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高岭土瓷器。
第七章明、清高岭的质量与产量以及“高岭”成为国O:P>际通用的kaolin和Kaolinite命名地的由来本文在上章考证证明万历至清乾隆（17—18世纪）为高岭山矿业的青春期，但这一时期高岭土的质量与产量如何呢？这是研究高岭土应用史时必须考察的。但由于古文献没有翔实的记载，要揭示这些问题必须请求读者允许我们先从近代情况谈起。
第一节关于古高岭土的历史质量
1.1907年([日]．明治四十年)日本政府派遣农商务省技师北村弥一郎来中国考察窑业。归国后他写成了《清国窑业视察报告》，于明治四十—年(1908)交日本农工商务省商工局出版。该报告第四章《景德镇窑业》之第三节第四项详细的记录了该地在当时使用的原料，其中有两处涉及高岭土不子(一种砖块状的净泥)现录于下：
品名长宽高每块重量
星子五寸强四寸二寸五分内外约五百三四匆
明砂二寸二分内外一寸八、九分内外八、九分内外约三十七匆
〔按：一两（以每斤十六两计）约合日本十匆强〕
这里所说的星子(星子县所产之高岭土)即庐山白土。明砂就是高岭山优质高岭土(景德镇至今仍称明砂以区分其他产地之高岭)。这一记载告诉我们，明砂高岭不子比星子高岭土不子体积小得多，重量仅后者的1／14，但未记其质量亦未明其价格，其优点尚难断定。
2.1943年黎浩亭通过实地考察，写成了《景德镇陶瓷概况》一书，该书第十章记述了当时高岭土的价格。
总类产地距景德镇路程（华里）售价（旧币）功用备注
星子高岭星子县四百里每万块一百二十元普通坯每块二斤四两，每块以两小块计
明砂高岭浮梁东乡高岭八十里每万块一百元上等坯每块四两
表面看来，星子高岭每万块的价格略高于明砂高岭；但明砂每块仅重四两，若以重量计。后者价格约为前者的9.9倍。
为什么明砂高岭不子的体量如此之小、价格如此之高呢?
我们曾检读景德镇陶研所1955—1966年十二年来所测星子、大洲、枫源、贵溪、黎川各地高岭土数据一百余组，其他产地的高岭土不是铝氧含量不够稳定(有的不到20％)，便是着色氧化物偏高(氧化铁多在1—2％之间)。而明砂高岭铝氧则较为稳定(约36％)，含铁量仅0.6％，其相对可塑性指标也略高于其他产地之高岭土，工艺性能较好。
从以上征引的资料来看，高岭山之高岭土质量优异，是上等瓷器的必用原料，但因矿体濒临枯竭，产量日渐稀少，否则的话，当时的价格决不会如此昂贵。但这只能是高岭山采掘业衰落期间的近代情况。然而明万历——清乾隆时代其质量如何呢?
就我们观察明万历——清乾隆官民两窑的瓷器来看，其瓷胎的质量均较前有所提高。若以上海硅所测试的雍正官窑器为例，其瓷胎的铝氧高达30％，白度高达77．5％。我们知道，今景德镇一带的瓷石含铁量多在1％，烧成后的白度仅为66％，个别为72％，而高岭山之高岭土的含铁量仅0．6％，烧成白度均在82％以上，雍正官窑器比五代和宋代瓷器白度提高，显然应归功于高岭山之优质高岭土的大量应用。
又，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四《高岭》条谓:“造佳瓷必求东埠出者耳”。兰浦的这一书刊于清嘉庆20(1815)年，成书于乾隆、嘉庆之际，其时高岭山之高岭土来源甚少，但景德镇制造上等瓷器还必须求得东埠高岭与瓷石配合，可以推知，清初官、民两窑使用的高岭山之高岭土的质量是十分优异的。
至于晚明情况，则可从另一角度观察。前引日本学者北村弥一郎的著作称晚清高岭山之高岭土为明砂高岭(景德镇人至今仍称明砂)。为什么叫作“明砂”呢?目下有两种看法：
1．北村弥—郎谓明砂高岭为浮梁县明砂所产之磁土，显然他把明砂当作地名。
2．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陈开慧先生在其《景德镇高岭村高岭土矿床及高岭土矿物的研究》一文谓高岭土原矿多以砂土形态赋存，由于所含白云母晶莹明亮，故曰“明砂”。
但是查考文献与实地调查；浮梁县境并无明砂这一地名；该镇使用的高岭土无论是来自高岭还是庐山或大洲的,均含有晶莹明亮的白云母,所以它不是高岭山高岭土的特定标志。于是我们就对这两种解释产生了怀疑。
1970年,笔者曾在高岭一带就这一名称请教过老土工,据他们说,高岭山之高岭土质量不一,统称为东埠高岭,其上等的称明砂(即头色)，次等的称：“二色”。“明砂”原指清同治间高岭山复开以后，在明代的采掘遗址老厂一带重新发现的优质粘土,因为明代的高岭质量优异,故称为“明砂”。同治后概念外延,人们有把高岭地区所出一切优质土统称“明砂高岭”。从“明砂高岭”这一名称来看，明代的高岭土一定是优异的。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而已，但这推测是可从地质学角度得到验证的。因为高岭山之高岭土属风化型矿床,凡风化型矿床的的表面高岭土在风化作用下,其质量必优于下层,而明代人使用的是表面高岭,近代测试的则为下层高岭,故知明代高岭必优于近代。
第二节关于高岭土历史产量的推测
从地质工作者对高岭山有关矿床所作的调查来看，其矿体形态极为复杂。有层状、脉状、透镜状、串珠状、囊状、枣核状。由于成矿母岩和风化程度不同，矿石的含矿率也不相同。就我们在高岭山所作的调查来看，晚期采掘的高岭土以砂土状为主，淘洗率10～30％不等。而高岭村土工传闻，明清之际该地曾出过一种“猴油土”(意即异常洁白细腻有如猴油)或“四两渣土”(意即每百斤原矿中仅有四两尾砂)。其出土率高达90％以上。后就此情况我们请教过地质工作者，据他们分析，极有可能是淀积型粘土，也就是说，可能是由天然水搬运淘洗藏于裂隙中的粘土，故纯度极高。可见高岭山之高岭土，因矿点不同、时代不同而出土率很不一致。这样一来，就很难精确地了解万历至乾隆期间的高岭用量了。不过即使如此，还是有可能探求部分情况的。
根据地质队的反复调查与工程揭露，高岭山较集中的矿体多沿断裂构造分布，除近代开采的少数几处外，几乎都是明万历——清乾隆间的开采点。上章所述第一地段为近代开采处。二、三、四地段为明万历——清乾隆开采处，尾砂堆积共约653万吨，如以出土率百分之20计算，明后期——清乾隆，高岭山高岭土总采掘量约163万吨，平均年产量约9千吨(以万历22年至乾隆59年200年减明末清初动乱20年计)。当然，这一推算是很不精确的，除上述情况外，还因高岭山“险峻特甚”，数百年来的雨水冲刷，使明代——清初的尾砂大量流失，不能保持当年的总量。但这样作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可以获得比较可信的下限数据，即高岭山之高岭土在1594年～1794年总产量不会少于163万吨。
以上是从遗物方面作出的一些推测。我们还可以从文献方面窥见乾隆后期高岭山某年的采土量。前引高岭《冯氏宗谱》透露乾隆59年(1794年)高岭山仅麻石坳一地，就有婺源人数千淘泥，从本世纪四十年代高岭村淘泥资料来看，每人平均每天淘洗净泥(不子)200块，计50斤(黎浩亭《景德镇陶瓷概况》第150页)。由于40年代的淘泥工具、设备、方法均较简单。必与明清时代相同。乾隆59年淘泥人数如以两千计，该年出泥量约一万八千吨。
由于知道高岭山高岭土的这一年的产量，还可进一步推测该年景德镇瓷器的烧造量。前引殷宏绪1712年书简谓：
要作细瓷，则将高岭和白不子等量相配；要作中等瓷，则高岭和白不子的配比为四比六，但高岭和白不子的配比最小为一比三。
以上记载制备瓷胎的高岭与瓷石配比，与近代情况完全相同。如把高岭25％、瓷石75％作为当时瓷胎配比的平均值，那么清乾隆59年景德镇使用瓷石五万四千吨，烧造瓷器约七万二千吨以上。由于文献缺乏，我们虽不能获得万历至乾隆的逐年的史料，但由于万历与康熙、乾隆瓷器的瓷胎制备方法相同，如以前面通过尾砂计算得出的高岭产量估计，这两百年内景德镇烧造各类精粗瓷器最少也不会少于六百五十二万吨。
总之，由于高岭山之高岭土质地优异，藏量丰富，为景德镇服务时间长，在陶工的心目中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关于这一点,是早于它的麻仓土或晚于它的星子和大洲土所不可比拟的),这也许就是它在日后能够成为瓷用粘土命名地的重要原因吧。
第三节高岭土成为专门术语的年代
关于高岭土成为专门术语的年代，在国外似乎要比国内更早。先谈国内情况：蓝蒲《景德镇陶录》卷四《高岭》条谓：
高岭，本邑东山名，其处取土作不，……近邑西李家田大洲上亦出土可用，不大下于东土，但造佳瓷必求东埠出者耳。
蓝浦已把大洲土归入“高岭”了，并称高岭山之高岭土为东埠高岭(按：东埠是高岭山脚、东河东岸的一个小集镇，高岭山之高岭土由此下河船运至镇，故称东埠高岭)以后庐山星子县白土又相继开采，人们亦把它称作“高岭”，并在高岭之前冠以“大洲”、“星子”之类。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9O7年)左右(或更早)，景德镇人又把高岭山优质高岭土称之为“明砂”，以后明砂高岭又成为高岭山之高岭的统名(详〔日〕北村弥一郎《清国窑业考察报告》第四章第三节第一项《原料产地及种类》，日本秀英舍明治四十一年日文版)。可见在乾隆、嘉庆以后，。高岭土已变成专门术语。人们在使用高岭土这一概念时，已不局限于高岭山。即使使用高岭山之高岭土时，也还需在“高岭”之前冠以“东埠”或“明砂”。
就国外情况来看,“高岭”这一概念,似以法国和英国应用得最早。1712年，法国耶稣会来华传教的神甫殷宏绪(d′Entreco11es)向他的祖国介绍景德镇的第一封书简提到瓷用原料时谓:
一位豪商说:若干年前,英国人,也许是荷兰人把白不子(笔者按：因高岭不子色微黄，故此处特指瓷石不子)买回国，试图烧成瓷器，但没有使用高岭，因而事归失败。……他们不用骨胳而只想用肌肉造成结实的身体。[法]于阿尔《十八世纪法国对中国科学与工艺的调查》一文又谓，1717年，殷宏绪又把景德镇高岭土的标本寄往法国。1750年，道尔列昂斯公爵便根据殷宏绪的信件与标本命令在法国境内寻找该类粘土。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九○谓：
陶土之种类极多，最纯粹者，西人称为高岭土。高岭本华语，以出于江西饶州府之高岭山故名。瓷器始出中国，在欧洲，则英国为瓷业先进。在一七五五年以前，英国所用之高岭土，乃由中国及日本输入。后于康瓦尔等处发见高岭土，国内制造始可自给。以上中、西文献表明，“高岭土”这一概念早在1712年就传往法国，1755年以前英国还从景德镇进口高岭土。而把康瓦尔所产之粘土称作“高岭”，则很可能是英国人把中国高岭一词冠于欧洲同类粘土的第一例。可知早在康熙末和乾隆早期，高岭已在法、英等国成为瓷用粘土的命名地了。
