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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变卖清宫大内瓷器真相

袁世凯变卖清宫大内瓷器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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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05

汝窑瓷器鉴别。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欲平息“叛乱”必用兵,打仗却是最烧钱的事,当时国库存银仅数百万两,要平定武昌兵变,至少需要千万两,外借洋款不成,内帑银(国库里特供宫中使用的钱财)又告罄,只得打起大内瓷器的主意。

清廷借洋款四处碰壁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迟至二十一(10月12日)接到湖广总督瑞的电报才知此事,并迅即于当日发布谕旨,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兵南下镇压。八月二十二(10月13日),荫昌所带部队从北京出发。与此同时,清廷下令掌管全国财政的度支部负责筹饷。当时清廷财政状况如何呢?荫昌在出发前曾去拜会度支大臣载泽,载泽当时告诉他,度支部正准备向外国银行借款作为军费。因为这时国库的存银只有数百万两,但要想平定武昌兵变,至少需银上千万两。

清廷最初计划先借银500万两。按照清廷的设想,借洋款应该不是难事,因为也就在不到半年之前的5月,外国银行刚刚与清廷签了协议—借款600万英镑。而且,这次借款还是外国银行主动或者说逼迫清政府借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09年6月,张之洞代表清廷与英、德、法三国签订借款合同。当时的合同规定,三国平摊,借给清政府550万英镑,用以修筑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当时英镑和白银的汇率比大约为1:8,也就是说,此笔贷款折合成白银不低于4400万两。

此合同草签之后,由于铁路建设在当时是高回报项目,美国政府不肯放过此“肥肉”,便向清政府抗议并要求加入借款阵营。如此一来,三国借款变成了四国借款,借款额度也增加到600万镑,折合银4800万两。

经此事件,清政府自然有理由相信,区区500万两借款应当是手到擒来的。但向外国银行借款的设想最终落空—因为武昌起义之后,经美国动议,英法日德等西方各国曾有保持中立之说,也就是既不支持清廷,也不支持民军。当时想向外国银行借款的,不仅有清政府,还有武昌的民军政府。根据当时大清驻英公使刘麟的转述,英国政府规定,无论是清廷还是民军,要向英国银行借款,须同时得到清廷、民军双方同意。英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英国在华人员和财产的安全,以免得罪一方而招致不测。但清廷和民军此时正处于交战状态,岂能同意对方借款?

外求不成,只好内顾。财政山穷水尽的清政府开始另想他辙,变卖大内瓷器以充军费,就是其中一条。

黄地轧道粉彩开光三羊开泰图碗

武昌起义爆发后,八月二十三(1911年10月14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任命其为湖广总督,节制湖北兵马和各路援军。但袁世凯并未立即答应出山,他先以旧伤“足疾未愈”、又新添“左臂时作剧痛”为由婉拒,继而又向清廷提出八项要求。得到满足后,才于八月三十(10月21日)正式出山。

袁世凯所提的八项条件之一,是筹措银三四百万两作为军费。为了表示对袁世凯的支持,隆裕太后先于八月二十六(10月17日)拨内帑银20万两交袁世凯赈济湖北灾民,又于九月初六(10月27日),拨内帑银100万两给袁世凯作为军费。

但面对各省、各处纷纷伸出要钱的“手”,支撑财政数月之后,隆裕太后再也无能为力—宫中私房钱此时已被隆裕花得差不多了。

外借洋款不成,内帑银又告罄。如此一来,清廷财政“库空如洗、军饷无着”的局面愈发严重。这样的状况,直到九月十九(11月9日)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也无改善。

无奈之下,十一月十一(12月30日),袁世凯、绍英(时为署度支大臣,相当于代理财政部长)奏请将盛京大内(今沈阳故宫)、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出售,以救目前之急。

按照袁世凯的设想,获准后通知东三省总督、热河都统并派妥员前往盛京和热河承德避暑山庄,清点大内瓷器,再运至京城变卖。十一月十一(12月30日)上折,第二天,袁世凯接见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北京的代表,告知隆裕太后已经批准变卖盛京大内瓷器的计划,并表示由于他本人远在北京不易办理,希望赵尔巽在沈阳大力襄助。十一月十七( 1912年1月5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就此事第一次电奏内阁,提出将瓷器运送到京困难不少,希望在沈阳进行登记和变卖等工作。在电报中,赵尔巽还说,盛京所存大件瓷器并不多,即使全部变卖了,也筹不到多少钱,进而提出将其他宝物也变卖的建议。

