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陶瓷器。
中国陶瓷史上永恒的经典——青瓷是以釉色作为表现形式，包含了素雅、宁静、含蓄的美，就拿南宋的龙泉青瓷最著名的两种釉色来说，粉青釉光泽淡雅柔和，可与碧玉媲美。梅子青丰盈滋润，既像雨水淋过的青梅，又仿佛蓝天映照下的清澈湖水，美不胜收。青瓷那“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丽，正是艺术审美的最高境界，让后人赞叹不已。也许正是它这种贴近自然，符合中国人传统审美文化思想的特性，让我们可以想象在如今繁杂浮躁的社会环境中，当人们崇尚自然、崇尚返璞归真的观念重新回归的时候，青瓷必将会真正地被更多的人所喜爱，这也使青瓷具备了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础。
刚刚以传统烧制技艺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龙泉青瓷名声大噪始于北宋后期，历经了宋元时期的辉煌和明末清初的衰落。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恢复了清末民初以来日渐衰微的青瓷烧制工艺。经过50余年的艰苦历程，当代的龙泉青瓷在保留老祖宗留下的工艺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完善，融入了现代气息元素，不管在技艺层面上还是在思想观念上更加精彩绝伦。
对瓷器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拥有一件上乘的青瓷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为青瓷不仅烧制需要经过粉碎、淘洗、陈腐、练泥、成型、晾干、修坯、装饰、素烧、上釉、装匣、装窑、烧成等多道工序，工艺极其复杂，制成的青瓷薄胎厚釉，在追求釉色美、做工精细、造型别致等方面堪称完美。而一件上乘的青瓷艺术品更是制作者几十年的技能经验和艺术修养的结晶。
青瓷的原料取之于土，经过柴火的烧制，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必须使用大量纯净的水，而青瓷的品质往往由土坯和釉彩中所含的微量有色金属元素来决定。土之料，木之助，火之艺，水之纯，金之值。五大元素之综合，便成就了青瓷。青瓷烧制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也是一种艺术。上乘青瓷青翠滋润、莹澈剔透，富于韵味，有类玉之美，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内涵。在欣赏这些精品青瓷时，你会发现这些素雅的青瓷不像别的艺术品，绚丽夺目，容易让人一见钟情。但它却是非常耐看，看完了总想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好似一杯香茗让人回味流长，其中滋味也许只有看过的人方能体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无论哪件青瓷作品，不论你盯着它看多久，你的眼睛都不会感到疲累，而你的心情，也会越来越平静。说它是“养眼”“养心”的瓷器真乃实至名归。青瓷有“雍容之量”，但没有“华贵之俗”。青瓷拥有的文化是玉文化乃至中华儒家、道家文化的延续，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文明的精髓。
一个静穆精美的青瓷，它温润如玉，它晶莹似冰，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工艺品，也不是一个无生命的摆设，哪怕是一片小小的青瓷碎片，也是大自然与心灵碰撞出的火花，更是中国人精神文化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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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史上的两次仿古高潮
