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瓷器的鉴别。
媒体报道，前段时间英国威廉王子访华期间，3岁的小王子乔治听说爸爸去中国了，竟然去翻瓷器柜，因为，在英文里，CHINA（中国），亦有瓷器之意。其实最早西方对中国的称呼是seres或者cine，都与“一带一路”上的“丝绸”有关。
现代欧洲人称中国，英文德文皆作China，法文作Chine，意大利文作Cine，皆源于约公元前1世纪出现的希腊文词语Thinae或其晚后的拉丁文译名Sinae，其音译都为“秦那”、“支那”或“秦尼”，而这个希腊文名词很可能来自大约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古文献，它把东边的文明之邦中国称作“秦尼”（Cini，Saini）。
早先的印度人也称中国为“秦那”（Cina）。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提到在其遥远的北方有个叫“秦那”的大国。这两部史诗都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2世纪之间。“秦那”这个名称可能就是通过波斯或印度传入希腊。
为什么称古代中国为“秦奈”或“秦那”？大体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Cina就是“秦”的音译。1655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首先提出此说，许多中外学者如伯希和、季羡林、饶宗颐都表示赞同。他们的主要根据是，春秋战国时期位于中国西北方、西南方的某些少数民族，极有可能知道“秦”这一名称。因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前682～前621），“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的名威远著，有可能从此传向中亚，并进而传向南亚、西亚、欧洲。战国时期，北方的匈奴人、月氏人、乌孙人都与秦国相邻，也都有可能成为“秦”这一国名的传播媒介。在中国西南方，前316年，秦将司马错（司马迁的八世祖）攻打巴蜀，进而吞并其地。近代的许多考古发现证明蜀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与外界（包括南亚）有若干物质交流关系，那么蜀地归秦之后，蜀人成为“秦”这个名称传至印度的中介也是自然之事。张骞发现蜀地的商品经印度传到中亚，有可能是很久远的事情。
另一种观点认为“秦那”是“绮” 的译音，即与丝绸外贸有关。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初期的《政事论》一书，就有“中国丝卷”（Cinapatta）或“中国所出由带捆扎的丝”的记载，该词中Cina就是“秦那”。先秦丝织品中，以文绮最为普遍和精致，所谓绮，“文缯也”，纹理不顺经纬，织法新颖，花式繁复，当时输出境外的就极有可能是这种绮，所以中亚和印度最早知道的就是产绮之国“绮国”，而并非“秦国”。古代波斯、印度都知道在他们的近邻有一“绮国”，波斯文和梵文中都有锦、绢、绸、绫、绣、丝等专名，却独无“绮”字，大概就因为“绮”为国名Cina指称了。
总之，无论“秦那”是“秦”还是“绮”的对音，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与中亚及南亚的文化交流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就已经有一定规模，尽管是以民间的物质贸易为主。
如果说对于“秦奈”的原意在学术界还有争论的话，对于稍后西方所出现的另一个有关中国的称呼“赛里斯”（Seres），则都普遍认同就是指中国丝绸。这个名称当有波斯与印度的影响，据说最早见于公元前4世纪前后担任波斯宫廷医生的希腊人所作《印度记》，实际来源则是公元前4世纪初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期的其部将的描述，他们虽然没有踏进赛里斯国土，却在屯驻北印度时见过赛里斯人所制作的衣袍。
根据法国学者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的材料，赛里斯就是“丝国”（Seres）的意思。古代欧洲人怀疑中国的丝绸出产于羊毛树上，或者得之于丝蜘蛛腹中。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前63～公元23）《地理书》说：也许由于酷热的原因，“在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
稍后的著名作家、学者普林尼（24～79）《自然史》第六卷则描述得更为具体：“人们在那里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赛里斯人，这一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由于在遥远的地区有人完成了如此复杂的劳动，罗马贵妇们能够穿上透明的衣服而出现大庭广众之中。”他还抱怨远东的奢侈品贸易对国家的损害：“我国每年至少有1亿枚罗马银币被印度、赛里斯国以及其他阿拉伯半岛夺走。”
《后汉书·西域传》曾提到大秦王安敦即马可·奥理略（Marc Aurele）遣使入华之事。在他当政的时代，有一本叫《希腊志》的书（约公元2世纪），第一次比较接近真实地记述了丝绸的秘密，书中说：“至于赛里斯人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它并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而是另有其他来源。在他们国内生存有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Ser），而赛里斯人则以另外的名字相称。这种微小动物比最大的金甲虫还要大两倍。在其他特点方面，则与树上织网的蜘蛛相似，完全如同蜘蛛一样也有8只足。赛里斯人制造了于冬夏咸宜的小笼来饲养这些动物。这些动物做出一种缠绕在它们的足上的细丝。在第四年之前，赛里斯人一直用黍作饲料来喂养，但到了第五年—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笨虫活不了多久，就改用绿芦苇来饲养。对于这种动物来说，这是它们各种饲料中最好的。它们贪婪地吃着这种芦苇，一直到胀破了肚子。大部分丝线就在尸体内部找到。”
中国古代的丝织业号称蚕桑之业，诚然是离不开树和小虫。西方从道听途说中获得羊毛树和丝蜘蛛的传说，也可以看得见蚕桑的影响，只是颇有讹误罢了。到了公元2世纪，西方对于蚕桑业的认识已经比较接近实际了。
