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的造型。
早期越窑瓷器造型分为三种类型：１、形象类动物塑造
器物外形基本完整，在器表的显著位置，象征性地附加或堆塑动物形象，作为装饰，通过艺术处理，以达到比喻和联想的效果。
鹰形双耳盘口壶，是象形类青瓷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在盘口壶的肩部堆塑鹰首，壶下腹部堆塑贴两只鹰爪，肩部左右各置一耳，耳下线刻硕大的圆形羽翼。鹰形的表现简练，整体感较强，而且含蓄，借助器腹的浑圆饱满，概括地、形象地衬托出威严和矜持。
青瓷猛兽尊，是一件造型奇特，制作精细的制品。腹壁堆塑神兽，双眼突出，口内含珠，形态狰狞。
这一时期，形象类早期越窑中比较有特点的，还有一种器型是鸡头（首）壶（或羊首、虎首壶），它是由盘口壶逐渐演变而来的，到了东晋以后，除了在壶的肩部贴塑引颈高冠的鸡头，后部龙头把手，造型优美而匀称。
２、拟形类动物塑造
器物主体模拟一个完整的动物形象。这是浙东早期越窑青瓷造型中最具特色的形式，它在器形上设计别具匠心，对表现对象的观察细致而且敏锐，能够抓住动物造型的基本特征，在胎体捏塑、施釉和烧制水平上都有较高的要求。由于器型生动活泼，外观引人注目，有许多令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的精品为我们所熟悉。
青瓷羊尊，吴墓出土，一直被视为早期越窑青瓷艺术品的代表作。整个器形被塑成一只温驯可爱的羊，它四蹄卧地，浑圆的身体很舒服地蜷作一团，造型稳重。加之釉色均匀，晶莹、典雅，使观者无不为之流连驻足。
青瓷熊形烛台，造型准确，生动传神，是一件非常精致的小型青瓷雕塑佳作。
拟形类器物数量多、变化丰富的是青瓷文房用具和日常生活用具，如各式青瓷水注、灶台、插座和虎子等。它们大多体积不大，被设计成狮、虎、熊、牛、羊、兔、蛙等各类动物形象，其中不乏立意新颖、装饰性强、制作精美的好作品。1972年江苏丹阳出土的，玲珑可爱的西晋青瓷狮形水注和活龙活现的西晋蛙形水注等，表现了拟形类器物，造型的不同手法和风格。
３、装饰类动物塑造
器物的顶部、肩部、盖钮或其他相关位置，用个体或组合的动物形象作为装饰，体现设计者的艺术构思和制作工艺水平。这类动物造型，比较写实与器形的巧妙结合，创造出使人印象深刻，甚至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甘露元年铭青瓷熊灯，盏盘下的中心支柱被塑成穿着衣服的小熊，双臂抱头，形象生动，逗人喜爱。熊形柱与器身浑然一体，平稳自然。
西晋元康七年（297）墓出土的青瓷飞鸟香熏，器物造型特点简明，透雕球形香笼结构简洁，风格明快，而点睛之笔，则是香笼顶部的飞鸟形钮。小鸟的造型简练生动，振翅欲飞，使整个器物造型，有着动与静的对比变化。
青瓷带盖四耳盂，盖钮被巧妙地捏塑成两只抵喙相戏的雏鸟，由于捏塑技巧熟练，表现恰如其份，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雏鸟肢体的柔嫩和童稚的可爱。装饰类动物造型的青瓷器，时代特征和地区特点都很明显，早期越窑中青瓷人物堆塑罐（谷仓罐），它集捏塑、堆贴和雕刻等技法于一体，即使造型和装饰相当繁复，也不显得杂乱，整体感受比较好，体现了当时青瓷造型和制作工艺所达到的高超水平。人物堆塑罐的动物形象，大都是现实生活中工匠所熟悉的，所以多数很真实，颇有情趣。
综观浙东早期越窑青瓷，各个历史时期器物的纹样发展、演变序列，前后关系是一脉相承的。从东汉晚期至南朝，是我国青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浙东早期越窑青瓷的发展与成熟，使制瓷技术，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辐射性的传播，为早期越窑青瓷系的扩大及唐宋越窑的空前繁荣，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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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早期越窑青瓷
目前很大一部分古陶瓷研究者，把越窑的产生、发展、鼎盛到衰落的时代，定在东汉晚期到北宋晚期，就空间地域大多认为，在现浙江省的宁波、绍兴地域为主。
从考古学角度审视古陶瓷的研究，我从地层学和制品类型学(标型学)两方面着手，提出浙东青瓷发展的历史，是先越窑、早期越窑、越窑三个阶段。
早期越窑窑场，主要分布在绍兴、宁波一带，烧造时间长达五百余年。大量的古窑址遗存表明：
第一、早期越窑由原始瓷发展而来，或称为早期越窑从先越窑发展而来。即：陶与原始瓷(先越窑)合烧一专烧原始瓷一原始瓷与成熟瓷合烧一成熟瓷器发展成单一的瓷窑。
第二、时代跨度。东汉晚期，早期越窑产生与成熟：东吴时，早期越窑获得了大发展，不但窑址数量增加，而且质量不断提高；西晋时，早期越窑达到了繁荣鼎盛，这时作坊不但成倍增加，而且生产的制品多样，釉色大为改善。尤其是随葬的冥器，造型奇特，品种多样，东晋时，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动荡等历史原因，早期越窑生产停滞。这时不但作坊大幅度缩减，而且制品中冥器绝迹，生活用具品种亦大为减少；南朝与隋代，早期越窑处于低谷时期，不仅窑数量寥寥，而且制品种类不多。
从宁波、绍兴地区发现的近60处的东汉窑址，说明宁绍地区，是烧造成熟瓷器的主要生产中心，也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和世界烧造瓷器的发祥地。
东吴窑址，主要集中在上虞曹娥江中游的丘陵地区，目前已发现窑址30余处，是浙东这一时期主要生产中心。
西晋时期，上虞发现瓷窑60余处，是浙东的中心产区。
东晋南朝窑址与吴、西晋时期相比，出现大幅度的缩减。当时上虞曹娥江中游两岸，保存的东晋、南朝瓷窑址10余处。东晋窑址在慈溪上林湖的古银锭湖一地，发现8处。南朝窑址，除宁波市江i匕区云湖窑有一定规模外，在上林湖鳖裙山、小姑岭和萧山的戴村上董均有发现。
早期越窑窑具上的铭文，分别分布于慈溪、鄞县、上虞、余姚等县市。典型的有：慈溪市上林湖黄鳝山，东汉晚期的筒形垫具上书写“徐师有”。上林湖的周家岙，东汉晚期Y78三足支具上，书有“大”和“吉”。上虞大善村，东吴窑Y16的三足支具上，书“宣”。横塘南朝窑址的垫饼底部书“贾”。鄞县东钱湖玉缸山，东汉晚期的三足支具上，书“王”。余姚市马步龙三国西晋窑址中，三足支具上书“安”。陈家岙三足支具上书“朱”等。这些主要是姓氏、姓名两类。
早期越窑的胎
浙东地区所产的瓷石原料是一种含石英一高岭一绢云母类的花岗岩类凤化后的矿物。它具有制造瓷胎所必须的石英、高岭、绢云母等3种基本旷物成分，可以用它做成瓷器的胎体。从上虞早期瓷器胎的化学分析得知，坯土中氧化硅的含量很高，氧化铝的含量较低，在15.65-18.06%之间。氧化铝的含量低，使瓷器容易发生变形现象，加上这时期的碗、盏、盘采用选烧法，胎体的底部都要承受一定的压力，所以坯壁比较厚。同时坯中含有2%左右的氧化铁和1％以内的氧化钛，在还原气氛中，高价铁(Fe203)还原为低价铁（FeO），低价铁比高价铁助熔作用强烈得多，能够在较低的烧成温度下烧结。另外铁与钛又是一种着色剂，这是浙东青瓷瓷胎呈现浅灰、灰白的原因。
早期越窑的釉
早期越窑是根据器物不同用途来施釉。大量标本证明，碗、盏、钵、盆内满釉，外半釉。壶、罐等容器一般口沿内外及外壁施釉，内壁露胎。由于胎的颜色对釉的呈色起着衬托作用，所以东吴时期浙东早期越窑青瓷胎色淡灰、釉色呈青。西晋以后胎呈灰或深灰色，因此釉色作青灰色。
浙东早期越窑的瓷釉属石灰釉，釉中含有16-20％的氧化钙，含量这么高的钙是靠加入草木灰而得到的。钙在釉料中是助熔剂，能在较低温度下玻化。铁是青釉的主要着色剂，在不同的烧成气氛中，使釉呈现青、青黄等不同的颜色。
早期越窑制品的分期
根据110座早期越窑不同时代纪年墓的调查、发掘资料，经过排比研究可分五期。
1、创始期(东汉晚期—220年）
目前10座纪年墓出土物证明，早期越窑在公元2世纪开始趋向成熟，到2世纪晚期，不仅烧制日常的生活用具，而且也开始烧制冥器。此时流行的实用器有壶、簋、钟、罐、钵、撂、耳杯、香熏、五联罐以及冥器灶、井等。从奉化白杜“熹平四年”(175年)墓出土物看，当时瓷器已相当成熟。
2、 发展期(220—265年)
东吴时期有20余座纪年墓，年号有正始、赤乌、五凤、太平、永安、甘露、宝鼎、建衡、凤凰、天册、天玺、天纪等，基本上包括了东吴时期的各个朝代。从20余座纪年墓中出土的早期越窑器皿，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发展概况。常见生活用具有罐、壶、碗、耳杯、勺、钵、尊等；日常用具有虎子、香熏、唾盂、三足奁等；文房用具有熊形灯、蛙形水盂、三足砚等冥器有猪圈、鸡笼、栏圈、灶、井、火盆、提篮、堆塑罐等。
3、 繁荣期(265—316年)
西晋早期越窑作坊比东吴时又增加近一倍，可见制瓷业发展非常迅速。30座纪年墓出土物证实，这一时期常见的器物，生活用具有壶、罐、碗、碟、盏、盆、钵、耳杯、扁壶、簋、盂等；文房用具有蛙形水盂、兔形水注、砚等；日常用具有香熏、盂、洗、狮形烛台、虎子、唾盂、神兽尊等；模拟生产、生活设施用具的各种小冥器，如火盆、灶、吊桶、扫帚、畚箕、筛、磨以及反映地主庄园经济内容的冥器，如鸡笼、牛厩、鹅圈、羊栏、猪舍、狗圈和专用冥器堆塑罐、镇墓兽、男女瓷俑等。
4、 停滞期(317—420年)
东晋纪年墓比西晋时略多，现有30余座纪年墓，但是青瓷出土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比西晋时大为减少，可见此时早期越窑生产开始出现停滞趋势。
常见器物，生活器皿有钵、碗、碟、罐、盘、盘口壶、盆、大耳杯、鸡首壶等；日常用器有尊、唾盂、洗、虎子、香熏、灯等；文房用具有砚台、水盂等。总之，东晋前期绝大多数器物沿用西晋时造型。