十一月二十一(1912年1月9日),赵尔巽进一步报告了盛京大内所存宝物的数量和价值—数量超过万件,价值3000万两左右。由于东三省是清朝龙兴之地,盛京大内自然藏有众多见证清朝创业以来之什器御物;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全国罕见、不易寻得的书籍等。尤为贵重的,还有如爱新觉罗氏佩剑、乾隆皇上所遗之石砚等。据赵尔巽的估算,价值应在3000万两左右。为了变卖方便,赵尔巽还让人编写了一部藏品目录。

外国商人对大内藏品很感兴趣

当时变卖大内瓷器一事由当时负责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交涉司”牵头。获悉清廷要变卖大内藏品后,外国商人十分感兴趣。

第一个表示出购买意向的,是法国商人李那儿。在法国驻沈阳总领事贝铎的陪同下,宣统三年十二月初,李那儿亲自到沈阳故宫参观查验,并请贝铎从中说项。李那儿统计出沈阳故宫所藏各种瓷器约有十万零三千件后,表示愿出价40万两将此批瓷器尽数购买。同时提出,如果双方同意成交,等瓷器运到天津交割完毕后,立即在天津付款。

接踵而来的法国商人魏武达的准备工作明显不如李那儿,他没能统计出沈阳故宫所藏瓷器的数量,只好转而请赵尔巽将瓷器逐件开列详单以便开价。不过,魏武达同样表示要将这批瓷器全部购买。

前文已述及,赵尔巽对这批瓷器等大内藏品的估价是3000万两,而法国商人只肯给40万两。这种过于露骨的趁火打劫行径,让赵尔巽无法接受,于是他复电拒绝。至于魏武达想要藏品清单的要求,赵尔巽则予以满足。

清帝逊位,袁世凯叫停买卖

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世凯出任临时总统,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原来主张变卖瓷器的袁世凯立即转而反对售卖这批瓷器。

刚刚担任临时总统第四天,日理万机的袁世凯即追问沈阳故宫这批藏品的下落。在听说有人想私下将这批藏品卖给外国人的消息后,二十九下午,袁世凯给赵尔巽发去紧急电报,表示“此事关系甚巨”,要求赵尔巽迅速查明究竟有无其事并立即回复。

腊月二十九,举国正在忙于中国一年中最隆重的春节,袁世凯在此时追问沈阳故宫藏品的情况,可见此事之紧急与重要。接到袁世凯的电报,赵尔巽不敢怠慢,当晚给予了回复,表示如此重大的事情,谁敢自作主张就卖给外国人。同时,赵尔巽要求袁世凯告知要私下卖这批瓷器的“有人”究竟是谁,以便追查。

得到赵尔巽并无此事的答复后,袁世凯在除夕夜回电表示,既然没有此事,那就不再追究了。

发电追问沈阳故宫藏品下落,或许只是精于权术的袁世凯试探赵尔巽的虚晃一枪。但袁世凯的追查意味着叫停了关于大内瓷器的买卖。

身为大清内阁总理时,袁世凯“崽卖爷田心不痛”,提出售卖大内瓷器;摇身变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就主动叫停售卖大内瓷器。其实,不论是昔日的晚清还是斯时的民国,财政依旧还是那个紧张的财政,人依旧还是那个人,身份的改变却带来截然不同的政策。个中的反差,令人深思。但无论如何,这些无价之宝没有流出国,总是值得庆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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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洪宪瓷


川大历史学教授陈德富先生在《中国古陶瓷鉴定基础》一书中说道:“几千年中国古代陶瓷史,以似是而非的洪宪瓷闹剧结束。中国古陶瓷鉴定,最后结束在洪宪瓷的真伪区别上,可悲可叹。”何谓洪宪瓷?为何洪宪瓷会闹出真伪难以鉴定的闹剧?

