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古代邛窑瓷器。
唐、宋六百年，四川是全国政治、经济相对稳定和发达的地区。其间，当四川以外地区发生外敌入侵或内部动乱之时，四川常常是中央朝廷和难民躲避战火的安生之地。这样的历史背景，意味着四川原有的陶瓷文化必然受到南北各地陶瓷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川内外陶瓷工艺技术的交流、融合，从而使唐、宋时期的四川陶瓷更加绚烂多彩，具体表现就是，集全国各地陶瓷风格于一身，无论是器型、釉色、品种、工艺，都有与某一名窑或某一窑系相似的产品。除此之外，四川各瓷窑还有一些川外不太常见的特殊的瓷器造型，既体现了四川陶瓷工艺的地方特色，也展现了四川陶瓷工匠面向市场需求而具备的创造性意识。
多年前，笔者同一些藏友在一民间博物馆交流时，馆主符先生曾拿出一件形如半边葫芦状的大水瓢，让大家鉴评。几乎所有上手过的藏友均认为，这不是圆形水瓢烧变形的产物，而是窑工有意而为之。这样的水瓢实际上，在倾倒水酒等液体时，更方便可靠，液体不容易抛洒、泄漏。
十多年过去了，笔者在收藏实践中发现，唐、宋时期，四川各瓷窑不仅烧制了与普通圆形水瓢有异的半葫芦形大水瓢，而且，也生产了半葫芦形的小水瓢和椭圆形碗、碟等瓷器。
唐代成都青羊宫窑半葫芦形青瓷小水瓢
唐代成都青羊宫窑生产的半葫芦形小水瓢。这个小水瓢是修坯工在圆形碗陶坯的基础上，用右手捧护着碗外壁，用左手的拇指与中指、食指配合相互捏制而成。此器器型规整，合乎比例，旁边看不出一点儿挤压痕迹；水瓢内底的五个垫烧痕，表明是同类器型重叠垫烧而成。如果，这件器物在烧成过程中变形，那么瓢口的两边一定会发生粘连，而导致失败。
唐代邛窑椭圆形绿釉灯盏
唐代四川各窑口均有生产的锅盔碟灯盏。作为四川人普遍喜爱的食物——锅盔，从古到今，都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所以，锅盔碟灯盏也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根据笔者在古玩市场所见，可以肯定，圆形锅盔碟灯盏存世居多，椭圆形锅盔碟灯盏极为少见。古玩市场上，一般藏友遇见此类器物，常常不仔细研究、磋磨，往往误认为是烧夹扁了的次品。其实不然，椭圆形锅盔碟灯盏在实际使用中，更方便把盏中暂时不用的剩油倾倒回油罐，使燃油减少浪费。其制坯工艺则是在圆形锅盔碟素坯基础上，用双手均匀使劲将其捏成椭圆形的。
宋代成都流离厂彩绘花草纹椭圆形碗
宋代成都琉璃厂窑生产的酱黑釉彩绘花草纹椭圆形碗。这种碗的制坯工艺与椭圆形锅盔碟灯盏相似，由于器型大一些，胎薄一些，将圆形改制为椭圆形应该更容易一些。笔者推想：这种椭圆形碗多用于盛装酒水，当古人开怀畅饮、大口饮用酒或水时，酒水不容易从嘴的两边流下，岂不妙哉？
笔者认为，上述具有四川特色的唐、宋瓷器，是古代陶瓷工匠独具匠心的发明、创造，充分体现了古代陶瓷工匠的智慧和使用美学的理念。
上述器物如果是在烧造过程中，或者是由于所烧器物相互挤压，或者是由于器物本身坯体含水量过高即湿度过高，导致变形，通常烧成后的产品，要么是瓷器上有粘连，有疤痕，要么是器型变得不规则，不合比例，没有协调感和美感。这类烧造过程中的次品一般是不会进入消费市场的，而在窑址所在地是很容易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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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会理窑”
在四川博物馆陈列的四川陶瓷分布图上，可以看到在遥远的川南，有一个孤零零的会理窑。会理陶瓷虽一直位列四川四大名窑(其余三个是邛崃窑、彭州窑、广元窑)之一，但关于会理窑的实物及资料一直非常少，川内许多藏家也对其不甚了了。作为会理籍的收藏爱好者，我经过实地考察、实物收集、资料整理，得到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偏僻的西南小县会理窑，竟有如此丰富多彩的陶瓷产品。
一、会理窑产品介绍
会理窑分两大系列：早期石厂窑和晚期鹿厂窑。
1.石厂窑
石厂窑在会理城东约三公里，现属老街乡。石厂窑产品分两大类型：青瓷和青花。
(1)青瓷
石厂窑青瓷胎土有白、灰白、灰黄等，均使用一种本地叫“观音土”的瓷土，只是陶洗的精细程度不同而已。石厂瓷釉色有青黄、青灰、青绿数种，另有少量黑瓷。器型以碗为大宗，另有各型折腰盘、高足杯、茶臼等。青瓷釉色又有两种，一种颜色偏绿，呈玻璃光泽，与中原青瓷相比毫不逊色，另一种颜色偏灰，亚光(图1、2、3)。青瓷以素面为主，但部分碗底有印花装饰。石厂窑使用龙窑烧制，慢轮手工拉坯，碗盘之间使用泥丸支烧，青瓷、黑瓷同窑烧制。