5、低落期(420—589年)
现有窑址、10余座纪年墓资料表明，南朝为早期越窑器物出土数量最少、品种最缺的时期，浙东地区制瓷手工业发展处于低落阶段。常见的器物有：罐、碟、杯、壶、天鸡壶、碗、钵、盘、盏托具、尊等。纪年墓中出土碗、盘数量特多，且大小配套。如刘宋元嘉二十四年(447年)、梁天监年间之器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通过对浙东早期越窑青瓷创始、发展、繁荣、停滞到低落各个阶段纪年墓资料的排比研究，对下列问题有了较明确的结论。
1、专用冥器的组合
东汉晚期至南朝时期，随葬的青瓷除一些生活器皿及日常用品外，还出现了专门用来随葬的冥器。这类冥器主要流行于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其中东汉晚期以五联罐、灶、井为主；吴早期以堆塑罐、灶、井、火盆燃斗等为主；至吴凤凰元年(272年)后开始出现鸡笼、猪圈等冥器，直至西晋太康九年(288年)后，除以上冥器外，又增加了狗圈、羊圈、鹅圈、牛厩及畚箕、筛、扫帚、磨、吊桶等，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出现了男女瓷俑、镇墓兽等。这些专用冥器至东晋消失。
2、典型器物的演变
罐、壶类等器物在东吴至西晋时较矮胖，东晋时器形逐渐增高，至南朝时演变成瘦长、大口、大平底。
堆塑罐 东汉时期的五管瓶至熹平四年(175年)前演变为五联罐，到东吴太平二年(257年)演变为堆塑罐。西晋时，堆塑罐中五联罐已被亭、台、楼、阁所取代，罐腹部贴塑人物、飞兽或佛像。西晋永嘉七年(313年)以后，堆塑罐消失。
堆塑罐纪铭，最早出现于东吴永安三年(260年)，铭文为“永安三年时，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央)”，盛行于西晋。
虎子 东汉晚期出现虎头，吴赤乌十四年(251年)前后，虎子形制为圆筒口，奔虎提梁；至吴天纪元年(277年)演变为无虎头，绞索提瞩西晋太康九年(288年)口部作成张嘴，圆筒口的虎头，此后虎头逐渐缩至口上部，提梁印绞索纹或斜方格纹。东晋初至咸和四年(329年)间，虎子已作无头；咸康朝以后，纪年墓中不见虎子出土。
香熏 东汉晚期至西晋年间，香熏普遍作圆镂孔，罐形或附有双耳。西晋元康朝，出现了三熊足的承托盘，炉身为三排三角形镂孔，间饰斜方格网纹，小孔管上置鸟钮。东晋时期，香熏有承盘，四层枫叶纹，镂孔球形，褐色彩，承盘立柱，三角形镂孔，山峰式，鸟钮等。南朝时期纪年墓中不见香熏。
纪年墓材料证实，以动物形象作整体造型的器物最早出现于东吴甘露元年(265年)，盛行于吴末至西晋时期。天鸡壶则最早出现于西晋永宁二年(302年)。
3、各时代流行纹饰
纪年墓出土物证实，斜方格网纹出现于东吴永安三年(260年)；模印佛像最早见于吴永安六年(263年)；刻划羽翼纹大约兴起于吴甘露元年(265年)前，至东晋咸康朝后不见。联珠纹于吴末与西晋初年出现。东晋时最为流行的褐色点彩最早出现于吴建衡二年(270年)。南朝时盛行的莲瓣纹，纪年的则始见于齐永明元年(483年)。
装饰艺术鉴赏
目前出土的所有瓷器中，最早运用动物形象的是在东吴、西晋、东晋和南朝时期，尤其是西晋时期成就最为突出。
浙东早期越窑器物造型构思巧妙，器型丰富，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动物形象作为创作的依据和素材。可以说，浙东早期越窑造型中，运用动物形象的数量之多、比例之大、形式之多样、设计之精巧，都是以前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早期越窑制品动物形象的运用有三种
1、形象类动物塑造
器物外形基本完整，在器表的显著位置象征性地附加或堆塑动物形象作为装饰通过艺术处理，以达到比喻和联想的效果。
鹰形双耳盘口壶，是象形类青瓷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在盘口壶的肩部堆塑鹰首，壶下腹部堆塑贴两只鹰爪，肩部左右各置一耳，耳下线刻硕大的圆形羽翼。鹰形的表现简练，整体感较强，而且含蓄，借助器腹的浑圆饱满，概括地、形象地衬托出威严和矜持。
青瓷猛兽尊造型奇特，制作精细。腹壁堆塑神兽，双眼突出，口内含珠，形态狰狞。
这一时期，形象类早期越窑中比较有特点的，还有一种器型是鸡头(首)壶(或羊首、虎首)，它是由盘口壶逐渐演变而来的。到了东晋以后，除了在壶的肩部贴塑引颈高冠的鸡头，还于后部塑龙头把手，造型优美而匀称。
2、拟形类动物塑造
器物主体模拟一个完整的动物形象。这是浙东早期越窑青瓷造型中最具特色的形式，它在器形上设计别具匠心，对表现对象的观察细致敏锐，能够抓住动物造型的基本特征，在胎体捏塑、施釉和烧制水平上都有较高的要求。器型生动活泼，外观引人注目，有许多令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的精品为我们所熟悉。
拟形类器物中数量多、变化丰富的是青瓷文房用具和日常生活用具，如各式青瓷水注、灶台、插座和虎子等。它们大多体积不大，被设计成狮、虎、熊、牛、羊、兔、蛙等各类动物形象，其中不乏立意新颖、装饰性强、制作精美的好作品。
3、装饰类动物塑造
器物的顶部、肩部、盖钮或其他相关位置，用个体或组合的动物形象作为装饰，体现设计者的艺术构思和制作工艺水平。这类动物造型比较写实，与器形的巧妙结合，创造出使人印象深刻，甚至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甘露元年铭青瓷熊灯，盏盘下的中心支柱被塑成穿着衣服的小熊，双臂抱头，形象生动，逗人喜爱。熊形柱与器身浑然一体，平稳自然。
西晋元康七年(297年)墓出土的青瓷飞鸟香熏，器物造型特点简明，透雕球形香笼结构简洁，风格明快，而香笼顶部的飞鸟形钮则是点睛之笔。小鸟的造型简练生动，振翅欲飞，使整个器物造型有着动与静的对比变化。
青瓷带盖四耳盂，盖钮被巧妙地捏塑成两只抵喙相戏的雏鸟。由于捏塑技巧熟练，表现恰如其分，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雏鸟肢体的柔嫩和童稚可爱。装饰类动物造型青瓷器的时代特征和地区特点都很明显，早期越窑中青瓷人物堆塑罐(谷仓罐)，集捏塑、堆贴和雕刻等技法于一体，即使造型和装饰相当繁复，也不显得杂乱，整体感觉比较奸，体现了当时青瓷造型和制作工艺所达到的高超水平。人物堆塑罐的动物形象，大都是现实生活中工匠所熟悉的，所以多数很真实，颇有情趣。
综观浙东早期越窑青瓷，各个历史时期器物的纹样发展、演变序列，前后关系是一脉相承的。从东汉晚期至南朝，是我国青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浙东早期越窑青瓷的发展与成熟，使制瓷技术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辐射性的传播，为早期越窑青瓷系的扩大及唐宋越窑的空前繁荣，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装饰艺术的发展
从目前110余座纪年墓葬资料研究表明，浙东早期越窑的装饰工艺，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习惯的改变而不断地创新与提高。不但在器物的造型、品种上大大增多，而且在美化制品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1、东汉时期的所有实用器上出现的各种纹样，都与当时人们生活起居中的席地而坐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在瓷器装饰上，一定要适合席地而坐的视觉效果。
正因为人们席地而坐的习俗，所以从瓷器出现开始，大多器物都把装饰的重点放在口沿、肩部及上腹部，即视觉效果最佳的位置。各类器物中，总是在肩部、颈部施上弦纹、水波纹、点线纹或镂孔或堆贴。在早期越窑阶段，把纹样施于器物下部的几乎没有。例如洗、盆、盘之类，往往在口沿上施弦纹、水波纹，在内底中间施水波纹与太阳纹，这些都与生活中视觉有关，使人们能感受到美的联想。
到了唐代，人们发明了椅子、板凳，逐步改变了席地而坐的习俗，瓷器上的装饰艺术出现了大转折，实用器上的艺术加工，一改过去把重点放在肩、颈上的情况而改在制品上部。
东汉浙东早期越窑制品，处于陶瓷合烧阶段或成熟瓷器阶段，装饰艺术上还是继承了原始瓷的工艺与纹样。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泥条迭筑器物上，大多拍印各种几何印纹。其中尚见的有席纹、蝶形纹、梳纹、叶脉纹、蛛网纹、网格纹，方格纹、菱形纹、麻布纹等。这类迭筑器物的器耳，大多为杉叶或羽毛纹。
第二、在拉胚成型的器物中，有布纹、绳纹、点线纹、圆形镂孔。在碗、盏、盅一类小件器物中常见水波纹。
2、三国东吴到西晋时期，装饰艺术明显地呈现三个特点：
第一、明器出现。在明器上的装饰特别讲究，如狗、猪、羊、鸡圈、各类堆塑，采用了捏塑、堆贴和模印，反映了封建经济的繁荣与习俗。
第二、实用器装饰开始注重形体造型的美观。出现了熊灯、蛙形水注、鸟形杯等新的器型，采用堆塑、雕刻等手段，使青瓷器物造型得到整体美的效果。
第三、早期越窑制品，开始注重与外来文化的交融。特别是在浙东与西方人民交往中，所喜爱的扁壶之类的出现，和以褐彩绘为主体的羽人、佛像、西方胡人活动的场面等，就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例证。