至于China作为瓷器的代称，则是近代中西贸易的内容与格局都发生了时代的变奏。唐宋时代，瓷器已经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尤其海路上瓷器更重要。1500年大航海之后，欧洲直接从中国大量进口瓷器。据推算，18世纪流入欧洲市场的中国瓷器也还应在1亿件以上。不仅是各国王室，就是像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这样的社会名流，客厅沙龙里如果没有几件中国瓷器，那是很没有面子的事。于是，中国成为瓷器的代名词。欧洲进口华瓷，从订购，到来样加工，乃至自己生产，经历了进口、模仿、自创的过程。最初进口的中国瓷器已经是按照欧洲的口味制定的，欧洲自己模仿起来，较之于中国的外销瓷有自己的优势，因为外销瓷只是模仿欧洲人口味的中国瓷器。特别欧洲市场原本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中国纺织品、瓷器开始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用品，欧洲各国纷纷设法仿制中国物品，形成风气。
清康熙斗彩外销瓷花篮盘
路易十四时期第一批色彩鲜明的印花中国棉布被大量运往法国，于是法国人立即加以仿造，并被人普遍采用，名为“印花布”。18世纪里，中国丝绸及其欧洲仿制品和中国棉布制品在欧洲被广泛用作帷幕和罩单。瓷器也是这样。17世纪中期只有少数大宫廷才有比较大量的瓷器陈列，18世纪开始成为一般家庭生活用品。包括饮茶在内的热饮成为社会流行风尚，对茶具的需求随之迫切，从而带动了中国瓷器的进口，进而又刺激欧洲人竭尽全力仿制中国瓷器，直至走上创新之路。
延伸阅读
“丝绸之路”是怎样将瓷器打包运输的？
唐代，我国瓷器销量不少，而外销的陆路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运往波斯的。
起初，古代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在西安、北京等地采购了大量的瓷器，用马车装载运回。从西安到波斯，路途万里，坎坷不平，十分不便。坚脆易碎的瓷器经不起长途的颠簸，一到目的地，大都成了瓷片。商人们哪个去干赔本的买卖，于是他们想尽了办法，终于试验成功了一种很有趣的瓷器包装方法：他们把采购来的瓷器先放置在潮湿的地上，在每件瓷器里灌满了沙土，再在沙土里撒上一些豆种或麦种，按照瓷器的不同品种和规格，十件十件地叠起来，用绳子紧紧地缚成一片。然后，撒些沙土，把其中的空隙填没，再播些豆种或麦种。接着,在这些“土”方方上不断地喷洒清水……慢慢地，撒播的沙土里的豆种和麦种生根了，出芽了。根根芽芽，互相交错，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整体。等到“土”方方粘结到差不多了，商人们就开始对它们进行“考验”：把这些方“土”块，放在比较结实的地上摔，摔不碎的就称初步合格，可以装车起运。
古人就是用这种有趣的包装方法，通过“丝绸之路”外销中国的瓷器。他们的运输路线据资料介绍在德黑兰南面约十公里之处有个叫做累伊的古城遗址。累伊城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已建立了，曾为首都，繁荣一时，有人认为在东方它是仅次于巴格达的豪华城市，十三世纪毁于战事。累伊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必经之地，就在这里发现了唐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南宋龙泉青瓷等。这说明至迟在九世纪以前中国瓷器已经由沙漠之舟一一骆驼运到伊朗中部来了。不过，瓷器陆运由于包装费事，运输途中损耗又多，而且骆驼的装载量又有限，所以我国的瓷器通过陆路输出的数量还是不多的，大批的输出瓷器还是靠海路运输。
丝绸之路上的中国陶瓷
到“瓷器”，国人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幅亲切的关于瓷器的图景。光滑？精美？细腻？剔透？我们似乎很难用几个简单的词来述说瓷器，虽然瓷器对我们来说太亲切了。在景德镇的某所作坊里，窑工千年如一日地守望着一窑熊熊的烈火；在闭塞的乡村农家，也依然有青花瓷掸瓶矗立在红油漆躺柜上。即使抛开“China”这个英文单词的中文释义不说，瓷器对世界而言，依然意味着中国。
陶瓷从唐朝以来便作为特产随丝绸输往国外，而随着东方新航路的发现，又于明代远渡重洋到达西方，并在清代达到极盛。陶瓷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曾经征服世界，如今，欧洲各国的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都藏有大量精美的中国瓷器。它们不但延续着中国传统的古韵，也带着几分传奇色彩和当地风情，等待着国人的揭示。正如北京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馆长马未都所说：“对寻访而言，不仅是看到了数量巨大而精美的文物，更在海外发现了一个‘新’的中国，同时也有机会通过外国人的眼睛理解了中国文物的真正价值。”
法国著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也是中国瓷器的拥趸，凡尔赛宫里的托里阿诺宫正是以陈列路易十四珍藏的中国青花瓷器而著名。同时，该宫在建筑上又借鉴了“南京瓷塔”的手法，覆盖以彩釉陶砖，又称“托里阿诺瓷器宫”，很有特色。而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内还专门设有中国瓷器展览，其展出的元代青花件件都堪称极品，令众多中国陶瓷学家和陶瓷爱好者趋之若鹜。据介绍，目前，全世界有已200多万人来到托普卡帕宫参观这批精美的中国元代青花瓷。
虽然大众市场并不看好陶瓷主题的旅行，但针对陶瓷爱好者开发的线路却非常受欢迎。2008年中国首个考古探索之旅“大家之旅——景德镇瓷器之旅”，开辟了陶瓷爱好者与名家共同交流鉴赏的先河。2010年初又推出了“马未都日本博物馆之旅”，带领收藏爱好者深入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奈良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出光美术馆等日本知名博物馆，该线路受到了业内人士及爱好者的大力赞赏。
土耳其人的热情好客也是出了名的。他们会用生硬的中文高声与我们打招呼，喊出，“中国，我爱你，长城。”当然他们也愿意教我们几句土耳其语，告诉我们，在今天的土耳其语里“中国”和“瓷器”是同一个词——cini。
据记载，历史上中国的丝绸除了通过横贯欧亚大陆的陆上交通线大量输往中亚、西亚和非洲、欧洲国家以外，还有一条海上交通线在源源不断地把中国的商品运往世界各国。这条交通线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它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海上贸易的重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始于西汉时期、繁盛于唐朝中后期，它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商队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西方各地。因为这条通道是以瓷器为主要贸易产品的，所以也被称作“瓷器之路”。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像颗颗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和阿拉伯世界。而伊斯坦布尔就是这条“瓷器之路”的终点站之一。
