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的欣赏与鉴别。
品茗时静怡的心境，清幽的环境，雅致的茶器，包含着丰富的儒家美学思想。把茶壶、茶杯称为“茶娘”、“茶子”，更直接表达了这种亲和态度。可见，在古代的茶文化中，处处贯彻着儒家所倡导的和谐精神。宋代珍珠地划花高足杯儒家认为，要达到中庸和谐，礼的作用不可忽视。在日常生活中，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体现其礼仪教化，力图通过礼，达到一种和谐的境界。礼所追求的是和谐，而茶 的属性所能产生的效果就是和谐，而且茶器的形态也正是体现出平稳、对称、庄重的意境，因而讲究茶礼便成了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唐代白釉茶具唐宋宫廷每年都会举行大规模的“清明茶宴”。唐以后各朝代皆效仿，以茶荐社稷，祭宗庙，至朝廷会试皆有茶礼。文人雅士渐渐地成为主要品饮茶的群体之一，他们 通常在品饮茶的同时还对饮茶器具进行赏析，从口到足，从造型到釉色再到纹饰，边喝茶边品评，甚至吟诗作对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赞美之情。茶道精神融入了儒学的 中庸思想，呈现和谐、朴素、清淡、廉洁等美德。这些在无形中会影响唐代瓷质茶具的造型特征，使得其造型特点总的倾向是自然大方，中规中矩，实用坚固，精巧 而有气魄，单纯而有变化。另外，瓷质茶具中的装饰素材也很形象地体现了儒家思想。
宋代黑釉水注
儒家认为饮茶可以使人清醒，更可以使人自省，可以 修身，可以养德，茶道强调的就是茶对人格自我完善的重要性。茶，从采摘到烘焙到烹煮取饮均须十分洁净，正因为如此，人们历来总是把茶作为人间纯洁的象征， 将茶品与人品相联系，说茶德似人德。长期以来，大多数正直文人极力推崇不向恶势力屈服，为正义事业献身的高风亮节，热情赞颂清正廉洁等优良品德。
唐代贴花研磨器
延伸阅读
唐宋时期佛教思想在陶瓷茶器上的表现
宋代黑釉荷叶口碗
唐代外黑内白钵
唐代外黑内白三足釜
佛人饮茶最早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他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佛教在茶中融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这也就是所说的禅茶一味。在饮茶中品味茶器美好的韵律，在把玩茶器的过程中得到一种“悟”，品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联系起来。禅茶一味的思想在这种“饮”与“品”的过程中得以体现。
由于坐禅中闭目静思，极易睡着，所以坐禅中“唯许饮茶”。“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也是各类茶器的展示、品鉴，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 文化的新途径。
唐宋时期，佛教盛行，寺必有茶，禅必有茶。北宋时，佛教寺院不仅对茶叶的栽培、焙制有独特技术，而且十分讲究饮茶之道。寺院内设有“茶堂”，是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另外寺院还专设“茶头”，专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
佛教思想在茶器上的表现
佛教对茶推崇备至，对陶瓷质茶器的造型具有深远的影响。陶瓷茶器的饰纹样中出现了佛教吉祥图形，有飞天、忍冬纹、莲花瓣纹等新的题材，尤以莲花纹饰最为突出。莲花是佛教中代表着神圣净洁的名物，是佛教的主要象征。唐宋时期的陶瓷质茶器中有很多茶碗、茶盏、盏托等器物的造型都设计成了莲花式样，或在这些茶器上装饰有莲花的图案，蕴含着佛家清寂、正直、不与尘世争风的禅意。
缁素瓷
原意为僧人与俗人之合称。因过去僧服多为缁（黑）色，而古印度俗人多穿白色（素色）衣服，故以缁代指僧人，以素代指俗人。佛教传入中国后，唐代佛教信徒与制瓷艺人便将此着装习俗引入到茶器设计中。
外黑内白瓷茶器或瓷片，多现于唐长安城内外寺院遗址当中。个别与寺院过从甚密之文人、士族墓中，间或亦有外黑内白瓷茶器发现。此类瓷茶具，外壁黑循乎缁门仪轨，内里白宜于茶汤品观，颇受大德高僧及文人雅士钟爱。史载，大诗人王维，常云游于长安各大寺院和终南山间，于吟诗泼墨之暇，嗜茶如命，其携行出游之茶铛，能够与考古发现互证互鉴者，恰为外黑内白瓷之茶铛，此为该茶器具组合当中，唯一能够便携野外，煎、饮一体，且不失优雅之茶具。
古代瓷器：唐宋时期佛教思想在陶瓷茶器上的表现
宋代黑釉荷叶口碗
唐代外黑内白钵
唐代外黑内白三足釜
佛人饮茶最早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他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佛教在茶中融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这也就是所说的禅茶一味。在饮茶中品味茶器美好的韵律，在把玩茶器的过程中得到一种悟，品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联系起来。禅茶一味的思想在这种饮与品的过程中得以体现。
由于坐禅中闭目静思，极易睡着，所以坐禅中唯许饮茶。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也是各类茶器的展示、品鉴，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
唐宋时期，佛教盛行，寺必有茶，禅必有茶。北宋时，佛教寺院不仅对茶叶的栽培、焙制有独特技术，而且十分讲究饮茶之道。寺院内设有茶堂，是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另外寺院还专设茶头，专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
佛教思想在茶器上的表现
佛教对茶推崇备至，对陶瓷质茶器的造型具有深远的影响。陶瓷茶器的饰纹样中出现了佛教吉祥图形，有飞天、忍冬纹、莲花瓣纹等新的题材，尤以莲花纹饰最为突出。莲花是佛教中代表着神圣净洁的名物，是佛教的主要象征。唐宋时期的陶瓷质茶器中有很多茶碗、茶盏、盏托等器物的造型都设计成了莲花式样，或在这些茶器上装饰有莲花的图案，蕴含着佛家清寂、正直、不与尘世争风的禅意。
缁素瓷
原意为僧人与俗人之合称。因过去僧服多为缁色，而古印度俗人多穿白色衣服，故以缁代指僧人，以素代指俗人。佛教传入中国后，唐代佛教信徒与制瓷艺人便将此着装习俗引入到茶器设计中。
外黑内白瓷茶器或瓷片，多现于唐长安城内外寺院遗址当中。个别与寺院过从甚密之文人、士族墓中，间或亦有外黑内白瓷茶器发现。此类瓷茶具，外壁黑循乎缁门仪轨，内里白宜于茶汤品观，颇受大德高僧及文人雅士钟爱。史载，大诗人王维，常云游于长安各大寺院和终南山间，于吟诗泼墨之暇，嗜茶如命，其携行出游之茶铛，能够与考古发现互证互鉴者，恰为外黑内白瓷之茶铛，此为该茶器具组合当中，唯一能够便携野外，煎、饮一体，且不失优雅之茶具。
南北朝时期陶瓷纹饰中的佛教艺术因素
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佛教，西汉末年，始传中国。佛教传入中国后，历汉、魏晋的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得到君主的推崇，进一步隆盛。南朝梁武帝三度舍身同泰寺。唐朝诗人杜牧有诗述南朝佛教之盛况：“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北朝则大量开凿石窟，如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魏书·释老志》载北魏佛教发展的情况，“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侣大众两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1] 长期战乱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受苦之人精神上解脱之需要为佛教流布和传播提供了有力时机。佛教艺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传入。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大力传播，佛教艺术对于社会的影响也比较明显。陶瓷器装饰纹样受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并反映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南北朝时期，陶瓷器的纹饰发生了变化，莲瓣纹和忍冬纹大量出现。显然，莲瓣纹和忍冬的出现是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佛教艺术因素直接出现在陶瓷器上，对于拓展陶瓷领域和丰富陶器文化内涵起到了积极作用。