3、西晋时期，浙东地区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因此制瓷手工业发展也特别快，目前所知的古窑址与东吴时期比，增加近一倍，可见制瓷业速度与社会需求。为了适应“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地布千里，商贩千艘……”的社会景象，早期越窑在装饰艺术上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其特点：
第一、在一些盛器上，采用鸡首、羊首、虎首、牛首、鹰首等畜禽类头首的装饰，使制品整体造型生动、有生气。
第二、西晋出现了“带式”的纹样带。这类带式的装饰，一般均由方格纹、弦纹、联珠纹、花蕊纹组成带式，也有用龙、凤、虎交替组成。
第三、模印纹样的大量运用，说明制品成批生产，并有一定分工。例如模印佛像、铺首衔环等。
第四、镂孔装饰中出现了三角形、凸字形和树叶形等。
4、东晋时期社会动荡，浙东窑业迅速走下坡路，与西晋时期相比，窑业作坊几乎要减少一半，大多数处于停滞阶段。根据纪年墓资料研究表明：
第一、公元333年(即咸康时)以前，装饰艺术还是直接延续西晋时的装饰。东晋咸康以后，到南朝初，从时间上看，将近有半个世纪，典型的带式组合的纹样基本上刁；见。在装饰上仅见到弦与点彩。
第二、前朝众多动物造型的器皿大为减少，工艺与装饰艺术水平也大不如以前，从停滞走向衰退。
第三、盛极一时的各类明器消失。
5、南朝到隋，可以说浙东早期越窑的低落时期。不仅窑业作坊屈指可数，而且品种奇缺，装饰艺术也大为衰退。装饰纹样以莲花、莲花瓣等题材居多，这与南朝提倡与信仰佛教有密切的关系。
综观早期越窑装饰艺术纹样的演变、发展，可以看出装饰艺术由发展至停滞的运行态势。即东汉形成期、三国东吴发展期、西晋鼎盛期、东晋停滞期、南朝隋低衰期。现存窑址中的纹样与遗址中出土遗物的纹样，也证明了这一发展规律。
越窑瓷器的特点
越窑因为年代跨度非常久远，行内人也将它称为“高古瓷”，“越”自然指的就是它的出产地浙江。越窑所出产的青瓷种类很多，以色泽青翠玉润，胎骨薄而匀称著称。早在商周时期，越窑就已经开始烧制窑瓷器，经历了朝代更迭，时间轮替，越窑从未中断过烧制。越窑在南北朝时达到了兴盛时期，到了唐、五代时期，越窑进入了全盛的时代，一直到了北宋末、南宋初年时才逐渐没落。越窑的烧制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最长，影响范围最深的窑系。
东汉时期越窑出产的青瓷主要有盘、碗、钵、瓶、盏等，其中还有少量的五联罐、砚、唾壶等。这时期越窑出产的盆直口折唇，上腹很直，下腹微微向内倾斜收起，中间有很明显的折线。而碗则一般口缘较薄，平底深腹，圆形碗壁。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制作较为简单，但是造工优良。因为工艺尚未成熟的缘故，胎质中含有沙粒，烧成后会凸于瓷器表面，形成一种有气孔，不是十分光洁的分层现象。这一时期的图案并不繁复，多位水波纹、麻布纹、窗棂纹等简单等花纹。
经过三国和南朝的发展，越窑的瓷器种类更加多了起来，除了原有的种类，一些日用的耳环、水盂、香炉也相继出现。这个时期越窑的瓷器大量被采用为殉葬用品，出现了鸡笼、猪栏等明器。装饰上除了水波纹外，三国、两晋时期还多了各类飞禽走兽的图案，人物也出现在其中。南朝时越窑青瓷器形渐渐减少，造型也从圆扁矮胖转为颀长挺拔。加上这个时期佛教盛行，各式各样的蓬花纹占领了瓷器的装饰图案，年代特征十分明显。
而到了唐代，越窑的造型又开始丰富起来，在造型的风格上，也突破了前朝喜圆形为主的单一形状，仿身形、多菱形等新造型开始出现。而在装饰方面，唐朝越窑瓷器的装饰特点非常明显，印花、划花、镂雕、刻花等工艺被予以采用，其中，最具特色的要数釉下褐彩，这种装饰方式起源于吴哥窑，在唐朝得到更进发展，技术更加成熟和完善。
宋朝时期，越窑继承了唐代晚期的风格，造型和装饰上也得到了一定发展，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仿青铜器，古朴而刚劲，具有自己一定的时代风格。越窑由最先的矮粗向瘦高发展，再到唐朝饱满浑圆的华贵气质，到宋代又演变成修长轻盈。而元代则与宋代不同，造型变得高大而粗矿，形成秀丽古拙为主的风格，到了清代又多以制作精巧，造型繁多为主。越窑走过了几千年，历尽沧桑，是不可多得见的窑系。
越窑瓷器的鉴定方法
越窑青瓷以秘色瓷而闻名中国瓷器收藏市场，所以收藏越窑瓷器要懂得鉴定。越窑瓷器的鉴定必须掌握五大要素。这就是制品的造型与纹饰、装饰艺术与方法、釉色与胎体、铭文与款识五个方面。
1、 器物造型与纹饰
造型与纹饰两者密不可分，是鉴定越窑瓷器的关键，再结合釉、胎、支烧工艺和款铭更为精确。
唐代越窑的造型，从总体上看廓线明快，秀雅端巧。碗的造型，从早期越窑的深腹型，逐步演变为敞口（侈口）、斜腹的浅腹型。初唐的平底器或假圈足，到了中唐时，假圈足中挖一个小浅孔，圈足形似玉璧，俗称玉璧底，同时开始出现矮圈足的环底碗。晚唐时碗的造型，不但延用了玉璧底、大环底外，而且出现了端巧美观的花口。特征是口沿作成四缺、五缺不等，在腹部与缺口相对位置压有突筋。总之从底足的变化，发展到口沿的变化，使碗的造型轻巧端雅，线条流畅美观。
越窑早期的标准器，陕西礼泉县唐龙朔三年（663）墓出土的花口腕，口沿六缺、腹部六条筋，矮圈足。河南偃师杏园大历十三年（778）墓出土的鱼纹碗，在碗的内底刻绘一条游跃的鱼，自由流利、活泼可爱。宁波和义路唐代遗址元和朝（806～820）文化层中出土大碗（洗）内刻荷花。
唐代晚期，碗类的器内刻划各类荷花、朵花、模印鹤、鱼等动物，形象生动活泼。“大中二年”云鹤纹“寿”字碗，与其共存的器物，成为鉴定的标准器。
壶类，从初唐开始，仍沿用了早期越窑的盘口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器型有硕大丰满变为瘦雅秀丽。到了中唐元和朝时，壶的盘口消失，为侈口（敞口）所代替，同时出现了六角形的短嘴和肩带状把，底部有的仍保留了平底，尔后也有平底变为矮圈足。这类造型的壶，文献上常常称为注子，即执壶。所以说由早期越窑的壶，到中唐元和朝时演化为注子，这是壶造型变革的转折点，也是执壶的造型与早期越窑的壶，造型完全变了一个面貌。
晚唐时期，越窑执壶，造型的基本格调不变，具体的线条变化多姿，使人感觉器形丰富多彩。仅举唐大中朝执壶器形为例，这时有凤头执壶、带流的瓜棱壶，筒口、双系、圈足壶，喇叭口、瓜棱、圈足执壶等。在唐代所有执壶中，惟独"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刻花执壶（朵花）是一件刻花卉的标准器，这类刻花，恰恰与宁波市和义路唐代“大中二年”、“寿”字纹碗地层，伴出的刻花盆、刻花碗、刻花盘的纹样，似出一人之手。
唐罂，在鉴定中有三类：
第一类，是以“元和拾肆年”铭罂为代表，特点是在颈部堆刻、戳龙纹，颈下部安四系，腹中刻铭文。另一件蟠龙四系特别长，按于颈至上腹，在系上部堆塑形象生动的蟠龙。
第二类，是线刻龙纹罂。蟠龙从颈中部到腹中，通体满布。
第三类，出于晚唐（901）墓中的褐彩云纹罂。这类罂从罂盖到罂身，通体绘了褐彩的云纹，精致、工整、其绘法、色彩与唐天复元年（901）墓出土的褐彩云纹钵形灯一样。这类褐彩云纹罂在五代时期，钱氏墓中也有出土。
五代时，执壶有三种形式。第一类，整个造型似一个倒挂的青（青釉）瓜，清秀美观。第二类，以东钱湖窑场出土为例，执壶制作极为讲究，不但造型规整秀丽，而且器身上刻着流利的云气、飞鹤及花卉。。特点之一圆嘴、扁带状把。执壶上“开光”出现于五代天福６年（941）。第三类，圆嘴、筒颈、鼓腹、圈足、扁带把，素面。
北宋前期，执壶承五代之“开光”在越窑中时常出现，出土于公元995年墓的“人物坐饮图”执壶，不但有相对的年代，而且在执壶腹部，四周线刻人物坐饮图，也就是把书画上的画面，移植到瓷器制品上，这属于首创。这种人物坐饮图，神仙活动图等执壶残片，在上林湖五代至北宋的窑址中，均有出土。为北宋前期（有学者划入吴越时期）秘色瓷的典型器物，也为我们鉴定提供了样品。
北宋中期，流行双线开光，在开光内划花卉，盛行模印的小系。
北宋后期，执壶的造型虽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制作粗糙，颈肩连接处与腹底圈足连接处，往往不大规整。烧成后，由于制作没有像北宋前期规范端正，因此断脱明显。
晚唐时，大中朝生产的盏与托具，造型为最美。与“大中二年”铭碗共存的荷花盏，口作五缺，盏内刻花卉，也有素面，釉色青翠秀雅；托具器形作成卷荷叶状，圈足微微外撇。施青翠釉。这种造型似一朵荷花，似漂泊在水波荡漾的水面上。
五代时，托具的沿与托台以素面为多，盏则花口、撇圈足，以青绿釉为多。北宋盏，花口内线刻连环纹或四荷连环纹，托具的托台高突、托盘沿上线刻蜂花纹。和统十三年（995）墓出土的盏托具就是一个标准器。
盘，初唐至北宋早期，造型均为浅腹型。初唐以平底、素面为主，釉色为青黄占多数。中唐开始，出现矮圈足与玉璧底。晚唐时品种增多，常见有玉璧底刻花盘，圈足划花盘，委角盘和花口盘等。唐咸通十五年，法门寺地宫埋藏的，花口秘色瓷盘是标准器。五代时出现方形委角迭盘，盘身有镂孔，此种盘最早为天福六年（钱氏墓出土）。北宋时纪年的花口牡丹纹盘、花口双蝶纹盘、花口菊团纹盘、鹦鹉纹盘、龟荷纹盘、丁字款盘以及咸平元年（1000）墓出土的龙纹大盘等，均为鉴定对照的标准器。
水盂，初中唐时期多为素面。晚唐出现四蹄足，五代，有刻莲瓣水盂。北宋时水盂四周“开光”，内刻牡丹花等。
盒的造型呈扁圆。晚唐时品种极为丰富，不但有中小型成套盖盒、油盒和印盒，而且纹样以刻花为主。北宋咸平三年（1000）出现云鹤纹迭盒。北宋粉盒盛行，纹饰有凤凰、牡丹、双蝶、鹦鹉、菊花等。
２、 装烧工艺的特点
在鉴定中，辨别器物的装烧工艺，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每个窑口，装烧工艺除共性外，还有其独特的个性，就越窑的装烧工艺而言，恰恰为我们鉴定提供了可靠的，明显的依据。
装烧工艺，在中唐晚期以前，是承早期越窑的明火迭烧工艺，中唐元和朝发明匣钵装烧，这是一次改革，也可以说是一次装烧工艺的革命。越窑的匣烧工艺，不仅仅促使产量提高，而且使越窑烧制的制品质量，上了一个历史性的新台阶。???