纵观古陶瓷赝品的发展历史，在经过初创期后，又经历了近200年的缓慢发展阶段，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才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划时代的作伪高潮。这一时期，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大批西方人涌入中国“淘宝”，古董必然成为世界列强豪夺的焦点，古玩市场空前活跃，作伪之风也随之甚嚣尘上。此风一直延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戛然而止。这一时期的古陶瓷仿制和作伪基本上多限于江西景德镇地区，品种也以明清官窑瓷器为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第一，当时购买力最强的西方收藏者，缺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他们对外观绚丽多彩的明清官窑器的兴趣，远胜于对朴拙无华的老窑器的兴趣，致使那些能够左右中国艺术品收藏潮流的官僚资本，跟在洋人屁股后面推波助澜，这一点在外国资本汇集的上海，表现得尤为突出。第二，老窑器的生产年代久远，制作工艺已经失传多年，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介入，仅凭文化水平很低的陶工经验，要想仿制，尚属奢望。明清瓷器的生产工艺，在景德镇延续了数百年从未间断，尽管后期有所改进和变化，但总体仍在延续和使用，仿制起来更为得心应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余年，由于政府实行了对文物的严格管制，禁止民间交易，古陶瓷作伪失去了市场，也就销声匿迹了。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政府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前东德)搞了一个“技术合作”，由他们提供给我国急需的现代化机器设备，由我国提供给他们传统陶瓷制作工艺。当时政府掌管的地方工业部(轻工业部的前身，执掌民用工业产品的生产)并不掌握传统陶瓷制作工艺的技术资料。为了尽快取得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地方工业部迅速组织了一批专家到景德镇向传统艺人取经，景德镇的传统陶瓷工艺第一次被全面挖掘出来。在这一时期，有关单位还多次组织陶瓷专家研究、开发和恢复了一批古陶瓷制作工艺。50年代由留美回国的李国桢教授带队来到浙江龙泉，首先恢复了龙泉窑的传统制作工艺，而后又陆续恢复了钧窑、定窑、官窑、汝窑、建窑、越窑以及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等传统工艺。虽然这一时期的仿制品多为国营企业批量生产的传统工艺品，只是形似而已，其中还融入了不少现代工艺，并未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但是它为日后的古董造假奠定了充分的人员、技术和物质基础，这些都是民国时期造假者们梦寐以求而无法实现的东西。1993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的问世，标志着内地私人手中的文物第一次可以公开交易了。这刺激了中国内地文物走私活动的猖獗。与此同时，一些私营业主也将眼睛盯在了古陶瓷作伪这块肥肉上。它既可以避免走私文物被判重刑，又可以达到迅速致富的目的。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迎来了第二次古陶瓷仿制、作伪高潮。这次仿古之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刮得猛烈，地域之广、人员之多、品种之繁、水平之高，可谓空前绝后。第一次仿古高潮中是以景德镇为主，其他地区为辅；以明清官窑为主，其他品种为辅；以民国工艺为主，发掘古代工艺为辅；以文化素质低下的窑工为主，科技人员为辅。当今古陶瓷的作伪是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遍地开花，普通窑工、专家学者全民上阵，水平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陶瓷文化：磁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性
磁州窑窑址在河北邯郸，烧造大约自北宋中期开始，产品釉色以白、黑为主，也烧造三彩等。其装饰手段丰富之极，以白地黑花最为典型，被称为白与黑的艺术，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而精品又往往以划花手段表现花纹细部，题材以花鸟居多，有一些以生活小景为主题，如婴戏、马戏等，诗文也被时时采用。还创造性地将中国毛笔书画，巧妙而生动地绘制在瓷器上，开创我国瓷器书法绘画装饰的新篇章。图案往往简洁潇洒，生趣盎然，是精彩的绘画资料。