1867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约翰逊(S．W．Johnson)和布莱克(J．M．Black)《论高岭石与细块高岭土》一文，文中把组成高岭土的粘土矿物称作高岭石(Kao1inite)。从此以后，“高岭”又由陶瓷界延伸到矿物学领域，始成矿物学术语——“高岭石”的命名地。1869年10月，德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Richthkofenferdinand)访问景德镇和安徽祁门，并著文介绍瓷石和高岭，还根据汉语高岭一词的读音译成今天通用的英文Kaolin一词。由于作者是地质学者，该文又是西方地质界从岩石学角度介绍中国高岭土的第一篇论文，所以以后欧美地质学者们使用的Kaolin，都来源于李希霍芬。“高岭土”这一名称在各国通用，但也有例外；比如伊朗就不叫高岭土，而把它叫作“中国土”⑩。但不论如何，它的名称却总是和中国紧相关联的。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多采用扫描电镜和x光衍射观察高岭山之高岭土的矿物组成，1981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陈开慧、夏怎琤同志鉴定高岭清末与民国初年的三块不子时，发现其矿物组成主要为埃洛石，其次为雏晶高岭石和水白云母(陈开慧等《景德镇高岭村高岭土矿床及高岭土矿物研究》，景德镇硅酸盐学会1981年排印本)。地质矿产部矿床地质研究所吕达人等先生则从高岭山明清采掘故址肖家地段取样，发现其矿物组成有高岭石。(照二0上海科技大学李中和等同志亦从该地取样观察,发现其矿物组成有以水高岭石为主的,亦有以高岭石、伊利石等为主的(李中和等《景德镇高岭村高岭土矿物相的研究》,《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82年第3卷第1期)。如果把这些情况和以上文献联系起来观察,使我们确信世界通用的Kaolin和Kaolinite两词必然是以中国著名的高岭土的产地----景德镇高岭山而命名的。前几年,国外有位粘土专家测试高岭山某坑位的土样,发现其矿物组成为埃洛石之后,即撰文怀疑高岭山为kaolinite和kaolin的命名地。我们以为这一怀疑,是因他对高岭土的应用历史以及高岭山复杂的地质情况缺乏较为全面的了解而造成的。
第八章高岭土与景德镇元明清制瓷业
第一节高岭土是衡量元以后景德镇窑业兴衰的标尺
高岭土，从矿物学角度看，有所谓次生与原生之分。次生高岭土以膏泥形态赋存，而原生高岭则多为沙土状，混杂于石英颗粒之中，只有淘去沙石才能获得净泥。因此次生高岭容易被人们发现利用，其使用年代有可能早于原生高岭。
从考古发现与对古器物进行观察、测试所取得的资料来看，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先民们，远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开始使用了次生高岭土；仰韶时代的那种白衣陶器上的白衣，可能为高岭土涂饰，但只是作为化妆材料而已。河南安阳出土的殷代精美的印纹白陶，可以确定为纯高岭土制作。但由于高岭土中的碱金属和碱土金属氧化物的含量极少；三氧化二铝多高达30～40％，其耐火度为1700度以上，人们单独使用它虽能烧造出白色器皿，但究因其烧结温度过高，难以形成新的人造材料。因而用纯高岭土制造的器皿，吸水率很高，还不如普通陶胎结实。这样，它对制陶业来说，意义就不甚重大了。
从许多考古报告来看，真正的瓷器(即器胎吸水率低于0.5％，透光度良好的瓷器)是由我国出产瓷石的地区的陶工们首先使用瓷石这类原料制成的。它的出现似和高岭土无关。前些年，考古界讨论瓷器的定义时，提出了一个是否使用于高岭产作为区分陶和瓷的标准，看来似与历史实事不甚吻合。
虽然瓷器的出现和高岭土的关系不甚明确，但是当铝氧含量较高、厚度有限的上层瓷石被早期的陶工们用完之后，高岭土就成为制瓷业中生命攸关的原料了。正如殷宏绪在1712年的书简中所记述的那样：瓷石(白不子)是瓷器的肌肉，而高岭则是瓷器的骨胳。周仁先生在研究清初瓷器的化学组分之后也说：“由于大量使用高岭，瓷石在胎中主要是起熔剂作用。”○这样一来，高岭土的来源与质量就可以作为测量景德镇元代以后窑业兴衰的一把标尺。
现以文献与窑业遗物为依据，对该镇十四——十九道世纪使用的高岭土与制瓷业的波动趋势。略作考察如下：
第二节麻仓土与景德镇14——16世纪的制瓷业
第一期为13世纪—14世纪56年代：
本文在第四、五章以为，景德镇陶工最初是在麻仓一带发现高岭土的。其年代可能在13世纪末或14世纪初。并为浮梁瓷局所垄断。14世纪50年代后，浮梁一带被元末农民起义军占领，瓷局结束。在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前半期，元廷垄断麻仓高岭土达半个世纪之久。其间，民营窑场不得问津。
就景德镇市区与湖田窑元代遗存出土的瓷器来看，凡印有五爪龙纹、招府铭文的日用瓷以及大件青花瓷残片(与伊朗、土耳其传世的元青花大件瓷器类似)，胎质细白，铝氧含量高达20％以上(详表一)。其他产品虽有白胎和黑胎之分，但白胎的白度与细度难以和上述瓷胎相比，黑胎则近于陶胎。由于原料低劣、加工草率，器型笨拙，有不少器皿连圈足也不旋挖，出现了景德镇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质地特粗的实足碗。
明初人曹昭在《格古要论·古窑器论。古饶器》记述“御土窑”时说：“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学者高”‘：他显然是就浮梁瓷局的产品而言的。而孙瀛洲先生在谈到整个景德镇元代瓷器时说“精者甚精，粗者甚粗⑤的论断，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元代瓷器的面貌。显然这一时期的景德镇产品是官窑器极精，民窑器特粗。这种精粗悬殊，当与官府垄断优质高岭土不无关系．
第二期为1352年一1402年
至正十二年(1350年)三月二十七日，红巾军首领之一的项普略攻克浮梁。至1357年,该地一直在战争中。②1360年李庸守浮梁，形势渐趋稳定，至正22年(1362)以后，生产得到恢复并有某种程度的发展②，在1402年明王朝建立御厂之前‘元王朝的所谓“御土”和浮梁磁局的官匠当散落民间。瓷局不存，民窑的自由更多，其产品的质量必有所提高。但由于人们对这一时期的具体遗物研究不够,因此面貌尚不清晰。但随着景德镇印刷机械厂和红光瓷厂十四世纪后半期窑业遗存的发现和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沙捞越等地这一时期的景德镇瓷器的大量出土,预计将会有新的认识和评价。
第三期为1402年一16世纪初
1402年是明代御厂建立之年。关于御厂的始建年代,明、清文献有六说：1、洪武二年。2、洪武25年。3、洪武末。4、洪武35年(即建文四年)。5:宣德初。6、正德初。以上各说目前以洪武35年为多数人接受，在未作详细考证之前，我们暂从这一说。由于御厂建立后必须使用优质高岭土，元代的“御土”必在此时为明御厂垄断，即明代文献中的所谓“官土”。
这一期间的永乐、宣德、成化御厂瓷器极为精致，文献多有记载，早已成为烩炙人口的艺术珍品。就近几年我们在景德镇珠山路明代御器厂前院和珠峰东侧发现的官窑残器来看,永乐——正德官窑瓷器胎质细腻、白度极高。永乐靶杯口沿厚度仅0.8毫米，成化小杯、碗通体厚度多为2～0．6毫米，胎中铝氧高达21.24％，若非使用优质麻仓高岭断难制出。
同期民窑虽也制造白釉器与青花瓷器，但由于制胎时使用的是“假土”(即假官土——麻仓附近所产的次等高岭土)，胎釉的白度不高，青料呈色暗淡，纹饰亦步御厂瓷器后尘，装烧时多采用沙垫，极少使用垫饼，足见当时原料珍贵。这一期间的民窑很难见到佳器，亦无见诸文献的著名窑场。即使如此，但其时民窑器亦较元代粗器有所进步。
第四期为嘉靖——万历前期
清·唐秉钧《文房肆考》卷三：
靖窑回青盛作，幽菁可爱。……然当麻仓土将次告竭，饶土渐恶，体质较之宣器大不相侔，制度亦不及宣德远甚。
明·高濂《遵生八笺·论饶器新窑、古窑》谓:
世宗青花、五彩二窑，制器悉备。奈何饶土入地渐恶，较之二窑往时代(指宣、成)不相侔，制度亦不及宣德远甚。
第五章曾引康熙《浮梁县志·陶政》，谓万历十一年时，“麻仓老坑土膏已竭”。由于麻仓老土采掘已两百余年，资源渐近枯竭，质量变劣，嘉靖、万历间的官窑已不能和永乐、宣德、成化时相比了，是所谓御器质量下降的时期。但就景德镇董家坞窑的遗存来看，该民窑在这一时期的产品已较上期考究，有逐渐精致的趋势。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五载：崔公窑：嘉(靖)、隆(庆)间人，善治陶，多仿宣(德)、成(化)窑遗法制器，当时以为胜，号其器曰“崔公窑瓷”，四方争售。诸器中惟盏式较宣、成两窑差大，精好则一，余青(花)、(五)彩花色悉同。为民陶之冠。以上是麻仑土风行期间的官、民两类窑场的大致概况。
第三节高岭土与景德镇17——18世纪的制瓷业
高岭土大量应用约为万历中后期——清乾隆。
麻仓土告竭之后，景德镇陶工旋即在高岭山找到了优质高岭土。前引《浮梁县志·陶政·陶土》条谓：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镇土牙戴良等要督陶太监潘相收高岭土为官业，后因叶云仍与周起元力争，明廷收回命令。不过明廷还檄不是出于仁慈,而是由于形势所迫。因为其时武昌等地民变纷起，明政权己在风雨飘摇中。由于朝廷不能垄断高岭，民窑的优质高岭土来源空前广阔。再加上隆庆间开海禁，那些“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来耙”(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海澄县志》)的冒险家们给景德镇瓷器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因而窑业得以蓬勃发展。其时的官窑瓷器质量平平，而同期的文献中则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民营窑场。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谓:
