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aoci52.com - 老窑瓷器的鉴别】
纹饰与造型关系密切，造型决定外形，纹饰起着装饰美化作用。瓯窑瓷器属于青瓷系列，重视造型和晶莹润泽、精光内蕴的釉色，不重视纹饰。但这并不代表纹饰不重要，相反，器表略施纹饰，更加淡雅美观，甚至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历代瓯窑瓷器的纹饰流动多变，风格各异，向我们传达着东瓯先民多元的兴趣爱好、审美观念和宗教情怀。
三国西晋纹饰简单，弦纹是主要纹饰，水波纹、斜方格纹、联珠纹、双系上的蕉叶纹是常见纹饰，乳丁、兽面纹偶尔见有。为表现动物造型，头部、眼睛、羽翼、四肢、肌肉、毛发等部位采用了压印、刻划、粘贴、堆塑等多种装饰手法，纹饰线条或流畅细腻，或稚拙粗放。东晋南朝，器物口沿、肩部等部位继续大量使用弦纹。素净淡雅的青瓷釉面上，凹弦纹处形成绿色的积釉圈带，与浅绿的底色相互辉映，美不胜收，极大程度地迎合了当时尚青和玄谈的审美时尚与社会风气。水波纹仍有使用。龙纹出现在鸡首壶的曲柄上。作为佛教象征物的莲瓣纹、莲蓬纹出现在瓯窑瓷器装饰中，主要是3－5条细线组成的重线莲瓣纹，有仰莲瓣，也有覆莲瓣，有的装饰在碗、碟、盘、盏托的内壁，与内底的莲子组成莲蓬纹。南朝，因佛教昌盛，莲蓬纹、莲瓣纹成为主要的纹饰。这反映出佛教对东瓯先民审美观念的深刻影响。
唐五代纹饰种类稍增，主要有莲花、荷叶、莲瓣、卷草、灵芝、草花、朵花、葵花、牡丹、缠枝花卉、朵云、垂云、双鱼、、四鱼、方钱、直条、弦纹等。莲花纹多与荷叶组合装饰于罐、粉盒、碗等；荷叶纹既组合装饰，也单独装饰于罐、碗等；莲瓣纹大多数单独装饰罐、碗、瓶、壶、杯、水盂、莲花座等。温州市郊杨府山出土的唐代鱼纹瓜棱执壶腹部以瓜棱凹线为界划饰四条鱼纹，鱼头朝上，鱼尾向下，两两对称，线条浅细流畅，写实性极强，反映出温州沿海渔业特色。温州市郊锦山气功疗养院出土的1件五代粉盒盖面刻划的2组莲花图案极富变化：中间主要的一组于盛开的1朵莲花中直伸出4朵曲茎莲花，或绽放，或凋零，或含苞待放，斜伸出一朵曲茎莲花，尽情绽放；旁边次要的一组于盛开的1朵莲花中斜伸出2朵曲茎莲花，同样尽情绽放。小小的圆形盖面上，恰如栩栩如生的写生画，反映出东瓯民间陶瓷工匠真切的生活体验与深厚的绘画功底，与晚唐五代模仿自然界花果类造型的时代艺术风格相呼应，充满了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这是温州当时社会相对稳定，民间生活怡然自得的真实写照。
北宋纹饰种类丰富，多为牡丹、莲花、菊花、菊瓣、葵花、海棠、卷草、蔓草、缠枝花卉、变体花叶、蕉叶等花卉纹，其次为双蝶、鹦鹉、双鱼、凤凰、龟、龙等动物纹，还有山字、如意、朵云、云气、篦梳、斜直条、直条、弦纹等。莲花仍然流行，且富于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苍南水头乡小峰山出土的粉盒。盖面中央纹饰为一童子在前面直立飞升，飘带飞舞，充满青春活力，右手微屈，左手持一弯勾状物；后面一人头、人手、鱼眼、龙身、长须动物紧随其后，盘旋飞翔，长须盘绕整个盖面上方，盖面下面为波涛汹涌的海水。纹饰主题应为哪吒闹海擒拿龙王三太子，反映了北宋温州先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与丰富的想象力。画面构图布局合理，线条细腻，生动流畅，不愧为东瓯民间陶瓷工匠的一幅绘画艺术杰作。
南宋至元代，瓯窑大部分窑场改烧龙泉窑系青瓷，纹饰类似，有莲瓣、牡丹、团菊、葵花、双鱼、篦梳、弦纹等；烧制传统瓯窑青瓷的窑场大为减少，纹饰种类也大为减少，有莲瓣、牡丹、菊花、葵花、水藻、双鱼、篦梳、斜直条、朵云、弦纹等。青白瓷大都芒口，纹饰简单，以莲花、缠枝花卉纹为主；黑瓷大都素面。
值得深入研究的是南宋至元初，温州部分窑场生产被日本陶瓷界称为“珠光青瓷”的碗类产品。这类碗的内壁刻划线条流畅细腻的卷枝蔓草、云气等纹饰，间以篦齿状工具锥刺出篦划纹，再戳出篦点纹，外壁刻伞骨状复线纹。已知的有苍南县大、小星垟和乐清县瑶岙窑三个生产窑址。另外，温州市区绣山公园和瓯海区娄桥镇均有标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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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族瓷窑——瓯窑
瓯窑是古代汉族瓷窑。在今浙江省温州一带的瓯江两岸，温州在古时称东瓯，而瓯，原意是一种陶器。因此，故名瓯窑。迄今为止已发现欧亚古窑址200余处，是我国古代一个规模很大的瓷窑体系。唐代窑址分布于浙江温州、永嘉、瑞安、苍南、瓯海等地。始烧于东汉，终于宋代。
在胎质上，汉代至三国时，部分瓯窑瓷器胎质不致密，体较松，没有完全烧结，呈色较白略带灰色。釉色多位淡青色，少有青黄和青绿色，透明度高，开冰裂纹，但由于胎釉结合不佳，常有剥釉现象。到了隋代至唐代早期，这时瓯窑瓷器呈现一个低谷期，其产品的胎体灰白，釉色青黄，开片细碎。唐代早中期的瓯窑釉色青中偏黄，容易剥落。到了宋代，这个时期是瓯窑生产的高峰期，胎体更加坚致、细薄，呈浅灰色。釉色呈淡青或灰绿色，淡雅滋润；釉层薄，但是均匀、润泽，器内外施釉。同时期越窑的产品为灰白胎，施青釉后呈青灰色。
在器型上，汉代至三国时，常见器型有壶、罐、瓶、碗、碟、杯、槅、笔筒、砚台、水盂、熏炉、虎子、唾壶、谷仓、鸡窝、狗圈等。除了釉色和制作工艺上的差别，此时瓯窑的瓷器造型风格与越窑一样，器形多以动物为原形，如狮、鸡、虎、牛、凤等，有的器形与越窑几近雷同，如鸡舍、狗圈、狮形辟邪、槅、鸡头壶等。到了晚唐至五代，器形的造型也比前期丰富，常见的有执壶、罐、碗、洗、香薰、唾壶、砚和明器桌、筷、椅等，还有一些器型如五代青瓷曲流壶、唐代青瓷刻花粉盒等。到了宋代，瓯窑青瓷随着龙泉窑的外销产品一起进入国际市场，常见的青瓷器型有碗、壶、罐、洗、盂、熏等，还有一些如观音坐像、南宋青瓷盖瓶等。
在装饰上，早期瓯窑在纹饰上并不丰富，常见的纹饰有水波纹、印花斜方格纹、连珠纹等，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莲花纹，东晋早期出现了青釉褐彩，釉文字、花卉或与堆塑并用的点彩等。中晚期，装饰手法比前期有了突破，有印花、划花、刻花、绘花、堆塑等，纹饰有莲瓣、荷花、卷草、双鱼、飞天等。到了晚期，纹饰几乎接近繁缛，主要纹饰有卷草、葵花、牡丹、菊花、双碟、鹦鹉、如意和形态多样的莲花纹等。
瓯窑到了宋代逐渐走向衰落，曾经在历史上造就的辉煌，如今只能从文献和瓯窑青瓷身上看出一二。
玉溪窑瓷器的纹饰题材与特征
玉溪窑借鉴和学习景德镇青花瓷器的装饰手法，所以它的内容与景德镇一样，带有鲜明的民间民族色彩，主要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植物、动物、人物、文字、辅助纹饰等，适应当时人们追求吉祥寓意的审美风尚。植物题材主要有牡丹、菊花、宝相花、西番莲、秋葵、松竹梅、蕉叶、莲叶、兰花、水草等；动物纹主要有鱼纹、狮子、凤凰、神马、大雁等；人物主要是棋琴书画仕女图和高士图，文字装饰有吉祥语和其它花押记号，还有龟背锦、月华锦、云纹、回纹、卷草纹、水波纹等辅助纹饰。
纹饰的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常见缠技式、折枝式、开光式等。纹饰遍布器身，给人繁缛美丽的感觉，但构图严谨，繁而不乱，采用弦纹将图案分隔成多层，层次丰富，每层都是二方连续构图，展开后成为连续不断的长卷，层次主次分明，即主题纹饰突出在显眼的位置，让人一眼就能看出。青花罐、玉壶青瓶往往器身遍布四至六层图案 ，主题纹饰多安排在肩部和上腹部，最多有两组主题纹饰，常见渔藻纹、狮子绣球纹、凤穿牡丹纹、缠技牡丹、折枝牡丹等，碗盘类的主题纹饰则主要在内底心，有的也在外壁，主要是花卉纹。而辅助纹饰多用在瓶、罐类主题纹饰的上方、下方，也就是器物的口部、颈部、下腹、胫足及其它边缘位置，主要是蕉叶纹、水波纹、云纹、卷草纹、莲瓣纹等，碗、盘类的辅助纹饰则主要在口沿内外侧、内壁等，尽管纹饰稍显图案化，缺少变化，但用笔洒脱淋漓，豪放自若，充满了民间生动的生活情趣和乡土气息，具有相当的艺术魅力。
1、植物纹饰
