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瓷砖。
在晚清浅绛彩瓷器中，有一种形状各异的盘子。关于她的名称，专家和学者们各有不同。《浅绛彩瓷画》的作者陈建欣先生称之为“什锦盘”，《谦益堂藏瓷》的作者熊中荣先生则称之为“博古器”，但更多的大众收藏者称之为供盘。而安徽黄山的晨欣先生则称之为画盘。本文依晨欣先生之说，把这种流行于同光年间极具文人气息的浅绛瓷盘称为画盘。
在清同治以前，此类盘子以祭祀使用为主，当时民间多称之为供盘。在同治晚期，随着浅绛彩瓷的兴起，这类盘子的用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由单一的实用功能转变为陈设和实用功能并重。关于盘子的演变和用途，熊中荣先生作了精辟的论述：“此类器具为景德镇制瓷业所生产的最古老品种之一，是由商周时期祭祀时用以盛放食品之器具形状逐步演变而来。其形制多由长方体加以变形，诸如椭圆、六角、八角、菱形、荷叶形等多种多样。这种器具古朴醇厚，造型别致，在清代晚期非常流行，为寺庙、祠堂、会馆祭祀时必须用品。博古器因制作全凭手工，较之手工拉坯成型的圆器更见功夫。成型后看似粗糙厚笨，实则古风犹存，加上文人画师在其上作相得益彰之文人画，其别样的韵味就更加浓郁了。”
安徽黄山的晨欣先生是一位徽学大家，对徽州近百年来的风土人情耳熟能详。据晨欣先生考证，在同光时期的徽州地区，此类盘子除了祭祀使用外，更多的是置于各家各户的厅堂之上，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家中都放有此类盘子用于观赏，当地人称之为“画盘”。另有研究者提出，一些形体适中的供盘可能作为文人雅士放在书案上盛放食物的一种用具，一边读书，一边品尝瓜子、水果之类的东西，画盘当时可能作为一种文房用具来使用。时下，也有的收藏者者把那些特别小巧的盘子称之为“笔舔”，看起来也有一定的道理。
自收藏研究浅绛彩瓷以来，本人对画盘也情有独钟：一是喜欢她韵味别致、造型多样；二是创作此种器具的画师多为中早期浅绛画师，画意较好；三是价格较低，工薪族尚能承受。几年来，共觅得画盘100余块。在这些盘子上，中国画的三大传统画科山水、人物、花鸟都能见到，除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三大家以外，程言、俞子明、任焕章、汪藩、汪章、罗旸谷、江栖梧、周子善、陈子常、徐善琴、梅峰樵、汪友棠等浅绛彩瓷绘大家都有作品存世。
“一蓑烟雨任平生”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浅绛画盘上，身披蓑衣的钓翁比较常见。图1为余履昌的垂钓图，画面上一老翁身披蓑衣，头戴斗笠，坐在危崖之下，高举钓竿，虽是一个背影，但留给人无穷的想象。画面构图简练，但张力十足。汪照藜的垂钓图(图2)则另有一番情趣，一钓者蹲在山石之上，鱼篓置于身前，眼望水中，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唐人张志和的《渔歌子》脍炙人口：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若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一位无名的浅绛画师在画盘上真实地再现了这种场景。图3是一块无款垂钓图画盘，画面上一老者端坐江边垂钓，神态安详、专注。对岸远山如黛，身后绿树婆娑，表现了隐者脱世俗于身外、寄真情于山水的心态。
花鸟怡情。花鸟画是画盘中数量最多的一种题材。从白阳山人陈淳的隽雅洒脱，到青藤老人徐渭的淋漓畅快，从华新罗精致的小写意，再到八大山人的夸张怪诞，瓷画师们用自己的笔恣肆挥洒浓丽清新的色彩，抒发心中的情感。梅峰樵是瓷画师中的花鸟大家，其花鸟仿明代的周之冕，所作花鸟，形象真实，意态生动。图4为梅峰樵的花鸟盘，设色艳丽，小鸟依人，表达了画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爱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画盘上也不乏这样的题材。汪友棠的富贵白头盘(图5)上，两只白头鸟栖于枝头，相依相偎，花枝低垂，随风摇曳。整个画面热烈而又奔放，爱情的坚贞与美好跃然瓷上。菜竹园主人自制的梅雀盘(图6)上，红梅朵朵，暗香浮动，彰显了主人品行的高洁。