据了解,洪宪瓷与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有关。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效法清代帝王登基时必先烧制御瓷以示庆贺的惯例,派当时的公府庶务司长、瓷学专家郭葆昌到江西景德镇督办此事。1915年夏,郭葆昌带着原清宫所藏的精细颜料到景德镇后,征集各窑高手,不计成本地烧制了一批高级瓷器。其技法是仿珐琅彩瓷,底款为红釉篆书“居仁堂制”印章款,此即世人所说的洪宪瓷。不料“洪宪”短命,仅存在83天就被取消,御窑旋即瓦解,但洪宪瓷却在收藏界迅速走俏。

徐东古玩城商户徐克非介绍,洪宪瓷以粉彩和珐琅彩为主,其特征更接近于晚清的官窑特征。因为是当时不计成本、不计国力制造出来的高级瓷器,在制胎、用料上都很上乘,在工艺上精益求精,有一种神韵。

清宫御用瓷器精品南博首次亮相


红彩龙纹高足盖碗黄地粉彩描金福寿无疆纹渣斗

青花十二月花卉纹杯

里外全黄色龙纹碗盘为皇帝、皇太后、皇后使用;里白外黄色为皇贵妃使用;黄地绿龙为贵妃、妃使用……三四百年前的清廷,什么时候开饭,主子们分别用什么餐具,颜色、花纹什么样?都有森严的等级规定。

皇家食用器具和平常人家的饭碗有啥不同?昨天,南京博物院首次推出《美食美器——清宫食用器皿展》,百余件珍贵藏品让市民们大饱眼福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清代宫廷的“膳食”故事。据了解,该展将对外免费展览一个月。快报记者胡玉梅实习生张静文

【吃】

康熙开创小厨房

“清朝自康熙时代开始,就盛行小厨房制度,到慈禧听政以后,变本加厉,御膳房就整天疲于应付。”南京博物院陈列部的专家周玫告诉记者,在清朝,皇帝吃饭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厨房叫“御膳房”。

清朝初期,皇帝都有固定的“进膳”时间表,但到了末代皇帝溥仪,就打破了这种时间表,只要他吩咐一声“传膳”,皇帝专用的一套器具就会送到眼前。“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戒备下毒而设的。在菜送来之前,都要经太监尝过,确定没毒,皇帝才能用。”周玫介绍说,清朝历代皇帝日常膳食的场面差别很大,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康熙皇帝进膳时就比较简单;乾隆帝每次进膳的菜肴一般都在四五十品以上。

黄釉是皇权等级的象征

走进南博展厅,就像走进了清朝宫廷的“御膳房”。周玫说,这一百件藏品是从南博馆藏的20多万件瓷器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有63件御窑烧制的瓷质食用器具,20多件玉质的,还有一些是铜胎画珐琅。

刚走进去,一个口径40厘米的金黄色海碗就展现在众人面前。它的周边,还有一些黄釉盘。随着展厅的推进,黄色逐渐变少,进而出现了花纹,仔细观察,这些碗、盘上都爬满了龙纹。

同为宫廷用具,为什么有的是全黄?有的只有一点黄?有的一点黄色都没有?周玫神秘一笑,她带着记者转了一圈,“这个黄釉盘是全黄釉的,为皇帝、皇后、皇太后专用。这个盘乾隆皇帝曾经用过,而这个外黄釉内白釉盘,则是皇贵妃用的。再看这个黄地素三彩花卉云龙纹盘,是康熙的贵妃、妃子们用的,还有这个青花地黄彩云龙纹碗,是妃嫔们用的。”

据了解,在清代,黄釉的多少标志着使用者身份的高低,由全黄釉到以黄釉为地,再到黄釉作彩,及至没有黄色,等级规定非常严明,不得簪越。

【喝】

慈禧喝茶视季节选盖碗

喝茶是清代皇帝们都喜欢的。据说,乾隆一天早中晚要喝三趟茶,定时定量,从不间断。而乾隆之子嘉庆皇帝也是一个爱茶的主,南博的展厅内,展示了康熙、乾隆、嘉庆等用的盖碗。其中嘉庆用的盖碗上还有他亲自题的诗。周玫介绍说,这样有皇帝御诗的盖碗比较稀少,价值连城。

展厅的一角,还展示了两个特殊的茶托。“清代皇宫中的茶托多是金、银、铜胎烧制的,制成圆形、荷叶形、莲瓣形、元宝形等。1862~1874年,慈禧太后用茶具到了极致,她饮茶视季节选用盖碗,冬季饮茉莉花茶时,用黄地白里万寿无疆瓷盖碗,这种碗胎薄如纸,瓷面光洁均匀,造型纤秀精巧,纹饰五彩缤纷。到了夏季,慈禧太后喜欢用白玉金盖碗泡金银花茶,碗以羊脂白玉琢成,盖为黄金四层塔状,淡淡的茶汤与白玉、黄金相互映衬,显得清晰明快、清爽宜人,衬托出品饮者的高贵身份。”