(2)青花瓷
在石厂窑中晚期，在青瓷基础上产生了青釉青花。其青花也有两种。一种青花偏黑，底釉偏黄，使用的是一种本地叫“土子”的青花料，这是会理青花中的大宗，装饰以花卉纹为主，另有大量吉祥文字装饰，(图4、5)。少数青花发色较艳，胎质细腻，底釉偏青，画工也较精细(图6)。
石厂窑瓷器与同期川内各窑迥然不同。工艺上，内地窑口使用匣钵或支钉，石厂窑为泥丸支撑裸烧。器型上宽沿折腰盘、竹节杯等器型内地窑口也不多见。釉色上仿龙泉风格的青瓷与川内其他窑口青瓷有很大区别，而青花瓷烧造更是同期川内所独有。
2.鹿厂窑
鹿厂镇在城南15公里处，现仍在生产日用瓷。早期鹿厂窑以点彩为主，其点彩使用土子，铁褐釉、铜绿釉三色，以铜绿为主。装饰以大写意、不规则的随意点辍为多。中晚期鹿厂窑以绿釉为主，也生产少量白瓷。绿釉以鹿厂本地盛产的高品位孔雀石铜矿为釉料，采用氧化焰高温烧成。鼎盛时期的鹿厂窑器型多样，除主产碗、盘、碟、缽等日用器外，还有供器香炉、烛台、佛像，立器花瓶、玉壶春瓶，瓷塑狮、象等。工艺上仍使用龙窑烧制，碗、盘采用涩圈叠烧工艺，不再用支钉。白瓷是以草木灰为主的乳浊釉，白度不高。
鹿厂瓷主要使用鹿厂本土粘土原料，故有部分专家认为鹿厂瓷为釉陶。
二、会理窑断代研究。
1.会理窑瓷器始于元
关于会理窑起始一直众说纷纭，最早有说始于唐，最晚有说始于明。根据笔者研究，会理窑始于元较有根据。
从实物看，石厂窑茶臼和茶盏应早于明，因为明以后就使用散茶冲泡方法了。青瓷折腰盘、竹节高足杯具有典型的元代风格，其青瓷的釉色与元代中原龙泉窑系相近，其碗心的印花装饰也与龙泉窑接近，特别是碗心的“福”字是标准的元代写法。
从会理的历史看，元以前会理先后归属于南诏及大理国，而石厂窑产品没有南诏或大理的风格或乌蛮、白蛮风格，却具有浓厚的中原风格。
据史料记载，会理汉代建县称会无，唐移邛都于此，天宝末没于南诏，立会川都督府，又号清宁郡，至大理段氏仍为会川府。元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内附，十四年立会川路。明设会川卫，隶属四川承宣布政使司，从此归属四川。从元开始，为加强统治，在西南地区，除军事、行政建制外，实行“屯田”。《 元史、兵志三，屯田》记载：“世祖至元十六年拨爨僰军一百八十户立军屯。是年，又立会川路民屯”。元朝军队中一部分士兵及工匠在西南地区定居下来。会理地区回归中央政权以及屯田制，为会理地区产生中原风格的青瓷提供了人才和技术支持。石厂古名“苗子弯”，紧邻村落叫“毛溪屯”，从地名上也佐证了这一点。
至于青釉青花，应是元末明初的产品。《明史》记载：“元置会川路……。。初，月鲁贴木尔反，土知府王春陷会川，毁民居府治，至是遂堕其城。寻改为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实行更大规模屯田。会理县志记载，明朝军队有八大指挥即胡、杨、戴、车、崔、邓、刘，带领军队落籍于会理住屯开垦，遂成会理汉族中的八大姓。大约在元末开始，石厂窑开始使用青花装饰，其风格仍是与中原相近，如较精细的缠枝花，草书福字等。
另外，现会理城始建于洪武二十九年，前些年旧城改造，出土了大量瓷片，却无一片纯粹青瓷，而在元代老城城址北山、老街一带却出土了许多青瓷和青釉青花瓷片。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石厂窑早于明洪武二十九年，极可能在元末就已生产。
2.鹿厂窑始于清早期。
会理窑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鹿厂窑与石厂窑之间有明显的断代。鹿厂窑从风格到器型，釉色、工艺与石厂窑毫无继承关系，截然是另一类产品。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从史书上可以找到答案的一种可能。明朝末年，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军在西充与张献忠决战，张献忠受伤病死。大西军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在云、贵一带继续抗击清军。《会理概况、大事记》说：“康熙初，云南吴番叛，遣将孙可望入蜀，陷会川。”此时四川战乱不息，从农民军到三番之乱，整个攀西地区为大西军出没之所。直至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清王朝的统治才在这一带确立。
可以想象，前后30多年战乱使会理石厂窑遭到毁灭性打击，窑厂停烧、窑工失散、工艺失传。至战乱平息，清政府重设建治，将会川卫降为会理州，隶属于宁远府(原建昌卫，今西昌)。随着战乱平息，人口聚居，又产生了对陶瓷的需求。原有窑口已经断烧或技艺失传，于是在新的地方，新的一批人创烧了新的陶瓷品种——鹿厂窑。