牡丹纹牡丹寓意幸福美满，富贵昌盛，被寓为富贵花，有花中之王的美誉。唐宋以来成为人们喜爱并广泛使用的装饰图案，宋代以后的各地瓷窑多采用牡丹纹样，是玉溪窑使用最多和最典型的纹饰。常见的有缠枝牡丹、折枝牡丹、正面牡丹、十字牡丹等，还有与凤纹组合在一起的凤穿牡丹。缠枝牡丹主要用于碗、盘的内外壁，玉壶春瓶和罐的腹部，枝茎连续，起伏缠绕成一圈，大花大叶，叶子采用一笔点划的实笔涂绘，有的呈葫芦形，有的呈爪形，花朵则先勾画成花瓣轮廓，再在其内涂绘，留有白边。有的花瓣描绘细致，中心为圆花蕊，四边各有团状花瓣，呈现一种鲜艳华丽盛开的情形。折枝牡丹普遍绘在碗、盘的内心及瓶、罐的器身，一般一朵花数片叶，仿佛迎风抖动，充满动感，叶子一笔点划，简洁明朗，花朵有的细致勾画，有的简化成一圆圈内加一点，有的则画成一填实的圆点，而且折枝牡丹往往采用开光的方式，用花形边框圈起来，构图独具韵味。十字牡丹是玉溪窑中常见的纹饰，主要用于碗、盘的内心，表现的是正面开放的牡丹，花蕊简化为圆圈内加一圆点，众多花瓣围住花蕊，但四边各有一细长瓣的明显伸出，致使整个花形呈"十"字形，与景德镇元明时期的宝杵纹相似，所以也有人把它称为十字宝杵纹。玉溪窑的青花玉壶春瓶罐上的牡丹的纹常常与凤纹组合在一起，构成凤穿牡丹的寓意，象征富贵吉祥。
菊花纹菊，花之隐逸者也，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菊花常用于表示清高优雅、不屈不挠的文人气节，同时又兼有长寿的寓意，所以是唐宋以来各种器物上常用的装饰题材，是玉溪窑中最常见的纹饰之一。装饰的部位和形式与牡丹纹一样，主要有缠枝菊、折枝菊和菊瓣三种。缠枝菊多用在碗、盘内外壁，瓶、罐的腹部，折枝菊用在内心，采用青花绘画的菊花纹往往大花大叶，菊瓣为扁形，由里向外旋成螺旋形，具有元代遗风。菊瓣纹多采用印花手法，往往有三层，花蕊在最里边，呈网格状，近似葵花，外面两层为外瓣，都向外伸展，整个菊花瓣呈得富丽华贵，端庄美丽，线条清晰流畅，具有较高的艺术效果，网格状花蕊具有元代风格。
莲纹莲花是佛教的圣花，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兴盛，象征“纯洁”、寓意“吉祥”，并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莲花因出淤泥而不染，被古代文人赋予高雅洁净的内涵，也因此成为各地窑口喜欢采用的纹饰，是玉溪窑的主要纹饰之一。玉溪窑的莲纹主要有缠枝莲、一束莲、折枝西番莲、莲瓣纹等。青花缠枝莲一般装饰于罐、瓶的腹部，手法与缠枝牡丹、菊相似；一束莲纹则有的用青花绘在碗盘内心，有的刻划在碗的内壁，且由几束围成一圈，划工简单随意；折枝西番莲是玉溪窑印花图案的典型代表之一，往往印在盘心，莲瓣饱满端庄，珠圆玉润，线条流畅，美丽繁缛；莲瓣纹则是玉溪窑中最普遍的辅助纹饰，几乎所有的青花罐和玉壶春瓶的胫部都用莲瓣纹进行装饰，莲瓣之间往往紧密排列，形成共用边，有两道轮廓线，即在莲瓣内再加一道略有起伏的线，有的有三道轮廓线，轮廓转角圆润，有的莲瓣内填有如意云头和璎珞纹等，有的莲瓣则草率地简化成几个缠绕的圈，似卷云纹，有的莲瓣纹也采用覆莲瓣的形式装饰于器物的肩部，玉溪窑还有一种多夸张变形的莲瓣纹，往往采用双细划线划花变形莲瓣纹，在青釉碗、盘内壁上普遍出现，有的是直瓣，但大多花瓣呈S形，形成一种螺旋式的流动效果。
蕉叶纹蕉叶纹最早出现在商周的青铜器上，宋代以来被借用于瓷器的装饰，是玉溪窑的主要纹饰之一。主要装饰在玉壶春瓶、双耳瓶等颈部，以蕉叶作二方连续展开，围瓶颈一圈，根部连在一起，蕉叶略呈长三角形，叶尖部呈尖角，叶边为斜弧线，明显加粗，中茎为双线，中间留白，叶脉呈上斜状，玉壶春瓶的颈部几乎都是这种装饰，与景德镇元末明初风格相近。双耳瓶颈部的蕉叶纹往往是双层，即两片蕉叶间再加一片蕉叶，只是比较细狭长且简单，这种两层蕉叶往往上下两组正倒成称。玉溪窑的蕉叶纹也用于装饰盘的内壁，叶片短而宽，但多数经过夸张变形。
松、竹、梅纹松树有长春不老、以及延年的寓意；竹子指虚心向上的君子之道；梅花因冰肌玉骨又被称为群芳领袖，最早出现在元代青花瓷器之上，三者结合在一起，人称"岁寒三友"，是中国传统文人精神境界的写照。玉溪窑中松竹梅结合在一起的不多见，常见分别为一图，组成一组。玉壶春瓶的腹部上绘三个如意形开光，每个开光内分别绘有松、竹、梅，合在一起组成统一的寓意。此外松、竹、梅经常被分开采用，竹子常用在碗、瓶 、罐的主要位置，疏朗的几竿修竹与玲珑耸立的怪石组合成竹石纹，也常和湖景纹给合；松树则皆为松枝，松枝虬劲，松针绘成密集的针状团形，常绘于碗心内；梅树也常被绘画于盘心，枝干古拙苍老，梅花先圈后点，往往留有空白，有的梅树下绘有鸟禽，增加生动气息。
竹石湖景纹是玉溪窑中最为常见的纹饰之一，主要用青花绘在碗的外壁，围碗一圈，表现的是湖畔的美景，陡峭的怪石，疏朗的竹子，如盖的荷叶，大片大片的卷云，还有野草等，极富田园气息。其中有一种是飞檐翘角的二层楼阁在湖畔的云气中若隐若现，云气纹气势旷远，形成一派人间仙境的意境。
此外植物类纹中尚有兰、秋葵、宝相花、太阳花等等。
2、动物纹样
鱼纹鱼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已出现。唐宋时期，被广泛使用在瓷器上，由于"鱼"与"余"谐音，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鱼"来比喻富裕、充足的寓意，并成为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纹饰图案，是玉溪窑最典型，使用最广泛的动物纹饰。碗、盘、瓶、罐上都有鱼纹装饰，主要是和水草、浮萍组合成鱼藻纹，碗、盘心的鱼藻纹用一圈青花围住，最常见的是双鱼纹，两条鱼的构图为反转180°，头尾相接，鱼儿造型夸张写意，身体S形曲起，动感十足，鼓目，翘翅，剪刀形尾，鱼脊填实，露白肚，与景德镇常见的双鱼平行或双鱼相反游的构图相比，比较特殊。此外，单鱼纹在碗盘中也常见，鱼儿动感十足，神形兼备，栩栩如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加上游鱼间点缀飘动的水草，形成一幅生动形象的鱼戏图。青花玉壶春瓶和罐上的鱼藻纹则为二方连续展开图样，一般有两条，有的是三条首尾相接，比盘心的鱼更肥硕，也更为写实，画工更加精细，鱼的各部位更明显，腹部除露白外，有的描成网格状，有的描成平行的斜线，充分体现了玉溪窑对鱼纹的偏爱，鱼儿间的水草、浮萍形状多样，绚丽多姿，衬托出鱼儿的神采。
狮子纹狮子于西汉时自西域传入，被视作祥瑞之兽，后被应用于陶瓷上作装饰纹样，具有一定的宗教意味。宋代以来，普遍流行狮子与绣球搭配的狮子绣球纹，也是玉溪窑中的典型装饰纹样之一。装饰的种类有青花和青釉印花两种，青花狮球纹多用在瓶、罐的肩、腹部，三至四只狮子呈二方连续展开，狮子采用写意的笔法，回首曲体，扬蹄飞奔，毛发飘起，追逐绣球，绣球为螺旋纹圆球，上缚美丽的飘带，飘扬缠绕得很远，整个图案生动形象，极富动态，体现了一种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青釉印花狮球纹主要出现在盘心，造型与青花狮相同，毛发后飘，尾巴上翘，四足扬起，足上腾起云烟，带飘带的绣球形似古钱，位于狮子的身下，图案夸张精妙，具有神秘飘逸的气息。
凤纹凤凰古称瑞鸟，被誉为百鸟之王，是由现实中的多种飞禽走兽组合而成的想象中的神鸟，象征高贵，吉祥，在新石器时代即出现了凤纹装饰，唐宋以来，凤纹成为各窑口瓷器常见的装饰纹样。玉溪窑中的凤纹比较典型，几乎都是与牡丹构成“凤穿牡丹”典型纹样，寓意富贵吉祥，并且凤纹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展翅飞翔，头部回首高昂，美丽的尾部舒展飘逸，精神抖擞，在繁茂 的牡丹丛中飞翔，有百鸟之王的绝代风华，线条流畅自若，神形兼备，主要用在玉壶春瓶和罐的腹部作为主题纹饰。
马纹马是人们喜闻以乐见的动物，被用于陶瓷装饰最早见于唐三彩上，元代时得到兴盛，但主要是以海马的形式出现，神马在汹涌的波涛中飞奔，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玉溪窑中马纹较少见，目前仅在古窑中发现有多件印花马纹，尽管马回首望天，口中吐出瑞气，脚下有星月装饰，以暗示马的神奇，但整个造型和神态更象一只经过长途跋涉后停下来踌躇不前的民间马，两蹄扬起，马尾下弯，马背上的马鞍清晰可辩，与今天当地的马鞍极其相似，与景德镇描绘的神骏大相径庭，可能融入了窑工对现实生活的体验，表现了一种当地浓郁的民间生活趣味。
雁纹瓷器装饰的传统纹样之一，常与芦苇相配成芦雁纹，景德镇元瓷上常见一种雁口衔芦苇展翅飞翔的定式，明瓷上则将雁置于芦苇滩汀之上 ，充满一种野逸气息。玉溪窑的雁纹发现较少，有一种青花翔雁纹碗，画的是一只大雁展翅飞翔在天上，头部伸长，左右两侧各有一片祥云，自在高飞，构图简洁明快，意境旷远，线条飘逸潇洒，出神入化，翔雁纹似乎表达了窑工的思乡之情。
3、人物纹饰
