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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行名款”瓷器

清末民国“行名款”瓷器

民国瓷器鉴别 怎么鉴别民国瓷器 民国瓷器的鉴别

2020-05-25

民国瓷器鉴别。

清光绪晚期至民国年间,有许多瓷器底部书写“江西某某记制”“江西某某瓷庄督造”等款式,书写这些字款的瓷器以彩瓷类居多。这种字款不是官窑“纪年款”,也不属于民窑“私家款”和“堂名款”,而是那段时期带有资本主义商办性质的“行名款”。

我国瓷业从宋代有官窑器后被分为两大类,即官窑类和民窑类。在官窑器上直接书写纪年款开始于明永乐,直到清宣统而止。民窑器上书写私家款兴起于明代天顺。民窑款延续到光绪中期逐渐减少并被新产生的资本商办窑厂代替。

清光绪中期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加大对我国的资本入侵,迫使清王朝签定了许多允许他们在我国沿海、沿江港口通商和在内地投资办厂的条约。此时,国内改良派提出的一系列维新主张,民族工业已经开始崛起,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官办企业、商督官办企业、民族资产阶级应运而生。景德镇瓷业同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向以朝廷拨款生产的官窑厂开始吸纳民营资本,变为官督商办企业(如江西瓷业公司),原先自产自销的民窑厂大多被兴起的窑货商行取代,成为新的资本家的附属加工厂。

窑货行(旧社会民间通称)是以独立资本或合股资本运行的商业性质行业,以销售陶瓷产品为主。在营运中,为树立自己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信誉,各自确立了自己的行名,并要求窑厂在制造时不再书写或印上工匠的私家款,而是书写或印上自己的行名款。我们发现,在清光绪晚期到民国之间的瓷器中,凡有“行名款”的器物都比书写“私家款”和没款的器物质量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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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行名款


在清光绪晚期至民国之间生产的瓷器中,有一些器物在底部书写“江西××记制”、“江西××瓷庄督造”等字款。这种字款不是官窑“纪年款”,也是不属民窑“私家款”和“堂名款”,而是特定时期所代表的一种带有资本主义商办性质的“行名款”。

我国瓷业从宋朝始有官窑器后被分为官窑器类和民窑器类。在官窑器上书写纪年款为明永乐时始盛行,到清宣统而止。在民窑器上书写私家款为明天顺时兴起,到民国时止。而在清光绪中、晚期的瓷器上又开始出现了一种代表商业性质的“行名款”。这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有直接关联。

清中叶,我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民族资本企业应运而生。景德镇瓷业同样发生了变化,一向以朝廷拨款生产的官窑厂开始吸纳民营资本,变为官督商力企业(江西瓷业公司),原先自产自销的民窑产品大多数被兴起的商行销售,而其成为新产生的资本家的附属加工厂(场)。

窑货商行是独立资本或合股资本运行的商业性行业,以销售陶瓷产品为主。在营运中,为树立信誉各自确立了行名,并对所售产品要求窑厂在制造是不再书、印工匠的私家款,而是书、印上自己的行名款。我们发现,在清光绪晚期至民国之间的瓷器中,凡有“行名款”的器物都比书“私家款”和无款器物质量要好。其原因是商行对所售产品都有制造标准,并进行严格质量控制,以确保本行在同行业中的消费者中的声誉。

民国室名款


从1912年至1949年的民国年间,景德镇瓷器上继续出现室名款,它们主要见于民国初期的瓷器上。据不完全统计有:颐寿堂、乐古堂、怀仁堂制、居仁堂制(袁世凯所用)、静远堂制(徐世昌用)、大德堂制、慎德堂制、昭德堂制、退思堂制、延庆楼制(曹锟所用)、竹清山房、藏经山房、竹萧山房、碧云山房、澄怀园、惟一斋、古松斋斋(郭宝昌所用)、乐陶斋、如意馆等。当时制瓷艺人也瓷器上所署个人画室名有:斋(王琦所用)、饮冰斋(刘雨岑早年所用)、觉庵(刘雨岑晚年所用)、佩古斋(程意亭所用)、愿闻吾过之斋(王步所用)、古石斋(田鹤仙所用)、古欢斋(潘宇所用)、再思轩(刘希任所用)、石庐(梁兑石所用)、希平草庐(王大凡所用)、栖碧山馆(徐仲南所用)、平山草堂(汪野亭所用)、彤云山府(汪晓棠所用)、晴窗读书楼(邓碧珊所用)等。其中王琦、刘雨岑、程意亭、田鹤仙、王大凡、徐仲南、汪野亭、邓碧珊为景德镇珠珠山八友。

