艺术功能，这个过程就人的生存需要发，即泥土与火在人类最初生活一直延续到今天，并随着人的生活实现人的信念而随着时代在火与泥土这间产生新的文化价值。景德镇的粉彩艺术在火与泥的烧成后产生了许多新的因素，并且将理性和感性因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表现艺术形象的超鸿人微的审美价值。
粉彩文人画是景德镇人为生存智慧性地创造陶瓷装饰技术和吸收其它工艺而开创的材料手段。由于具有一定的饰造形象的能力，因而被艺术家们认定为具有绘画性的艺术。粉彩文人画在几代人的努力和探索之下已经具有自身的艺术语言、评价标准及公认的艺术价值。
1粉彩文人画的兴起及其价值
粉彩艺术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步入民国时期以及解放初至现今不停地吸收借鉴其他艺术营养才得以发展。尤其是受到西方艺术的巨大冲击，粉彩艺术在保留中国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西方造型基础巧妙地吸收在自己的艺术根基上，因而粉彩文人艺术作品呈传统、现代交融在一起，形成技术、材料特性和艺术为一体的粉彩艺术。
文人瓷画从浅降彩程门、金品卿、王少维到粉彩的潘陶宇、汪晓棠、周小松、王琦等兴起之后，逐步构成自己的艺术语言和依赖文化来发展自己的个性。
文人粉彩艺术的兴起同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所以在不同于原始的装饰艺术逐渐在装饰的特点上依托文化控制视觉的能力，取材于自然的因素。
因此粉彩艺术的最大特点是自然形态在精神文化上的过滤摹拟性的创造，实质是依托文化的内化精神选择性地表现。所以文人瓷画不是装饰性的点缀花、叶藤。而是将价值观念扩展到审美思考的经验上，达到艺术的“无为而治”的高境界。
创造一件粉彩艺术作品，今天看来，最重要的是以艺术思维及其创作规范达到目的。
我们可以认为，粉彩文人瓷画在潘陶宇、汪晓棠、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程意亭、何许人、汪大仓、田鹤仙、毕伯涛、刘雨岑。以及王步在人物、山水、花鸟、走兽的各个领域各具自身的艺术风格。他们共同之处在于注重工艺的完美结合，注重文化素质的积累，并且融合哲学思想、典故、文人诗、书画及印为一体的粉彩文人画，倡导个性为高境界，排斥工匠气息，因此为艺术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更重要的是瓷画的绘画语言。
从另一个角度看，粉彩材料在生产中，粉彩适用于日用陶瓷产品中，然而这同粉彩文人瓷画完全不同，在潘陶宇，汪晓棠及八友之后，他们的弟子进一步发展了陶瓷艺术，例如：王锡良、余文襄、张松茂；李进、汪桂英、毕渊明、徐焕文等一批艺术家不懈的努力，进一步开拓了这门艺术的表现效果和扩大了艺术表现范畴。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注重文化修养，自觉增加艺术功力，吸收色彩和文化的价值并相应的密切的综合的能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吸收西画的结构，造型基础及体积，明暗光线的效果，配合中国传统线的魅力，达到技巧和艺术整体效果的统一。这样使粉彩艺术增添了许多新的面貌。
在这批弟子之后，新的后起之秀在受过完整的绘画基础教育之后，把色釉的天然效果巧妙地同绘画精神相结合，达到妙趣天成的效果，出现了许多新面貌有价值的作品。
2粉彩文人画的艺术创作与视觉规律
陶瓷艺术创作的基本素质要求，必须把某些局限变成智能创作，使艺术和工艺技能相结合探索出若干的文化精神价值，表现出粉彩艺术的精美，玩赏的特点，充分挖掘粉彩艺术的丰富审美内涵，达到伴随生活审美持续性的要求。所以粉彩技能是靠经验的积累才能自由的创作，尤其强调师传的技术经验，另外，在材料加工和绘制过程中，控制绘制油性的经验，加上填色的技术，这些基本靠经验的传授。因此粉彩艺术在创作思维至表现形式和内容的价值上，创作者都必须根据材料的经验积累，以最终的理想效果思考艺术形式及艺术体材。并且配合制作材料，使技法达到表现艺术情感的目的。粉彩艺术在这里说明艺术思想必须同瓷胎泥性、加工材料、思考创作目的和通过“火”的烧成，才能形成一整套有机的联系，才能恰到好处地创作出理想的效果。
正因为如此，粉彩艺术强调粉彩的韵味，也就是线与面，墨与色相互渗透，使线与墨色，色相混合的整体效果显示出来，强调白的空间表现内容的价值，为主体充分显现形象及环境整体视觉效应的过程，注重视觉规律，所谓“计白当黑”“知其白，守其黑”正是使艺术视觉效果给人欣赏的直接性与内在心理相联适应的过程，这充分说明审视一件成功的作品往往增加感性的愉快和理性分析双重的满足。
这是内在的艺术哲学价值。
现代粉彩文人艺术仍然在保留中国画线饰造结构的传统，同时使线结构不同于形体块面的结构方式，即控制块面、色彩、明暗在线结构之中，承担空间形体任务，又承担结构的任务和强求其内在变化。这样韵味就显示了内在的价值。从总体看，色彩、调子、形状以及线都通过整体到局部渗透，视觉双回复整体交差的过程，成功的粉彩作品提供了许多的审美品味的过程和创作的价值。
3粉彩文人画的审美价值及品味的规律
粉彩文人画的艺术性不是直观装饰性。因为粉彩文人画的艺术发展同现代环境密切相关。如原始社会生存在自然环境之中，经受自然的种种分割，及解脱自然环境的直观精神使现代人同原始人在具象和抽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原古时期人化精神的超越性在彩陶纹式上的图腾价值，以直线、弧线等抽象图案为主。然而现代环境生存逐渐处在以直线和抽象几何空间建筑里，间隔了自然环境，回归自然就形成了现代精神的表现主体。粉彩文人瓷画恰恰以自然时空综合文化的因素作为创作的依托，使自然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上的独特内在语言出现，粉彩文人画在现今环境才得以发展。因此注重表现精神特征的审美价值，将更多把自然的和宇宙作为一体的象征，粉彩文人画艺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构筑绘画意识的艺术哲学语言，并透过工艺为特征而具有艺术的内涵表现，创作的价值。因此装饰意识只是外在特征，而不是内涵。所以文人粉彩艺术适应新文化环境正长趋直入的发展。可以认为粉彩文人画艺术在审美的规律提供时代的美学价值。
文人粉彩艺术注重品味的价值，然而品味反映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时空感，因而伴随着生活活动中通过感官反映感觉性质，它的客观社会性通过感官特征极为突出和重要的是文化特征，在综合的感观基础显示其文化的价值。品味至使审美视觉整体同局部构成互补的关系。这就是艺术和工艺材料构成依据，使审美感觉存在价值及思想的特点。因此粉彩材料的美感同技巧密切相关。所以色釉高雅，韵味，厚重在粉彩艺术中显示性格化的重要因素。因此粉彩艺术语言区别于其他艺术而显示自己的内在审美魅力。
4粉彩文人艺术的发展
粉彩文人画艺术正经历艰苦的考验和价值的评判。现在不是补充血液的问题，而是从冷藏的状态中沸腾起来，追求艺术对粉彩文人画的本源。必须确认这门艺术上升更高一层的艺术格调，并且把具有艺术膨胀和张力的高标准和不断递进的状态和谐地形成粉彩艺术的语言。创作者必须带有浓重的气质去融合人与自然的创造能力。