莲花纹是古代陶瓷器流行的装饰纹饰。我国自古有爱莲之俗，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史书就有关于莲花的记载。《诗经》中有载：“彼泽之狈，有蒲有荷”，“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楚辞》中载：“集芙蓉以为裳，因芙蓉而为媒。”中国古人始爱莲之风与佛教并无关系。历代文人对于爱莲之风不减，并赋予它清雅孤高的品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出污泥而不染，攫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襄亵玩”。中国古人爱莲之说可见于众多记载，正是由于爱莲之俗，莲花纹也就自然的被人们当做装饰的纹饰之一。
图1 春秋莲鹤方壶
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青铜器“莲鹤方壶”，该壶双层镂雕莲瓣盖上立有一只展翅欲飞、引颈高吭的仙鹤。莲瓣的纹样来源于莲花，莲花统称荷花，古称芙蕖、芙蓉、水芝、水华等。田自秉对于春秋莲鹤方壶上莲花纹的解读是：“莲鹤方壶上的莲花纹样与飞鹤配合，表现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2]河北滦平县战国贵族墓也出土了带有莲瓣纹壶盖的莲瓣壶。佛教传入中土以后，莲花在佛教中被赋予了特殊而神圣的含义。莲花代表“净土”。无量清净尘经云：“无量清净佛，七宝地中生莲花上；夫莲花者，出尘离染，清净无暇”。另传说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降生在莲花上，后在菩提树下成道，因而莲花是佛教修持圆满的标志。南京东郊灵山出土的南朝青瓷莲花尊和北朝青釉莲花尊腹下部都出现了贴花菩提叶一周。佛祖在菩提树下成道，莲花尊上的菩提叶装饰正印证了这一传说广为佛教徒所接受。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传，中国传统的莲花内涵与佛教圣花的含义相融合。在南北朝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人们对于莲花的传统审美意识加上佛教对于莲花的特殊内涵，莲瓣纹纹饰盛行就成为一种必然。虽然纹样外形与之前无多大差别，但是从内在上看已经包含了佛教的一些象征意义。李纪贤认为“莲花作为佛教艺术的圣物之所以受到佛教信徒的崇拜，除了花色、香味之外，大概还有取其地下茎一藕之出淤泥而不染的洁净含义”。信佛民众的增多，佛教寺庙和石窟的大量修建，佛教艺术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莲花和忍冬纹饰也大量的出现在陶瓷装饰上。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大量带有莲瓣纹的碗、罐、尊等陶瓷器实物出土。从众多的出土实物来看，这一时期的莲瓣纹式样大多直接来源于云冈、龙门等石窟的柱基，富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南京东郊灵山出土的一对青瓷莲花尊，尊高85厘米，口径 21厘米，底径20.8厘米。顶置有莲瓣瓣盖，中央有一方钮，钮四周堆塑肥厚短小的覆莲两层，周边饰竖立的三角形锯齿状变形莲瓣一周，下段贴附对称的二龙戏珠和忍冬、莲花图案各两组。腹上部饰模印重瓣覆莲两周，其下是贴花菩提叶一周和刻画瘦长莲瓣纹一周，莲瓣下垂，瓣尖上翘。腹下部饰仰莲纹两层，圈足如一喇叭座，饰覆莲纹两周。各层莲瓣均向外翻卷，丰腴肥硕，整件器物层层叠叠的饰有莲瓣纹，看起来蔚为壮观。
北朝青釉莲花尊
莲花尊南北朝均有实物出土，北朝也出土了一件青釉莲花尊，高67厘米，口径19厘米，足径20厘米。腹部为器物装饰的主要部分，腹部装饰上覆下仰的莲瓣，上部覆莲分为三层，层层叠压，依次延伸，其中第三层莲花瓣尖向外翘起，第2层与第3层莲瓣之间贴印菩提叶一周。下部仰莲分为两层，莲瓣丰满肥硕。足部也堆塑覆莲瓣两层。此尊为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四件莲花尊之一。其形制稍小于青瓷莲花尊，同图2一样，器物周身遍饰莲瓣纹，集贴、印、堆塑、刻划、模印、浮雕等多种装饰技法于一体。这一时期罐也多有出土。
青瓷莲瓣纹盖罐
南京象山王氏家族墓的青瓷莲瓣纹盖罐，通高6.9厘米，底径4厘米。盖面满饰复线莲瓣纹14瓣，分上下两层重叠，下层莲瓣仅露莲尖，罐身上半部分如同盖部满饰复线莲瓣纹。如图六，南朝青釉莲瓣纹盖罐，高28厘米，最大腹径28厘米，口径15厘米，足径16厘米。有一饰双层莲瓣纹盖，莲瓣纹为上下各8瓣，肩部和颈部都饰有莲瓣纹，肩部覆莲纹两重各13瓣，颈部为仰莲纹纹15瓣。河南省濮阳李云墓出土黄釉绿彩刻莲瓣纹四系罐，高23.5厘米，口径7.7厘米，足径8.4厘米。四系之下刻忍冬纹一周，腹部下覆刻莲瓣纹。
黄釉绿彩刻莲瓣纹四系罐
这一时期的莲瓣纹作为陶瓷器上的主要纹饰出现，是主流纹饰。还可作为辅助纹饰使用，刻画于器物的肩部和腹部。
南朝青釉莲瓣纹盖罐
这件出土实物装饰纹饰一改前代的装饰风格，周身饰有丰满的莲瓣纹，莲瓣纹式样与这一时期佛教所用莲瓣纹饰的风格有诸多相似之处。如丰满圆润的莲瓣，仰莲纹和覆莲纹的大量使用。这些纹样风格的使用在云冈、龙门等石窟可以大量看到。
南朝、北朝均有装饰莲瓣纹的陶瓷器物出土，由于地域差异，其风格也略有不同。莲瓣纹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其形制也发生了变化，或变形，或作为一种辅助纹饰出现在器物的肩部、颈部。五代宋初莲瓣纹变成长条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观念的改变，莲瓣纹的宗教意义逐渐减弱，从而成为一种优美的装饰题材。万长林指出：“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莲花已逐渐失去了其宗教含义而成为优美的装饰题材。这种变化反映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审美领域逐渐摆脱宗教意义和神化思想的束缚，而以自然花草为欣赏对象，获得思想上的解放。”
忍冬纹是古代纹饰题材之一。忍冬又称金银花，为多年生长的绿灌木枝叶缠绕，忍董而不凋萎，故而得名。构成方式是以“S”行为基本骨架，在其两边分别生长出双叶或单叶。在陶瓷装饰上以3个叶瓣和一个叶瓣互生于波曲状的茎蔓两侧的图案。常与莲瓣纹相配作为主体纹饰。忍冬纹是由西方传入，东汉末年出现，魏晋南北朝时甚为流行。早期多被用于佛教建筑，随着这一纹饰的广泛运用，经古代工匠流用广泛。“忍冬纹的出现并使用即符合以植物花草来粉饰宗教的要求，又合乎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审美习惯，可谓是中国艺术史上一次了不起的创造。”[6]闫琰在《浅析忍冬纹装饰图案的应用》一文中述到：自从忍冬纹引进之后，优美生动的图案便日益丰富了起来，忍冬纹激发了合乎中国审美理想的新的装饰样式的形成。同时他还认为：忍冬纹被大量的运用于和佛教有关的装饰中，和它的形态变化多样，延绵不断，与佛教的轮回永生之念似有内在的联系。[3]忍冬纹是一种变形植物花纹，是生命及命运树的简写形式，并与象征着佛诞生的莲花一起存在。[4]忍冬纹的出现和佛教入传绝非是一种偶然。加之这一时期，忍冬纹和莲瓣纹搭配同时出现。前文述到南北朝时期的陶瓷器上大多有忍冬纹的存在。
青釉刻花忍冬纹单柄壶
具有代表性的是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南朝青釉刻花忍冬纹单柄壶，高21.3厘米，口径11厘米，足径12.4厘米。此壶纹饰共有3组，肩部及腹下刻仰覆莲瓣各一周，两层莲瓣间，刻忍冬纹，每层纹饰之间隔以弦纹。纹饰层次清晰，线条简洁、明快、流畅。到隋代继续采用忍冬纹，唐代以后，忍冬纹逐渐被缠枝卷蔓的枝叶纹所代替。
佛教传入中国，并相继传播开来。而莲花和忍冬纹这一佛教语言也随之渗透到华夏文明的各个方面。美是提炼出来的一种形式，有它特有的时代背景和审美取向。[5]南北朝时期佛教盛传，佛教艺术的主体纹饰—莲瓣纹、忍冬纹在时代背景和审美取向的基础上成为南北朝时期陶瓷纹饰的主流。
商周秦汉时期的陶瓷
商周时期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瓷器" target="_blank">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期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o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 “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陶瓷中的仙鹤纹饰
在中国工艺美术作品中， 仙鹤是从古到今人们喜闻乐见的重要表现题材。仙鹤是人们喜爱的吉祥鸟， 其幽雅的姿态， 美妙的形体， 给人以清闲脱俗的感受。在历代陶瓷艺术作品中， 民居建筑的木雕、石刻上、 国画、剪纸、家具图案里， 都有仙鹤的图形纹饰。仙鹤图案流传范围广， 造型丰富，在艺术创作中，有重要的地位。
仙鹤声鸣于九天，清脆响亮。翱翔于云空， 临清溪而饮山泉，栖河岸而藏山涧。鹤的姿态飘逸，性情柔静幽娴，有高人隐七之风。在古代传说中，鹤是仙人的坐骑， 园此，被命名为仙鹤。我国地域辽阔，物产书富， 生长着很多珍禽异兽，仙鹤是珍禽中的一种，它又名丹顶鹤。生长在江河湖泽，头顶红冠，呈美丽的丹霞色彩，凤翼鹊尾，全身洁白如雪。性情高雅，神态美丽。 以水泽竹林为生长环境，芦苇、草丛为栖息地，是人们宠爱的观赏鸟。鹤舞九天， 目视遥远，颈纤细，呈优美的弧形，身材修长，高胫制节，长足坚劲，毛羽莹洁。