说瓷器上的“行名款”


在清光绪晚期至民国之间生产的瓷器中,有一些器物在底部书写“江西××记制”、“江西××瓷庄督造”等字款。这种字款不是官窑“纪年款”,也不属民窑“私家款”和“堂名款”,而是那段特定时期所代表的一种带有资本主义商办性质的“行名款”。

我国瓷业从宋朝始有官窑器后被分为两大类,即官窑器类和民窑器类。在官窑器上书写纪年款为明永乐时始盛行,直到清宣统而止。在民窑器上书写私家款为明天顺时兴起,直到民国为止。而在清光绪中、晚期的瓷器上又开始出现了一种代表商业性质的“行名款”。这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有着直接的关联。

我国清中叶,国内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一系列维新主张,民族工业已开始崛起,一些自由商业者已形成资本行业规模,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应运而生。景德镇资业同样发生了系列变化,一向以朝廷拨款生产的官窑厂开始吸纳民营资本,变为官督商办企业江西瓷业公司 ,原先自产自销的民窑大多数被兴起的窑货商行而取代销售,成为新产生的资本家的附属加工厂场 。

窑货行旧时民间的通称 是以独立资本或合股资本而运行的商业性行业,专以销售陶、瓷产品为主。在营运中,为树立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信誉各自确立了自己的行名,并对所售产品要求窑厂在制造时不再书、印工匠的私家款,而是书、印上自己的行名款。我们发现,在清光绪晚期至民国之间的瓷器中,凡有“行名款”的器物都比书“私家款”和没款器物质量要上乘。其原因是商行对所售产品都要求窑厂按照他们的标准制造,并进行严格质量控制,以确保本行在同行业中和消费者中的声誉。

清光绪黄地开光粉彩花鸟纹壶,器底部以凡红书“江西余梅记制”款,此物就是那段特定时期的产物。

清末民国墨彩瓷器的特征


清末民国墨彩瓷器的特征。

墨彩瓷器上用黑色釉料描绘的图案纹饰,即称墨彩,又称“彩水墨”。墨彩萌芽于清康熙五彩器中的黑彩,以黑彩描绘人物,以黑彩作底再施加五彩,是康熙五彩之特色。清康熙萌芽期墨彩色彩浓厚,花绘以花卉为主,大都为没骨法作画,画意比较粗糙。

作为瓷器彩饰之一的成熟的墨彩,始见于清雍正时期。清雍正六年后,国产珐琅彩料替代进口珐琅彩料。当时瓷匠用景德镇国产料仿烧水墨珐琅彩之效果,即在白瓷器上用黑料描绘纹样,再经低温烘烧而成。墨彩制品犹如白底作水墨画,墨色浓淡适宜,传统书画笔墨趣味浓郁。

清雍正墨彩施彩较淡,似水墨状,除单一墨彩外,还有由盖雪红、粉蓝、粉黄作为衬托的产品。但色彩衬托部分比重较多,一般为1/10至2/10左右。此外还有墨彩加金彩制品,墨彩开框制品,多为木纹釉。如人物多以盖雪红衬托,山水则以粉蓝、粉黄衬托渲染成浅绛色,或珊瑚釉开框,框内绘墨彩花卉。

清嘉庆、道光年间的墨彩图案,施彩流行浅绛彩,以水墨和淡赭并用,色调柔和。当时绘人物著称的王廷佐(王少维)、金品卿等,又以王少维擅长绘写意人物。光绪时期绘山水的有程雪笠、程门和程门之子程音等。

