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别瓷器上的开裂纹路。
纹饰是指陶瓷表面的纹样，它可以是用划、刻、贴、印、绘画等方法来完成。纹饰有简有繁，随陶瓷工艺进步以及人们的信仰、喜好、时尚以及生活习惯的改变而变迁。纹饰的原始功能是美化陶瓷器和表达人们的信仰及情趣。但从鉴定的角度看，它们往往起着协助断代的参考作用。因此熟识某个朝代陶瓷纹饰的特微， 或者某种纹饰的起源、发展及消失的年代是古陶瓷爱好者应具备的知识。它们与对陶瓷胎、釉、器形等的认知一起成为古陶瓷断代的重要依据。
划、刻、贴、印纹样均是陶瓷工艺技术。它们的出现在历史上有迟有早，但往往不能作为断代的绝对依据，必须对具体的瓷器进行具体的分析。有时一件器物会同时出现划、刻、贴、印两种以上的装饰技法。
划花是操用尖硬的竹、木、铁杆等工具在半干的器坯上划出所需的花纹，然后上釉入窑焙烧。划花线条纤细流畅，在釉面下有一种飘逸的美。北宋定窑白釉瓷和景德镇窑影青瓷的划花装饰是这方面的代表。
刻花与划花不同，它是工匠们操用铁刀等工具在半干坯体上刻出较深的花纹。相比于划花，它的线条有宽、窄、深、浅的不同。配合深浅不同釉色的变化，纹样在釉下颜色变幻有很强的立体感，北宋耀州窑陶瓷的刻花器是最典型的器物。
印花是使用已刻好花纹的陶模，在未干的坯件上印出花纹。另一种印花方法是直接在模具上模制出有花纹的坯件，然后上釉入窑焙烧。显然，印花比起划花及刻花工艺生产效率要远远高得多。印花工艺出现较晚，约在北宋中、后期才成熟并广泛应用。宋定窑印花器及南宋景德镇印花器均是典型的精美器件。我们注意到一些器件上同时使用了印、刻两种工艺，通常是在印花坯件上进一步修饰、加刻，使之美化。耀州瓷常见这一类器物。印花刻花常混淆，鉴别方法是刻花通常较深、线条变化幅度大，特别是刻花纹样可以刻出垂直器面九十度的深刻面。而印花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印花是模印，要有"拔模斜度"。不然在脱模的时候，坯件上该处花纹被模具拖出。破坏了纹样的完整性。
贴花是向素坯体上贴加装饰小坯件。通常是将模印或者捏塑出的花件、人物、动物、铺首等用泥桨粘贴在原坯件上，然后上釉入窑焙烧。因此它们是堆砌成的具有立体纹饰的器件。贴花工艺从汉代开始流行，一直延续到现代。在古陶瓷器物中，当以六朝及隋唐的贴花器件最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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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瓷器纹饰上的吉祥寓意
景德镇瓷器美名享誉海内外，它以“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罄”的特点深受历代帝王的喜爱。景德镇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明清官窑的所在地。景德镇瓷器的美不仅体现在瓷质上，更体现在其丰富的陶瓷纹饰上。中国人都是追求人生、热爱生活的。中国的老百姓，从来就不是纵欲主义者，也不是寡欲主义者，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高尚的、健康的、吉祥的、顺心如意的、和谐的美好人生，我们可以从对陶瓷艺术的解析中看到这一点。艺术大师们在艺术创作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手段，赋予了画面美好的寓意，表现出了许多祥瑞题材的作品。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经常表现在景德镇瓷器的几种吉祥寓意。寓意婚姻幸福的纹饰如“鸾凤和鸣”绘雌雄两只凤凰，寓意夫妻和谐，幸福美满。再如“和和美美”，绘荷花、梅花，以“荷”偕和，以梅偕美。如果画白头鸟和牡丹，则寓意富贵到白头。此外常见的还有和合二仙、鸳鸯戏水等等。象征长寿的纹饰“南极仙翁”画中绘寿星手捧寿桃，拄龙头拐杖，鹤发童颜。“麻姑献寿”绘容貌秀美麻姑手捧仙桃，为祝寿之意。“富贵耄耋”绘玩耍的小猫和蝴蝶、牡丹，以牡丹寓富贵，猫、蝶寓“耄耋”。常见的还有“代代寿仙”，绘绶带鸟和水仙。“贵寿无极”，绘桂花和桃花。此外还有“瑶池集庆”、“东方朔捧桃”、“松鹤常春”、“群仙贺寿”等等。表示祈福辟邪的纹饰“刘海戏金蝉”绘一道士手拿铜钱和一三足金蝉嬉戏，寓发福生财。“文武财神”绘中国传说中的财神像，如比干、赵公明、范蠡、关羽以求财运。“钟馗”关于钟馗的传说很多，一直作为人们辟邪祈福的神灵，是正义的化身。“福、禄、寿”画中绘福星、禄星、寿星，寓幸福、官运、长寿。“三多九如”以寿桃、佛手、石榴和如意来寓多幅、多寿、多子，事事如意。此外还有“兰桂齐芳”、“九世同居”等等……美的事物总是让人向往的。透过景德镇的陶瓷艺术我们看到了人们寄予生活的各种美好愿望及一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心态。
瓷器上的端午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是祭祀屈原还是祭祀伍子胥或是曹娥一直争论不休，但赛龙舟、吃香粽、避五毒、跳钟馗、烧艾叶、系彩绳等习俗却是一致的，这些习俗不仅仅体现在节日当天，也浸润在中国人的方方面面，中国的英文CHINA，是瓷器的意思，就让我们从瓷器说起，那些“瓷器上的端午”。