早期的鹿厂窑均是点彩，且都是实用器，可以看出其需求主要是生活日用品。绿釉是鹿厂瓷的核心色。鹿厂盛产高品位铜矿——孔雀石，这是铜绿釉的原料。一开始绿釉只是点彩中的一色，由于原料来源容易，随着工艺成熟，绿釉斑越来越大，最后成了完全的一色绿釉，品种也由单一实用器向供器、陈设器发展。据行家称，会理鹿厂窑绿釉及其工艺，与邛崃窑有借鉴关系，这与会理早已归属四川有关。
民国二年会理改州为县，鹿厂窑继续烧制绿釉，其产品已远销邻近各县及云南等地。民国末年，鹿厂窑开始烧造洋蓝青花等品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至1950年由国民党西昌行辕在会理主办的“华宁瓷厂”创烧粉彩瓷器(此华宁窑不是云南玉溪那个华宁窑，这是川滇收藏爱好者要注意的)，由景德镇内迁技工操作，胎质细腻，画工精美，曾在1945年生产过一批抗战纪念瓷分送高级官员，这批瓷器很有收藏价值。
总之，会理窑与川内各窑差异很大，元、明青花，明、清绿釉和民国粉彩都很有特色。
石湾陶瓷的特色
(1)陶泥与瓷土
石湾陶瓷所用的泥土，大致可分陶泥和瓷土两类。陶泥是本地所产，瓷土是从外地运来。石湾之所以称为“陶都”，是因为当地的泥土(陶泥)只能烧陶。石湾陶泥采自本镇东南北三方面的山岗和石湾东平河西岸磨苟岗等约四十多个低矮山岗，这些山岗下面埋藏着大量陶泥，千余年来一直取之不尽。此外，陶土亦来源于佛山澜石、南海、番禺等地。据研究，石湾陶土含铁量高于宜兴陶土，含铝量约为20～23％左右，受火度不及瓷土，须在1000℃～1050℃左右烧成，火候过高陶器则会烧歪变形。但若渗入适量的细砂或瓷土，其受火力则可适当增加。石湾窑除烧陶器外，从唐宋至今亦烧瓷器。早期烧制瓷器数量较少，明清以后逐渐增多。烧制瓷器的瓷土则从东莞、肇庆、英德等七、八个地方运来。东莞白土产于水稻田之下，以横沥及马步坳二地所产者为最佳。传世的明代刻有“吴南石堂”款的素烧刻花镂孔三足与四足香炉，即采用东莞瓷土制成。东莞白土须和以石湾山砂，始能成器。据抽样检查，东莞瓷土，其成分与宜兴紫砂土比较，宜兴土含铁、锰较多，故色红紫，受火度不及东莞土，须在l100℃左右烧成；东莞土含铁少，故色白，在800℃时色黄，过1200℃时色青。瓷土来自肇庆之莲塘及市桥、清远、中山等地的，以莲塘瓷土为最佳，成分直追福建德化，其土含铝、镁质多而铁少，为一种极佳之瓷土，可仿宋代定窑瓷器。过去石湾艺人取之加入本地红土，以冲淡红色及增加耐火度，若加入东莞白泥则成半陶瓷，用作女像之肌肉部分，则代表妇女白嫩肌肤。若塑老妇，则渗入少许红泥。明清以来石湾烧制的陶瓷数量极多，自成格调。凡艺术瓷，除仿古制品外，皆用半陶瓷土浆注模成品，以省工时，减低成本。
石湾山砂，产自大帽岗、小帽岗、显庙岗、宝塔岗、千秋岗等地。其色金黄，烧成则白，为其特点。山砂为构成石湾陶坯之必需原料。如东莞白土本身不能耐火成器须加入山砂20--30％，利用其熔点高以支持坯体，使其在1200℃左右不会变形。由于东莞土之收缩率大(约为15～18％)而山砂收缩率几等于零，故粗陶器用粗砂，烧成时砂露而土缩，摸之粗糙。凡缸瓦煲盆、下水道渠简等均掺粗砂，若艺术用陶，则经细孔筛筛去粗粒，始行掺入坯土，烧成后不觉粗糙。但若于艺术陶胎上，目力可见砂与泥有明显分别者，则非佳品。烧造者为掩饰此缺点，经常用星朱、石墨涂于器底，使人难以辨认，其实此系辨胎土优劣之一旁证。
石湾各种精陶陶土配方的原则，大致有如下几点：1.纯东莞白土，必须加入山砂、瓷土、红土等，以求耐火。2.纯瓷土必须加入长石，以操纵其耐火或透明度。但长石愈多，则可塑性愈减。3.陶土中加入瓷土，使其色变白，且增加耐火度。但过多则减少可塑性，使器物易裂及变形；红土加入瓷土则呈较淡之暗红色，有滑腻光泽感觉。依据上述原则，石湾陶器中之人物神仙、壁挂、花瓶、植物及精细之花瓶等，各有其特有的坯土配方。
至于石湾胎骨陶用之配方，也很重要。胎骨陶不施釉，目的在于表露陶塑精细之手工、胎土色泽美丽与感觉之细腻，故胎骨在石湾陶塑中占重要位置。各类配方大致如下：一般人面人手用白瓷土30％，红土60％，东莞土10％；茶壶等日用器物，用红土80％，白瓷土20％；石山人物用红土100％。但亦无硬性规定，如清代名工潘玉书雕塑的李铁拐、范蠡、苏武等历史人物，多采用灰褐色胎骨，以示其脸部之苍劲。雕塑的西施、贵妃等女像，则采用白色胎骨，示其皮肤之白嫩。黄古珍雕塑的人物，则喜欢采用明亮细腻的红色胎骨。可见石湾名师，对人物胎骨的配方亦各有别。总的来说，经过配方提炼的石湾陶泥，粘性很强，能耐高温，是理想的陶土。比福建德化、江西景德镇的瓷土可塑性大，能塑出迎风飞舞的衣裙飘带和复杂的线条。
(2)石湾窑釉色与产品种类