浮梁人昊十九者，……隐陶轮间，与众作息。所制精瓷，妙绝人巧。尝作卵幕杯，薄如鸡卵之幕，莹白可爱，一枚重半铢。又杂作宣、永二窑，俱逼真者。
《景德镇陶录》卷五：
周窑：隆(庆)、万(历)时人，名丹泉。本吴门籍，来昌南造器，为当时名手。尤精仿古器，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周亦居奇自喜，恒携至苏、松、常、镇间售于博古家，虽善鉴别者亦为所惑。有手仿定鼎及定器文王鼎炉与兽面朝耳彝，皆逼真无双，千金争市。迄今犹传述云。
除上引各窑外，还有吴明官(详明·张岱《陶庵梦亿》)、陈仲美(详《阳羡茗若陶录》、《景德镇陶录》)等窑，亦称著一时。
以上民间名窑的涌现，是景德镇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亦是中国制瓷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明晚期的标志之一。
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窑场多分布在景德镇市内和董家坞、观音阁一带，其窑业遗存堆积丰厚，产品洁白细薄，制作精巧。彩绘风格自由豪放,与官窑不同，却又可以和官窑媲美。最近，由我们提供标本，轻工部陶研所测试观音阁出土的一件晚明青花残器，铝氧竞高达27％○，可见当时的民间窑场对高岭土的用量空前增多。
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谓嘉靖～万历间景德镇瓷器市场：
其所被，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而商贾往往以是牟大利。
由笔者提供标本，经景德镇陶研所1982年9月测得晚明青花瓷胎化学组分为：
SiO2:66.94A1203:26.70,Fe2O3:0.72,MnO:0.16,CaO:0.56,MgO:0.09,K20:3.09,Na2o:1.89.烧失0.20,总量100.35。
《天工开物，陶埏》谈到明代南北诸窑时说：
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
明万历二十五年王士性《广志绎》卷四谓：
偏(遍)国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
同书卷一又谓：
天下码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浮梁
之瓷，……温州之漆器。
经过明末清初的大乱，景德镇趋于稳定之后，顺治间，清王朝沿袭明制，置御窑厂于景德镇。＠康、雍、乾三代是众所周知的所谓中国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其时的官窑尤其是雍正官窑器白度极高(77％)，烧成温度达1300℃，瓷胎中的铝氧竟然高达30.5％，高岭用量极大，其瓷胎的物理性能都己接近、有些还超过了现在优质硬质瓷的技术指标(详周仁《清初瓷器胎釉的研究》，《景德镇瓷器的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北京版)。民窑产品也较前有所提高，许多鉴赏家都认为其时“官窑往往不如客货”。
这一时期的前阶段，民窑产品优于官窑，后阶段则出现“官民竞市”，可见官、民制品并精。
第四节星子白土与景德镇19世纪的窑业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是景德镇窑业的衰落期。以往的陶瓷史家们在探索其衰落原因时，多从“国力不足”方面去考虑。但该镇部分族谱与石刻以及有关的地方志却透露了其中的真消息。
清·光绪高岭《冯氏宗谱》卷三《冯光发传》谓：
光发，乳名星，……殁于乾隆壬子(1792年)。因土名麻石坳等处之山，被婺邑在山搭有蓬厂数百，人数千，强取磁土，伤害数村来脉，并伤田租二万八千零，强横无敌，事延三载。系星舍身丧命以救数村人烟居住之生，蒙本省大人乐，又蒙县宪田同南昌张审结究办。嗣后奉示严禁，不许挖取。
1978年，我们在鹅湖公社的另一高岭土产地李黄调查古矿洞时，在其清源道观左墙上发现乾隆五十九年(1794)石碑一方，碑文谓：“
调浮梁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田为勒石严禁开挖磁土，以护土墓，以杜事端。”
照得浮邑境内山场多产磁土，每有棍徒钻谋开挖，无知业主贪利租售，以致侵碍良田，损伤坟脉，讼端繁兴，贻累无休。近有婺源民人洪光祖等谋挖高岭、天宝堂等山，酿成命案。业经本县勘明封禁在案。
兹据……职员冯日淳……等，以兴义、锦义、义合、丰田等都所有山场田地皆系龙脉攸关，从未开挖。……今公众议明立约，东自五花尖，西至大石坞，南自分水绛（山降合）“北自黄茅(山降合)……至李黄(坊)陂庙下为界。……嗣后各宜恪遵约载四界，不论大小山场，俱须照契管蓄，不许租挖磁土致碍田墓。即攸将山出卖，亦不论附近有无田墓，务于契内载明买主不得挖土字样，仍着立约人等互相稽察。倘有无知业户听信棍徒钻谋租挖，许即呈约指名赴县禀报，以凭拏察。慎勿徇隐以及藉端诬累，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把以上碑志和家谱记载相印证，可见在乾隆后期，不独高岭，甚至连李(黄)坊一带也被江西省布政司和浮梁县严禁开采。高岭封禁之际，十八世纪末的景德镇开始使用大洲高岭土(大洲高岭始见於《陶录》)，也许是质量不好，淘洗出土率较低(13％左右)，不久便大量使用星子高岭。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南康府志·物产·附白土案》记道光时南康府查讯案情状谓：
据举人汪自清……等供称：庐山白土历来无人开挖。自夏家垅夏姓在景德镇烧窑，始取白土运赴景镇售卖，获利数倍。以后即有星(子)、都(昌)两县民人徐坤牡等陆续在南排岭、七溪垅、五福港、余家斜等处开设数十厂。
《白土案》又引道光二十一年都昌县监生徐坤牡等呈文谓：
缘生等取星(子县白)土造瓷，年久相安，毫无干碍。
前引同书录道光十九年巡道德札谓：景德镇无论精粗瓷器必须使用星子高岭。
把这两条记载与前面文献相印证，星子高岭当崛起於高岭、李黄封禁之后，夏姓开挖当在嘉庆左右。可见乾隆后期至道光间，景德镇各窑所用之高岭土多来自庐山星子县。当我们明白了这段史实后，便可把它和明代的麻仓土与清初东埠高岭土和清后期星于高岭土相比较了。前引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砂土》记麻仓土谓：
麻仓官土一百斤值银七分，淘洗净泥五十斤，曝得干土四十斤。
前引《南康府志·白土案》谓：
各厂俱在贴近港堰处开池堵水淘洗，三分成土，七分成沙。
可见晚清的庐山白土比明代麻仓高岭土出土率低10—20％。若再从运输线路上看：麻仓、高岭二地所产之白土，明清两代均经水路顺流“艇运至镇”，离镇45公里，“冬秋水干四日至，春水一日半至”。(乾隆《浮梁县志·陶政。陶土》)
星子高岭离镇200公里，水路经波阳由昌江至镇，其航程4倍於麻仓或高岭。进昌江后为逆水，其延长时日可以推知。星子高岭的出土率低，运输线路长，其价格当数倍于明代和清初的麻仓土与东埠高岭，可知晚清瓷器的生产成本必比晚明——清初要高得多。。
如果把明——清初人及清中后期人记述景德镇的文献两相对照，似能窥见这两个时期的窑业差异。
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谓：
余尝按行列郡，民惟饶州稍富，彼亦以其地出陶，民得厚利。
明·王世懋《二酉委谭摘录》谓：
景德镇，天下窑器所聚，其民殷富甲於一省。
康熙《浮梁县志·疆域·风俗》记景德镇风俗谓
其民少本业趋末，作陶器收四方之利，……食货之所需，满于市求之便，其不为侈靡者鲜矣。但至嘉庆、道光间，情况就于以上不同了。
清·吴允嘉《浮梁陶政志》(道光十一年《学海类编》本)谓：
景德镇—隅之地，四方商贩瓷器者萃集於斯，庐舍稠密，烟火相望，其实无一富户，执役最为劳苦。
为什么晚明、清初与清后期的景德镇相差如此之大呢?吴允嘉充满怜悯的记述当于瓷用原料——高岭土的来源和价格不无关联罢。
但是，运输线路长、成本必然高昂而质量又不如麻仓与高岭山的星子高岭亦於道光廿年全面封禁。其理由谓：
挖取白土，伤残龙脉；洗土淘沙，冲塞山涧。以致堰水不通，农田受害，于地方大有关碍。(《南康府志·白土案》)
更有趣的是星子县土著地主称：
庐山为合邑地脉，风水所关。从前星子每逢乡会试，科甲尚不乏人。自开挖白土以后，历科脱榜。城乡贸易之人亦日渐萧索。然风水之说尚属渺茫，惟农田庐墓赋命攸关。(《南康府志·白土案》)
而当时的官府决定封禁，当然不是出于渺茫的风水之说，而是鉴於矿业破坏了生态平衡，影响田赋收入。因为堵水淘洗有碍灌溉，尾砂流布致使沃土硗瘠。
又，《南康府志·白土案》录道光二十年星子县民项家福呈文谓：
本年因土乏用，各窑关闭数十家，现存不及一半，转瞬一、二年歇业，自必殆尽。民窑既尽，官窑从何烧造?此理易明。且景镇靠窑谋生者不止数十万人，一经歇业。此辈从何安置?其祸不可胜言。项家福的这段呈词虽然有警告或者说威胁官府的意图，但却真实地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夕的景德镇因星子高岭的来源断绝而出现空前的恐慌。
第九章结论
本文在以上各章围绕着有关高岭土的若干问题，对景德镇十至十九世纪近千年的白瓷瓷胎原料和制瓷业的兴衰作了一些粗略的探索，现小结如下：
1.景德镇五代出现的优异的白瓷一直到南宋的芒口影青瓷，均采用瓷石类型的原料制胎。五代一北宋瓷胎多用表层瓷石，而南宋的则以中下层瓷石为主。并指出：“景德镇唐宋时代瓷器是由瓷石加入少量高岭土制胎”的看法与古遗物和古文献不符。