山水画是中国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受画师籍贯和当时主流画派的影响，浅绛画盘上清幽素雅的南宗山水表现得最为突出，雄浑壮丽的北派山水几乎见不到踪迹，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是程焕文。程氏的山水瓷画用笔细腻，奇峰林立，能够在很小的盘面上营造布局，山势随盘的形状而起伏，于方寸之间，展千里之势(图7)。而供职于光绪御窑厂的周子善笔下的山水用墨浅淡，山势平缓，给人以淡定的感觉(图8)。任焕章是浅绛画师中的多面手，其儒雅的人物造型历来为浅绛彩瓷爱好者所推崇。其典型的“竖点”山水技法也为大家所熟悉。图9为任焕章的山水盘，画面以平远法构图，远山横亘，辽阔的江水中两座沙洲以小桥相连，沙洲上几间茅舍掩映于绿树之中，一渔舟静静地泊在沙洲之间。整个画面开阔而又深远，表现了作者高超的营造艺术。而其典型的“竖点”技法在此盘中不见踪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画意精美之外，造型别致也是画盘的一大特点。除了熊中荣先生列举的椭圆、六角、八角、菱形、荷叶形外，还有罕见的寿桃形(图10)，树叶形(图11)，给人于赏心悦目的感觉。
令人惋惜的是，这种浅绛彩画盘的流行时间非常短。从本人收集的画盘看，大都集中在光绪中早期。光绪晚期以后，此种器型大为减少。到民国年间，除了部分高足果盘延续了画盘的形状外，传统意义上的画盘已难觅踪影，这可能与工艺的进步和人们的审美习惯有关。传统的供盘用手工制作，生产效率低下，而机器拉坯成型的圆盘成本相对较低，再加上民国以后人们更喜欢造型简洁的圆盘，画盘不得不悄然退出瓷器的大舞台。
作为一种实用兼陈设器具，画盘上的文字和其他器型相比相对较少，在瓷板、琮瓶上常见的赠贺款在画盘上很少见，题款中的诗句也只是偶尔见到。这不但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同时也降低了其自身的文人味。但和其他器型不同，画盘的背面多有松、竹、梅等图案，又给画盘增添了几分雅致(图12、13)。
作为浅绛彩瓷器中存世数量较少的一种器型，浅绛彩瓷收藏界对画盘的认识还处于朦胧阶段，但这丝毫不能降低画盘的魅力。本文算是抛砖引玉吧，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喜欢画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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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绛彩瓷板
浅绛彩瓷画源于元代文人画家黄公望绘画风格，这种“愈浅淡愈见浓厚”的审美情趣极大地影响了清末绘瓷画师画风，他们师法元代以后这路大家作品，其浅绛彩瓷画与中国画有异曲同工之妙。浅绛彩瓷起自道光、咸丰年间，同治、光绪时期是名家辈出的鼎盛时期。御窑出身的画师程门、王少维、金品卿等最出名。
金浩，字品卿，号品卿居士，寒峰山人、三十六峰山人，斋号蕉荫轩、青可轩，徽州黟县人。他是活跃在清同治、光绪年间的景德镇御窑画师，擅长浅绛绘瓷，山水、人物、花鸟均精，尤以人物著称，其作品落落大方，用笔刚劲。山水仿明代沈周、文征明等吴派山水一路，花鸟既学明代宫延画家邹一桂工笔画法，又学海派大家蒋廷锡写意画法。又擅书法，宗法二王，与程门、王少维齐名的清末“三大浅绛名家”。
这件绘浅绛彩圆瓷板,署金品卿款，直径35.5厘米，上绘松鹤延年图，圆板中下松干横卧一鹤憩息其上，孤爪作回首状，四周枝干虬曲针叶茂盛。瓷质上佳，绘工细腻，似早年风格，无款。左右大小各一方手绘朱色印章分别是朱文“品卿”、白文“御选”，颇可玩味。
浅绛彩瓷文人风骨
浅绛彩瓷创烧于清代咸丰年间，是一种使用近似水墨浅绛画效果的图案装饰彩瓷。
水墨浅绛画，世传为元代画界巨擘黄公望所创、风格独特的山水画，以水墨勾画轮廓，并加以简单皴擦，再以淡赭渲染而成。《芥子园画传》载：“黄公望画皴，仿虞山石面，色善用赭石，浅浅施之。”有时再以赭笔勾出大概，“王蒙复以赭石和藤黄着山水，其山头喜蓬蓬松松画草，再以赭色勾出，时而竟不着色，只以赭石着山水中人面及松皮而已。”以此法画出的山水，画面平静、素淡，意境空灵脱俗，国画史上称之为“水墨浅绛”或“浅绛”。《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最成功的水墨浅绛画代表作。
浅绛山水画所表现出的意境与深受佛、道思想浸润的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山水情怀、烟霞痼疾极其合拍，因此，其画风和“浅淡之处见浓厚”的审美理念为明清山水画家极力推崇和提倡。
浅绛瓷画是指瓷器上具有中国传统纸绢浅绛画艺术效果的彩饰。彩绘方法是，用黑色釉上彩料在瓷胎上浓淡相间绘出纹饰，然后罩上淡赭、淡紫、淡蓝、水绿及草绿等色彩，经６００℃至７００℃的低温浇成。浅绛彩绘有选择地继承和吸收了青花、粉彩等传统陶瓷工艺的色料和彩绘方法。所用黑料由于钴矿石中添加了铅粉，黑料绘在瓷胎上，不用雪白覆盖就能烧结在瓷板上，黑彩也显得浅淡，没有光亮。淡紫是由高红、铅粉等原料配成，淡赭由赭石、树胶、天然碳酸钙（大理石的主要成分）配成。各种色料不用玻璃白打底，所以无粉质感，彩层薄，但也较传统粉彩更易绘制，更具有传统文人画风骨。
浅绛彩绘瓷器有各种器型，有实用器，如碗、盘、碟、壶、盆、笔筒、帽筒等；有纯艺术瓷，如瓷板画、各种形制的花瓶等。依瓷画内容分，有山水画、花鸟画和人物画。
什么叫浅绛彩?