石湾窑唐代釉色，可分青釉和酱黄釉两种。前者数量居多，釉层开片和不开片的均有；后者数量较少，釉剥落严重甚至脱尽，灰白胎施青釉、灰胎施酱黄釉。宋代的釉色归纳起来有酱黑釉、酱黄釉、酱褐釉、青釉和白釉五种；此外还有白陶衣。酱黑釉一般施釉较厚，釉层比较均匀，光泽较强。酱黄釉一般釉层较薄，光泽不强，不开片。垂釉处似泪痕，呈黄色。酱褐釉釉层褐中泛青，光泽不强。青釉釉层厚薄不均，厚处有青中泛黄的，也有青中泛蓝的，似一种釉变，釉层一般均开片，光泽仅次于黑釉。但也有似陶衣不闪光的，有少量釉层剥落比较严重。白釉白中泛淡灰色，釉层很厚，开细冰裂纹。白陶衣是一种研碎的白色粉末，无光泽，手刮即掉。上述袖色以酱黄釉居多，酱黑釉和青釉次之，酱褐釉又次之，白釉和白陶衣数量最少。石湾窑元代釉色比较单纯，传世与出土器物，釉色仅见青釉、酱黑釉、酱黄釉和窑变釉四种。窑变釉数量极少，可能是仿钧釉的萌芽阶段。明清时期，石弯所用的釉药，一般均沿用普通的植物灰(如稻草灰、桑枝灰、杂柴灰、松柴灰、谷壳灰等)为基础材料，这种釉可称为植物灰釉。如果加入玻璃粉而成的。俗称釉料，即玻璃釉。另一种是矿物釉，那是用玉石或玛瑙、五金、石灰、蚧壳等，研磨后配合矿质颜料而成的釉，俗称石釉，即宝石釉。石湾陶器釉药所用的原料除钴(又名碗青)外，都产自本省。明清时期，石湾窑虽然只是利用了上述简单的原料，但它能制成多种多样的釉药，烧成丰富多采的彩色。它的釉色以艳丽的蓝釉为长，所谓“钧窑以紫胜，广窑以蓝胜”。尤以三稔花色釉最为名贵，以翠毛色釉最具特色。此外玫瑰紫和石榴红，及其它精美的釉色也不少，但都用于美术陶瓷上。普通陶器常用的釉色有青、黑、红、黄．蓝、白、紫等。这些釉色，因釉药配方不同，浓淡不一，所以呈色名目繁多，如青釉有冬青、粉青、桑青、梅子青等；绿釉有瓜皮绿、湖水绿、茶绿、苹果绿、葱绿等；黑釉有酱黑、酱黄、酱褐、紫金、铁锈、乌金、玳瑁等；红釉有石榴红、朱砂红、枣红、醉红、坤红、祭红、粉红、珊瑚红、玫瑰红、鸡血红、橘红等；黄釉有鳝鱼黄、古铜黄、鸡油黄、柠檬黄；蓝釉有天蓝、宝石蓝、粉蓝、翠毛蓝；白釉有粉白、青白、灰白、月白、牙白、葱白、纯白、水白；紫釉有玫瑰紫、葡萄紫、茄皮紫等。
石湾艺人，由于来自四面八方，基础深厚，昕以它的特点是善创善仿，又具有独特的自己的风格清以来表现尤其突出，如在青釉和酱色釉的基础上，模仿出多色釉，使石湾的美术陶瓷进入花繁果硕的境界。还仿各种瓜果鸟兽虫鱼的颜色，如仿鱼篓藤色，仿古代钟鼎的古铜色，仿唐三彩等。随着市场的需要，仿各大名窑的产品也大批生产。我国宋代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五大名窑各具特色、汝、官、钧窑以釉色见长，哥窑以冰裂著称，而定窑则有丰富精美的花纹装饰。明清时期石湾窑都能仿制这些窑的釉色和产品。曾见到的有仿定窑的“粉定”，仿汝窑的“玻璃绿”仿哥窑的“百圾碎”仿钧窑的“青釉夹紫红斑”，仿景德镇的“彩瓷”，仿龙泉窑的“梅子青”，仿磁州窑的“白釉与铁锈花”，仿建窑的“兔毫釉”等。总之，石湾陶工善仿各名窑的釉色及其作品，集全国各名窑之大成，不只是追求模仿得相似、逼真，而且吸取它们的优点，融合变化，青出于蓝。石湾窑的仿制品，有些还胜过其它窑所烧制的。如《广东通志》载：“石湾‘百圾碎’在江西窑之上。”上述釉色，可以说“窑变釉”，为石湾釉中之冠。所谓窑变，顾名思义，就是在窑内烧炼过程中，釉药中所含的金属氧化物，经过高温的熔融所起的化学作用，使其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变化。这些窑变釉具有光洁流畅，有浓有淡，或聚或散，犹如飞流千尺，万马奔腾般的淋漓尽致。如“蓝钧”的蓝白兢翠，“紫钧”的五彩艳丽，“石榴红”的红浑夺目，华而不浮。尤其不可多得的是“三稔花釉”和“翠毛釉”“三稔花”(学名五敛子，亦称杨桃花)釉，在浅蓝而近于青的釉层中，发出芝麻点般的紫红色，极幽艳。亦有在红釉中呈现“三稔花”者，也极难得。“翠毛釉”即象翠鸟羽毛般的艳丽而得名。
总的来说，石湾窑唐代烧青釉为主，酱釉次之。宋元时期则以酱釉为主，青釉等次之。发展到明清，石湾的陶工已摸索出大量颜色釉，五彩斑斓。说明石湾窑的釉色，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峰。颜色釉是我国陶瓷工人在长期劳动实践中的一项重大发明，石湾颜色釉的丰富多采，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石湾窑唐代陶瓷，产品种类极为简单，仅见日常生活用的碗、碟、盆和丧葬用的高身陶坛与三足香炉等。宋元时期器形有所增加，常见的有碗、碟、壶、杯、罐、盆、盒、擂钵、香炉和陶坛等。其中宋代碗形种类较多，有敞口浅腹的，有凸唇深腹的，有敛口的，也有折口，唇微向外卷的，一般均圈足（有高矮之分），亦有少数是圆饼足微凹的。明清时期石湾已初步发展成为综合性的陶瓷生产基地，产品大致可以分为日用陶瓷、手工业陶瓷、建筑陶瓷、丧葬陶瓷和美术陶瓷。日用陶瓷包括碗、碟、壶、杯、罐、盆、水缸、沙煲、油埕、灯盏等；手工业陶瓷包括制糖业、酿酒业、硫酸业、染料业等所需要的各类陶瓮、大盆、大缸、酒埕等；建筑陶瓷包括民用的一般砖瓦、栏杆、花窗、排水管和庙宇用的人物瓦脊与华表等；丧葬陶瓷包括陶棺、陶坛，陶簠、陶簋，陶马、陶狗等；美术陶瓷包括各种人物神仙、鸟兽虫鱼、瓜果器物、仿古铜器、仿各名窑产品等。其中人物神仙，雕塑种类繁多，如细分约有百种以上。充分反映了当时石湾陶塑艺术百花争艳的气氛。