匣烧工艺，使制品带来的质量提高，有二个明显的特点：（１）早期越窑出现的器内支烧印痕（包括中唐以前），使用匣烧后，从此器内的印痕消失了，使器内光洁美观。这个特征断定都是元和朝以后的制品。（２）匣烧工艺烧制的器物，其外底部都应该有支烧泥点的印痕。这个印痕的大小与形式，对我们了解它制作年代，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初唐时不用匣钵，明火迭烧，使用的间隔窑具硕大，所用泥点分隔颗粒也就粗大。中唐后期到晚唐，大量采用匣烧工艺，用薄形间隔具，因此，泥点分布，亦采用了比豆状更为好看的松子状泥点，排列细密。这在圆形垫具上，遗留的印痕就是例证。匣烧的玉璧底碗、盘等器物外底，呈微微的粉红色颗粒状遗痕，这种遗痕是胎体中氧化铁的反映。
五代时期，越窑生产器皿不但品种丰富，而且釉色青翠、湖绿。在间隔窑具制作上，也应物制宜，极其规整，所遗留的泥点、支烧印痕也与晚唐时期大不一样。这与五代时，在匣内装烧中采用了扁平、扁饼形式间隔具分不开。因为扁平，散布的泥点多呈松子状，排列有规律，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五代前期；五代后期，上林湖、东钱湖与上虞的典型窑址遗存，与纪年器物支烧泥点，表明泥点已演化为条形，这种形式的泥点印痕，在盘、碗、盒、罐一类制品底部，一般四条、五条不等，中间有空隙，这种支烧印痕的时代，在吴越开运朝后还在沿用。
北宋前期，由于越窑匣烧工艺发达，各窑场大量使用薄形的，大小不等规格的垫圈（环）及扁平（圆）形或环形的间隔窑具，因此，在各类器物外底中，遗留了长条形的泥点，排列紧密，有的近似相连，从大量纪年器底，遗留的印痕，表明它们应是北宋前期之物。纪年的秘色瓷，匣烧工艺特别讲究，所以在支烧的过程中，泥点也与众不同。像“太平戊寅”纪年器就是一例。在上林湖窑址中，见到的“太平戊寅”款的盘，支烧印痕还是条形的。
总之，在鉴定中，要十分重视和注意泥点的变化与特征。支烧特征，也不是所有瓷窑都有，像全国著名的湖南唐长沙窑，由于所有器物施釉不及底，盘子的盘心与圈足都不施釉，所以不论是迭烧、匣烧，在底部均不需要泥点间隔，所以在器物的底部，都找不到泥点支烧印痕。这为我们鉴定该窑器物，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依据。
３、 胎骨识别与釉色
釉色不但与釉料化学组成成分有关，而且也与窑炉中烧成气氛切切相关。
初唐，越窑虽然在窑炉结构上，获得了改善。但烧造中，一部分还原焰较好的器物，呈青色外，很大一部分，弱还原焰或氧化焰烧成，呈色便为青中泛黄或米黄色。
中唐，匣烧使呈色青为多。由于配料差异与窑炉气氛差别，所以呈色也有变化。
晚唐，由于大量使用匣烧，使釉色大为改观，加上窑炉烧造技术的改进，使窑温升高，使制品呈以青翠为多。“贡窑”所使用的匣烧，其质量达到极精的程度，所呈釉色“似冰”、“类玉”，晶莹滋润。
五代北宋时期，大批“贡瓷”色泽以青绿色为主，釉色光润。民用瓷亦以青为主。到了北宋晚期，釉色则变成青灰了。
从鉴定角度看，初唐时期绝对不可能有湖绿色的色泽，因此湖绿色釉，首先应考虑，属于晚唐、五代或北宋早期年分段。若青黄或米黄的色泽应考虑中唐年分段，它不可能是五代、北宋时期的作品。当然这是一般的共性，有时特殊的个别例子，也不能排除，还得靠鉴定者综合研究。
越窑胎质，由于所用瓷土含铁量较高，所呈色为灰白色，因此凡是唐、五代、北宋越窑制品，胎体呈色，绝不可能像龙泉窑那麽白，也不可能像长沙窑、婺州窑那麽疏松。由于缸胎，所以在胎体上施化妆土的工艺。这些情况对我们鉴定，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遗址中出土的标本，釉色很接近越窑制品，刻花也近似，但是胎体呈白色，有人认为是越器，这种失误也要防止的。
４、 款识铭文的研究
款识，指在瓷器上书写的文字。铭文主要有纪年款、支干款、姓氏款、作坊款等，不管那一类铭款，对我们鉴定年代，都有很大的帮助，有时候还可推知精确的年代；有绝对年代与相对年代的铭文瓷器，是我们鉴定中的标准器物。
目前越窑铭文器类，大多为晚唐时期。有双鱼模印王字碗、云鹤纹模印“寿”字和“大中二年”纪年碗，各式墓志罐，罂、罐、瓶等，此外还有执壶、盘、钵、碗、净水瓶、香熏、砚台、器盖等。
唐代铭文大多书刻于胎体上，也有戳印釉下褐彩书等。铭文内容可分：
作坊名称类，有利记、上（尚）记等；姓氏类，有马、利、陈、大、俞、王、朱、上（尚）、李、刘、仙、方、泮、涂等；姓名类，有俞程、李溪、泮子云等；贡（品）窑类，有贡、方者贡，官、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等；
标价类，有金十九，价值一千文等；制品记名类，有庆擂烧、十月十一日造平十六郎等；数字类，有四、七等；祝愿类，有寿、渐（健）康等；纪年类，有元和拾肆年、长庆三年、太和八年、会昌七年、大中元年、大中二年、大中四年、咸通七年、咸通十年、咸通十四年、光启三年、光化三年、天复元年等；墓志类，数量特多。
吴越时期越器上铭文：
??? 铭文器以碗为多。大多以线刻为主，也有模印。铭文书刻部位，碗、盘、盏、碟类，以外底为多，少数刻于器壁。瓶、罐类肩部为多见，其中荷叶龟纹器物，则书于龟背之中心。
姓（名）氏类，有罗锡、章、王、红、徐、马、朱、上、大、姜、千、示、永、合、平等；作坊名称类，有项记、阮记、柴记等； 贡（瓷）窑类，有官、官样、窑务、供、内、表等；支干年号类，有辛酉、辛、乙、子、太平、丁丑、丁等；制品作者类等；地名类，有下林乡使司北保等；制品作者类，有朱伯远作等；纪年（纪月）类，有龙德二年，太平丁丑、□月初六、七月十九日记等；墓志类，有龙德二年墓志罐等；庙宇有关类，有周药庙山大殿、弟子朱仁厚舍入庙等；数字类，有八等；方位类，有上、下、左、右等。
北宋时期铭文：
北宋铭文大多为书刻，仅一例器内墨书。部位多在隐蔽部分。
姓（名）氏类，有罗军、魏仁皓、项、陈、里、马、永、千、上等；作坊名称类，有里方记等；干支年号类，有太平戊寅、辛巳、太平戊戌等；贡（瓷）窑类，有供、内等；地名类，有越州上虞上山乡，会稽等；数字类，有六、一个等；窑名类，有上虞窑、长山窑等；纪年类，有雍熙一年、端拱元年、端拱二年、太平二年、嘉佑捌年，元丰二年、元符三年、绍圣五年等；题名类，有造此砚子东海记、项□造粮罂瓶、弟子□□□ 舍入观音院等；吉祥语类，有天下太平、延福长寿等
越窑瓷器鉴定（越窑瓷器各个时期的纹饰、工艺、烧造特征） ...