崛起于清末的浅绛彩瓷是当时景德镇具有创新意义的釉上彩新品种。它一洗当时繁冗的装饰纹样，开创了瓷画装饰从师法宋院的工致转而师法元人空灵雅淡的风格，因此，立即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从同治、光绪到民国初约50年之间，风靡一时，直至民国后才被进口高温彩所取代。它首次大规模地将中国书画艺术的“三绝”——诗、书、画，在瓷器上表现，使瓷画与传统中国画结合，创造出瓷画的全新面貌。刘新园认为：“毫无夸张地说，晚清浅绛彩艺人是景德镇现代彩瓷风格的开创者”。对浅绛彩瓷的研究，应该是二十世纪景德镇瓷艺研究的重要一环，并且，由于浅绛彩瓷与中国画史上的“海派”有密切关系，因而与近代画史研究也不无关联。
浅绛彩瓷的特征与沿革
“浅绛”原是借用中国画的概念，指以水墨勾画轮廓并略加皴擦，以淡赭、花青为主渲染而成的山水画，起源于元代。其画家代表人物为黄公望。而浅绛彩瓷中的“浅绛”，系特指晚清至民国初流行的一种以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瓷胎上绘出花纹，再染以淡赭和水绿、草绿、淡蓝及紫色等，经低温(650—700℃)烧成的一种特有的低温彩釉。
从烧制工艺角度看，浅绛彩所用之彩料与粉彩大致相近，烧成温度也一致，然而它们之间仍有质的区别。据刘新园先生《景德镇近代陶人录》所言，两者区别在于：(1)粉彩所用之黑料为纯度较高的钴土矿，而浅绛彩所用黑料，称之为“粉料”(即在钴土矿中加入铅粉配制而成)。由于粉料含铅，纹样画出后不用“雪白”(一种含钴料)覆盖便能烧成。故粉彩之黑深而亮，浅绛之黑浅而淡，但烧成效果似水墨浑化，别有韵味；(2)粉彩填色之前需用玻璃白(含砷的不透明白色料)打底，浅绛彩不用，而是直接将淡矾红、水绿等彩直接画上瓷胎，故粉彩有渲染而浅绛则无；(3)清代粉彩艺人由于分工细，文化程度不高，故多数只能专工一种题材。浅绛艺人则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多数兼善山水、人物或花鸟；(4)清代官窑粉彩由宫中发样，工匠照描，描完后填色，故很难表现出艺人的个性。浅绛则从图稿设计、勾画到渲染都由一人完成，能自由表达画者的风格与个性，因而粉彩为局部工人分工合作的产物，而浅绛则是文化层次较高的艺人得心应手之作，故粉彩板而浅绛活。晚清粉彩多取自前代瓷器图案，浅绛则多借宋元以来的文人画稿，故粉彩“工”而浅绛“放”。
除上述之外，浅降彩瓷还有一大突破是在瓷画上题写作者名字，或题诗、署款兼备，这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种创举。因为它首次使中国画自宋元以来形成的“诗、书、画”一体的优良传统表现在瓷器上，其文化气息更加浓郁，也为近、现代的新粉彩瓷创造了新模式。
尽管大部分的浅绛彩瓷器上留有作者的款识及年款，但目前仍无法具体判定这种格式诞生于何朝何年，或像其他瓷器一样，也有一个变种和蜕化的过程。笔者认为，浅绛彩瓷产生于道光末年(即1835至1850年前后)应是比较可信的。因为其一，大部分浅绛彩釉面呈细微波浪纹起伏，称“橘皮釉”，是道光时期釉的特色；其二，浅绛人物画明显受道光时期流行的“无双谱”人物影响；再者，道光时开始，文人士大夫自行设计与制作文玩已不是新鲜事，著名的“曼生壶”、“子冶壶”等即诞生于此时，因此文人画家在瓷器上别出新意的创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是浅绛彩的“黄金时期”，这时浅绛绘手名家辈出，蔚然成风，浅绛彩瓷器的书画水平空前发展，足可媲美纸绢丹青。以程门、王少维、金品卿、俞子明等为代表的名家留下不少佳作。在流俗影响下，一些非绘瓷专业名家也加入到创作中来，如篆刻大师黄士陵、山水画家吴待秋等都有作品传世。浅绛彩器也从供观赏的瓷板、扁壶之类转向日常用品，如帽筒、水盂、印盒、花盆等，几乎覆盖整个日用瓷领域，风行一时。一些器物上还烧有“某某堂藏”等字样底款，则说明是藏家专门订制的珍玩。
到了光绪末年，外国进口的洋彩，由于颜色鲜丽，很快吸引了景德镇的绘瓷艺人，同时也给浅绛彩画上了句号，尤其是民国之后，许多陶瓷学校、研究所和私人都致力于复烧各种彩釉。民国时期著名的“珠山八友”很多人在早年都曾画过浅绛彩，但后期亦都转用新粉彩了。到民国初年，浅绛彩瓷便已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为粉彩所代替，至今景德镇也没有人能画浅绛彩。但是浅绛彩的技法与创造力并未随之消失，而是被“珠山八友”为首的彩瓷艺人在其它领域成功地继承和发展，其流风余绪至今未绝。
略谈浅绛彩瓷绘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整个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冲击，官窑瓷器的生产日渐没落，官窑制度也有所改变。
用粉彩在瓷器上作画传统的说法始于康熙，盛行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虽有精作，也无所创新。同治年间粉彩只是在加厚、加重，以所谓重工重彩追求古彩之效果，所绘图案多是传统笔意笔法，许多作品却显呆板，题材也是花鸟、翎毛、人物、走兽、博古居多，很难见绘画艺术价值高之作品。
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王凤池及程门之子程言、程荣等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改变了这种画匠式的绘画方式，以浅绛彩的绘画形式开创了清末民初陶瓷绘画艺术之路。