清光绪开始,纯粹的墨彩制品又得到革新,独创出水墨五彩新品种,为受同时代水墨书画名家风格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瓷饰新工艺。色彩浅淡柔和,笔法细腻,浓施淡抹,颇具水墨画韵味。此时墨彩文房用具多见。有墨彩笔筒、笔架印盒、笔洗水盂等,颇受文人收藏者青睐。民国初年延续生产。民国晚年,出现精细墨彩加五彩制品。

清末民国墨彩多见墨彩描绘在生瓷上,也可称“生瓷墨彩”。即在烧成素器上,直接用墨彩描画,不再晕透明釉、低温入窑烧成。

当代墨彩新仿品,包括民国后期墨彩新制品,用的大部分都是艳黑料,墨色浓黑,清代墨彩黑色较淡雅。

清末民国粉彩冬瓜罐


清道光朝新创器型,收口丰肩,器身呈高筒形。器有大小:大器分有盖与无盖两种,小器均无盖。以粉彩器为常见,多以瓜蝶和白菜等为饰。民窑器,有豆青釉青花和信哥釉品种。其形制始见于湖北武汉龙泉明永乐年间楚昭王墓出土物,此后历朝未再见这一造型,至清代道光朝再度出现并成为晚清时极为流行的器形。道光、咸丰时盖钮似宝珠,同治以后则呈烛焰式。

。因器身形似冬瓜而名。清道光朝新创器型,收口丰肩,器身呈高筒形。器有大小:大器分有盖与无盖两种,小器均无盖。以粉彩器为常见,多以瓜蝶和白菜等为饰。民窑器,有豆青釉青花和信哥釉品种。其形制始见于湖北武汉龙泉明永乐年间楚昭王墓出土物,此后历朝未再见这一造型,至清代道光朝再度出现并成为晚清时极为流行的器形。道光、咸丰时盖钮似宝珠,同治以后则呈烛焰式。

原始青瓷在其创烧之初,也就开始生产印有凹弦纹、云雷纹等花纹的带系青瓷罐。汉代,青瓷罐因烧造技术成熟,加上质地坚固,又有宜人的青绿光泽,便取代陶罐,成为人们生活需求的首选物品。东汉时,青瓷罐的形制呈显多样化,其中的青釉五孔罐、青釉布纹四系罐,为当时代表作。

罐的肩部带系的模式,后来在两晋南北朝非常风行,并延续至唐宋。这显然与系在当时所起的能提能挂作用有关。同时,亦与四系、八系,给人以平稳感及美的享受有关。譬如,西晋青瓷不单把系设计成弓形、桥形,还出现狮形、羊形等造型;东晋时又刻意在系上施加点彩;南北朝时的系竟多达8至10枚,这些,并非都应了功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美观,或者说,是集实用与装饰于一系。到了唐宋,烧造技术进一步提高,使青釉、白釉如冰似玉。而此时,器物的线条美与色彩美,日益受到人们重视,加上罐体又出现了瓜楞、柳条形等花样制式,才让肩部之系,显得不那么重要,遂退居于次要地位。

清代,把婀娜多姿的瓶,同"平升三级"仕途凑在一起,同"吉庆平安"、"平生富贵"等人生美好追求联系在一块。甚至,干脆把有些瓶称为尊(康熙时多尊),或就其外形赋予各种人文精神,如观音瓶、柳叶瓶、一统瓶等等。这些,是因为瓶有瓶的可爱之处,敬而远之实属愚蠢,为此,才找出这么一些谐音和理由,让瓶儿不独官复原职,还与百姓同乐,共享荣华富贵。于是,罐被贬去重当盛贮之用器,瓶则名正言顺地重得宠幸。这是明清两代一个罐多瓶少和一个瓶多罐少的原委,也是明代罐不同于清代罐的关键所在。

以上供大家参考 (图文无必然联系)

民国瓷私人俱乐部 展出数百件清末或民国瓷器


南京有家民国瓷的私人俱乐部,那里的展厅陈设的都是清末或民国的瓷器,有数百件。昨天,《扬子鉴宝》视频直播就来到了这里。俱乐部负责人之一的陈静女士向记者展示了不少民国瓷精品,如市面上罕见的六管瓶,薄如蛋壳的对碗,艳丽的花鸟堆雕版等。她告诉记者,民国瓷近年来在收藏市场脱颖而出,成为“小冷门”,具备一定的升值潜力和空间。