越窑瓷
越窑瓷器鉴定（越窑瓷器各个时期的纹饰、工艺、烧造特征）
越窑的研究，可以说，从浅层次而逐步向深层次的深度、广度 拓展。鉴定的水平，也是由表及里，从一般的古玩角度，逐步向考古类型学研究入手，对瓷器进行科学的总审。使鉴定的结论更符合历史事实。鉴赏的水平，也随着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博物馆、收藏家所收藏的越窑瓷器，则是为研究、鉴赏创造了条件。
越窑瓷器的鉴定是一门科学，是古器物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考古发掘的古墓葬、古遗址、古窑址中出土了不少各个窑口的瓷器制品，有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器物，这些器物为我们鉴定提供了标准器。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流散文物中的瓷器制品，在器物的鉴定中，要掌握造型、纹样、胎釉、装烧工艺与款铭五大要领。这五大要领要互相有机的结合。
越窑瓷器的鉴定也必须掌握五大要素。这就是制品的造型与文饰、装饰艺术与方法、釉色与胎体，铭文与款式五个方面：
造型与装饰艺术鉴定
造型与装饰往往密切联系。东汉晚期瓷器的造型，多来自原始瓷制品的延续。主要有：垒、五联罐、钟、虎子、香熏等，井、灶、等冥器制品。。垒器身的肩部、腹部拍印席纹、蝶形纹、梳纹、方格纹、菱形纹、蛛网纹、叶脉纹、网格纹等，从工艺角度观察，这类纹样多见于泥条迭筑的制品。到吴时已消失。瓷钟的造型与陶钟相似，瓷质的钟最早出于永初三年（１０９），鄞县出土的青釉钟，体积特小，底部假圈足，足部刻隶书“王尊”两字，吴时已不见。
五联罐是从五罐瓶发展而来，出土的有青瓷和黑釉两类制品，除五个管外，在四周堆塑猴子（似人状）、爬虫和鸟类。这类五联罐，东吴时，五管变小，往往被堆塑的小罐、飞鸟、活动胡人等形象所占踞，吴早期罐中部出现屋檐，下部堆塑人物、熊、狗、龟、蛇等动物。中晚期，罐下层堆贴内容更丰富。有人物奏乐、杂耍、仙人等，上层出现歇山顶建筑，中部楼阙增加，多至五、六层。下部人物动物繁复。西晋时，人物堆塑罐的五个管为亭、台、楼阁所取代。到西晋永寿七年（３１３）以后，堆塑罐消失。新出现“井”，实际上是一个罐，这种瓷井出于熹平四年（１７５）墓。瓷灶也是由陶灶演变而来，造型呈船形，因此又称船形灶。有的在灶上划刻鱼、肉图案。灶上饰鱼、肉，既点明它的用途，又祈求死者生活富裕，常以鱼肉为食，寓意深刻。绍兴红山东吴墓出土灶，灶面上刻录书“鬼灶”。其实在公元１７５年前，已生产这类鬼灶。
东汉晚期虎子的造型，基本上承袭了西汉时铜虎子形象。造型是比较简单，横卧圆筒体，前面向上有一个突出的，微微向上翘的圆形口，背部装提梁，没有虎形装饰。东吴早期的赤乌（２３８——２４９）时，虎身还是圆筒形，但已开始呈蚕茧形演变趋势，光素无纹。器口基本不见虎头装饰，只是提梁作奔虎状或卧虎状。晚期，虎子器身完全呈蚕茧形，腹部两侧出现刻画羽翼纹。西晋太康九年（２８８）开始，在中部作成张嘴或筒口的虎头，此后虎头逐渐缩至口上部，提梁印绞索或方格纹。东晋初至咸和四年间，虎子已作无头形制，咸康后纪年墓中不见虎子。南朝虎子趋圆形刻莲瓣纹。
香熏，在熹平四年墓出土的为褐釉。到了东吴时基本造型未变。西晋元康朝出现三熊足的承托盘，香熏炉身为三排三角形楼孔，东晋时增至四层枫叶楼孔或山峰式鸟钮豆形等。南朝纪年墓中不见香熏。东吴永安六年（２６３）时出现了新的器形,如格盘; 甘露元年（２６５）勺、熊形灯;凤凰二年（２７３）蛙形水盂以及尊、三足砚、猪圈、鸡笼、栏圈等。这些都是动物形象作整体造型的典型。东晋时冥器消失。在鉴定中,注意造型的演变。罐、壶类，东吴至西晋时较矮胖，东晋时器形逐渐增高，至南朝器形演变成瘦长、大口、大平底。
鸡头壶，也称天鸡壶，纪年者见于西晋永宁二年（３０２年，实为太安元年）墓伴出。余姚肖东五星墩，出土的青瓷提梁盘口鸡头壶，是件绝品。宽敞的盘口之上，以黄鼬躯身为提梁，肩部鸡首，肩腹部雕有正在啼鸣的鸡首和尾巴。羽毛丰满，形象逼真。装饰艺术题材特殊，别具一格，为鸡头壶中所罕见。东晋时的鸡头壶（盘口壶），在南京东晋墓出土的鸡头壶，底部刻“罂主姓黄名齐之”七字，可知这类造型器物东晋时称为"罂"。这时壶身变大，前装鸡头，引颈高冠，后安圆股形把手。到东晋中晚期，把柄端饰龙头和熊纹。鸡头壶到隋代，演变为盘口、细颈、圆腹、饼形足。肩部安双系。颈下有象征性的鸡头，把手装于盘口之上，是隋时鸡壶的代表作。
盏托出现于东晋，盛行于南朝。南朝盏与托盘，往往器表都刻莲花瓣。
关于褐釉点彩，过去在鉴定中都定在西晋晚期，盛行于东晋，自从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２７０）墓出土青瓷双系彩绘羽人佛像壶，把早期越窑褐釉彩的出现时间提前到了东吴晚期。
越窑瓷
胎釉与装烧工艺鉴定
早期越窑的胎体，由于瓷土采于当地，因此从化学测试结果表明，胎质灰白，由于烧成温度的影响，如温度没有达到要求，就会出现米黄胎等现象，胎体从东汉晚期成熟瓷器到隋代，可以说变化实在不大。对于早期越窑的釉，多为青色，也有青灰，青黄和黑釉制品。早期越窑的施釉都不到底，这与当时施釉技术有关，在无釉的胎体上，可以见到淡红色的胎体，若是现在仿制品，就做不出这种现象，对鉴定真伪是很重要的一条。对装烧工艺的判断，有利于相对年代的确定。
早期越窑的装烧工艺，鉴定可以概括为三大特点：
第一，明火迭烧。正因为明火迭烧，器物在窑炉中直接与烟火灰尘接触。因此在器物釉面上不免有灰沙之类细小的残留。这与越窑时代匣烧制品的面目完全不一样。越窑釉面光亮、莹晶,有的可以达到“似冰”“类玉”的程度。明火迭烧是不可能达到上述水平。
第二、泥点间隔支烧。早期越窑在器内均为满釉，而器外，半釉或釉不及底。在装烧过程中，为了避免制品的互相粘连，因此，窑工们发明创造了使用支烧具，这类支烧方法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发明。从绍兴春秋战国原始瓷窑址中，发掘与实物证明，当时为了迭烧，防止制品粘连，器物与器物之间，用陶土、瓷土粉或作成圆珠形，垫在二器之间，这种泥珠硕大，大者如小饼有四、五公分。早期越窑的历史阶段中，可以说一直延用了这种类型的支烧具。因此，在一个碗与一个碗支烧中，成品中就可以残留了二种现象，（１）即在碗的内底遗留了圆圆的泥点印痕；（２）在碗的外底由于没有上釉，在泥点支烧的地方虽然没有遗留残迹，但从化学反应中呈现了粉红色、或淡红色或称火石红的印痕。这种印痕的多少，形状大小均与支烧的陶珠、瓷珠等造型有关，并且支烧颗粒排列密疏有关。
第三、间隔窑具的支烧。随着制瓷业的发展和生产工艺的改进，在东汉晚期开始，工匠们又发明了间隔窑具。这类间隔窑具，由一个小小的圆饼，其饼上安三个乳钉，我们称为“三足支钉”这类间隔窑具，虽出于东汉晚期，大量使用却在东吴时代。比原来泥点支烧的优点是：（１）接触面扩大，因此相迭得数量增加；（２）“三足支钉”是制好后，经过烧成，已变成坚硬的装烧的专门工具，它一般均用瓷土制作，所以与制品一样牢度，由于比泥点牢固，减少塌倒、压变形的情况。这类“三足支钉”在吴时大量使用，产量是增加了，但这一时期的制品中最大的特点，即在内底遗留了“三足支钉”的残迹，这为我们鉴定这时的器物又提供了特征。众所周知，迭烧时把“三足支钉”的圆饼面直接与平底碗的底部接触，另外三足与另一个碗内底接触，由于一个一个往上迭，重量不断增加，待窑炉烧成温度，达到釉胎熔合阶段时，这三足直入胎体，烧成后，只得将三足拔出，有的粘釉就得敲掉，留下的凹窝和遗留物成为东吴时期装烧的一个特征了。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晋时匠师们，发明锯齿形等间隔窑具，到南朝多为扁平形，上述窑具运用中，都与泥点支烧互相配合，原来只用泥点来隔开器物，现在再加上一个窑具，在这个窑具的接触面上排列泥点，其优点接触面大了，迭烧稳定，可减少倒塌的废品率；其留给我们的依据，是火石红或称淡粉红的泥点印痕。所以说泥点印痕的排列、大小形象可以为我们判断当时使用的是什麽式样的支烧具，由于支烧具有时代特征，也为器物烧造提供了相对年代。
各个时期越窑瓷器的造型与纹饰
造型与纹饰两者密不可分，是鉴定越窑瓷器的关键。再结合釉、胎、支烧工艺和款铭更为精确。
唐代越窑的造型，从总体上看廓线明快，秀雅端巧。碗的造型，从早期越窑的深腹型，逐步演变为敞口（侈口）、斜腹的浅腹型。初唐的平底器或假圈足，到了中唐时，假圈足中挖一个小浅孔，圈足形似玉璧，俗称玉璧底，同时开始出现矮圈足的环底碗。晚唐时碗的造型，不但延用了玉璧底、大环底外，而且出现了端巧美观的花口。特征是口沿作成四缺、五缺不等，在腹部与缺口相对位置压有突筋。总之从底足的变化，发展到口沿的变化，使碗的造型轻巧端雅，线条流利美观。
越窑早期的标准器，陕西礼泉县唐龙朔三年（６６３）墓出土的花口腕，口沿六缺、腹部六条筋，矮圈足。河南偃师杏园大历十三年（７７８）墓出土的鱼纹碗，在碗的内底刻绘一条游跃的鱼，自由流利、活泼可爱。宁波和义路唐代遗址元和朝（８０６～８２０）文化层中出土大碗（洗）内刻荷花。
唐代晚期，碗类的器内刻划各类荷花、朵花、模印鹤、鱼等动物，形象生动活泼。“大中二年”云鹤纹“寿”字碗，与其共存的器物，成为鉴定的标准器。
壶类，从初唐开始，仍沿用了早期越窑的盘口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器型有硕大丰满变为瘦雅秀丽。到了中唐元和朝时，壶的盘口消失，为侈口（敞口）所代替，同时出现了六角形的短嘴和肩带状把，底部有的仍保留了平底，尔后也有平底变为矮圈足。这类造型的壶，文献上常常称为注子，即执壶。所以说由早期越窑的壶，到中唐元和朝时演化为注子，这是壶造型变革的转折点，也是执壶的造型与早期越窑的壶，造型完全变了一个面貌。
晚唐时期，越窑执壶，造型的基本格调不变，具体的线条变化多姿，使人感觉器形丰富多彩。仅举唐大中朝执壶器形为例，这时有凤头执壶、带流的瓜棱壶，筒口、双系、圈足壶，喇叭口、瓜棱、圈足执壶等。在唐代所有执壶中，惟独"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刻花执壶（朵花）是一件刻花卉的标准器，这类刻花，恰恰与宁波市和义路唐代“大中二年”、“寿”字纹碗地层，伴出的刻花盆、刻花碗、刻花盘的纹样，似出一人之手。