粉彩文人画最初受传统文化逐步发展起来，也把各种各样的技艺反复比较筛选，精心创作，选择成功的经验及效果，区分陶瓷艺术家和匠人。这就是说陶艺家必须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思想和素质为前题，把自身的情感和感知至器官的人化自然创造性地表现出来。成功的作品必须具备创造和表现艺术的素质。王琦的粉彩文人画虽然脱离黄慎的影响仅差一步，然而英年早逝仍使他在今天看来，他是第一个表现现实体材的人。
我们必须承认，粉彩艺术是陶瓷艺术中最具饰造形象能力的艺术，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至今景德镇仍然是艺术瓷绘制作中心。粉彩艺术是这个中的轴承。尽管现代艺术思想及潮流变化莫测，但粉彩艺术仍以传统精神稳步发展至使陶瓷艺术具有雄厚传统底蕴。
总之，对粉彩文人画的分析认为：今天粉彩艺术的潜力仍然无原则要艺术家提高自身的修养和把握工艺材料，严格规范艺术的创作规律、面对现实、面对外师造化来表现粉彩艺术语言。只有排斥拼凑资料的画面游戏，培养综合的修养及加深功力，完善工艺技术和材料的开发，注重摸索陶瓷绘画的语言，不断更换调整及淘汰不成熟观念使粉彩艺术一步一步走向正规的创作之路。
粉彩文人画在景德镇近代陶瓷艺术历史变化发展中正稳步前进，并且如磐石一般支撑着陶瓷艺术的内在动力，尽管文化潮流风云变换，然而粉彩艺术仍不知不觉地稳步发展。
陶瓷粉彩文人画的价值及意义_陶瓷知识
艺术发展至今天面临今天对过去和未来的期待及选择，就象火与泥土通过人的创造之路发生了许多的艺术，最初中国的原古彩陶，在泥士与火凝固烧成一种物质的精神永恒，这种物质同人的意识完美结合，逐步在人的生存活动中将精神注入这种物质，形成艺术功能，这个过程就人的生存需要发，即泥土与火在人类最初生活一直延续到今天，并随着人的生活实现人的信念而随着时代在火与泥土这间产生新的文化价值。景德镇的粉彩艺术在火与泥的烧成后产生了许多新的因素，并且将理性和感性因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表现艺术形象的超鸿人微的审美价值。
粉彩文人画是景德镇人为生存智慧性地创造陶瓷装饰技术和吸收其它工艺而开创的材料手段。由于具有一定的饰造形象的能力，因而被艺术家们认定为具有绘画性的艺术。粉彩文人画在几代人的努力和探索之下已经具有自身的艺术语言、评价标准及公认的艺术价值。
1粉彩文人画的兴起及其价值
粉彩艺术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步入民国时期以及解放初至现今不停地吸收借鉴其他艺术营养才得以发展。尤其是受到西方艺术的巨大冲击，粉彩艺术在保留中国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西方造型基础巧妙地吸收在自己的艺术根基上，因而粉彩文人艺术作品呈传统、现代交融在一起，形成技术、材料特性和艺术为一体的粉彩艺术。
文人瓷画从浅降彩程门、金品卿、王少维到粉彩的潘陶宇、汪晓棠、周小松、王琦等兴起之后，逐步构成自己的艺术语言和依赖文化来发展自己的个性。
文人粉彩艺术的兴起同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所以在不同于原始的装饰艺术逐渐在装饰的特点上依托文化控制视觉的能力，取材于自然的因素。
因此粉彩艺术的最大特点是自然形态在精神文化上的过滤摹拟性的创造，实质是依托文化的内化精神选择性地表现。所以文人瓷画不是装饰性的点缀花、叶藤。而是将价值观念扩展到审美思考的经验上，达到艺术的“无为而治”的高境界。
创造一件粉彩艺术作品，今天看来，最重要的是以艺术思维及其创作规范达到目的。
我们可以认为，粉彩文人瓷画在潘陶宇、汪晓棠、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程意亭、何许人、汪大仓、田鹤仙、毕伯涛、刘雨岑。以及王步在人物、山水、花鸟、走兽的各个领域各具自身的艺术风格。他们共同之处在于注重工艺的完美结合，注重文化素质的积累，并且融合哲学思想、典故、文人诗、书画及印为一体的粉彩文人画，倡导个性为高境界，排斥工匠气息，因此为景德镇陶瓷艺术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更重要的是瓷画的绘画语言。
从另一个角度看，粉彩材料在景德镇陶瓷生产中，粉彩适用于日用陶瓷产品中，然而这同粉彩文人瓷画完全不同，在潘陶宇，汪晓棠及八友之后，他们的弟子进一步发展了陶瓷艺术，例如：王锡良、余文襄、张松茂；李进、汪桂英、毕渊明、徐焕文等一批艺术家不懈的努力，进一步开拓了这门艺术的表现效果和扩大了艺术表现范畴。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注重文化修养，自觉增加艺术功力，吸收色彩和文化的价值并相应的密切的综合的能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吸收西画的结构，造型基础及体积，明暗光线的效果，配合中国传统线的魅力，达到技巧和艺术整体效果的统一。这样使粉彩艺术增添了许多新的面貌。
在这批弟子之后，新的后起之秀在受过完整的绘画基础教育之后，把色釉的天然效果巧妙地同绘画精神相结合，达到妙趣天成的效果，出现了许多新面貌有价值的作品。
2粉彩文人画的艺术创作与视觉规律
陶瓷艺术创作的基本素质要求，必须把某些局限变成智能创作，使艺术和工艺技能相结合探索出若干的文化精神价值，表现出粉彩艺术的精美，玩赏的特点，充分挖掘粉彩艺术的丰富审美内涵，达到伴随生活审美持续性的要求。所以粉彩技能是靠经验的积累才能自由的创作，尤其强调师传的技术经验，另外，在材料加工和绘制过程中，控制绘制油性的经验，加上填色的技术，这些基本靠经验的传授。因此粉彩艺术在创作思维至表现形式和内容的价值上，创作者都必须根据材料的经验积累，以最终的理想效果思考艺术形式及艺术体材。并且配合制作材料，使技法达到表现艺术情感的目的。粉彩艺术在这里说明艺术思想必须同瓷胎泥性、加工材料、思考创作目的和通过“火”的烧成，才能形成一整套有机的联系，才能恰到好处地创作出理想的效果。
正因为如此，粉彩艺术强调粉彩的韵味，也就是线与面，墨与色相互渗透，使线与墨色，色相混合的整体效果显示出来，强调白的空间表现内容的价值，为主体充分显现形象及环境整体视觉效应的过程，注重视觉规律，所谓“计白当黑”“知其白，守其黑”正是使艺术视觉效果给人欣赏的直接性与内在心理相联适应的过程，这充分说明审视一件成功的作品往往增加感性的愉快和理性分析双重的满足。
这是内在的艺术哲学价值。
现代粉彩文人艺术仍然在保留中国画线饰造结构的传统，同时使线结构不同于形体块面的结构方式，即控制块面、色彩、明暗在线结构之中，承担空间形体任务，又承担结构的任务和强求其内在变化。这样韵味就显示了内在的价值。从总体看，色彩、调子、形状以及线都通过整体到局部渗透，视觉双回复整体交差的过程，成功的粉彩作品提供了许多的审美品味的过程和创作的价值。
3粉彩文人画的审美价值及品味的规律