浅绛原是元代文人画家黄公望创造的一种以水墨勾画、以淡赭石渲染而成的山水画。陶瓷界所说的“浅绛”借国画术语，是指晚清流行的一种以浓淡相间的墨色釉上彩料，在白瓷上绘制花纹，再染上淡赭和极少数的水绿、草绿与淡蓝等彩，经低温烧成，使其瓷上纹饰与纸绢上之浅绛画近似的一种制品。不过其题材已不局限于山水，尚有人物、花鸟、走兽之类。
这种浅绛彩画法，“赭色微黄画里春，墨青墨绿染精神。”尤其对写意山水画达到所想象的意境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清末的浅绛彩，得益于瓷板烧造的成功。瓷板的烧造因其复杂的过程，历经了从明代创始，清中早期的烧制，乾隆、嘉庆的发展（尺寸大小），直到道光、同治时成熟，大而平，尺寸可达45×35厘米以上，有了这样大而平的瓷板，文人画家可以在不受器物造型，图样图稿的限制下自由作画。
由于彩料在釉面上绘制的，已难象青花料直接在瓷胎上作画时追求到的可渲染的水墨画的技法效果，陶艺家们找到了一个更合适的方法，以浅绛彩，不用玻璃白打底的方法直接在瓷器或瓷板上作画，以浅绛的淡雅无艳，在山水人物绘画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清末民初时期，大批的江西本阜或外籍文人学士涌往景德镇，创作了大量浅绛绘画作品。
浅绛彩的绘瓷方式，因不用含有氧化铅、氧化硅、氧化砷的玻璃白打底，使色彩无玻璃质感，也无堆粉的刻意立体效果，不用大红大绿等浓艳色彩使传统的中国画风格，得到更加彻底的表现，这种绘画方式，使众多的文人画家能够在陶瓷器物上自由发挥，主观创作有了自主的空间，就陶瓷绘画而言，也确是创造了这个时期的很多艺术珍品。
在中国陶瓷历史上，分水青花和浅绛彩虽产生于不同的时期，不尽相同的社会背景下，但从陶瓷绘画角度上讲，确是有着许多共通之处。
在官窑生产处于垂败的情势下，民间艺人、文人画家的作品都创造了很高的艺术价值，也成为一种艺术作品的主流。两种绘画方式，一是采用绘画中的水墨画法，二是采用绘画中浅绛画法，这是中国传统绘画中多被失意文人学士采用的方法。对于浅绛彩现象的研究将使我们发现更多的有艺术价值的陶瓷作品。
放逸的浅绛彩瓷
古瓷中的彩绘瓷有许多名号，五彩、三彩是以使用彩料的多与少来称呼，硬彩、软彩是以彩料的质感来分别，而“浅绛彩”则是以绘瓷的彩料颜色来定名，浅绛就是淡赭色。关于“浅绛彩”一名，以笔者之陋尚未见于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瓷书录载中，已知最早著述此名的是景德镇陶瓷馆在l958年编纂的《瓷都陶瓷艺术家》一书，书中《老当益壮的名画家王大凡》一文说到王“早期作浅绛(瓷)画”。
关于浅绛彩瓷的肇始年代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清代嘉庆、道光时期，水墨与淡赭并用的绘瓷技法已经开始流行。但持此论者并无提出实证，其列举的有关名家的时序也错倒了，如其中的王少维是字廷佐，却被当成王少维和王廷佐两个人。据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刘新园先生十年前的调查结果，可知见诸著录的浅绛派艺人之首程门有绘于咸丰五年(1855年)的作品。这是刘先生所见纪年最早的一件浅绛彩瓷。我们现在看到比较多的都是些光绪年间的纪年，如乙亥(光绪元年)、甲申(光绪十年)、乙酉(光绪十一年)、己丑(光绪十五年)、丁酉(光绪二十三年)、戊戌(光绪二十四年)。有一种似乎是很肯定的说法，光绪年间，瓷器生产出现了“水墨五彩”这样一个“创新品种”，它“是受同时代水墨画名家风格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新工艺。色彩浅淡柔和，笔法细腻，浓施淡抹，弥永深邃，描绘出的山水人物等都很独特” (《明清瓷器鉴定》耿宝昌著)。有持同样观点者更明确地指出：“水墨五彩色调淡雅，清新明丽。摹拟八大山人、新罗山人等笔意的人物花鸟和浅绛山水等画面，一般多写有题句，并署有干支年款及作画人姓名”(《江西陶瓷史》余家栋著)。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知道，水墨五彩和我们所说的浅绛彩瓷应该是同一个瓷品。但认为这个瓷种只是在光绪年间才出现的看法，从前述中已知是不确的。可能因为水墨五彩的制作在光绪年间出现了一个繁盛期，因而就导致有这种观点也不奇怪。
在一些浅降彩技法比较明显的作品中出现的干支纪年让我们有一些想法，如“乙酉”，不单是光绪十一年也是道光五年(1825年)的干支年，又如“丙辰”、“戊午”，其作品又明显不是民国风格，那么就应该分别为咸丰六年(1856年)和八年(1858年)了。遗憾的是这些作者只留下了姓名，除此以外任何资料也没有，无法帮助我们有更多的思考，但还是有一些佐证作用。刘新园先生在安徽省黟县文管所看到的那件咸丰五年的浅绛彩瓷是螭耳扁瓶，瓶腹一面是程门(程是黟县人)绘山水，另一面是其次子程荣(盈)绘人物。由此可推算，程门此时起码已经是四十岁上下的人了。因此，也就很有可能在道光年间他已经绘画浅绛彩瓷。