六管瓶画有“红楼四美”

六管瓶,顾名思义有六个管,像是五个瓶罐包围着中间高出一截的罐。陈静告诉记者,这是粉彩“红楼四美”六管瓶,是赵惠民的作品,瓶身上画着黛玉、宝钗、宝玉等人,色彩很柔和,而且人物栩栩如生。市面上五管瓶是有的,这种“六管瓶”如今不多见。它的制作很烦琐,管与管之间的缝隙和痕迹要不能显露出来,确实需要精湛的工艺。陈静表示,这六管瓶也是可以用来插花的,每管中分插几枝,而且它管与管之间是串联的,“不过这么精美的工艺品,一般还是以观赏为主。”

“花鸟百蝶”对碗薄如蛋壳

“这碗实在是太薄了,每次拿起来欣赏时都很紧张。”陈静小心翼翼地将这对对碗从里间取了出来。记者看到,这一对对碗用薄如蛋壳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虽然碗面上画着画,但不需要对着灯光,就可发现它很透明。先看碗上的字画,这对对碗叫“四季花鸟百蝶碗”,上面画满了蝴蝶、花和鸟,花是有讲究的,以四季的玉兰、牡丹、菊花等为主,而鸟则有凤凰等。颜色多样,很是清雅。

陈静告诉记者,这是老艺人邓肖禹的作品,这位老艺人擅长画鸟和花,而这对对碗之所以薄如蛋壳,工艺是关键。这是纯手工拉出来的“薄”,碗成坯后,艺人再用刀一点点削薄,比的是工艺和耐力,它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蛋壳瓷”。而如今也有类似的薄胎碗,那则是用现代机器给压出来的。“其实鉴别起来也很简单,用手指轻轻弹一下碗沿,声音如磬,而且有回声。”说着,陈静示范了一下。果然,虽然对碗很薄,但回声有力度,而且相当好听。

“彩蝶堆雕版”工艺烦琐

这幅挂版是记者特别要求陈静展示的,虽然乍一看其貌不扬,但仔细凑上去会发现它上面的彩蝶等是有立体感的,摸起来是凸在外面的。陈静告诉记者,这是清末民初的堆雕大师王炳荣的作品。一般来说,堆雕的工艺多用在文具上,而这个工艺用到了挂饰上,还是比较少见的。陈静当时在外地的一家文物商店淘宝贝时也是一眼就看中了它的独特,花了几万元买来,如今转手大约能卖到十几万元。

陈静说,它独特的地方有很多,如底色是绿彩,颜色很深,在上面“堆”上了蝴蝶、花卉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彩。“这些要在薄薄的版面上来实现,控制起来其实很复杂。”

记者饶有兴趣地数了一下,小小的挂版上有10只大小不一、厚薄有别的蝴蝶,还有螳螂、蚂蚱和蜻蜓等。

“胆瓶”意为“卧薪尝胆”

这个被称做“胆瓶”的民国瓷,也是陈静解释后记者才注意到的。瓶子上的画意大致是这样的:古人侧坐着,面前是一只悬吊着的胆,取卧薪尝胆之意。再仔细看,它的器形不算特别,但颜色是随机出现的,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138摄氏度的高温下,这瓶子会发生窑变,即在高温下瓷器的坯胎自然发生的变化。

“太平富贵”瓶运用的是一种古彩,这是康熙年间出现的工艺,它的色彩相对于粉彩而言,更加艳丽和浓艳,而粉彩则很粉润。古彩中有五彩,即红、绿、褚、蓝、紫,都需要浓烈的颜色。据悉,该瓶的制作技艺很是繁复,如今年轻的工艺师还没有几个能掌握。

“墨彩描金”差点失传

在人物或树木上用金线勾勒,纹饰繁复,色阶丰富,色调温润,颇有官窑气派,这是任义平创作的“蔡文姬”瓶。蔡文姬在伏案写字,画面内容颇多,艺人用金粉附着到瓷器上,再经烧制。这里面有个关键,即金粉可能会与瓷器发生化学反应,致使效果丧失。据悉,这种“墨彩描金”的工艺在清乾隆之后失传了,后来的艺人根据碎瓷片又慢慢摸索出来,如今只有个别大师会此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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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瓷升值空间大