粉彩文人画的艺术性不是直观装饰性。因为粉彩文人画的艺术发展同现代环境密切相关。如原始社会生存在自然环境之中，经受自然的种种分割，及解脱自然环境的直观精神使现代人同原始人在具象和抽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原古时期人化精神的超越性在彩陶纹式上的图腾价值，以直线、弧线等抽象图案为主。然而现代环境生存逐渐处在以直线和抽象几何空间建筑里，间隔了自然环境，回归自然就形成了现代精神的表现主体。粉彩文人瓷画恰恰以自然时空综合文化的因素作为创作的依托，使自然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上的独特内在语言出现，粉彩文人画在现今环境才得以发展。因此注重表现精神特征的审美价值，将更多把自然的和宇宙作为一体的象征，粉彩文人画艺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构筑绘画意识的艺术哲学语言，并透过工艺为特征而具有艺术的内涵表现，创作的价值。因此装饰意识只是外在特征，而不是内涵。所以文人粉彩艺术适应新文化环境正长趋直入的发展。可以认为粉彩文人画艺术在审美的规律提供时代的美学价值。
文人粉彩艺术注重品味的价值，然而品味反映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时空感，因而伴随着生活活动中通过感官反映感觉性质，它的客观社会性通过感官特征极为突出和重要的是文化特征，在综合的感观基础显示其文化的价值。品味至使审美视觉整体同局部构成互补的关系。这就是艺术和工艺材料构成依据，使审美感觉存在价值及思想的特点。因此粉彩材料的美感同技巧密切相关。所以色釉高雅，韵味，厚重在粉彩艺术中显示性格化的重要因素。因此粉彩艺术语言区别于其他艺术而显示自己的内在审美魅力。
4粉彩文人艺术的发展
粉彩文人画艺术正经历艰苦的考验和价值的评判。现在不是补充血液的问题，而是从冷藏的状态中沸腾起来，追求艺术对粉彩文人画的本源。必须确认这门艺术上升更高一层的艺术格调，并且把具有艺术膨胀和张力的高标准和不断递进的状态和谐地形成粉彩艺术的语言。创作者必须带有浓重的气质去融合人与自然的创造能力。
粉彩文人画最初受传统文化逐步发展起来，也把各种各样的技艺反复比较筛选，精心创作，选择成功的经验及效果，区分陶瓷艺术家和匠人。这就是说陶艺家必须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思想和素质为前题，把自身的情感和感知至器官的人化自然创造性地表现出来。成功的作品必须具备创造和表现艺术的素质。王琦的粉彩文人画虽然脱离黄慎的影响仅差一步，然而英年早逝仍使他在今天看来，他是第一个表现现实体材的人。
我们必须承认，粉彩艺术是陶瓷艺术中最具饰造形象能力的艺术，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至今景德镇仍然是艺术瓷绘制作中心。粉彩艺术是这个中的轴承。尽管现代艺术思想及潮流变化莫测，但粉彩艺术仍以传统精神稳步发展至使陶瓷艺术具有雄厚传统底蕴。
总之，对粉彩文人画的分析认为：今天粉彩艺术的潜力仍然无原则要艺术家提高自身的修养和把握工艺材料，严格规范艺术的创作规律、面对现实、面对外师造化来表现粉彩艺术语言。只有排斥拼凑资料的画面游戏，培养综合的修养及加深功力，完善工艺技术和材料的开发，注重摸索陶瓷绘画的语言，不断更换调整及淘汰不成熟观念使粉彩艺术一步一步走向正规的创作之路。
粉彩文人画在景德镇近代陶瓷艺术历史变化发展中正稳步前进，并且如磐石一般支撑着陶瓷艺术的内在动力，尽管文化潮流风云变换，然而粉彩艺术仍不知不觉地稳步发展。
中国文人画与景德镇陶瓷
浅绛彩艺术：开启艺术瓷的个性时代
景德镇的艺术陶瓷经历了千年的发展与创新。从史料记载的1700多年前的“新平冶陶始于汉世”至今，它完成了从实用功能审美到精神文化审美的升华。历经岁月的凝练与历代工匠的努力，工艺上多次变革与创新，瓷画艺术家的艺术思想得以在工艺陶瓷上绽放和抒发，使瓷有了新的艺术内涵，给作品赋予了新的灵魂，有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
浅绛彩艺术：开启艺术瓷的个性时代
由于浅绛彩艺术摈弃了粉彩分工细、工艺强，以发样照描的工艺过程，从清咸丰年间兴盛以来，一度成为景德镇釉上彩的主要品种，它是由具有较高素养的文人亲力亲为，以绘画形式表现的陶瓷艺术门类。早期浅绛彩瓷画各家都是善在纸上挥毫泼墨的画家。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的新安派画家加入景德镇瓷艺界之后，他们把文人画的艺术特色、表现技法及审美旨趣带进瓷上彩绘，于是深化了艺术陶瓷的新文化语言，也为景德镇的文人画开辟了先河，改变了历代陶瓷没有艺术家、只是皇帝宫廷喜好意识和朝代年款的表现形式，使艺术陶瓷有了新的装饰语言，一度成为景德镇艺术陶瓷发展的高潮。
这批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俞子明、汪少棠等为代表的浅绛彩艺术名家，他们放情笔墨之中，展胸中丘壑、吐纸上烟云。其代表作中多以瓷板画作为多，瓷瓶略少，如程门咸丰五年(1855年)所画瓷板画《溪锁绿烟》，以简约恣纵之笔绘两岸青山，突出文人画之逸气，营造出“山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的意境。后期浅绛彩名家，有潘棠、王琦、汪野亭、王大凡等，他们有少许浅绛彩作品传世，主要是承接浅绛彩之先河，在新粉彩创作思路上对民国时期的文人画艺术陶瓷创作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然而浅绛彩在陶瓷工艺表现技法上的浅尝辄止，精于书画而忽略了画与瓷的有机结合。使得民国初年浅绛彩已渐哀微，至20世纪20年代已被新粉彩所取代。但是正由于浅绛彩文画派在陶瓷艺术上的表现，使瓷艺装饰逐渐走出了图案纹样的古老形式。落款钤印打破了工匠在瓷器上不画姓名的传统，开启了艺术陶瓷以个性艺术为主题的先锋。
珠山八友：从陶瓷装饰转向陶瓷绘画
进入民国时期，受文人画派浅绛彩的影响，一些陶瓷艺术家努力将宋元以来的中国画形式，借鉴和移植到瓷画中来，并加以创新，使景德镇的艺术陶瓷出现了新的面貌，1928年秋，由王琦、王大凡等人组织成“月圆会”，相约每月望月，月圆雅集珠山，以画会友，切磋画艺，称为“珠山八友”。王大凡在他的作品《珠山八友雅集图》上题诗云：“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翎毛山水梅兰竹、花卉鱼虫兽马人。画法唯宗南北派、作风不让东西邻。聊得此幅留鸿爪，只当吾侪自写真。”鲜明地表达了他们结社求变创新的宗旨。
他们的创新精神首先表现在继承了浅绛彩、文人瓷画家的审美旨趣，虽然他们对传统绘画各有不同，但艺术基调是相同的。他们不因袭守旧，作品能突现个人主体意识，显示个人艺术风格。如王琦作品题款中常常写到摹黄慎笔意，而他后来的人物画却能在黄慎的基础上自成一格；王大凡参酌吴友如、钱慧安的画法，却能自出机杼；刘雨岑到晚年仍孜孜不倦地研究任伯年的笔墨技巧。他们娴熟地运用粉彩材料，掌握瓷用油性特点，能在坚硬光滑的瓷胎釉面上，表现出绘画艺术的韵致。
另一方面，他们努力继承传统粉彩填色技艺，保持粉彩料色莹亮的风采，使之和谐地与绘画结合起来。高雅的绘画风格配合独特的粉彩填色工艺，形成珠山八友陶瓷艺术的新样式。他们以瓷作画、以画入瓷、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体现了这一时期的陶瓷艺术家们文人画的精神追求取向。珠山八友对传统瓷艺采取兼容并蓄的现实态度，将商品化与世俗化融为一体，由陶瓷装饰艺术转向陶瓷绘画艺术。