从实物来看，浅绛彩瓷是以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白瓷上勾描出画样，然后以红、赭、黄、绿、蓝等色进行晕染烘烧而成。这种瓷器上的墨彩画艺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始见于康熙中期，康、雍、乾三朝官窑也都有墨彩瓷器的生产，由于墨彩和其他彩色互为主辅，所以也被称为“彩水墨画”。从清初的墨彩瓷到晚清的水墨五彩瓷所用的彩料并无本质的不同，黑彩料都是由钴土矿和铜花片配制而成，矾红和浅绛都是氧化铁的呈色，同时也都会使用多种彩料，装饰题材和画风都是深受前代或当代绘画的影响，瓷画的效果也都与纸本水墨画相近。由于数百年间人们的审美情趣变化不同，工艺技法也就会各有不同，比如在黑彩的使用上，就有在白瓷上用黑料绘画后再罩以“雪白”(一种透明的铅质料)的，有在玻璃白(一种含砷、不透明的白色料)上用黑料进行晕染的，而浅绛彩瓷上用的黑料称“粉料”(在钴料中加入铅粉配制而成)，这种粉料画出的纹样色淡而涩，色层也薄。基于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在清代彩瓷大家族中，有墨彩这个谱系，这个谱系发展到 清代晚期，出现了水墨五彩这个分支，为了突现水墨五彩的时代风格，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浅绛彩”(也有称之为“矾红墨彩”的)。结合以上对程门等人作品的分析，在找不到更为翔实的资料之前，依我所见，说浅绛彩瓷在道光年间已出现也无妨。
若要认真考究起来，“浅绛彩”的词义其实很狭窄。在中国绘画史上，山水画在元代最风行，其画法一改唐、宋的青绿勾勒而水墨没骨法渐多。“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取古人神髓而能自具面貌，吴、倪两家尚重墨法，黄、王两家则好以浅绛著色。黄公望所作的山水画山头多矾石，千丘万壑、气势雄伟，世推为四家之首。元四家对后代山水画的影响绝大，清代山水画坛就竭力推崇之，对黄公望尤为倾倒，几乎是家家“一峰”、人人“大痴”(一峰和大痴均为黄公望名号)。这种时风当然会在瓷艺上有所反映，从早期墨彩瓷上的山水画法就可看到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浅绛主要是对山水画而言，至于绘画别的题材纹样如人物、花卉、翎毛、走兽、鱼虫等，则会使用多种彩料。但现在我们所说的浅绛彩却是包容所有，相对而言，我认为“水墨五彩”的称名应是更为合理，不过作为一般俗称，“浅绛彩”之名也非不可。
浅绛彩瓷的生产盛期是在光绪朝，20世纪20年代以后衰退，但并非销声匿迹，其混合在别种彩瓷技法中还经常可见。浅绛彩的画面往往像是一幅颇堪玩味的纸本设色水墨画，意韵隽永，笔墨放逸，色彩淡雅，常常是画、诗、书合一，充分表现了文人画的风格。浅绛彩的绘画者的确有不少是文化素养较高的文士。制瓷人在过去向来被士大夫们视作百工贱业者流，为什么这些文士还要加入这个行列中? 像程门和他的两个儿子程言、程荣均工书善画，据《黟县四志·人物志》(民国十二年木刻本)记载，程门“画尤精妙绝伦。凡山水、人物、花卉，以至虫、鱼、鸟、兽兼擅其长……，咸、同时名噪大江南北，鉴赏家得其片幅零缣什(世)袭藏之”；其二子各秉庭训，程言“工山水，潇洒出尘”，程荣“工仕女，风神逸丽”。按理程氏父子完全能靠鬻画为生，为何“均在江西景德镇以画瓷资生”? 县志对他们称颂有加，实不免有过誉之嫌，县人争光邀荣于世的心态可以理解，可除此以外没有任何资料可供我们研究他们“以画瓷资生”的原因和肇始时间，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日趋动荡贫弱，程氏父子也得另谋生计，还是他们喜欢上了画瓷这一行，不得而知。见诸该《黟县四志》，也作瓷画的还有程氏的同乡人程士芬和汪棣，据《中国的瓷器》所记，与程门同时的还有程声和。在同治、光绪时期画浅绛彩瓷并享有声誉的有金品卿和王少维。金、王二人都曾在御窑厂供职，由于这种身份，当时他们应会有不少的作品问世。但据有关的调查显示，他们的作品尚未见有署官窑年款的。因此，有人认为，浅绛彩这种瓷品“只在文化较高的中小官僚阶层中流传，而未能进入宫廷成为皇家的赏玩对象”。这种看法无错但不全面，我觉得不会只是在“官僚阶层”中流传，只为这样一个阶层的需要而存在的生产不是太微弱了吗?若然，不就不好解释它的生产盛期了吗?要知道，社会的普遍需要才会成为生产动机。
目前见诸著录的仅有以上数人，其实我们在具体的作品上仍能看到不少的作者名号，按其绘画水平颇好的而言，就还有汪友棠、汪藩、汪章、许品衡、锺山、高心田、张云、余筱秋、葛景轩、江湖散人、清虚氏、介眉氏等，如果刻意去搜集，肯定还能找出更多。这些署名的作品，同时也多带有干支款，由之可知绝大部分是光绪朝的东西。所以一般来说，浅绛彩瓷的年代鉴别是不成为问题的。但也得要小心考证鉴定才行。例如：汪友棠，有人说即为汪晓棠，但无任何佐证，所见的作品上都只是直写汪友棠三字。在l990年香港艺术馆编印的《瓷艺与画艺—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瓷器》一书内，从刘新园先生撰写的《景德镇近代陶人录》文中“清末浅绛派艺人”一节的内客，我们知道黟县碧山村人汪棣效法程门也画浅绛彩，只此而已，别的一概付阙。而在同文的“民国初年的新粉彩艺人”一节内，又提到一位汪棣，他“又名汪棣华，字晓棠，号龙山樵子，江西婺源县叶村人。少时即在杭州以绘制纸绢团、摺扇为生。光绪、宣统之际，因妻投水自尽，避祸景德镇自学彩瓷”。“汪擅长粉彩人物，尤善仕女……，但享年不长(1885－l924年)”。这位汪棣的有关资料来自其儿媳刘树清和景德镇市政协所编的《文史资料》第一辑，前一位汪棣是出自黟县县志，都应该是无误的。因此，汪棣一名实有二人，他们籍贯不同、开始从事绘瓷的时间不同、使用的装饰手法和艺术风格也不同。那么，汪友棠和这两位汪棣有什么关联呢？汪友棠在辛丑年即l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时，曾画有一件浅绛彩的人物纹笔筒。如果这位汪友棠就是汪晓棠的话，那么这一年，他才l6岁，与画作功夫明显不称，虽知汪晓棠是在光绪、宣统之际才自学彩瓷的，按年数算，1901年时他应该还未学彩瓷，即便是学了，也绝对达不到这个水准；四年后的1905年，汪友棠的一件山水纹瓶，更能见其艺术水平。汪晓棠的作品善画仕女，常落印章款“晓棠”二字，而汪友棠的作品则不见此现象。