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秘色瓷器。
秘色瓷位于地宫中室的银香炉之下
1987年4月，位于陕西省扶风县的法门寺正在进行一项古代佛塔的修复施工。当忙碌的工作人员在清理塔基时，意外发现了唐代佛塔地宫。在随后的考古发掘工作中，从地宫中出土了14件精美的瓷器。据地宫出土的《物账碑》记载：唐懿宗“恩赐……瓷秘色椀(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碟)子共六枚。”经专家核实考证，它们居然就是消失世间千百年来世人苦苦寻觅的秘色瓷！
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这批秘色瓷，器形规整，造型简洁，釉色青绿(其中有12件)，晶莹润泽。共有碗7件，其中两件为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还有盘、碟共6件及瓶1件。这是迄今为止唯一能与文献《物账碑》相互印证的确切秘色瓷，具体说明了这批秘色瓷的来源、件数以及唐人对其称谓。
五瓣葵口凹底斜腹秘色瓷碟，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侈口平折沿，呈葵口形，5个三角形曲口下有内凸外凹线，使口沿和碟身自然形成五瓣。器身斜腹中间微外折，器底为凹底并有支烧痕迹。碟内身通体施有绿色釉，外壁留有丝绸包裹痕迹。高4厘米，腹深3.4厘米，口径25.3厘米，底径14.5厘米，重800克。釉面光滑明快，釉层均匀，釉质莹润，给人以高雅柔和、素洁明快的感觉。最令人惊叹的是：巧妙的凹底器形设计，在光线照射下，碟内明澈清亮、玲珑剔透，像盛着一泓清水，呈现出秘色瓷“无中生水”的视觉奇观，令人叹为观止！
五瓣葵口大凹底秘色瓷盘
五瓣葵口凹底深腹秘色瓷碟
五瓣葵口小凹底秘色瓷盘
五瓣葵口浅凹底秘色瓷盘
五代诗人徐夤曾对秘色瓷有过这样的描绘：“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
呈现“无中生有，似盛有水”效果的秘色瓷还有：五瓣葵口小凹底秘色瓷盘、五瓣葵口大凹底秘色瓷盘、五瓣葵口浅凹底秘色瓷盘和五瓣葵口凹底深腹秘色瓷碟等。其他的秘色瓷器隐约也有水感，但相对较弱。通过细致的观察对比，发现“无中生水”的秘色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器底部均为“凹底”。所谓“凹底”是相对于瓷器底部而言，由瓷器底部外侧向内侧凹进而出现一个窝状。相应地从瓷器口处观看，瓷器底部形成一个微小的弧面。
侈口秘色瓷碗壁外的唐代仕女图案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
侈口秘色瓷碗共3件，器形相同，碗侈口、平沿、圆唇，腹壁斜收微鼓，碗底部微凹。通体素面，施青釉，外底面有一圈支烧痕迹。碗底外壁留有墨迹清晰的唐代仕女图案。碗通高6.8厘米、腹深6.2厘米、口径24.5厘米、底径11厘米，重902克。
这些碗最大的特点就是碗底外壁留有清晰墨迹的唐代仕女图案。此图在造型上注重写实。仕女发髻高耸，脸形圆润饱满，体态丰腴富态，亭亭玉立；穿着大袖纱罗衫，气质雍容高贵，展示出盛世大唐皇家女性的华贵之美。手法上采用游丝细线勾勒，均匀细腻，生动地表现出仕女所穿着绫罗绸缎服饰的飘逸风致和细腻柔软的质感。同时，在其他的秘色瓷器上也发现有仕女图，这些仕女图案是怎样留在上面的呢？这还得从发现秘色瓷现场说起。当时，考古工作者在地宫中室的汉白玉灵帐后面先发现了一个壸门高圈足银香炉，下边藏有金银包边的圆形檀香木盒子，里面有一个丝绸包裹，打开之后惊奇地看到秘色瓷均被绘有仕女图案的薄纸包裹着。原来，秘色瓷作为佛骨舍利的供奉品放入地宫时，为了减少瓷器之间的摩擦碰磕，用了有仕女图墨迹的纸来包裹。没想到历经千年，纸张已成灰片，但纸张上的仕女图案印痕却保留下来，这不但为研究唐代绘画提供了实物资料，还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
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显示出高超的瓷器装饰创新工艺
地宫中出土的秘色瓷，12件为素面青釉秘色瓷器，只有两件为样式、纹饰相同的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其中一件碗口沿为五瓣葵口，碗身斜腹，高圈足。碗内壁施青黄釉，釉质滋润，开片细碎。碗外壁髹深蓝色漆，并有平脱雀鸟团花5朵，纹饰鎏金。两碗口、底沿均包有银棱。高8.2厘米、深7.1厘米、口径23.7厘米，重596克。