(3)石湾陶瓷制作技术与窑炉选型
石湾唐宋时期的碗、碟、盆、盏、壶、杯等。从器形厚薄、曲度观察，均属轮制或手轮兼制，壶的嘴、把则是贴附粘合上去的。唐代的高身陶坛、器身采用轮制，器肩神龙、人物、器腹的水波纹与莲花瓣纹及器盖的楼亭人物则采用雕塑、模印、捏塑贴附而成。宋代的兽头陶塑是采用轮旋、捏塑、刻划而成。器坯上釉的方法大致有如下几种。一种是采用荡釉、蘸釉兼用的方法。如唐代青釉碗、酱黄釉碗，宋代的黑釉碗、酱黑釉盏等，都是将釉酱舀入器内。用于摇荡，使釉浆均匀覆盖其上，随即倒出余浆，然后再用手倒拿器足，用很快的手法，将器坯浸在釉浆里即行提起，因而器外壁只有半截釉，往往器足无釉；一种是采用蘸釉法。如宋代有部分青釉碗、酱黄釉碗等，都是用手侧拿器足，也是采用快速的手法，将坯胎斜浸在釉浆里旋转一周即成。故器内外底露胎。唐代的大型高身酱黄釉陶坛则采用刷釉法，故器内无釉。另一种是涂釉，用毛笔涂在坯胎上。这种方法最少，只见宋代个别器盖钮部和兽头类陶塑，涂酱褐釉。
石湾唐宋陶瓷入窑的烧制方法，可分“正烧”和“叠烧”两种。如碗、碟、罐等。凡是正烧的器内外壁均满釉，足部露胎。锻烧时将器物逐个放进平底圆筒形匣钵中，器底用渣饼或垫环承垫，作为避粘的介质，匣钵是按器形的大小逐个层叠，分层堆放，最高的匣钵则加上钵盖。故烧成的瓷器釉面纯净、晶莹，没有在锻烧时被窑内的烟尘所污染，也没有被碎块窑渣所粘连。。盏、壶、杯、罐、炉等，也是采用相同的办法装烧。凡是叠烧的器物，如唐代的青釉平底碗，宋代的部分青釉圈足碗和酱黑釉碟等，内外一般均施半截釉，器底用三至五个圆形或方形小泥饼垫烧。按同类器形逐个层叠，废品中有九至二十多件粘连在一起的。这类标本有些器物表面发现有烟尘污染的现象，同时窑址中没有发现叠烧瓷器的匣钵，因此推断锻烧时是不用匣钵的。这种做法节省了大批装烧匣钵的原料和劳动力，在操作上也减少了一道装匣的程序，而且使窑室空间的利用率大大提高，但这种叠烧方法，废品率较多。
石湾唐宋陶瓷烧成的温度，根据胎的吸水率和气孔率及胎釉的结合等，估计一般约在l000～1150℃左右，比不上同一时期的潮州窑、惠州窑、广州窑和阳江窑等瓷器的温度高，这是受当地陶土的耐火力所决定的。如果烧窑时火候过高，坯胎就会爆裂或变形。但北宋也有一小部分瓷器(瓷土是由外县运来的)，胎土洁白细腻，烧成温度约在1250℃左右。元代石湾窑陶瓷，传世极少，从出土物来看，其制作技术与宋代的大致相同。
明清以来，石湾陶瓷的制作方法，大致有轮制、手轮兼制、捏塑、雕贴、模印、镂孔等方法。如碗、碟、钵、盏、盆、缸等圆形器身类，一般均采用轮制。荷叶洗、瓣口碗、莲花碟等则采用手轮兼制。堆花瓶、蕉叶瓶、花瓣瓶、蟠螭瓶、兽耳瓶、天鸡壶、梅花炉等是采用轮制与雕贴相结合的方法，立体感较强。各种人物、神仙、鸟兽、虫鱼、瓜果等则采用捏塑而成。但有些附件，如八仙的法宝，仙女的花篮、花卉，老人的拐杖，横笛，琴棋、葫芦等则是附加上去的。为了满足市场和外销的需要，凡是成批生产的人物、神仙、鸟兽、花果和各类印花器皿，以及瓦脊、花窗、鼓墩等，均为模印(用原作翻模)，但瓦脊则模印后再贴附捏塑的花鸟、人物等。印花镂孔鼓墩，则模印后再行镂孔。上釉的方法，大致有荡釉、蘸釉、涂釉、刷釉等种，但需根据不同器形和用途而定。
关于石湾烧制陶瓷窑炉的选型，唐代是采用平面近似半椭圆形的馒头窑(广东唐代流行馒头窑，这种窑型是受北方馒头窑的影响发展而来的)，通长一般约五至七米左右；宋代则采用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一般通长约三十米上下，宽约二至三米，拱顶呈弧形状，龙窑身长，烧窑时窑温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前段和中段窑室火焰较长，后段窑室火焰较短。龙窑的优点是烧窑时升温较快，降温也较快，能烧还原气氛，适于焙烧坯胎较厚的大件器物，也适于焙烧坯胎较薄的小件器物。宋以后石湾一直沿用龙窑(唐代至明清均以草木作燃料)。为了缩短烧窑时间，提高产品质量，元代和明清对龙窑都进行过改革。如明代正德年间建造的“南风窑”就是在元代“文灶窑”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建造的(这座窑现在还在石湾陶瓷日用三厂内)。“南风窑”把原来“文灶”设在窑两旁的火眼，由两排增至五排，每个火眼的距离缩小为七至八厘米，火眼由窑的两侧改在窑顶，并增设三个，使窑内各个不同的部位都能加进燃料。克服了过去火候不均匀的缺点，同时适当增加了龙窑的坡度。抽力较大，火焰较长，便于控制烧窑温度，大大降低了废品率和提高了产品质量。