十二月花卉杯是无价宝

酒,在清代皇宫中也是不可少的。在展出的珍品中,还专门陈列了祭祀盛酒用的“黄釉海碗”,以及青花梅瓶等等,工艺异常精湛。

展品中价值最高的当属康熙年间烧制的青花十二月花卉纹杯。记者发现,这套花卉杯共有12件,每一个杯子上都有不同的花纹,一月份是水仙花,二月是迎春花,三月桃花,四月牡丹花,五月石榴花,六月荷花,七月兰花,八月桂花,九月菊花,十月芙蓉花,十一月月季花,十二月梅花。

工作人员介绍,“12件为一套,也叫十二月花神杯,杯的一面是花纹,另一面则配了对应的唐诗。杯底还写着:大清康熙年制。这套杯子只有在重要宴会上才会使用。几年前的一次拍卖会上,类似的一套花卉杯拍到了上千万元。现在,这套杯子已经比几年前更珍贵了。”

【吐】

“垃圾篓”非常精致

皇帝们吃剩的骨头、鱼刺吐在哪里?在展厅内,记者看到了雍正使用过的炉钧釉渣斗,这个渣斗通身深蓝色,腹部鼓鼓囊囊的,看起来有点像被压扁的小痰盂。周玫说,这是清代皇帝、妃子们专用的“垃圾篓”。“你看这个渣斗,看起来很小,也很精巧,现在几乎找不到了。”

据了解,皇帝、妃子们将渣斗放在桌上,吃剩的食物渣滓就吐在里面。明清两代的渣斗也被放在床边和几案上,用来放微小的废弃物,后来用途渐渐拓宽,材质也日渐多样起来。

幕后:皇宫珍品劫后余生

“展示的这些文物,最早来源于热河、奉天两大行宫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些文物是如何流传到南京博物院的?

说起这“背后的故事”,周玫很是感慨。她说,1911年宣统帝退位,民国政府全面接收故宫文物。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学者们对故宫文物进行了调查和整理。但是,时逢乱世,故宫文物便开始了其漫长的南迁之路。先是从北京到上海,然后又到南京,接着又辗转到四川。抗战胜利后,又再次迁到南京。南京博物院作为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博物院的传承者,收藏了较多的宫廷旧藏,其中20余万件瓷器中的绝大多数是清代官窑瓷器。