人物图案是中国古代常见的装饰纹样，尤其是宋元以来比较盛行，与当时流行的戏曲版画、小说等很有联系，所以元代景德镇青花瓷中常见有一定故事情节的历史人物和戏曲故事的图案，玉溪窑也学习和借鉴了这种装饰手法，题材主要是琴棋书画仕女图和高士图，用在罐的腹部作主题纹饰，一般采用如意形开光分成连续的四个图案，分别描绘仕女操琴、下棋、读书、赏画等内容，与景德镇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图案比较接近，高士图则是描绘文人雅士情趣生活的题材，比如读书、对奕、松下散步、水边远眺等，绘画的人物神形兼备，活灵活现，五官精妙绘出，衣着服饰层次丰富，具体了一种娴熟细腻的绘画技法，可看出明显的学习内地装饰方法的痕迹。
4、文字装饰
在陶瓷上题诗写字作为装饰，在长沙窑、磁州窑、景德镇窑、德化窑等各窑口中都有发现，密切了陶瓷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玉溪窑中的文字装饰主要有“子”、“海”、“王”、“人”、“生”、“化三”、“上”、“元”、“常佳”等，其中“元”和“常佳”发现几件，采用青花书写在盘心，字体秀逸挺拔，笔法精妙，推测是一种吉祥语，表达一种美好的祝福。而其它文字主要是书写在圈足底部，有的是墨书，有的压印上去，有的是用钴料书写而成，未罩青釉，书写简率，随意，估计是为当时的产品所作的记号，可能是窑工的记号，也可能是窑主的记号，也可能是定烧瓷器的货主的记号。
5、辅助纹饰
龟背锦借鉴织锦图案的一种纹饰，是玉溪窑的典型纹样之一，主要出现在青花碗的外壁，往往在碗外壁的上下弦纹之间绘上下两个圆圈，并呈二方连续展开，使整个碗壁分布繁密的由圆圈在内心填圆实点的图案，看似乌龟背甲，故称龟背锦，具有吉祥的寓意。
月华锦出现在青花盘心，图案比较特殊，采用青花留白的方式绘成一朵盛开的花朵，花瓣清晰流畅，似螺旋形，有月华般的美丽，与景德镇正统、景泰、天顺时期的比较相似。
云纹常用在竹石湖景纹中，大片大片如意形云纹缠绕连绵，也有的用在碗、玉壶春瓶、罐的下腹缠绕一圈，作为点缀，有时作为开光装饰的轮廓纹出现，多呈如意形。
回纹常出现在罐的口沿作辅助纹饰，用短横竖线环绕成回字形呈二方连续展开，但在玉溪窑中更多的是分布在盘的口沿内侧，往往简化变形，宽扁，多见横线。
斜线水波纹绝大多数的玉壶春瓶、罐的肩与腹相交处均有，主要由两组相反相交斜线组成，并成二方连续展开，有的还在交叉处点上一圆点象征石子，整个图案就象景德镇水波礁石纹的简化和变形。
卷草纹多用在与水波纹一样的位置，主要用于分隔肩部和腹部的主题纹饰，缠枝相连的草叶二方连续展开，比较细长，连绵不断，让人遐思。
此外尚有杂宝、几何纹等辅助纹饰。
宋代耀州窑系瓷器纹饰
烧于初唐、历经五代数百年发展的黄堡窑，至宋代烧制技术日益精湛，产品更趋完美，影响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点和独特艺术风格的北方瓷窑系统――耀州窑系，成为宋代名窑之一。
文献对耀瓷多有记述，代表古人对耀瓷的看法，其中有关于耀瓷特征、耀瓷的生产、土贡，而元丰七年德应侯碑“巧如范金，精比凿玉，始和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锻炼累日，赫然乃成。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则生动地描绘了北宋耀州窑烧瓷的盛况。
耀州窑经过科学发掘，出有大型报告《宋代耀州窑址》。宋辽金墓葬中也常有耀瓷出土。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耀州窑瓷器纹饰作一概括介绍:
一、宋辽金耀州窑装饰手法与技巧
宋代耀瓷装饰手法有划花、剔花、刻花、印花、贴花、戳花、镂空、绘画化妆土等多种。其中，
划花，最早见于唐代，五代宋初为主要装饰技法，宋中期以后较少单独使用，多作为刻花花朵和叶脉轮廓内采用的辅助手法。宋代划花有单线条和并列多线条两种。
剔花，亦称雕花，用减地手法，使事先刻划的花纹凸起在坯胎之上。五代出现，宋初延续，宋中期后极为少见。
刻花，先采用直刀深刻出纹样大轮廓，再于花纹轮廓外，采用斜刀广削刻去纹样外的部分背衬，使花纹清晰凸起于坯胎之上。特点是，行刀手法犀利、圆活、流畅，浮雕感强。宋代早期偏晚时候出现，北宋中期盛行，北宋晚至金代仍大量生产，但主导地位为同风格的印花装饰取代。
印花，使用刻有纹样图案的印花范具在坯胎上印出花纹。产生于宋代中期。
贴花，用模印、捏塑方法制出动物、人物、花朵等造型，用泥浆贴于坯胎上。多饰于瓶、壶、尊、灯、炉之类上。唐、五代、宋皆使用。
戳花，主要见于唐、五代，宋代仅见于珍珠地划花装饰。
镂空，北宋使用，为继承唐、五代技法。主要施于薰炉、灯、花插之类祭祀、陈设瓷或某些高级日用瓷上。
绘画化妆土，用绘画手法将白色化妆土泥浆绘于坯胎上，或涂于印出的纹样上，以加强立体效果。出现于晚唐，五代极少见，北宋有采用，但也极少见到。
宋代耀州窑所采用的装饰手法，大多继承唐、五代黄堡窑而来，并进行了大胆创新，而在对瓷器进行装饰时，又往往两种或多种装饰手法并用，使器形和纹饰达到完美的结合。
二、宋辽金耀州窑瓷器纹样
宋代耀州窑瓷器纹样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主题纹样、辅助纹饰两大类。其中，主题纹样按内容分，又可分为植物、动物、人物等几大类，以植物类的各种花卉为最常见；辅助纹饰有花卉、缠枝朵花等等。
1.植物类。可分为花卉、草木枝叶、瓜果几大类。
（1） 花卉纹样
牡丹花纹，有缠枝牡丹、折枝牡丹、交枝牡丹、对枝牡丹、瓶插牡丹、盆插牡丹等，花瓣有塔形楼台式、双层多瓣式、单层三瓣式等，也有牡丹花结、牡丹小簇花、凤凰牡丹、孔雀牡丹等。
菊花纹，宋初多为团菊，宋早期稍后出现缠枝菊，中期出现交枝菊，及中心饰有团菊的缠枝菊等。
莲花纹，宋初多为贴塑、刻划仰覆莲，北宋中晚期出现具花朵、蓬实和枝叶的莲花，有把莲、水波莲花、莲花茨菰、缠枝莲、博古插莲及婴孩莲花、鸳鸯戏莲、莲花双鱼等，吉祥寓意的纹样。
西番莲，花中央皆有条状体副冠，叶多深裂，枝成蔓。
葵花纹，出现于唐代，皆为正面表现的朵花，北宋晚期和金代皆有枝叶，常见缠枝葵和凤凰衔葵。
梅花纹，唐代出现，多为小瓣朵花，北宋晚期和金代为带枝干、小叶和花朵的干枝梅。
鸡冠花纹，宋代晚期新出现的纹饰，有象征加官进爵之意。
朵花纹，除团菊外，皆为散点式布局，饰于器心外的部位，多作为辅纹。
（2）草木枝叶纹样
主要有忍冬、柳枝、竹枝、蕉叶、茨菰、瑞草、芦苇纹等，多与动物或人物结和使用，或作边饰、辅纹等。
（3）瓜果纹样
主要有石榴、葡萄、瓜瓞纹、莲蓬纹，一般与婴孩结合使用。
2.动物类。又可分为瑞兽、珍禽、昆虫、水族几类。
（1）瑞兽。有龙纹、狮纹、鹿纹、虎纹、象纹等。
（2）珍禽。有凤纹、孔雀纹、鹤纹、鸳鸯纹、喜鹊纹、鸭纹、鹅纹、大雁纹等，一般都有寄托吉祥的寓意。
（3）昆虫。为蛾、蝶之属，常饰于花中，即所谓蝶恋花。
（4）水族。有鱼、摩羯、鱼龙、海马、螺、水虫等。
3.人物类。有婴孩题材纹样、人物生活纹样、佛教造像纹样如维摩诘、飞天、罗汉、力士、供养人、化生人物、僧人等。
三、宋辽金耀州窑瓷器纹饰的分期及特征
根据装饰手法和纹样特征的变化，可以将宋金耀州窑瓷器纹饰分为四期：
第一期：北宋早期。装饰以刻花为主，花纹大部分装饰于器物的外壁。花纹局部不加以任何修饰，图案简朴，其中刻两层莲瓣碗的浅浮雕效果明显，是五代越窑装饰影响的结果。说明处于初期的北宋耀州窑刻花很大程度上吸取了越窑装饰中的技法与题材。
第二期：北宋中期。装饰技法为刻花为主，同时也使用印花装饰。
此期，耀州窑刻花进入了它的成熟阶段，刻花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无论装饰题材还是技法，均较早期有了明显的提高。首先，花纹的装饰部位开始增多，由早期的外壁转向内壁，出现了内外壁同时进行装饰的现象。炉、罐、缸、瓶类器物因受形体的局限，装饰仍在外壁，但装饰面积却相应增加。如早期的外壁刻花仅限于部分部位，中期则流行满饰。其次，纹饰中刻划并用，改变了早期刻花制品只刻不划的做法。这种综合手法的运用对局部的花纹进行进一步装饰，增加了层次，使图案的立体效果进一步加强。再次，纹饰内容增加，技术越发娴熟。这个时期刻花制品中大量流行的缠枝、折枝花卉，而印模上的把莲、水波三鱼、水波双鸭、鸳鸯戏莲纹、双鸭戏莲纹等，表明动物题材的广泛流行。这些纹饰具有构图繁密、线条纤细活泼的特点，创作难度大，所需水平高。耀州窑刻花纹样大多具有线条细腻、刀锋犀利和一气呵成的特点。刻花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印模纹饰的好坏；而印模纹饰的如何又直接左右着印花制品的质量。耀州窑印花之所以在北宋中晚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是和中期刻花的高度发展与成熟分不开的。窑址中出土的大量宋代中晚期内范，花纹精美，一方面反映出印花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刻花工艺的无比娴熟。