磁州窑虽然历史悠久，但因其民窑的身份，历史上关于它的记载不多，长期以来，人们都没能认识磁州窑，直到上世纪初（1918年），人们在巨鹿古城发现了大量白地黑花的古代瓷器，引起国内考古界对磁州窑的重视。将近一百年过去了，对磁州窑进行了全面的探究，经过数次发掘厘清其发展脉络，更加认识到自磁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性。
白釉黑彩瓷
磁州窑宋代梅瓶（图片来自网络）
磁州窑瓷器被很多人称作“黑与白的艺术”，提起磁州窑，多数人会首先想到其经典装饰风格——“白地黑花”、“黑地白花”。白底黑花是磁州窑在宋代创立不久，由工匠们创造的一种全新的装饰方法。他们用一种含有氧化铁的色料，在涂有白色化妆土的瓷坯上作画，使瓷器的装饰达到了近似水墨画的效果，然后上釉烧成。这些瓷器的画面线条流畅生动，外观色泽鲜艳、永不褪色，有着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磁州窑白底黑花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瓷器从用刀在坯胎上刻、画的“胎装饰”转变成了用笔画花为主的“彩装饰”技法上来，因此具有很大的创造性。同时，也把我国的陶瓷工艺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丰富和开创了我国瓷器装饰的新途径，为以后景德镇青花瓷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
磁州窑虽属民窑，但其精致的白地黑花瓷器在中国瓷器史上有独特的地位。
最早的釉上彩瓷
磁州窑红彩绿瓷器（图片来自网络）
黑白对比的装饰风格是磁州窑瓷器最显著的艺术特征，却不是磁州窑的全部。事实上，在不同历史阶段，磁州窑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就连其最经典的“白地黑花”也是经过长时间学习、摸索形成的风格。
宋末金初，磁州窑又在黑白瓷器的基础上，创造出了“红绿彩”。红绿彩是用红、绿两种色彩或以红、绿两种色彩为主要色彩，在烧好的白瓷胎上绘画纹样，不上釉，再入窑，经低温二次烧成的彩绘瓷器。
磁州窑红绿彩瓷是我国最早的釉上彩绘瓷器，为明清时期大放异彩的各种釉上彩瓷打下了基础。而景德镇开始烧造红绿彩瓷的时间，比磁州窑整整晚了一个世纪。
正是由于其独特的装饰风格和艺术价值，宋金元时期，之前名不见经传的磁州窑一跃成为全国的知名窑场，和当时的“官、哥、汝、定、钧”五大官窑相媲美。此后，磁州窑还影响了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江西、内蒙古、安徽等地窑场，形成了庞大的“磁州窑系”。
兼书法和绘画装饰
元磁州窑《绘瓷作枕》诗文枕（图片来自《收藏》）
磁州窑开创了毛笔技法在瓷器进行书法绘画装饰的先河，彻底打破了南北陶瓷单色釉装饰的局面，引领了新潮，迅速占领了北方陶瓷市场。其实毛笔绘画装饰技法的更大意义在于其产生的独特文化价值。这一装饰技法在宋代书法、绘画艺术繁荣和普及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受到文人书画的影响而成熟、发展起来。正是文人书画家的广泛参与，提升了磁州窑艺术的高度，开拓了磁州窑文化的深度。
借助毛笔为工具，磁州窑的工匠将中国传统的书法绘画文化，移植到了瓷器装饰上，开创了一个“以瓷为帛”的书法绘画时代。使得白地黑花装饰成为一种极为潇洒、豪放、生动、流畅的风格。窑工们以瓷器表面作为画纸，创造了许多生动的飞禽、走兽、孩童形象和人物故事画，或书写上民间广为吟唱的诗、词、曲和民谚、警语等。
如磁州窑出土白地黑花瓷器的装饰图案有莲纹，就是用毛笔在化妆土上绘画莲纹和水波纹，再用竹签类工具勾勒莲花的轮廓、叶茎和花瓣、水波纹等细部，构图随意豪放，黑白对比强烈，兼有书法和绘画装饰，具有很强的艺术效果。磁州窑开创的在瓷器书法绘画的装饰技法，对后来的很多名窑也产生了影响，举世闻名的景德镇元代青花瓷的装饰技巧，就来自磁州窑。
白釉黑绘瓷、最早的釉上彩图和兼书法绘画的装饰是磁州窑最大的贡献，它将中国传统书法、绘画技法与制瓷工艺相结合，创造了新的综合艺术，开拓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清三代”瓷器 中国陶瓷史上的巅峰之作