民国瓷器为什么在这两年受到市场青睐?据分析,民国瓷特色鲜明是其被人们所接受的主要原因。清末民初由于官窑的日益衰落直至关闭,一批原来供职于官窑场的能工巧匠另谋生路,在与民间匠人的结合中,创作并烧造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新瓷品,如今日益受到行家喜爱。

另外,投资民国瓷花费的资金,相对于明清瓷器要少。民国距今年代不远,其瓷器存世量较大,精美完好者的比例较大,因此可花较少资金获得较好器物。

如今市场行情较好的民国瓷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民国初期出现的新粉彩瓷。新粉彩瓷与传统粉彩瓷相比,以工见长,色彩浓艳,更符合现在人们的审美观。除了少部分写雍正款的粉彩瓷器外,绝大部分是写乾隆款的粉彩瓷器,而且全是瓶类。这些精美的仿乾隆、雍正官窑的瓶类瓷器,虽是民国的仿品,卖的价钱却不低,有的可以卖到几十万元,最低的也可卖到五六万元。

被人们称为“洪宪瓷”的民国瓷也是比较珍贵的品种。这种瓷器上大多书有“居仁堂”、“怀仁堂”、“静远堂”、“洪宪年制”、“洪宪御制”等款,它们件件造型规整,绘画精美,几可与真正的雍正、乾隆官窑的粉彩瓷器一争高低。据说当时一共只烧制了6000件,由于烧制时间非常短,数量又不多,流传下来的这批瓷器非常稀少。现在这种瓷器一般可以卖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元。

还有一种比较有价值的就是以景德镇珠山八友为主的一批艺术家所制的新型粉彩瓷器。作为对浅绛瓷的继承和发扬,当时出现了以王琦、王大凡、程意亭、汪野亭、邓碧珊、徐仲南、田鹤仙、刘雨岑等八位顶级画师为领军人物的新粉彩工艺。与传统粉彩相比,在造型、线条、色彩等方面,吸收了近代绘画的营养,显得别有洞天。

清末民国墨彩瓷盘收藏知识


墨彩瓷器上用黑色釉料描绘的图案纹饰,即称墨彩,又称“彩水墨”。墨彩萌芽于清康熙五彩器中的黑彩,以黑彩描绘人物,以黑彩作底再施加五彩,是康熙五彩之特色。清康熙萌芽期墨彩色彩浓厚,花绘以花卉为主,大都为没骨法作画,画意比较粗糙。

作为瓷器彩饰之一的成熟的墨彩,始见于清雍正时期。清雍正六年后,国产珐琅彩料替代进口珐琅彩料。当时瓷匠用景德镇国产料仿烧水墨珐琅彩之效果,即在白瓷器上用黑料描绘纹样,再经低温烘烧而成。墨彩制品犹如白底作水墨画,墨色浓淡适宜,传统书画笔墨趣味浓郁。

清雍正墨彩施彩较淡,似水墨状,除单一墨彩外,还有由盖雪红、粉蓝、粉黄作为衬托的产品。但色彩衬托部分比重较多,一般为1/10至2/10左右。此外还有墨彩加金彩制品,墨彩开框制品,多为木纹釉。如人物多以盖雪红衬托,山水则以粉蓝、粉黄衬托渲染成浅绛色,或珊瑚釉开框,框内绘墨彩花卉。

清嘉庆、道光年间的墨彩图案,施彩流行浅绛彩,以水墨和淡赭并用,色调柔和。当时绘人物著称的王廷佐(王少维)、金品卿等,又以王少维擅长绘写意人物。光绪时期绘山水的有程雪笠、程门和程门之子程音等。

清光绪开始,纯粹的墨彩制品又得到革新,独创出水墨五彩新品种,为受同时代水墨书画名家风格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瓷饰新工艺。色彩浅淡柔和,笔法细腻,浓施淡抹,颇具水墨画韵味。此时墨彩文房用具多见。有墨彩笔筒、笔架印盒、笔洗水盂等,颇受文人收藏者青睐。民国初年延续生产。民国晚年,出现精细墨彩加五彩制品。