唐罂，在鉴定中有三类：
第一类，是以“元和拾肆年”铭罂为代表，特点是在颈部堆刻，戳龙纹、颈下部安四系。腹中刻铭文。另一件蟠龙四系特别长，按于颈至上腹，在系上部堆塑形象生动的蟠龙。
第二类，是线刻龙纹罂。蟠龙从颈中部到腹中，通体满布。
第三类，出于晚唐（９０１）墓中的褐彩云纹罂。这类罂从罂盖到罂身，通体绘了褐彩的云纹，精致、工整、其绘法、色彩与唐天复元年（９０１）墓出土的褐彩云纹钵形灯一样。这类褐彩云纹罂在五代时期，钱氏墓中也有出土。
五代时，执壶有三种形式。第一类，整个造型似一个倒挂的青（青釉）瓜，清秀美观。第二类，以东钱湖窑场出土为例，执壶制作极为讲究，不但造型规整秀丽，而且器身上刻着流利的云气、飞鹤及花卉。。特点之一圆嘴、扁带状把。执壶上“开光”出现于五代天福６年（９４１）。第三类，圆嘴、筒颈、鼓腹、圈足、扁带把。素面。
北宋前期，执壶承五代之“开光”在越窑中时常出现，出土于公元９９５年墓的“人物坐饮图”执壶，不但有相对的年代，而且在执壶腹部，四周线刻人物坐饮图，也就是把书画上的画面，移植到瓷器制品上，这属于首创。这种人物坐饮图，神仙活动图等执壶残片，在上林湖五代至北宋的窑址中，均有出土。为北宋前期（有学者划入吴越时期）秘色瓷的典型器物，也为我们鉴定提供了样品。
北宋中期，流行双线开光，在开光内划花卉，盛行模印的小系。
北宋后期，执壶的造型虽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制作粗糙，颈肩连接处与腹底圈足连接处，往往不大规整。烧成后，由于制作没有像北宋前期规范端正，因此断脱明显。
晚唐时，大中朝生产的盏与托具，造型为最美。与“大中二年”铭碗共存的荷花盏，口作五缺，盏内刻花卉，也有素面，釉色青翠秀雅；托具器形作成卷荷叶状，圈足微微外撇。施青翠釉。这种造型似一朵荷花，似漂泊在水波荡漾的水面上。
五代时，托具的沿与托台以素面为多，盏则花口、撇圈足，以青绿釉为多。北宋盏，花口内线刻连环纹或四荷连环纹，托具的托台高突、托盘沿上线刻蜂花纹。和统十三年（９９５）墓出土的盏托具就是一个标准器。
盘，初唐至北宋早期，造型均为浅腹型。初唐以平底、素面为主，釉色为青黄占多数。中唐开始，出现矮圈足与玉璧底。晚唐时品种增多，常见有玉璧底刻花盘，圈足划花盘，委角盘和花口盘等。唐咸通十五年，法门寺地宫埋藏的，花口秘色瓷盘是标准器。五代时出现方形委角迭盘，盘身有镂孔，此种盘最早为天福六年（钱氏墓出土）。北宋时纪年的花口牡丹纹盘、花口双蝶纹盘、花口菊团纹盘、鹦鹉纹盘、龟荷纹盘、丁字款盘以及咸平元年（１０００）墓出土的龙纹大盘等，均为鉴定对照的标准器。
水盂，初中唐时期多为素面。晚唐出现四蹄足，五代，有刻莲瓣水盂。北宋时水盂四周“开光”，内刻牡丹花等。
盒的造型呈扁圆。晚唐时品种极为丰富，不但有中小型成套盖盒、油盒和印盒，而且纹样以刻花为主。北宋咸平三年（１０００）出现云鹤纹迭盒。北宋粉盒盛行，纹饰有凤凰、牡丹、双蝶、鹦鹉、菊花等。
各个时期越窑瓷器装烧工艺的特点
在鉴定中，辨别器物的装烧工艺，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每个窑口，装烧工艺除共性外，还有其独特的个性，就越窑的装烧工艺而言，恰恰为我们鉴定提供了可靠的，明显的依据。
装烧工艺，在中唐晚期以前，是承早期越窑的明火迭烧工艺，中唐元和朝发明匣钵装烧，这是一次改革，也可以说是一次装烧工艺的革命。越窑的匣烧工艺，不仅仅促使产量提高，而且使越窑烧制的制品质量，上了一个历史性的新台阶。
匣烧工艺，使制品带来的质量提高，有二个明显的特点： （１）早期越窑出现的器内支烧印痕（包括中唐以前），使用匣烧后，从此器内的印痕消失了，使器内光洁美观。这个特征断定都是元和朝以后的制品。
匣烧工艺烧制的器物，其外底部都应该有支烧泥点的印痕。这个印痕的大小与形式，对我们了解它制作年代，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初唐时不用匣钵，明火迭烧，使用的间隔窑具硕大，所用泥点分隔颗粒也就粗大。中唐后期到晚唐，大量采用匣烧工艺，用薄形间隔具，因此，泥点分布，亦采用了比豆状更为好看的松子状泥点，排列细密。这在圆形垫具上，遗留的印痕就是例证。匣烧的玉璧底碗、盘等器物外底，呈微微的粉红色颗粒状遗痕，这种遗痕是胎体中氧化铁的反映。
五代时期，越窑生产器皿不但品种丰富，而且釉色青翠、湖绿。在间隔窑具制作上，也应物制宜，极其规整，所遗留的泥点、支烧印痕也与晚唐时期大不一样。这与五代时，在匣内装烧中采用了扁平、扁饼形式间隔具分不开。因为扁平，散布的泥点多呈松子状，排列有规律，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五代前期；五代后期，上林湖、东钱湖与上虞的典型窑址遗存，与纪年器物支烧泥点，表明泥点已演化为条形，这种形式的泥点印痕，在盘、碗、盒、罐一类制品底部，一般四条、五条不等，中间有空隙，这种支烧印痕的时代，在吴越开运朝后还在沿用。
北宋前期，由于越窑匣烧工艺发达，各窑场大量使用薄形的，大小不等规格的垫圈（环）及扁平（圆）形或环形的间隔窑具，因此，在各类器物外底中，遗留了长条形的泥点，排列紧密，有的近似相连，从大量纪年器底，遗留的印痕，表明它们应是北宋前期之物。纪年的秘色瓷，匣烧工艺特别讲究，所以在支烧的过程中，泥点也与众不同。像“太平戊寅”纪年器就是一例。在上林湖窑址中，见到的“太平戊寅”款的盘，支烧印痕还是条形的。
总之，在鉴定中，要十分重视和注意泥点的变化与特征。支烧特征，也不是所有瓷窑都有，像全国著名的湖南唐长沙窑，由于所有器物施釉不及底，盘子的盘心与圈足都不施釉，所以不论是迭烧、匣烧，在底部均不需要泥点间隔，所以在器物的底部，都找不到泥点支烧印痕。这为我们鉴定该窑器物，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依据。
越窑瓷器各个时期胎骨识别与釉色
釉色不但与釉料化学组成成分有关，而且也与窑炉中烧成气氛切切相关。
初唐，越窑虽然在窑炉结构上，获得了改善。但烧造中，一部分还原焰较好的器物，呈青色外，很大一部分，弱还原焰或氧化焰烧成，呈色便为青中泛黄或米黄色。
中唐，匣烧使呈色青为多。由于配料差异与窑炉气氛差别，所以呈色也有变化。
晚唐，由于大量使用匣烧，使釉色大为改观，加上窑炉烧造技术的改进，使窑温升高，使制品呈以青翠为多。“贡窑”所使用的匣烧，其质量达到极精的程度，所呈釉色“似冰”、“类玉”，晶莹滋润。
五代北宋时期，大批“贡瓷”色泽以青绿色为主，釉色光润。民用瓷亦以青为主。到了北宋晚期，釉色则变成青灰了。
从鉴定角度看，初唐时期绝对不可能有湖绿色的色泽，因此湖绿色釉，首先应考虑，属于晚唐、五代或北宋早期年分段。若青黄或米黄的色泽应考虑中唐年分段，它不可能是五代、北宋时期的作品。当然这是一般的共性，有时特殊的个别例子，也不能排除，还得靠鉴定者综合研究。
越窑胎质，由于所用瓷土含铁量较高，所呈色为灰白色，因此凡是唐、五代、北宋越窑制品，胎体呈色，绝不可能像龙泉窑那麽白，也不可能像长沙窑、婺州窑那麽疏松。由于缸胎，所以在胎体上施化妆土的工艺。这些情况对我们鉴定，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遗址中出土的标本，釉色很接近越窑制品，刻花也近似，但是胎体呈白色，有人认为是越器，这种失误也要防止的。
越窑瓷器真伪鉴定知识
越窑瓷
个古代名窑。从唐代到五代，是它的兴盛时期，到北宋还在继续延烧，然已开始走下坡路。北宋中期以后，其地位逐渐为龙泉窑所替代，到南宋就停烧了。越窑的窑址是以浙东慈溪的上林湖窑为中心，包括上虞窑的寺前、帐子山、凌湖和慈溪的上岙湖、白洋湖一带的产地为代表。同时，绍兴、诸暨、鄞县、奉化、临海、黄岩等也都一直在烧造着青瓷。
初唐时的越窑器，仍处于中国青瓷的低潮时期，其基本风格与南朝和隋朝相类似。中唐以后质量逐渐提高。产品有“类玉”、“类冰”及“千峰翠色”之誉。尤其是当时生产的青瓷茶瓯，被当时写《茶经》的陆羽推举为越窑之首。五代时，一部分产区为钱鏐的吴越国宫廷所垄断，成为我国最早的官窑。其典型的产品，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从唐代中期就开始烧造的所谓“秘色瓷”。唐宋时期的越窑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而且还远销海外。现在在印度、伊朗、埃及、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的考古发掘中，经常有唐宋时期的越窑器被发现，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要辨识越窑青瓷，可以从胎釉的变化入手。从总体而言，越窑青瓷的胎色呈灰白色，从唐到宋，变化不大。只是唐代早期由于对胎土的粉碎、淘洗均不够精细，胎质中含有不少沙粒。从唐代中期起胎质显细腻，不再含沙粒。北宋时越窑器的胎色仍是灰白色，但已变得比较浅了。宋时的胎质比较紧密，内含杂质较少。越窑青瓷器都是拉坯成型的。在这一点上，仿制者很难做得十分到位。他们虽然也可运用拉坯方法，但重量和厚度掌握不好，往往是过重或过厚；也有用模制泥浆灌注方法来仿烧。这种器物，一是重量偏轻，二是只要看到是模制泥浆灌注，就可以排除，因为，当时还没有这种工艺。另，现代仿品在胎质上不一定能掌握得好，仿北宋的胎质过松，仿唐代的胎质过紧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其不到位的地方。胎色上，过白或过灰都有，也须仔细辨别，找出其与时代的不合之处。
在施釉上，从唐到宋所施的都是石灰釉，这种釉，光泽度好，透明度高，但粘着力不强，薄而易流淌。唐代早期，釉层薄而不均，有流淌，少光泽，施釉不到底，器底和圈足常有露胎。釉色有青黄、青灰和淡青等多种；唐代中期至五代釉色以青黄多见，还有青灰、青绿等。特别是晚唐起，釉色偏于黄色，或青中闪黄，以艾色为贵。后逐渐改进到清水般的湖绿色。这段时期，釉层均匀，光泽滋润，呈半透明状，有玉质感。唐代早中期的真品，一般来说，器身均有细小的开片，在放大镜下可以看到。在开片中可看到土沁和一些爆裂的痕迹。北宋越窑的釉色以青灰和青黄釉为主，也有少量施青釉和青绿釉的。釉质不如五代时期精细，釉面虽也光亮，但已表现不出唐、五代时期釉面的那种滋润感。特别是晚期产品由于采用明火装烧，加上制作粗糙，在施釉上不大匀净，故釉色普遍灰暗，无光泽，质量较前要差得多了。仿品釉色虽大致相近，但一般釉层要较真品显厚，光泽强而刺眼。有的器物经过做旧，釉面不刺眼了，但也没有了滋润感，出现了无光泽、显干燥的现象。