因此，我认为汪友棠与汪晓棠亦即江西婺源县的汪棣并非一人。汪友棠和安徽黟县的汪棣是否是同一人? 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可寻，姑且存疑。此外，我还见过一件很好的浅绛彩人物纹盖盅，器底是红彩印章款“同治年制”，乍看之下令人有点高兴，因为有同治年款的东西不多见，但转而看器壁上，作者署了本名“余筱秋”和干支年“甲辰”，一查年表，才知道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作品，两者相差30年以上。器底的年款是直现的，如不细查对，也就出了错。绘者的干支纪年是不会错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是可能白瓷胎是制于同治时期，二是光绪时的商家为迎合时尚所好而作。通观之下，我认为以后者的原因居多。
浅绛彩瓷的器型很丰富，有螭耳扁瓶和大瓶、象鼻耳鹿头尊、铺首大瓶和方瓶、出戟菱形瓶、圆形方形海棠形的瓷板、花盆、鱼浅、笔筒、圆的和方的帽筒、碗、盖碗、围碗、盖盅、温酒器、茶托、面盆、壶等，这都是些陈设瓷和日用瓷，可是却不曾见有盘碟类，可能是因为浅绛彩这种装饰手法与盘碟类的功能不谐调的关系。
浅绛彩瓷流行了半个多世纪，它不像五彩、粉彩瓷那样向来为人们盛赞不衰，但它却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这个时代，中国陶瓷已从世界霸主之颠跌落，在多种桎梏中挣扎求存；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改变着人们等级森严的传统观念，艺画者不再以当幕僚门客为尚，流寓他乡鬻画为生者日多，入于瓷道的亦不乏其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开了一代瓷艺新风；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增多，绘瓷新技法新材料层出不穷，引发着新的审美情趣。陶瓷是昭示人类文明的物质载体。社会的发展往往会使某些曾经辉煌的事物走向衰退甚至消亡，是进步还是代价，这就要视乎具体而言。但只要这个事物还存在，闪光点就时会出现。我们玩赏浅绛彩瓷，正是源于其艺术魅力。火炼而成的水墨五彩瓷画较之画于纸绢上的设色水墨画另有异趣。悬挂或者是嵌镶的瓷板上是一幅展开的水墨画，而圆器和琢器上的则可从不同的角度来观赏。浅绛彩瓷的绘制者往往都是工画、善书、能诗的，他们本就有一定的绘画素养，再加上能借鉴名家手法，画工自然更佳。张子英的《大富贵亦寿考图》瓷板上写着“法倪高士笔”，这位倪高士就是倪田（1855－1919年），据载，倪“初学于王小某，人物、仕女及古佛像取境高逸，尤善画马。光绪中行商到沪，爱任颐画，遂弃其业而参用任法。水墨巨石，设色花卉，腴润遒劲，擅胜于时……今之学任颐者皆倪田别派”，张子英画的确有倪派风格；再有程次笠在光绪三十四年所绘方瓶上的一幅山石雄鸡图,其构图手法也和张熊（子祥）（1803－1886年）的相类；美人出行图上的水点桃花法（高心田作于己亥年即1899年，关于瓷绘上的水点桃花法，近人多说是由珠山八友之一的刘雨岑在民国初年所创，看来值得商榷）在任伯年作于光绪丙戌年（1886年）的花鸟画上不是可以看到其影吗? 所以说，看浅绛彩瓷画无异于欣赏晚清时期众多绘画名家的画作。当然，那些徒写着“仿云林笔法、仿新罗山人笔、拟八大山人法、仿宋人、元人法”而画工草草的固不在此例。如此看来，画浅绛彩瓷的艺人不单要画好写好，还要熟谙制色、烘烧之道，才可以心、手相善，烧制出雅致的作品来。由于他们是支接在瓷器上进行绘画创作，表现出我们习惯上称之为“文人派”的画意和笔墨情趣，这种有别于景德镇传统“红店”制作技法的彩瓷，在当时已被目为“新派艺术”，其作者们也因而被冠以“美术家”之名，这些新派艺术家“是景德镇近现代彩瓷风格的开创者”。这种流风其实何止披泽景德镇，1906年在湖南醴陵姜湾开设的“湖南瓷业公司”里的彩瓷艺人，就“多是湖南地区热爱工艺的书画名流”，如张晓耕、彭筱琴等人，他们以及在瓷业学堂速成班毕业的优秀学员“对于醴陵细瓷的发展和釉下五彩的创造作出了贡献”。以后在粤东一些瓷厂的产品中，依然可见其余绪。
浅绛彩瓷由于要表现水墨画的效果，在色料的调配和绘画技法上就有它的特点，在彩料中都先要加进铅粉，然后以之立接在瓷胎上绘画，描出的墨线和敷就的色彩都浅薄而带涩。因此时间一长色层就会蚀落，尤其是人物面目更是漫漶不清；由于晚清瓷业生产水平下降，白瓷胎的釉面经常有“浪荡”现象，往往也就影响了绘画效果；又因为不用盖上一层雪白，画面不光滑，也就容易藏纳污垢，此时它就变得不讨人喜欢了。这个不妨说是致命的缺点，决定了浅绛彩瓷不能像五彩、粉彩瓷那样长久延续下去的命运，但历史还是给了它一个公允的赞誉。最近，广州一个民间收藏者团体正在策划组织浅绛彩瓷的专题展览，可见它的艺术魅力仍在。
墨彩与浅绛彩瓷
墨彩与浅绛彩历来被认为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彩瓷品种。然而本人在最近购得的一件清雍正墨彩山水图盘中，发现两者有密切的相承相继的渊源关系。
该盘直径5．4厘米（见小图），盘壁上下厚度一致，白釉肥润甜白，底足修整圆滑，呈泥鳅背状，上有淡淡的自然火石红；盘底有少许缩釉点细若针眼，深入胎骨；磕碰露胎处可见胎骨细密闪亮，犹如糯米。雍正细白瓷的特征一览无遗。盘上用极其细腻的墨线勾勒出一幅湖光山色（见大图）。其中的山石用短披麻皴分阴阳，再用极淡水赭色敷润，恰如其分地表现了石头的肌理。坪台舒展，一近一远而有景深感，上用淡秧草绿填涂，显露一丝生机。纵观此盘，构图简净脱略而见疏密；笔锋纤细娴熟而见功力；设色淡雅灵透而显色泽，完全是一幅“仿元人作”的水墨浅绛山水画。