新时代：笔墨随时代而书
新中国时期，景德镇陶瓷艺术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陶瓷艺术文人气息的作品可谓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陶瓷绘画形式与工艺装饰手法并存，釉上、釉下各种工艺材质有机结合，融入人民的审美生活。
一件件具有时代气息的文人画陶瓷艺术作品面世，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陶瓷美术家王步、胡献雅、余文襄、汪以俊、龚耀庭、时幻影、毕渊明、赵惠民、王锡良、陈先水、傅尧笙等，他们以笔墨写心声，以造化制新图，创作题材更多是现实生活内容，如好风光、农家乐、军民情等，给文人画陶瓷艺术创作注入一股新鲜空气，他们创作手法多样，题材广泛，工笔写意兼容、诗书画印一体，造型多样；他们更注重的是观察生活、凝炼生活，如王步作品青花《田园绿波》绘青菜萝卜，以大写意的笔法和大面积的分水技法，浓淡层次分明，线条抑扬顿挫，其色因窑变意趣成天，画面左上竖题“田园风景绿茵波，铺叠窗前一望中，如此青春如此日，好将生意比东风”文人画的表现形式里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另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不少著名画家在访问景德镇时都在陶瓷上留下了他们墨迹，以瓷作画，如朱纪瞻、林凤眠、唐云、梅健鹰、祝大年等，他们的融入对于景德镇陶瓷文人画的创作起到了提高和推动作用。同时由于景德镇的陶瓷美术教育也进入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注重从基础美术的启蒙教育，并注重写生，为陶瓷美术创作培养了新的人才，增进了新的理念，使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在开发研究新工艺、新文化、表现形式，做好了准备，陶瓷艺术作品的文人画气息又融入了更多创作空间。
改革开放以后，新一代大专院校培养出来的艺术创作人才，不断开拓新的艺术领域，新的审美标准和文化取向引起了艺术内容与形式、煤质与风格的变化，加上绘画界那种活跃扩张的态势都不断撞击着景德镇陶瓷艺术创作思维。陶艺家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与特长，利用多种多样的工艺材质的特殊性和综合装饰手法，引发一派争奇斗艳的蓬勃生机，人们把借物言志的表现形式广泛用于陶瓷创作当中，融入“有我”的艺术境界，陶艺家用彩笔构筑起自己的家园。
新一代的陶艺家思路敏捷，表现手法奇妙多样，视野开阔，中国文人画的精神与文化内涵对陶瓷艺术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新的文化融入新的追求，每一件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陶瓷作品，都具备了丰富的文化底蕴。从中国文人画对陶瓷艺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感悟，只有更多地吸收其他众姊妹艺术的营养，才能积累丰富的文化素养，创作出更具文人气的陶瓷艺术作品。
康熙瓷器上的抽象画
中国陶瓷史是一部从原始走向精致，从盲目走向理性的历史。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器形越来越标准，纹饰越来越精细。但是，在这样的主流趋势下，也总有一些例外，它们追求的不是具象，而是抽象;它们面对的不是皇家，而是民间。唐代有绞釉，绚丽多彩，美轮美奂。宋代有兔毫、油滴、曜变天目，似乎揭示了生命的起源与宇宙的奥秘。元代是釉里红斑，刻意的点染，如火焰，又似鲜血。明代有洒蓝，似纷纷暮雪，万籁俱寂。而清代，康熙一朝的虎皮三彩，充满童真，稚拙中给人以简单的愉悦。
严格意义上讲属于素三彩的一种。素三彩，即使用黄、绿、紫三色，在瓷胎上作画，后二次低温烧造，独不用红色。红色由于颜色热烈，称为“荤色”，因此，此种工艺得名“素三彩”。
康熙虎皮三彩宫碗
口径较大，有18cm。敞口，直壁，弧腹，圈足。碗内、外皆点绘虎皮斑，黄、绿、紫、白四色交织，施彩不及底，如大雨淋墙，令人充满无限遐想。
明清景德镇窑的素三彩制品，充满了严谨的皇家气质。在明代，素三彩器以正德一朝最为有名，正德朝的素三彩器均为官窑器，以香炉、花盆为最多。晚明时期，素三彩很少烧制。康熙一朝，景德镇的制瓷业百废待兴，其素三彩器也独具特色。首次出现了在暗刻龙纹上绘有素三彩花果的装饰风格，并开创御窑黄地绿龙碗，为贵妃用器；绿色紫龙碗，为贵人用器。而就在素三彩的大家族中，出现了特立独行的虎皮三彩，此种工艺极少有官窑器，大多是民窑器。分别以黄、绿、紫三种笔触，交织着在器物内外壁上点斑点，斑点相互浸染，二次入窑后，一种流淌感最终定格下来。此种情趣为当时的民间所喜爱。
20世纪初，美国现代艺术大师波洛克以颜料随机泼洒、点染创造天价艺术品。其作品风格极像虎皮三彩的效果。康熙瓷器上的抽象画早西方几百年，但是，由于作者为工匠，而从未被留下姓名。虎皮三彩，是真正的抽象艺术美，它所体现的是古代艺术与现代艺术的交点。
康熙瓷器上的米芾山水画
历史上，米芾的山水画另辟蹊径，孤清人王世贞谓之“不过一端之学，半日之功耳”。“米氏云山”确是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语言方式，在山水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米芾提出的“寄兴游心”和“墨戏”的绘画美学思想，崇尚天真平淡的画风。
米芾山水之风格对宋代以后文人风格艺术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甚至于17世纪的康熙瓷上亦可见。
清康熙 青花仿米芾山水图棒槌瓶
这是一件用青花绘制，康熙时期景德镇画师绘制的仿米芾山水图棒槌瓶，此瓶盘口微敞，束颈折肩，直腹筒身，腹下渐收，器硕恢宏，奔放雄逸。圈足，底部折转处平修二层台，底心内书青花双圈花款。可视为米式云山风格绘画加诸其它艺术载体，创造的又一精品佳作。
其瓶施白釉凝似雪脂，用青色淡料墨戏犹如烟云变灭，逸趣高深；束颈摹墨竹图景，杆枝如弓，青叶如剑，折肩以下绘云山通景图卷，乃见瓶身青山迭出，云墨幻化，并点有屋舍数间，散染重墨树丛，疏落有致。观此山水图卷，远近山势重峦叠嶂。近景枯林高耸，林舍掩半，右设左依孤峰巨石，墨染苔地，高下参差；上起平式峰峦，间有茅亭云海，环接江面水岚，远浦归帆；远景左右青峰入云，缭绕寺阁，以简为贵，气意宁静。其三段式构图如北宋郭熙，而云山本法自赵宋二米，取之雅淡迷离，合以巨嶂气势，出若有无，青峰绝尘缥缈，意在笔先，惟不失天真烂漫之情。
器物装饰之艺术，在于二维平面之立体化。本瓶施绘者利用器物长方形器身与中国书画立轴画面相似特点进行创作，绘通景云山图，使之测视如观赏中堂，环视则有书画手卷展阅之效果，艺术趣味浓厚。