五彩张天师斩五毒纹小盘
明万历，高1.9cm，口径10.6cm，足径6.6cm
盘撇口，浅弧壁，圈足。内外青花五彩装饰。内底绘张天师斩五毒图，张天师持剑立于树下坡地上，周围描绘蟾蜍、蝎、蛇等。内壁绘相间排列的菖蒲叶、折枝石榴花、艾草等共八组。外壁绘相间排列的菖蒲叶、折枝石榴花、艾草等，间绘以蛇、蝎、蟾蜍、蜈蚣、壁虎等。外底青花双圈内署青花楷体“大明万历年制”六字双行款。
从此盘上的装饰题材看，这应是一件万历时期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宫廷烧造的供端午节使用的应景物品，图案寓“袪毒辟邪”之意。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日为端午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又名“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艾节”、“夏节”等。五月天气渐热，细菌容易繁殖，蛇、蝎、蟾蜍、蜈蚣、壁虎(俗称五毒)等毒虫纷纷出动，疠疫常常发生，致使五月又有“恶月”之称，五月五日又有“恶日”之称。因此，人们想方法设法在此时辟瘟祛邪，以求安康。民间在端午节这一天家家于在门上悬挂艾草、菖蒲或石榴、蒜头等，都是有此用意。因为菖蒲的叶子像剑，被称作“蒲剑”、“水剑”，因此，人们认为将其插在门上可以斩千邪。艾草有异味，是可以用来治病的药草，人们认为将其悬于户上，可禳毒气。花红似火的石榴花正是这个季节的花卉，也有治病的功能，可以避祸。大蒜头像锤子，气味辛烈，具有祛病消炎的功用。
张天师名陵，又名道陵，是东汉五斗米道的创立者，教人信奉道教，并用符水咒法给人治病，后世道徒尊其为天师。传说中的张天师神通广大，有龙虎护法，能除五毒并，辟瘟消灾。因此，民间习俗常在端午节悬挂张天师画像，以祛邪除祟、镇宅佑安。
霁蓝釉艾叶形洗
清乾隆，高1.7cm，长15.6cm
洗呈艾叶形，洗内随边沿的起伏划出叶脉纹。通体内外施霁蓝釉，釉色深沉匀净。
此洗以艾草叶为蓝本制作而成，当非偶然所为，必有其深层含意。
艾，又名家艾、艾蒿。其茎、叶都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中医学以艾入药，有理气血、祛寒湿的功效。而将艾叶加工成“艾绒”，是灸法治病的重要药材。民谚曰：“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节时民间重要的习俗之一就是在门上插艾草或菖蒲，用以杀菌防病、驱瘴辟邪。
由上述可知，这件霁蓝釉艾叶形洗看似普通，却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慎德堂制”款粉彩赛龙、凤舟图盘
清道光，高5.4cm，口径28.5cm，足径17.8cm
盘敞口，浅弧壁，圈足。内外粉彩装饰。内壁近口沿处以金彩描绘如意头纹，内底以粉彩描绘赛龙舟、凤舟图，水中儿童们正在分别奋力划着一龙舟和一凤舟。龙舟的头、尾上各立一童，均手执令旗呼号指挥，尾部一儿童在鸣锣加油。凤舟之头上亦站立一儿童，正手执令旗呼号指挥。两舟上的其余儿童们正奋力划桨。岸上站立五位小童，正在燃放鞭炮、呐喊，为双方加油。外壁以粉彩描绘结带折枝花、杂宝纹，杂宝有书画、笔锭、方胜、如意、珊瑚、犀角、铜钱等。外底署矾红彩楷体“慎德堂制”四字双行款。
此盘造型规整，绘画笔触细腻，所署“慎德堂制”款字体工整。“慎德堂”系道光皇帝在圆明园的行宫，署有“慎德堂制”款的瓷器，应是道光年间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道光皇帝特制的，以供其居住在慎德堂时使用。从盘上所绘的赛龙舟和凤舟图看，此盘应有其特殊用途，应是供道光皇帝在端午节使用的应景物品。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之一，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遂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屈原踪影。此后，每年到了五月五日这一天，人们都要划龙舟以纪念屈原，主要目的是借划龙舟来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了屈原的尸体。
瓷胎矾红钟馗鼻烟壶
钟馗为民间传说中趋凶避鬼的真神，原为唐朝人，因长相狰狞遭小人谗言武举未中，触阶而亡。后托梦唐明皇，誓除天下恶鬼。由此钟馗的形象便在民间广为流传，是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钟馗也是端午节常出现的题材。此壶高6.3厘米，呈扁圆形，直口，圈足，上配裹铜矾红盖。两面所绘纹饰相同，矾红立姿钟馗，头顶天脚立地。乱发蓬髯，双眉倒竖，目光炯炯，左手执剑，右手怒指，面目威严可怖。瓷胎，胎质细密，釉色光洁。
青花五彩人物五毒纹盘
青花五彩是明清时期著名的彩绘瓷品种之一，由宋金红绿彩瓷发展而来。青花五彩是在已高温烧成的青花瓷器上，用釉下青花与多种金属为着色剂的釉上彩料绘制图案花纹，再经低温烘烤而成的。此盘口径16厘米，撇口，浅弧壁，圈足。通体以青花五彩装饰。盘心绘张天师驱五毒图。张天师胯下骑猛虎，手挥宝剑，周围描绘蟾蜍、蝎子、蛇、蜈蚣、壁虎等，辅以松树、花草、山石纹等。内壁绘相间排列的菖蒲叶、折枝石榴花、艾草等。从此盘上的装饰题材看，这应是一件万历时期景德镇御窑场专门为宫廷烧造的供端午节使用的应景物品，图案寓“袪毒辟邪”之意。