紫砂文化:砂器——紫砂的真相


一我们找到金沙寺时雨停了,几缕阳光从很斑斓的云层中漏了出来。那其实就是一座被菜地和桑园包围着的场院,肥大的桑叶让我们忽略了地面饱含的水分,一脚下去,已是一脚的泥泞,所以当我们穿过桑园走到场院前的那片水泥地时,立刻忙不迭地磕打自己沉重无比的鞋,这一动静招来两只狗杀将出来,却并不撕咬,只是一味地冲我们狂吠。一位妇人闻声出来,告诉我们这里就是金沙寺。应该说曾经是,因为这里现在实际是这位薛姓妇女的家,她说常有人来这找金沙寺,所以对类似我们这样的不速之客已经见怪不怪。薛大姐跺跺脚下的水泥地:这是山门,那是大殿……大殿不过是一矮矮的库房,据说现在还堆着村里的一些杂物。我说:只能遥想当年了。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民间传说,宜兴紫砂都是源起于“金沙寺僧”,目前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那把“供春壶”,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有作者签名的紫砂作品,其制作者供春是明朝嘉靖年间随主人客居金沙寺的一书童,业界因此奉不知名的“金沙寺僧”和供春为紫砂鼻祖。其实,金沙寺与紫砂的渊源还可上溯。宜兴的14个镇里只有丁蜀镇产紫砂,所谓“陶都”,原来全靠丁山、蜀山一小片弹丸撑起。尽管两地合并共称丁蜀已有54年的历史,但当地人还是习惯问那些奔着紫砂而来的外来客:可要去丁山?完全弃蜀山于不顾。但纸上宜兴,蜀山之名却远盛于丁山。当年苏东坡登临蜀山——当时那山还名叫“独山”——说了句“此山似蜀”,硬说这地方的山水很像四川的风光,当地人仰慕苏轼的锦绣文章,不以为杵,甚至谦恭地将“独”去“犬”,改独山为蜀山,并从此视之为文脉所在。东坡遗韵,汩汩千年,自然天成地润泽一把紫砂壶,由是发轫。元丰七年,49岁的苏轼卸了黄州任,赴汝州任而来,途经蜀山。这时苏轼不仅有旅途之苦,更有丧子之痛,于是上书朝廷,“乞居常州”,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宋神宗善解文人情怀,准了苏轼的上表,东坡先生得以“买田筑室于蜀山南麓”。东坡的雅事不少,喝一杯茶也弄了个风月无边,宜兴当地至今有“苏轼三绝”一说:阳羡茶、紫砂壶和金沙泉。这金沙泉就是当时金沙寺旁的一口井。我们在蜀山和金沙寺之间走了个来回,15分钟的车程,真要步行也算是一次远足。想当年苏轼遣其使童,取金沙泉烹茶,每日这样的来来回回,还真是一种不计成本的风雅。某日,使童途中滑了一跤,水洒了一地,那小厮见路边的溪水也很清澈,于是弄了桶溪水来东坡处交差,东坡一喝便知被“山寨”了,为了杜绝使童再犯,苏轼剖竹为符,与金沙寺僧联手整了出至今为茶道津津乐道的“竹符调水”。现在,阳羡茶还有,却已是寻常方物;金沙泉早成乌有,即便掘地泉涌,怕也不是从前的甘甜模样……惟有紫砂,成就万千气象,雍容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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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花一现的晚清宫廷瓷器


晚清宫廷瓷器一般指嘉厌、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的官宝瓷器而言,在中国陶瓷史上这时期的瓷器一般很少有人提及,因为无论从瓷器造型、颜色、纹饰、品种、数量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都不能与前朝鼎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乾隆瓷器相比,它是一个衰落时期。 清代官窑制度,随着最后一位清帝宣统皇帝的退位,一并退出历史舞台。转眼到了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日本人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第二年即改行“帝制”,让溥仪再次登基,改年号 “康德”。

清 宣统粉彩福寿赏瓶

清 宣统年制粉彩花卉玉壶春瓶

早在溥仪上次仅做三年皇帝期间,景德镇御窑场就已彻底停业。但前朝留下的大量精美瓷器,足以供他享用了。由于在位时间很短,加之溥仪对于传统中国瓷器兴趣不大,宣统时期的皇帝用瓷,基本沿袭前朝,即便是一类题写“宣统年制”的器物,实际上也与溥仪的宣统王朝并无多大关系,而是由光绪晚期各地成立的瓷业公司所为。

大清宣统三年湖南瓷业公司

清 醴陵釉下五彩花卉纹折肩瓶

“湖南瓷业公司制”的瓷器,是由一所官商合办的新式瓷业公司——湖南瓷业公司所制。光绪晚期,由湖南人熊希龄在湖南醴陵所创办,以生产醴陵五彩瓷器名扬天下。 醴陵釉下五彩艺术表现力很强,画风、画意、画境更似写意山水画妙不可言,以致其声望,甚至超过当时的景德镇,因而在历史上,它也曾被誉为 “中国的第二瓷都”。

湖南省博物馆之馆藏珍品 清宣统釉下五彩瓷

清 宣统醴陵釉下五彩

景德镇瓷业公司就是后来的江西瓷业公司,江西瓷业公司成立于宣统二(1910年),它的前身,其实是明清御窑厂。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底书“康德二年”“康德三年”,“康德四年”款的多件瓷器。

康德四年 红彩高足杯

“康德”是康熙和德宗光绪的缩称,号取“康德”,意在纪念,也寄托了溥仪光复大清王朝的心愿。但是仅仅11年,随着日本投降,溥仪皇帝的光复之梦破灭了! 不过,由于有着深厚的工艺基础与精良用科,由江西瓷业公司烧造的这些瓷器,都表现出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以秀美的器型,细腻的胎质,精美的彩绘,代表了当时较高的制瓷水平。 比起溥仪昙花一现的帝王光复梦,堪称民国官窑的康德款瓷器的振兴之路,却表现出别样的生命力,它不仅传承了中国陶瓷艺术的血脉,还在民国瓷绘界,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明代瓷器