随着宋代中期刻花技术的成熟，印花工艺也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成熟起来。成为宋金两代广为流行的装饰。中期印花题材多以花卉、水禽为主，花卉中牡丹、菊花、莲花最为流行。有交枝、缠枝、折枝等多种不同形式。水波花草、水波双鸭、鸳鸯戏莲、双鸭水波莲花、云凤、龙纹等为常见的动植物题材。盘碗器物的花纹多饰于内壁。罐、盒、炉等多饰于外壁或盖面、口沿处。水波纹多采用同心圆式的弧状线条来表示，内短外长。水波双鸭、落花流水、水波鱼纹中的水波纹多采用了此种方法。除此之外，水波纹刻划不规则的六角形边线为这一时期水波纹装饰中的独创，其他窑口中不见。水波鸳鸯莲花类的装饰中，水波大多采用波段较短、弧度较大的同心圆弧线，错落有致，呈鱼鳞状排列。层次复杂，线条繁复，构图严谨，密而不乱为其特征。这种多层次的装饰图案所具有的高难度，反映出印花工艺的高度水平。
第三期：北宋晚期。装饰以印花为特色，此期耀州窑印花工艺达到其顶峰，可用“巧如范金，精比琢玉”来形容其艺术水平。
装饰题材在上一期的基础上此期进一步增多，出现了中期未见的婴戏、梅竹、松竹、把莲、连环牡丹、水波五鱼、把莲六鱼、开光鱼鸭、凤戏牡丹、双鹤、群蛾、六格花卉、群鹤博古等图案；画中藏字也成为一大特点出现于装饰之中。
从纹样构图上看，水纹中长波段同心圆式的排列继续使用。六格式等份分割于晚期出现并普遍使用，它由心向口沿伸出的6条直线把碗盘的内壁平分为六等份，每个扇面形空间可独立进行装饰，增加了层次，丰富了画面，至金代仍广泛流行。把莲使用有三种情况：首先是满饰于器内；其次是使用在局部开光之中；第三是用于器心装饰之中。把莲使用情况的不同反映出同一题材的不同使用，可变幻出多种不同的装饰图案。这种由地纹和面纹构成的纹饰使图案增加了立体层次，其疏朗伸展的花叶与纤细规整的地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是传统的二叠法的继承与发展。到了金代，把莲图案不见，代之而起的是独茎莲的出现。大多为一叶一花，茎叶花联成一体，有的更简化为一叶托一花的形式，与同时期的北方窑口流行的类似图案有着时代的共性。连环牡丹的出现是宋代晚期耀州窑的独创。这种四方连续手法的运用具有连续完整的特点，图案效果鲜明，适合于在任何部位使用，运用灵活，取舍自如。它是以两两相交的圆形为基本骨架，在由几个圆形组成的五角形空间内，分别饰折枝牡丹。巴掌形的叶片，三瓣盛开的花朵是牡丹题材的创新之作。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折枝牡丹、交枝牡丹、缠枝牡丹等仍继续使用，显示出牡丹装饰的多种不同形式。从大量实物不难看出，早期装饰多以满饰为主，器心与内壁连为一体进行装饰，不分层次，图案整体性好；中晚期满饰继续使用，同时多层次装饰开始出现，器心和内壁开始分成两个区域进行不同内容的装饰，花纹层次增多。与此同时，内壁又流行六等份的划分的方法，使画面更加丰富。青釉莲花水波把莲六鱼盘，器里的装饰分器心和内壁两大部分：里心饰把莲一束，内壁被分成六等份，每等份内各有鱼纹一束，两两相对，互相对称，使装饰部位无论自上而下还是从左至右都呈总增加的趋势。印中有刻是晚期装饰中普遍流行的做法。这种中期就已经出现的综合手法，丰富了图案效果，形成了耀州窑独特的装饰风格。
第四期：金代。金代时期耀州窑仍继续烧造。为了适应社会对瓷器需求的不断增长，保证供应，耀州窑改造了烧造工艺，叠烧的出现就是这一改革的结果。叠烧工艺可以提高产量，降低成本，但却在内部器心上留下了无釉的涩圈，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明显标志。其次装饰纹样日趋简化，装饰内容以水波鱼纹、莲花、鹅纹、卷叶牡丹、吴牛喘月、瑞草鸭纹、缠枝瑞叶、朵花、珍珠地瑞草、鲤鱼闹莲、六格花卉及攀枝双婴、鹿纹等比较常见，其中吴牛喘月、六格花卉最具时代特征。由于里心的涩圈影响了装饰，花纹多使用于内壁处，因而，内壁中六等份横向分割的装饰广为流行，它对增加装饰内容，弥补因器心涩圈而引起的装饰层次的减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金代耀窑瓷的胎体变粗变厚，釉层变薄，釉色黄中泛白。为了粗坯细作，弥补胎体粗糙的不足，从实用角度出发，耀窑开始采取施用化妆土的做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由于有化妆土的遮盖，仍可在胎体上刻划出优美的装饰花纹，在粗瓷细作中作出了努力。同时还广泛使用了剔花的方法，在罩釉后的胎体上剔去花纹以外的空间，使之露出灰褐色的胎体，花纹古朴浑厚，虽不如釉下刻花和印花那样精致，却也取得了简洁豪放的装饰效果，使纹样与地色形成色彩和凸凹地对比，增强了立体感。
金代是耀州窑的衰落期，花纹装饰中那些欢快的婴戏图案及自由活泼的游鱼戏水纹饰大量减少，代之而起的吴牛喘月纹普遍出现就是这一状况的反映。鼎盛时期流行的精巧秀丽的花纹也不复出现，大批纹样简陋、胎体粗厚、里心带有涩圈的盘碗充斥于世，至此耀窑的制作开始衰退。
总之，耀州窑瓷器装饰精美，题材丰富，犀利洒脱，洗练刚劲的刻花和“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印花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虽因多种原因而最后衰落了，但其鼎盛时期那巧夺天工的精美绝伦的装饰，对当时乃至后世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瓯窑青瓷褐彩装饰的演变规律
褐彩装饰是瓯窑青瓷颇具特色的装饰手法，它突破了单纯刻划纹和模印纹的局限，使单一的青釉瓷的色调发生变化，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平添一分活泼明快。瓯窑青瓷褐彩装饰不仅产生时间早，延续时间长，而且纹样丰富，自成系列。
褐彩装饰产生的早期，三国吴至西晋，仅在器物的口沿、肩部或腹部用大小不一的褐彩小点随意稀疏装饰；东晋装饰范围扩大，在器物的口沿、肩部、腹部、盖、流甚至周身，或者动物造型的眼、嘴、足等醒目部位用褐彩小点装饰，部分排列具有一定的规律，呈菱形、十字形、三角垂帘形等，部分讲究对称，典型器物如前面提到的东晋永和七年（351）褐彩鸡首壶、东晋牛形灯盏等。早期的装饰手法极其单纯自由、大气而又率直，符合点、线、面的原始美学原理，在青釉上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表现出民间实用而朴实的审美情趣。南朝，点彩继续流行，用毛笔绘饰的条纹褐彩出现在罐的外壁或莲瓣纹碟的内壁，典型器物如温州市区翠微山出土的南朝瓜形盖罐，反映出运用褐彩装饰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唐代，点彩基本不见，条纹褐彩继续流行，盛行大块褐斑装饰。在直口筒形罐、敛口水盂、瓶、壶碗等的腹部、口沿等醒目部位，饰以大块褐色或黄褐色斑块，一般不讲究对称，但讲究间距。这种大块褐斑装饰，与唐代浑圆饱满的造型时代特征相呼应，使器物显得雍容富贵。
五代至北宋，保持着唐代褐斑装饰的风格。从北宋早期褐彩蕨草纹执壶来看，北宋的褐色彩绘技艺已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盖面的蕨草叶随意而流畅，具有写意画的风格特点，腹部的蕨草纹茎叶分明，婷婷玉立，飘举摇曳，曼妙多姿，布局构图符合美学原理，仿佛是一幅绝妙的写实自然风景画，在中国古代花鸟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南宋至元初，题材仍以自然乡村常见的云霞和花草、兰花、荷花等植物图案为主，但风格为之一变，用毛笔风驰电掣般地绘饰，抽象写意，潇洒随意，酣畅淋漓，与宋元文人画追求笔墨情趣的时代风格相呼应。
总之，瓯窑青瓷褐彩装饰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发展，从单纯的点彩到条形绘彩，再到大块施绘，再到细细描绘，再到潇洒随意，直至衰落，体现出艺术演变发展的清晰脉络，具有民间窑场独有的特色。
越窑瓷器鉴定（越窑瓷器各个时期的纹饰、工艺、烧造特征） ...