那么此瓷盘到底是墨彩还是浅绛彩?浅绛彩到底始于何时?研究古瓷的作家朱裕平先生在《明清陶瓷》一书中说“浅绛彩出现始于何时目前尚有争议。有人认为嘉庆道光已见端倪，但从目前实物考察中有确切年代的作品是1855年即清代咸丰乙卯程门父子的作品”。朱裕平先生高明之处在于并未把话讲死，“尚有争议”四字将浅绛彩起源问题的研究探讨再次放到议事台上。
众所周知，清末民初流行一种仿文人画的浅绛彩瓷，其中浅绛彩中的山水画则直接取自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的画法。而黄公望则师法五代画家董源、巨然的水墨技法，加上他长期生活在山林之间，对江南自然景致有深入的观察和感受，不仅继承董源巨然善写云雾显晦、淡墨轻岚、平淡天真的画技，而且独创了一种“浅绛山水”新画种，即在水墨勾勒皴染的基础上，敷以赭石为主的淡彩，形成了墨色浓淡相间、设色雅致通透的崭新山水画。其后明清的文人画家无不为之倾倒。
在这种“人人一峰，家家大痴”的学黄风气中，清康熙、雍正年间瓷器中出现仿元人浅绛水墨效果的墨彩也就不足为怪了。
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古陶瓷图典》一书是这样阐述“墨彩”条目的：“瓷器装饰彩之一，以黑色为主兼用矾红、本金等彩料，在瓷器上作画，经彩炉烘烤而成。墨彩始见于清康熙时期，是五彩、珐琅彩、粉彩瓷器中常见的色彩。浓黑的彩料在似雪的白釉下装饰绘画，亦深亦浅，可浓可淡，与水墨画的效果相似。所以又称之为彩水墨画”。可见清早期的墨彩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不是单纯黑色，而是黑色为主、兼用他色；二、色彩不是浓艳厚重，而是浓淡相间，淡雅灵透，酷似淡彩水墨。只不过这种瓷画品种数量较少而不成气候，再则那时不具干支年份，不落作者名号而无从考证。所以往往将其归入水墨粉彩或水墨珐琅彩中。
其实清早期墨彩瓷已经具备清末民初浅绛彩的基本要素：师法元人用浓淡不一的釉上墨彩勾勒皴染，再施以淡赭、浅绿等色渲染，色层薄而淡雅；题材也多取自历代画稿，内容大多是山水、翎毛、花卉和人物，是中国文人画的翻版和移植。只不过清早期的墨彩与清末民初的浅绛彩相比，前者的画意更趋古朴，笔力更显老到，设色更觉薄透。而后者因适应当时市场需求而大量画制，故大多用笔粗率，彩头浑浊。就是当时名家所作，与清初墨彩瓷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笔者认为，清末民初的浅绛彩不会凭空诞生，它必定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延伸过来的。清康熙创烧的墨彩瓷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朝直至清末普遍流行的浅绛彩瓷，是延绵不断而一脉相承的，连墨彩的另一名称“彩水墨画”也与“浅绛彩”的含意极为相近。由此应该说，清末的浅绛彩实际发端于清早期的墨彩；而清初的墨彩瓷可以说是浅绛彩的雏形，也就是说是最早的浅绛彩瓷。这样我们就把浅绛彩瓷的起源历史向前推进了一百多年。
一只小小的雍正墨彩瓷盘使我们引出这么一个重要问题，它见证了浅绛彩的发端、发展和成熟，也揭示了墨彩与浅绛彩的承继关系和相异之处，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一中国优秀绘画艺术与中国先进陶瓷技术的结合体提供了又一实物佐证。
浅绛彩瓷怎么鉴定真伪？
浅绛彩瓷怎么鉴定真伪？浅绛彩瓷产生于清代咸丰至同治年间，鼎盛于清末民国初期，但存世时间极短暂，如同清早期珐琅彩瓷的昙花一现，着实令人惋惜。由于浅绛彩瓷的色层容易脱落，所以传世品很少，而能流传到现在的，大多是精品，更是弥足珍贵。目前真品虽少，但仿品却很多，因此需要谨慎鉴定，识别真品。
以印盒为例，在面积小的扇面上画画比在面积大的纸上难度要大，所谓一幅扇面三尺画。而这些文房小件，是在比扇面还小得多的几个平方寸的平台上进行创作，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这也正是后仿者难以企及的，这一点在鉴定上很重要。
浅绛彩瓷所使用的材料必须是清末民国早期的。由于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清末民初所用瓷土、釉料已不如前朝，但同现代瓷相比胎骨仍较坚致，釉面还是较莹润的。而现代瓷的瓷土质量更差，有的甚至不是高岭土，釉面苍白且无内敛的光泽。
如果说清末民初瓷器同现代瓷很接近，只看胎骨和釉面区分还有一定难度，那么再比较彩料，就一目了然了。不同时代的粉彩，各有其特点。道光年制款粉彩，粉彩浓厚艳丽且十分滋润，体现了清中期的粉彩特色。民国早期粉彩，其粉彩虽不如清中期的浓厚艳丽，但仍较润泽，其特点是施彩淡薄，晶莹且光泽内敛。现代仿品所用粉彩黯淡无光，没有丝毫的晶莹润泽。可见，依据粉彩鉴别可操作性强。后仿者之所以仿不出真品粉彩的明快滋润柔和，是因为前朝的矿物质粉彩料已经耗尽。尽管现代陶瓷工作者的制瓷技术已超过前朝，但在这一点上，也无力回天。
古代所画人物的脸庞同现代人不同，通俗讲，叫“开脸”不一样。古人用夸张的画法画“古人”，现代画的是现代人开脸。浅绛彩真品是清末民初的产物，人物开脸虽然不是特别似古人，但也接近“古人”。