丹顶鹤风度翩翩，气宇非凡，洁身自好， 有仙风道骨之神态， 有君子的优雅则度。因此，具有高尚品德的贤达之士，被人们誉为“鹤鸣之士”。 “一琴一鹤”是为官清廉的象征。鹤为长寿之鸟，鹤寿无量。人们常以“鹤寿”、 “鹤龄”来作为对德高望 重的．长寿老人的赞誉。在中国文化史上，仙鹤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与神话、道教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神话传说中，老寿星驾鹤凌云；其飘逸的神态为人们所羡慕。古人把鹤称为一品之尊的贵鸟， 与凤凰一样， 享有很高的声誉。
景德镇陶瓷艺术作品， 以仙鹤作为图案装饰，有悠久的历史。宋代影青瓷刻花装饰中， 就有仙鹤图案， 以写实手法雕刻的鹤纹， 与莹润的影青釉相融汇，给人以美丽的感觉。明、清民间青花瓷中， 有很多松鹤图。 明代宣德年间的“松鹤山石、”图盘， 仙鹤气宇轩昂， 神态潇洒地在松林中栖息。景泰年间的“松鹤献寿图”盘，把寿星的悠闲神态与仙鹤的翩跹起舞相衬托， 用笔洒脱，’构图疏密有致。 明代嘉靖年间云鹤图盘， 表现了仙鹤在云天中飞翔的动态， 画面具有浓厚的道教文化特色。 明清时期的青花花鸟画， 有不少是画师从自然风景中观察得到的趣味小景。在山谷幽涧里， 画上一只呜叫的仙鹤， 有超脱凡尘之态。在清代团鹤瓷盘上， 中心是一只仙鹤， 周围画满了山水人物， 将瓷盘在手中旋转， 可以感觉到仙鹤在大自然中展翅飞翔的动态。 隐喻寄情是花鸟去， 在青花瓷画中，仙鹤题材以吉祥寓意为主，也有道教文化内涵。明代嘉靖青花云鹤八卦图瓶中的仙鹤， 由云纹环绕，和八卦相呼应。葫芦瓶的器型与多层次的云鹤装饰珠联璧合，十分和谐，给人以清新的美感。
同样是仙鹤题材， 古今中外的艺术家表现的形式不同，风格各异。画面立意，造型，往往融进了作者的思想情感和艺术今性， 是画家审美情趣的反映。在现代瓷画中， 陶瓷美术家陆云山的粉彩仙鹤，别开生面地把雄鹰的威猛与仙鹤的秀雅相结合，仙鹤的身上，有鲜明的阳刚之气。与众不同的造型，体现了画家的高超技巧。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蓝国华的古彩梅鹤图瓶， 构思新颖，立意巧妙。在梅林中展翅高飞的一对仙鹃，气韵生动。作品把工整妍丽与清秀素雅相结合，在静态中蕴含着飞动的气势。新颖的构图，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产生出清新秀逸的观赏效果。
意境是作品的思想境界与形象的融合体现，形象是意境的基础。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涂序生的《梅妻鹤子》粉彩瓶，表现了宋代诗人林逋与众不同的生活情趣， 作品表现了诗人与仙鹤相伴， 在高大的梅花树下，他仿佛从梅花的高洁中有了感悟。这件作品，人物与仙鹤形神兼备，深远的意境能使人联想到形象之外的含意， 并与作者在心中产生共鸣， 获得美的陶冶。在陶瓷艺术作品中， 仙鹤的文化内涵有四点： 一、超凡脱俗， 具有高士的气质。二、寿高望重，是长寿的象征。三、高雅美德，具有君子雅士之风度。四、祝贺赞颂， “鹤”与“贺”谐音。 陶瓷艺术作品中的仙鹤， 融汇了作者的立意构思，丰富的造型， 不同的表现手法， 把仙鹤的形象表现得美妙精细。仙鹤题材是形象和意蕴的结合， 能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秀丽雅致的仙鹤，令人心旷神怡。
唐代陶瓷中的珍品
邢窑白釉皮囊式壶 通高12.5cm，口径2.2cm，底径12.5cm 壶提包式，上窄下宽，形似袋囊。顶端一侧为短直小流，中间有一曲柄，另一侧饰一曲尾。袋囊的转折处饰有凸起的摺线纹，中间亦饰凸线一道。此壶通体施白釉，在有装饰线的积釉处，釉泛青白色。平砂底，以行草书体刻划工匠名称“徐六师记”四字。此壶的造型源自唐代金银器，具有稳重、大方、实用的特点。 白瓷至唐代已自成一个系统，可与青瓷分庭抗礼，陆羽在《茶经》中以“类银”、“类雪”赞美其釉色之白。它不以纹饰取胜，而注重造型与釉色的相互衬托。唐白瓷以河北邢州所产最负盛名。这件精雕细琢并带有工匠名款的器物是研究唐代白瓷的珍贵的实物资料。
三彩烛台 高29.8cm，口径7cm，足径12cm
烛台分上、下两部分，上盘小，下盘大，中间承以起弦圆柱，圈足外撇，上盘中心立杯形烛座；通体施蓝、黄、绿、白彩釉，底素胎无釉。
烛台的使用早见于春秋时代，《楚辞》中引“室中之观多珍怪，兰高明烛华容备。”战国时已有各式精制的铜烛台，至三国、两晋时，青瓷烛台便已出现，造型颇多。这件唐三彩烛台造型实用古朴，施釉均匀，色彩深沉雅致，又在三彩中点以蓝彩，更增添了器物的华贵韵致，是三彩器的上乘之作。
青釉凤首龙柄壶 通高41.3cm，口径19.3cm，足径10.2cm
壶盖与壶口吻合成凤头状，使得壶整体颇似一只挺立的凤鸟。壶柄塑成一直立的蟠龙，龙口衔住口沿，作窥视探饮状，前肢撑于壶肩部，后肢立于喇叭形底座上。壶体以塑贴和刻划技法装饰。 腹部塑贴主体纹饰两层，上为6个联珠纹圆形开光，内有手舞足蹈的力士，下为宝相花6朵。口沿、颈、肩及胫部饰以联珠纹、莲瓣、卷叶或垂叶纹。各组纹饰间以弦纹相隔。此壶胎体厚重，釉层凝厚，玻璃质感强，带有北朝以来北方青瓷的遗风。其装饰纹样繁复，结构严谨，层次清晰。
六朝至唐代，我国与西亚各国文化交流频繁，波斯的一种鸟首壶传到我国，影响所及，在唐代的青瓷、白瓷及三彩釉陶中出现了凤首壶，其中以这件青釉凤首龙柄壶最为精美。此壶既吸取了波斯萨珊王朝（226-642年）金银器造型的特点，又融入了我国传统的龙凤装饰艺术，集塑贴、模印、刻花、划花等装饰技法于一体，体现了唐代制瓷工匠的高超技艺。
鲁山窑花瓷腰鼓 长58.9cm，鼓面直径22.2cm
腰鼓广口，纤腰，鼓身凸起弦纹7道。通体以花釉为饰，在漆黑匀净的釉面上显现出片片蓝白色斑块，宛如黑色闪缎上的彩饰，优美典雅。
腰鼓是由西域传入中原的一种木腔乐器，历经两晋、南北朝、隋、唐，不仅被吸收进唐乐，且又烧制成陶瓷腰鼓，别具特色。20世纪70年代，故宫博物院与河南省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根据唐人南卓撰《羯鼓录》中有关“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的记载，赴河南鲁山调查窑址，发现了黑釉花瓷腰鼓残片，其特征与传世腰鼓完全一致，从而证实了这件黑釉花瓷腰鼓确系河南鲁山窑制品。
此腰鼓造型硕大规整，线条柔和，纹饰奔放，通体漆黑明亮的黑釉与变幻多姿的蓝白色釉斑相互衬托，如云霞飘渺，似水墨浑融，装饰效果很强，堪称传世唐代瓷器中的精品。
三彩马 高76.5cm
此马两耳上耸，双目圆睁，直立于托板上，表现出伫立时宁静的神态。头戴络头，身披攀胸和鞦带，上挂杏叶形饰物，马背配鞍，外包鞍袱，下衬雕花垫和障泥，尾系花结。通体施白、绿、赭三色釉。此件唐三彩作品造型准确，比例匀称，挺拔有力的四腿刻画得尤其生动。
马在唐朝之所以受到重视，与李唐王朝本身具有游牧民族血统有关。李世民将骑马狩猎视为大丈夫三大乐事之一，让阎立本画出昭陵（唐太宗李世民陵墓）六骏样本，命工匠雕刻成石质浮雕，永远陪伴其左右。唐玄宗李隆基驯养舞马在自己生日的千秋节上应节踢踏，翩翩起舞。诗人李白吟出“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之佳句。马是唐人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唐代墓葬中出土三彩马众多，反映出唐人对马的喜爱（此件展品由郑振铎先生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
邢窑白釉点彩子母狮塑像 高10.8cm，底边长6.3cm
唐代瓷器品种与造型新颖多样。此件白釉子母狮姿态雄健，浑厚古朴，为唐代瓷塑艺术的一件杰作。母狮昂首，两眼凸起，双耳直立，张口露齿，长须卷发，前腿直，后腿曲，尾上卷，伏卧于台上。
母狮两前腿间有一小狮趴卧。狮身皆施白釉，母子双狮眼睛及母狮腿部均点以褐彩。台为正方体形，四周施褐色釉，浓重处呈黑色。
四川窑特色的唐宋异形碗碟
唐、宋六百年，四川是全国政治、经济相对稳定和发达的地区。其间，当四川以外地区发生外敌入侵或内部动乱之时，四川常常是中央朝廷和难民躲避战火的安生之地。这样的历史背景，意味着四川原有的陶瓷文化必然受到南北各地陶瓷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川内外陶瓷工艺技术的交流、融合，从而使唐、宋时期的四川陶瓷更加绚烂多彩，具体表现就是，集全国各地陶瓷风格于一身，无论是器型、釉色、品种、工艺，都有与某一名窑或某一窑系相似的产品。除此之外，四川各瓷窑还有一些川外不太常见的特殊的瓷器造型，既体现了四川陶瓷工艺的地方特色，也展现了四川陶瓷工匠面向市场需求而具备的创造性意识。
多年前，笔者同一些藏友在一民间博物馆交流时，馆主符先生曾拿出一件形如半边葫芦状的大水瓢，让大家鉴评。几乎所有上手过的藏友均认为，这不是圆形水瓢烧变形的产物，而是窑工有意而为之。这样的水瓢实际上，在倾倒水酒等液体时，更方便可靠，液体不容易抛洒、泄漏。
十多年过去了，笔者在收藏实践中发现，唐、宋时期，四川各瓷窑不仅烧制了与普通圆形水瓢有异的半葫芦形大水瓢，而且，也生产了半葫芦形的小水瓢和椭圆形碗、碟等瓷器。
唐代成都青羊宫窑半葫芦形青瓷小水瓢
唐代成都青羊宫窑生产的半葫芦形小水瓢。这个小水瓢是修坯工在圆形碗陶坯的基础上，用右手捧护着碗外壁，用左手的拇指与中指、食指配合相互捏制而成。此器器型规整，合乎比例，旁边看不出一点儿挤压痕迹；水瓢内底的五个垫烧痕，表明是同类器型重叠垫烧而成。如果，这件器物在烧成过程中变形，那么瓢口的两边一定会发生粘连，而导致失败。
唐代邛窑椭圆形绿釉灯盏
唐代四川各窑口均有生产的锅盔碟灯盏。作为四川人普遍喜爱的食物——锅盔，从古到今，都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所以，锅盔碟灯盏也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根据笔者在古玩市场所见，可以肯定，圆形锅盔碟灯盏存世居多，椭圆形锅盔碟灯盏极为少见。古玩市场上，一般藏友遇见此类器物，常常不仔细研究、磋磨，往往误认为是烧夹扁了的次品。其实不然，椭圆形锅盔碟灯盏在实际使用中，更方便把盏中暂时不用的剩油倾倒回油罐，使燃油减少浪费。其制坯工艺则是在圆形锅盔碟素坯基础上，用双手均匀使劲将其捏成椭圆形的。