越窑瓷
越窑瓷器鉴定（越窑瓷器各个时期的纹饰、工艺、烧造特征）
越窑的研究，可以说，从浅层次而逐步向深层次的深度、广度 拓展。鉴定的水平，也是由表及里，从一般的古玩角度，逐步向考古类型学研究入手，对瓷器进行科学的总审。使鉴定的结论更符合历史事实。鉴赏的水平，也随着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博物馆、收藏家所收藏的越窑瓷器，则是为研究、鉴赏创造了条件。
越窑瓷器的鉴定是一门科学，是古器物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考古发掘的古墓葬、古遗址、古窑址中出土了不少各个窑口的瓷器制品，有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器物，这些器物为我们鉴定提供了标准器。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流散文物中的瓷器制品，在器物的鉴定中，要掌握造型、纹样、胎釉、装烧工艺与款铭五大要领。这五大要领要互相有机的结合。
越窑瓷器的鉴定也必须掌握五大要素。这就是制品的造型与文饰、装饰艺术与方法、釉色与胎体，铭文与款式五个方面：
造型与装饰艺术鉴定
造型与装饰往往密切联系。东汉晚期瓷器的造型，多来自原始瓷制品的延续。主要有：垒、五联罐、钟、虎子、香熏等，井、灶、等冥器制品。。垒器身的肩部、腹部拍印席纹、蝶形纹、梳纹、方格纹、菱形纹、蛛网纹、叶脉纹、网格纹等，从工艺角度观察，这类纹样多见于泥条迭筑的制品。到吴时已消失。瓷钟的造型与陶钟相似，瓷质的钟最早出于永初三年（１０９），鄞县出土的青釉钟，体积特小，底部假圈足，足部刻隶书“王尊”两字，吴时已不见。
五联罐是从五罐瓶发展而来，出土的有青瓷和黑釉两类制品，除五个管外，在四周堆塑猴子（似人状）、爬虫和鸟类。这类五联罐，东吴时，五管变小，往往被堆塑的小罐、飞鸟、活动胡人等形象所占踞，吴早期罐中部出现屋檐，下部堆塑人物、熊、狗、龟、蛇等动物。中晚期，罐下层堆贴内容更丰富。有人物奏乐、杂耍、仙人等，上层出现歇山顶建筑，中部楼阙增加，多至五、六层。下部人物动物繁复。西晋时，人物堆塑罐的五个管为亭、台、楼阁所取代。到西晋永寿七年（３１３）以后，堆塑罐消失。新出现“井”，实际上是一个罐，这种瓷井出于熹平四年（１７５）墓。瓷灶也是由陶灶演变而来，造型呈船形，因此又称船形灶。有的在灶上划刻鱼、肉图案。灶上饰鱼、肉，既点明它的用途，又祈求死者生活富裕，常以鱼肉为食，寓意深刻。绍兴红山东吴墓出土灶，灶面上刻录书“鬼灶”。其实在公元１７５年前，已生产这类鬼灶。
东汉晚期虎子的造型，基本上承袭了西汉时铜虎子形象。造型是比较简单，横卧圆筒体，前面向上有一个突出的，微微向上翘的圆形口，背部装提梁，没有虎形装饰。东吴早期的赤乌（２３８——２４９）时，虎身还是圆筒形，但已开始呈蚕茧形演变趋势，光素无纹。器口基本不见虎头装饰，只是提梁作奔虎状或卧虎状。晚期，虎子器身完全呈蚕茧形，腹部两侧出现刻画羽翼纹。西晋太康九年（２８８）开始，在中部作成张嘴或筒口的虎头，此后虎头逐渐缩至口上部，提梁印绞索或方格纹。东晋初至咸和四年间，虎子已作无头形制，咸康后纪年墓中不见虎子。南朝虎子趋圆形刻莲瓣纹。
香熏，在熹平四年墓出土的为褐釉。到了东吴时基本造型未变。西晋元康朝出现三熊足的承托盘，香熏炉身为三排三角形楼孔，东晋时增至四层枫叶楼孔或山峰式鸟钮豆形等。南朝纪年墓中不见香熏。东吴永安六年（２６３）时出现了新的器形,如格盘; 甘露元年（２６５）勺、熊形灯;凤凰二年（２７３）蛙形水盂以及尊、三足砚、猪圈、鸡笼、栏圈等。这些都是动物形象作整体造型的典型。东晋时冥器消失。在鉴定中,注意造型的演变。罐、壶类，东吴至西晋时较矮胖，东晋时器形逐渐增高，至南朝器形演变成瘦长、大口、大平底。
鸡头壶，也称天鸡壶，纪年者见于西晋永宁二年（３０２年，实为太安元年）墓伴出。余姚肖东五星墩，出土的青瓷提梁盘口鸡头壶，是件绝品。宽敞的盘口之上，以黄鼬躯身为提梁，肩部鸡首，肩腹部雕有正在啼鸣的鸡首和尾巴。羽毛丰满，形象逼真。装饰艺术题材特殊，别具一格，为鸡头壶中所罕见。东晋时的鸡头壶（盘口壶），在南京东晋墓出土的鸡头壶，底部刻“罂主姓黄名齐之”七字，可知这类造型器物东晋时称为"罂"。这时壶身变大，前装鸡头，引颈高冠，后安圆股形把手。到东晋中晚期，把柄端饰龙头和熊纹。鸡头壶到隋代，演变为盘口、细颈、圆腹、饼形足。肩部安双系。颈下有象征性的鸡头，把手装于盘口之上，是隋时鸡壶的代表作。
盏托出现于东晋，盛行于南朝。南朝盏与托盘，往往器表都刻莲花瓣。
关于褐釉点彩，过去在鉴定中都定在西晋晚期，盛行于东晋，自从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２７０）墓出土青瓷双系彩绘羽人佛像壶，把早期越窑褐釉彩的出现时间提前到了东吴晚期。
越窑瓷
胎釉与装烧工艺鉴定
早期越窑的胎体，由于瓷土采于当地，因此从化学测试结果表明，胎质灰白，由于烧成温度的影响，如温度没有达到要求，就会出现米黄胎等现象，胎体从东汉晚期成熟瓷器到隋代，可以说变化实在不大。对于早期越窑的釉，多为青色，也有青灰，青黄和黑釉制品。早期越窑的施釉都不到底，这与当时施釉技术有关，在无釉的胎体上，可以见到淡红色的胎体，若是现在仿制品，就做不出这种现象，对鉴定真伪是很重要的一条。对装烧工艺的判断，有利于相对年代的确定。
早期越窑的装烧工艺，鉴定可以概括为三大特点：
第一，明火迭烧。正因为明火迭烧，器物在窑炉中直接与烟火灰尘接触。因此在器物釉面上不免有灰沙之类细小的残留。这与越窑时代匣烧制品的面目完全不一样。越窑釉面光亮、莹晶,有的可以达到“似冰”“类玉”的程度。明火迭烧是不可能达到上述水平。
第二、泥点间隔支烧。早期越窑在器内均为满釉，而器外，半釉或釉不及底。在装烧过程中，为了避免制品的互相粘连，因此，窑工们发明创造了使用支烧具，这类支烧方法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发明。从绍兴春秋战国原始瓷窑址中，发掘与实物证明，当时为了迭烧，防止制品粘连，器物与器物之间，用陶土、瓷土粉或作成圆珠形，垫在二器之间，这种泥珠硕大，大者如小饼有四、五公分。早期越窑的历史阶段中，可以说一直延用了这种类型的支烧具。因此，在一个碗与一个碗支烧中，成品中就可以残留了二种现象，（１）即在碗的内底遗留了圆圆的泥点印痕；（２）在碗的外底由于没有上釉，在泥点支烧的地方虽然没有遗留残迹，但从化学反应中呈现了粉红色、或淡红色或称火石红的印痕。这种印痕的多少，形状大小均与支烧的陶珠、瓷珠等造型有关，并且支烧颗粒排列密疏有关。
第三、间隔窑具的支烧。随着制瓷业的发展和生产工艺的改进，在东汉晚期开始，工匠们又发明了间隔窑具。这类间隔窑具，由一个小小的圆饼，其饼上安三个乳钉，我们称为“三足支钉”这类间隔窑具，虽出于东汉晚期，大量使用却在东吴时代。比原来泥点支烧的优点是：（１）接触面扩大，因此相迭得数量增加；（２）“三足支钉”是制好后，经过烧成，已变成坚硬的装烧的专门工具，它一般均用瓷土制作，所以与制品一样牢度，由于比泥点牢固，减少塌倒、压变形的情况。这类“三足支钉”在吴时大量使用，产量是增加了，但这一时期的制品中最大的特点，即在内底遗留了“三足支钉”的残迹，这为我们鉴定这时的器物又提供了特征。众所周知，迭烧时把“三足支钉”的圆饼面直接与平底碗的底部接触，另外三足与另一个碗内底接触，由于一个一个往上迭，重量不断增加，待窑炉烧成温度，达到釉胎熔合阶段时，这三足直入胎体，烧成后，只得将三足拔出，有的粘釉就得敲掉，留下的凹窝和遗留物成为东吴时期装烧的一个特征了。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晋时匠师们，发明锯齿形等间隔窑具，到南朝多为扁平形，上述窑具运用中，都与泥点支烧互相配合，原来只用泥点来隔开器物，现在再加上一个窑具，在这个窑具的接触面上排列泥点，其优点接触面大了，迭烧稳定，可减少倒塌的废品率；其留给我们的依据，是火石红或称淡粉红的泥点印痕。所以说泥点印痕的排列、大小形象可以为我们判断当时使用的是什麽式样的支烧具，由于支烧具有时代特征，也为器物烧造提供了相对年代。