前朝人物开脸为什么同现代人有差异？这是因为，前朝强调的是神韵，重视人物的精神风貌，讲究含蓄而有意境，自然画法不同。前朝瓷艺工匠从小就在窑上刻苦学徒，学得一手画写意人物的好功夫，能非常率意地画出形神兼备的写意人物瓷画。现代瓷艺工作者的学历和绘画水平都高于前朝，所不同的，只是所学的画法同前朝大相径庭。现代瓷艺工作者重工笔，既学国画又学西洋画，有的从小启蒙就学素描，学画人体解剖结构，画人物肖像越逼真越好。他们反映时代精神的创新作品，其水平之高，远超过前朝。但由于他们从小没有学过画“古人”开脸，没有这方面的深厚功力，所以，他们的仿古瓷，还是能看出破绽的。鉴别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等瓷器，必须仔细看人物的画法，特别是人物的神态，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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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绛彩瓷收藏渐热
浅绛彩瓷是清代晚期景德镇生产的一种釉上彩瓷新品种。它以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瓷胎上绘出纹饰，再染以淡赭、草绿、淡蓝等颜色，经低温(650—700℃)烧成的釉上彩瓷。作为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景德镇釉上彩新品种，浅绛彩瓷一洗当时繁冗的装饰纹样，立即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它首次大规模地将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三绝”———诗、书、画，在瓷器上充分表现出来，使瓷画与传统中国画结合，创造出瓷画的全新面貌。《晚清民间浅绛彩瓷鉴赏》一书的作者、浙江海宁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陆子康认为，浅绛彩是瓷器上的“文人画”，艺术成分比较高，因此具有较好的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
收藏潜力大
浅绛彩瓷从咸丰年间兴起，到被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新粉彩所取代，制作时间只有70年左右，因此存世数量相对较少。此外，由于制作工艺的特殊性，浅绛彩易磨损易掉色，能保持色彩鲜亮的很少，故在市面上流通品相较好的浅绛彩瓷数量更是不多。随着收藏市场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浅绛彩瓷的收藏潜力，因此价格不断上扬。
上海著名陶瓷鉴赏家张海国告诉记者，相对于价格昂贵的官窑产品和热门的青花产品，浅绛彩瓷价格要低得多，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在上海，收藏浅绛彩瓷的人比国内其他城市要多。张海国的几位朋友，早些年就开始收藏浅绛彩瓷，已经尝到了甜头。比如10年前一块程门画的浅绛彩瓷板画，当时只要3000元左右，而现今的市场价要超过5万元；10年前王少维画的一把浅绛彩茶壶大约500元，而今天则要2万元左右；10年前金品卿画的一块浅绛彩盘大约800元，而现今就在15000元左右了。
最近几年来，随着浅绛彩瓷收藏市场的兴起，浅绛彩瓷的价格已经出现“暴涨”。陆子康是从1999年开始收藏浅绛彩瓷的，他介绍说，当年他花160元从海宁乡间淘换的一块浅绛彩瓷板画，为俞子明所作《琵琶女图》，尺寸是26cm×16cm，现在的市场价至少在四五千元以上，6年的时间涨了30多倍；他手上还有一个浅绛彩瓷的水仙盆，为颜筱云所作的人物故事图，上画一老翁、一小童在嬉戏，工笔很好，人物神情生动，品相如此之好的浅绛彩瓷，陆子康在1999年，仅花了不到500元，就在杭州某古玩市场淘得，而现今市场上有人出价1万元购买，升值空间可谓巨大。
市场待成熟
我国古陶瓷经历的几个辉煌时期，如宋代“五大名窑”、元代青花、明代永、宣、成化以及清“三代”官窑等，这几个重要阶段的瓷器，艺术水平和经济地位极高，为世公认，具有巨大的收藏价值。而浅绛彩瓷只是我国陶瓷艺术普通阶段的产品之一，尽管其珍品、精品价值会达到一定价位，但绝大多数一般的浅绛彩瓷作品，价位是不可能提升到超过应有价值地步的。因此，收藏者在初涉浅绛彩瓷收藏市场时，一定要对浅绛彩瓷的价值合理定位，除了一些较有特色的精品和中等以上名家作品外，并不值得花大精力、大价钱去收藏。
对于刚入门的收藏者，一定要学会鉴别浅绛彩瓷的真伪。浅绛彩瓷本来属于比较容易鉴定的开门货，但在暴利驱使下，赝品浅绛彩瓷在市场上越来越泛滥了。收藏者也不应“本本主义”，要多逛文物市场，了解市场行情，否则很容易买到赝品。张海国认为，目前民间收藏队伍中相当多的初学者鉴定和欣赏水平较低，一旦这批收藏者的知识和眼力得到提高，浅绛彩瓷的收藏必然成为投资热点；再次，收藏者要跨区域了解行情，不要局限于本地，这样容易使眼界狭小，无法准确估摸浅绛彩瓷价格。张海国告诉记者，就杭州和上海的浅绛彩瓷收藏市场相比较，杭州的价位就略低于上海，一般来说，在上海卖到10000元的浅绛彩瓷，同样物件在杭州只能卖到八九千元左右。
其他方面要注意的是，在收藏浅绛彩瓷器时，一是要注意画面的完整性，由于浅绛彩瓷为低温烧成，受彩料与烧制工艺的限制，彩料与胎釉的结合不够紧密，容易脱落，这在收藏时要引起注意；二要注意收藏名家作品，浅绛彩瓷的制作史上涌现了一批名家，他们的作品艺术水平高，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如程门、金品卿、王少维、汪藩、许达生、王凤池、高心田、李友梅、俞子明、任焕章、汪友棠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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