2.认为高岭土引进瓷胎与二元配方法(即瓷石加高岭的制胎法)确立的年代，至迟在元泰定间(十四世纪20年代)，但不会早于元初。由于高岭土的引进，挽救了景德镇南宋以来制瓷业出现的原料危机，是元代瓷业生产高度发达的标志。并以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为依据，推测元代的高岭土是从麻仓取得的，和明代中期以前官窑使用的相同它以土膏形态赋存，其出土率高达40％，可能是伟晶岩的风化物。十四世纪的景德镇，称这类高岭土为“御土”，十五、十六世纪则称“官土”或“麻仓土”。
3.考证举世闻名的高岭山之高岭土约在明万历间发现并应用，支配景德镇约两个多世纪。关於“高岭”这一专门术语，在国外约形成於18世纪初期，与法国神甫殷宏绪在1712年介绍景德镇的著名书简有关；在国内则在高岭山被封禁后的乾隆、嘉庆之际，是随着星子白土与景德镇大洲高岭土的应用而出现的。故高岭山为高岭土的命名地。
4.通过对景德镇历代白瓷瓷胎原料变迁的考察，认为瓷石矿在10一13世纪对景德镇窑业有决定性的影响。十三世纪以后一直到今天，影响景德镇窑业的主要因素是高岭土。并以文献和考古资料为依据，把景德镇窑业划分为二个历程，10一13世纪为第一历程，是景德镇窑业由初级到高级再转向低落的时期。第二个历程为14～19世纪。14～16世纪，由于麻仓土的引进，景德镇瓷业再度兴盛。但由于官府垄断，出现了官窑瓷精、民窑瓷粗的局面。17～18世纪，由于高岭山高岭土的开采，官府不得垄断，景德镇窑业得以蓬勃发展，是为民窑胜於官窑或官民两窑的极盛期。19世纪以后，由于星子高岭质量低而运输线长并时开时禁，是景德镇窑业的低落期。这一时期的窑业不能与元、明——清早期相比。
1981年10月初稿
1982年12月修改
[附记]：
1．本文为应全国非金属矿床地质委员会、全国沉积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土壤学会联合召开的《全国第一届粘土学术会》之约而撰写，於1981年10月29日在会议上宣读，并由《景德镇硅酸盐学会会刊》刊出。此次发表稿与前稿内容一致，仅在史料上作了若干补充和调整。
2．本文在修改过程中接到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上次男先生惠赠[日]北村弥一郎《清国窑业视察报告》一书，使笔者得以了解晚清高岭的部份情况。在此谨向三上先生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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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岭土史考2
第四章高岭土于元代引进瓷胎
第一节高岭土引进瓷胎的根据
上章征引的周仁等先生的论文，在谈到景德镇唐宋时代的制胎原料时如果还有推测之词的话，那么在说到元代瓷始，则比较肯定地指出已经使用了瓷石加高岭的二元配方法。其根据也一如既往——即认为元代瓷胎化学组分中三氧化二铝含量比唐宋时代增高，二氧化硅的含量则相对减少。
但我们对照其文中的数据与测试标本，发现“Yl”(定名为元釉里红玉壶春瓶残器)与[日]矢部良明在《元3染付》一书中所介绍的明初釉里红玉．壶春瓶一致。矢部对这类瓷器的断代，和我国古瓷学者的看法一致，在当前是没有疑义的。而“Y2”(所谓“元青花大瓶残器”)的造型与花纹，没有元代特征，其型制为明嘉靖、万历之际的典型产品。可见周仁等先生关于元代制胎原料的结论，来源于对明代瓷器的测试，这就难以使人接受了。
鉴于此，我们曾在1977年从湖田窑元代地层中选择了印有“枢府”铭纹的卵白瓷残器与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残片，提请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和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其瓷胎的化学组分如下：（略）
1．标本1、2、3为景德镇陶研所测试，样品为笔者提供;4、5、6为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测试，其中标本4、5为笔者提供，6则为北京元大都考古队提供。引自《硅酸盐》1978年第六卷第四期22页2．表中3、4、5、6均为大件元青花(即伊朗、土耳其型)残器。
从这些数据来看，其三氧化二铝含量在20％以上，氧化钠也在1.52—2.76％，该类氧化物均普遍高于该地元以前的瓷胎，显然其产品比以往的优异，所用原料也更好了。
但当时的工匠们是如何获得这种制胎原料的呢?我们曾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过考虑：
1．是否找到了优于唐宋时代的瓷石矿?
就我们检阅景德镇陶研所等单位历年来对境内和附近地区所产之瓷石所作的数千个测试数据来看：其化学组分中氧化铝和氧化钠都高的瓷石十分罕见，与元代瓷胎的化学组分相近的则未见一例，可知元代瓷胎不是采用单一的瓷石类型的原料制作。
2．是否通过某种加工方法改变了旧有原料的化学组分?
从景德镇精制原料的经验来看，对瓷石进行多次淘洗可以使铝氧富集。尽管这种方法十分麻烦又会浪费大量原料，没有工业价值，但它毕竟还是能够提高铝氧的含量。但随着这类氧化物含量的提高，原料中的钾钠氧化物(尤其是Na20)又会因多次淘洗而流失，因而经过多级水选后获得的瓷土(“石泥”)，是一种铝氧高、氧化钠低(含量
约在1．3％以下)的原料，和元代瓷胎的化学组分亦不相同。且古瓷石矿区又不见淘洗
瓷土而抛弃的尾砂堆积。因此可以认为元人使用的制胎原料不是通过对旧有的瓷石进行多次淘洗加工而获得的。
元代的瓷胎既然不是瓷石一种原料制作，那胎中较高的A1203必由引进新的原料获得,而在景德镇地区含铝量较高、质地纯净的粘土，仅有高岭土。如作模拟实验，只要将25%的高岭土加上75％的下层瓷石，便能配成和元代瓷胎的化学组分相近的原料。据,我们认为高岭土在元代已经引入瓷胎，明清时代使用的瓷石加高岭土的所谓二元配方制胎法亦始创于元代。
不过在这里还需说明的是，周仁等先生《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1期)、《景德镇历代瓷器胎、釉和烧制工艺的研究》(《硅酸盐》196o年第四卷第二期)等文，对景德镇陶瓷史的研究还是有益的，其测试标本和结论绝大多数是可以信赖的。象这一章提出的“元代标本”的年代问题，只不过是白璧微瑕而已．
第二节高龄土引进瓷胎的意义
元代陶工在制备瓷胎时于瓷石中加入高岭土有如下的意义：
1.扩大了瓷石的使用面：就景德镇一带的瓷石矿来说，风化程度较大的表层瓷石总是不丰厚的，中、下层瓷石，尤其是下层瓷石占整个瓷石蕴藏量的绝大部分。上层瓷石虽可单独制瓷，但开采量有限，而深处的瓷石烧结温度较低，烧成时极易瘫塌变形，
乃至无法单独成瓷。高岭土引进瓷胎之后，提高了瓷胎的耐火度，使过去无法利用的蕴藏量巨大的中下层瓷石得以使用。
2.减少制品变形：高岭土由于含A1203约35％，掺进瓷石制胎，能提高瓷胎中的铝氧，使制品的烧成范围增宽，减少变形，从而提高了成品率。所以从元代开始，景德
镇陶工无论使用上层或下层瓷石制胎均需加入部分高岭土。
3.降低了瓷器的成本：瓷石为石质原料，采掘困难且需经长时间的粉碎才能使用；而高岭土为土质原料，仅需淘洗即可使用。随着土质原料的引进，瓷器的成本必然降低。
4.改善了瓷器的物理性能：在瓷石中掺以高岭土制胎，使瓷胎中的玻璃相减少，莫来石增加，瓷器的热稳定性也随之提高。景德镇瓷器从此开始己由低火度的软质瓷(烧成温度约1150。C土20℃)逐渐变成高火度的硬质瓷。
如果说适宜于制造瓷器的单一的瓷石(上层瓷石)在南宋后期濒临枯竭，曾经使景德镇窑业发生过巨大危机的话，那么到元代由于高岭土的引进，则使这个行业转危为安而再度繁荣了。因此，高岭土的使用是元代景德镇制瓷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标志。不过
元代陶工掺进瓷石用以制胎的这类所谓“高岭土”，在当时不一定叫高岭，也不一定来源于高岭山。
第五章高岭土的前身一麻仓土、御土
第一节麻仓土即高岭土
综观与景德镇瓷用原料有关的文献，在明嘉靖以前，还没有“高岭土”这一名称。但嘉靖至万历初年的文献中却出现了一种与高岭土的形态和功能相近的粘土，这种粘土就是“麻仓土”。
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砂土》条谓：
陶土出新正都麻仓山，曰千户坑、龙坑坞、高路坡、低路坡，为官土。土埴垆匀，有青黑缝、糖点、白玉、金星色。……麻仓官土一百斤值银七分，淘净泥五十斤，曝得干土四十斤。
又记“湖田石末”时，夹行小字批注谓：“和官土造龙缸取其坚。”
我们知道，元代以来景德镇制造瓷胎的原料仅瓷石与高岭土两种，那么，王宗沐所记述的究竟是瓷石还是高岭土呢?把这段记载印证瓷石与高岭土的形态、加工情况和功能便能揭晓。
瓷石：为石质原料，莫氏硬度4～7度，必须舂打成粉，和水作不。
高岭土：为土质原料，不需粉碎，仅用淘洗法去掉粗砂即可获得净泥。
瓷石，其矿物组成主要为石英、绢云母和少量的高岭石、耐火度1350℃一1400℃。
高岭土，其矿物组成以高岭石(或埃洛石)为主，在1700℃以下不会软化，把它掺和在瓷石中制胎可增加制品在高温下的强度，减少瓷器变形。
由于王宗沐把麻仓土列为砂土，并未说需要粉碎，仅记淘洗而已。而淘洗出土率为50％，与德国奢则尔记述的世界上大多数原生高岭土矿淘洗出土率一致⑩、，而与瓷石不同。“夹注”再说加官土“取其坚”，可见王的记述与高岭土的形态功能吻合。因而我们就比较有把握确定：麻仓土就是今天人们概念中的高岭土。若印证遗迹，更可证实。《江西省大志·陶书》记麻仓在新正都，考新正都即今东埠地区以东。高岭山东北，，麻仓尚保留明代的名称。1979年，我们曾至麻仓考察，发现有矿洞遗迹和大片的尾砂堆积。1981年9月，我们又邀请景德镇陶瓷学院地质学者许垂旭等先生至该地考察，才明确是原生高岭土的产地，坑洞走向与花岗岩风化脉走向一致，因而进一步确定为高岭土采掘故址。
遗迹与文献吻合，可以证明明人所说的“麻仓土”就是高岭土，可见在高岭山开采之前，。景德镇人是在麻仓获得这类粘土的。高岭开采在后，麻仓开采在前。麻仓土为高岭土的前身。
第二节御土即麻仓土
本文在第四章论证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制造瓷胎的方法始于元代，但是元代陶工是从哪儿取得高岭土呢?元代的高岭土又叫什么名称呢?