瓷器纹饰中的抽象艺术
陶瓷纹饰即是陶瓷的装饰图文。主要是装饰陶瓷之用，但同时也是我们判断陶瓷年代的重要依据。提到有关瓷器的艺术，一般人总是认为官窑瓷器艺术品位高。原因是在制瓷方面，御用瓷的制作选料非常讲究，工具和技术等方面都非常精湛，画工又非常严谨，加上有御派的督造大臣监制，更力求尽善尽美。也正因此，反过来画工则显得拘谨了。
首先是遴选毛坯，稍有缺点即抛弃，一百件毛坯中只有少数几件被选中上釉，显得非常珍贵。绘瓷师绘画战战兢兢，往往过于拘谨。瓷器上所绘的人物、动物、植物、山水等纹饰基本都直接或间接与皇宫活动有关，甚至是某种东西的重复，与真正的艺术定义相差甚远。而民用瓷器，由于制造量大，在选料、制作工具等方面相对不可能像官窑那么严谨和讲究。然而，画工则显得自然豁达，绘瓷师的技法反而显得老练和洒脱。他们自由地在瓷器上表现自己心灵的感受，用不着受皇家旨意、干预的影响，创作出完全不同于官窑的产品，并使之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从传统的形象艺术，到印象派和抽象派艺术，丰富多彩。因此，真正的艺术，则多见于民窑瓷器。例如：不少民窑瓷器中的风景画布局比较模糊，笔触只画出景色的大致轮廓。因而，我们看到了印象派的手法，即只用一些简练准确的线条就描绘出一幅风景画，并且通过它来展现一种精神境界。之所以谈到精神这一中国文化的典型特点，是因为艺术只有升华到精神，才具有灵魂。
在印象派表现手法出现后，同时也由于民用瓷器需求量的增加，艺人们在绘画中，更大胆地将所表现的对象以高度的概括形式来表现，然而，产生了抽象派的画法。
抽象派使我们登上了中国画艺术的一个新的高峰。通过难以辨认的勾画和造型，制造出令人不可思议的神秘感，使人不由自主地怀着极高的崇敬走近它们。我们在民窑瓷器的一些画图中所看到的，已经不是印象派画了，因为我们无法确切说出它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甚至搞不清应该从哪个角度来观赏。因此，我们从印象派过渡到抽象派，在想象力方面有了自由发挥的天地，并使注视它的人产生快感。这些除了向我们展示抽象派画法发展到至极的境界外，还使我们看到抽象派本身简明和线条性的特点。这种手法与人们印象中的中国人传统的“千篇一律”的形象相距甚远。
尽管这些瓷器上所画的东西令人费解，但其造型本身已经充满美学感染力，给人直观上的艺术享受，而色彩的运用也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应当承认这些艺术品之所以能与形象化艺术并驾齐驱，说明在当时不仅有能够在创作中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画家，而且有能够理解欣赏这类艺术表现手法的人们。
瓷器上的历史故事
从明朝起，瓷器越来越具有观赏性，画面也不再单一，制瓷艺人开始学会讲故事
瓷器自由陶器演变而来以后，就变得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精致，而陶器还保持着它的质朴的品质和粗砺的外表。
细腻的瓷器更容易让制瓷艺人产生各种美好的联想，富贵吉祥、妻贤子孝、欢庆锣鼓各色喜庆都是瓷器钟爱的题材。发展到清朝前期，青花、五彩瓷器上又出现了一大主题，那就是历史故事。
有的历史故事因为篇幅比较长，还会出现类似“连载”的情况，就是一个故事必须用一套瓷器来叙述，每件器物只是故事中的一出或一个场景；而篇幅短的故事，在同一件器物上就能运用它的几个侧面来一次说清。
早在数百年前，画工就知道出现在瓷器上的故事必须大都家喻户晓，这样才能引起消费者的兴趣，如果都是陌生面孔谁还会买呢？因此世俗的主题应运而生，明亡以后，宫窑匠人流落在民间，于是更精良的工艺和世俗主题同时出现在清朝前期。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突出这些故事的情节，越曲折越好，哪些场景冲突多就描绘哪些。于是，一些神话和传说出现在瓷器上：伍子胥举鼎、周处斩蛟、西游记等。而民间故事和话本也为瓷器提供了另一个故事来源，比如空城计、《西厢记》等。因为《西厢记》这份古典的浪漫更有人情味，所以也被描绘得更多，所以瓷器发展到清初又成为文人雅士眷顾才子佳人戏的一个艺术载体。德-化-陶-瓷-总-站
在我们此次展示的《西厢记》青花碗中，一出才子佳人故事有序地开展：
唐贞元年间，洛阳书生张君瑞远赴长安赶考，途经河中府探望了好友白马将军，并游普救寺。正巧前朝崔相国病逝后，夫人郑氏携女儿侍从等也路过此地暂住。于是莺莺、红娘与张生佛殿奇逢后，就演绎出张生与莺莺、红娘三人一里一外地待月西厢。
张生隔墙高声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荫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立即和诗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英雄救美一直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一个通行的章节，待月西厢之人也不能免俗。就在此时，叛将孙飞虎的出现为张生救美创造了条件。孙将军为传说中的莺莺美貌所惑带兵抢亲，在崔夫人求救无门时，许愿：“谁有退兵计策，就把莺莺嫁给谁。”不知张生是为了这纸婚约还是真的见义勇为，总之，是他请来了白马将军，战斗场面在这只口阔20cm的青花大碗中也有表现。