走进伊斯坦布尔著名的托普卡帕宫，“瓷器之路”当年的繁忙与热闹的景象便不难想象。据介绍，托普卡帕宫收藏的瓷器达一万二千多件，是继中国和德国之后世界上第三大瓷器收藏馆，这里所藏的中国瓷器多产自元、明、清时期。“研究中国陶瓷不去看托普卡帕宫收藏的中国瓷器，对一名陶瓷学家来讲是一件死不瞑目的事。”这是中国瓷器研究领域流行的一句话。更让人惊叹的是，在这庞大的瓷器收藏中有大量非常稀有的元代青花瓷。据了解，托普卡帕宫内的元代青花瓷，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世界第一。对此，中国的瓷器专家认为，和西方博物馆中中国瓷器大多是掠夺而来的不同，位于欧亚大陆交界处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则用丝绸之路贸易而来的、馆藏数量世界第一的元代青花瓷诠释了土耳其人对于中国陶瓷的珍爱。
“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吐分明。可参造物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并无慧眼可辨其中奥妙，只是单纯地欣赏着儿时记忆中外婆家檀木梳妆台上釉里红的朴实敦厚和粉彩的俊雅柔和。也没有料想到偶尔的一次随访，能从一位素昧平生的长者身上收获人生的感悟。陶瓷，以及陶瓷人，用其特有的风骨，感动着与之擦肩的历史和时空。
茶器，让你读懂china的美
瓷器无论在古在今，都渗入了生活。中国人喜欢喝茶，“客从远方来，多以茶相待”。于茶器，古人有云“一器成名只为茗，悦来客满是茶香。”如果你懂得看透饮茶瓷杯的美学魅力，便足以窥探东方美学的一二。
眼与瓷器对话，将焦点聚于体，周围风吹，树动，人行，亦不减其淡定稳重，仿佛在说“欲当大事，须是笃 实”。完美体现中国文化中所追求的对称平衡。
东方美学中的山水意境强调细节忠实。瓷杯每一次开片都是一次与自然的赌约，人的自然无为，让每个杯子开出每一道自由的片痕。一切都是自然的发生，每道痕都讲着自己的故事。
闭上眼，让指尖行走于杯壁，行走于杯沿。每一条行走的痕迹，每一个起伏，若心静便能感觉属于瓷器的韵律。还有那些可见，却不可触的开片。它就像是顽童，用另一种方式，给你演绎物的和谐圆润。
闭上眼，听，听茶水流入杯中，与杯壁碰撞出的声响。听声响，就如同听瀑布之下山谷回响，有些声音通透，有些声音厚重，有些难以言表……但每一个都特别，在火种涅槃之后的特别。
细看杯中茶水，不同茶量、不同茶色、不同杯色。。。。。。交融而出的每一杯茶都有不同。看似平静，其实每一滴都在流动。茶中所显现的厚重感，便如文化的积淀一般厚重。
每个瓷器，并不是独立的个体，它能与其他事物融于一体，这正是美的包容性。每个杯子，如案上莲花，开出静雅，开出端庄。能被看到的不只是杯，而是景，如诗如画，韵味横生。
你可以学着从读懂一个杯子开始，读懂china的美。
元代青花瓷器与丝绸之路中的跨文化交流
元代青花瓷器是一种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再施以透明釉，在1200度以上窑炉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它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青花瓷器的先河，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元代的丝绸之路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孜孜不倦的开疆扩土，以及对中西交往的包容态度，使得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几乎成为蒙古帝国的内部交通路线，而迎来了一个对外文化交流的高度繁荣时期。以元代青花瓷器以及作为其外销重要载体的丝绸之路这两个相关联的名词为视角，以此来试窥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民族以及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的特点与独特魅力。
一、元代青花瓷器的历史地位及当代影响
元代青花瓷器俗称“元青花”，因其创烧于元代且绘画所用钴料烧制后所呈现的青蓝色的彩绘纹饰而得名。蓝色的花纹与洁白的胎体交相映衬，浑然一体，宛若一幅雄奇瑰丽的水墨画。它上承宋瓷，下启明清，作为青花瓷成熟制作工艺的开山鼻祖且存世稀少，而备受世人推崇。它的产生为景德镇在明代成为世界制瓷业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它出现的时间虽然较短，但却迅速地走向了成熟，这与它成功借鉴了前朝历代釉下彩绘技术不无关系，所以说，它的出现绝不是偶然，而是中国陶瓷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在元青花诞生之前，早在唐代就已经有工匠不自觉地运用钴料于陶瓷的装饰中，但均未达到像元青花这样作为一种工艺而成熟运用的程度。到了宋代，景德镇窑工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器物的成型方法，而且在他们中间还存在着较为细致的分工。南宋至元代是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南北各民族大迁徙时期，随着金人、蒙古人的南下和南方汉人向北迁徙，这其中不乏一些来自南北方窑口（如磁州窑、吉州窑）身怀绝技的工匠，融汇入当时瓷都景德镇窑场做工。元代的景德镇窑工创新性的将高岭土掺入到瓷石中，创制了瓷胎原料的“二元配方”，为青花瓷能在元代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对后世的陶瓷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色料上，他们开始采用来自西域波斯的“苏麻离青”（即进口钴料）代替国产青料生产高档产品，使得元青花的绘画效果呈现出了青翠欲滴的流动艺术感染力，这些因素使得当时景德镇瓷窑所创烧元青花达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形成了“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局面。