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二谓：
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
以上所说之“御土”，仅描写了它的外貌和所有者，而未明其具体产地。但我们以为是高岭土。因为：
⒈．南宋人把景德镇制胎原料统称之为“石泥”，而未以土名。本文在第三章中考证元代瓷胎中确曾引进过高岭，且该镇除高岭外尚无其他的“白如粉垩”的粘土，故知“御土”必为高岭土。
⒉．在元代以前，景德镇一带的窑场所用的瓷石分布极广，就我们调查不下五十馀处,其蕴藏量也十分丰富。官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这些常用原料收为官业，而商岭矿在景德镇地区仅见三、四处，当官府了解它的作用与意义后予以垄断并宣布为“御土”者，只能是比较难得的高岭土。
至于元代的高岭土—御土，我们以为产于麻仓。因为：
1.通过对景德镇境内各高岭土矿进行调整，除麻仓外，古高岭矿仅高龄山、李黄、大洲三地区。高岭始开于明万历，大州始开清嘉庆；李黄始开于清乾隆后期。三地的始开年代,几乎均有文献可考。即使麻仓缺乏始开年代的记载，但记述麻仓土的文献(明嘉靖间)也要比以上三矿古老得多。
2.乾隆七年《浮梁县志·陶政》记明万历间同知张化美已把麻仓矿洞称之为老坑，故知其开采年代必早于明。景德镇在宋代或宋以前尚未使用高岭土制胎，故知麻仓老坑当始开于元。
3．从文献记载来看，景德镇瓷用原料被朝廷独占并宣布为“御土”者始于元。明代人虽列麻仓为官土，但文献不载收麻仓为官土的时间与原因，故知明代把麻仓土作为官业也如明初的官匠一样,必从元代继承而来。明代的所谓“官土”就是元代的“御土”,含义相同，仅字面差异而已。
但是元代陶工是从哪一年开始使用所谓“御土”制器呢?我们以为不会早于“浮梁瓷局”的设置之年----1278年。＠因为蒋祈在南宋后期撰写的《陶记》中没有记述高岭类型的粘土，现今陶瓷界测试南宋瓷器的化学组分时亦未见使用高岭土的迹象。但也不会晚于公元1322年。
前引《静斋至正直记》卷四《窑器不足珍》条谓：
在家时，表兄沈子成自余干州归，携至旧“御土窑器”径尺肉碟二个，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等者(笔者按：极有可能是质量不佳的落选之物)，博古者往往不能辨。……至正癸卯(1363年)冬记。
以上所述之“御土窑器”，显然是指浮梁瓷局的工匠们使用“御土”——麻仓高岭土掺和瓷石所制造的供御之器。这条笔记虽有纪年，但不能以此为作者离开家乡的那一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三《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一》考《至正直记》作者孔齐略历谓：
其父退之为建康书掾，因家溧阳，元末又避兵居四明。从上可知，孔齐所说的家是江苏溧阳，他所避的元末兵祸，应指红巾军。1351年，红巾军在颖州起义，次年攻克溧阳。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四《忠烈》条记述了当时的情况：
溧阳儒学教授林梦正，字古泉，吾乡(天台)人，中书以著述荐，得官。是岁(至正壬辰，1352年)，贼众寇溧阳，获其魁张某。先生问曰“尔何人也?“、应曰:“我父为军千户，红巾入境，逼我父为帅，父以年老，不堪从事，令我代”。先生痛骂之曰：“尔之父祖世为国家臣子，而尔忍伪邪?!”既而其势复盛，竟夺张去。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赏”。先生匿他处，搜得。张曰：“前日驾我者非尔邪?”先生曰：“然”。张曰:“降我,则俾尔为元帅，同享富贵”。先生曰:“尔伪也，我何为降”!再三，终不屈。缚于树，、不解衣冠而杀之。
从《南村辍耕录》来看，红内军攻克孔齐的家乡——溧阳后，一方面镇压元王朝的官僚贵族,一方面又强制他们共同举事，作为圣裔的孔齐势必在这前后逃亡。如以至正12年(1352年)为孔齐离家避兵的那一年，那么沈子成所说的那两件“御土窑器”，必制于1322年以前。可见“御土”——麻仓高岭土的发现与应用，最晚不得晚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
综上所考，我们以为从元代早期开始一直到明嘉靖、万历之际的两个多世纪，官府烧造的瓷器都是采用这种麻仓土和瓷石混合制备而成的。
但是，至万历初，麻仓老土开始枯竭了。乾隆七年(1742年)《浮梁县志》卷十《陶政·陶土》记：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管厂同知张化美见麻坑(仓)老坑土膏已竭，掘挖甚难，每百觔加银三分。至万历中期以后，文献已不再见麻仓土开采的记载，代之而起的，则是“高岭土”
第六章高岭山粘土矿床的开发
第一节记述高岭土的早期文献
夏湘蓉《中国古代矿业史》第六章《非金属矿产》(地质出版社一九八O年版)谓：
“高岭”这个名称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出现很晚。在明代的著作《本草纲目》和《天工开物》两书中，都只有“白土”而并无“高岭”这个名称。接着,作者认为“高岭”一词始见于1815年(清嘉庆20年)刊印的《景德镇陶录》和近代才出现的旧抄本《南窑笔记》两书。但就笔者阅读所及，情况似不如此。清·康熙21年《浮县梁志》卷四《陶政·陶土》条谓：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镇土牙戴良等赴内监，称高岭土为官业，欲渐以括它土也,檄采取。地方民衣食于土者甚恐，守道叶云仍、知县周起元争之，还其檄。
这段记载不仅表明高岭土一词早在万历三十二年已为官民通用，而且还揭示出其时的景德镇一带已有不少居民在高岭山靠采土为生，否则的话，矿税太监就不会还其檄了。
除上引文献外,明末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书也记述了高岭土，但对宋的记述必须作出校勘和考证才能确定。前揭该书卷中《陶埏·白瓷》记述景德镇瓷胎原料及其配制方法时谓：
土出婺源、祁门两山。一名高梁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两土和合，瓷器方成。
就有关文献与实地调查来看，景德镇瓷用原料中没有糯米土和粳米土之类的名称，但从元代开始已使用瓷石和高岭土两种原料合成瓷胎。高岭土耐火度高，掺进瓷胎可以防止制品变形,瓷石的烧结温度较低，它在合成瓷器时能使瓷胎致密。瓷胎中的瓷石与高岭土在高温下确有软、硬之分，可见宋应星所说的糯米土和粳米土是就这两类原料在合成瓷胎时的功能而言的。
《天工开物》中所说的出产糯米土的安徽祁门县，至今仍产软质瓷石，为景德镇瓷用原料来源之一。但婺源县则从不出产性硬的瓷用原料——粳米土，婺源历届方志亦无“高粱山”这一名目。因此我们以为：宋所说的婺源县高梁山之粳米土实质上就是浮梁县高粱山之高粱土。距《天工开物》刊出仅40余年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浮梁县志》卷一谓:
高粱,在县东七十里仁寿都，与婺(源)之石城山连界，险峻特甚。……今其山产磁土,取以为业。
清·光绪婺源九径(今称“菊径”)《何氏宗谱》卷二录明天顺四年(1460年)《高岭(支)谱序》谓：何茂(细七)于元末迁浮梁辛正之俨坑,“其子叔信陟睹高岭犹有胜概,自辛正里迁高岭”。而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高岭《冯氏宗谱》卷首《叔礼公传》又谓：
公讳时，……宣和已亥（1119年）因方腊之乱，同父、兄迁浮东之新正。明年，……公迁(浮梁）兴义之玉岭（笔者按：高岭至今仍有“玉岭”之称）。
从以上文献来看，高岭山从宋至今都是浮梁辖境，而不隶属婺源。宋把高岭山写成婺源之山，也许是因高岭处于浮梁与婺源的交界区吧。但是他又为什么会把高岭山写成高梁山呢？我们以为必受方言影响。因为景德镇方言至今都把某些韵母为ing（英）的字念作韵母为iang(央)的音，如该镇人念零(ling)作凉(liang)，念井、颈(jing)作蒋(jiang)，念镜(jing)作酱(jiang)，念腥(xing)作香(xiang)，而且一直到今天都仍然把高岭(ling)念作(liang)。由此可知，宋撰写《天工开物·陶埏·白瓷》条时，难能可贵地记录了景德镇坯房工匠们的传闻，惜未能校核当时的文献。
高岭山明清时代高岭土采掘遗址——汪·何·冯家大槽分布示意图
第二节高岭山明清时代的采矿遗址
举世闻名的Kaolin的产地高岭山，在景德镇市东北之45公里(东径1I7°31’，北纬29°28’)，今属鹅湖公社高岭大队。其矿区除数量极少的几处近代矿洞和尾砂外，绝大多数都是明清采掘遗址，可分四个地段：
第一地段在高岭村后的庙岗分水岭西——南西端的梅头坞，全长约800米，宽50～100米，尾砂沿负地形或山坡堆积，据反复调查和工程揭露，平均厚度约11米，估计尾砂约100万吨。
第二地段，北东端自何家大槽起，南至肖家止，全长约1000米，宽度50～200米，尾砂厚度10～30米，约442万吨。
第三地段，位于红旗山以西，穿过老厂作东向分布；全长约1OO0米，宽度40～200米，尾砂平均厚度约6米，估计约83．6万吨。
第四区域北起老厂，南西至冯家大槽，全长约750米，宽20～300米。尾砂平均厚度10米，估计127．5万吨。(以上据张伯周、郭帮湘同志推算)
以上四个地段少数坑道与淘洗池遗迹可辨，尾砂中时见明、清时代的粗瓷碗和瓷灯盏残片。商岭村前之“水口亭”有万历三十四年(16o6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石碑四方，记述该亭为交通枢纽，是来往客商必经之地。又高岭《冯氏宗谱》卷三《冯光发传》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冯氏与婺源县民在高岭争夺山场纠纷谓：
土名麻石坳等处之山，被婺邑在山搭有蓬厂数百，人数千余，强取磁土。联系以上遗迹与文献，当日盛况历历在目。
第三节高岭山采矿业的衰落
通过文献检索，自乾隆59年之后，已不见大量开采高岭土的记载。高岭山一带虽有近代矿坑和尾砂堆积，但和明清时代的相比已微不足道了，如果印证景德镇以外的一些方志中的有关记载，当更为明瞭。清·同治《南康府志》卷四《物产·附白土案》条录道光十九年(1839年)文书谓：
景德镇各窑制造瓷器所谓高岭，即庐山所出白土，无论粗细瓷器必须以之配合，即御窑制造上用瓷器亦须配用。
可见在此时，庐山白土(即星子高岭)已取代了高岭山的高岭土。据黎浩亭《景德镇陶瓷概况》一书记载，清同治、光绪间，高岭山的高岭矿又一度有小规模的复开。④1965年以后，因品位不高再度停产。高岭山也就只剩下一些供人凭吊的采掘遗迹了。