近年来，清三代瓷器成为艺术品市场上最热门、最受追捧的对象，常常出现在艺术品拍卖市场，成交价屡创新高。有统计称，自1975年来，瓷器拍卖价格逐年攀升，仅15年时间便已高达9倍。清三代瓷器之所以受到市场热捧，主要由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瓷器烧制技术已臻成熟，在技艺上无可挑剔，而且这三朝帝王对瓷器的热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心制作，烧制出来的瓷器精美别致，为前代不可比拟。从事瓷器收藏多年的任明学介绍，清三代的御用瓷器必须经过督窑官的精心挑选，如有瑕疵立即销毁，所以拿出任何一件，都称得上中国陶瓷史上的巅峰之作，也因此民间极少流传，存市数量不多，具备很高的艺术观赏和收藏价值，受到藏友追捧。令人瞩目的成交记录任明学介绍，中国制瓷业经过漫长发展后，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达到历史顶点，无论是斗彩、五彩、素三彩，还是珐琅彩、粉彩和釉下三彩，质量和数量都为前代不可比拟，当时的官窑瓷器代表了当时中国瓷器的最高水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清三代是中国瓷器的黄金时代。在目前的艺术品拍卖市场，藏家对清三代瓷器的关注与日俱增，即便是民窑精品，市场价格也达到相当高位，许多藏家“只进不出”，导致清三代瓷器价位还将不断拉高。查询近些年的拍卖成交记录，早在2001年，一件“明永乐青花折枝花卉八方烛台”便在拍卖市场上以880万元的价格拍出；等到2005年，该烛台二度出现在北京翰海春拍中时，最终以2035万元的高价成交，短短今年间，翻升超2倍。同样是2005年，在伦敦佳士得拍卖场上，一件“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拍出1.6亿元的天价，其高仿品市场上价格甚至也高达十几万元。随后，一件“明宣德青花藏文高足碗”以2306万元成交。在2010年，一件“清乾隆青花缠枝莲纹花觚”在北京匡时五周年秋拍中以6680万元落槌；2011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上，一件“明永乐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成交价格再次突破亿元大关，达到1.3亿；去年，一件“明成化青花缠枝秋葵纹宫碗”又以1.1亿元成交。清三代瓷器缘何受宠？归纳清三代瓷器受宠的原因，任明学认为，除康乾时期制瓷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外，比之高古、中古板块瓷器，清代文化离现在更近，较容易获得人们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其次是数量稀有。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作为至高无上的一国之君，他喜好的东西或是所用之物，都是百里挑一或是独一无二的，况且这些物品经历了改朝换代、战争和政治运动，流传至今相当不易，堪属凤毛麟角。再就是清三代瓷器具有流通性好、保值增值功能。最典型的是2004年苏富比秋拍一件清雍正“青花釉里红海水云龙纹天球瓶”以无底价起拍，结果各路买家互不相让，志在必得，最终以1518.24万港元拍出，而此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嘉德拍卖成交价仅为440万元，由此大大提升了清三代瓷器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价值。康熙瓷器富含阳刚之气“康熙朝瓷器造型的艺术特色非常鲜明，其风格挺拔遒劲，富有壮美的形态。”任明学说，美分为阳刚和阴柔两种。假如借以对照清代的瓷器，那么康熙朝器物的造型所具有的壮美气魄，同样也体现出阳刚之美。康熙时期，在瓷器发展上有两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一是恢复了景德镇御窑厂，其二是设立了专门的督陶官。这些制度安排对瓷器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康熙在位长达61年，瓷器烧造水平由粗到精。早期瓷器浑厚，但比较粗糙，很多瓷器的底部会出现“火石红”，另外还有粘矿、跳刀、闪青等现象，这说明当时的胎土釉料淘炼不够干净。但到了康熙晚期，这些工艺细节逐步得到改善，胎土、釉料的淘炼变得更加精细。康熙时期的瓷器还有很多创新，如初时的珐琅料全由国外进口，价格昂贵且数量有限，康熙便下令国内工匠自己研制，实现珐琅器的“国产化”。雍正瓷器下诏书烧制瓷器在康熙瓷器发展的基础上，雍正朝瓷器制作之精冠绝于各代，最为突出的是粉彩，它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粉彩不仅有白地彩绘，还有各种色地彩绘，如珊瑚红、淡绿、酱地以及墨地等。雍正瓷器造型不同于前代，在于它一改康熙时浑厚古拙之风，代之轻巧俊秀，典雅精致，外形线条柔和圆润。其胎体选料精湛，壁薄体轻，匀称一致，仰光透视，略显淡青，呈半透明状。在纹饰上，釉下彩中青花釉里红的制作达到极盛阶段，青花和釉里红在同一种环境中烧成，两种色泽都十分鲜艳。在瓷器烧造方面，雍正曾多次亲下诏书，对瓷器制作中的细节提出具体要求，比如，瓷器上的纹饰要怎么画，画多大。