元青花诞生于多民族、多种文化融合与碰撞的元代，特定的历史环境就注定了它的不平凡。元青花发源于中国，主要承袭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它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原因，又处于元代这个多民族交融的历史环境之中，它蓝白相间的典雅韵味迎合了当时蒙古族统治者崇尚蓝天白云的民族特性，因此元青花包容了众多的文化要素，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华多民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这不仅是因为它的钴元素色料来源于西域的波斯，我们从世界元青花瓷器三大收藏地的馆藏数量上可以惊讶地发现，原产于中国的元青花，其馆藏数量最多者，竟然是土耳其的托普卡比皇宫博物馆，而中国国内馆藏最多的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馆也仅位于世界第三的位置。
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了2005年于英国伦敦佳士得拍卖行所拍“鬼谷子下山图”元代青花人物故事大罐，其最后成交价为1 400万英镑，加佣金后为1 568.8万英镑。以当时的汇率折合人民币约2.3亿，创下了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的最高拍卖纪录。这一消息的传出，迅速轰动了全世界，受到了众多藏家的追捧；其后更是引发了全球的“青花热”，就连风靡亚洲歌坛的歌手周杰伦也在其后创作一首中国风歌曲“青花瓷”来歌咏它。这使得青花瓷不仅成为各个年龄段群体中耳熟能详的事物，并且北京奥运会颁奖礼服上青花瓷设计元素的成功运用，也使其在世人面前赚足了眼球，而上升成为一种标志性的“中国风”文化元素，而被当代文化艺术创作广泛的运用于各个领域。
二、元代丝绸之路的发展及其与元青花的联系
丝绸之路最早由德国著名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77年所提出。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所以“丝绸之路”一词一经提出即被广泛采用。丝绸之路通常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都长安（今天的西安）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它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主要道路。广泛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最早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张骞所开拓，他带着价值贵重的金帛货物到了西域各国，开始了东西方最初的大型商贸交往。从此，商品在丝绸之路上交流，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民族在丝绸之路上交融。丝绸之路成为一条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通达大道。
及至元代，蒙古帝国统治者的对外扩张，在使历史上中华版图达到极致的同时也一定程度恢复了自唐末以来连年战乱而陷于停顿的丝绸之路。蒙古人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以往丝绸之路上的大量关卡和林立小国，这使得丝绸之路的通行比以往各个朝代都要更便捷。蒙古帝国和它在中国的元朝统治继承者，对这些从西方前来的旅行者抱以非常欢迎的态度，13世纪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就是良好的佐证。并且在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升到了与陆上丝绸之路并举的地位，因为前朝宋代的偏安一隅，陆路交通的阻塞，直接促使了海路交通的大力拓展，并且中国南方得到进一步开发，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尤其是陶瓷业中心的南移至景德镇，方便了瓷器由南方沿海港口的向外输出。所以到了元代，元朝政府在继承之前海路的基础上，大力提倡、鼓励海上对外交往，对海外贸易实行开放、鼓励政策。1279年蒙古人平定江南当年即派广东招讨使从广州启程出使俱蓝国（今印尼南岸奎隆）招徕贸易。不久，又在广州设市舶提举司，以通诸蕃贸易。这使得元代海上丝路的航线，远达南洋群岛、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以至东非。达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全盛时期，海外贸易得到了较大发展。在造船术改进、指南针发明等外部因素的共同推动下，陶瓷贸易在此大背景下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从而取代丝绸、香料等大宗海上出口货品，成为海上出口最大宗货物，因此有许多人以及一些日本学者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作“海上陶瓷之路”以突显瓷器在元朝的海上贸易中首屈一指的重要左右，这就使得珍贵的元代青花瓷器为什么大部分藏品散落于陆海丝绸之路沿线的波斯（今伊朗）、奥斯曼土耳其且多于国内这一问题变得不再难以理解。
三、元青花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影响与意义
元青花，从其诞生至今的800余年间，一直为世人所追捧。究其原因，并不仅仅因为它的稀少，更因为青花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装饰元素绵延不息的亲和力与感染力。从元代延续后世的明清乃至民国瓷器，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官窑或民窑所产瓷器，还是内销与外销瓷中，青花瓷数量都极为庞大。这恰巧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青花历来受到喜爱，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很喜欢；文人贵胄喜欢，平民布衣中也广受欢迎。它做到了观赏与实用装饰的并举，因而具有了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从它经由陆海丝绸之路对外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难梳理出一个极为庞大的元帝国对外交流网络。而在这个网络中，古波斯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所处的西亚地区，不仅现存藏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而且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遗迹也颇为丰富。一方面，这与来自西亚的青料亦密不可分。正是这种来自西域被称作苏麻离青的使用，使得西方的青花料在东方的窑炉中幻化出了被誉为“宝石蓝”的幻蓝光泽，赋予了元代青花瓷器湛蓝绚丽的颜色和飘逸隽永的神采，以至于流传至今，经久不衰。另一方面，那些承载着元青花的驼铃声与大宝船，带去的不仅是令西方啧啧称奇的富饶物产，更是由于这种跨文化的传播与互通，使得中西方贸易、宗教、文化的达到了一个空前融合的时期，造就了西方人的“东方情结”，对之后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元青花，它诞生于大元帝国那个波澜壮阔的朝代，而幸以得天独厚的萃取多种文化智慧的结晶，所以一经出现就注定它的不平凡。随着元青花考古研究与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入，或许隐藏在它那幽蓝而又深邃的光芒背后，还有更多的文化之谜等着世人去揭开。