通过以上所考，获知“高龄土”一词出现予明万历三十二年。明代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一书中记述的高梁山就是高岭山，所谓“粳米土”就是“高岭土”，虽然高岭矿业在万历三十二年已见诸文献并已具相当规模，但其始开年代不会早于万历初，因为万历十一年麻仓老土枯竭，明御厂管厂同知张化美要工匠穿洞数里并不惜增加银两来提高麻仓土的价格，如果高岭矿于此时开采的话，明朝政府就会用高岭土来取代麻仓土。当时没有如此，显然是因督陶官员们还不知道高岭山也蕴藏着和麻仓土一样的粘土——高岭土。因此我们以为：高岭矿区始开于万历中期，以万历中期——清乾隆为其青春期。乾隆以后虽有开采，但为数不多，应为该矿的衰落期。
高岭土的传说
高岭土是陶瓷制品的坯体和釉料以及粘土质耐火材料的重要原料。 它以我国江西景德镇高岭村所产的高岭土（瓷土）而出名，并已成为 全世界之瓷原料的通用术语。
关于高岭土有个传说，赋有传奇色彩。很久以前，高岭村住着一户姓何的穷汉，租种着地主的几分瘦田。 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几乎全都被地主刮走了，只得靠瓜、薯、菜充饥度日,生活得十分艰苦。何氏夫妻虽穷，但心地却很善良，平日里只要听说谁家的锅揭不开，宁愿自己挨饿，也要省下那点瓜薯给人送去。邻近穷苦乡亲，都很尊敬他们。一个冬天的早晨，北风呼号，雪花纷飞。何老汉刚把屋门大开， 只见屋檐下躺着个几乎被冻僵的老头。他忙唤来老伴，将老人抬到自 家床上，把仅有的一床破棉絮盖在老人身上，还将自己身上穿的一件 破棉袄脱下来盖住老人。同时，何大娘也烧好了姜汤，夫妻二人细心 地将姜汤一匙一匙地喂进老人的嘴里。过了一会，老人终于苏醒了过 来。 老人不能说话，用手指指口中，意思是说要吃东西。何老汉家中 只有野菜汤，怎能给老人吃呢？与老伴商量，只好又到财主家去借了 那一升还两升的米来。熬好了热腾的稀粥，端到老人面前喂他喝。白 发老人喝了粥，精神好多了。他下床站起来激动的对老何夫妻说：“ 你二人确是名不虚传的好人啊！”便从衣袋里取出一粒洁白晶莹的小 石块递给老汉，说道：“这粒小石块送给你们，可将它种在村后的高 岭山上。过了七七四十九天，那里会张出挖不尽的白玉土，是制瓷的 上等原料。你们可以挖起来，运到景德镇去卖钱。”说完，哈哈大笑 就不见人影了。 老何夫妻惊得目瞪口呆，以为遇到神仙了。夫妻俩果真到高岭山， 挖了深坑将小石块种下去。过了四十九天，他们又来到高岭山挥锄一 挖，只见原来是黄色的泥土，变成了白嫩的玉色土。夫妻俩非常高兴， 通知穷乡亲们一同去挖玉土，运到景德镇。果然卖到好价钱，大家都 有了收入。
从此，这一带的穷乡亲们都改行挖卖玉土了，日子也比以 前好过起来。 景德镇自从采用高岭土配制瓷器以后，出产的瓷器洁白无暇，更为精美。
1712年，有个法国的传教士昂特柯莱曾向国外介绍过高岭的瓷土，于是高岭土变在全世界闻名了。
什么是高岭土？
高岭土，是粘土中的一种,它在瓷坯中所占的份量最大，约为45－60％。高岭土，有时称为"瓷土"，它主要是由一种名叫"高岭石"的矿物组成的，一般以化学式A12O3．2SiO2．2H2O表示。
为什么这种粘土叫"高岭土"呢，关于"高岭"的名称由来是很有趣的。
据说十八世纪初，在我国烟囱林立的瓷都景德镇，来了一位身穿黑色长袍，胸悬十字架的法国传教士名叫昂特雷科莱，他披着宗教的外衣，在景德镇居住了七年之久，实际上是刺探中国景德镇的制瓷工艺等各方面情报，他的1712年1722年分别写了两封长信，把景德镇的制瓷原料――高岭土和瓷石的使用情况以及整个工艺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教会的头目，他在信中写到景德镇的"瓷用原料是由叫做白不予和高岭的两种土合成的。后者含有微微发光的微粒，而前者只呈白色，有光滑有的触感。"后来他在《中国瓷器的制造》一书中，错误地用景德镇附近盛产瓷土的"高岭"村庄的名称来称呼中国制瓷的粘土，并转译为"Kaolin"，后来逐渐传播开业，就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名词。
纯净高岭土的外观呈白、浅灰色，被其它杂质污染时，可显黑、褐、粉红、米黄等色，这些高岭土本身的颜色，对烧成以后的色泽不一定产生不良影响，例如景德镇常用的抚州高岭土，颜色白中显粉红色，但烧成以后色泽洁白。又如我国山西大同所产的炭质高岭土，颜色乌黑，但烧成以后色泽也很洁白。
高岭土的主要矿物组成是高岭石，它是一种六角形鳞片状的结晶，也有呈管状或杆状结晶的。从理论上分析，高岭石的化学成分应为：二氧化硅46．5％；三氧化二铝39．5％；水14％。
当粘土中三氧化二铝的含量低，而钾、钠等碱金属的氧化物含量高时，就可以判定它的耐火度低，不适于制造耐火制品；如果土中三氧化二铁及二氧化钛等着色氧化物含量多，则可以估计烧出的瓷器可能不够洁白，如碳酸盐、硫酸盐或硫化物多，则烧成时很可能产生起泡等缺陷。
我国高岭土储量极大，分布极广，品种繁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江西星子高岭，苏州高岭，湖南大排岭高岭等。而景德镇的高岭土更是丰富多亲，有星子高岭，明砂高岭，大洲高岭，枫源高岭，石头口高岭，抚州高岭等，其中抚州高岭质量好，含铁量极低，白度、粘结性、干燥强度均较其它高岭为好，是景德镇配制高级细瓷坯和燠的最好原料。
高邮白瓷考
高邮地区有没有唐人陆羽在《茶经》中喻为“类银”、“类票”的白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应首先从高邮地域和历史风貌说起。秦汉后，高邮历朝有县、路、军、道、州建制，有“战驿通埠”之称，隋炀帝开筑运河后，高邮曾是日出千马、夜行百船的南北大通道，又聚集东部之盐运，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而唐白瓷落地高邮是顺理成章的事。
根据近年高邮地区考古新发现，约在隋代末年，北方众多窑口生产的白瓷和三彩器在此后逐渐出现，尤以河南巩窑和河北邢窑、定窑白瓷为最。高邮出土的定窑白釉器，胎多洁白纯正，釉面透明度极高。高邮白瓷出土主要分布在老城区，以西南段为丰，晚期有一定数量的巩窑器，虽发现不多，然所见盆、炉、人像等，个个形状极富盛唐丰盈富足之态，手感厚实而圆润。
唐中期巩窑白瓷高足杯极具代表性，该杯装饰技法为圈足唇口外翻卷，天字足、束腰型，杯底部与足顶有公母榫相接，乃巩窑器一大特征。高足杯整体造型典雅美观，坯胎修整精细，实为不可多得的白瓷珍品。
高邮出土的唐白瓷品种数量甚少，后期更为成熟的高档白瓷进入流通的可能性极少，亦有少数传出各地，当然不会落入寻常百姓家。
卵白釉瓷年代考
关于卵白釉瓷的烧造年代，现今有关论述文章中均断为元代。那么，入明以后是否就停止烧造了呢？而带“枢府”款铭的卵白釉瓷，其烧造年代的上限与下限究竟如何？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卵白釉瓷，因其釉呈失透状，色白微青，颇似鹅蛋色泽，故名。元代军事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的卵白釉瓷器，在以印花为主的饰纹中间，往往印有对称的“枢府”二字，因此，卵白釉瓷一般习惯上又称为枢府瓷。
从目前所掌握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卵白瓷器在元大德年间（十四世纪初）已经烧造。所见主要出土例如下：
1、北京永定门外小红门元代张弘纲墓，出土一件卵白釉瓷炉。①据墓志记载，墓主张弘纲卒于大德五年（1301年），葬于大德九年（1305年），由此可知，该件卵白釉瓷炉的烧造年代当在1305年之前。
2、南朝鲜新安海底元代沉船，打捞出大量的卵白釉瓷器。②在沉船中发现有墨书“至治三年（1323年）六月”的货签，另有“辛未”年号铭的日用漆碗，若以与1323年相邻的“辛未”看，当为元至顺二年（1331年）。由此可以推断，该船在1331年以后沉没。船上所载外销的卵白釉瓷的烧造年代，当在1331年前后不会太远。
3、上海市青浦县元代任氏墓葬，出土有十六件卵白釉瓷，其中二件带“枢府”款铭。③据墓志考证，这批瓷器是在元后至元四年（1338年）以后随同墓主入葬的。
4、河北省磁县南开河元代沉船，出土有卵白釉瓷三件，其中一件带“枢府”款铭。④沉船的尾部书有“彰德分省粮船“铭文”，考元代彰德分省之名起自至正十二年（1352年），故沉船在1352年以后，船上所用卵白釉瓷器的烧造年代，当在1352年前后不远。
5、景德镇湖田窑遗址，出土有大量的卵白釉瓷，其中有带“枢府”款铭的，也有不带款铭的，其遗物堆积为元代后期的产品。
⑤此外，传世品中还有印“太禧”款铭的卵白釉瓷。“太禧”是元代专掌祭祀的“太禧宗禋院”的简称，带“太禧”款铭的卵白釉瓷是太禧宗禋院征用的贡瓷。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天历元年（1328年），置会福，殊祥两院，改置太禧院总之，二年改为“太禧宗禋院”。因此，带有“太禧”款铭的卵白釉瓷的相对烧造年代当在1328年以后不久。
从上述资料中可见，卵白釉瓷至少在1305年前，即十四世纪初已经烧造，并且终元一代，盛烧不衰。
关于卵白釉瓷年代的下限，现今有关论述文章中均断在元代。那么，入明以后是否就停止烧造了呢？
笔者认为，至少在明代前期，卵白釉瓷还在继续烧造。
据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格古要论·古饶器》条谓：
“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有素折腰样毛口者，体虽厚色白且润尤佳，其价低于定。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新烧者足大，素着欠润，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矣。”
《格古要论》为元末明初人曹昭所著，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但至今，尚未发现有明初刻本。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较早的版本，有明万历二十五年（1595年）刻的夷门广牍本，广牍本分为上，中，下三卷，目前有曹昭自序。明季刻书之通病，校刻不精，伪误较多，广牍本亦有此疵瑕，但仍不失为目前所能看到的较接近曹昭原著的版本。
《格古要论·古饶器》条中记载的“御土窑”，即元代专门烧造官府征用的卵白釉瓷窑，元代以烧小圈足、印花，内有“枢府”款铭的卵白釉瓷为上品。所谓“新烧者足大”，“新烧”当指曹昭著书所处的那个时代，即明初。可见，卵白釉瓷明初仍在烧造。
明景泰七年（1456年），王佐开始《格古要论》的增补工作，历时四载，至天顺三年（1459年）校点完毕，刊刻行世。王佐在曹昭的基础上增补了许多材料，易名《新增格古要论》，共十三卷。从此，王佐的增补本，反比曹昭的原著流传的更为广泛。王佐在“古饶器”条中究竟续增了哪些内容呢？兹抄录明天顺六年《新增格古要论·古饶器》条如下进行比较：
