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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中的水文化

陶瓷中的水文化

陶瓷文化 瓷砖的水刀 古代瓷器釉水的原料

2020-05-20

陶瓷文化。

水是人类共同的资源,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古人制作陶瓷,其目的是用来汲水盛水。古人对水的崇拜反映在中国古陶瓷器装饰上,便形成了内涵复杂的水文化。

陶瓷器上的水纹装饰,表现水流动形态的,称为水波纹、波浪纹或波状纹等;表现水漩涡的,称为漩涡纹或涡纹;而表现海水波涛的,则称之为海水纹或海涛纹。水波纹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早期河姆渡文化陶器上为刻划水波纹,中晚期马家窑文化彩陶器上为彩绘水波纹。工匠们在划绘水波纹时,凭藉平时对水的观察和印象,随兴而至,线条流畅优美,构图丰富变化,富有艺术感染力。商周的硬陶器、战国秦汉的彩陶和原始青瓷上,水波纹成为主要装饰。东汉至西晋青瓷上,仍流行水波纹。惟独东晋南北朝青瓷器上不见水波纹,为弦纹和时兴佛教的莲瓣纹所取代。也许受人类活动范围和视野的影响,此前古陶器上的水纹装饰,所模拟的是与先民活动相关的江河湖泊塘中之水,与后来的海水纹在气势上还逊色一大截。隋代起,又重现水波纹,欲寻觅先人情怀,崇尚古朴,作为古陶瓷器边饰出现。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与海外贸易的兴起,宋人的眼光穿越到海外,宋人的胸怀盛装了波涛汹涌的海水,其情愫表现在瓷器上,便有了宋代吉州窑瓷器上的白地褐彩海水纹,景德镇影青瓷中的海水婴戏纹,定窑瓷器上的海水游鱼纹,耀州窑器上的落花海水纹。那模印、刻划、彩绘的海水,波涛汹涌、惊涛拍浪,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以至于今人模仿造假时,所刻绘的海水纹均无法再现宋人海水纹的那种神韵,显得死板呆滞,成为绝响。元、明、清瓷器上的海水纹屡见不鲜,白龙、绿龙、青花龙在海涛迭起的托衬下,气势夺人,表现了盛世的张狂、帝王的威严、征服者的得意。

陶瓷器纹饰中的江河水演化为海水,鱼蜕变为龙,工艺上的刻划、彩绘、模印、拍印,构成一道水文化的风景线,足让后人观赏个够,研究个透,赚得瓷友藏友尽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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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陶瓷中的“禅文化”


日本禅文化和中国禅文化相比起来,虽然自然随性却稍显放逸,虽然朴质本原却过于枯淡,虽然纯真多情却略为纤细,虽然空寂闲淡却流露悲凉。而这一切也在日本的日用陶瓷中得到了体现,呈现出日本日用陶瓷的独特之美。

“物哀”是日本式审美文化的一种专用名词,即是对事物的悲哀之情。日本人的潜意识里不相信永恒,以忧郁而敏感的心灵去看待万事万物,日本民众共有的这种审美心理使得他们迅速接受了禅的无常观和空观。

表面上,日本禅文化和中国禅文化一样崇尚自然简朴、随性闲适,幽玄静谧,但在本质上却有根本的不同。日本禅宗没有“清规”,不持“戒律”,所以,我们在日本禅文化的艺术作品里,既可以领会到自然真率、空寂幽玄的情感,又可以略略感到一种颓废悲哀、虚无放逸的凄凉之美。

从材质上、造型上以及装饰上能够体现出禅宗的“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的不刻意追求却能达到最高境界的观念。所谓“放逸”,是说在创作的过程中即兴性强,娱乐性强,不拘小节。体现了人性世俗化的一面。这种作品有的显得很有韵味,虽虚怀若谷却能触动人心。

禅宗在日本的发展中逐步本土化,不只研习打坐冥思,还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引发了日本俳句、茶道、枯山水对朴素审美的追求,倡导一种自在、超然、化繁为简的艺术境界。它冥合于自然气韵适应于微妙的季节变化共感的“稻村文化”因而它很快便深入到了日本文化的各个领域,对日本文化心理的再建构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如铃木大拙所说:“禅深入到了国民文化生活的所有层次中。”