各个时期越窑瓷器的造型与纹饰
造型与纹饰两者密不可分，是鉴定越窑瓷器的关键。再结合釉、胎、支烧工艺和款铭更为精确。
唐代越窑的造型，从总体上看廓线明快，秀雅端巧。碗的造型，从早期越窑的深腹型，逐步演变为敞口（侈口）、斜腹的浅腹型。初唐的平底器或假圈足，到了中唐时，假圈足中挖一个小浅孔，圈足形似玉璧，俗称玉璧底，同时开始出现矮圈足的环底碗。晚唐时碗的造型，不但延用了玉璧底、大环底外，而且出现了端巧美观的花口。特征是口沿作成四缺、五缺不等，在腹部与缺口相对位置压有突筋。总之从底足的变化，发展到口沿的变化，使碗的造型轻巧端雅，线条流利美观。
越窑早期的标准器，陕西礼泉县唐龙朔三年（６６３）墓出土的花口腕，口沿六缺、腹部六条筋，矮圈足。河南偃师杏园大历十三年（７７８）墓出土的鱼纹碗，在碗的内底刻绘一条游跃的鱼，自由流利、活泼可爱。宁波和义路唐代遗址元和朝（８０６～８２０）文化层中出土大碗（洗）内刻荷花。
唐代晚期，碗类的器内刻划各类荷花、朵花、模印鹤、鱼等动物，形象生动活泼。“大中二年”云鹤纹“寿”字碗，与其共存的器物，成为鉴定的标准器。
壶类，从初唐开始，仍沿用了早期越窑的盘口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器型有硕大丰满变为瘦雅秀丽。到了中唐元和朝时，壶的盘口消失，为侈口（敞口）所代替，同时出现了六角形的短嘴和肩带状把，底部有的仍保留了平底，尔后也有平底变为矮圈足。这类造型的壶，文献上常常称为注子，即执壶。所以说由早期越窑的壶，到中唐元和朝时演化为注子，这是壶造型变革的转折点，也是执壶的造型与早期越窑的壶，造型完全变了一个面貌。
晚唐时期，越窑执壶，造型的基本格调不变，具体的线条变化多姿，使人感觉器形丰富多彩。仅举唐大中朝执壶器形为例，这时有凤头执壶、带流的瓜棱壶，筒口、双系、圈足壶，喇叭口、瓜棱、圈足执壶等。在唐代所有执壶中，惟独"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刻花执壶（朵花）是一件刻花卉的标准器，这类刻花，恰恰与宁波市和义路唐代“大中二年”、“寿”字纹碗地层，伴出的刻花盆、刻花碗、刻花盘的纹样，似出一人之手。
唐罂，在鉴定中有三类：
第一类，是以“元和拾肆年”铭罂为代表，特点是在颈部堆刻，戳龙纹、颈下部安四系。腹中刻铭文。另一件蟠龙四系特别长，按于颈至上腹，在系上部堆塑形象生动的蟠龙。
第二类，是线刻龙纹罂。蟠龙从颈中部到腹中，通体满布。
第三类，出于晚唐（９０１）墓中的褐彩云纹罂。这类罂从罂盖到罂身，通体绘了褐彩的云纹，精致、工整、其绘法、色彩与唐天复元年（９０１）墓出土的褐彩云纹钵形灯一样。这类褐彩云纹罂在五代时期，钱氏墓中也有出土。
五代时，执壶有三种形式。第一类，整个造型似一个倒挂的青（青釉）瓜，清秀美观。第二类，以东钱湖窑场出土为例，执壶制作极为讲究，不但造型规整秀丽，而且器身上刻着流利的云气、飞鹤及花卉。。特点之一圆嘴、扁带状把。执壶上“开光”出现于五代天福６年（９４１）。第三类，圆嘴、筒颈、鼓腹、圈足、扁带把。素面。
北宋前期，执壶承五代之“开光”在越窑中时常出现，出土于公元９９５年墓的“人物坐饮图”执壶，不但有相对的年代，而且在执壶腹部，四周线刻人物坐饮图，也就是把书画上的画面，移植到瓷器制品上，这属于首创。这种人物坐饮图，神仙活动图等执壶残片，在上林湖五代至北宋的窑址中，均有出土。为北宋前期（有学者划入吴越时期）秘色瓷的典型器物，也为我们鉴定提供了样品。
北宋中期，流行双线开光，在开光内划花卉，盛行模印的小系。
北宋后期，执壶的造型虽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制作粗糙，颈肩连接处与腹底圈足连接处，往往不大规整。烧成后，由于制作没有像北宋前期规范端正，因此断脱明显。
晚唐时，大中朝生产的盏与托具，造型为最美。与“大中二年”铭碗共存的荷花盏，口作五缺，盏内刻花卉，也有素面，釉色青翠秀雅；托具器形作成卷荷叶状，圈足微微外撇。施青翠釉。这种造型似一朵荷花，似漂泊在水波荡漾的水面上。
五代时，托具的沿与托台以素面为多，盏则花口、撇圈足，以青绿釉为多。北宋盏，花口内线刻连环纹或四荷连环纹，托具的托台高突、托盘沿上线刻蜂花纹。和统十三年（９９５）墓出土的盏托具就是一个标准器。
盘，初唐至北宋早期，造型均为浅腹型。初唐以平底、素面为主，釉色为青黄占多数。中唐开始，出现矮圈足与玉璧底。晚唐时品种增多，常见有玉璧底刻花盘，圈足划花盘，委角盘和花口盘等。唐咸通十五年，法门寺地宫埋藏的，花口秘色瓷盘是标准器。五代时出现方形委角迭盘，盘身有镂孔，此种盘最早为天福六年（钱氏墓出土）。北宋时纪年的花口牡丹纹盘、花口双蝶纹盘、花口菊团纹盘、鹦鹉纹盘、龟荷纹盘、丁字款盘以及咸平元年（１０００）墓出土的龙纹大盘等，均为鉴定对照的标准器。
水盂，初中唐时期多为素面。晚唐出现四蹄足，五代，有刻莲瓣水盂。北宋时水盂四周“开光”，内刻牡丹花等。
盒的造型呈扁圆。晚唐时品种极为丰富，不但有中小型成套盖盒、油盒和印盒，而且纹样以刻花为主。北宋咸平三年（１０００）出现云鹤纹迭盒。北宋粉盒盛行，纹饰有凤凰、牡丹、双蝶、鹦鹉、菊花等。
各个时期越窑瓷器装烧工艺的特点
在鉴定中，辨别器物的装烧工艺，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每个窑口，装烧工艺除共性外，还有其独特的个性，就越窑的装烧工艺而言，恰恰为我们鉴定提供了可靠的，明显的依据。
装烧工艺，在中唐晚期以前，是承早期越窑的明火迭烧工艺，中唐元和朝发明匣钵装烧，这是一次改革，也可以说是一次装烧工艺的革命。越窑的匣烧工艺，不仅仅促使产量提高，而且使越窑烧制的制品质量，上了一个历史性的新台阶。
匣烧工艺，使制品带来的质量提高，有二个明显的特点： （１）早期越窑出现的器内支烧印痕（包括中唐以前），使用匣烧后，从此器内的印痕消失了，使器内光洁美观。这个特征断定都是元和朝以后的制品。
匣烧工艺烧制的器物，其外底部都应该有支烧泥点的印痕。这个印痕的大小与形式，对我们了解它制作年代，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初唐时不用匣钵，明火迭烧，使用的间隔窑具硕大，所用泥点分隔颗粒也就粗大。中唐后期到晚唐，大量采用匣烧工艺，用薄形间隔具，因此，泥点分布，亦采用了比豆状更为好看的松子状泥点，排列细密。这在圆形垫具上，遗留的印痕就是例证。匣烧的玉璧底碗、盘等器物外底，呈微微的粉红色颗粒状遗痕，这种遗痕是胎体中氧化铁的反映。
五代时期，越窑生产器皿不但品种丰富，而且釉色青翠、湖绿。在间隔窑具制作上，也应物制宜，极其规整，所遗留的泥点、支烧印痕也与晚唐时期大不一样。这与五代时，在匣内装烧中采用了扁平、扁饼形式间隔具分不开。因为扁平，散布的泥点多呈松子状，排列有规律，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五代前期；五代后期，上林湖、东钱湖与上虞的典型窑址遗存，与纪年器物支烧泥点，表明泥点已演化为条形，这种形式的泥点印痕，在盘、碗、盒、罐一类制品底部，一般四条、五条不等，中间有空隙，这种支烧印痕的时代，在吴越开运朝后还在沿用。