“古饶器，出今江西饶州府浮梁县。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有素折腰羊毛口者，体虽薄（一作厚）色白且涧（润）尤佳，其价低于定器。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新烧足大，素者欠润，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今烧此器好者色白而莹最高。又有青黑色戗金者，多是酒壶、酒盏，甚可爱。”
显而易见，王佐在开首和结尾部份进行了增补。王氏的增补虽寥寥数语，但却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材料。“今烧此器好者色白而莹最高，”句中的“今烧”当指王氏增补本完成所处的那个时代，即天顺三年（1495年）以前。由此可见，卵白釉瓷至少在天顺三年以前还在继续烧造。
英国达维特基金会收藏有一件著名的卵白釉瓷盘，盘内模印云凤纹及“天顺年造”四字款（见图一、二），这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件有纪念款的卵白釉瓷。1980年曾在日本展览过，经英国、日本一些学者研究，时代断为元天顺年（1328年）⑥。笔者认为这个断代是值得商榷的。
理由如下：
1、以出土和传世的实物来看，元代卵白釉瓷盘制作上的一般特征是圈足小，足壁厚，平切，足内无釉，底心有乳钉状突起。还有的如带“太禧”款铭的卵白釉瓷盘，则圈足较大，但足壁厚，较宽，制仍保持元代卵白釉制作的风格。而达维特基金会收藏的那件卵白釉瓷盘，圈足相对来说要大的多，（见图三及附表）。从附表中可见，元代一般卵白釉瓷盘底径与口径的比例基本在1:3之间，而达维特基金会收藏那件的卵白釉瓷盘底径与口径的比例竟达到1:1.7。与“太禧”盘相比较，其底足斜削，足底“火石红斑”较多，亦不相同；相反，处处却呈现出明代早期盘，碗的制作特征。
景德镇卵白釉瓷盘底径、口径比例表
编号
出 土 或 收 藏 处
标 准 名 称
高度（公分）
底径（公分）
口径（公分）
底径:口径
1
南朝鲜新安海底沉船
卵白釉瓷盘
3.9
4.2
12.4
1:3
2
南朝鲜新安海底沉船
卵白釉瓷盘
4.2
4.7
13.3
1:2.8
3
河北磁县元代沉船
卵白釉瓷盘（“枢府”铭）
4
5.9
15.9
1:2.7
4
上海博物馆
卵白釉瓷盘（“枢府”铭）
4.1
5.2
16.1
1:3.1
5
英国达维特基金会
卵白釉瓷盘（“天顺年造”铭）
3.9
12.2
21
1:1.7
附表说明：
标本1，2见南朝鲜国立博物馆：《新安海底文物》1977年出版。
标本4为上海博物馆藏品。
2、从历史的角度考察，1328年7月，元泰定帝死于上都，内乱起，燕帖木儿等反于大都。9月，上都诸大臣立泰定帝子阿速吉八为皇帝，改元天顺，发兵攻大都，上都，打都兵战于大都附近月余，上都兵败，大都兵追至上都，天顺帝不知所终。可知天顺立朝仓促，为时仅月余，且在兵慌马乱之中。在当时的条件下，恐怕连天顺立朝的信息还未及传到景德镇，就已寿终正寝，又改朝换代了，若说在景德镇定烧瓷器，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由上述考证表明，达维特基金会收藏的“天顺年造”铭卵白釉瓷盘，它的烧造年代究竟如何，还可以进一步研究。笔者倾向于认为该件器物是明代天顺（1457-1464年）年烧造的。
附带要指出的是，现今陶瓷学界流行一种看法，有人据《格古要论·古饶器》条中“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的评论，断言明初人对青花瓷的评价并不高，这未免有失偏颇。笔者认为，曹昭此处所谓“且俗甚”的青花瓷器，并不是通常所指的那种施透明釉的青花瓷器而是指施卵白釉的青花瓷器，因为从行文结构来看，尤其是在王佐后来的增补内容，表明通段文字均在谈卵白釉瓷，因此，中间不可能夹入与卵白釉瓷不相干的文字。否则，令人难以通读和理解。如果不是当时统治阶级和社会风尚的推崇，南京故宫、明初王公贵族墓葬出土的大批青花瓷器以及洪武（1368-1398年）后十数年即迎来了永乐、宣德（1403-1435年）我国青花瓷器的鼎盛时期，又作何解释呢？
卵白釉青花瓷器在菲律宾曾有大量出土⑦，上海博物馆亦收藏有一件卵白釉青花瓷盘。该盘高3.4公分，口径13.9公分，足径7.1公分。通体施卵白釉，盘心以青花绘花卉图案，青花发色浓重，底足与元代器物相比，显然增大，足壁薄、斜削、中心无乳突，盘内模印缠枝花卉纹，是一件较精致的卵白釉青花产品。
二
从前述卵白釉瓷出土资料来看，处于元代中期1331年沉没于南朝鲜新安海底的中国沉船中，只有普通的卵白釉瓷，而不见带“枢府”款铭的卵白釉瓷。上海市青浦县任氏墓葬和河北省磁县南开河沉船中始见有带“枢府”款铭的卵白釉瓷；而景德镇湖田窑遗址出土的带“枢府”款铭的卵白釉瓷，则属元代后期的产品。这是否暗示，带“枢府”款铭的卵白釉瓷是在元代中后期才烧造的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文献记载。在元人的著作中，虽未见有这方面的直接记载，但是元末学者孔齐所著《至正直记》中，却给我们提供了价值的信息。
该书卷二《饶州御土》条谓：
“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碟、壶、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着油药处犹如白粉，甚雅。薄难爱护，世亦难得佳者。今货者皆别土也，虽白而垩□耳。”
同书卷四《窑器不足珍》条谓：
“在家时，表兄潘子成自余干州归，携至旧御土窑器径尺肉碟二个，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往不能辨。……至正癸卯（1363年）冬记。”
分析上述文献记载，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看法：
1、“御土”为官府所垄断，显然，“御土窑”所烧造的瓷器为贡瓷，即官用瓷。
2、元代景德镇烧造的瓷器中，“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着药处犹如白粉”、“其质与色绝类定器”者，除卵白釉瓷外，没有那一种瓷器还可以类比。显然，所谓的“御土窑所烧造的瓷器就是官府征用的卵白釉瓷，即那种带动有五爪龙纹以及“枢府”和“太禧”款铭的卵白釉瓷，这与《格古要论》中的记述是一致的。
3、从“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的记载来看，“御土窑”当是元代“泰定（1324年）后又认本路总管监陶，皆有命则供；否，则止”⑧的贡瓷制度建立后设置的。《窑器不足珍》这条笔记有明确记年，写于至正癸卯（1363年），“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之“旧御土窑器”，往上推三十年，其烧造年代当为泰定后。此外，带有“太禧”款铭的卵白釉瓷的相对烧造所代在1328年以后，也从侧面证实了“御土窑”的烧造年代。既然“御土窑”设置于泰定以后，由此，可以推断出带“枢府”款铭的卵白釉瓷的上限亦必在泰定后，即1324年以后。
其下限在何年呢？“枢府”款铭瓷的下限，也就是“御土窑”的停烧之年，即元王朝在景德镇的统治势力彻底动摇的那一年。
据《浮梁县志》记载，浮梁地区始乱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为农民起义连所占领。此后该地区局势动荡，战火不息，元王朝与农民起义军之间，农民军与农民军之间，进行了反复的拉锯战，到至正二十年（1360年）才为朱元璋所统治⑨。在这期间，为元王朝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机构“枢密院”生产瓷器的“御土窑”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御土窑”的停烧之年在1352年，那么，带“枢府”款铭的卵白釉瓷的下限亦必在1352年。
此外，据孔剂在《至正直记》篇首“礻集 记直笔”中自叙，是书著作年代是从至正庚子（1360年）记起，在有关“御土窑”的笔记中，他已将“御土窑”的产品称作“旧御土窑器”，并且明确地记述“今货者皆别土也”，可见，在孔齐著书的时代，“御土窑”已不复存在。这是一条很有力的佐证。
三
关于“御土窑”的烧造地点，笔者认为景德镇湖田窑南河南岸的刘家坞遗址，极有可能是其窑址所在地。据《元史·舆服一》记延礻右 元年（1314年）规定：“双角五爪龙”纹臣庶不得使用。因此，凡有这类龙纹的瓷器和窑具的混合堆积处，可视为官瓷的烧造成地点。从景德镇窑址考古发掘来看，目前发现元代官瓷的烧造地点有两处，一为湖田窑南河南岸刘家坞；一为市区上中华南路，而烧造卵白釉官瓷的地点仅一处，即湖田窑南河南岸刘家坞遗址。据《景德镇湖田窑考察纪要》一文报告：“南岸刘家坞的折腰碗和小足盘足多外撇，内壁多印有枢府二字，高足杯内壁的印花龙纹有五爪的。印证《元史》，这类器物应为当时的官用瓷；北岸的在造型上虽较接近，但足壁多垂直，内壁无款识，龙只有三爪、四爪，当为民用商品。⑩”这些推断是相当有见地的。
《景德镇陶录·枢府窑》条记载枢府窑为：“元之进御器，……器内皆作枢府字号，当时 民亦仿造，然所贡者具千中选十，百中选一，终非民器可逮”。这与窑址出土实况是相符的。而带“枢府”款铭的卵白釉瓷。仅在元、明人所谓的“御土窑”，即湖田窑南河南岸刘家坞遗址发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景德镇陶录》所谓的“枢府窑”是存在的，只不过是清人改变了称呼而已。
当然，对于元、明卵白釉瓷烧造情况的研究，还有待于景德镇窑址的进一步科学发掘。
宋代官窑瓷器成因考
宋代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是由于制瓷工艺打破了唐代那种主要以“南青北白”为特征的局面，各种工艺特色的瓷窑密布与大江南北，而且出现了专门服务于封建宫廷的瓷窑--官窑，由此产生了一大批精美绝伦的官窑瓷器。
所谓官窑，宋代叶寞《坦斋笔衡》中说：“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目官窑”。所谓“京师自置窑烧造”，就是官府设立瓷窑，烧造自己使用的瓷器。在这里，所谓的官府就是朝廷，或者更进一步说就是皇室。
就宋代官窑瓷器而言。其制品非但不属于商品，而且一般模仿青铜礼器，其功用也与日常生活使用器具相去甚远。
浅析宋代官窑真假
南宋官窑概述
宋代官窑瓷器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于长期的“贡瓷”历史。所谓“贡瓷”就是宫廷或皇室在需用瓷器的时候。去民窑选择工艺条件较好瓷窑烧制，所产生的制品称为“贡瓷”。如童兆良《贡瓷概论》中说：“1977年，慈溪上林湖农民在吴家溪平整土地时发现唐代越窑青瓷墓志罐一件，罐体刻：‘光启三年（887年）岁在丁未二月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此外，《余姚县志》中说：“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所谓“置官监窑”就是朝廷选择制瓷条件较好的瓷窑，派官员去监督供奉瓷器的烧造。