宋元以来米家山水尤为仕人所重，如明代董其昌著《画禅室随笔》云“米家山谓之士大夫画”，可见推崇。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即藏有一幅董其昌仿米芾山水手卷；另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高克恭作《云横秀岭》，亦见山岭笔墨多白云，近景水渚之茅舍，参染米家树点，笔法心意，与本品画意相近。
元 高克恭 《云横秀岭》 绢本着色，纵182.3厘米，横106.7厘米 台北故宫藏
米芾（1051—1108），初名黻，字元章，至元佑六年（1091）开始用芾名，自号海岳外史、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淮阴外史、净名庵主、溪堂、无碍居士等。世居太原，迁居襄阳，后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而卒，故《宋史》本传称吴人，徽宗时为书画博士，后任礼部员外郎，世称“米南宫”。
米芾绘画上的成就主要还是在山水画上。他不喜欢作危峰峻岭的北方山水，却情有独钟地作江南的山山水水。虽然他的画作已经看不到，但我们可以从其子米友仁的传世作品中领略到米氏云山独特的神韵。
米芾与米友仁父子所绘山水图，变态万层，多在晨晴晦雨间。清代郑绩著《梦幻居画学简明》，称米氏父子“雨点皴全用点法，宜于雨景也。”雨景之法始于米元章，故人皆称为米点。元章天性活泼，不入纤小，随意点缀，便成树林、山石，或浓或淡漠，乍密乍疏，模糊处笔墨之迹交融，明净处点渲之形俱化。一幅淋漓，不必楼台殿阁。若有若无，自有雨中春树万人家景象也。米家发源北苑，写山亦有轮廓，写树亦有夹叶，盖变北苑之披麻专取北苑之雨点，自成一家。今人不味米中奥旨，辄曰米画易学，殊为可惜。友仁画仍用雨点，但用笔稍细致，变大米而成小米，所谓雨点法即米家父子法也。
朱丽雅·柯蒂斯博士曾探讨过这种米家山水风格的康熙青花瓷，认为这是一小组在康熙早期刻意设计制作的卓越作品。这组山水瓷的意境、构图、笔触与皴染皆完全依照米芾原作精心制作而成，将复古与慕古的情怀从绢纸上转移至瓷面上，极富文人趣味与美学理想，应该属于高级的定制瓷，堪称17世纪文人瓷器的典范。
港佳士得拍清康熙青花米芾山水图棒槌瓶
除本件外，另有一例杰作，来自英国铁路退休基金会旧藏, 见2015年香港佳士得春拍，第3226号。清康熙帝以董其昌书法为宗，将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遂使董其昌书画风靡一时，这类器物皆即于此一时代背景下创作而生。香港佳士得拍卖曾于2004售出一幅康熙帝御笔仿董其昌山水，可见连带董其昌推崇的米家山水也成为17世纪由上至下的文人圈的重视，这一组精彩的米家山水样青花瓷的设计与制作，正是在这个独特的文化背景下诞生的。
新彩杂谈之瓷上肖像画
瓷上肖像画
瓷上肖像画，俗称“瓷像”、“瓷板画”，大约在光绪年间，先自德国后自日本输入的“洋彩”亦称“新彩”，开始在景德镇盛行，颜色极为丰富，其中部分红色系列的颜色中含有黄金。新彩的特点是，绘画程序比较简单，表现力较强，可以任意画出浓淡层次，并可随意调配颜色，在画完烧过之后，还可以反复罩色，多次回炉烧制。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洋彩，瓷上肖像画才开始萌芽。
瓷上肖像画大约创始在上个世纪末，距今约有百余年的历史，创始人应为邓碧珊（1874—1930年）珠山八友之一，由于有文化，又在书法方面有相当的修养，在景德镇颇受绘瓷艺人尊敬。据说在景德镇最早用九宫格画瓷像的即是邓碧珊。20世纪初年，使瓷上肖像画达到相当的艺术水准，并产生较大影响的画家当属王琦（1884—1937年）号碧珍，别号陶迷道人。斋名陶陶斋。江西新建人，师从邓碧珊学习瓷上肖像画，并以钱惠安的仕女画为蓝本彩绘瓷器。由于有较好的造型能力，其肖像画深受各界欢迎。1916年，浮梁知事程安曾题“神乎技矣”之匾额悬挂于王琦画室，使其声名大噪，王琦中年改画写意人物用笔挥洒奔放，很有黄慎风格，他的人物画头部多衬以明暗，显然受到西洋画法的影响，故景德镇艺人称王琦派的瓷上人物谓之“西画头子”（借用西洋画法绘的头像部分）。自王琦之后直到现代，景德镇画瓷上肖像画的艺人较多，其中卓有成就者当首推吴康，章鉴、章文超等人，南昌肖像画则以杨厚兴、冯杰师徒为代表。
吴康是现代陶瓷肖像画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吴康（1914—1991年）名季铭，安徽泾县人。13岁拜邓碧珊为师，学画瓷像，成功地试制出彩色肖像画，并创作和移植了许多经典的肖像画和西洋画，深受收藏界和同行的赞誉，1959年被景德镇市人民政府首批授予陶瓷美术家称号。
瓷上肖像画的绘画过程时间较长，且受油料特性的约束，同时依据素材，通常是照片，照片往往是对肖像进行艺术加工再创作唯一可见的根据，是高品位肖像艺术的产生的基础。但一幅好的肖像画作品应该能够更深刻、更典型、更完美地表现所绘人物的精神风貌及内心世界，那就不仅是形似，更要追求神似，所以中国古人称肖像画为“传神”。
一幅绘画作品的优劣当以最终的艺术效果来评定，为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应该广泛利用，不但照相机可以利用，甚至连投影机、复印机、电脑等。只要运用得当，可以更快，更准确地达到目的，就都可以利用。美国当代著名铅笔画家保罗•加利曾说过：“多年来，画家常在工作中使用照相技术其效果有好也有不好，美术界对某些事件也颇有微词，然而我们知道许多画家如托马斯•埃金斯、塞尚、德加、劳特累克、毕加索和麦恩等。在他们的工作中，多多少少都利用到照相术而且前美国的照相写实主义画派更相当注重描绘照相透明度的投影画法，因而人们开始对利用照相技术的画家们做一重新的评价——明确照片的利用是一项重要的部分。但盲目地模仿照片而未加减任何东西或是不去解释它，对我而言都是白费力气。”所以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绘画过程中是否应该利用照片，而是在照片的基础上是否增减了什么东西，即在照片的基础上作了多少艺术处理。
黄苗子先生也曾说过：“照相馆逐渐代替了千百年传统的画像行业，这是近代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摄影机取代了传神（画像）的实用性方面，却没有，并是不可能取代它的艺术性这一面。”当然这就必须要求画家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较深的绘画功力，才能画出好的作品，从而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欣赏。
瓷器上奇特的字符
一种以黑釉点或黑釉点缀成梅花形的纹饰，频频出现在瓷器的内底和器壁上，让人感觉甚为特殊和奇特，成为文博界和古玩界难以解释的疑团。
在宁夏海原县西夏遗址出土的黑釉点饰的黑釉瓷碟上即可见到这种奇特的图形。
这只瓷碟口径１４．１厘米，高３，６厘米，足径５．５厘米；施黑釉，圈足与碟内底中心部位不施釉，露米黄胎，碟内底中心用黑釉点缀四点梅花纹饰。
另有在宁夏海原县西夏遗址出土的黑釉点饰白釉瓷碟。
这只瓷碟口径１５厘米，高３．３厘米，足径６．９厘米；施白釉，碟内底中心不同于前者的是用黑釉点缀五点梅花纹饰，外有黑釉划的双线圈；碟壁同样有黑釉点缀的五点梅花纹饰三组等距分布，边缘再用黑釉单线圈饰。
