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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发展史上先有陶后有瓷由陶向瓷过渡

陶瓷发展史上先有陶后有瓷由陶向瓷过渡

陶意瓷砖 瓷砖墙面 全瓷瓷砖

2020-05-25

陶意瓷砖。

在陶瓷发展史上,先有陶后有瓷,瓷器由陶器脱胎而来。

我国古代的制陶业有辉煌、独特的成就。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众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陶器碎片。其中有许多已不仅仅是生活日用品,而具有明显的艺术倾向,成为陶制艺术品,如代表制陶业突出成就的彩陶和陶塑。自殷商时代早期起,即已出现了以瓷土为胎料的白陶器和烧成温度达1200℃的印纹硬陶,开始了由陶向瓷的过渡。

最早出现的瓷是青瓷,东汉时期,浙江的越窑出产了成熟的青瓷,这是我国陶瓷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瓷器业的成熟。原始青瓷不同于陶之处,在于原始青瓷比陶器质地坚硬耐用,且器表施釉,敲击声清脆悦耳。

在南北朝时期,白瓷首先在北方出现,白瓷的成功烧造,是我国瓷器史上新的里程碑。至隋唐时期,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商业贸易空前繁荣,推动了制瓷业的进步和瓷器市场的扩大,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越窑为最典型的代表,瓷胎轻薄致密,釉层晶莹细润。唐代邢窑白瓷为所谓“北白”的代表,瓷胎、瓷釉白度都很高,瓷胎坚实、致密,叩之发出金石之声。到唐朝中晚期,出现了以长沙窑为代表的彩瓷,打破了“南青北白”的比较简单的抗衡,从唐末五代开始,我国瓷器史上开始出现了名窑林立的局面。

精选阅读

陶和瓷的发明与发展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人们把粘土加水混和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产生质的变化,形成陶器。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陶器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陶器的发明,也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在人类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纪元。

陶器究竟是怎样发明的,目前还缺乏可靠的材料予以详尽地说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注引中指出:“古奎是九世纪最早提出陶器发明的第一个人,即人们将粘土涂于可以燃烧的容器上以防火,其后,他们发现只是粘土一种可以达到这种目的。因此,制陶术便出现于世界之上了”。思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都能各自独立创造出来。

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了农业,然后才出现了陶器。在人类进入新石时代,由于农业和牧畜业的出现,开始了定居、半定居的生活。特别是农业的发生和发展,为人类提供了比较可靠而稳定的可供食用的谷物。谷物都是颗粒状的淀汾物质,不像野兽的肉体便于在火上烧烤食用。同时,剩余的食物需要储藏起来。正因为如此,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定居生活的需要,人们对于烹调、盛放和储存食物及汲水器皿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从而促使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陶器。陶器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在生产斗争中辛勤劳动的结果。从民族学和考古学上都可以得到充分的物证。

陶器出现的具体年代,目前尚难确知,根据考古发掘材料估计,约在8—9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几千年来一直是人类的主要生活用具。这时的陶器由于烧造工艺的不同,还出现了红陶、灰陶和黑陶等不同品种的陶器。与此同时,人们为防止陶器经火烧或水浸泡断裂,而在泥土中羼入砂子,烧制成泥质夹砂灰陶和夹砂红陶。此类陶器多用于烹调器、汲水器和大型容器。故又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之分。

裴李岗文化---1977年在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村首先发现,经碳十四测定距今约8千年,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此同时在河北武安县磁山也发现同时期的文化遗址,出土陶器带有一定原始性,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陶器。

仰韶文化---彩陶为其主要特征,根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约7000——5000年。陶器皿种类主要有盆、罐、钵和小口尖底瓶等,质地有泥质陶和夹砂陶。

屈家岭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分布在江汉流域的一种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4000多年。

大汶口文化---是继仰韶文化后、龙山文化之前在东方的一种古代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6000——4200年左右,其陶器器型和纹饰也自成特点。

龙山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约4300——3800年,黑陶是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尤以“蛋壳黑陶”最为精美。同时,龙山文化晚期还出现用高岭土烧制的白陶。为后来原始瓷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商代,青铜器的制作成就辉煌,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仍以陶器为主。商代陶器仍以灰陶为主,当时已有专门烧制泥质灰陶和专门烧制泥质夹砂灰陶的不同作坊。但到后期,白陶和印纹硬陶有很大发展,尤以白陶最为精美,纹饰采用青铜器的艺术特点,装饰华丽,弥足珍贵。同时,还出现了用高岭土作胎施青色釉的原始瓷器。

西周以后,陶器种类繁多,除陶生活器皿之外,还有砖瓦、陶俑和建筑明器等。到战国、秦汉时期,用陶俑、陶兽、陶明器随葬已成习俗。因此,制陶业更加繁荣。近年在西安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在陕西咸阳,江苏徐州发现的西汉时期兵马俑,其造型之精,阵容之宏伟,为世界所罕有。

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制陶业大量烧造陶明器用以随葬。这时,战国时期出现的彩绘陶器得到发展,釉陶也普遍应用,同时在陶明器上用白粉、墨书文字者也大量出现。到东汉晚期至三国,瓷器的烧造技术逐渐成熟,陶器才为瓷器所取代,而退居次要地位。