碗外壁的雀鸟团花纹饰纤细繁缛，刻划精细入微，外观雍容华美，富丽堂皇。其中，每朵团花上的雀鸟比翼双飞，富于自然情趣，一副春意盎然、花香鸟语的景象跃然在眼前。其图案设计大气饱满，寓意祥和，工艺酷似今天的窗花剪纸技艺。虽是平面设计，却在碗壁的曲线映衬下巧妙而富于变化，显得动感十足，有呼之欲出的立体感。像这种以花卉雀鸟为题材的装饰图案在盛唐十分流行，大多比喻夫妇美满幸福之意。
这种金银装饰瓷器的工艺做法是：先按照设计要求镂刻出雀鸟团花纹银箔纹样并鎏金；再把此纹样粘贴在黄秞秘色瓷碗的外壁上，髹漆盖住纹样；最后，研磨“推光”直到雀鸟团花纹样显露出来并与碗壁黑漆厚度平齐而融为一体时，即为“金银平脱”。据《酉阳杂俎》记载：唐玄宗和杨贵妃赐给安禄山的就有金平脱犀头匙筋、金银平脱隔馄饨盘、平脱着叠(碟)子及金平脱装(妆)具玉合(盒)，金平脱铁面椀(碗)等物品。又有《唐氏肆考》记载：唐末前蜀王王建，报送“朱梁”(后梁太祖朱全忠)的信物中就有金棱碗。王建在信中说：“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这就证明金银平脱在唐代极为盛行，并且在五代已有用金银装饰秘色瓷的工艺了。日本正仓院收藏有我国唐代的金银平脱铜镜、木琴、皮箱等，但就是没有金银平脱瓷器。
所以这两件出土的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它们独具匠心，完美地将“金银平脱”装饰在如冰似玉的秘色瓷上，是陶瓷史上一次重大的装饰工艺创新，在我国乃至世界考古发掘中也属首次发现。
八棱净水秘色瓷瓶
八棱净水秘色瓷瓶出于地宫中室内。其造型十分优雅，端庄规整，釉色晶莹，胎质细密。瓶颈细长，直口，圆唇，肩部圆隆，腹呈瓣瓜棱形，圈足稍外侈。在瓶颈与瓶身相接处装饰有相应的八角凸棱纹三周，呈阶梯状。通体施明亮青釉，有开片。足底露胎，胎色浅灰而精致细密。高21.5厘米、最大腹径11厘米、口径2.2厘米、颈高11厘米，重615克。
在发掘时，瓶口覆有一颗大宝珠，瓶内装有29颗五色宝珠。遗憾的是这么精致的瓷瓶在《物账碑》中竟没有记载。后经专家鉴定，瓷瓶的釉色、胎质与其他秘色瓷完全相同，应该算在秘色瓷的行列之中。再从佛教的仪轨看，此瓶出土时内有宝珠，应属于密教的供养器“五贤瓶”“五宝瓶”之类。用它盛上五宝、五药等以消除烦恼、去除尘垢，系为佛家宝物。《物账碑》不知何故当时没有记载，成为“瓷秘色”账上之“遗漏之物”。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这是晚唐诗人陆龟蒙盛赞秘色瓷的传世七绝《秘色越器》诗，也是迄今发现对秘色瓷最早的文献记载。首句“越窑开”说明秘色瓷的诞生地为越窑。越窑是中国青瓷最重要的发源地和主产区。东汉年间，这里从陶器到原始青瓷，后来又完成了从原始青瓷发展到青瓷的历史过渡，这在世界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由于这一带战国时属越国，唐时改为越州，“越窑”因此得名。越窑青瓷经过不断发展，晚唐、五代时达到鼎盛，衰败于北宋中期。陆龟蒙所谓的“越窑”则主要是以今天的浙江余姚上林湖为中心的上虞、宁波等地，此范围中已发现古窑址近200处，是唐、五代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和贡窑所在地。法门寺出土的这批秘色瓷从造型、胎釉特征和装坯方法上，都表明应是产于浙江余姚上林湖一带的越窑。并且，这一地区也有类似的瓷片出土。这批秘色瓷应是上林湖生产的青瓷精品，当时作为贡瓷呈献给唐宫廷，再由唐懿宗供奉给“佛骨舍利”，密封于法门寺佛塔地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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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瓷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
秘色瓷位于地宫中室的银香炉之下
1987年4月，位于陕西省扶风县的法门寺正在进行一项古代佛塔的修复施工。当忙碌的工作人员在清理塔基时，意外发现了唐代佛塔地宫。在随后的考古发掘工作中，从地宫中出土了14件精美的瓷器。据地宫出土的《物账碑》记载：唐懿宗恩赐瓷秘色椀(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碟)子共六枚。经专家核实考证，它们居然就是消失世间千百年来世人苦苦寻觅的秘色瓷！