再有在宁夏海原县城一农户修建房屋挖掘地基时出土的阿拉伯文黑釉碗，当时盛装在一件灰陶罐内，陶罐已被挖碎，并伤及此碗的足部；此碗口径１４．２厘米，足径５厘米，高５．６厘米；碗施黑釉，圈足与碗内底中心部位不施釉，露米黄胎，碗内底中心用黑釉点缀成五点梅花纹饰。
并用朱砂以碗底为中心旋转书写阿拉伯文字的“泰斯米”和求吉语，即“比斯米拉嘿，亨拉赫玛、尼勒嘿米”。根据经学家的解释，前者指安拉在今世对万事万物，广施恩惠，后者则指安拉在后世仅施恩于穆斯林中的信仰坚定者和行善者，故全句旧译为：“奉普慈今世，独慈后世的真主的尊名”。故此当为西夏时期回族先民用于镇宅避邪之物。至于在碗内用朱砂书写“泰斯米”的求吉语，然后埋入地下，则是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但也不难看出此碗为回族先民的用器。
黑釉点点饰在瓷器上，是作为一种装饰吗﹖黑釉点饰能够代表着什么吉祥的意义呢﹖目前尚无资料作出解释，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阿拉伯书法艺术》宁夏人民出版杜 一书中，见到了这种点饰的字符，正是阿拉伯文字最古老的一种书写体“赛本德体”。
也正是阿拉伯文字母中第十八个字母。因为只有一个阿文字符，故释意有很多种，如：“阿布杜拉”，“阿里”，“制造者”、“手艺人”“纪念节日”等等。
笔者以为有两种解释比较合理：
１是作坊主或工匠的标记。在出土的耀州窑青瓷碗内中心，有时会出现“刘”、“王”阳文或阴文印字。在冯先铭先生的《古陶瓷鉴真》一书第１５０页提及到临汝窑瓷器的主要特征时说：“团菊纹也较多，大体也分两种：一种团菊中心无花蕊，一种团菊纹中心为一圆圈，内印阳文‘童’，或阴文‘吴’字，这表明是作坊主或工匠的标记。”由此可知，阿文字母的出现，可能受其影响，也是作坊主或工匠阿布杜拉上帝的仆人 “阿”姓氏的简写，也足可说明，在宋、夏瓷窑内，有阿拉伯投资商或制瓷工匠参与制造中国瓷器的可能性很大。２ 是纪念节日或过节日专用瓷的标记，在这个阿文字母的词组中，还有“纪念节日”一词。关于节日，回族有两大节日，即开斋节、古尔邦节。但纪念“古尔邦节”或作为“古尔邦”节专用瓷器是比较合理的，是因为“古尔邦”有“献祭”、“献牲”之意，中国回族又称“忠孝节”，时间是回历１２月１０日。
古尔邦节的宰牲，起源于古代先知易卜拉欣的传说，易卜拉欣独尊安拉并无比忠诚，他常以大量牛、羊、骆驼作为牺牲献礼，人们对他无私的虔诚行为大惑不解。易卜拉欣当众郑重表示，倘若安拉降示命令，即使以爱子伊斯玛仪做牺性，他也决不痛惜。安拉为了考验易卜拉欣的忠诚，几次在梦境中默示他履行诺言，于是他先向爱子伊斯玛仪说明原委，并带他去麦加城米纳山谷，准备宰爱子以示对安拉忠诚。途中，恶魔易卜劣厮几次出现，教唆伊斯玛仪抗命逃走，但伊斯玛仪拒绝魔鬼的诱惑，愤怒地抓起石块击向恶魔，最后顺从地躺在地上，遵从主命和其父的善举，正当易卜拉欣举刀时，天使吉卜利勒奉安拉之命降临，送来一只黑头羝羊以代替牺牲，安拉并默示：“易卜拉欣啊你确已证实那个梦了。我必定要这样报酬行善的人们。这确是明显的考验”《古兰经》３７：１０４～１０６ 。为纪念这一事件和感谢真主，先知穆罕默德继承了这一传统，列为朝觐功课仪之一，教法规定：经济条件宽裕的穆斯林，每年都要奉行宰牲礼仪。朝觐者在１２月１０日举行宰牲，其他各地的穆斯林自１０—１２日，期限为３天。超逾期限，宰牲无效。穆罕默德在麦加传播伊斯教时，真主降示：“我确已赐你多福，故你应当为你的主而礼拜，并宰牺牲”《古兰经》１０８：ｌ—２ 。穆罕默德顺从主命，效仿易卜拉欣宰牲献祭，于伊斯教历２年６３３年 １２月１０日定制会礼，即今宰牲节。
宰牲节主要仪式有：①会礼，会聚于中心寺或郊野，举行盛大的会礼仪和庆祝活动。世界各地穆斯林，每年逢此日，戒食半日，待会礼后进食。②朝觐者于１２月１０日晨射石并举行会礼后，在麦加附近的米纳山谷宰牲，各地穆斯林于节日前备牲，所宰之牲必须健壮完美，牲为骆驼、牛、羊三种，大户用驼，中户用牛，小户用羊，无力宰牲者免。羊为１人１只，牛为７人１头，驼同于牛。宰牲肉分为三份，一份留为自用，一份馈赠亲友，一份施散穷人。宰牲时必须高念“泰克比尔”即真主至大 ，宰牲方为有效。教法定为“穆斯泰哈布”即可嘉圣行 。中国新疆地区突厥语系及其他语种的各族穆斯林特别重视此节日。是日皆盛装参加会礼，宰牲宴请亲友、宾客，并与前来祝贺节日的其他各族人民一起，举行丰富多采的文艺联欢，欢庆歌舞延续数日；通用汉语的穆斯林，是日盛装赴寺会礼，家中薰香，有条件者宰牲宴请亲友，游坟诵经，缅怀先人。
根据资料，我们知道公元七世纪初以前，处于游牧杜会的阿拉伯人没有统一的语言，没有定型的书法。各地有各地的书法，如希赖书法、安巴尔书法、麦加书法、麦地那书法、希贾兹书法、赛本德体书法等。尽管书法名称各异，实质上并无大的区别。到阿拔斯时期７５０—１２５８ ，国力强盛，巴士拉、库法、巴格达、开罗、伊斯坦布尔等文化中心纷纷出现，文人墨客互相交流，彼此竞技，促使阿拉伯书法有了更大的发展，也有了比较统一的书体。这种赛本德体的古阿拉伯文字被阿拉伯人发明后，有的被继承，有的被废弃了，有的被改变了。而在中国因早有阿拉伯人入居，这种最古老最朴实的阿拉伯字母经数百年后仍在中国回族先民中还流行着，也充分表明了中阿文化交流在中国早已根深蒂固。
明清瓷器上的纹饰
明清瓷器的纹饰中，常有故事题材或寓意题材，有些题材耳熟能详，有些却鲜为人知。这些瓷画题材越来越受到陶瓷学者和收藏家们的关注，成为研究的重要课题。今日将一些题材尝作浅析，以期引玉，与诸家交流。
青花象纹笔筒
明崇祯年间 1634-1643年，高 19。5厘米 口径 19厘米 足径 18厘米，巴特勒家族藏。
笔筒的绘画具有典型的转变高峰期风格：以一簇簇V型符号表示草地，多层次的山石，也有常见芭蕉和松树。具备这些特征并带有纪年的器物，制作于1634-1643年间。
笔筒器身所绘为大象洗浴的仪式称为“扫象”，流行于明代晚期，象征净化心灵之意。
苏武李陵故事明崇祯年间 1635-1640年，高 30厘米 足径12。5厘米，巴特勒家族藏。器腹绘汉李陵和苏武会面的场景。李陵是汉代一名年轻有为的将军，在征讨匈奴的战役中因寡不敌众被俘。武帝将其全家抄斩。李陵因而不愿返汉。后武帝遣苏武出使匈奴，却为单于所拘。单于以李陵作说客劝降苏武，十八年后方获释。画面所表现正是苏武和李陵第二次会面的场景，李陵对苏武的忠贞不渝表示敬意，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亏于心。
明末遭受满人的侵袭，盖罐的故事反映了对明廷忠心不二的政治意愿。
布袋和尚故事
明崇祯 1628-1644年，高 20。8厘米 口径 17。3厘米 足径 11。3厘米，上海博物馆藏。器外青花画面应为布袋和尚，周围有六童子。或拉念珠，或爬上他肩头挠耳，或拉他衣服。另外一只鞋被穿走了，禅杖也被抗走了。面对这帮淘气的小顽童，和尚不气不恼，依然乐呵呵。这是布袋和尚的本色和可爱之处。
据文献记载，布袋和尚为五代梁时明州奉化（今属浙江）人，名契此，号长汀子。传说常以仗挑一布袋入市，见物即乞，出语无定，随处寝卧，形如疯癫。后梁贞明三年（917年），端坐岳林寺磐石，说偈曰：弥勒真弥勒，分文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遂入灭。后现于他州亦负布袋而行。长期以来，有关布袋的绘画作品时有发现，明末和以后清代景德镇瓷器上，这样的题材屡见.