宋代成都流离厂彩绘花草纹椭圆形碗
宋代成都琉璃厂窑生产的酱黑釉彩绘花草纹椭圆形碗。这种碗的制坯工艺与椭圆形锅盔碟灯盏相似，由于器型大一些，胎薄一些，将圆形改制为椭圆形应该更容易一些。笔者推想：这种椭圆形碗多用于盛装酒水，当古人开怀畅饮、大口饮用酒或水时，酒水不容易从嘴的两边流下，岂不妙哉？
笔者认为，上述具有四川特色的唐、宋瓷器，是古代陶瓷工匠独具匠心的发明、创造，充分体现了古代陶瓷工匠的智慧和使用美学的理念。
上述器物如果是在烧造过程中，或者是由于所烧器物相互挤压，或者是由于器物本身坯体含水量过高即湿度过高，导致变形，通常烧成后的产品，要么是瓷器上有粘连，有疤痕，要么是器型变得不规则，不合比例，没有协调感和美感。这类烧造过程中的次品一般是不会进入消费市场的，而在窑址所在地是很容易看到的。
解析清朝时期的陶瓷产品
17世纪，伴随着茶业贸易及欧洲饮茶风气的盛行，宜兴紫砂壶也相继传八欧洲。乐宾纳在《宜嵌陶艺西渐》一文里写道：“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录，为数约1635件的茶壶在1680年运抵阿姆斯特丹，伏尔卡推测这批茶壶应是宜兴产品。登记簿中载录了1679年由漳州运抵巴达维亚(今日印尼雅加达)的七箱朱泥紫砂茶具及次年由澳门出口的320件花纹朱泥茶壶。花纹”一词可能是指外销欧洲的朱泥壶表面的贴花装饰。同期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记录中，也提及在1699年由拿骚号运抵伦敦的82件朱泥茶壶”。这些茶壶运至欧洲后，立即受到了广泛欣赏。没多久，欧洲的制壶者就开始争相模仿。
外销的宜兴紫砂壶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甚至有多个国家进行仿制。早在1667年（康熙六年），荷兰德尔夫特已出现仿宜兴壶制品，著名的陶瓷大师兰伯特斯·克莱夫斯在1672年发现了仿制印度瓷器（即宜兴朱泥壶）的方法，后经过多年研究，制作仿紫砂壶技术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这就是著名的荷兰ARY．DE．MILDE奔马款仿宜兴壶。英国茶具的制造也始于1672年前后。
据陈椽《茶业通史》记载：“富尔罕（Fulham）陶工知威特（John Dwight）模仿我国宜兴瓷的高火红色茶壶，造出英国最早的茶壶。”德国人也有仿制。1709年3月28日的一个纪念仪式中，德国人波格向其皇帝奥古斯塔斯大帝宣布了六项重要发明，其中包括仿宜兴的“红色瓷器”。
在第二年春天的莱比锡博览会中，波格首次公开展示其伟大发明，当地报章中一段报道说：“有以下数类器皿出售，第一类是各式餐具，如壶、茶杯。一些作品泥色呈暗红色及鲜红，有些胎质坚硬而富于光泽，打磨工细，可与宝石相比。第五类是比较便宜的器具，有点像东印度的陶器（即宜兴陶器），独特含蓄的外形却自成一格，看来比较像红蜡而不像泥，而且特别坚固耐用，如果加以修饰及打磨，直可媲美东印度陶器。”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欧洲荷兰、德国、英国仿制宜兴紫砂壶的水平还是很高的。这些壶泥质细润，流口、颈上、圆足多喜欢镶铜或镶金纹饰，有的还安装环形铜提梁。因黄铜、黄金光亮夺目，整器色调富丽，若再在壶腹上彩绘飞禽花卉或贴塑人物造型，则形态生动，色式俱佳。这些壶式即有宜兴紫砂壶的特点又初步具备了欧洲风格，是欧洲茶具史上重要的过渡类型。
另外清代外销的紫砂壶，在泥料的选配和造型方面变化多样，但绝大多数出于对实用性的考量，造型比较古朴，出水顺畅。其多以朱泥制作，常加以贴花、镂空、泥绘等手法，这也成为了其区别于一般紫砂壶的最重要的三大技法。到了道、咸、同时期，还出现了施釉加彩，这种洋盘的做法，使紫砂器的透气性丧失殆尽。这路东西如今在上海城隍庙的铁画轩等处还能看到，买的人都是老外。
浅谈清代珐琅彩瓷中的诗词与印章
《正文》
雍正朝中期，由于内务府造办处珐琅作烧制的瓷胎画珐琅在制作工艺上出现明显突破，即釉上珐琅彩与底部釉面成功结合，使往后的珐琅彩瓷迅速挣脱单调色地装饰，革新为白地彩绘、诗词、书法、印章等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品。该变化不仅促进、完善了清代彩瓷制作，也成就了珐琅彩瓷旷古未有的艺术生涯。
一.珐琅彩诗词应用的发展与背景
从明清官窑器绘画发展看，器身最早出现文字书写（落款除外）的制品应是明初永宣年间御厂烧制的梵文器。虽然不同于汉字，但该类制品无意中促进了文字在官窑器上的应用。明代中期，除梵文外，官窑器上书写“福寿”、“伍谷丰登”等短语现象也逐渐增多，明末清初景德镇民窑中文字书写尤其盛行，并影响了清初官窑制作风格。康熙时期景德镇御厂制作了一些书写《赤壁赋》、《圣主得贤臣颂》等历史名篇的笔筒，还成功烧制了十二花神杯等绘画、诗词、印章于一身，文人气浓厚的官窑精品。可惜康熙后期珐琅彩瓷制作工艺并不完善，色地彩釉上难以书写诗文，局限了诗印在珐琅彩瓷中的应用。否则，该类装饰风格珐琅彩瓷的制作出现就不会推迟到雍正中期。
随着雍正七年二月十九日，御厂督陶官年希尧开始大量进贡“有釉水磁器”，表明造办处已经能够熟练烧制白地有釉珐琅彩瓷。同时，雍正帝又是文雅之人，他的积极参与与配合无疑加速了诗词、绘画、工艺等各项指标的提升，极大程度影响了当时瓷胎画珐琅的制作。
二.雍乾珐琅彩诗词的分类与出处
雍正中期至乾隆朝，题诗珐琅彩瓷涉及的五言、七言律诗很多，所属年代久远，进一步研究它们对解析当时珐琅彩瓷设计关系很深。通过对所用诗词的整理，笔者把“已查明出处的”细分为“完全引用”与“部分引用”两种。
1.完全引用
“完全引用”类诗词在历代文献中可以找到确凿出处，除某字、词可能略有变化外，基本引用原句原意，与器物上的绘画题材相互衬托、搭配。这些诗词以唐诗最多，西汉、隋、宋、元、明时期的相对较少，这与唐诗久负盛名关系极深。
1）西汉诗词：
“芳蕊経時雪裏開”出自《尔雅》的《芳蕊经时雪里开》，原诗为：“羞梅入夜风中寐，芳蕊经时雪里开。俏傲枝头香四海，冰清玉洁待春来。”
“只言花是雪，不悟有香来。”出自西汉诗人苏武的《梅花落》，原诗为：“中庭一树梅，寒多叶未开。只言花是雪，不悟有香来。上郡春恆晚，高楼年易催。织书偏有意，教逐锦文回。”
2）隋代诗词：
“新枝含浅緑，暁萼散軽紅。”出自隋代诗人魏澹的《咏石榴诗》，原诗为：“分根金谷里，移植广庭中。新枝含浅绿，晚萼散轻红。影入环阶水，香随度隙风。路远无由寄，徒念春闺空。”
3）唐代诗词：
“嫩蕊包金粉”与“嫩蕊包金粉，重葩結繍雲。”均出自唐代诗人韩琮的《牡丹》，原诗为：“残花何处藏，尽在牡丹房。嫩蕊包金粉，重葩结绣囊。云凝巫峡梦，簾闭景阳妆。应恨年华促，迟迟待日长。”（原诗中“囊”被后人改为“雲”）
“香傳少女風”与“色湛仙人露，香傳少女風。”均出自唐代诗人李峤的《萱》，原诗为：“徒步寻芳草，忘忧自结丛。黄英开养性，绿叶正依笼。色湛仙人露，香传少女风。还依北堂下，曹植动文雄。”
“粧面廻青鏡，歌塵起畫梁。”出自唐代诗人李峤的《梅》，原诗为：“大庾敛寒光，南枝独早芳。雪含朝暝色，风引去来香。妆面回青镜，歌尘起画梁。若能遥止渴，何暇泛琼浆。”
“樹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遥。”出自唐代诗人李峤的《侍宴长宁公主东庄应制》，原诗为：“别业临青甸，鸣銮降紫霄。长筵鹓鹭集，仙管凤凰调。树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遥。承恩咸已醉，恋赏未还镳。”
“枝生無限月，花満自然秋。”出自唐代诗人李峤的《桂》，原诗为：“未殖银宫里，宁移玉殿幽。枝生无限月，花满自然秋。侠客条为马，仙人叶作舟。愿君期道术，攀折可淹留。”
“粉著蜂鬚膩，光凝蝶翅明。”出自唐代诗人朱庆馀的《题蔷薇花》，原诗为：“四面垂条密，浮阴入夏清。绿攒伤手刺，红堕断肠英。粉著蜂须腻，光凝蝶翅明。雨中看亦好，况复值初晴。”
“雲霞交瑞色，草树喜春容。”出自唐代诗人张说的《侍宴浐水赋得浓字》，原诗为：“千行发御柳，一叶下仙筇。青浦宸游至，朱城佳气浓。云霞交暮色，草树喜春容。蔼蔼天旗转，清笳入九重。”（原诗中“暮”被后人改为“瑞”）
“蝋珠攢作蒂”与“蝋珠攢作蒂，緗綵剪成藂。”均出自唐代诗人温庭筠的《海榴》，原诗为：“海榴开似火，先解报春风。叶乱裁笺绿，花宜插鬓红。蜡珠攒作蒂，缃彩剪成丛。郑驿多归思，相期一笑同。”
“分黄倶笑日，含翠共揺風。”出自唐代诗人骆宾王的《秋晨同淄川毛司马秋九咏·秋菊》，原诗为：“擢秀三秋晚，开芳十步中。分黄俱笑日，含翠共摇风。碎影涵流动，浮香隔岸通。金翘徒可泛，玉斝竟谁同。”
“色连鸡树近，影落鳳池深。”出自唐代诗人卢象的《和徐侍郎丛筱咏（一作蒋涣诗）》，原诗为：“中禁夕沉沉，幽篁别作林。色连鸡树近，影落凤池深。为重凌霜节，能虚应物心。年年承雨露，长对紫庭阴。”
“野含时雨润，山杂夏云多。”出自唐代诗人宋之问的《夏日仙萼亭应制》，原诗为：“高岭逼星河，乘舆此日过。野含时雨润，山杂夏云多。睿藻光岩穴，宸襟洽薜萝。悠然小天下，归路满笙歌。”
“動揺金翠尾，飛舞玉池陰。”出自唐代诗人武元衡的《四川使宅有韦令公时孔雀…妓兴嗟久之因赋此诗用广其意》，原诗为：“荀令昔居此，故巢留越禽。动摇金翠尾，飞舞碧梧阴。上客彻瑶瑟，美人伤蕙心。会因南国使，得放海云深。”（原诗中“碧梧”被改为“玉池”。）
“細枝清玉润，繁蕊碎金香。”出自唐代诗人广宣的《九月菊花咏应制（一作清江诗）》，原诗为：“可讶东篱菊，能知节候芳。细枝青玉润，繁蕊碎金香。爽气浮朝露，浓姿带夜霜。泛杯传寿酒，应共乐时康。”
“雨洗娟娟净，風吹細細香。”出自唐代诗人杜甫的《严郑公宅同咏竹（得香字）》，原诗为：“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色侵书帙晚，阴过酒樽凉。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