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这批秘色瓷，器形规整，造型简洁，釉色青绿(其中有12件)，晶莹润泽。共有碗7件，其中两件为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还有盘、碟共6件及瓶1件。这是迄今为止唯一能与文献《物账碑》相互印证的确切秘色瓷，具体说明了这批秘色瓷的来源、件数以及唐人对其称谓。
五瓣葵口凹底斜腹秘色瓷碟，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侈口平折沿，呈葵口形，5个三角形曲口下有内凸外凹线，使口沿和碟身自然形成五瓣。器身斜腹中间微外折，器底为凹底并有支烧痕迹。碟内身通体施有绿色釉，外壁留有丝绸包裹痕迹。高4厘米，腹深3.4厘米，口径25.3厘米，底径14.5厘米，重800克。釉面光滑明快，釉层均匀，釉质莹润，给人以高雅柔和、素洁明快的感觉。最令人惊叹的是：巧妙的凹底器形设计，在光线照射下，碟内明澈清亮、玲珑剔透，像盛着一泓清水，呈现出秘色瓷无中生水的视觉奇观，令人叹为观止！
五瓣葵口大凹底秘色瓷盘
五瓣葵口凹底深腹秘色瓷碟
五瓣葵口小凹底秘色瓷盘
五瓣葵口浅凹底秘色瓷盘
五代诗人徐夤曾对秘色瓷有过这样的描绘：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
呈现无中生有，似盛有水效果的秘色瓷还有：五瓣葵口小凹底秘色瓷盘、五瓣葵口大凹底秘色瓷盘、五瓣葵口浅凹底秘色瓷盘和五瓣葵口凹底深腹秘色瓷碟等。其他的秘色瓷器隐约也有水感，但相对较弱。通过细致的观察对比，发现无中生水的秘色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器底部均为凹底。所谓凹底是相对于瓷器底部而言，由瓷器底部外侧向内侧凹进而出现一个窝状。相应地从瓷器口处观看，瓷器底部形成一个微小的弧面。
侈口秘色瓷碗壁外的唐代仕女图案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
侈口秘色瓷碗共3件，器形相同，碗侈口、平沿、圆唇，腹壁斜收微鼓，碗底部微凹。通体素面，施青釉，外底面有一圈支烧痕迹。碗底外壁留有墨迹清晰的唐代仕女图案。碗通高6.8厘米、腹深6.2厘米、口径24.5厘米、底径11厘米，重902克。
这些碗最大的特点就是碗底外壁留有清晰墨迹的唐代仕女图案。此图在造型上注重写实。仕女发髻高耸，脸形圆润饱满，体态丰腴富态，亭亭玉立；穿着大袖纱罗衫，气质雍容高贵，展示出盛世大唐皇家女性的华贵之美。手法上采用游丝细线勾勒，均匀细腻，生动地表现出仕女所穿着绫罗绸缎服饰的飘逸风致和细腻柔软的质感。同时，在其他的秘色瓷器上也发现有仕女图，这些仕女图案是怎样留在上面的呢？这还得从发现秘色瓷现场说起。当时，考古工作者在地宫中室的汉白玉灵帐后面先发现了一个壸门高圈足银香炉，下边藏有金银包边的圆形檀香木盒子，里面有一个丝绸包裹，打开之后惊奇地看到秘色瓷均被绘有仕女图案的薄纸包裹着。原来，秘色瓷作为佛骨舍利的供奉品放入地宫时，为了减少瓷器之间的摩擦碰磕，用了有仕女图墨迹的纸来包裹。没想到历经千年，纸张已成灰片，但纸张上的仕女图案印痕却保留下来，这不但为研究唐代绘画提供了实物资料，还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
古代瓷器：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秘色瓷
从前人们提到它，都沿用宋代文献，说这种瓷器是五代十国时位于杭州的钱氏吴越国专为宫廷烧造的，臣庶不得使用。
侈口秘色瓷碗共3件，器形相同，以其中一件为例：
碗侈口、平沿、圆唇，腹壁斜收微鼓，碗底部微凹。
通体素面，施青釉，外底面有一圈支烧痕迹。
碗底外壁留有墨迹清晰的唐代仕女图案。
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
这种金银装饰瓷器的工艺做法是：
先按照设计要求镂刻出雀鸟团花纹银箔纹样并鎏金；
再把此纹样粘贴在黄秞秘色瓷碗的外壁上，髹漆盖住纹样；
最后，研磨推光直到雀鸟团花纹样显露出来并与碗壁黑漆厚度平齐而融为一体时，即为金银平脱。
据《酉阳杂俎》记载：唐玄宗和杨贵妃赐给安禄山的就有金平脱犀头匙筋、金银平脱隔馄饨盘、平脱着叠(碟)子及金平脱装(妆)具玉合(盒)，金平脱铁面椀(碗)等物品。
又有《唐氏肆考》记载：唐末前蜀王王建，报送朱梁(后梁太祖朱全忠)的信物中就有金棱碗。
王建在信中说：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
这就证明金银平脱在唐代极为盛行，并且在五代已有用金银装饰秘色瓷的工艺了。