陶瓷中的传统文化元素


一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从泥土烧硬定型而发明了陶器,其后陶器的制作历经泥条盘筑和轮制成型,又由堆烧、穴烧到窑烧,制作方法和工艺水平不断提高,器物器形也日益丰富多彩,其中有碗、盆、釜、瓶、瓯、壶、缶、瓮等生活用陶器,也有砖、瓦等建筑用陶器。随着选料和制陶技术的进步,原始瓷器在商代开始出现,到东汉中晚期,开始出现瓷胎坚密、釉层光亮、高温烧成的真正瓷器。此后,中国古代的陶瓷历经唐宋元明清而蔚为大观,如唐代的唐三彩、秘色瓷,宋代的柴、汝、官、哥、定五大名窑,明代的宣德窑、成化窑、嘉靖窑,清代的郎窑红、粉彩器、珐琅彩等。这些陶瓷有的造型奇特,令人称奇;有的质如美玉,晶莹剔透;有的色彩斑斓,艳丽无比。这些都为中国成为“瓷国”奠定了基础。陶瓷本来是为实用而发明的,但随着质量的提高,其观赏性和艺术性日益增加。

随着陶瓷功能的扩大,其逐渐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成为重要元素构成的一部分。如在汉语中,制陶由原始社会产生的手工技艺,历经数千年生活中的使用,逐渐与道德教化、安邦治国、人格修养等概念相联系,成为语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史记》记载邹阳上书梁孝王,认为“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意即治世要像陶轮转动制陶那样有控制力。又如《汉书》记载董仲舒的对策,认为:人性修养如同制陶,“或仁或鄙,陶冶而成”;社会风尚“犹泥之在钧,唯甄之所为”,需要上层的引领。《后汉书》记载郅恽上书,认为天地“含元包一,甄陶品类”,即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众品者。如《史记》记载匈奴特点是“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汉书》记载伍被劝说淮南王,认为秦末暴虐,天下大乱,“百姓离心瓦解”,应引以为戒。《明史》记载元朝末年李善长面陈朱元璋,认为“元纲即紊,天下土崩瓦解”,可取而代之。

在文学方面,陶瓷从生活用品到艺术赏玩,渗透到古人生活中,上至皇帝下至臣民,无不通过诗词歌赋,表达对陶瓷的喜爱。如西晋杜预《荈赋》:“水则砥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拣,出自东瓯。”晋人潘岳《笙赋》:“状黄色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醽。”唐代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宋代苏东坡《试院煮茶》:“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元代吴莱《观唐明皇羯鼓录后赋》:“上皇天宝全盛年,花奴抱鼓踏御筳……宋公守正好宰相,鲁山花瓷闻献豜。”明代王绂《黄广文席上咏白瓷杯》:“愁把相逢一笑开,广文今夕试新杯。浅深自是甄陶出,制作应从模范来。”王世贞《用晦寄四种杯仍系以诗走笔二绝为谢》:“饶瓷宣碗白于霜,鹦鹉螺兼翡翠觞。我欲按来成一钵,大罗天上贮三浆。”乾隆帝则有歌咏哥窑瓷枕、蟾蜍砚、钧窑碗、无当尊、花瓷灯等诗词几十首。

在艺术方面,陶瓷构成的雕塑是最主要的代表。陶俑自诞生起,就具有浓厚的宗教氛围。从祭祀神灵和祖先到殉葬明器,充斥着原始意义的祖先与神灵崇拜。陶制雕塑的范围后来逐渐扩大,却又与儒、释、道及各种民间信仰结下了不解之缘。大量孔庙、佛寺、道观、祠堂以及各类神祇建筑中的塑像,包括圣贤、菩萨、神仙、英烈和各类神灵,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宗教信仰和对祖先的追忆物化为偶像崇拜,陶瓷成为连接精神与物质的纽带,以此满足着人们的各种需求。据统计,唐宋以来全国每个县几乎都有孔庙、佛寺、道观、土地庙等,祠堂更是为数众多,因此陶瓷塑像数不胜数,成为中国古代的一大奇观。宗教信仰与思想意识促进了陶瓷雕塑艺术的发展,也将无生命的陶瓷与令人敬畏的历史人物和宗教代表完美结合,使之成为传统文化元素中的明显符号。

陶瓷从实用品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重要构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糅入了大量优秀文化元素,集语言、文学、艺术、历史为一身,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记忆和民族符号,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中国陶瓷无论是外形还是内涵,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因此,深入研究其构成和影响,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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