越窑的器物形式多样，多见的有碗、盘、洗、碟、杯、盒、罐、钵、缸、釜、瓶、灯、盂和执壸等。以罂和茶瓯最为突出。器物的造型不同，可为辨识提供帮助。如，壸类器物的流上，唐代的必定短流，时间越晚，壸上的流则越见伸长；另，如越窑器的支钉撇足，应是五代到北宋早期的特征。宋代中晚期，应是立足。在装饰上，唐代以素面为主，有的器物有堆贴和少量的划花图案。五代有少数堆贴和刻划花的纹饰，并出现釉下褐彩的装饰图案。到北宋刻划花装饰较多，纹饰取材于唐代的金银器。但后来逐渐减少，器物就不太讲究用花纹装饰了。有的还保留一部分五代时的装饰花纹，有的就是光素无纹。同时，碗盘类器的口沿出现花瓣形的装饰。对此类器，可以以“唐四、五五、宋六”来区分，即在通常情况下，唐代是四瓣，五代是五瓣，宋代是六瓣。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不排除也有例外。在越窑器上，特别是在宋代越窑器上，常有文字题记出现在器身和器底之上。这些文字大致可分为姓名、数字、记事和其他文字等几类。了解这些文字，对于辨识和断代有好处。如，出现“太平兴国”或“太平戊寅”4字年款的，即可断定为宋太宗时期所烧。仿制品在装饰上常不到位。一是线条多不如真品流畅。刻划线条显得呆板，没有生气、灵气。划划的线条常比真品要粗。二是由于知识的局限，花纹的时代常常会出现早晚颠倒的现象。如盛行于北宋早中期的水波纹，常会错误地装饰到五代的器物上。
熟悉越窑烧制技术的资深人士告诉我，从装烧工艺上，也可以来辨识器物的新老。越窑瓷装烧主要是二种：明火烧或匣体装烧。不管哪种方法，为防止粘连，均要用泥点来做间隔。不同时代，用泥点的部位有变化。唐至五代，泥点的部位用在器底边缘和圈足的足端。为避免泥点被粘，在放置泥点的地方要刮釉。器底刮釉部位呈暗红色，泥点会留下痕迹。仿品较之真品颜色要深暗。五代晚期至北宋，采用垫圈间隔装烧，因此，泥点移至外底，使足端包釉完整。但泥点往往被粘连。真品泥点较疏松，用手指甲扣，即易脱落。伪品泥点坚硬，不易脱落。泥点的形状：唐代早期，呈不规则三角形；唐中期起，多呈松子状；五代起，圈足变窄，泥点也随之变小；北宋时，早期为长条形，中晚期变环形。因此，仔细观察器物上泥点的有无，其位置、形状和粘着情况，对照器物的胎釉、装饰特点，就可以为判断真伪提供更多依据。
越窑窑址
【概述】
也称“秘色窑”。在越州境内(今浙江余姚上林湖滨湖地区)，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发现窑址已达二三十处，以鳖唇山东晋时期遗址最早，唐、五代到宋初时期的窑址尤多。唐代越窑青瓷已很精美，博得当时诗人的赞美，如，颜况“越泥似玉之甄”，许浑“越甄秋水澄”，皮日休“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等。五代吴越时越窑瓷器已"臣庶不得用"，作为吴越王钱氏御用及贡品。进贡瓷器动辆万件；入宋以后，贡瓷数量有增无已，一次进贡有多达十四万件者。
【总体特点】
越窑是中国古代南方青瓷窑。窑所在地主要在今浙江省上虞、余姚、慈溪、宁波等地。因这一带古属越州，故名。生产年代自东汉至宋。唐朝是越窑工艺最精湛时期，居全国之冠。隋、初唐继承南朝风格，生产碗、盘、盘口四系壶、四耳罐、鸡头壶等产品。盛唐以后产品精美，赢得声誉。产品都做得很规整，一丝不苟。常将口沿做成花口、荷叶口、葵口，底部加宽，作成玉璧形、玉环形或多曲结构，十分美观。胎体为灰胎，细腻坚致；釉为青釉，晶莹滋润，如玉似冰。唐朝文学家陆羽，在所著《茶经》中评价全国各地生产的茶碗，将越窑产品排在首位。许多文人还在作品中称颂越窑瓷器，如陆龟蒙的《秘色越器》，施肩吾的《蜀茗词》，顾况的《茶赋》。表现出越窑青瓷的秀雅。
【历史沿革】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越瓷类玉越瓷类冰”。唐代通常以所在州名命名瓷窑。当时，越窑的主要窑场在越州的余姚、上虞一带。因此越窑是指坐落在唐代天宝年间越州辖区（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县、萧山、上虞七县）内的窑场，以出产类玉似冰的青瓷而着称，超出这个范围的浙江其它地区的窑场，尽管生产越窑风格的青瓷，但不能称之为越窑，而只能为越窑系窑场。
越窑自东汉开始生产，经三国、两晋、南朝、唐，一直到宋，延续千余年，经历了创造、成熟、发展、繁荣和衰落几个大的段落，它是我国南方青瓷生产的重要产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三国时期的越窑产品，胎质坚致细密，胎骨多为淡灰色，釉层均匀，釉汁洁净，早期纹饰简朴，纹样有水波纹、弦纹、叶脉纹。晚期装饰趋向繁复，出现斜方格纹，还出现了堆塑方法，器物可分为日用品和明器（陪葬品）两类。
越窑青瓷的特点
越窑是我国烧瓷历史最早的瓷窑之一，最著名的青瓷窑系。窑址在慈溪、余姚、上虞、绍兴一带。这里唐代属越州管辖，故称为越州窑，简称越窑。东汉时，中国最早的瓷器在越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越窑在东汉到南宋的一千多年烧造历史里，经历了创烧、发展、鼎盛和衰落的发展过程。自中唐至北宋早期的两个世纪是越窑的鼎盛时期，其生产规模、工艺水平、产品质量在各大名窑中均居领先地位。而且还远销亚洲、非洲的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浙江慈溪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也是海上陶瓷之路的起点之一，上林湖及其周围的古银锭湖、杜湖、白洋湖地区都是烧造青瓷规模巨大的窑场，堪称唐宋瓷都，所烧造的秘色瓷备受推仰，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东汉是越窑青瓷的初创时期，青瓷的烧制成功是浙江地区原始瓷的工艺发展和技术积累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的青瓷产品在成型、烧制工艺上与原始瓷一脉相承，器型、装饰上多有仿铜器和漆器。东汉至三国期间瓷胎较白呈淡灰色，少数胎质较松，呈淡淡的
土黄色，釉色以淡青色为主，浅雅明亮，少有黄釉或青黄釉。器物纹饰简朴，常见有弦纹、水波纹及叶脉纹等。烧制上多用三足支钉叠烧，故盘、碗内底留有三足支钉痕。
三国西晋是越窑青瓷的第一个发展高峰，产品种类特别是冥器非常丰富，如鸡笼、狗圈、猪圈、男女俑等。装饰题材和装饰技法多种多样，而以动物题材最为普遍和重要，有以动物形象作为整体造型的，如羊形独台、蟾蜍水盂等，有作为局部装饰的，如鸡头壶、虎头罐、兽足洗等。最有代表性的是集多种动物形象和人物、亭台楼阁于一身的堆塑罐，这种大型的冥器构造复杂、形象众多。
三国末至西晋这个时期的瓷器胎体稍厚，胎色较深，呈灰色或深灰色。釉层厚而均匀，普遍呈青灰色。常见的装饰是在器物的口沿和肩腹部划弦纹或压印斜方格网纹、联珠纹、忍冬纹和鸟兽纹等。网纹起于吴末终于东晋，西晋时盛行。西晋晚期出现褐色点彩，应用十分广泛，东晋时弦纹仍常见。南朝时以刻划莲瓣纹或荷花纹为主，花瓣多用3-5条划线组成，且沿用至唐初；褐色点彩依然流行，但褐点缩小，呈小圆珠形，排列细密，与东晋时有别。西晋时则用锯齿口的盂形垫具叠烧，故盘、碗内底留有一圈锯齿痕。东晋仍沿用此法，但已出现坯件之间只放几颗圆形泥珠（托珠）垫隔，器物内底留有圆形泥珠痕迹。
东晋时越窑渐趋停滞，南朝时明显低落，至隋代时已是奄奄一息了，在浙东地区几乎难以找到隋代的越窑遗址。器物种类减少，鸡头壶较流行，堆塑罐和其它小冥器不再生产，动物形象大大减少，且多消瘦呆板。以褐色点彩和莲瓣纹为最主要的装饰，莲瓣纹盛行于南朝，折射出当时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影响。由于这一时期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恶化，越窑一直在走下坡路，但依然有一些赏心悦目的产品。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各类手工业得到了蓬勃发展，瓷业生产出现遍地开花，相互争艳的局面，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而慈溪上林湖地区是越窑中心产区，成为当时南方青瓷中心的杰出代表。迄今发现唐宋窑址170 余处。唐代早期，瓷业生产还未走出低谷，不见规模可观的窑址群落，仍处在恢复阶段。进入中唐以后，制瓷技术进一步改进，大量使用匣钵装烧，瓷器质量显著提高，窑址数量剧增，以上林湖为中心的瓷业迅速拓展，在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以及上虞、镇海、鄞县等地相继设立窑场，规模宏大，窑场林立。唐代这个时期瓷器器胎质地细腻致密，呈浅灰、灰或淡紫色。釉层匀净，呈黄色或青中泛黄，滋润而不太透明。纹饰 唐代偏重造型和釉色且追求玉的效果，故纹饰简练，常见的纹饰有龙凤、寿鹤和花卉等.其装饰技法以划花为主，划花线条较粗；也有少量印花，刻花和镂雕。在工艺上唐代基本采用托珠垫隔，晚期才开始用匣钵装烧，质量大有提高，所烧器物基本满釉，底足内有数个圆形泥珠痕。
唐代晚期，以上林湖越窑为代表的瓷业生产已进入了鼎盛状态，制瓷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产品种类繁多，制作精致，造型优美。器型有碗、盘、盏、杯、盆、钵、壶、罐、盒、水盂、碗、唾盂、灯、香熏、瓶、鸟玩等，釉色纯净，光泽、滋润，“如冰似玉”，隐露精光；器表装饰有刻划花、印花、褐色彩绘和镂雕等；花纹有荷花、荷叶、荷花飞鸟、云、龙鱼等；刻线条流畅粗放，刀法熟练；器物普遍采用匣钵装烧，有一匣一件和一匣多件装烧。