日本正仓院收藏有我国唐代的金银平脱铜镜、木琴、皮箱等，但就是没有金银平脱瓷器。
所以这两件出土的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它们独具匠心，完美地将金银平脱装饰在如冰似玉的秘色瓷上，是陶瓷史上一次重大的装饰工艺创新，在我国乃至世界考古发掘中也属首次发现。
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纹饰八棱净水秘色瓷瓶为《物账碑》记载秘色瓷之遗漏之物
八棱净水秘色瓷瓶出于地宫中室内。
其造型十分优雅，端庄规整，釉色晶莹，胎质细密。
瓶颈细长，直口，圆唇，肩部圆隆，腹呈瓣瓜棱形，圈足稍外侈。
在瓶颈与瓶身相接处装饰有相应的八角凸棱纹三周，呈阶梯状。
通体施明亮青釉，有开片。
足底露胎，胎色浅灰而精致细密。
高21.5厘米、最大腹径11厘米、口径2.2厘米、颈高11厘米，重615克。
在发掘时，瓶口覆有一颗大宝珠，瓶内装有29颗五色宝珠。
遗憾的是这么精致的瓷瓶在《物账碑》中竟没有记载。
后经专家鉴定，瓷瓶的釉色、胎质与其他秘色瓷完全相同，应该算在秘色瓷的行列之中。
再从佛教的仪轨看，此瓶出土时内有宝珠，应属于密教的供养器五贤瓶五宝瓶之类。
用它盛上五宝、五药等以消除烦恼、去除尘垢，系为佛家宝物。
《物账碑》不知何故当时没有记载，成为瓷秘色账上之遗漏之物。
八棱净水秘色瓷瓶陆龟蒙《秘色越器》诗和实物证实秘色瓷产于越窑并且烧造工艺先进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xi)，共嵇中散斗遗杯。
这是晚唐诗人陆龟蒙盛赞秘色瓷的传世七绝《秘色越器》诗，也是迄今发现对秘色瓷最早的文献记载。
首句越窑开说明秘色瓷的诞生地为越窑。
越窑是中国青瓷最重要的发源地和主产区。
东汉年间，这里从陶器到原始青瓷，后来又完成了从原始青瓷发展到青瓷的历史过渡，这在世界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由于这一带战国时属越国，唐时改为越州，越窑因此得名。
越窑青瓷经过不断发展，晚唐、五代时达到鼎盛，衰败于北宋中期。
陆龟蒙所谓的越窑则主要是以今天的浙江余姚上林湖为中心的上虞、宁波等地，此范围中已发现古窑址近200处，是唐、五代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和贡窑所在地。
法门寺出土的这批秘色瓷从造型、胎釉特征和装坯方法上，都表明应是产于浙江余姚上林湖一带的越窑。
并且，这一地区也有类似的瓷片出土。这批秘色瓷应是上林湖生产的青瓷精品，当时作为贡瓷呈献给唐宫廷，再由唐懿宗供奉给佛骨舍利，密封于法门寺佛塔地宫。
《全唐诗》中记载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夺得千峰翠色来，生动描绘了越窑秘色瓷的青釉色泽。
诗人所描述的秘色瓷釉色为千峰翠色，这种郁郁葱葱、青莹滋润的色泽不同凡俗，浑然天成。
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14件秘色瓷器中，除2件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内壁施青黄釉外，其余器物均施湖绿、青绿、青灰色釉。虽然都是青绿色调，但也很难保持一个标准色釉，这也说明秘色瓷的色釉烧造很难把握。
所以，诗人在这里用了一个夺字，画龙点睛地传达出工艺之巧，也点化出了秘色瓷色釉有巧夺大自然千峰翠色的灵性，让人读之浮想联翩，余韵延绵。
越窑秘色瓷的装烧技术也是十分先进的。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釉面光滑，釉色纯净，器物底部有糯米状支烧钉的痕迹，表现出唐代越窑在装烧工艺方面的革新，即使用了匣钵，实施单件烧。
秘色瓷打破了窑内明火叠烧的传统工艺，避免了因瓷器叠烧而出现的釉面烟熏、火刺、落沙、粘釉和内心留有支烧痕等缺陷，有效杜绝了明火叠烧的不足，提高了瓷器的质量，对以后的烧制工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与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的相互印证，完全证明了秘色瓷为晚唐时越州窑烧造的产品。
唐代越窑青瓷为当时全国青瓷之首，秘色瓷又是其中的上乘之作，所以秘色瓷也就成了青瓷中精品的代名词了。
法门寺曾是唐代皇家寺院，大唐皇帝曾多次迎奉佛骨舍利到京城长安供养，其中地宫所供奉的大量金银器、丝绸、琉璃器、瓷器等都是千挑万选的宝物。
如今，法门寺唐塔地宫中出土的大唐珍宝作为文物在法门寺博物馆陈列。