同时窑身由原来长约三十米增加到四十米，增加了产品的容量。更重要的是，窑工在烧窑的实践中，摸索出装窑和烧炼的方法。从宋代至明清，石湾没有北方的倒焰窑，只有龙窑，要烧出氧化焰或还原焰，全靠窑工在装窑时，根据不同产品的要求堆叠器坯。由于所堆叠的器坯疏密与大小不同，烧炼时火焰流通不一致，器物互相靠拢，使温度不致很快散失，如烧制器物装置不多，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掌握这种方法，造成窑内产生还原或氧化条件，加上用劈小的柴枝为燃料，一根根往火眼里投放，能成功地控制窑温急速上升或下降，这样就能根据不同坯胎、釉料，在同一窑中，造成各种温度条件，收到预期效果。明清时期，石湾仿制的南北各地的名窑产品，特别是五彩缤纷的“窑变”器，就是用这种改革后的龙窑烧造出来的。
（4）石湾陶塑题材及其艺术特点
石湾窑是民窑，与官窑有根本的区别。它主要是为市场需要生产，为群众需要生产，为外销需要生产，而不是为官府生产，所以历来没有受到官府的重视。但它却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由于社会需要和生产规律推动着它的发展，在生产领域，基本上没有受到官府的干扰，因此各种历史思潮和社会风尚与现实生活，都能在陶塑中反映出来。唐宋时期石湾陶塑种类比较简单，到了明清至民国时期，陶塑种类已极广泛，题材也很丰富。归纳起来，大致有人物神仙类、鸟兽虫鱼类、山公亭宇类、瓜果器物类、仿古器物与仿名窑产品类、建筑装饰类、丧葬及祭器陶塑类、其它陶塑类等。
1.人物神仙类：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人物。题材有渔、樵、耕、读、道士、和尚、尼姑，骑牛、乞丐等，均系古装人物，行走坐卧各异。
取材于《三国演义》的陶塑题材有诸葛亮、刘备、关公，张飞等。取材于《水浒传》的陶塑有时迁盗甲。取材于《西游记》的陶塑有老君炼丹。取材于佛教与其他小说的陶塑有达摩、六祖、济颠和尚、日月神、吹笛仙女、四大金刚、十八罗汉，和合二仙、钟馗捉鬼、刘海仙、寿星公、苏武牧羊、米蒂拜石、太白醉酒等等。总的来说，石湾陶塑人像表情百态具备，人物生动逼真、英雄勇猛，神佛庄严慈祥、金刚威武，仙女表情细腻含情，钟馗愤世嫉俗，小孩天真活泼，均极传神。
2.鸟兽虫鱼类：大致有狮、虎、猴、猫、鸡、鸭、飞、喜鹊、猫头鹰、鹤、龙、凤、龟、蟹及各类虫鱼，均极生动，神态变化万千。
3.山公亭宇类：均系小型陶塑，供石山盆景点缀之用，谓之山公亭宇。其题材大都不出《芥子园画谱》一书所载，规格约分为三分、五分、一寸、二寸等。超过二寸则不属于山公，山公即石山公仔之简称。行立坐卧均有，此外还有对弈、弹琴、饮酒、题诗等。此外还有龙舟、帆船、亭宇、小塔等，规格随小，但塑造得惟妙惟肖，殊为难能。
4.瓜果器物类：一触均系供陈设之用。瓜果常见的仙桃、佛手、柚子、石榴等。实用与装饰相结合的器物，有各种动植物形状的花插、壁挂、文具、烟具、鼓墩、花盆、花瓶、墨砚、水注、水盂等，制作精致、形式多样。如鼓墩(坐具)，其式样之多为各大名窑所不及。它的种类有大鼓、摇鼓、腰鼓、布鼓、元鼓、更鼓。它的外形有六角、八角、四方、长方、菱花、荷花，葵花等。这些鼓墩高矮规格不一，它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艺术欣赏价值。
5.仿古器物与仿名窑产品类：石湾陶瓷仿古器物与仿名窑产品。主要是明清时期大规模仿制，如仿商代的双贯耳壶，仿周代蟠螭瓶，汉代蒜头瓶、双螭瓶，仿唐代的双鱼瓶、天鸡壶等。同时还善于仿制各大名窑产品，如仿河南钧窑，河北磁州窑，浙江哥窑，龙泉窑、越窑，福建建阳窑，江苏宜兴窑，江西景德镇窑等作品，亦仿唐三彩、珐琅彩、五彩。不但仿其器形．而且其各种釉色。
6.建筑装饰类：大致有各色琉璃瓦、色釉栏杆、华表、花窗、龙凤陶塑、陶钟、瓦脊群像等。其中较大型的是瓦脊群像。它是两广地区一般字宙建筑物上不可缺少的装饰物。
7.丧葬及祭器陶塑类：有唐代至明代装火化骨灰的陶坛，唐代塑花四耳罐，宋代兽头类陶塑，元代陶牛、陶马、陶鸡，明清的刻花陶制墓碑、买地券及刻花陶棺和陶簋香炉等，其中较重要的有唐代高身陶坛。完整器一般均施青黄釉，造型精巧。器肩雕塑有我国传统的神龙，上下还粘附有几十个佛像或人物环坛一周，并附有用手捏成的附加堆纹与象征佛教的莲瓣纹，器盖顶端雕塑楼亭小塔等，表现了陶塑艺人高超的艺术才能。宋代石湾兽头类陶塑，也系属于民间艺人心灵手巧和大胆创新的作品，富有一定的艺术效果。清代陶簋(祭器)也很精巧，系仿商周铜簋制作而成。簋内堆塑各种菜式，有烧猪、烧羊等。塑造精致，颜色逼真，维妙维肖。
(5)优秀的石湾名工及其代表作