神话故事也是民间对美好事物遍布人间的寄托。八仙、麻姑、《封神榜》都是瓷器钟爱的题材。麻姑做为道教女仙，“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关于麻姑的传说很多，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麻姑原是亲见“东海三为桑田”的仙人，是长寿的象征，所以后世不同艺术载体都将麻姑献寿当做吉祥的作品献给尊长。
清道光年间的四只粉彩麻姑献寿碗，直径都只有8.5cm，是一口“小平珍玩”款。杯形玲珑小巧，方寸间以粉彩描摹麻姑献寿，人物纤毫毕现，印证了“道光所绘人物亦有极精者”的记载。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人物也是瓷器的绘画题材。清康熙年间五彩三国人物故事图筒瓶以24.2万的价格在北京保利春拍中成交。瓶身成直筒形、撇口，五彩绘刀马人物，为执双股剑之刘备於虎牢关大战执方天画戟的吕布。康熙“刀马人”画片为清代之冠，列阵厮杀、“奇伟可喜”。此瓶有趣之处在於所绘观战者为几个小童，有二童则对战争场面熟视无睹，仍然蹴鞠为戏。这也显出康熙晚期的太平盛世，战争已成回忆，对儿童而言，“刀马人”不过是一出戏曲罢了。
诗仙李白一生洒脱，民间文学对他的记载总是和不羁有关。清康熙年间出品的这尊青花李太白故事花觚造型秀美，青花发色浓艳有层次。尊上部绘“李太白醉草吓蛮书”故事。腹部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康熙朝政宽松，无文字狱。明代遗民顾炎武、黄宗羲等均能以明的遗民自居。因此，这一时期出品的诗仙花觚有可能为时代之写照。
瓷器上的猴文化
猴作为灵长类动物，往往被人们喻为聪明、勇敢、活泼之兽，是智慧与灵气的象征。在中国古籍中，猴子的别称有禺、果然、独、狨等。据东汉班固《白虎通》记述“猴，侯也，见人设食伏机，则凭高四望，善于侯者也。”在十二生肖中，申猴位列第九，有长久长寿之意。“古面睢盱露瘦月，鹬毛匀赋舒玄云”。猴，自古以来就属中国绘画题材中的“四灵”、“八瑞”之一。
有一种精神叫“大闹天宫”。这件彩陶为德化雕刻师创作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采用写实的手法，将孙悟空的外表特点表现得细腻而逼真，第一眼让你几乎为之惊叹。整个香炉简洁而大气，孙悟空头戴金冠，身披“战袍”，手持金箍棒，威风凛凛。一对火眼金睛炯炯有神，透露出铲除一切妖魔的决心。配以流云烟的效果，大闹天宫，驾云而来，淋漓尽致地展现岀“美猴王”孙悟空蔑视权威，不畏强权，除恶务尽，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
有一种警世叫“猴思三不”。这件宜兴“三不猴”紫砂壶不仅造型生动活泼，还寓意着更深厚的人生哲学。葫芦上三只猴子呈蹲或坐，神态各异，或用手捂着耳朵，或用手蒙着眼睛，或用手捂住嘴巴。三只猴子代表不看，不听，不说。其源自《论语》：“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故名为“三不猴”。把玩茶宠既可当藏品又可作座右铭时刻警醒自己。做到“三不”自然远离是非耳根清净心情舒畅，心情舒畅自然笑口常开，受人欢迎，这难道不是处世之中的一种睿智与豁达吗？
有一种启示叫“戏如人生”。这件斗彩瓷《西游记》摆件，作品描绘岀一心向佛、目秀眉清的唐僧骑着白马，火眼金睛、足智多谋的孙悟空登高远望，肥头大耳、长鼻大肚的猪八戒肩扛钉耙，心地善良、淳朴憨厚的沙僧挑着担子，师徒四人一段艰辛的取经之旅。瓷品如同一曲凝固的音乐，以美丽而雄浑的基调为我们生动叙述着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三人保护唐僧西行取经，沿途遇到八十一难，一路降妖伏魔，化险为夷，最后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把玩欣赏之余，让人从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 得到启示。
瓷器纹饰——婴戏纹饰
婴戏纹饰指描写儿童嬉戏、玩耍的画面，又称婴戏图或耍娃娃，是瓷器装饰中人物类的传统题材。始见于晚唐长沙窑所绘“青釉褐彩婴戏纹执壶”，经宋元时期磁州窑、耀州窑、定窑、介休窑、景德镇窑等窑口的发展。明清两代婴戏纹饰在瓷器纹饰中达到顶峰，不仅数量多，题材上也层出不穷，形成以画为主的装饰方法。儿童生动活泼，稚趣可爱，画法上或率意潇洒或精工细描，可谓我国古代儿童画的杰作。这些表现在陶瓷上的婴戏图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儿童生活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迄今面世的最早的陶瓷婴戏纹饰是唐代湖南长沙窑出土的童子持莲纹执壶,又名“青釉褐彩孩儿采莲图壶”。壶体上绘孩童手持莲子荷花、腰围肚兜、彩带在臂间飘举的虎步生风的姿态。画法表现较单纯，以圆健有力的工笔线条进行勾勒，头、手的线条，肚兜、腰际彩带的处理，颇具唐代宫廷工笔人物画的画法，由此可见婴戏绘画在唐代就颇为盛行。此婴戏图既是对当时孩童的真实反映，又是长沙窑画工抒发生活感受的个性化艺术的真实表现，对后代的婴戏图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宋代以苏汉臣、李嵩为代表的民俗画家对宋代瓷器婴戏图的繁荣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宋代的瓷器装饰中婴戏题材更加广泛，手法或刻，或划，或印，构图上或疏或密，题材上或婴戏莲，或婴戏梅竹，或婴戏鸟，或婴荡秋千，或婴骑竹马……人物形象自然活泼，丰富生动，极富生活气息。如宋代磁州窑的白地黑花“童子垂钓枕”，童子额前一缕刘海，身着紧身长衣，手持钓竿立于岸边垂钓，其身子前倾、屏气静息的神情惟肖惟妙。周围景色也清旷宜人，简单的两三根线条将岸坡与水面等环境关系交代得一清二楚。金代婴戏受宋代影响，虽然婴戏纹饰日趋简单，但形象之生动，仍代表了当时瓷器人物纹饰的时代水平。这些婴戏图观察细致、深入写实，从而“趣”从中生。画面内容的世俗性、通俗性、民俗性是对当时社会风俗情景的反映。