在这绚丽多姿的展品中，笔者对其秘色瓷的探析和解读也只是一家之言。
其目的在于引发更多的人对这段历史的关注。
法门寺晨曦古代瓷器：法门寺秘色瓷的佛教美学
法门寺是中国佛教的一处千年圣迹。1987年4月3日，法门寺因修建半壁坍塌的明代真身砖塔，考古工作者在塔基下意外发现了唐代真身宝塔地宫。在这批发掘出土的唐代珍贵文物中，共有13件唐代越窑青瓷。在同时出土的石刻《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文中，将这批精美绝伦的越窑青瓷记载为瓷秘色碗七口，内二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这里所谓的秘色瓷就是越窑青瓷。这14件瓷器表面呈现为有差异的两种釉色，其中12件为青绿色或湖绿色，另外两件为青黄色。从釉色品质上看，釉质晶莹润泽，色泽非常纯正，看上去仿佛湖水一般清澈洁净；从器型上看，造型独特，轮廓线条自然流畅、大方得体；从制造技艺上看，作工非常精巧，器物的口、腹、底各部浑然一体。如此数量多、质地优良、制作精巧的唐代皇室秘色瓷的出土，在我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它不仅揭开了唐代秘色瓷的身世之谜，使中国陶瓷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同时也为今后秘色瓷的鉴别提供了真实的实物标准。因此，研究法门寺秘色瓷的佛教美学特征，对于全面了解法门寺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法门寺秘色瓷在造型上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著名陶瓷艺术家杨永善先生将中国古代瓷器造型成就归纳总结为四条：一是通过象形取意来塑造器形方法；二是器形工整的求全造型方法；三是造型过程中不断完善和修改的方法；四是造型生动富有诗意的方法。这四条对于评价瓷器造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就法门寺秘色瓷来说，造型上的艺术特征还表现在三个结合方面。
抽象与自然的结合，体现其原生性。瓷器的造型艺术，包含了多重丰富的内涵，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一种生命的理念。艺术的抽象是一种传统的造型方法，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说：由再现到表现，由写实到符号化，这正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也正是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原始形成过程。也就是说，依据自然现象和实际物体，通过简约化或提取其中特征的手法，从而构成另一个简洁的、概括的形象。秘色瓷的碗、盘、碟、瓶中就包含了不少荷花、菱形花、葵瓣的造型。出土的五瓣花口内凹底秘色瓷盘的沿口呈现出五曲花瓣的形状，线条生动流畅，造型高雅清秀，宛如一朵正在绽放的花朵，体现了象形取意、抽象与自然结合的造型特征。它不但具有较好的美感和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同时传达出唐代宫廷贵族的审美情趣和爱好，流露出深层次的审美意蕴。
功能与审美的结合，体现其装饰性。尽管审美文化是一种更高的、更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但它终究要受到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制约。如唐代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对外交往频繁，宗教信仰自由，所以唐代的饮食文化、茶文化十分盛行。在唐代名目繁多的饮食瓷器中，生产各式各样的碗、盘占据了日用瓷的首位。精美绝伦的秘色瓷作为唐代宫廷的贡品，完美的诠释了器物功能性与审美性的结合。法门寺秘色瓷器中的葵口造型始见于唐代，是瓷器碗和盘的花口形式之一，主要是在圆形瓷器口沿上做了等分的连弧花瓣状，形似秋葵花，故名葵口。常见的葵口有四瓣、五瓣、六瓣之分。法门寺出土的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就属于其中的一种，它的造型简约，干净利落，设计新颖巧妙，满足了宫廷贵族对瓷器的艺术审美追求和实用需求，不仅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风范，而且体现了功能与审美的完美结合。