石湾历代名工辈出，师承祖传，作品造诣精深，可惜记载简略或被遗忘。从宋代以来，石湾的名工巧匠，能考证者已屈指可数。从古窑出土器物来看，石湾窑北宋名工有张可、安祖、潘安、潘南等人。制品有碗、碟、盏、壶等日常生活用品。在一些器内底钤印有上述作者姓名，或在青釉四耳罐的器肩上刻印有北宋“嘉祐”和“政和”年号。元代名工暂不可考。明代名工有祖唐居和可松。可松擅长器形创作，作品重视师古，造型多仿商周铜器并善于仿钧蓝釉及翠毛釉。传世品有仿商贯耳壶，器底刻楷书“仿商贯耳壶可松制”款识。亦有仿周蟠螭瓶，还有翠毛釉洗及罗汉等。可松制陶，造型结构严谨，雕塑精巧，绝无粗制滥造之作。题款字体均为楷书。其中贯耳壶，器形饱满，浑厚古拙。
清代名工有黄炳、冯秩来、黄古珍、廖荣等。其中黄炳系陶塑名家，善书画，多画梅雀之类。精制鸟兽、人物、虫鱼、器皿，尤以雕造鸭、猫、猴等为特长。他所塑鸭类，多不着釉，毛羽工细显露，阴阳可辨。眼睛则点釉，炯炯有神。
清末至民国的石湾名工，有陈渭岩、潘玉书等。陈渭岩原名胜，号惠岩，又号诚一道人、卧云居士。早年学艺于黄炳，是一位艺术造诣高深的制陶大师。就塑造仙佛、人物而言，对神气体会之深，衣纹之流畅，姿势之自然，黄炳间有不及。他亦善于仿制各地古代名窑陶瓷和釉色，曾偕艺徒潘玉书到景德镇交流技艺，并用瓷土塑造了一批人物、仙佛等作品，施绘青花和粉彩釉，融会石湾和景德镇的工艺特色。
唐宋时期佛教思想在陶瓷茶器上的表现
宋代黑釉荷叶口碗
唐代外黑内白钵
唐代外黑内白三足釜
佛人饮茶最早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他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佛教在茶中融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这也就是所说的禅茶一味。在饮茶中品味茶器美好的韵律，在把玩茶器的过程中得到一种“悟”，品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联系起来。禅茶一味的思想在这种“饮”与“品”的过程中得以体现。
由于坐禅中闭目静思，极易睡着，所以坐禅中“唯许饮茶”。“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也是各类茶器的展示、品鉴，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 文化的新途径。
唐宋时期，佛教盛行，寺必有茶，禅必有茶。北宋时，佛教寺院不仅对茶叶的栽培、焙制有独特技术，而且十分讲究饮茶之道。寺院内设有“茶堂”，是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另外寺院还专设“茶头”，专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
佛教思想在茶器上的表现
佛教对茶推崇备至，对陶瓷质茶器的造型具有深远的影响。陶瓷茶器的饰纹样中出现了佛教吉祥图形，有飞天、忍冬纹、莲花瓣纹等新的题材，尤以莲花纹饰最为突出。莲花是佛教中代表着神圣净洁的名物，是佛教的主要象征。唐宋时期的陶瓷质茶器中有很多茶碗、茶盏、盏托等器物的造型都设计成了莲花式样，或在这些茶器上装饰有莲花的图案，蕴含着佛家清寂、正直、不与尘世争风的禅意。
缁素瓷
原意为僧人与俗人之合称。因过去僧服多为缁（黑）色，而古印度俗人多穿白色（素色）衣服，故以缁代指僧人，以素代指俗人。佛教传入中国后，唐代佛教信徒与制瓷艺人便将此着装习俗引入到茶器设计中。
外黑内白瓷茶器或瓷片，多现于唐长安城内外寺院遗址当中。个别与寺院过从甚密之文人、士族墓中，间或亦有外黑内白瓷茶器发现。此类瓷茶具，外壁黑循乎缁门仪轨，内里白宜于茶汤品观，颇受大德高僧及文人雅士钟爱。史载，大诗人王维，常云游于长安各大寺院和终南山间，于吟诗泼墨之暇，嗜茶如命，其携行出游之茶铛，能够与考古发现互证互鉴者，恰为外黑内白瓷之茶铛，此为该茶器具组合当中，唯一能够便携野外，煎、饮一体，且不失优雅之茶具。
独具特色的辽代契丹瓷器
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
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西元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
随著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唐、五代以来，在我国北方的邢(今河北邢台市)、磁(今河北磁县)、定三州内，先后出现了制瓷业。定州在最北方，与辽接近。辽代的手工业各部门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来的汉人和渤海人发展起来的，辽代的制瓷业当然也不例外。