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由于他不喜欢黑釉配菊花，认为不吉祥，索性要求不许这种纹样烧制到瓷器上。乾隆瓷器烧制技术精益求精乾隆朝历经61年，是瓷器烧造集大成时期，也是清代景德镇达到极盛的时代。乾隆瓷器一面保留前世精华，一面吸收西方艺术。外观造型大部分比较规整，除常见器型外，出现了一些奇巧怪诞的物件，主要用于赏玩，被称作“浑厚不及康熙、秀美不如雍正”。乾隆时期，粉彩取代五彩，在粉彩器皿上讲究用镂空、堆塑的装饰手段，辅以“轧道工艺”和开光、剔刻等。有署“古月轩”的珍贵瓷器，是以乾隆宫中古月轩命名，从景德镇挑选制造精良的素胎进京，命内庭供奉的高手绘画，于京城设炉烘烤而成。乾隆青花是当时瓷器生产的主流，承袭康熙、雍正青花特点，并在其基础上继续发展创新提高，体现出在制作技巧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每一道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精工细做，精益求精。由于乾隆自身好古成癖，乾隆官窑还有一大特色就是仿古瓷的大量烧造，创烧了很多瓷器新品种。
西夏瓷：中国瓷器史上秘藏的珍品
[摘要]:地处甘肃省武威市城南35公里的古城乡上河村一组，当地人一直沿袭着先民们流传下来的地名“塔儿湾”，因为早在1982年就曾出土过西夏瓷器（先后出土115件），因而在西夏研究历史中赢得了“武威塔儿湾西夏遗址”、“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村落遗址”等赞誉。
地处甘肃省武威市城南35公里的古城乡上河村一组，当地人一直沿袭着先民们流传下来的地名“塔儿湾”，因为早在1982年就曾出土过西夏瓷器（先后出土115件），因而在西夏研究历史中赢得了“武威塔儿湾西夏遗址”、“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村落遗址”等赞誉。
“塔儿湾”：完整西夏村落中的惊奇
塔儿湾西夏村落遗址地处杂木河上游，两岸依山，村民以放牧和种地为主，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塔儿湾仅居住着十多户人家。道路阻塞和交通不便对保护当地的西夏文化遗存起到了一定作用。
2008年8月9日，武威市文物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着名西夏学者孙寿龄与党寿山、黎大祥等几位文物专家走进塔儿湾西夏遗址进行考察。走进村庄时，孙寿龄看到一个裸露的土层中有一件像瓷器的碎片，便伸手去抠，没想到竟然“抠”出一件稀世珍宝——西夏瓷“白瓷马头”。这只马头长3.5厘米，头宽2厘米，颈长2.5厘米，颈宽2厘米，耳长8毫米。整个马头为白釉底色，黑斑点缀，马眼炯炯有神，活灵活现，造型十分精致。这件瓷器既像是浮雕，又像是两个单面瓷器中的一半。马头造型逼真，体格健美，飘逸洒脱，在马的脖子上还有几个圆形的“豹斑”，其做工技艺精湛。从整个西夏出土文物看，浮雕西夏瓷马头在全国还是首次发现。
如今，走进这个古老的村落，依然能在渠边、路边和地头发现碎瓷片。据村民介绍，当地村民为了省事，在打桩盖房和建羊圈、牛圈等基础设施时，把碎瓷片和泥土一道都用上了。所以，文物专家们无意中会在村民房屋的土墙上看见碎瓷片。那些瓷片，后来经专家考证，几乎全是西夏时期的瓷器碎片。而且沿山坡的土层里露出的许多烧焦或腐朽的木头也都是西夏人当初住过的房屋留下的痕迹。村庄南边的山坡和台地已经被当地文物部门确定为西夏遗址。武威市文物部门勘定的结果显示：该遗址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260米，以西为草木茂盛的山区牧场，以东杂木河两岸是开阔的平原农田。西夏时期，这里是党项族放牧、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居住的地方。如今，整个村落遗址，不少被辟为农田，现已耕种。
1992年9月至1993年上半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对塔儿湾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的西夏黑釉剔花牡丹瓮和黑釉牡丹瓮，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史金波先生称赞为“线条流畅，活泼大方，刻画精细，疏密得体，是瓷器中少见的作品”。同时挖掘出的双耳乳丁饰纹褐釉小扁壶等都是西夏瓷器中的珍品。武威市唯一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党寿山在他的《武威文物考述》中指出：“塔儿湾还出土了烧制瓷器用的匣体和支垫，附近还产瓷土，可以推定这些瓷器为当地烧制。”虽然目前尚没有挖掘出西夏瓷窑以证明这些瓷器是当地烧制的，但从发掘情况看，该遗址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村落遗址。