北宋前期，由于越窑匣烧工艺发达，各窑场大量使用薄形的，大小不等规格的垫圈（环）及扁平（圆）形或环形的间隔窑具，因此，在各类器物外底中，遗留了长条形的泥点，排列紧密，有的近似相连，从大量纪年器底，遗留的印痕，表明它们应是北宋前期之物。纪年的秘色瓷，匣烧工艺特别讲究，所以在支烧的过程中，泥点也与众不同。像“太平戊寅”纪年器就是一例。在上林湖窑址中，见到的“太平戊寅”款的盘，支烧印痕还是条形的。
总之，在鉴定中，要十分重视和注意泥点的变化与特征。支烧特征，也不是所有瓷窑都有，像全国著名的湖南唐长沙窑，由于所有器物施釉不及底，盘子的盘心与圈足都不施釉，所以不论是迭烧、匣烧，在底部均不需要泥点间隔，所以在器物的底部，都找不到泥点支烧印痕。这为我们鉴定该窑器物，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依据。
越窑瓷器各个时期胎骨识别与釉色
釉色不但与釉料化学组成成分有关，而且也与窑炉中烧成气氛切切相关。
初唐，越窑虽然在窑炉结构上，获得了改善。但烧造中，一部分还原焰较好的器物，呈青色外，很大一部分，弱还原焰或氧化焰烧成，呈色便为青中泛黄或米黄色。
中唐，匣烧使呈色青为多。由于配料差异与窑炉气氛差别，所以呈色也有变化。
晚唐，由于大量使用匣烧，使釉色大为改观，加上窑炉烧造技术的改进，使窑温升高，使制品呈以青翠为多。“贡窑”所使用的匣烧，其质量达到极精的程度，所呈釉色“似冰”、“类玉”，晶莹滋润。
五代北宋时期，大批“贡瓷”色泽以青绿色为主，釉色光润。民用瓷亦以青为主。到了北宋晚期，釉色则变成青灰了。
从鉴定角度看，初唐时期绝对不可能有湖绿色的色泽，因此湖绿色釉，首先应考虑，属于晚唐、五代或北宋早期年分段。若青黄或米黄的色泽应考虑中唐年分段，它不可能是五代、北宋时期的作品。当然这是一般的共性，有时特殊的个别例子，也不能排除，还得靠鉴定者综合研究。
越窑胎质，由于所用瓷土含铁量较高，所呈色为灰白色，因此凡是唐、五代、北宋越窑制品，胎体呈色，绝不可能像龙泉窑那麽白，也不可能像长沙窑、婺州窑那麽疏松。由于缸胎，所以在胎体上施化妆土的工艺。这些情况对我们鉴定，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遗址中出土的标本，釉色很接近越窑制品，刻花也近似，但是胎体呈白色，有人认为是越器，这种失误也要防止的。
瓷器纹饰
婴戏纹 所谓婴戏，即以婴儿为画面的主角，描写儿童钓鱼、玩鸟，蹴球、赶鸭、放鹌鹑、抽陀螺、攀树折花等种种活动，着墨不多而情趣盎然。
行乐图 即今日俗说的“生活照片”。在园林庭院场景中，有画一人独坐品茶或酌饮赏景，旁衬婢女童仆烹茶或侍立者；有画三五名流雅聚，或合家欢庆者。
渔家乐图 “渔家乐”图案在康熙瓷器上大量出现。有渔夫们边捕鱼边交谈的画面，有渔舟唱晚、渔翁举杯共庆丰收的画面等等，均为表现渔家劳动欢快的场景。
仕女图 仕女图在五彩瓷器上比较常见，有游园的，执扇的，乘凉的，戏婴的，也有在器物上突出画一个仕女。飘逸凌云，形象优美，画笔传神，栩栩如生。
鹤纹 瓷器上的鹤纹初见于唐代，但为数甚少。宋耀州窑青釉碗有双鹤展翅、群鹤飞舞以及飞鹤与古图案相间的画面。明清瓷器上多画丹项鹤。因其体形优美，潇洒秀丽，常为文人墨客诗画题材。又因丹顶鹤的寿命可达50一60年，所以绘有鹤纹的瓷器，多用作祝寿的礼品。
鹿纹 鹿在民间绘画中作为“仁”兽，以表示太平无事。鹿与禄同音，所以也是官“禄”的象征。定瓷双鹿盘，盘面两鹿奔跃在枝叶缠绕的石榴花丛，前鹿回首顾盼，后鹿追赶呼唤。磁州窑瓷枕的鹿纹更多，描绘了小鹿的种种形态，或立、或卧，或奔跑于山间，或漫步于林莽，均极秀美生动。吉州窑小鹿衔灵芝纹，风格则古朴典雅。
花鸟纹 花鸟纹宋代北方民窑常用的装饰题材，笔触流利生动，风格活泼豪放。如磁州窑残荷秋叶纹枕，枕面画野塘芦鸦、残荷败草，大雁南飞，呈现一派深秋景色。格调与此相反的竹雀图，只是草草几笔，便描绘了白头鸟停落在挺拔的竹枝上，竹枝似在微微摇颤, 充满逗人情趣和盎然生机。其余，小鸟琢果、鹊噪枝头，以及双系瓶上的草花飞燕等等，都各具特色。面师们抓住了瞬间的动态，意到笔随，情景交融，颇为佳作。
鱼藻纹 “鱼”与“余”同音，是“富贵有余”、“连年有余”的意思。鱼纹几乎是每个朝代都使用的主要装饰图案。鱼纹种类繁多，如莲池游鱼，水波游鱼，水藻游鱼，或单或双，或三、五追逐，鱼水相融。双数鱼的构图，在器壁用对称法，两两相对；若在器心，则两鱼并排而游。三五尾单数鱼的构图，多是顺向追逐游动，空间饰以浮萍、水草、莲花之类花草。
缠枝纹 明代或称为“转枝”，是最为常见的装饰纹样。它以植物的枝干或蔓藤作骨架，向上下、左右延伸，形成波线式的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或用以填充装饰面。有的还转变为散点式的二方连续形式。二方连续形式的缠技花，在景德镇陶瓷纹样中所占比重最大、用途最广。它的循环往复，变化无穷，婉转流动、节奏鲜明的特点，既适合陶工们挥洒自如的用笔，又利于大量生产。
牡丹纹 牡丹，自唐以来，被人视为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宋时被称为“富贵之花”，并把它作为装饰题材广泛应用在各种工艺品上。宋瓷中的瓶、罐、盘、盆、缸、枕等器物上均有构图多样的牡丹纹。或茎蔓缠绕，花叶连绵，或花朵环抱，或一枝独放……。工匠们因器施画，千姿百态，极尽其华丽妖娆之美。明清两代的牡丹花纹更加丰富多彩。
莲花纹 莲花是最早用来装饰瓷器的花纹之一，从南朝至清代一直盛行不衰。莲花在佛教以及佛教艺术中占有特殊地位，被奉为“佛门圣花”。
岁寒三友图 松、竹、梅称“岁寒三友”，是国画中常见的题材，宋以后则常用作瓷器的装饰图。
山水画 在元青花、釉里红中，山水画开始显露头角。明代民窑青花，山水装饰已矗立于陶瓷艺术之林。山川乡气、楼台亭阁、田园风光、庭园小景均饶有情趣，且笔势洒脱，意境深远。清雍正、乾隆以来，多仿宋、元、明、清诸名家绘画笔意。御窑制作大多工整精细，而民窑产品则有明显的装饰性和质朴的民间风格。在画风上，康熙青花、五彩山水画中的山石，山石呈劈开的片状，系南宋画院派的风格，而雍正时期，则逐渐改用“披麻皴”，这是绘画界追随元代四王画派对制瓷工艺的影响。乾隆时期山水画的题材大量减少，而常以西湖十景及私人园钵之类，用写实的手法画在瓷器上。
吉祥纹祥 在古瓷纹饰中，有很大—部分是表示祝福和象征吉祥的；明清以来，特别流行以寓意谐音的方式来体现这一主题，如：鸳鸯——成双，牡丹——富贵，桃子——寿，石榴——多子，松鹤——长寿，喜鹊——喜庆，鹿——禄，蝙蝠——福，鱼——富足有余，鹌鹑——平安，戟、磐、瓶——喜庆平安等等。
同时，某一种花卉与其它花鸟虫鱼相配都能构成多种吉祥图饰。如，蝙蝠、桃子——福寿双全，梅花、竹子、喜鹊——“梅竹双喜”，梅花、竹子、绶带鸟——夫妻“齐眉祝寿”，梅花、喜鹊——“喜上眉梢”，牡丹、海棠一“富贵满堂”，牡丹、月季一“富贵长春”，牡丹、松树一“富贵不老”，牡丹、瓶——“富贵平安”，牡丹、柏树—“富贵高龄”，牡丹、玉兰一“玉堂富贵”，牡丹、白头翁一“富贵白头”等等
御题诗 清乾隆朝盛行，凡是刻有乾隆诗文的瓷器，都评价甚高，因为乾隆本人只对他最喜爱的宋代名窑和其它陶资精品才肯题诗。他一生所作有关瓷器的诗文—百九十九首，这些瓷器一向都视为内廷秘藏。外国人千方百计地想购买此种瓷器，于是刻“御题”的瓷器突然出现；但真品为数极少。