元代瓷器最大成就是青花和釉里红的问世。青花瓷中婴戏纹饰也较多。吉林扶余元墓出土的青花瓷中就有“庭院蝴蝶”“双童蹴鞠”等图案。元代婴戏图的时代特征明显，重在表现世俗生活的多姿多彩，为明清婴戏人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婴戏纹饰根据其特征可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洪武—天顺时期。这一时期婴戏纹特点主要有：（1）婴戏纹饰风格从元青花的粗犷风格转向温和，装饰手法较为写实、工整，以一笔点画和勾勒塌染为主，五官较清楚。儿童形象矮胖、圆脸、头大，额上有几根刘海，衣着描绘清晰；（2）多表现为庭院婴戏，婴孩数量最多到十六子，十六子婴戏图是永乐朝之首创。
中期：成化—万历时期。这两百多年间是明代婴戏图的流行期。（1）这一时期婴戏纹饰风格从豪放粗犷走向了恬静、细腻和柔美，造型轻巧俊秀，绘画手法出现从写实到写意的转变。成化至正德时绘画技法既有写实，也有写意，实笔点画与勾勒平涂并举，成化时婴孩头型基本为正圆形，正德始后脑略大，开始呈现夸张写意的趋势。成化时婴孩衣服只绘单色外衣，无内衣衬底，故有“成化一件衣”之说。嘉、隆、万时期以写意为主，多采用勾勒平涂技法。婴孩头型自嘉靖开始向后凸出，并且时间越后凸出的程度越大，甚至成平卧冬瓜状，显得头重脚轻。（2）这一时期婴戏纹饰相对而言比较具象，线条的勾勒还较为工整，童子的五官趋简，衣饰清楚，身体结构基本符合比例关系，嬉戏的对象和场景也交代得比较具体，画面形象而生动。
晚期：万历后期—崇祯时期。万历后期至泰昌、天启、崇祯三朝处于明代末期，时间不长，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国力衰竭，景德镇御窑近于停产。此期的青花瓷特别是民窑青花婴戏纹饰，在沿袭万历时期风格的基础之上，处于不断简化、抽象过程中。衬景树石花草等逐渐变得稀少，甚至只绘婴孩不画景物。绘画风格更为写意，草草几笔，不见眼鼻，只求神似。到了天启年间，婴戏图像已经由简化向抽象化发展。
清代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人物图案的大发展时期，而婴戏图在整个人物图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尤其乾隆之后，婴戏图不仅人数众多，场面开阔，而且所表现的婴戏内容也超过前朝。显示着清代婴戏人物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表现手法有青花、五彩、珐琅彩、粉彩等。此时明代那种民间色彩已经淡出，代之而起的是贵族子弟的游戏场面，如点彩灯、骑马、舞龙等。即使是民窑器物上的纹饰也多寓意着升官发财等内容，生动活泼不足，刻板呆滞有余。特别是清三代婴戏图最具代表性。康熙官窑婴戏纹饰绘工精湛，童子多为头顶束发，眉目清晰，层次分明。民窑婴戏纹饰单线平涂，布局较满，童子头较长，后脑凸起。雍正官窑婴戏纹饰有工笔画风格，面目清秀，头部浑圆。民窑婴戏纹饰偏重于图案化，头部较长，后脑突起不明显。乾隆官窑婴戏纹饰绘工精湛，姿态多端，肌肉丰满，虽然头部略大，但比例基本合理。民窑婴戏纹饰造型生硬，绘工粗糙。
同治时期将官窑纹饰带到了民间，婴戏图出现了官民不分的现象。其民窑婴戏纹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物众多，或十六子，或二十子，场面热闹红火。但与明清早中期的婴戏相比较，虽然场面大而热闹，但画面过于满乱繁多，缺少婴戏应有的清新活泼。
民国期的瓷器，从内容到题材多半是沿袭清代，要不就是仿制雍正、乾隆时期作品的瓷器收藏品。总的来说，民国的瓷器造型因循守旧，工艺制作粗率简陋。但这一时期有一现象值得一提，就是民国早期景德镇出产了一批时装人物画瓷器。其中的儿童戴着一种圆形帽子叫贝雷帽，又称法国帽（这种帽子原是法国和西班牙农民常戴的一种帽子，民国时风行于中国），显得俊俏可爱，洋味十足。
现代的陶艺家们在继承传统的技艺精华中大胆创新，注入新的理念和新的表现技法，赋予婴戏图新的含义，使得古老的婴戏纹样显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现代陶瓷婴戏图更加注重对童子本身的刻画，或稚趣可爱，或拙态可掬，或超然脱俗，或追求中西艺术的结合，或是对色釉表现的拓展。如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陆军教授的婴戏题材陶瓷艺术作品就体现出了传统线描的深厚功力和东方艺术的审美情趣，风格古朴典雅，清新含蓄。由于其个性化、风格化的典型特征被社会称誉为“陆氏童”。从他的作品中，真实地反映出当今时代的精神风貌。