据《辽史》记载，从太祖至世宗这一期间，辽对定州曾进行多次的掠夺。而定州所属的曲阳县境，是定窑窑址所在地。所以辽代制瓷的工匠，大多是来源于中原的磁窑镇和定州的定窑。
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辽在历史上不停侵犯北宋国土，为什麽?穷，国土上没什麽资源，北宋生活得好，他光瞧着不行，得过来拿点儿，所以辽多次进犯北宋。北宋重要的北方窑口定窑，在定州这个地方，曾在宋跟辽的拉锯战中五易其手。辽人看到雪白的白瓷，垂涎三尺。定窑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商品。
天显三年(西元928年)，辽兵又一次攻下定州，在那儿待了八个多月，很长的时间。八个月的时间足以把这个地方的经济以及生产情况瞭解透彻。辽国当时急需这些人才，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把这些人才带走了。所以辽代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瓷器叫“辽白瓷”，非常白，与定窑白瓷非常像，不是专业人员，几乎不能区分。
辽代瓷器的产生，跟当时辽和北宋之间订立澶渊之盟有关系。西元1004年，即景德元年，这一年签订的澶渊之盟，辽国得了便宜，坐享岁贡，每年宋朝政府该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该给多少东西就给多少东西。这个大的政治前提的出现，为瓷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生产基础，辽代的瓷器也得以发展。今天能够发掘出来的辽代的瓷窑大约有七座，离北京最近的一座就在北京门头沟。
辽代瓷器中有三彩器。宋代也有三彩，受唐三彩影响。辽三彩跟宋三彩之间，可能相互都有影响。辽代瓷器中还有一种很特殊的瓷器，方盘，方形的盘子。瓷器一般都是圆的，上转盘一拉就圆了，方的反而不好做。那辽瓷为什麽做成方的呢?因为辽在历史上都是用木头盘，木头做成圆的麻烦，做成方的简单。所以当用陶瓷做的时候，还是沿袭旧制，也做成方的了。
辽代陶瓷器製作基本承袭唐代陶瓷工艺，有些器形具有契丹族的民族特色，如鸡冠壶、长颈瓶、凤首瓶、穿带壶、鸡腿瓶、海棠花式长盘，注壶等。
器物造型有其独创的风格，如凤首瓶、长颈瓶、鸡腿坛和鸡冠壶等，都是中原地区所罕见。有些品种的造型来自契丹族传统的皮容器和木容器，如鸡冠壶造型具有明显的皮革容器的痕迹，有的甚至把皮条、皮扣、皮雕花、皮绳环梁都一一表现出来，清楚地保留的游猎生活的形迹。
辽瓷，是我国古代陶瓷史上一朵意蕴迷人的奇葩。它是辽代在继承唐朝的传统技术，吸收五代和北宋中原地区的新工艺的基础上又发展创新的一种独具特色的陶瓷。其白山黑水般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游牧民族特点，反映了古代契丹族勇猛、刚烈、彪悍的部族气质，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凝聚和缩影。在契丹人的祖居之地——辽河源头老哈河(土河)流域，近些年来，零散地出土过许多精美的辽瓷。
这些瓷器当年都是披髮左衽的契丹人在这片土地上简朴生活的普通拥有。千百年后被农人在民间偶然遇到并挖掘。当上世纪八十年代文保部门搞文物普查，到老哈河流域各个小村徵集文物，人们纷纷把这些宝贝拿了出来。杯盘碗盏、碟盆盂盒、壶瓶坛罐……这数百件精美的辽瓷，数以千计的辽瓷残品和标本，演示过当年辽代一幅多麽立体而又庞杂的社会生活图景啊！
不管是装酒，盛水，储存马奶和牛乳，还是用作餐饮，那些茶、绿、黄、褐、青、白和三彩等器形纹饰繁杂、颜色用途不一的瓷器，都曾在各自的位置上富有灵性地陪伴过人们的生活。可以想像，当一个弥漫著水汽的早晨悄然来临，土河居民的日子也静静绽放在毡帐内外的瓷光之中；健美的契丹女子背起长颈瓶到河边取水，闪烁不息的水波漫过瓶沿，溅湿了古代的一片阳光；打猎男子背起箭囊跨马而去，背上斜背的那只装满了水的鸡冠壶格外耀眼；一大户人家的毡帐裡，一男侍已立身恭候在陈设有盛满食物的桌旁，等候主人到来，桌上的盛食器品类上乘，釉色簇新。
辽代瓷器可分两大类，即中原类和契丹类。
中原类型的瓷器有从北方流如契丹的，也有北宋工匠流落到辽地后在当地烧造的。
契丹类型的瓷器胎稍厚，釉质略粗，呈牙白色，多光素无纹。契丹类型的瓷器具有本民族的风格，主要器型有：鸡冠壶、长颈瓶、凤首壶、穿带壶、鸡腿瓶、海棠式盘等。时代越晚，契丹式瓷器越少。鸡冠壶是辽瓷中最有特色的造型，它的原型是契丹族游牧时用以盛水或奶的皮囊壶，最早的鸡冠壶完全模仿皮襄壶，皮革缝製的痕迹很逼真，甚至还堆出皮绳、皮扣；时代越晚，皮囊壶的特征就越少，有些仅成为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