五代时，吴越小朝廷为讨好中原君主，而把越窑瓷器作为贡品供奉。如宋人赵德鳞说：“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造，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
从晚唐、五代到宋代官窑建立之前，北方的耀州窑、定窑得到很大发展，并且逐步代替了原来越窑和邢窑的地位，为宫廷烧制“贡瓷”。而耀州窑瓷器受越窑瓷器工艺的影响较大，定窑瓷器则颇受邢窑瓷器工艺的影响。显然宫廷用瓷是要使这两窑的瓷器尽量模仿越窑和邢窑制瓷工艺，以使在越窑和邢窑衰落以后，宫廷用瓷仍然保持原有的特色。但是“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这段文字清晰地表明，尽管耀帅1窑和定窑极力保持宫廷用瓷的规格，但是由于其本身工艺的缺陷，逐渐在汝窑瓷器面前处于下风。以致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略去了耀州窑和定窑瓷器，把汝窑青瓷作为越窑贡窑青瓷的直接继承者。
宋代周焊《清波杂志》中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为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故都时，定窑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由此可见，进入宋代以后，随着贡瓷的发展，汝窑贡瓷逐渐代替了它窑，成为一窑独大。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若设立官窑，自然应该是在
汝窑。
宋代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所讲“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反映的是一种历史发展过程。它不是单纯地显示越窑贡瓷到汝窑贡瓷的过程，而反映的是越窑贡瓷到汝官窑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它显示了汝官窑瓷器与越窑贡瓷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不是工艺上的，而是文化上的。这是宋代为什么会出现官窑瓷器的一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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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所谓越窑贡瓷在唐代，主要体现在中唐的秘色瓷上。而秘色瓷作为贡瓷在历史上虽不能简单地说是最早出现的贡瓷实例，但却是最早被大力渲染的，这是为什么呢？若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弄清中唐时的社会发展，文化体系的发展，也必须弄清秘色瓷在这其中的微妙作用。
中唐时期，爆发了“安史之乱”。虽然叛乱最终被平息，但是社会却陷入了深重的危机。这种危机不只是是唐代社会自身的危机，而且是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汉以来发展的整体性危机，因而其深刻程度不言而喻。在这种局面下，封建统治者在加强专制的同时，沉湎于密教修持。1987年法门寺地宫被发掘后。展示了数不尽的佛教宝物。其中相当一部分宝物有十分鲜明的密教色彩。这些宝物中有特殊的佛供养器--茶具，其中便有越窑青瓷茶盏，被称为“秘色瓷”。所谓“秘色”，不是通常我们所认为的秘密的色调，即秘不示人的色调，而是一种特定的秘密的涵义，即秘密教的色调。因为密教的全称为秘密教，因而密教的“密”与秘色瓷的“秘”是相通的。
从另一方面讲，社会陷于危机状态，封建统治者加强专制，必然会对士大夫进行压制，使士大夫沉湎于“隐逸文化”，饮茶则是隐逸文化的方式之一，饮茶还包括欣赏茶具，当时越窑的青瓷茶盏，被陆羽《茶经》评为饮茶的最佳器具。
弘治朝宣德寄托款考
款识又称铭文，东汉班固《汉书》（卷二五下，志第五下《郊祀》条）载：“今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见于宗庙。”其中的款识是说：“款，刻也；识，记也。”
款识对陶瓷器的断代和辨伪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瓷器上真正的正式的帝王款是从明永乐官窑器开始的。到宣德一朝时已十分普遍，此后，款式的形式和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常见的有帝王年号本款，帝王年号寄托款、伪款，王府款，干支年款，斋、堂、轩、居名款，人名款，赞颂语款，吉言款，题画款，花押款，窗棂款等。
明清一些瓷器中不题写本朝代的年款或堂名款而题写的前朝或前几朝的款识，称之寄托款。寄托款有两种：一种为用在仿古瓷上，字体、写法乃至用料完全模仿古代的瓷器，也称后仿款；另一种则为随意题写。明代以天启为多，至清代极为盛行。寄托款内容中最早见到的洪武，以后各朝皆有，由于明代宣德瓷器所取的卓越成就，因此后朝历代官民窑中多有书写宣德款的寄托款！
笔者曾见到过一块书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青花梵文碗标本（图1），通过对标本的研究发现，此标本的款识值得推敲。梵文原为古印度的书面语言文字，梵文在唐开元初年随密宗佛教传入中国，瓷器上梵文主要是密宗的种子字和咒语。种子字即为佛的代称，咒语为佛经中的颂词。佛教徒们认为，以这种种子字和咒语装饰器物，即可直接得到佛的保佑。梵文装饰在明代宣德官窑瓷器中就已出现，后在明代中晚期十分流行，一直沿用于清代。可见梵文装饰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碗内外壁均为梵文装饰，内底处两层莲瓣纹，莲瓣纹内也用梵文装饰，底心双圈内绘有大字梵文。底书有“大明宣德年制”双圈六字楷书款。此标本发色深蓝微带青灰色，发色符合平等青的特点。碗体整体施釉肥厚较均匀，近底处有集釉现象，绘画精细。圈足光滑圆润，露胎处可见胎体洁白致密，近底部的胎釉结合处有一丝火石红。碗底收缩下凹，这些特征都比较符合明代弘治时期官窑瓷器的特征。对于明清瓷器的断代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同类的带有纪年款的瓷器或标本作对比。瓷器上的纪年款对瓷器断代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明代主要的官窑瓷器都有纪年款，而且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前人总结的明代瓷器款识规律是：“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于是，笔者找到了一块带有弘治官窑纪年款的同类标本。
此碗底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圈楷书款。宣德本朝官款有着晋唐笔意，浑厚拙朴，遒劲，而此标本，所书写的款识字体清秀、笔画纤细、笔力瘦劲、顿捺明显。在布局上此款的“宣”字低于左边的“制”字，款外的双圈也十分归整。然而其与宣德本朝官款风格迥异，而又与成化瓷器“款肥”的风格不同。正德官窑款识中的某些部分与宣德较接近，制字写法几乎一致；中锋用笔，字体要比弘治大；许多正德款中“德”字心上的一横也是没有的；“制”字的写法和宣德一样，“衣”中的横少跃刀；“年”字的接笔痕也和宣成款一样比较明显，显得粗犷泼辣，而从此标本的款上却看不出此特点。到正德晚期官窑青花瓷器所采用回青，发色蓝中带紫，此标本的青花发色明显不同此类。而与平等青的发色又截然不同，也排除了其为嘉靖、万历时期的可能性。通过以上的排除类比，此件标本暂定为弘治时期。
图2中的标本是一块带有弘治官窑款识的青花瓷器，与图1中的标本非常相似。同样的梵文装饰、布局皆一致，发色几乎相同，修足同样归整，胎体掏洗精细，胎质洁白细腻，釉色偏灰青，底也有下凹现象，踏底是弘治官窑中常见的现象。不同的是一个是“大明宣德年制”款，一个是“大明弘治年制”款。而近观两款，虽有两字不同，但无论在字体风格和用笔，还有布局上都有相同之处，字体都显得俊秀，笔画比较纤细，“大”字的横画较短，结体瘦长，“制”字下面的“衣”部的横画常常超过上面的“制”部。
图3中也是弘治官窑的底款，和图1图2两个标本的款识风格也一致；图4为正德官款；图5为宣德官款。经过比对，此标本上的“大明宣德年制”款应为弘治时期官窑寄托款。同时也证明了明代弘治时期也曾烧造过“大明宣德年制”寄托款的官窑瓷器。
经典范文 陶瓷骨骼——高岭土
高岭土是一种制作陶瓷的矿物原料，由花岗岩风化而成。这种瓷土矿含铁量低，有害杂质少，可塑性强，与瓷石搭配，烧成后器物坚硬，非常适宜做陶瓷装饰瓷、高档日用瓷，又适宜做耐压耐酸的工业瓷和化工瓷。作为一种矿物的名称，高岭土的命名源于江西省东北部景德镇市东面45公里的高岭村。
景德镇在宋代景德年间以青白瓷闻名全国，但是至宋晚期，景德镇的瓷业已明显呈现出衰落的景象。由于在元代以前高岭土使用得非常少，南方地区大部分瓷器所用的原料都是单一的瓷石,其铝含量就是从风化程度较深、已高岭化的绢云母中获得，这类瓷石是大自然赋予的理想制胎原料。但宋末时期，风化较深的上层瓷石采掘殆尽，中下层瓷石由于风化程度不深，含铝量很低，故所制的瓷胎在高温下会变形乃至塌陷，而且制品大批色泽阴黄。宋末景德镇很多窑厂因为此原因纷纷倒闭，仅剩下湖田和市区的少数几处窑厂还在勉强维持生产。为了减少变形，继续烧造的窑场不得不采用北方定窑流行的支圈组合式窑具覆烧碗盘一类产品，虽然因口缘无釉“有芒”，不便使用影响售价，为能摆脱困境，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情况显然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要么随着原料的枯竭而使景德镇的瓷业陷入绝境，最终在中国陶瓷史上消失；要么找到新的替代原料，使景德镇得以重新发展。可喜的是，元代景德镇陶工找到了一种土质原料，它就是高岭土的前身。这种高岭土所含黏土矿物主要是高岭石，其铝含量在35%左右，耐火度在1700℃以上，经淘洗除去尾砂后，按25%30%的比例与中下层瓷石相配合，正好补充了瓷石中铝氧含量的不足，从而增加了制品在高温下的强度，有利于减少瓷器的变形。高岭土好比瓷器的骨骼，瓷石则是瓷器的肌肉，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造出结实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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