当代陶瓷绘画不再仅仅是陶瓷的一种装饰，而逐渐成为绘画的一个分支。与此同时，时代也必然赋予婴戏图更宽更广的艺术空间。
瓷器上的乾隆御题诗
乾隆帝不仅酷爱书画艺术，对各类工艺美术亦非常嗜好，特别是对瓷器艺术更为偏爱。在乾隆帝浩若烟海的诗篇中有一批专门题咏瓷器的，约为199首。对宋代五大名窑的赏鉴是乾隆帝的重点，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收藏有一件孩儿枕是定窑白瓷中的名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亦有两件，三件造型一致，均以模印成型，除细部纹样、尺寸等略有差异外，面貌、衣饰皱褶基本一致。带到台北的这件器底还有当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所刻乾隆御制诗《咏定窑睡孩儿枕》一首：“北定出精陶，曲肱代枕高。锦绷围处妥，绣榻卧还牢。彼此同一梦，蝶荘且自豪。警眠常送响，底用掷籖劳。乾隆癸巳春闰御题”。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帝于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年曾多次提看“定瓷娃娃凉枕”，并下令为其配制木座、锦垫，可见对孩儿枕的喜爱。而在乾隆咏定瓷的御制诗中，也以孩儿枕题材为最多，共计11首。
乾隆不光作诗，而且还把诗作直接镌刻在自己喜爱的瓷器上。每得到一件宋官瓷，特别是五大名窑的作品，他必要赋诗一首，同时命工匠把诗镌刻在器物上，传之久远。乾隆帝降旨刻诗，并非整批送交，而是分次交办清宫专门负责的如意馆和懋勤殿处理，间接反映出镌刻御制诗背后所存在加以选择的意向。在清代之前漫长的瓷器发展史中，并未有帝王诗篇被题写于器身上。如明代御厂所制官窑瓷，帝王并不亲自监督参与宫廷用瓷的制作，多由内臣指定和设计纹饰，因而以图案化的官样纹饰为主，极少有文化气息。乾隆御题刻瓷器几乎都是采用阴刻的手法，将诗文刻在器物的釉面上，故其文字都是低于釉面的凹型字体。字存原釉，阳文凸现；间隙剥釉，显纹露胎。之所以把御题诗刻在器身上，是为了更加有利于观赏，工整、秀丽的文字也给器物平添了几分艺术气息。为了尽量避免对器物釉面的损害，在镌刻时只将文字间隙处的瓷釉刻剥掉，而所有文字上都保留着器物原有的瓷釉。这样，既使文字有了立体感，而且间隙处被剥掉瓷釉后，露出的器物胎体上的开片纹清晰可见，细细观赏颇多情趣。如此超凡的技术，非乾隆时期清宫造办处的高级工匠所不能为。
乾隆瓷器御题诗，书法风格并不多样，早期延承康熙书法遗风，主要是晚明董其昌派，格调较高，气势较宏伟，而中后期则因乾隆帝的喜爱而转为以赵孟頫和董其昌的书法为主体。因而，乾隆御制诗瓷器书法大都精谨沉稳、圆转秀逸、骨骼清纤，如出一人之手。宋代五大名窑以釉色取胜，极少题字，而乾隆帝命御题诗镌刻其上，平添其文化品位。乾隆瓷器上的御制诗大多为乾隆帝所创并复制其上，往往是对瓷器本身的解读，使观者能加深对瓷艺作品艺术风格的理解。
宋汝窑天青釉三足樽承盘，高4、口径18.5、足距16.9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承盘圆口，浅腹，平底，下承以三足。里外施天青色釉，釉面开细碎纹片。外底满釉，有5个细小支烧钉痕。乾隆皇帝曾为其题诗一首，由宫廷玉作匠师以楷书镌刻于器物外底。诗曰：“紫土陶成铁足三，寓言得一此中函。易辞本契退藏理，宋诏胡夸切事谈。”后署“乾隆戊戌夏御题”，下刻钤篆书红文方印“德充符”。这是1778年夏，乾隆帝为皇室传下的国宝宋汝瓷三足樽承盘的题诗，用金刚钻镌刻于底部。全诗仅28个字，从烧制、函理、密藏、夸藏几层内容，高度地赞扬了汝瓷的精绝名贵。镌刻字体为楷书，十分规整，字和诗融为一体，更为此承盘增添了色彩，使之成为传世汝窑瓷器中难得的一件珍宝。
宋汝窑天青釉碗，高6.7、口径17.1、足径7.7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件汝窑碗造型规整，胎质细腻，釉色如湖水映出的青天，堪称稀世珍品。目前所见传世宋代汝窑碗仅有两件，除这件外，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亦收藏一件。碗撇口，深弧腹，圈足微外撇。胎体轻薄。通体满釉，呈淡天青色，莹润纯净，釉面开细小纹片。外底有5个细小支钉痕及楷书乾隆御题诗一首。诗曰：“秘器仍传古陆浑，只今陶穴杳无存。却思历久因兹朴，岂必争华效彼繁。口自中规非土匦，足犹钉痕异匏樽。盂圆切已廑君道，玩物敢忘太保言。”后署“乾隆丁酉仲春御题”，并钤“古香”、“太朴”二印。
宋官窑青釉圆洗，高6.4、口径22.5、足径19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件宋代官窑圆洗是宋时宫廷御用器，在造型、工艺及装饰技巧方面都十分考究，尤以釉色及片纹突出。在釉层较薄的器口或未被釉层遮盖的器底部分，形成“紫口铁足”，使器物愈显古朴庄重。乾隆帝对此物尤为喜爱，为此洗作诗一首，由玉作匠师以楷书镌刻于洗之外底。诗曰：“修内遗来六百年，喜他脆器尚完全。况非髺垦不入市，却足清真可设筵。讵必古时无碗制，由来君道重盂圆。细纹如拟冰之裂， 在玉壶中可并肩。”下署“乾隆御题”，下刻钤篆书方印“八徵髦念”、“自强不息”。