瓷器上的历史故事
从明朝起，瓷器越来越具有观赏性，画面也不再单一，制瓷艺人开始学会讲故事
瓷器自由陶器演变而来以后，就变得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精致，而陶器还保持着它的质朴的品质和粗砺的外表。
细腻的瓷器更容易让制瓷艺人产生各种美好的联想，富贵吉祥、妻贤子孝、欢庆锣鼓各色喜庆都是瓷器钟爱的题材。发展到清朝前期，青花、五彩瓷器上又出现了一大主题，那就是历史故事。
有的历史故事因为篇幅比较长，还会出现类似“连载”的情况，就是一个故事必须用一套瓷器来叙述，每件器物只是故事中的一出或一个场景；而篇幅短的故事，在同一件器物上就能运用它的几个侧面来一次说清。
早在数百年前，画工就知道出现在瓷器上的故事必须大都家喻户晓，这样才能引起消费者的兴趣，如果都是陌生面孔谁还会买呢？因此世俗的主题应运而生，明亡以后，宫窑匠人流落在民间，于是更精良的工艺和世俗主题同时出现在清朝前期。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突出这些故事的情节，越曲折越好，哪些场景冲突多就描绘哪些。于是，一些神话和传说出现在瓷器上：伍子胥举鼎、周处斩蛟、西游记等。而民间故事和话本也为瓷器提供了另一个故事来源，比如空城计、《西厢记》等。因为《西厢记》这份古典的浪漫更有人情味，所以也被描绘得更多，所以瓷器发展到清初又成为文人雅士眷顾才子佳人戏的一个艺术载体。德-化-陶-瓷-总-站
在我们此次展示的《西厢记》青花碗中，一出才子佳人故事有序地开展：
唐贞元年间，洛阳书生张君瑞远赴长安赶考，途经河中府探望了好友白马将军，并游普救寺。正巧前朝崔相国病逝后，夫人郑氏携女儿侍从等也路过此地暂住。于是莺莺、红娘与张生佛殿奇逢后，就演绎出张生与莺莺、红娘三人一里一外地待月西厢。
张生隔墙高声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荫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立即和诗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英雄救美一直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一个通行的章节，待月西厢之人也不能免俗。就在此时，叛将孙飞虎的出现为张生救美创造了条件。孙将军为传说中的莺莺美貌所惑带兵抢亲，在崔夫人求救无门时，许愿：“谁有退兵计策，就把莺莺嫁给谁。”不知张生是为了这纸婚约还是真的见义勇为，总之，是他请来了白马将军，战斗场面在这只口阔20cm的青花大碗中也有表现。
神话故事也是民间对美好事物遍布人间的寄托。八仙、麻姑、《封神榜》都是瓷器钟爱的题材。麻姑做为道教女仙，“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关于麻姑的传说很多，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麻姑原是亲见“东海三为桑田”的仙人，是长寿的象征，所以后世不同艺术载体都将麻姑献寿当做吉祥的作品献给尊长。
清道光年间的四只粉彩麻姑献寿碗，直径都只有8.5cm，是一口“小平珍玩”款。杯形玲珑小巧，方寸间以粉彩描摹麻姑献寿，人物纤毫毕现，印证了“道光所绘人物亦有极精者”的记载。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人物也是瓷器的绘画题材。清康熙年间五彩三国人物故事图筒瓶以24.2万的价格在北京保利春拍中成交。瓶身成直筒形、撇口，五彩绘刀马人物，为执双股剑之刘备於虎牢关大战执方天画戟的吕布。康熙“刀马人”画片为清代之冠，列阵厮杀、“奇伟可喜”。此瓶有趣之处在於所绘观战者为几个小童，有二童则对战争场面熟视无睹，仍然蹴鞠为戏。这也显出康熙晚期的太平盛世，战争已成回忆，对儿童而言，“刀马人”不过是一出戏曲罢了。
诗仙李白一生洒脱，民间文学对他的记载总是和不羁有关。清康熙年间出品的这尊青花李太白故事花觚造型秀美，青花发色浓艳有层次。尊上部绘“李太白醉草吓蛮书”故事。腹部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康熙朝政宽松，无文字狱。明代遗民顾炎武、黄宗羲等均能以明的遗民自居。因此，这一时期出品的诗仙花觚有可能为时代之写照。
“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丝绸与陶瓷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的两件宝物，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伊斯兰民族用中国的大青花瓷盘盛饭装菜，然后很多人围着一圈共同席地享用；菲律宾等民族将中国陶瓷作为神物顶礼膜拜；非洲人将中国瓷器装饰于清真寺、宫殿等建筑上。古罗马人将中国的丝绸奉为上流社会和贵妇的奢侈品，并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引发了一场丝绸与道德之间的争论。丝绸与陶瓷作为物质产品出现，其意义不仅只此作为可用、可穿之物，由此而延伸出来的两条大道，彻底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丝绸之路”（TheSilkRoad）肇始于西汉，从当时的首府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过阿拉山口，出中亚、西亚抵安息、大秦等地，当然这是“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一条通道；此外在中国的西南、东南沿南也存在。故“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域风貌有：沙漠、草原、高原、高山、平原、海洋等，蕴含着说不尽的艰辛和酸楚。“丝绸之路”因丝绸而发，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文化之路，现代将其命名为“亚欧大陆桥”，使之成为世界上诸多文化的母胎。在这条路上，传播得最为成功的是宗教。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这公元前60年的历史时刻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闪烁光辉。其后的岁月，“春风度过玉门关”，也有了“劝君少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的新型外交关系。是这条路，让中国人认识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和地道的欧洲人……