“軽盈照渓水，掩斂下瑶台。”出自唐代诗人杜甫的《梅》，原诗为：“轻盈照溪水，掩敛下瑶台。妒雪聊相比，欺春不逐来。偶同佳客见，似为冻醪开。若在秦楼畔，堪为弄玉媒。”
“山情因月甚，詩語入秋高。”出自唐代诗人张籍的《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 录三》，原诗为：“自知清静好，不要问时豪。就石安琴枕，松枯压酒槽。山晴因月甚，诗语入秋高。身外无余事，唯应笔砚劳。闲堂新埽洒，称是早秋天。书客多呈帖，琴僧与合弦。莎台乘晚上，竹院就涼眠。终日无忙事，还应似得仙。林下无拘束，闲行放性灵。好时开药竈，高处置琴亭。更撰居山记，唯寻相鹤经。初当授衣假，无吏挽门铃。”
“睡軽旋覚松花落，舞罷閒聴澗水流。”出自唐代诗人郑谷的《鹤》，原诗为：“一自王乔放自由，俗人行处懒回头。睡轻旋觉松花堕，舞罢闲听涧水流。羽翼光明欺积雪，风神洒落占高秋。应嫌白鹭无仙骨，长伴渔翁宿苇洲。”（原诗中“堕”被改为“落”。）
“細枝凉叶动，极浦早鸿声。”出自唐代诗人郎士元的《酬萧二十七侍御初秋言怀》，原诗为：“楚客秋多兴，江林月渐生。细枝凉叶动，极浦早鸿声。胜赏睽前夕，新诗报远情。曲高惭和者，惆怅闭寒城。”
“浦浄漁舟遠，花飛樵路香。”出自唐代诗人韦述的《春日山庄》，原诗为：“初岁开韶月，田家喜载阳。晚晴摇水态，迟景荡山光。浦净渔舟远，花飞樵路香。自然成野趣，都使俗情忘。”
“一叢嬋娟色，四面清冷風。”出自唐代诗人杨巨源的《池上竹》，原诗为：“一丛婵娟色，四面清冷波。气润晚烟重，光闲秋露多。翠筠入疏柳，清影拂圆荷。岁晏琅玕实，心期有凤过。”（原诗中“波”被改为“风”）
“风光新社燕，时节旧春浓”出自唐代诗人薛能的《桃花》，原诗为：“香色自天种，千年岂易逢。开齐全未落，繁极欲相重。冷湿朝如淡，晴干午更浓。风光新社燕，时节旧春农。篱落欹临竹，亭台盛间松。乱缘堪羡蚁，深入不如蜂。有影宜暄煦，无言自冶容。洞连非俗世，溪静接仙踪。子熟河应变，根盘土已封。西王潜爱惜，东朔盗过从。醉席眠英好，题诗恋景慵。芳菲聊一望，何必在临邛。”（原诗中“农”被后人写做“浓”。）
“一枝穠艶留教住，幾処春風借與飛。”出自唐代诗人徐夤的《蝴蝶二首》，原诗为：“缥缈青虫脱壳微，不堪烟重雨霏霏。一枝秾艳留教住，几处春风借与飞。防患每忧鸡雀口，怜香偏绕绮罗衣。无情岂解关魂梦，莫信庄周说是非。拂绿穿红丽日长，一生心事住春光。最嫌神女来行雨，爱伴西施去采香。风定只应攒蕊粉，夜寒长是宿花房。鸣蝉性分殊迂阔，空解三秋噪夕阳。”
4）宋代诗词：
“連村多緑樹，長日囀黄鸝。”出自宋代诗人戴昺的《初夏郊行》，原诗为：“晴雨天難測，寒晅氣未齊。連村多綠樹，終日囀黃鸝。田水衝塍斷，山雲著地低。偶隨農叟語，不覺過橋西。”（原诗中“终”被珐琅作改为“长”）
“数枝横翠竹，一夜遶朱闌。”出自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和罗巨济山居十咏》，原诗为：“园花皆手植，梅叶独禁寒。色与香无价，飞和雪作团。数枝横翠竹，一夜遶朱闌。不惜吟边苦，收将句里看。”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出自宋代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送林子方》，原诗为：“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夕吹撩寒馥，晨曦透暖光。”也是出自杨万里的《腊梅》，原诗为：“栗玉圆雕蕾，金锺细著行。来从真蜡国，自号小黄香。夕吹撩寒馥，晨曦透暖光。南枝本同姓，唤我作它扬。”
“一派讙聲和鼓吹，六街燈火楽昇平。” 出自宋代诗人朱淑贞的《元夜诗》，原诗为：“月满今宵霄色澄，深沉帘幕管弦清。夸毫斗彩连仙馆，随翠遗珠满帝城。一派讙聲和鼓吹，六街燈火楽昇平。归禁漏余三四声，窗上梅花瘦影横。”
5）元代诗词：
“非烟非霧一林碧，似雨似晴三径涼。”出自元代诗人白珽的《竹阴》，原诗为：“占断人间潇洒地，全身水墨画筼筜。非烟非雾一林碧，似雨似晴三径凉。翠袖佳人黯空谷，白须道士隐南塘。数竿醉日君须记，移向西轩补夕阳。”
“晩峰晴露巓”出自元代诗人高克恭的《种笔亭题画》，原诗为：“积雨暗林屋，晩峰晴露巓。扁舟入蘋渚，浮动一溪烟。”
6）明代诗词：
“秀擢三秋幹，奇分五色葩。”出自明代诗人申時行的《菊》，原诗为：“誅茅疏野徑，種菊擬山家。秀擢三秋幹，奇分五色葩。凌霜畱晚節，殿嵗奪春華，為道餐英好，東籬興獨賒。”
“粧凝朝日麗，香逐晩風多。”出自明代诗人申時行的《莲花》，原诗为：“碧沼停寒玉，红蕖映绿波。妆凝朝日丽，香逐晚风多。游戏金鳞出，飞扬翠羽过。纳凉依水榭，还续采莲歌。”
“影轉團團月，香含細細風。”出自明代诗人薛蕙的《海棠畫扇》，原诗为：“西蜀繁花樹，春深亂蘂紅。還憐彩扇上，宛似錦城中。影轉團團月，香含細細風。江淹才力減，賦爾若為工。”
“迎风似逐歌声起”与“宿雨那経舞袖垂”均出自明代诗人徐茂吴的《咏虞美人》，原诗为：“红颜一日尽江湄，芳草能传易代姿。尚想施朱留片萼，翻疑化碧有单枝。迎风似逐歌声起，宿雨那经舞袖垂。微艳莫教轻委地，徘徊犹似美人贻。”
7）其它诗词：
“蹊上紅泉分径路，山中香雨有神仙。”出自钱谦益编选《列朝诗集》中的《题武夷》，原诗为：“初闻鸡犬异人间，渐入青霞细可怜。蹊上紅泉分径路，山中香雨有神仙。每逢水尽奇峰出，若为天回曲道前。一鉴澄潭思千古，谁当先扫石炉烟。”
“青扶承露蕊，红妥出栏枝。”也出自该诗集中的《苏子川宅观芍药》，原诗为：“为掩群芳色，开花独后时。青扶承露蕊，红妥出阑枝。绰约东怜子，风流郑国诗。合欢还有恨，名字是将离。”
2.部分引用
“部分引用”是设计者对原诗句进行添加、修改得来，目的使所题写的诗词与器物中的绘画图案相互吻合。例如：
“幾度送風臨玉戸，逐時傳喜上瑤墀。”是根据唐代诗人韩溉的《鹊》修改而来，原诗为：“才见离巢羽翼开，尽能轻飏出尘埃。人间树好纷纷占，天上桥成草草回。几度送风临玉户，一时传喜到妆台。若教颜色如霜雪，应与清平作瑞来。”
“数枝榮艶足，長占四時春。”与“勁節亭亭千尺緑，芳枝長占四時春。”都是根据唐代诗人沈传师的《赠毛仙翁》修改而来，原诗为：“安期何事出云烟，为把仙方与世传。只向人间称百岁，谁知洞里过千年。青牛到日迎方朔，丹灶开时共稚川。更说桃源更深处，异花长占四时天。”据说北京故宫延春阁有副对联为：“奇石尽含千古秀，好花长占四时春。”估计也与该诗有些关联。
“数竿風葉影，低暎小花紅。”是根据唐代诗人李咸用的《庭竹》修改而来，原诗为：“嫩绿与老碧，森然庭砌中。坐销三伏景，吟起数竿風。葉影重还密，梢声远或通。更期春共看，桃暎小花紅。”
“青青自帯山中色，藹藹長含洞裡春。”是根据唐代诗人李正封的《贡院楼北新栽小松》修改而来，原诗为：“青苍初得地，华省植来新。尚带山中色，犹含洞里春。近楼依北户，隐砌净游尘。鹤寿应成盖，龙形未有鳞。为梁资大厦，封爵耻嬴秦。幸此观光日，清风屡得亲。”
“鵲鳴傳喜氣”与“鵲鳴傳喜氣，鸜語報秋光。”应是出自宋代許顗所著《彦周诗话》中的“天上飛來兩烏鵲，為傳喜色到人間。”
“玉剪穿花過，霓裳帯月帰。”出自明代诗人申使行的《應制題扇》，原诗为：“羣芳爛熳吐春輝，雙燕差池雪羽飛。玳瑁梁間寒色瑩，水晶簾外曙光微。輕翻玉剪穿花過，試舞霓裳帯月帰。一自銜恩金屋裏，年年送喜傍慈幃。”可以看出后人对原诗做了删改。
“露浥黄花得意香”出自明代诗人陆深的《陆深题画诗》，原诗为：“谁传徐赵手，写此秋一幅。黄花得意香，芙蓉映江绿。”后人在原诗上略微做了添加处理。
“春暖芝蘭花自香”与“雲深瓊島開仙逕，春暖芝蘭花自香。”均出自明代诗人叶子奇的《塘上闻兰香》，原诗为：“大谷空无人，芝兰花自香。寻根竟不见，茅草如人长。”
“百囀千聲随意好，琪花瓊草逐時新。”可能是根据北宋诗人欧阳修的《画眉鸟》修改而来，原诗为：“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仔细观察这些诗词出处，就会发现绘画内容必然与原诗一致，即画梅引用梅诗、画竹引用竹诗、画莲引用莲诗，决不会出现错乱情况。
3.其它
诗词中还也有一些暂未查明出处的，随着日后手边文献资料不断增多，相信都应该找到来由。这些诗词主要有：
1.晴日舞翔莺
2.歳歳占長春
3.碧树俯清流
4.翠蕊開長夏，佳音報好秋。
5.介如君子德，韵似美人粧。
6.月幌見疎影，墨池聞暗香。
7.微風舒露臉，小雨湿烟鬢。
8.拂羽瓊花麗，穿林寶樹垂。
9.葱翠知何似，朝陽見鳳毛。
10.風天吟綵鳳，晴日舞翔鸞。
11.朝朝籠麗月，歳歳占長春。
12.鵲鳴傳喜氣，鸜語報秋光。
13.鮮鮮叢葉茂，燦燦瑞英芳。
14.丹宝瑶光接，仙根玉露滋。
15.吴天枫叶落，六出舞霏霏。独有江湖客，飘然风雪矶。披蓑不知冷，把钓欲忘归。仿佛富春畔，伊人是也非。
16.露香秋色浅深中
17.仙楼綺閣環瀛漢
18.也教蘆蓼遠依行
19.淡妝踈影両依依
20.日麗芳藂呈瑞色
21.風喧蘆葦自飛鳴
22.上林苑裏春長在
23.长日香风细细吹
24.艳阳轻雨湿芳菲
25.一江緑水浮嵐影，両墀青山夾翠濤。
26.翠绕南山同一色，绿围沧海绿无边。
27.永奠金甌開寿域，昇平同楽萬年春。
28.素萼枝枝封蜜蝋，明珠顆顆迸珊瑚。
29.暎水却疑乗浪暖，縁堐故是倚雲栽。
30.塔光倒暎千人石，寺影遥連萬井煙。
31.翠葉纔分清露潤，鳳雛時送好音多。
32.盛世鳳凰應紀暦，羽儀四佐協綱常。
33.歳歳彩筵雕几上，歓聞百勝報双鵪。
34.灵禽送喜梅花上，一个依时报一声。
35.斜依風葦藂藂裊，遠颺煙波渺渺平。
36.萬物光輝占大有，九衢煕皞楽昇平。
37.上林苑裏春長在，三友連枝作寿図。
38.可人鸜鹆知春色，長占東風第一枝。
39.仙楼綺閣環瀛漢，鳳艑龍舸遶翠流。
三.雍乾珐琅彩瓷的印章
题写诗词的珐琅彩瓷中，印章也必不可少，两者基本形影不离。从这点看，已经与古代书画的装饰方式非常接近了。
1.印章与图案题材的搭配