唐三彩属铅釉陶器,采用高岭土胎,施彩釉烧制而成。宋金仍流行。

陶与瓷的区别


陶瓷是用具有塑性的泥土加工成型之后经高温烧制而成的器物总称。陶和瓷是相互关联而有不同的两种物质。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所用的原料不同。

陶器采用含铁量较高的粘土制作,而瓷器则采用含氧化铝较高而氧化铁含量较低的瓷土或者瓷石为原料。

2、烧制的温度不同。

陶器的烧制温度一般在800-1000℃;而瓷器的烧制温度通常达到1200℃以上,瓷胎已经烧结,用手敲击会发出清脆的金属声。

3、施釉的不同。

釉就是罩在瓷器表面的那一层光亮外衣。它主要是以粘土、石英和长石为原料。经研磨、调制后上于胚胎表面,在高温焙烧后熔融,冷却后即形成玻璃质晶体。它可增加胎体强度,并有效地隔绝气体、液体。抬起通常不施釉或只施低温釉;瓷器表面施有一层高温釉,胎釉结合牢固,厚薄均匀,并可起到美化、光洁瓷器的目的。

除以上几点主要区别外,陶和瓷在胎体强度、吸水率等方面也都具有不同的特性。

台湾陶史文化的发展


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就知道陶器的做法,用黏土制作各种日常用品,成为人类文明进化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陶瓷的发展是一连续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承先敌,文化的内涵不断地扩充。台湾陶瓷文化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同的族群不断地融入,不同的制陶观念、技术和产品在不同的时期中向这块土地汇集,共同形成一部内涵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台湾陶瓷文化。"陶瓷杯体依其性质大致可分为土器(clayware)、陶器(earthcnwarc)、石陶器(stoneware)和瓷器(PorceMn)等四种。人类制陶文明的发展就是循着这个发脉络而发展的,台湾陶瓷的发展也脱不出这道轨迹。以上器的发展而言,台湾从新石器时代的大岔坑遗址中就出土了许多陶片,说明台湾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陶器的制作,后来的圆山文化、植物园文化、卑南文化、十三行文化、以及其它各地的许多遗址中,陶器都是最重要的出士文物。后来的原住民也都有制作陶器的纪录,直到现在,兰屿的雅美族人还在继续用传统的方法制陶。由此观之,台湾的制陶源远流长,历史相当悠久。

陶器在明清时期由汉人开始发展。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人入治台湾时。为了在台南兴建城堡与教堂,曾经从大陆雇用工匠到台湾,制造石灰砖瓦,是为台湾制作砖瓦之始。至于陶器的制作,根据连横(台湾通史)(工艺志.陶制)的记载「郑氏之时,谘议参军陈永华始数民烧瓦。并说明台湾已开始烧陶,只是陶业尚未大兴而已。陈永华「教匠烧瓦」的时间判断应该是1662年(永历十六年),至今已有二百三十余年的历史。且到1796年(嘉庆元年)之间,南投才开始制造带釉陶器。1804年(嘉庆九年),莺歌也开始发展陶业,大约要到道光年间台湾的制陶业才比较普及。这段时间,中国传统的制陶技术随着闽粤移民引进台湾,使台湾陶瓷文化脱离史前时期,进入文明时期。产品完全是中国南方文化的色彩,除了建筑用的传统砖瓦之外,主要为日用的水缸、陶瓮、陶罐等粗陶器。比较精致的瓷器与碗盘都由大陆沿海进口,尚无发展的空间。由于这种强势文化的进入,原住民原始的制陶文化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而走向没落乃至消失的命运。

石陶器从日治时期开始发展。日本的企业家看重台湾的陶瓷资源与市场,因而投入台湾陶业制作。他们一方面引进了日本传统的制陶技术和陶瓷品种,另一方面也开始台湾陶瓷的现代化。这段时期人统治当局除了极力扶持其本国的在台企业之外,也开始有计画地从其本国派遣技师来台训练本地的员工;同时本地的企业家也开始派员赴日学习技术,引进日本的制陶技术与观念,对于台湾陶瓷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在这五十年之间,东洋陶瓷文化与中原陶瓷文化并存,并使台湾陶瓷间接与欧美先进技术接轨,新文化因子的汇入,使台湾陶瓷发展转向一个新的面貌。

1945年光复初期日本人的势力虽已退出台湾,但是台湾的陶瓷大致仍然承袭日治时期的经营形态。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后,才使台湾陶业的生态产生另一次重大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新移民掌控台湾陶瓷的重要资源,这批人士的背景与清初以来的陶师完全不同。早期陶师都是从传统的民间窑场出身,完全凭经验来制陶。制品容或有精粗之分,然而实际上谈不上造形设计与审美艺术。新移民中参与陶业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许多人还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代表着中国管理阶级与上层社会人士。在这批人士的引导之下,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科学的管理与学理研究之路。此外,从大陆来台的艺术家也投入陶瓷的领域,开始注重产品的设计与艺术成分的加入,使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精致化与艺术性,直接催化了台湾陶艺之路。在这个阶段中,台湾陶瓷一方面走向中原的精致文化,另一方面直接面向国际化,吸取欧美现代陶瓷文化。