“丝绸之路”一词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他曾七次沿着这条商路来到中国，著有三卷本的《中国》一书，其后的“文化使者”——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也曾踩着同行者的足迹，窥视中国文化的神秘。为此，许多无价之宝至今散落在世界各地。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无知的看守佛教寺窟的中国道士——王圆箓，区区几个铜板，拱手奉送了敦煌几乎一半的文化财富，所幸这些文物现已都得到妥善的保存和传播，我想现世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好好看看西方人如何对待文化、对待传统，在这些文物面前难道真的若无所思吗？可喜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开始实施了“丝绸之路考察”的十年规划，其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的综合考察”，进一步奠定了这条商路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陶瓷之路”（TheChinaRoad）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象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陶瓷与丝绸作为中国两大物宝，也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然而这两条路的命名都为西方学者所为，的确值得国人好好思索一番。
日本：
日本与我国东部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山海经·海内北经》记：“倭属燕”。）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２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鲜：
中国与朝鲜交往历史悠久。《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逸事》等中朝两国文献中记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考古也证实：中国与朝鲜的交往在汉代以前就已开始。（参照《朝鲜古艺术与中国的关系》载《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2期）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朝鲜相继经历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都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泰国：
泰国，古称暹罗，位于中南半岛中部，是一个由泰族为主体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泰族是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至迟在公元初已定居于泰国北部。早在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我国的青铜器就已从云南传入泰国。（《东南亚》1984年第四期）汉代开始我国丝绸和陶瓷开始传入泰国。考古发现在泰国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长沙窑器。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瓷器，如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
印度：
印度，古称天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就象嵌在印度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印度河与恒河流经境内，孕育着这古老的文明；印度与中国一样同是既有优秀古老的文化传统而又始终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早在汉代，印度的佛教、文学、艺术、天文、医药等就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对中国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养蚕缫丝、制瓷技术等也相继传入印度。中国瓷器对印度的影响较大，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青瓷。印度科罗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遗址本地不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罗马时代南印度的对外贸易港口，1945年在英国、1947~1948年在法国政府先后在此进行挖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在南方的迈索尔帮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瓷片。我国瓷器销往印度，在《诸蕃志》、《岛夷志略》中均有著录。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与印度仅一水之隔，古称“锡兰”，是区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的重要区域。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和中国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国人也称它为“狮子国”。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它是联系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从东西两方驶来的船舶，都在这里停泊。考古证实：在迪迪伽马遗址的佛塔处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
菲律宾：