与诗词相比，印章方面显得简单很多。大多情况下句首一印与句末两印共三印组成。句首为阳文，句末或皆为阳文，或一阴一阳，三章都与所引诗词、绘画相互联系。少数情况下仅用一印或两印。为简洁说明前后印章与图案绘画间关系，特整理列表如下：
/句首印章/ *句末印章~绘画主图案
/佳丽/ *金成、旭映；四時、長春；寿古、香清；~石榴、牡丹、萱草、蔷薇、柳燕、菊、莲、
*碧霞、旭映；翠鋪、霞映；旭、映；香清、君子~海棠、梅竹、虞美人、芝兰、腊梅、月季等。
/先春/*寿古、君子；寿古、香清；~梅、腊梅等。
/寿如/ *山高、水長；山、高；水、長；四时、長春；水長；~山水、楼阁等。
/高致/*碧露、秋水；秋水； ~秋菊、秋景、桂、鹤等。
/翔采/*彬然、君子；翠鋪、霞映；寿古、香清；君子；~竹、孔雀、鹊等。
/郁心/*寿奇、香逸；寿、奇；~芝兰等。
/仁化/*山高、水長； ~山水、桃、雁等。
/三秀/*四时、長春； ~松、竹、梅等。
/春和/*翠鋪、旭映； ~萱、芍药等。
/太平/*盛、世； ~人物等。
/仁和/*四方、清宴； ~雁、鹌鹑等。
2.印章解释
珐琅彩瓷中使用最多的是“佳丽”句首印，有美好之意；与之搭配的主要有“金成”、“旭映”等。“金”为“秋天”，“成”为“茂盛”，“金成”即指秋天植物茂盛的样子。“彬然”为“文質兼備貌。”古代有“文質彬彬，然后君子”之说，应用在竹纹题材中比较多。“仁政”为“善政的標準”，“四方”为“天下各所”。“三秀”是“芝蘭的総称”，“香清”有“香味之意”，也是古代女子物品及女子的代称，二者在绘画芝兰时经常使用。“清宴”为“単純、清静的宴席”。“郁心”为“温暖的心”。“四時”为“四季；君子的四時，朝，聴政；昼，訪問；夕，修令；夜，安身”。总体看，印章各有深意，用词不俗。
四.图案题材与诗词、印章间的联系
根据以上整理的诗词、印章，再联系器物的绘画题材，可以简单发现三者间关系。如：牡丹图案多用“嫩蕊包金粉”、“嫩蕊包金粉，重葩結繍雲。”等描写牡丹的古诗句；菊图案多用“秀擢三秋幹，奇分五色葩。”、“露香秋色浅深中”、“分黄倶笑日，含翠共揺風。”等咏菊古诗句。这些花卉图案中习惯使用“佳丽”、“金成”、“旭映”等印章；竹图案惯用“数枝榮艶足，長占四時春。”、“数枝横翠竹，一夜遶朱闌。”、“数竿風葉影，低暎小花紅。”等咏竹古诗句，印章则习惯使用“翔采”、“彬然”、“君子”等。山水题材喜欢使用“樹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遥。”、“蹊上紅泉分径路，山中香雨有神仙。”、“細枝涼夜勁，極浦早鴻聲”、“晩峰晴露巓”、“野含时雨润，山杂夏云多。”等古代描写自然山水的诗句，印章偏用“寿如”、“山高”、“水长”等。......。
可以看出，制作者根据绘画内容选择吻合的历代诗词，再搭配恰当的篆体印章，三者形成紧密联系。这一使用规律印证了清档中雍正九年四月十七日记载的：“内務府总管海望持出白磁碗一对、奉旨：著将此碗上多半面画緑竹、少半面著戴临選诗句題写。地章或本色，或配緑竹，或淡红色、或何色，酎量配合烧珐琅。钦此。”，进一步表明这些顶级艺术载体自绘画题材、至诗词印章都是经过设计者深思熟虑酝酿而来。同时，了解这些诗词印章使用特点对鉴别珐琅彩瓷也会起到很大补助作用。
《全文完》
附各朝诗词作者简介：
西汉：
1.苏武： (前140—前60)字子卿， 杜陵 (今 陕西 西安 西南)人， 代郡 太守 ， 苏建 之子。早年以父荫为郎，稍迁中厩监。 天汉 元年(前100)拜 中郎将 。
隋：
1.魏澹，字彦深，巨鹿下曲阳人也。祖鸾，魏光州刺史。父季景，齐大司农卿， 称为著姓，世以文学自业。澹年十五而孤，专精好学，博涉经史，善属文，词采赡 逸。齐博陵王济闻其名，引为记室。及琅邪王俨为京畿大都督，以澹为铠曹参军， 转殿中侍御史。寻与尚书左仆射魏收、吏部尚书阳休之、国子博士熊安生同修《五 礼》。又与诸学士撰《御览》，书成，除殿中郎中、中书舍人。复与李德林俱修国 史。周武帝平齐，授纳言中士。及高祖受禅，出为行台礼部侍郎。寻为散骑常侍、 聘陈主使。还除太子舍人。废太子勇深礼遇之，屡加优锡，令注《庾信集》，复撰 《笑苑》、《词林集》，世称其博物。数年，迁著作郎，仍为太子学士。
唐：
1.韩琮：字成封，初为陈许节度判官，后历中书舍人，湖南观察使。诗一卷。
2.朱庆馀：名可久，以字行，越州人。受知于张籍，登宝历进士第。诗二卷。
3.李峤：字巨山，赵州赞皇人。儿时梦人遗双笔，由是有文辞。弱冠擢进士第，始调安定尉，举制策甲科。武后时，官凤阁舍人。每有大手笔，皆特命峤为之。累迁鸾台侍郎，知政事，封赵国公。景龙中，以特进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睿宗立，出刺怀州。明皇贬为滁州别驾，改庐州。峤富于才思，初与王杨接踵，中与崔苏齐名，晚诸人没，独为文章宿老，一时学者取法焉。集五十卷，今编诗五卷。
4.张说：字道济，一字说之，洛阳人。武后策贤良方正，说所对第一。授左补阙，擢凤阁舍人。忤旨，配流钦州。中宗召还，累迁工部、兵部侍郎，修文馆学士。睿宗拜为中书侍郎，知政事。开元初，进中书令，封燕国公。寻出刺相州，左转岳州，召拜兵部尚书，知政事，敕令巡边。后为集贤院学士，尚书左丞相。卒谥文贞。说为人敦气义，重然诺，喜延纳后进，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与苏颋号燕许大手笔。谪岳州后，诗益凄惋，人谓得江山之助。集三十卷，内诗九卷，今编诗五卷。
5.温庭筠：本名岐，字飞卿，太原人，宰相彦博裔孙。少敏悟，才思艳丽，韵格清拔，工为词章小赋，与李商隐皆有名，称温李。然行无检幅，数举进士不第。思神速，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成，时号温八叉。徐商镇襄阳，署为巡官，不得志去，归江东。后商知政事，颇右之，欲白用。会商罢相，杨收疾之，贬方城尉，再迁隋县尉卒。集二十八卷，今编诗为九卷。
6.骆宾王：义乌人。七岁能属文，尤妙于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初为道王府属，历武功主簿，又调长安主簿。武后时，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去。徐敬业举义，署为府属，为敬业草檄，斥武后罪状。后读之，矍然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业事败，宾王亡命，不知所终。中宗时，诏求其文，得数百篇，集成十卷。今编诗为三卷。
7.卢象：字纬卿，汶水人。开元中，由前进士补秘书郎，转右卫仓曹掾。丞相张九龄深器之，擢左补阙、河南府司录、司勋员外郎，名盛气高，少所卑下，为飞语所中。左迁齐、邠、郑三郡司马，入为膳部员外郎。禄山之乱，象受伪署，贬永州司户。起为主客员外郎，道病卒。集十二卷，今编诗一卷。
8.宋之问，一名少连。字延清，虢州弘农人。弱冠知名。初征，令与杨炯分直内教。俄授雒州参军，累转尚方监丞，预修《三教珠英》。后坐附张易之，左迁泷州参军。武三思用事，起为鸿胪丞。景龙中，再转考功员外郎。时中宗增置修文馆学士，之问与薛稷、杜审言首膺其选，转越州长史。睿宗即位，徙钦州，寻赐死。集十卷，今编诗三卷。
9.武元衡：字伯苍，河南缑氏人。建中四年，登进士第，累辟使府，至监察御史，后改华原县令。德宗知其才，召授比部员外郎。岁内，三迁至右司郎中，寻擢御史中丞。顺宗立，罢为右庶子。宪宗即位，复前官，进户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寻出为剑南节度使。八年，征还秉政，早朝为盗所害，赠司徒，谥忠愍。《临淮集》十卷，今编诗二卷。
10.沈传师：字子言，吴人。贞元末登第，历官拾遗、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宝历中，由尚书右丞出为宣歙观察使，复入为吏部侍郎。有才行，工楷法。诗五首。
11.李咸用：与来鹏同时，工诗，不第，尝应辟为推官。有《披沙集》六卷，今编为三卷。
12.广宣：姓廖氏，蜀中人。与刘禹锡最善，元和、长庆两朝，并为内供奉，赐居安国寺红楼院，有《红楼集》。今存诗十七首，编为一卷。
13.杜甫：字子美，其先襄阳人，曾祖依艺为巩令，因居巩。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后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安禄山陷京师，肃宗即位灵武，甫自贼中遁赴行在，拜左拾遗。以论救房琯，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乱，寓居同州同谷县，身自负薪采梠，餔糒不给。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道阻不赴。严武镇成都，奏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武与甫世旧，待遇甚厚。乃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枕江结庐，纵酒啸歌其中。武卒，甫无所依，乃之东蜀就高適。既至而適卒。是岁，蜀帅相攻杀，蜀大扰。甫携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亦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卒年五十九。元和中，归葬偃师首阳山，元稹志其墓。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旧集诗文共六十卷，今编诗十九卷。