台湾瓷器的发展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这段时间台湾的陶业生态再度产生重大的改变。经过多年的长治久安,台湾社会逐渐累积了财富,生活水准大幅提升,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国外信息更是大量流通。大批青年学子涌到国外留学,这些人才精英不但带回来最新的制陶技术,也带回来新渐的艺术造形观念,台湾本土人士逐渐取得陶瓷文化的主导地位。在经营策略方面从完全供应内需市场转而以外销冯导向,新产品不断地开发,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在技术方面品质不断改进,脱离传统的陶器走向精致瓷器,另一方面也开始走向陶艺创作之路。整个台湾陶瓷至此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一力面走向本土化,一方面走向艺术化,乃至更进一步国际化。

直到1990年代开始,由于劳工与环保意识的抬头,加上经济条件的改变,使得陶瓷的经营遭遇许多困难,业者纷纷出走,到中国大陆与东南亚投资,台湾陶瓷文化至此由输入转为输出。陶瓷经营形态由工业生产转向商业贸易,产业由蓬勃发展而逐渐萎缩,由炫烂渐渐归于乎淡。惟有陶艺创作方兴未艾,形成另一波段的高潮。

台湾陶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南投的刘案章擅长陶瓷雕塑,作品以陶塑品为特色;松山的蔡川竹擅长釉药,以铜红釉为特色。两人在业余制作一些不以实用为目的作品,初具现代陶艺的本质。1949年之后,大陆来台的画家席德进、廖末林等以花瓶为媒材,在上面从事绘画创作,进一步使陶瓷具备「艺术」的成分。

1970年代左右,陶瓷被用来作为艺术创作的表现媒材,陶艺作品具有美学意义和创作思想,使台湾的陶瓷真正走向艺术化。最初陶艺的创作理念在于对于机械大量生产方式的反动。他们认为机械生产的产品太过于冷感,缺乏人性的温馨味道。艺术作品必须跳脱机械的伽锁,而重新认识人性的价值。当时的陶艺创作以手拉胚为基础,强调手工的价值,作品绝大多数为兼具实用价值的工艺品。这个时期以前辈陶艺家吴让农与林葆家为代表。

紧接而来的创作理念是拒绝手拉胚机的拘束,同时受到抽象艺术的影响,舍弃具象的模仿,以双手为工具,以黏土为媒材,以抽象造形为形式,表现作者的思想与感情。这种创作理念以留美回来的邱焕堂为代表。

其后台湾的陶艺几乎与世界前卫的艺术思潮平行发展,个人的创作理念获得充分的尊重,无论在材料的使用方面或表现题材方面都得到完全的解放。陶艺家常常利用复合媒材作为陶艺创作的表现手法,打破了陶艺只能用黏土作为创作材料的传统束。他们结合陶瓷、木材、金属、纤维等材料来创作,赋予陶艺新的语言和生命。另一力面陶艺家更注重艺术理念的发挥,陶艺走向观念艺术与装置艺术等纯艺术表现,对内探索人类心灵深处的世界,对外批判人生与社会的现实面。至此,陶艺与其它艺术之间的藩篱几乎完全拆除,陶艺创作的天空更加宽广与自由。

陶猪和陶罐见证青海陶瓷的发展


青海省大通县的上孙家寨,地处河湟之间,古人称此地为“湟中”,在先秦战国时期,这里曾经是古羌人和月氏族集居活动的场所。根据《中国通史》书中的记载:“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取河西地,开设‘湟中’,于是有月氏族人来降,与汉人错居。”

汉宣帝以后,为强化边疆防务,派军队屯守,内地汉人也源源不断地随之迁入青海,他们带来先进的中原文化和农业、手工业各种生产技术,从而促使河湟地域经济空前的大发展,众多汉墓的遗存和这两件出土的随葬品陶猪和陶罐,就是这段辉煌历史的实物见证。

陶猪和陶罐均为灰陶质地,陶猪身长32厘米,高18厘米,身上涂有古拙的卷云纹饰,塑造尺寸比例恰当,神态逼真,工艺十分精湛,猪身前尚摆有一只猪食盆(已残缺)。陶罐高18厘米,口径8.5厘米,底径13厘米,由于这两件陶器长期受地下潮湿的侵蚀,器物的外表都凝结一层厚的白色钙化斑,十分坚硬,又因深埋于红土层下,原本的灰陶变成泛红色的红色陶器,它们的表面光滑细腻,采用的是手工托坯技术,从这两件陶器的制作工艺上看,当时已具有相当高的土陶烧造水平,绝非是从遥远的内地长途运入,而是当地先民的艺术杰作。它为进一步研究青海陶瓷业的形成和发展史,提供了实物佐证。

隋唐文化陶瓷发展史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

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

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

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

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

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

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简述中国陶瓷发展史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白陶的烧制成功对由陶器过渡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北宋官窑因没找到窑址,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均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釉中彩和釉上彩三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温度1100-1340℃);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再烧1100--1340℃为釉中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600-800℃)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着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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