菲律宾（古称吕宋）是太平洋西部的群岛国家，与我国隔海相望；菲律宾与我国的交往，最早见于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至迟在公元3世纪已经开始。陈荆和在《16世纪菲律宾的华侨社会》一书中谈到：公元3世纪中国人已到菲律宾进行开采金矿的活动。瓷器是中、菲交往七、八百年的历史见证。在菲律宾群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居东南亚地区之首。据统计，菲律宾在先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土大约四万件瓷器。以至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书中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
从巴武鄢——巴丹尼土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福塔示、马尼拉、黎刹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等地均有出土，这些越窑青瓷分别是唐越窑青瓷钵、宋刻花青瓷钵、壶、水注及刻有花纹的瓷片；以及有刻花粗细条莲花纹瓣的宋代瓷罐及有浮雕纹小罐。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自古以来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国和印尼群岛之间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古印度尼西亚人沿着两条路线从亚洲大陆南部南下：一是中国云南经缅甸、马来半岛到印尼列岛：一是中国东南部经台湾、菲律宾、爪哇到印尼各列岛，出土的青铜器等可以为证。印尼人对中国的瓷器十分重视，将其视之为“珍贵的文物和传家宝”。1963年据苏来曼的《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中说：“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可见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发现。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国唐宋以来商舶到西亚地区的必经之地。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标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是7～11世纪印度河畔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1020年）毁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时期的瓷器。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阿拉伯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中国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开始了公元前2世纪末，汉朝因张骞出使西域而得知条支，并谴使该地。到8~9世纪时达到高潮。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无不显示这个伊斯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曼：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邻近阿曼湾，是印度和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国之门户”之称。80年代在此地出土过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
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就已开始，西汉的张骞奉命向西方“凿空”以后，汉朝使臣已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安息道”。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伊朗的宗教、农作物、金银器等也传到中国。伊朗人民特别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地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斯、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行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裾专家分析，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陶瓷
用陶土烧制的器皿叫陶器，用瓷土烧制的器皿叫瓷器。陶瓷，则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粘土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都可以叫陶瓷。烧造陶器和瓷器的工业通称陶瓷工业。
早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发明并广泛使用陶器。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掘的陶器，经科学测定，约为8800年前的遗物，是当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陶器。瓷器则发明于商周时代，到现在也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中国古代造瓷，在釉色方面，素有崇尚青色传统，以青为贵。以前的各朝所追求的色调，无非是浓淡不一，意境略异的青色瓷，而且，重色釉也不曾有过彩绘。景德镇窑在北宋时期，仿效了青白玉的色调和湿润的质感，创造性地烧造出了一种“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的青白瓷，使青瓷艺术达到了高峰。这种青白瓷大部分在坯体上刻暗花纹，薄剔而成为透明飞凤等花纹，内外均可映见，釉而隐现青色，故又称影青瓷。这种影青瓷当时则著行海内，天下均称为景德镇瓷器，从而使景德镇在南北各大窑之间，崭露头角，争得一席之地。