宋哥窑青釉鱼耳炉，高9、口径11.8、足径9.6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鱼耳炉因可用来焚香且炉身两侧置鱼形耳而得名，是宋代哥窑瓷器中的名品。元、明时虽有仿品传世，但均貌似神离，无法企及原作之风韵。此炉造型仿商周青铜礼器簋，“S”形轮廓线上敛下丰，勾勒出端庄饱满的体态。腹两侧对称置鱼形耳，下承以圈足。造型古朴典雅。通体施青灰色釉，釉面密布交织如网的“金丝铁线”开片纹，使素净的釉面富于韵律美。外底有6个圆形支钉痕。炉之外底刻御制诗云：“伊谁换夕薰，香讶至今闻。制自崇鱼耳，色犹缬鳝纹。本来无火气，却似有云氲。辨见八还毕，鼻根何处分。”款署“乾隆丙申仲春御题”， 下钤“古旨”、“惟金”印。
瓷器上的乾隆御题诗，绝不仅仅停留于文学意义，也并不只有史学价值，而是与各类文化艺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乾隆在古瓷上的御题诗或题跋中可知，他对宋瓷的定位、辨别和审美情趣达到了他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瓷艺作为乾隆艺术品中具有最突出成就的品类之一，与乾隆御题诗亦有着极密切的关联。
纹饰多具“道教色彩”的嘉靖瓷器
“福禄寿三星”起源于远古的星辰自然崇拜，是古代工艺品装饰中常用的表现题材之一。古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赋予他们非凡的神性和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他们在民间的影响力，封建政府曾借助用于实施王道教化，道教也曾对他们大加推崇，以招徕信众，扩大自己的声势。虽然他们后来失去了高高在上的神威，却也因此获得自由，走入寻常巷陌，千家万户，成为古代民间世俗生活理想的真实写照。福——寓意五福临门，禄——寓意高官厚禄，寿——寓意长命百岁。道教创造了福、禄、寿三星形象，迎合了人们的这一心愿，“三星高照”就成了一句吉利语。三星也是许多民间绘画的题材，常见福星手拿一个“福”字，禄星捧着金元宝，寿星托着寿桃、拄着拐杖。另外还有一种象征画法，画上蝙蝠、梅花鹿、寿桃，用它们的谐音来表达福、禄、寿的含义。
“松竹梅岁寒三友”，也是瓷器装饰的典型纹样之一，多以象征长青不老的松、象征君子之道的竹和象征冰肌玉骨的梅组成表达清高坚贞气节的松竹梅纹，因这三种植物都以不畏严冬著称，故名岁寒三友，又称三友图。岁寒三友题材源于文人画，文人画在元代特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中产生，采用松竹梅或梅兰竹菊等植物象征君子德行的风气，也影响到瓷器及其它工艺品的装饰。
道教思想体系，在文人画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道家、道教美学思想向来有超越外在形式之美，追求内在的道之至美的传统。《道德经》认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是中国美学注重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意境论和韵味说的理论基础。在庄子笔下，得道之人表现出精神人格上的自由潇洒和纯任自然的性情之美，这种灵动飞逸、主观缘情的美学观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美学的艺术精神、特质和境界，对文人画有较大影响。而唐末五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内丹心性学说，融合禅宗与内丹，是道教向老庄精神的复归，较之于外丹和符篆更具有内向型精神追求性质和文人气息，以全真道为代表，在元代发展到兴盛。“唯一灵是真”，表现心灵的自由之美和对道的体悟，“重意”正是深习道教的文人画家们的潜在心理结构。
在历代帝王中，崇道、崇佛者历朝均有，然而明代嘉靖皇帝的崇道之举以及笃信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历史上信奉佛教和道教最著名的梁武帝和宋徽宗，使那个时代的瓷器具有了鲜明的道教特色。明世宗朱厚熜笃信道教，他一即位就参加各种道教的活动，在他当皇帝的几十年里，他把皇宫变成了一个修道的场所和提炼丹药的实验室。他给自己起了一个道号叫：“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恩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管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从传世嘉靖瓷器看一些器型高大的器物，应该属于这批祭祀用瓷的范畴，如大龙缸、大罐、大酒坛、大瓶、大羹碗、大盘等。还有一些仿青铜礼器，如爵杯、豆、鼎、壶、炉等。各类瓷器常制成八方、六方、四方、长方、方斗形等，例如五彩人物委角方盒、五彩寿字方斗杯、八棱形葫芦瓶、八棱形直口瓶、长方式盒、八棱形盒、四方盖罐等，这些可能都是做道场或祭祀时的专门器皿。
嘉靖时期不仅瓷器的造型多做成祭器形状，而且纹饰也多具道教色彩。例如：以道教中的八仙、八卦、云鹤、莲花纹、八宝纹、如意纹、市字纹、璎珞及福禄寿三星等为纹饰内容。故宫还收藏有两件青花大盘，盘心绘画符篆。符篆是道教中道士们施法术的牒文，是道教教法中的重要部分，称之为法篆。道教法师们把它说成是太上神真的灵文、九天众圣的法言。道教篆文在唐代发展到鼎盛阶段，仅图文就有数百种之多，但在瓷器上做装饰仅见嘉靖一朝。
瓷器上的广告语