竹林七贤故事
明崇祯 1628-1644年，高21。1厘米 口径 18厘米 足径 17。2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伯夷叔齐故事
青花伯夷叔齐故事图笔筒
明崇祯 1628-1644年，高21。9厘米 口径 18。4厘米 底径16。8厘米，上海博物馆藏。直身，平底 青花山水人物展现了山水掩映下的城墙外，两名平民打扮的人物，正向由武士和侍女簇拥的帝王装束的骑马者拱手致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拱手者为伯夷和叔齐，帝王装束者为周武王。
青花丙吉问牛故事缸
明崇祯 168-1644年，高16。6厘米 口径：21。1厘米 足径：10。7厘米，上海博物馆藏。外壁绘青花山水人物图。在湖光山色的景致映衬下，一名农夫手牵一头水牛，面对一位朝廷官员，官员身后有执旗幡和扇，牵马，捧物的三名侍从，此图为丙吉问牛的故事。
文王求贤故事
五彩文王求贤故事图盖罐
明崇祯年间 1640-1643年，高：19厘米 口径：17厘米，巴特勒家族收藏。器身绘画采用红、绿、黄、紫、松石绿以及黑色多种彩料，表现周文王访求姜太公的故事。罐盖绘八婴游戏图。其中一个在放风筝。盖与器身多处以淡松石绿色敷彩，使此罐更显珍贵。
二仙故事图碟
明崇祯年间：1640-1643年，高：5厘米 口径：21厘米 足径：8。5厘米，巴特勒家族收藏。碟胎体厚重，弧壁。口沿涂有一周酱釉。圈足无釉粘砂，底施釉。碟内以红彩，两种不同色调的绿彩，以及黑彩描绘了八仙中的铁拐李和蓝彩和。背景为山水图，二仙衣服飘扬，一小鬼从李铁拐的葫芦里冒出来。二仙所走的地面淡施红彩，使画面显得非常写实。此外，画中可见多层次的岩石和V字形草地。具有明显转变高峰期的特征。
五彩海水龙纹盘
明崇祯七年（甲戊）1634年，高：5。6厘米 口径：26。3厘米 足径：16。2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敞口，深圈足。足外端内敛。器内画五彩文饰两组内心为云龙纹，内壁一圈饰海水，有对称礁石松树四处。外壁绘赶珠龙两条。五彩用彩浓重，手感十分明显。底心釉下有青花双圈款，内书“甲戊春孟赵府造用”。
明太祖朱元璋在立国之后，曾分封了许多子孙为王。此盘应为末代赵王朱慈瀚定烧作品。在明代许多王府用祭器都是由朝廷提供。如宣德时期，皇家曾为赵王府定造磁州窑瓷器。在崇祯7年五彩海水龙纹盘上，再次出现与赵王府有关的瓷器内容，这在瓷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事情。因为许多王府用瓷都没有年款。
严格地说，此盘具有明代官窑风格。五彩彩料与明代晚期万历时期的官窑五彩器十分相似，绘画风格也十分接近。只是制作水平稍显粗糙。龙纹也显得苍老，似乎预示着明朝的衰弱。
青花钱塘梦故事盘
明崇祯 1628-1644年，高：6。5厘米 口径：33。3厘米 底径：19。2厘米，上海博物馆藏。盘所描绘的是苏小小和司马才仲的离奇爱情故事。
司马仲才为北宋时期文人，曾在苏东坡的举荐下，于秦观幕为官。年轻时在洛阳曾经梦见一美人擎帏而歌，问其名曰：西陵苏小小也。问歌何曲？曰：《黄金缕》。苏小小是南齐时期钱塘的名妓，貌绝青楼，才空士类，当时莫不艳称。后红颜薄命早卒，被葬于西泠之畔。但以后人们却常见苏小小出现在西湖边。若干年后，司马仲才前往杭州西湖苏小小墓前拜谒。当天夜晚，梦见苏小小，并与之相爱。三年之后，司马仲才死于杭州并葬于苏小小墓侧。这是一个超越了时空，地域的爱情故事，两者时间上相隔百年，在人鬼之间产生了凄美委婉的爱情，惊天地而泣鬼神。
蟾宫折桂
4111 清康熙 青花蟾宫折桂图罐一对
4346 清顺治 青花五彩蟾宫折桂图将军罐一对
蟾宫折桂寓意登科及第，此两对拍品画面构图相似，蟾宫之中，嫦娥及侍女正将手中桂枝给予青云直上的三名书生。
相传月中有蟾，故名“蟾宫”。《淮南子》中记载“羿妻姮娥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折桂”最早用来形容出众的人才，《晋书·郤诜传》中记载“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如何？’诜对曰：‘臣鉴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至唐代由于科举盛行，又因相传蟾宫中有桂树，逐渐将“蟾宫折桂”一词用来比喻登科及第。
和合二仙
4121清雍正 青花加彩和合二仙摇钱树图观音瓶
和合二仙是中国民间神话中主婚姻和谐的神仙，常以蓬头笑面形象出现，手持荷花和圆盒，寓意和合美满，因寓意美好，深受喜爱。本品以通景绘和合二仙立于巨大摇钱树之下，具有和谐美满、财源广进的双重寓意。
关于和合二仙的传说有不同版本：一说唐代高僧寒山和拾得，二人情同手足，至雍正时封寒山为“和圣”、拾得为“合圣”，和合二仙由此扬名；一说唐代僧人“万回”，一日往返万里带回远方兄长的家书，亦称“和合”。
桃花源记
4322 清雍正 粉彩人物纹盘口琵琶尊
本品画面中，一男子居于左侧，身旁有船桨。与之对立四人，其中一高士呈迎接姿态，老妪侧坐，身后女子正在与小童玩耍，一派安宁和乐景象。四人身后洞石旁更有一株桃花，为确定故事主题提供重要线索，即为《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为东晋陶渊明代表作，为《桃花源诗》序言，借武陵渔人（本品画面中男子即为武陵渔人，身侧船桨为身份标识）行踪，引出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将现实与理想联系起来。画面中高士或为作者陶渊明，身后老小共享天伦，体现出桃花源中和谐美满的生活状态，表达出《桃花源记》中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麻姑献寿
4355 清光绪 洒蓝釉描金麻姑献寿图观音瓶
本品以洒蓝地描金技法绘制麻姑献寿图，金彩保存较好，颇为难得。
麻姑献寿是非常常见的瓷器装饰纹样，因其寓意美好，故而备受喜爱。葛洪《神仙传·麻姑传》中有关于麻姑的记载，麻姑应东汉时仙人方平之召唤，降于蔡经家，自称见过东海三次桑田变化，故而由此以麻姑比喻高寿。另外，还有西王母寿辰时其于绛珠河边以灵芝酿酒祝寿的故事，故有麻姑献寿之谓。
羲之爱鹅
4072 清康熙 青花淡描羲之爱鹅图高足杯
本品以淡描之法绘高士端坐，相向一童子捧鹅前行，画面简洁明快，寥寥数笔便描绘出一幅羲之爱鹅图。
众所周知，书圣王羲之尤爱鹅，据说其精研书法体势，得益于鹅之体势。而其爱鹅之事广为流传，是因为他曾给一位山阴道士书《黄庭经》后“笼鹅而归”。而“羲之爱鹅”属于“四爱”之一，关于“四爱”之说有多种不同说法，主流者有两种，其一为“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林逋爱梅、黄庭坚爱兰”；其二为“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苏东坡爱砚、米芾爱石”。
伯夷叔齐
4082 明崇祯 青花伯夷叔齐人物故事图大笔筒
本品画面中心二人着长袍，跪地拱手致意，应为伯夷与叔齐，相对一年轻者骑于高头大马上，意气风发，是为周武王，旁一老者亦骑于马上，伸手点指，似与武王交谈，是为姜子牙。
伯夷叔齐叩谏周武王的故事，据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后人多颂扬伯夷、叔齐为忠烈之士。伯夷叔齐的故事也是瓷器上常见的装饰纹样，这与《封神演义》在此时之流传甚广也不无关系。同时伯夷叔齐这种具有“殉节”精神的故事，在明末清初这个改朝换代的时期流行，也颇为值得玩味。清籁阁藏《封神演义》中便有一幅伯夷叔齐叩谏周武王的版画，可引而对读。
清籁阁藏《封神演义》伯夷叔齐图
饮中八仙
饮中八仙指唐代嗜酒好仙的八位文豪，即贺知章、汝阳王、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和焦遂，杜甫为八人作《饮中八仙歌》，广为流传。瓷器中常以饮中八仙为题材，将不同人物特点跃然器上，别有风趣。
4311 明崇祯 青花饮中八仙图围棋罐