两宋、辽金时期瓷器的生产名窑辈出,产地遍布全国各地,各个瓷窑的产品都有自己的市场。经过元代的过渡,到了明代,景德镇依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大量优秀的技术人才一跃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它生产的瓷器几乎占据了全国的主要市场,虽然仍有一些地区在制作特定类型的陶瓷器,但在质和量上都无法超越景德镇的瓷器制品。因此景德镇瓷器代表了明代陶瓷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明王朝城市经济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兴盛,使景德镇的民窑制瓷业十分兴旺。明代宫廷于洪武初年在景德镇设置了专烧宫廷官府用瓷的御窑厂,御窑厂拥有最好的制瓷艺人,为了满足宫廷官府的需求,烧瓷不计工本,精益求精,并且大力创新。因此明代官窑瓷器的新品种不断涌现,继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绘瓷器创烧成功之后,明代又有斗彩、五彩、素三彩、黄地红彩、白地绿彩等大量的釉上彩绘瓷器创烧成功,中国陶瓷也由此进入了以彩绘瓷器为主的新时代。此外,除了传统的青釉、白釉瓷器之外,在明代,红釉、蓝釉、甜白釉、黄釉、酱釉、绿釉等各种高低温色釉均能成功烧制,它标志着景德镇的陶瓷工匠们已完全掌握了各种金属元素的呈色技艺。明代景德镇陶瓷工艺的发展进步与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明代不同时期上看,每个时期因制瓷所选原料、烧制工艺水平和审美趣味的差异,使得各个时期都产生了一些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瓷器品种。如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釉里红、甜白釉、红釉、青釉、蓝釉、酱釉、仿哥釉、仿汝釉瓷器;成化时期的青花、斗彩器;弘治时期的黄釉瓷器;正德时期的孔雀绿釉、素三彩瓷器;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青花、五彩瓷器等。这些各具特色的瓷器名品,历来为后人所尊崇和仿效。

商周瓷器


随着制陶工具的逐步改善,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制陶原料的深入了解,人们渐渐烧制出一些初步达到瓷器标准,但在一些方面又不够完善的器物,这就是原始青瓷。

商周时期是从陶器过渡到瓷器的渐进阶段,也是原始青瓷的发生发展阶段。当时有一部分陶器用高岭土做胎体的原料,这一方面提高了烧成温度,使胎质坚致、不渗水;另一方面也使胎体的颜色由深变浅,提高了洁白度。器表施一层用草木灰和瓷石配合而成的高温釉,经过1200℃以上高温烧制后,胎釉结合在一起,使器物具备了瓷器的条件。但当时制作工艺水平低下,胎中还是有一定量的铁成分,在略低的温度中烧结,颜色较深,透光性较差。因工艺不稳定,铁含量和烧成气氛不能自如控制,釉色也不好掌握,所以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商周到西汉这一时期的原始青瓷所涂的釉是用石灰石加黏土配制而成的,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由于含铁元素,所以呈青绿、黄绿、灰绿、褐绿等颜色。器表多拍印米字纹、方格纹、麻布纹、圆圈纹、曲折纹、叶脉纹、篦纹、水波纹、云雷纹等纹饰。主要器型有:尊、豆、瓿、盂、罐、盖罐、提梁壶、鼎、瓮、簋、墓、杯、钵等,绝大部分器型仿当时的青铜器器型而作。

中国就是瓷器 瓷器就是中国


瓷器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此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由于瓷器制作技术在中国的各种发明中工序最为复杂,难度最大,17—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西方仿制中国的其它发明均以成功,却还不能在欧洲手工工场中烧制出可以同中国瓷相媲美的同类产品,因此只能从中国进口,而中国瓷器也一度笑傲欧洲,独步世界,垄断了欧洲的工艺瓷与日用瓷市场,精美的瓷器在那时的西方是奢侈品,是为了满足西方富人的精神享受才大量进口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17—18世界的欧洲,英文中国“china”成为了瓷器“porcelain”的代名词,中国就是瓷器,瓷器就是中国。