清末民国墨彩多见墨彩描绘在生瓷上,也可称“生瓷墨彩”。即在烧成素器上,直接用墨彩描画,不再晕透明釉、低温入窑烧成。

当代墨彩新仿品,包括民国后期墨彩新制品,用的是艳黑料,墨色浓黑,清代墨彩黑色较淡雅。

清帝王堂名款瓷器


堂名、斋名一般是文人士大夫的居室之名,这种风气在清代尤为盛行。据《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一书记载,当时有据可查的斋名、室名就有数千个。清代帝王也常将自己居住的地方冠以书斋、堂名、以明其志、抒其怀。这种堂名、斋名之风在瓷器上也有所表现。清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说:“瓷款之堂名、斋名者,大抵皆用楷书,制品之人有四类,一为帝王,一为亲贵,一为名士而达官者,一为雅匠良工也。”其书汉云:“称堂、称斋者,亲王、亲贵、达官、名匠皆有之,若称书屋、山房者,称珍藏、珍玩、雅制、雅玩者,亲王达官有之,而帝王无是也,故此类款,概谓之称家款。”据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对清代瓷器的不完全统计,属于堂名款一类的瓷器有250多种,但是在这些堂名款瓷器中,哪些属于帝王专用之瓷,文献中却很少记载。帝王堂名款瓷器出现的时间较早,在宋代定窑、汝窑、钧窑瓷器上就有“奉华”、“慈福”、“德寿”等铭文,主要是宋室宫殿之名。历代帝王都有自己的堂名款瓷器,也往往用一些典雅的堂名、斋名书于瓷器上,在传世品中这些瓷器占有一定比重,只是目前很难与文献记载相对应。关于清代帝王的堂名款瓷器,《饮流斋说瓷》一书有少量论述,其曰:“乾隆有彩华、彩秀二堂,皆内府物也,雍正为东园、文石山房;雍乾间为红荔山房;乾隆为友棠咨砚书屋、瑶华道人;道光为十砚斋。”但是《饮流斋说瓷》中的这些记载究竟依据的材料是什么?他所记载的堂室是否确有出处?这些堂室是否均为帝王所有?据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帝王的堂名往往与帝王的活动范围有关,其中大部分应在紫禁城宫中或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地行宫内,目前能够确切查有出处的帝王堂名款瓷器有以下几种:

“中和堂”款瓷器:中和堂为圆明园内建筑,康熙皇帝曾在此居住,传世品中书“中和堂”款器物,主要为青花釉里红器,有盘、碗、碟、盆等,纹饰多为山水人物图。“中和堂”款中又有“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康熙十年,公元1672年)、“康熙壬子中和堂制”(康熙十一年,公元1673年)、“康熙癸丑中和堂制”(康熙十二年,公元1674年)等不同款识,分别代表不同时期“中和堂制”器物。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中以康熙时期堂名款瓷器居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帝王及王公贵戚们的兴致所致,另一方面也与康熙初年颁布禁写年号的告谕有关。《浮梁县志》记载,“康熙十六年,邑令张齐中,阳城人,禁镇户瓷器书年号及圣贤字迹……。”

“朗吟阁”瓷器:“朗吟阁”为雍正皇帝登基前为雍亲王时在圆明园中的居所,瓷器上书“朗吟阁制”器物有白釉花浇、天蓝釉僧帽壶、蓝釉盘、蓝釉碗以及白釉碗、杯、匜等。

“古香斋”瓷器:“古香斋”是乾隆皇帝的斋名,是弘历作皇子时的一处旧邸,现在故宫重华宫东庑(保中殿)内,殿内额曰“古香斋”。乾隆帝为皇子时,自雍正五年(1727年)成婚后曾在此居住,登皇帝位后改称为宫,《古今图书集成》曾收藏在此宫。北京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仿石釉斜方双联笔筒,外壁题乾隆御制诗一首,“古香斋伴几枝桐,百尺扶疏翠色笼。”