本品所描绘场景为二人对饮，一人举杯进饮，而对坐之人早已不胜酒力，昏睡过去。画面所呈现的是酒仙的豪放姿态，对照《饮中八仙歌》中，或为描述李适之一段“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木兰秋狝
4317 清雍正 粉彩木兰秋狝图大盘
通过本品画面中的大帐、旌旗、侍卫和马上男子手上的猎鹰，可以判断此图为围猎场景。画面中人物均着清装，由此可进一步判断应为木兰秋狝的场景。
木兰秋狝，是清代皇室权贵秋季围猎的盛事，木兰为满语，意为猎鹿。古时四季围猎均有不同称谓，春日称搜、夏日称苗、秋日称狝、冬日称狩。而猎鹿一般在每年的七、八月间进行，故称“秋狝”。为了举行“木兰秋狝”，清政府还专门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卓索图盟、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蒙古四旗的接壤处设置了木兰围场。
竹林七贤
4441 清康熙 青花竹林七贤图盘一对
竹林七贤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这七人因生活上不拘礼法，追求清静无为，被道教隐宗妙真道奉为宗师。竹林七贤也是康熙时期较为常见的瓷器装饰纹饰。
耕织图
4446 清康熙 青花耕织图之择茧图大碗
《耕织图》是我国古代为劝课农桑，采用绘图的形式详细记录耕作与蚕织过程的系列图谱，最早由南宋绍兴年间画家楼俦所作，此后受到历代皇帝的推崇。清康熙帝南巡时见到《耕织图》后，感慨于耕织劳作之苦，传命内廷供奉焦秉贞在楼氏基础上，重绘《御制耕织全图》，并亲撰序文，于每图上亲笔题写七言诗，首开清代皇帝亲颁《耕织图》的先河。康熙《御制耕织全图》共计有耕图和织图各23幅，本品所绘择茧图为织图第十一图，焦秉贞所绘之图与器上所绘十分相似，可资比较。
《御制耕织全图》·织图·择茧图
西厢记
众所周知，《西厢记》是一部受众很广的戏曲，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元人王实甫撰，也是明清瓷器上常见的装饰纹样，而且每一折均深入人心，所表现的故事情节清晰明了。
“墙角听吟”
4293 清康熙 青花西厢记人物故事图盘
这一折所描绘故事为莺莺与张生隔墙对吟，互诉情愫。张生所吟为“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喧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小姐闻声动情，对吟“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二人以诗传情，传为佳话。成书清代的《绣像西厢时艺》中有这一幕的版画，场景相似，可资比较。
《绣像西厢时艺》墙角听吟图
“长亭送别”
4297 清康熙 青花西厢记人物故事图折沿大盘
这一折讲述张生为了使得老夫人同意其与莺莺成婚，进京赶考前，莺莺于长亭为其送别的场景。二人依依惜别，又有对吟“弃掷今何在，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人生长远别，孰与最关亲。不遇知音者，谁怜长叹人。”所吟诗句与二人月下传情之诗句颇有前后呼应之意，情浓意重。
《绣像西厢时艺》长亭送别图
玉簪记
4306 清顺治 青花玉簪记人物诗文笔筒
本品描绘画面为一男一女，二人月下佳期，画面简洁，背题诗曰“松舍青灯闪闪，云堂钟鼓沉沉。黄昏独自展孤衾，欲睡先愁不稳。一念静中思动，遍身欲火难禁。强将津唾凡心，无奈凡心转盛。”
《玉簪记》为明代戏曲作家、藏书家高濂所作，被誉为传统十大喜剧之一，脱胎于关汉卿《萱草堂玉簪记》。故事描述了开封府丞之女陈娇莲为避靖康之乱，于金陵城外女贞观皈依为尼，法名妙常。书生潘必正落第后不愿还乡，因其姑母为女贞观主，故寄寓观中。二人在相处中冲破礼教和佛法，终结连理的故事。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我国最为耳熟能详的古典文学作品。作者罗贯中以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这百余年为时间背景，以描写了魏、蜀、吴三个势力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上演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同时也反映了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
“二乔并读”
4321 清雍正 粉彩二乔并读人物故事图盘口瓶
本品画面中描绘两名妙龄少女，共坐同榻，共读一书，是为颇为常见的瓷器装饰题材——二乔并读。
二乔指东汉末年乔玄的两个女儿大乔和小乔，《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记载“时得乔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大小二乔常以并读形象出现，历代也有不少诗篇赞颂江东二乔，如明人高启有《过二乔宅》中提到“二乔虽嫁犹知节，日共诗书自怡悦。”便是描述二乔并读的场景。
“三英战吕布”
4342 明崇祯 青花三国演义之三英战吕布人物故事图花觚
本品所描绘画面中吕布在前，策马飞奔，手持方天画戟，且走且战，身后刘关张三人各持兵器，驱马追赶，是为广为流传的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的故事情节。
三英战吕布的情节出自《三国演义》第五回“发矫诏诸镇应曹公破关兵三英战吕布”，曹操联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上将吕布一连打败众将之后，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在虎牢关与吕布大战的故事。
除了上述外，还有一些作品题材未能辨识，现也一一奉上，供大家一同研究探讨。
青花人物故事笔筒
明崇祯 1628-1644年，高19.9厘米 足径: 18.5厘米，上海博物馆藏，各位研究研究是什么故事吧。
青花人物故事笔筒
明崇祯 1628-1644年，高 17。2里面 口径：10。4厘米 足径：10。1厘米，上海博物馆藏。笔筒细长，直身，平底。底微内凹。底部露胎。有放射状跳刀痕。内外器白中闪青的釉色，器外上下花朵纹，水波纹暗花边饰，均显示出明确的崇祯产品特征，各位研究研究是什么故事吧。
4359 清晚期 粉彩人物纹瓶
画面绘亭台楼阁，三男子于高楼上向下望，楼下多位女子策马扬鞭，娇柔与英武之气并存，颇具特色。
4360 清光绪 五彩人物纹罐
画面以五彩绘制，内室二人掩面而泣，其中一人正欲自缢，外厅则有一和尚模样者意欲拦阻。画面内容颇为少见，应为某长篇故事一折。
4362 清中期 五彩人物纹大盘
画面以河岸为场景，三位高士立于岸边，几位随侍正手持长钩，营救一落水之人，河里一仕女怀抱婴儿作于木盆之中，几只喜鹊正奋力抓住盆边使其不沉。画面人物众多，内容颇为奇特复杂。
4363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 碧珊绘粉彩人物纹铺首尊
作品一侧录唐代诗人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一首“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馀钟磬音。”“同治甲戌（1874年）季冬下浣劳欣碧珊”款、钤印“碧珊”。画面内容分为两部分，一侧绘一高士端坐于车上，前有人拱手作揖；另一侧一将军骑于马上，前有数人屈膝跪拜。整个画面绘制颇为细腻，人物数量众多，且生动形象，但故事内容似乎与诗文并无关联，颇为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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