宗教与艺术的结合，体现其神圣性。自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在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文化艺术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密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尤其在唐代，与密宗有关的文物，多来自皇室的供养，也表现出唐代皇室对密宗的优宠。法门寺作为佛教密宗供养圣物的圣地，地宫中各类文物的形制、文饰和布局，在精神内涵上都与密宗密切相关，可见密宗在唐代对皇室的影响深远。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瓷器制造者自然而然地按社会不同阶层的要求将佛教艺术的内容表现在瓷器上。于是，莲花瓣、莲花或荷叶、佛像以及佛祖身上的特征在瓷器上体现的越来越多，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地宫中八棱净水瓶没有放置在叠装的秘色瓷漆盒之内，在《衣物帐》碑文中也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它的釉色、釉质和特征上分析，与其他的13件秘色瓷大体相似。这件瓷器出土时瓶内装有五色宝珠共29颗，瓶口上覆盖着一颗大宝珠，陈列方式显然与密教仪式有关。它的外形具有小口，圆唇，长细颈，八棱瓶身，圈足，颈下有三条平行凸棱的特征。整体造型优美、刚劲有力，瓶体各部分比例匀称，给人一种玉立多姿，挺拔秀气的感觉。
唐代越窑青瓷以美丽、淡雅的釉色著称。从中国瓷器发展史看，到东汉时期制瓷工艺已经日趋成熟，到了唐代可以说越窑青瓷代表了当时青瓷制作的最高水平，出现了南方以越窑青瓷为代表、北方以邢窑白瓷为代表的南青北白的局面。同时，秘色瓷的釉色艺术风格与特征在瓷器中也独树一帜。
千峰翠色。唐代越窑青瓷的釉色摒弃了过分的艳丽和豪华，突出了幽静和淡雅的意趣。瓷器的釉色呈现温润的青绿色，犹如雨过天晴的天空，被世人誉为千峰翠色。如出土的侈口秘色瓷碗，高6.8厘米，口径24.5厘米，底径9.5厘米。瓷器通体施青釉，釉层薄而莹润，釉色雅而柔和，如美玉般青翠秀丽，给人以恬静柔和的感觉。
釉质细腻。如冰似玉是人们不断追求和向往的瓷器釉质，法门寺秘色瓷体现出的正是瓷器青釉的玉器质地。地宫出土的五瓣葵口小内凹底秘色瓷碟，通高4厘米，口径25.3厘米，底径14.5厘米，是13件秘色瓷中口径最大和器形最矮的器物。瓷器釉质如半透明的青玉，薄而莹润、细腻如脂、温润厚重、深沉含蓄，完美地再现了青瓷冰肌玉骨的艺术风格。
陕西法门寺秘色瓷的出土问世，为秘色瓷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提供了绝好的实证。同时，继承传统与不断创新始终是越窑青瓷发展过程中的精髓与亮点，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唐代金银器艺术珍品
皇朝秘宝--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国宝
鎏金双狮纹菱弧形圈足银盒 唐代 盒体呈菱弧状，上下对称，以子母口扣合。 盖面内以联珠组成一个菱形，与周边呈相斗的布局，内菱形中部錾两只腾跃的狮子，四周衬以莲与缠枝蔓草，内外菱形的角隅饰背分式西番莲纹样，腹壁上下均錾二方连续的莲叶蔓草，圈足饰一周简莲瓣。 盒底外壁竖錾4行33字：“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方合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使臣李进”。 鎏金镂孔五足朵带铜香炉 唐代 通体鎏金，由炉盖、炉身组成，盖、身以子母扣开合。 盖面镂空。 壶门高圈足座银香炉 唐代 出土时其盖面贴一墨书签封,铭为“大银香炉臣杨复恭。” 香炉置于地宫中室的白石灵帐后,其下叠压装有秘色瓷盘碗碟的漆盒,根据这一现象,有学者便断言,此炉与茶具有关,将其定名为煎汤烹茶的“风炉” 臂钏 唐代 臂钏为阿阇黎修法用具之一。 在举行修法灌顶仪式时阿阇黎臂饰宝钏。 也是密教造像中的八庄严之一。 以前仅见于敦煌壁画中这是首次出土实物。 鎏金鸿雁纹壶门座五环银香炉 唐代 通高14.5、炉盘口外径23.6厘米 盘底外壁有“五十两臣张宗礼进” 鎏金双蛾纹银香囊 唐代 直径12.8cm，链长24.5cm，重547克 系唐僖宗所供奉。 