清代外销瓷是在中国古陶瓷经历了自汉唐以来南青北白,宋代五大名窑为代表的单色釉;唐代长沙窑、宋代磁州窑以及至元青花瓷为代表的釉下彩;金、元时期红绿彩为代表的釉上彩;明代青花五彩、斗彩等釉上与釉下彩绘相结合等陶瓷装饰艺术形式逐步发展,陶瓷工艺技术不断改进,取得巨大成就后,陶瓷工艺技术和陶瓷装饰艺术都达到成熟自如的清代产生的。

清代陶瓷在制作工艺上不断改进,在装饰技法上的不断创新,不仅将青花瓷在元代的基础上,制作技艺达到顶峰,还发明了粉彩、古彩以及为适应欧洲市场需求产生的广彩等陶瓷新品种。

清代外销瓷是在中西贸易中,逐步适应国外市场需求和喜好发展起来的独特的彩绘瓷。它既保留了中国陶瓷彩绘艺术的传统,如:吉祥图案、花卉、传说故事、戏剧人物等,又吸收了欧美的艺术精华,如西洋宗教传说等,堪称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外销瓷中甚至有描绘中国和欧洲海运码头、商行场景、中西交往等题材,清代外销瓷不仅丰富了陶瓷的装饰题材,在各种丰富多彩的艺术技法中也做足了文章,而且在各种技法之间自由搭配组合,产生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品种和新形式。如青花粉彩、镂空粉彩、贴塑粉彩……清代外销瓷的细分品种在百种以上,超越历代,也超越清代官窑和内销民窑的品种。

完美的瓷器-雍正珐琅彩瓷器


珐琅彩瓷器,又称“瓷胎画珐琅”,是在康熙晚期将铜胎画珐琅技法成功移植到瓷胎上而创烧的一种新品种瓷器。

雍正是一位审美情趣偏重清新雅致的帝王,他将自己的追求融入宫廷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对常用的宫廷器皿在装饰纹样上倡导“内廷恭造式样”,要求宫廷文物必须与宫外生产的“外造之气”有所区别,亲自下达“秀雅”、“细致”的御旨。特别指定唐岱、戴恒、贺金昆、汤振基和郎世宁等宫廷画家为画珐琅器制作稿样。而前朝所制的珐琅彩瓷主要采用的是色彩单一,品种不多的进口珐琅料,无法满足皇帝要求。为此造办处的工匠们不得不开始了国产原料的试制。在雍正六年,宫中自制彩料获得成功,多种淡雅的色彩,为雍正珐琅彩多姿的纹饰提供了丰富的色彩。

制作珐琅彩瓷器所需要的白瓷胎由景德镇御窑厂专供,这里不能不提到唐英,他于雍正六年起担任御窑厂的督陶官。正是由于他的督窑有功,御窑厂才能烧制出造型完美、白润坚质的薄胎瓷,为珐琅彩瓷器的制作提供了首要条件。白瓷胎运到宫廷后,因为雍正帝喜欢水墨画及设色山水,要求把“院画”复制到珐琅瓷器上,有如国画,“勾、画、皴、染”各种作画技法都要运用,使得纹案活泼,主体感强。且在画面上增加了诗文、书法和印章,形成了诗、书、画、印融为一体的中国画形式,最后入炭炉经600℃炉火焙烧而成。

雍正朝的珐琅彩不惜工本,名手彩绘,名工烧制,一件珐琅彩瓷器烧制成功往往要经历数月时间。由于瓷胎太薄,在二次烧制时极易破裂,这些因素都造成了珐琅彩瓷器的数量极为有限。

不得不承认,还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珐琅彩瓷器如雍正朝的那般典雅秀丽,以瓷胎为画绢,布局章法沿袭了中国画融诗、书、画、印于一体的传统。我们可以用《陶雅》中的语句来评价雍正朝珐琅彩瓷器:“质地之白,白如雪也,一绝也;薄如卵幕,口嘘之欲飞,二绝也;以极精之显微镜窥之,花有露光,鲜艳纤丽,蝶有茸毛,且颈项竖起,三绝也;小品而题极精之楷篆各款,细如蝇头,四绝也。”我们看到的这件合家欢珐琅彩赏瓶,正是这“四绝”的完美体现!

雍正珐琅彩瓷器,无论是满饰纹样还是装饰有诗、书、画、印四种元素的组群,无不美轮美奂,展现出独特的帝王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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