14.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太和二年，擢进士第，复举贤良方正。沈传师表为江西团练府巡官，又为牛僧孺淮南节度府掌书记，擢监察御史。移疾，分司东都，以弟顗病弃官。复为宣州团练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累迁左补阙、史馆修撰。改膳部员外郎。历黄、池、睦三州刺史。入为司勋员外郎，常兼史职，改吏部，复乞为湖州刺史。逾年，拜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卒。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其诗情致豪迈，人号为小杜，以别甫云。《樊川》诗四卷，《外集》诗一卷，《别集》诗一卷，今编为八卷。
15.韩溉：江南人。诗一卷，今存七首。
16.郑谷：字守愚，袁州人。光启三年擢第，官右拾遗，历都官郎中。幼即能诗，名盛唐末。有《云台编》三卷，《宜阳集》三卷，《外集》三卷，今编诗四卷。
17.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天宝十五载擢进士第。宝应初，选畿县官，诏试中书，补渭南尉。历右拾遗，出为郢州刺史。与钱起齐名。自丞相以下，出使作牧，二君无诗祖饯，时论鄙之，故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集二卷。今编诗一卷。
18.韦述：京兆人。家有书二千卷，儿时记览皆遍。缀文，操牍便就。举进士时甚少，仪形眇小。考功郎宋之问曰：“韦学士童年有何事业？”对曰：“性好著书。”之问曰：“本求异才，果得迁、固。”开元中，诏马怀素编次图书。乃奏用元行冲、齐浣、王珣、吴兢并述等二十六人，同于秘阁详录四部书，五年而成。述好谱学，又于柳冲《姓族系录》外，撰《开元谱》二十卷。张说引为集贤院直学士，累迁尚书工部侍郎。在书府四十年，居史职二十年。勒成国史，事简记详。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后陷贼，流渝州卒。诗四首。
19.徐夤：
20.张籍：(768-830?)，字文昌，原籍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少时侨寓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贞元十五年进士，历任太常寺太祝，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职，故世称“张水郎”或“张司业”。又因其家境穷困，眼疾严重故孟郊称他为“穷瞎张太祝”。是韩愈的学生，诗多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颇得白居易推重，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
21.杨巨源，字景山，河中人。贞元五年擢进士第，为张弘靖从事，由秘书郎擢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出为凤翔少尹。复召除国子司业，年七十致仕归，时宰白以为河中少尹，食其禄终身。集五卷。今编诗一卷。
22.薛能，字太拙，汾州人，登会昌六年进士第。大中末，书判中选，补盩厔尉。李福镇滑，表署观察判官，历御史、都官刑部员外郎。福徙西蜀，奏以自副。咸通中，摄嘉州刺史，迁主客、度支、刑部郎中，权知京兆尹事，授工部尚书，节度徐州，徙忠武。广明元年，徐军戍溵水，经许，能以旧军，馆之城中。军惧见袭，大将周岌乘众疑逐能，自称留后，因屠其家。能僻于诗，日赋一章，有集十卷，今编诗四卷。
宋：
1.欧阳修： (1007～1072年)】 北宋 时期 政治家 、 文学家 散文家，和诗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谥号“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集》 吉州 永丰 （今属 江西 ）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 庐陵郡 。
2.朱淑贞： 南宋 女词人朱淑贞“幼警慧”“善读书”，但一生爱情郁郁不得志。“
3.杨万里： （1127－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吉水县）人。 南宋 杰出的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中进士。授赣州司户，后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得见谪居在永州的张浚，多受勉励教诲。孝宗即位后，张浚入相，即荐万里为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即遭父丧，服满后改知奉新县。乾道六年（1170年）任国子博士，开始作京官，不久迁太常丞，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年）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曾镇压沈师起义军，升为广东提点刑狱。不久，遭母丧去任，召还为吏部员外郎，升郎中。十二年（1185年）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极论时政十事，劝谏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坚决反对一些人提出的放弃两淮、退保长江的误国建议，主张选用人才，积极备战。次年，任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十四年（1187年），迁秘书少监。高宗崩，万里因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事，指斥洪迈“指鹿为马”，惹恼了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绍熙元年（1190年），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终因孝宗对他不满，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朝廷欲在江南诸郡行铁钱，万里以为不便民，拒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万里见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遂不赴任，乞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祠禄，等于退休）而归，从此不再出仕，朝命几次召他赴京，均辞而不往。开僖二年（1206年），因痛恨 韩侂胄 弄权误国，忧愤而死，官终宝谟阁文士，谥“文节”。
4.許顗
元：
1.白珽：一二四八至一三二八，字廷玉，钱塘（今杭州）人。官至兰溪州判官。所居西湖，有泉自天竺来，及门而汇，榜之曰湛渊，因以自号。晚归老栖霞，又号栖霞山人。长于诗文，书学米芾。卒年八十一。《书史会要》、《潜溪集》。
2.高克恭: 中国 元代 画家。清河书画舫作名士安。 回族 。字彦敬，号房山道人， 大都 (今 北京 )房山人。曾任刑部主事、大名路总管、太中大夫。擅山水 、墨竹，尤精云山。山水师法米芾父子，后参以董源、巨然 、李成等人画法，形成笔墨凝重苍浑，淋漓酣畅的独特风格 。墨竹师法王庭筠，并结合赵孟頫、李等画竹名家之长，笔法凝练，墨气清润，颇得竹之亭亭玉立的萧爽姿态。合诸家之长，自成一格，被推崇为 “当代第一”。有《云横秀岭图》、《春山晴霭图》、《春云晓霭图》、《墨竹坡石图》等传世。
明：
1.申時行： (1535－1614)字汝默，號瑤泉，晚號休休居士，長洲人。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第一，授修撰，以文字受知張居正，萬曆中累官吏部尚書，繼張四維為首輔，政務寬大，世稱長者。然務承帝意，不能大有建立。時鄭貴妃生子常洵，頗萌奪嫡意，時行屢請建儲，不從。會內閣亦有疏入，首列時行名，時行方在告，密疏辨之，言官論其巧避首事，排陷同官，求罷歸。萬曆四十二年卒，年八十，有賜閒堂集。
2.叶子奇：明代学者。反对佛、道思想，著有《草木子》4卷，其中记载元末红巾军起义事迹颇详。
3.陆深：１４７７～１５４４，明藏书家、学者。初名陆荣。字子渊，号俨山。上海人。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年）进士，嘉靖中为太常卿兼侍读学士，官至詹事府詹事。卒谥文裕。善书法，仿李邕、赵孟頫体，如铁画银钩，道劲有法。家富藏书，中年时游都市，多见藏书之家，遂多方收集载籍而归。而他限于财力，不能多购精本，有残本而廉价购之，藏书有残缺者，加以抄补。有家藏书目为《陆文裕藏书目》，已佚。别撰有《江东藏书目》。《江东藏书目·序》载于《式古堂书画考》中，其著录类例为经书、理书、史、古书、诸子、文集、诗集、类书、杂史、诸志、韵书、小学医药、杂流１３大类，叶昌炽论其将小学和医药合为一类，为诸家所未有。藏书楼有“绿雨楼”，东称“素轩”，北称“澹室”、中为“书窟”。著有《春雨堂杂抄》、《愿丰堂漫书》、《玉堂漫笔》、《春风堂随笔》、《史通会要》、《蜀都杂抄》、《南迁日记》、《俨山集》、《金台纪闻》、《古奇器录》、《传疑录》、《溪山余话》等２０余种。
4.南中有名士徐茂吳，性好潔，隱居僻處，有亭榭水竹之盛，善品茶，為時人所重，其友馮開 之云﹕「同徐茂吳至老龍井買茶，山民十數家各出茶，茂吳以次點試，皆以為贗，曰﹕『真者甘香而不冽，稍冽便為諸山贗品。』得一二兩，以為真物，試之果甘香若蘭，而山人 及寺僧反以茂吳為非。吾亦不能置辨，偽物亂真如此。茂吳品茶，以虎丘為第一，常用銀一兩購其斤許，寺僧以茂吳精鑒不敢相欺﹔他人所得，雖厚價亦贗物也。