系唐代香囊存世品中迄今发现最大的一枚。 香囊囊盖、囊身各作半球状，上下对称，以子母口相扣合，一侧以铰链连接，另一侧则以勾环相连。 香囊外壁錾饰十二簇分布均匀的团花，团花内分饰四只或两只飞蛾，纹饰鎏金，香囊内有一个钵状香盂及两个平衡环，香盂用短轴铆接，内、外平衡环间也以短轴铆接，在圆球滚动时，内、外平衡环也随之转动而香盂的重心始终不变，使香盂面始终保持平衡状态。 这种平衡装置，与现代运用于航海、航空上的陀螺仪原理完全相同，这种陀螺仪原理，欧洲17、18世纪才掌握，而我们的祖先，早在8世纪之前，已熟练的运用了这种技术。 香囊两件均为鎏金银质，一大一小。 二者构造相同，以两半球扣合构成囊体。 囊内铆接二持平环和香盂，持平环之间及内环与香盂之间成直角相互支承，使香盂保持平衡。 囊体镂空，供香气溢出。 香囊在当时是一种熏香用器，其钵内放置香料，点燃后香气从镂空处外飘，以改善室内的空气。 香囊以前出土较多，西安何家村窖藏、沙坡村窖藏均有发现，英国的哈克期美术馆，日本的正仓院也均藏有我国唐代的银香囊，不过以前人们都称其为“熏球”，而法门寺地宫《物帐碑》明确记载其为“香囊”，则更正了以前考古定名的错误。 同时，我们也明白了“安史之乱”后唐玄宗从四川返回长安，让高力士到马嵬坡寻找杨贵妃尸体时,“唯香囊在”之香囊不是用香料和丝织物缝制的香包，而是以金银制成的熏香器皿。 鎏金鸳鸯团花双耳大银盆 唐代 系唐僖宗供佛用品。 浇铸成型，盆壁分为四瓣，每瓣内錾两个石榴团花。 团花中有一双鼓翼鸳鸯立于莲花之上，两两相对，栩栩如生，呼之即出。 鸳鸯团花之间衬以流云纹。 盆底模冲、锤打出一对互相嬉戏的鸳鸯和阔叶石榴组成的大团花，四周施鱼子纹地，形成浅浮雕效果。 盆壁内外的装饰花纹完全相同，犹如透雕而成。 盆外两侧各铆接两个额刻“王”字的天龙铺首，口衔饰有海棠花的圆环，环上有提耳，圈足微外撇，其外饰莲花。 盆底外壁，錾刻“浙西”二字，“浙西”为唐代的“浙西道”（今江苏镇江）。 是唐代后期南方金银器的制作中心。 大银盆集浇铸、模冲、煅打、錾刻、鎏金、铆接等先进工艺于一体，制作精美，造型宏大，纹饰工整细腻，线条舒适流畅，构图丰满。特别是盆壁内外的錾刻，似透雕而成，反映了唐代劳动人民的高超智慧和工艺水平。 是我国目前发现的不可多得的唐代金银器艺术珍品。古代瓷器：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唐代金银器艺术珍品
皇朝秘宝--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国宝
鎏金双狮纹菱弧形圈足银盒唐代盒体呈菱弧状，上下对称，以子母口扣合。盖面内以联珠组成一个菱形，与周边呈相斗的布局，内菱形中部錾两只腾跃的狮子，四周衬以莲与缠枝蔓草，内外菱形的角隅饰背分式西番莲纹样，腹壁上下均錾二方连续的莲叶蔓草，圈足饰一周简莲瓣。盒底外壁竖錾4行33字：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方合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使臣李进。鎏金镂孔五足朵带铜香炉唐代通体鎏金，由炉盖、炉身组成，盖、身以子母扣开合。盖面镂空。壶门高圈足座银香炉唐代出土时其盖面贴一墨书签封,铭为大银香炉臣杨复恭。香炉置于地宫中室的白石灵帐后,其下叠压装有秘色瓷盘碗碟的漆盒,根据这一现象,有学者便断言,此炉与茶具有关,将其定名为煎汤烹茶的风炉臂钏唐代臂钏为阿阇黎修法用具之一。在举行修法灌顶仪式时阿阇黎臂饰宝钏。也是密教造像中的八庄严之一。以前仅见于敦煌壁画中这是首次出土实物。鎏金鸿雁纹壶门座五环银香炉唐代通高14.5、炉盘口外径23.6厘米盘底外壁有五十两臣张宗礼进鎏金双蛾纹银香囊唐代直径12.8cm，链长24.5cm，重547克系唐僖宗所供奉。系唐代香囊存世品中迄今发现最大的一枚。香囊囊盖、囊身各作半球状，上下对称，以子母口相扣合，一侧以铰链连接，另一侧则以勾环相连。香囊外壁錾饰十二簇分布均匀的团花，团花内分饰四只或两只飞蛾，纹饰鎏金，香囊内有一个钵状香盂及两个平衡环，香盂用短轴铆接，内、外平衡环间也以短轴铆接，在圆球滚动时，内、外平衡环也随之转动而香盂的重心始终不变，使香盂面始终保持平衡状态。这种平衡装置，与现代运用于航海、航空上的陀螺仪原理完全相同，这种陀螺仪原理，欧洲17、18世纪才掌握，而我们的祖先，早在8世纪之前，已熟练的运用了这种技术。香囊两件均为鎏金银质，一大一小。二者构造相同，以两半球扣合构成囊体。囊内铆接二持平环和香盂，持平环之间及内环与香盂之间成直角相互支承，使香盂保持平衡。囊体镂空，供香气溢出。香囊在当时是一种熏香用器，其钵内放置香料，点燃后香气从镂空处外飘，以改善室内的空气。