梵文 自明宣德开始，梵文就作为装饰性图案附加在瓷器的画面上；嘉靖、万历以后，发展到用花朵环绕梵文构成一种特殊的“捧字”图案。
阿拉伯文 瓷器上书写阿拉伯文，在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中已有发现，到正德时期则更为流行。
工夫茶里话盖瓯：观忍冬花纹饰
清代饮茶常用的盖碗，在潮州工夫茶中称为盖瓯，潮人冲泡工夫茶用的盖碗跟其他地方用途是不一样的。在北京、四川、云南的一些地方，这种盖碗经常出现在茶楼上。我们常常在清代和民国的影视剧中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些达官贵人一手托着盖碗，一手掀碗盖，慢慢品饮，一种气定神闲的样子。然而，潮州工夫茶很少有独饮的情况，一般都要三几个人一起，有“茶三酒四游玩二”的说法，这种盖碗就用来代替紫砂茶壶，用途产生了变化。
在工夫茶中，没有直接用盖碗饮茶的习惯，工夫茶的特色首先体现在茶具上——小壶小杯，茶杯只有半个乒乓球那么大，在清代使用的是撇口的小若琛杯；而茶壶则用宜兴紫砂壶，容量三四小杯即可。清代袁枚《随园食单》记载：“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香”。袁枚说的便是工夫茶。上世纪80年代，有人觉得紫砂壶在冲泡工夫茶上存在一些不足，因为工夫茶的茶叶相对用量要多些，紫砂壶不便于下茶和倒茶叶，对香气的充分生发上也存在局限，所以用盖碗代替的做法得到推广，大多数陶瓷厂家出品的工夫茶具也都采用盖瓯。当然这种盖瓯比一般的茶盖碗略小，也只为适应小杯的工夫茶，并方便单只手提起操作。
到了明代，饮茶方式已有了根本变化，一改煎茶、点茶为散茶直接冲泡，茶具也因而发生变化。明代张源《茶录》中说：“茶瓯以白磁为上，蓝者次之”。高濂《遵生八笺》也认为青花不如白瓷：“欲试茶色黄白，岂容青花乱之。”文震亨《长物志》也说：“洁白如玉，可试茶色，盏中第一”。总体上明清时期的茶具，特别是茶碗都讲究素雅，碗里或杯里以纯白色为佳，便于赏茶汤。盖碗在制作上也注意到这一点，不管是青花还是其他彩瓷，碗里一定是纯白的。潮州工夫茶也不例外，品茶不但讲究窗明几净、小院焚香一类的环境，对茶具同样追求精致、素雅、适用。其盖瓯以纯白居多，也有采用各类彩瓷的，但总体上要雅洁，品位要高。笔者酷爱工夫茶，曾收藏有一对雍正斗彩忍冬花纹盖瓯，大小适合冲泡工夫茶之用，瓷胎略带牙黄色，口沿加金，彩料仅用绿红两种颜色，留白较多，图案也非常简约，雅气十足。忍冬花纹饰在雍正官窑瓷器中比较常见，斗彩也属比较珍贵品种。这对盖瓯，平时偶尔取出冲茶，不忍常用，也多作把玩而已。
西夏瓷器的纹饰题材
西夏瓷器的纹饰题材与中原北方诸窑瓷器大体相似，有动物、植物和人物，图案多样，构图完美和谐。
(一)植物纹饰
1．牡丹纹
牡丹被人们视为富贵的象征。宋周敦颐《爱莲说》云：“牡丹，花之富贵者也。”所以，牡丹花又称富贵花。西夏在经瓶、扁壶、罐、盆、钵、盘和碗等器物上剔刻或模印大量牡丹花。花纹有折枝、缠枝和交枝三种。西夏陵出土的牡丹纹盘，盘内模印三枝交枝牡丹，枝头缀以怒放的花朵，花朵两俯一仰，宛如牡丹池中盛开的牡丹花交织在一起。同时出土的牡丹纹碗，碗内模印两枝牡丹，一俯一仰，两花相对，婀娜俊俏。磁窑堡窑址出土的牡丹花纹瓷器多为剔刻技法，其中折枝牡丹在开光内，以一朵花为最多，也有两朵或三朵的，枝叶舒展，花姿各异；缠枝则无开光界限，布满整个画面，如在扁壶上用一花枝曲折缠绕四个花朵，枝叶相互缠绕，花叶纷披，俯仰有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出土的西夏酱釉剔刻花罐，图案上的缠枝牡丹呈宽带状布满罐腹。回民巷窑址内更是出土了不少单模凸印的牡丹花纹碗和外壁阴刻牡丹花纹的碗状印模。
总之，牡丹花纹是西夏瓷器中最常见的纹饰，体现了西夏人民对牡丹花的情有独钟，这也可能与牡丹花雍容华贵，象征着幸福美满有关。
2．莲花纹
我国人民自古即喜爱莲花，同时，莲花又是佛教的象征，所以莲花在西夏瓷器、建筑材料中多有出现。西夏经瓶常见剔刻鹿衔莲花纹。在盆内壁也有剔刻莲花现象，磁窑堡出土白釉盆内壁剔刻串枝莲花水波纹，盛开的莲花茎蔓相连，似在水中飘浮荡漾。建筑材料中多在滴水表面饰莲花。
3．菊花纹
菊花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同样也受到西夏人的喜爱。磁窑堡窑出土的经瓶，在开光内剔刻有折枝菊花，花朵硕大，刻工纤细秀丽。西夏陵出土的六格菊花纹盘，六条棱将盘内壁分为六格，每格模印一折枝瘦叶菊花，盘底为四瓣四叶团花纹，其造型、印花、青绿色釉浑然一体，给人一种制作精细工巧、装饰俊秀之感觉。
4．葵花纹
葵花纹饰在中原各窑较少见，磁窑堡和回民巷等西夏窑址并未出土葵花纹瓷器，仅在西夏陵建筑遗址中有少量器物发现。如陵区北端建筑遗址中出土的葵纹盘，盘内壁刻划葵花纹，两葵两叶，两花相对；葵纹碗内壁刻葵花纹，一叶两花。葵纹盘、碗均施青绿色釉，釉质晶莹透明，而纹饰用笔简练，线条明快，显示出西夏工匠较高的技艺。
(二)动物纹饰
1．鱼纹
鱼字因与多余的“余”同音，所以鱼就具有了丰收、富裕的意义，并广泛用于瓷器装饰上。磁窑堡、回民巷、西夏陵等西夏窑址或遗址中都出土有鱼纹盆，可见鱼纹在西夏瓷器纹饰中的重要地位。西夏鱼纹盆内口下刻一带卷草纹，其下，刻划水波鱼纹。水波鱼纹一般刻三条游鱼，相互追逐，鱼纹与水纹巧妙结合，产生了静中有动的艺术效果。
2．鹿纹
同样，鹿字与福禄的“禄”同音，故鹿也成了吉祥的象征。西夏鹿纹有两种，鹿衔牡丹花和鹿衔莲花。如磁窑堡标本褐釉经瓶，主体图案为一只长着长角的鹿奔跑在花丛中，并回首顾盼，嘴衔牡丹花，体态生动。伊金霍洛旗西夏窖藏发现的一件褐釉经瓶，在腹部剔刻牡丹花纹之下又剔刻一只梅花鹿，回首作惊恐状，口吐云雾。鹿纹与表示祥瑞的花草结合在一起，既好看又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3．狩猎图
仅见于磁窑堡窑址出土的一件深腹瓶上。瓶腹刻一周送葬狩猎图。图中间刻有一马，鞍上立幡旗，马前有一狗在奔跑，狗左前侧为一猛禽(海东青)在抓一鹅，右前方有一惊慌奔逃的小兔，马后有一高靴，内插长竿前挑一灯，靴后另有一灯。
(三)人物纹饰
人物纹饰仅有婴戏纹一种。婴戏纹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故宋、辽、金、西夏在剔刻花瓷器中多有此题材。磁窑堡窑出土的深腹罐片上剔刻的婴戏纹，婴儿肥头大耳，两眼凸起，炯炯有神，简洁的线条表现了婴儿天真幼稚之态。碗模中的婴儿则头梳“冲天槌”，攀缘在牡丹花丛中，体态活泼，惹人喜爱。
(四)边饰
除上述主要纹饰外，作为边饰还有不少，如卷草纹、几何纹、钱纹、水波纹、卷云纹和山形纹等亦比较常用。
1．卷(花)草纹
在一条连续不断的“S”形波状主茎上，饰以各种花卉、枝叶或其他装饰纹样，构成一个以图案化的藤蔓植物为主的装饰带。卷草纹在西夏瓷器边饰中数量最多，有卷草、卷枝、卷叶和花草等纹样，多饰在盆、碗的内壁近口处。
2．卷云纹
像一朵朵翻卷的白云，多饰于经瓶腹部下边。
3．几何纹
有Z字形、山形和波浪形等，连续不断，呈一带状，在盆的内口和经瓶腹下边亦间有此边饰。
4．钱纹
盆内口部有此装饰，也有用作主体纹饰的。
另外，西夏瓷器纹饰还有剔刻藻井式图案、点彩菱形和梅花纹、刻划弧纹和模印石榴花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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