釉下彩是瓷器釉彩装饰的一种。又称“窑彩”。釉下彩是陶瓷器的一种主要装饰手段，是用色料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即半成品）上绘制各种纹饰，然后罩以白色透明釉或者其他浅色面釉，入窑高温（1200—1400℃）一次烧成。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覆盖在下边，表面光亮柔和、平滑不凸出，显得晶莹透亮。它的特点是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当代陶瓷艺术大师易武为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专家评委、湖南省陶瓷艺术大师。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易武陶瓷艺术作品集》，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永久馆藏，同时被中国美术馆存览；釉下彩瓷作品《荷韵》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永久馆藏；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会长·台湾佛光山享誉国际的星云大师珍藏了《荷韵》、《荷趣》二件艺术瓷作品，永久馆藏在台湾佛光缘美术馆，这对促进两岸文化艺术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其釉下彩瓷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醴陵瓷器地理标志，作品多次参加香港、日本、新加坡、南非陶艺展出。其作品造型雄健、釉色古朴，呈现出古香古色的釉下彩瓷艺术效果，深受海内外收藏家、国家级美术馆、国家级图书馆等珍藏。
责任编辑：小赖
“海上丝绸之路”重兴鼓舞中国瓷器产业焕发新光彩
新华网广州４月２７日电（记者王攀 谈昦玄）作为一家陶瓷企业的“掌门人”，玛戈蒙特骨瓷（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春阳被选为一次全亚洲区域高峰会议的礼品用瓷设计主持者。再三考虑后，他推翻了原有构想，说服了会议主办方，郑重其事地将“丝绸之路”图案刻画在了精美的瓷器上。
在２７日闭幕的第１１５届广交会二期展会现场，这位企业家展示了自己的图样：人们在瓷器上可以看到明朝郑和下西洋时乘坐的巨大宝船、宝塔装饰的泉州港口以及波涛汹涌的马六甲海峡、如云汇聚的海内外客商……
“中国正在推动‘丝绸之路’复兴，在我看来，有着悠久辉煌历史的中国陶瓷产业将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遇。”他说。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时，提出与东盟国家共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目前，这一倡议已经在海内外引起了热烈反响。
出席本届广交会的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有关负责人说，对于有着千余年辉煌历史、当下正在进入深度调整阶段的中国陶瓷行业而言，“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为全行业的转型升级创造了新的机遇。
“眼下中国的陶瓷企业正热切期盼相关规划和政策尽快出台，大家都深信中国与‘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周边国家与地区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会给全球市场带来更加积极有利的变化。”这位负责人说。
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源自于中国的瓷器，始终是“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当之无愧的主角。在全球多个海域内发现和打捞的沉船中，考古工作者们找到了数以万计的中国陶瓷产品，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６世纪到１０世纪的中国唐宋时期。
“作为中国陶瓷业者，我们对这段历史特别骄傲，因为在丝绸之路上，没有侵略和战争，只有瓷器、丝绸和茶叶给全世界带来的美好生活。”赵春阳说。
但在中国轻工商会的相关负责人看来，当下的中国陶瓷产业，和“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中国陶瓷业相比，已经逊色了不少。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中国的陶瓷产业规模虽位列全球之首，但土地、材料、劳动力资源的多重限制制约了产品附加值的提升、经销渠道的建立和品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陶瓷已经失去了在世界陶瓷市场上的核心地位。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已经完全弥补了技术差距。和国外生产的瓷器相比，中国陶瓷质量、效用都可以让人满意，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还不够美，自己的品牌也没有做大做强。”赵春阳说，中国陶瓷在外形设计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且需提高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正是因为这一背景，“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构想，被众多中国陶瓷企业视为“天赐良机”。中国轻工商会表示，目前一批中国陶瓷企业正在纷纷加入到搭建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平台的工作中，把现代家居生活理念融入到传统陶瓷产品，从寻求“贴牌出口”转为“品牌出口”，进而推动中国新兴陶瓷品牌与国际知名陶瓷品牌置身同一舞台。
东盟市场因此也备受期待。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陶瓷贸易规模持续增长。２０１３年，东盟市场规模首次超过欧盟和美国，占中国陶瓷出口总额的１８．４７％。据商会介绍，目前有相当多的中国企业正在加紧和东盟地区企业展开投资与合作。
“中国陶瓷行业兴盛或衰败，不应该单纯以出口量为衡量标尺，应更多考虑出口知识产权和出口品牌的情况。”赵春阳认为，中国陶瓷行业应该利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契机，面向世界输出中华陶瓷文化，提升中国陶瓷品牌的影响力。
赵春阳说，自古以来，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不仅向世界输出了宝贵的本土产品，丰富了更多人的生活，也为全球文化提供了新鲜血液。他期待，中国品牌陶瓷的创新能再次在世界上引领陶瓷文化的潮流，并以此刷新人们对陶瓷艺术的生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