五代时期江浙一带的吴越国，较少战争，越窑的瓷业生产能够继续发展，产品质量仍独步天下。器物造型釉色、装饰及装烧工艺等方面继承唐代风格，器形繁多，胎壁普遍减薄，造型变得轻巧优美，折射出以釉色和造型取胜的时代风尚。
北宋早期，越窑继续繁荣发展，器物造型精巧秀丽，釉色青绿，纯净而透明；盛行纤细划花装饰，技法娴熟，图样简洁清秀。装饰题材广泛，有鸳鸯戏荷，双蝶相向、龟伏荷叶、双凤衔枝、鹦鹉对鸣、鹤翔云间、鸟栖花丛，还有人物纹、牡丹纹、莲瓣纹、水波纹、缠枝纹、龙纹等，形象生动逼真，栩栩如生。
北宋中期，制瓷工艺渐趋衰退，产品质量明显下降，但仍偶见工艺精湛的产品。至北宋晚期，器物大多采用明火装烧，制作粗糙，刻划花纹简单草率，釉色灰暗，缺乏光泽，品种趋向单调，瓷业生产已完全衰落。
南宋初期，由于朝廷征烧祭器和生活用瓷，促使上林湖寺龙口、低岭头、开刀山一带瓷业生产再度兴旺，出现了一个新的短暂繁荣时期，但好景不长，龙泉窑的兴起越窑终于停烧。
五代至宋代越窑瓷胎体厚重、坚致，胎色灰白。黄釉逐渐减少，青釉多数带灰色，釉层透明。但划花线条趋细，刻花装饰亦不盛行，光素无纹的器物仍占很大的比例。北宋时盛行花纹装饰，采用刻、划、镂、雕和堆雕等 多种手法，常见纹饰有蝴蝶、鸳鸯、鹦鹉、游鱼、孩童和花卉等。五代至宋时还出现以长条细泥垫隔，故有的器物底足内留有数段长条细泥痕 迹。五代的余姚窑场是吴越钱氏烧贡瓷的主要窑场。其造型多为杯、盘、碗、壶、 托、瓶等日用器皿，且以刻花装饰。其纹饰题材以人物、山水、走兽、花鸟、草虫、花卉为主。釉色纯正，刀法娴熟，工艺精良，是越窑中的上乘之作。吴越降宋后，瓷器产量减少，宋以后由于龙泉窑的兴起，越窑逐渐衰落。
综述越窑
历年来考古调查表明上林湖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分布着古窑址近200处。尤以上林湖分布最为密集，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了115处遗存，占窑址总数的一半以上。根据各遗存的面貌特征，确认东汉、三国10处，东晋、南朝9处。隋唐至北宋170处，南宋8处。其年代跨度之大，窑址密集程度之高，为全国所罕见。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中，尚缺西晋时期，或许还未被发现，或许是已遭破坏而荡然无存，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这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予以确定。
考古调查资料表明，唐至北宋时期，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的产品面貌特征和装烧工艺等方面完全相同，属于同一瓷窑系统。它以上林湖为中心，不断向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扩展，瓷业生产蓬勃发展，形成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而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则成为上林湖窑场的卫星窑址。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关于越窑的涵义，最常见的有二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越窑窑址分布在古越国范围之内，因此，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多数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秘色越器》诗中赞美的越窑秘色瓷是上林湖窑场所产的秘色瓷，这已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笔者认为越窑是对唐代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州窑”之简称。
关于越窑的时间范畴，学术界仍有分岐。《中国陶瓷史》把宁绍平原东汉晚期到宋代的瓷业遗存统称越窑，而《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则把这段瓷业遗存划分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三段。笔者认为后者是对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类型的客观事实反映。
东汉、三国至南朝时期，曹娥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瓷业生产的高峰，成为先越窑的生产中心。上林湖地区的同类瓷业遗存仅19处，则明显受到曹娥江中游地区的影响，成为先越窑的地方类型窑址。经过隋唐初中期的发展，到明唐至北宋前期，以上林湖为中心，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银锭湖等地的瓷业生产蓬勃发展，蔚为壮观，达到鼎盛状态，成为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与此同时，随着与日俱增的“贡瓷”和对外贸易用瓷的日益增长，相继在宁波的东钱湖、上虞的窑寺前等地增设窑场，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了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台州的临海许墅和黄岩沙埠、金华的武义、东阳和温州的西山等地，出现了与越窑相类似的地方类型窑址，成为越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北宋后期，窑址数量锐减，制瓷工艺衰退，产品粗糙，瓷业生产江河日下，出现大衰败。南宋时期，由于朝廷下令余姚县烧造宫廷用瓷，濒临消亡的瓷业生产得到一时的繁荣，但好景不长，至南宋中期停烧。
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堆塑、褐彩、镂雕等。其中，刻花、划花最为常见，变化脉络清晰，伴随着越窑的整个发展过程。花纹有植物纹、动物纹、昆虫纹、人物纹、几何形纹等，形式多样，构图美观。上林湖后段二、三期是越窑初创时期，青瓷制作粗糙，釉层薄而无光泽感，已出现刻花。到了四期，刻划兼施的花纹明显增多，刻花、划花少见。花纹以荷花为主，还有荷叶纹、鱼荷纹等。荷花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形状各异，丰富多彩；荷叶纹也有二叶、四叶纹。这类荷花、荷叶纹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纹饰。它具有四个特点，其一是刻与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线条富有变化，具有层次感；其二是从刻划线条的交错现象来看，是先划后刻，即先在坯体上划出纹样，然后再紧挨纹样的轮廓外侧刻出一道粗线条；其三是花纹布满整个碗、盘、盆的内壁，往往在内底刻划盛开的荷花，周壁刻划荷叶；其四是在碗、盘、盆的口沿上刻四曲，成四等份，曲较浅，曲下外壁划粗棱线，此种装饰技法一直沿用到五代。五期时，刻划兼施的花纹几乎不见，而盛行划花。虽然器物仍以素面为主，但划花占有一定的比例，明显比前期增多。花纹仍以荷花、荷叶纹为主，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荷叶、荷花飞鸟纹等。花纹各异，构图注重对称，线条挺拔健壮，自由奔放。花纹主要装饰在碗、盘的内底、盒盖面上。这些荷花纹的形状基本上保持着前期的特征，但花纹的布局，从碗内壁通体缩小到内底；荷叶由大变小，呈不规则三角形状。碗、盘口刻四曲，曲下外壁划棱线的装饰手法非常流行，曲口较前期深，演变成葵口，形似花瓣，整器像一朵盛开的荷花。到七期，器表装饰仍以素面为主。划花在继承晚唐风格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细线花，纹样在龙纹、交枝四荷纹、交枝四花纹、缠枝纹、朵花纹、波浪纹等。刻花仍比较少见，花纹有仰覆重莲瓣、龙纹等。至八期，划花是最盛行的一种装饰。线条纤细、流畅、繁密，构图讲究对称，布局圆满，这成为划花的重要特征。在装饰纹样题材中，以植物花纹最多见，动物纹亦大量出现，人物故事比较少见。植物类的花纹有四缠枝花、四交枝花、二缠枝朵花、二缠枝菊花、荷花、四荷花、缠枝荷花、缠枝团花、波浪纹等；动物纹有对鸣鹦鹉纹、鹦鹉衔枝纹、云鹤纹、双凤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雁纹；人物故事类的有人物宴乐图等。刻划花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开光牡丹花、龙纹、摩羯纹、双凤牡丹纹、波涛纹等。其中有许多莲瓣纹往往先用细线划好图案，然后在花瓣轮廓线外侧用斜刀刻出深浅的粗线条，使整个图案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九期时，划花、刻划花明显减少，刻花增多，但所装饰的纹样简单、草率、呆板。虽有少量比较精细的制品，但远不及上期制品那样精致。此期的纹样有朵花、双线朵花、二缠枝朵花、四缠枝花、菊花、荷花、荷叶、莲瓣纹、牡丹花、双蝶纹、鹦鹉纹、摩羯纹、人物纹等。双线纹是新出现纹饰，常见于碗、盘的内壁和壶、罐的外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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