“懋勤殿”瓷器:’懋勤殿”为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建,位于乾清宫西庑,明夏言额曰“懋勤”,取“懋学勤政”之义,此处为皇室贮藏图书史籍之地,清朝沿明朝旧制,仍将图书翰墨之具贮于此,并为懋勤翰林待值处。康熙皇帝作皇子时曾在“懋勤殿”内读书。“懋勤殿”还是皇帝御殿亲阅档册,亲自勾决之处,内阁大学士及刑部官员皆面承谕旨于此。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印泥盒,盒面青花绘云龙纹,金彩书“懋勤殿”三字,盒内印泥鲜红如初,盒底“大清嘉庆年制”款。

“朗润”瓷器:“朗润”为福建宫花园内延春阁内一室,门上额曰:“朗润”,建于乾隆七年(1742年)为福建宫花园内佳景之一。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乾隆皇帝曾在此陪皇太后观灯。1923年建福宫花园毁于大火。故宫博物院藏一件乾隆粉彩霁兰描金花卉诗句大瓶,瓶体六面开光,三面绘时令花卉,三面题御制诗,诗句后落“乾隆”、“宸翰”、“惟精”、“唯一”、“比德”、“朗润”等篆书红印。

“乐善堂”瓷器:“乐善堂”在重华宫内崇敬殿,殿内悬雍正皇帝御笔书“乐善堂”匾。“乐善堂”与“古香斋”一样,同为乾隆皇帝为皇子时成婚时所居之处,乾隆皇帝曾将自己作皇子时所作诗文集成《乐善堂全集》刊印。故宫博物院藏一件粉彩书式盒,形制仿乾隆《乐善堂全集》而制,器面直书“乐善堂”三字。

“养和堂”瓷器:“养和堂”位于圆明园内,建于雍正四年,书“养和堂制”款瓷器有青花釉里红八仙盘。

“嘉荫堂”瓷器:“嘉荫堂”现在沈阳故宫内,始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是清帝东巡时宴饮现戏场所,传世品中书“嘉荫堂制”款瓷器,既有乾隆时期的哥釉方斗杯,也有嘉庆时期的青花缠枝莲纹高足盘、蓝釉白花盘等。

“慎德堂”瓷器:“慎德堂”为圆明园内的一组建筑,它位于圆明园九洲清晏的西面,修建于道光十年(1830年),次年落成,是道光皇帝在圆明园内的一处生活行宫,晚年主要生活在此。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于“慎德堂”内。在传世的一幅“喜溢秋庭”画轴上,曾详细描绘过道光皇帝在慎德堂内的生活场景,画卷左上角钤“慎德堂宝”印一枚,道光皇帝曾专门写过一篇《慎德堂记》文(收录在道光《御制文余集》)。由此而知,署“慎德堂”款的瓷器是景德镇御窑厂特意为道光皇帝烧制的“堂名款”瓷器,是道光时期的一种官窑瓷器。

在清代书“慎德堂”款瓷器并非道光一朝,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几件康熙瓷器也书有此款,如一件青花缠枝莲碗底书“慎德堂制”款:一件青花凤凰牡丹纹碗底书“慎德堂博古制”款;另一件青花牡丹纹碗底书“慎德堂仿古制”。这几件瓷器可能仅是一般的堂名款瓷器,远非道光时期“慎德堂”瓷器可比。因为慎德堂是道光皇帝晚年时主要生活场所,当时一切政令均出自此处,它与紫禁城大内的养心殿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且道光皇帝在即位之初即将“知稼墙之艰难,力崇节俭,返本还淳”的政治主张溶入“慎德”二字之中。

由于慎德堂款瓷器在道光一朝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市场价值一直居高不下。清人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就谈到:‘亲贵中雅制之品以‘慎德’‘绍闻’为最有名,‘慎德’瓶类近极罕见,有之则价值甚昂”。光绪时期仿道光“慎德堂”款瓷器有瓶、盘等器,民国时仿有天蓝釉、粉青釉、粉彩等器,虽然这些器物在造型、胎釉上仿得神似,但是在款识上却极容易看出破绽。

总之,瓷器上的堂名款是瓷器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以其特有的形式构成各个时期鲜明的时代特色,并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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