当时出土数量较多的是一批西夏时期烧制的各种瓷器和大量瓷片，其中较为珍贵的有墨书西夏文的白釉绘花瓷罐，高46.5厘米，大圆口，短颈，直圆腹，下略收，施白釉，腹部用褐釉绘缠枝牡丹，古朴豪放，反映出西夏较高的手工业制瓷工艺水平，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还有白釉高足盘、碗、黑釉扁壶、瓶、灯、罐等一批文物。另外还在此地陆续发现了许多窑具和窑址留下的灰层堆积物。
因塔儿湾西夏遗址是我国西夏考古史上迄今发现出土西夏瓷器数量和种类最多，釉色、花纹繁杂的一处遗址。甘肃本土不少媒体指出，已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塔儿湾西夏遗址，是“目前最有研究价值的西夏瓷窑遗址”。
灵武窑：西夏陶瓷研究的第一把钥匙
瓷器被誉为中国的第六大发明，从它对人类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来说，仅次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和丝绸。宋代是我国瓷器生产的鼎盛时期，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如五朵金花盛开在宋代的文化版图上，八大窑系遍布全国。然而，由于后来的元统治者对西夏文化进行封杀，使得西夏的瓷器生产无法被历史承认，甚至到了1980年前后编写《中国陶瓷史》时，因为缺乏可靠的历史资料和实物，产生了西夏瓷器没能走进中国陶瓷史的遗憾。
由于西夏境内缺乏金属矿产，许多容器只能寻求其他代替物，因此瓷器在西夏党项人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西夏建国后，在和宋朝的贸易中，瓷器占据了很大比重。
煤是烧制瓷器的主要燃料，宁夏灵武境内的瓷窑堡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资源。同时，这里的煤矿层中含有充足的石泥岩，是优质的制瓷陶土。窑址旁边的河沟常年流水，为窑场提供了丰富的水源。瓷窑堡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具备了建立瓷窑的基本条件。
1971年4月，在原灵武县崇兴台子大队的田地上，就出土了112件精美的瓷器。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考古人员经过研究，认为这些瓷器造型虽与中原地区的瓷器相似，但从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来看，是西夏人烧制的。考古人员分析认为，这些瓷器可能是西夏皇室和贵族的藏品，作为西夏古都的灵武境内有可能存在瓷窑遗址。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汉代烽燧遗址考察时，得到不少西夏至元代的遗物。考古人员对出土的两只大瓮进行分析后认为，如此巨大的瓷器绝非远途运输之物。他们联系到崇兴台子大队出土的神秘瓷器，推测灵武境内可能有瓷窑遗址存在。
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马文宽研究员，在完成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居延汉代烽燧遗址考察过程中，面对在居延汉代烽燧遗址考察中发现的具有宋代风格的瓷器，因缺乏对其作为西夏的实物的例证而苦恼，无意中，他在明朝《嘉靖宁夏新志》中发现了线索。该书记载：“瓷窑山，灵州东北60里，为陶冶之所。”史志中记载的这座瓷窑山，在西夏时期是否生产瓷器呢？这座瓷窑遗址究竟在何处？就这样，神秘的灵武窑吸引马文宽前往灵武，揭开这个谜底。1984年6月，在县城以东35公里、距瓷窑堡镇西北4公里处终于找到了瓷窑遗址，并发掘出大量的瓷器、窑具残片，他当即把瓷窑堡遗址作为研究西夏瓷历史的突破口。
1984年至1986年，考古队经过3次系统发掘，共清理西夏窑炉3座、西夏瓷器作坊8座、元代瓷器作坊1座、清代窑炉1座，发掘面积约700平方米。出土瓷器、瓷具、窑具共3000余件，同时发掘出大量墨书西夏文瓷片、墨书汉文西夏年款的瓷片和西夏钱币。他们还发现，这里烧制的瓷器属西夏、元、清3个朝代，其中西夏时期的数量最大。西夏境内出土的陶瓷器以前多被定为北宋或金的产品，宁夏灵武瓷窑堡的调查发掘订正了史误，由此确立灵武瓷窑堡瓷窑遗址是位于我国最西北的一处古瓷窑遗址。
在瓷窑堡以北约4公里的回民巷，后来也发现了一处西夏瓷窑址，由此填补、确立了西夏陶瓷史研究中的空白，也确定了西夏瓷器在中国陶瓷历史上的地位，为研究西夏的物质文化尤其是陶瓷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