彩绘瓷在三国时期已经出现，其上所绘皆为神仙瑞兽等。晋以后的瓷器上出现了一些文字，有的是“物勒工名”，如“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有的是吉祥语，如“永安三年时，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央）”；还有纪年文字，如“甘露元年五月造”。但这些文字多为刻画，并非毛笔所书。书画艺术与瓷器的结合始于唐代，至民国时期，经历了长沙窑、磁州窑、景德镇窑的漫长历史过程。
民间瓷器多为实用器，其商品性明显。既然是商品，必然就要推销。从长沙窑开始，瓷器上就出现了很多画龙点睛的广告文字。
长沙窑的题诗瓷器，除了几件瓷盘和瓷枕外，都是瓷壶。这些瓷壶为饮酒用，唐人称“注子”。唐人习惯饮酒作诗，瓷壶题诗便顺理成章。“二月春丰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这首瓷诗和白居易《问刘十九》大同小异；“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一个落魄文人多么无奈又洒脱的心态（图1）；“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夫君征战沙场，相思何为，只有饮酒寻醉。这些瓷壶题诗大量成为装饰，与其商业目的分不开。诗歌之美与瓷器之美的结合，将消费者引入具有文化享受的高雅境界，在豪饮中赏诗作诗。长沙窑瓷壶上还有一些直白易懂的广告文字，如“美酒”、“美春酒”、“酒醖香浓”等。“言满天下无口过”更有一种包容自信的气度。
磁州窑的文字装饰主要表现在瓷枕上。匠师们把宋、金、元时代社会上流传的诗词、曲、赋、格言警句等，用各种书体抄录在瓷枕上面，起到了传播文化的作用。磁州窑的酒壶和酒罐上文字内容和其用途有关，“清沽美酒”、“醉乡酒海”、“漫说杏花村”等，都是直接为所盛之物作的广告宣传。而“暮雪江天”、“我有三江水”则将饮酒者的豪迈胸襟体现得淋漓尽致。磁州窑瓷枕上常盖上戳记，有“张家”、“王家”、“李家”、“赵家”等，说明有很多窑厂竞相烧制。其中以“张家”、“王家”的制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这两家的窑戳有“张家造”（图2）、“古相张家造”、“王氏天明”、“王氏寿明”等。这些戳记规格大小不一，横竖有别，有双栏单栏，有时还两个戳记并用。瓷枕上的戳记，其实就是商标，起到广告宣传和防伪作用。
元明清青花瓷上也有很多文字装饰。江西高安窖藏元青花的一只高足杯上，题写“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表明了器物的用途。嘉靖万历时期的民窑青花，还出现了前朝不见的颂语款和吉祥款，如“富贵佳器”（图3）、“上品佳器”、“精制”、“长命富贵”、“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等，体现出民窑制瓷工人对瓷器质量的自信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明代早期青花瓷上除了永宣官窑款，少有文字。多年前，我在路边捡拾到一块瓷片，胎质粗疏，发色灰暗，砂底，圈足根部两面斜削平切，有永乐民窑青花的特征（图4）。单圈内绘有几笔写意兰草，娴熟生动。令人称奇的是兰草右边竖着书写了四个虽显稚嫩但很质朴的行楷文字“此碗多好”。这句通俗的广告语，也许是位画工的偶然之笔，更有可能是窑主那粗通文墨的顽皮小子趁着窑工们午睡柳荫，即兴涂鸦之作。有幸这只如同错版邮票本该毁弃的碗不但烧好了，还被运到千里之外的扬州，成为我研究古陶瓷的珍贵标本。
瓷上纹饰之虎——虎虎生威
我国生肖中的十二种动物都是同人们的日常生活相接近的。一类是已被驯化的六畜，即牛、羊、马、猪、狗、鸡；第二类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动物如虎、蛇、鼠、兔、猴；第三类则是中国传统的象征性吉祥物龙。虎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位，自古以来虎便为人所敬畏，被称为“百兽之王”，与“鳞虫之长”的龙作为并列。所以常有“左龙右虎”作为护卫的习惯。虎因此也就成为了“势不可挡、不可战胜、不容侵犯”的代名词。
其实，在中国随处可见虎的形象，殷墟甲骨文中就有“虎”字，现代汉字中的“虎”就很像一只虎，还有许多成语、民间俗语中都有虎出现。从古代帝王将相到庶民百姓，虎的象征非常广泛，如虎冠、虎袍、虎符、虎环、虎雕、虎画以及孩童戴的虎头帽，穿的虎头鞋等等。
由于虎文化之深厚、积累之深远，所以历代画虎、赏虎已成为一种时尚。陶瓷中虎题材的作品也是十分广泛。既有釉上粉彩、新彩，又有釉下青花、五彩，还有釉上釉下结合的综合彩。既有在瓷板、瓷瓶、瓷盘上画虎，也有用泥土雕塑的瓷虎等。自古以来，画虎多用工笔，毛发毕现、栩栩如生。已故陶瓷工艺美术家，“珠山八友”之一的毕渊明从艺开始就酷爱画虎，经常悉心研究虎姿雄威，潜心探求画虎真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他的笔下，寒风卧虎如磐，巍然雄踞；光天立虎如松，气宇轩然；碧水游虎如龙，悠然成趣；平地奔虎如风，势不可挡。真可谓“虎神生灵气，百态动千姿”。
所以虎以其势如破竹的“王者风范”呈现着“虎跃五福”、“虎啸风生”的美好寓意，备受人们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