5.薛蕙: （1489－1539年），字采君，号西原。明朝大臣。祖居亳州城内薛家巷。12岁就能诗能文，于书无所不读。明正德九年（1514年）举进士，授刑部主事。因谏武宗皇帝南巡，受廷杖夺俸，引疾归里。后复起用，任吏部考功司郎中。薛蕙性情耿直，明嘉靖初，朝中发生“大礼”之争，薛蕙撰写《为人后解》《为人后辨》等万言书上奏，反对皇上以生父为皇考，招致皇帝大怒，被捕押于镇抚司。后赦出。嘉靖十八年（1539年）病死家中。薛蕙一生著有《西原集》10卷，《补遗》1卷，《五经杂录》、《大宁斋日录》5卷、《老子集解》、《庄子注》、《考功集》、《约言》和《西原遗书》2卷。崇祯二年（1630年）薛蕙被追封为太常少卿。
6.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又号蒙叟，江苏常熟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入清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藏书之富，几埒内府。后来常熟一带藏书蔚然成风，跟钱谦益的提倡有很大的关系。
论陶瓷艺术中的款识
引 言
中国有着灿烂悠久的陶瓷文化， 它作为一种泥土的艺术，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民俗风情、文化传统和民族艺术的精髓。而陶瓷款识的发展可以说是伴随着陶瓷悠久的发展历史的。
陶瓷承载着文化和荣誉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在当前艺术表现发展的一日千里下， 陶瓷艺术的多元化格局， 又会给陶瓷的款识带来怎样的变化。
一、陶瓷款识的渊源
1．明清时期之前的陶瓷款识
先秦陶瓷器上出现的款识类的东西。春秋战国、秦代的一些建筑在陶上(如城砖)， 或刻、或印有作坊名、产地明景德镇官窑款识名、工匠姓名，这是正式可叫作款识的东西了。汉代陶瓷器的款识， 典型的是汉瓦当上大量的吉祥款如“汉并天下”之类。瓷器上的款识，东汉青瓷罐底刻有“王尊”款，此为我国已知最早的瓷器文字款识。战国时期的日用陶器上还刻印有文字，这种刻印文字一般被称为陶文。其中有些陶文是在制作陶坯时打印的戳记， 这些戳记可能是标记制陶人姓名或是个体手工业者的制陶窑场的名串。六朝时期， 陶瓷款识多起来，款的书写形式以刻写为主． 隋代陶瓷款至今所见极少。唐代的许多大窑， 如越窑、长沙窑的产品上，都发现有款识。宋代瓷业兴旺， 在陶瓷器上留下款识之风也极为盛行，数量较前大增，形式也丰富多样，有刻划、书写，还有模印。内容上有较大发展， 品种齐全。元代的款识数量也较多， 形式上刻、写、 印均有， 如印款“枢府”、 “大禧”等，都是表明陶瓷的所有者。
2．明清时期陶瓷款识的特征
明、清时期是我国陶瓷器各种款识发展成熟完备的时期，审美价值和陶瓷艺术的结合也是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明代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特别是景德镇青花瓷和其它彩釉瓷的生产规模， 工艺水平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明代瓷器上的款识在种类、工艺、字体等方面也随之更趋完善， 并开始流行在瓷器上题写帝王年号即官窑纪年款。如永乐时期的瓷器款识为“永乐年制”， 是陶瓷史上第一次烧制的帝王年号款． 民窑产品书写纪年款的也有，但字体较为草率，不及官窑规整。
我国陶瓷器款识， 到明代己成为一种陶瓷工艺中必有的艺术形式，而且数量众多， 官、 民窑均大量使用，种类齐全，形式多样。
清代是中国制瓷史上的集大成时期， 其制瓷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受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制度和制瓷历史传统影响，清代的官窑瓷器和民窑瓷器的款识在题写上也有一定的惯例， 同时又新开创了金彩、墨彩、珐琅彩等题写工艺，而且各种堂名款、花押款、吉语款也更为多样。
帝王年号款每朝都有。清代款识书体总的情况是由楷到篆再到楷：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楷篆并用，楷多于篆。民窑器中有六字篆字方款，亦有“嘉庆年制”四字款，大多十分草率，有的仅写半边字，还省减笔划，称为草记款，故十分难认。
3．民国时期陶瓷款识的发展
民国瓷器款识的情况比较复杂多样。在这个时期“官窑”己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款式的多样性。我们现在看到的民国款识一般有“厂名款“、 “供养款”、 “私人题款”等数种。 “厂名款，就是生产瓷器的厂家在瓷器上留下的生产标记。 “供养款”最多的就是各类的“私人题款”，这里面有的是以瓷作礼物送人的，就在上面写个款．还有的是私人订烧的瓷器，请厂家题上款识．有些是主人自娱时绘制的瓷器等， 民国时期的款识变化， 因为封建王朝的渐渐远去，而更加的个性化和多样化。
二、陶瓷款识在陶瓷艺术中的装饰作用
款识相对于陶瓷的装饰作用有很鲜明的时代特征，随着时代的变迁，伴随着款识诞生初期强调标识的功能性逐渐向艺术作品的统一与点缀作用过渡，从而真正在陶瓷艺术中起到了装饰的作用。
{．底款
瓷器产生之前， 陶器上就已经有了款识的痕迹，但是由于制作工艺和审美上的不成熟，款识往往只是表示一些特定 的意义(制作人、产地、日期等等)，却并没有有意识的利用款识对作品进行装饰，基本的表现方法也只有刻画，形式单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款识的造型和审美也渐渐有了较为统一的标准， 到了明清时期，款识的审美及表现形式， 已经达到了 历史的颠峰，款识有刻印，也有写画，有青花也有粉古彩，各种表现方式繁多，更是美观大方，与作品在审美上已经达到了统一和点睛之用。
民国时期款识 以清嘉庆斗彩束腰盘为例，款识色泽明朗， 为青花绘制的款识，规整秀丽，与器型大小的搭配恰倒好处，此斗彩盘色泽艳丽，绘纹流畅，极富装饰性的特性， 底款颜色统一， 造型严谨，给作品整体一个平衡感， 不会给人华而不实的感觉， 与束腰盘的整体感觉统一美观， 圆形的器型和方形的底款搭配，又从视觉上就给人一种形态变化的动感，使整件作品从造型，装饰到款识，美观大方，有紧有松，有虚有实，款识也与作品达到共融的效果。
2。瓷面款
这里所说的瓷面款是不拘于底款的款识， 他们出现在任何瓷器作品需要他们的地方，成为陶瓷装饰中的重要角色。
瓷面的款识还有一个大家族， 就是延续中国画中的款识。在中国画中适当的留白， 加上诗书印， 已经成为了中国画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陶瓷款识的装饰意义也是延续于此， 与陶瓷本身的搭配，相辅相成，和谐统一或是画龙点睛， 都显得尤其重要， 瓷款可以说是相对于宣纸而在另一种材质上的延续，而这种延续的审美也是相通的。
随着艺术领域里思想的开拓，款识的装饰性也已经得到了解放， 位置的灵活变动，造型的多种形式， 与作品搭配的色泽等等，似乎是作品表达中的一路奇兵， 为作者自由地支配。陶瓷的造型丰富，装饰也多样， 时代特征明显。款识自然成为陶瓷艺术不可少的组成部份。一尊没有款识的瓷器，会使人感到不完整，价值平平。而一个款识不好的瓷器也使人感到做工粗糙， 艺术内涵不够， 由此可见，款识在陶瓷艺术中的装饰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三、当今陶瓷款识发展的多元化格局
陶瓷款识历经千年的发展， 已经与陶瓷的每一点进步都融为一体了，在当今陶瓷发展的领域，陶瓷款识仍然发挥着它悠久的历史作用， 艺术领域里陶瓷款识的表现性可能更强一些， 而另一边作为商品的的商标款中， 款识的标识作用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随着款识的发展，他的家族也渐渐丰富起来，按照他们不同的用途， 后期款识的分类就细致很多了。按他们的内容可分为：纪年款、堂名款、陶人款、吉言款、赞颂款、花样款等六大类， 随着时代的发展，追求寓意的闲章，商标款识也出现了。特别是闲款的潮流，在今天的陶瓷艺术中，拥有着广阔的天地。
款识正在渐渐成为陶瓷艺术中最为自由的一种语言。
款识的意义也象它的艺术处理一样， 从标记年代、人名、堂名、产地、作者， 赞颂开始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富有内涵， 有时甚至是除了作者以外别人所无法领悟或解释的内 涵。
陶瓷款识在当今的市场化经济下， 与陶瓷的发展一同朝着两个方向发展着，一种是更加纯粹的艺术，款识在这里有其任逍遥的天空， 而另一种正是市场与经济导演的工业陶瓷。
在经济社会的今天，历史，文化，政治的发展，都围绕着经济而飞速旋转着，经济也延伸着原来陶瓷款识它原有的意义， 附于其知名度，淡化它的艺术评价，使陶瓷与款识也走上了商品化，商标化的道路。商业陶瓷的款识， 就是企业的名称，就是企业的品牌，是在消费者群体中的无形资产，是它冲出本土，走向世界的资本之一， 而这也是曾经的陶瓷款识所无法达到的新的领域。
结语
款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载着曾经的文化与内涵，在新的纪元也在迅速发生着开放式的蜕变， 究其原因，可以看到， 当今中国文化与艺术受到大量西方文化的影响， 使很多本土的艺术形式也在外来的思想下， 突破了传统的界限， 得到新的发展，这其中也包括了陶瓷和陶瓷的款识； 当今的艺术工作者也在积极的找寻着艺术的出路和未来的发展， 规矩在大众创新欲望的面前已经成为了新的起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