西夏瓷：中世纪陶瓷的宝藏
从1974年灵武窑的挖掘开始，对西夏瓷器生产基地的探究一直是西夏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西夏王陵挖掘过程中，出土的建筑物附件中的琉璃鸱吻龙头鱼尾、琉璃摩羯、妙音鸟等，也体现了西夏烧制陶瓷的高超工艺。史金波称赞这些文物“既是实用的建筑构件，又是赏心悦目的艺术品，其中不少可列为中国中世纪陶瓷的代表作，即使把它同现代的优秀瓷制工艺品相比，也毫不逊色”。
英国人斯坦因率领中亚“探险队”，在1914年第三次前往黑水城挖掘时，就挖掘出大量瓷器，在《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中这样记载：“觅得有釉之碎陶器甚多，率作青绿二色，间杂冰裂纹，大块碎片不少，此种陶器即当地所产。”可见，远离西夏都城上千公里的黑水一带，也有大量西夏瓷器。这些瓷器是从其他地方调运去的？还是本地也有瓷窑？上世纪80年代后期，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境内的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境内，宁夏考古工作者在贺兰山东麓的缸瓮井、插旗口等地也发现了西夏瓷窑遗址。从鄂尔多斯高原到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东西近千公里，从宁夏海原到内蒙古额济纳旗南北上千公里的西夏境内，都发现了西夏瓷器甚至窑址。西夏之瓷遍布当时的西夏帝国境内。而这些地方出土的一些西夏瓷器，走进了“国宝”行列，完全可以和当时宋朝境内的窑址生产的瓷器媲美。
塔儿湾西夏遗址的开掘，标志着西夏瓷窑目前已经有3处被正式考古发掘（前两者为瓷窑堡和回民巷窑），它们和当时鼎盛于世界的宋朝陶瓷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与宋朝同时，中国北方并立的3个少数民族政权，即契丹人建立的辽，党项羌人建立的西夏和女真人建立的金，也都有各自的制瓷业。这些地区所生产的瓷器除具有本民族的特点外，还有明显受到唐、宋北方诸窑影响的痕迹。
韩小忙先生在《西夏美术史》中明确表达了西夏瓷器和宋代瓷器的关系：“回民巷窑受陕西耀州窑的影响较大。瓷窑堡窑以盛产白釉瓷和黑釉剔刻花瓷为自己的特色，可能与山西北部诸窑生产的剔刻花瓷有关。”可见当时在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陶瓷工艺的传播和流布状况。
西夏的瓷器工艺，一方面继承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地体现北方民族的粗犷性格，这使它缺乏中原地区官窑生产的细腻、柔和、艳丽的特性，这是一种差距，也是一种独特风格的体现，也使西夏瓷成为中国瓷器史上秘藏的珍品。
中国瓷器的鼻祖-青瓷
欧洲人把中国青釉瓷器称为“雪拉同”。这个名词来源于是6世纪晚期，法国作家杜尔夫的长篇小说《牧羊女亚司泰来》被子搬上舞台。剧中男主角雪拉同穿的一件青色衣服极惹人喜爱，这种颜色一下就成为法国流行的颜色了。正巧中国的青瓷第一次传入法国，那青翠欲滴的釉色使法国人为之倾倒。以至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名称呼它，只有雪拉同那件衣服的颜色可以与之匹敌，于是人们就称这种青瓷为“雪拉同”。直到今天，欧洲许多人还常常这样称呼中国的釉瓷器。
青釉瓷器是以铁质为着色剂的高温颜色釉品种。考古学家们说青瓷是中国瓷器的鼻祖。古人写出了“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脏赞咏青瓷。青瓷不但包括蓝、绿，而其质方面也有深浅不同。是因为釉层厚度和差别，烧成后呈现不同色调的缘故。
景德镇烧制青釉瓷器远在唐代即已开始。《中国青瓷史略》介绍，“离镇二十里，在湘湖田间，地名白虎湾的公路上，发现糖代烧造的青釉碎片极多，公路上，发现一般较厚，薄的较小，盘子底有釉，色泽极似长沙出不士的东西，青釉带黄。青的程度已接近越窑的艾色（即橄榄色）。施釉薄，有极细纹片，外面有凹痕，个一切制作显然是唐代的风格，后于湖田镇南入山约两三里，地名胜梅（俗称杨岭）的山坡，又发现当年烧造时成叠的窟底货之长，证实了当年景德镇也是烧造青器的“。
宋代，景德镇取各地名窑之长，在虾青、秘色以及白定的基础上创制了影青瓷，它的特点是瓷质极薄，釉面白而青，暗雕塑花纹，内外都可映光，故有人以叫隐青、或罩青。《竹陶说》载“近来出土之器甚多，有一种碗蝶，质薄而色白，微似定，市肆人呼为影青，以其釉色白，微带青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