香囊以前出土较多，西安何家村窖藏、沙坡村窖藏均有发现，英国的哈克期美术馆，日本的正仓院也均藏有我国唐代的银香囊，不过以前人们都称其为熏球，而法门寺地宫《物帐碑》明确记载其为香囊，则更正了以前考古定名的错误。同时，我们也明白了安史之乱后唐玄宗从四川返回长安，让高力士到马嵬坡寻找杨贵妃尸体时,唯香囊在之香囊不是用香料和丝织物缝制的香包，而是以金银制成的熏香器皿。鎏金鸳鸯团花双耳大银盆唐代系唐僖宗供佛用品。浇铸成型，盆壁分为四瓣，每瓣内錾两个石榴团花。团花中有一双鼓翼鸳鸯立于莲花之上，两两相对，栩栩如生，呼之即出。鸳鸯团花之间衬以流云纹。盆底模冲、锤打出一对互相嬉戏的鸳鸯和阔叶石榴组成的大团花，四周施鱼子纹地，形成浅浮雕效果。盆壁内外的装饰花纹完全相同，犹如透雕而成。盆外两侧各铆接两个额刻王字的天龙铺首，口衔饰有海棠花的圆环，环上有提耳，圈足微外撇，其外饰莲花。盆底外壁，錾刻浙西二字，浙西为唐代的浙西道。是唐代后期南方金银器的制作中心。大银盆集浇铸、模冲、煅打、錾刻、鎏金、铆接等先进工艺于一体，制作精美，造型宏大，纹饰工整细腻，线条舒适流畅，构图丰满。特别是盆壁内外的錾刻，似透雕而成，反映了唐代劳动人民的高超智慧和工艺水平。是我国目前发现的不可多得的唐代金银器艺术珍品。唐代秘色瓷荷花托盏鉴赏
浙江省宁波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内罕见的唐代秘色瓷荷花托盏。该托盏为1975年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唐“大中二年”纪年墓中出土，包括茶盏和盏托两件器物配套组合而成。茶盏高6.5厘米，口径9厘米，造型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口沿作五瓣花口弧形，外壁压出内凹的五条棱线，形成五个花瓣的界线效果，茶盏内外素面无纹；盏托高3.4厘米，口径15厘米，仿荷叶形，薄薄边缘四等分向上翻卷，极具被风吹卷的动感。盏托中心内凹，刚好稳稳地承接茶盏，看上去似一件不可分开的整体，构成了一幅轻风吹卷的荷叶载着一朵怒放的荷花在水中摇曳的画景。整个托盏青翠莹润如玉，青釉亮洁均匀、如冰似玉，胎釉结合紧密，胎为浅灰色，造型设计巧妙，制作精致，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无疑是越窑上品。
这件越窑秘色瓷荷形托盏，折射出了唐代宁波佛教文化和茶文化的兴盛，可谓是“禅茶一味”。
莲花为佛教的主要象征，是佛教四大吉花之一，又是八宝之一，也是佛教九大象征之一。足见莲花与佛教关系之密切。荷形托盏的莲花、荷叶造型，无疑为其烙上了深深的佛教文化印痕。
茶盏为饮茶用具，基本器型为敞口小足，斜直壁，一般较饭碗小，较酒杯大。据考古或文献资料证明，瓷盏在东晋时已有制作，所见实物器型为直口直腹壁，饼状平底足，施青釉。南北朝时饮茶之风逐渐流行起来。唐代及五代时期的茶盏，以南方越窑和北方邢窑最著名。越窑盏多配有盏托，其托常常设计成荷叶卷边状，上托莲瓣状茶盏。唐代饮茶方式主要为煎煮法，即将以茶叶制成的茶饼碾成茶末后用开水煎煮，煮浓后盛到茶盏中饮用，饮用时将汤及茶末一起喝下。为防止茶汤烫手且兼顾敬茶礼节的庄重感，唐代流行“茶托子”——盏托。
据陆羽《茶经》载，至中唐时，全国种茶已遍及42个州和一个郡，其中包括明州(即今宁波)。2009年，《宁波日报》曾报道：在日本金泽大学举行的宁波余姚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日方成果报告会上，专家宣布田螺山遗址出土了6000年前人工种植的古茶树，为世界最早种茶之发现！可见宁波种茶的历史悠久。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很快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众多高僧对茶的推崇，使茶成了养生正心之物。到唐代，“饮后三碗茶”成了“和尚家风”，饮茶成了寺院制度之一，逐渐把茶与佛教清规、养心悟性、人生哲学融为一体，“吃茶去”成了禅林法语，使茶与禅在精神上达到互通而“禅茶一味”。
宁波是“海天佛国”，唐僧鉴真由明州东渡日本，日僧最澄来天台山研究佛学，并带回茶籽传播到日本。可以说，是唐代的禅文化、茶文化，再加上冠绝当时的越窑青瓷工艺，催生了这精巧绝伦的“越窑秘色瓷荷形托盏”。
“秘色”青瓷神秘面纱揭开之前
百科里面解释，晚唐开始，越州瓷窑出产所谓“秘色瓷”。“秘色”一词最早出现在晚唐民间文献《秘色越器》（陆龟蒙诗篇名）中，也出现在宋代官修的政府文书集《宋会要》中，此外如清代出版的《十国春秋》也用这个词。自宋代以来，迄于明、清，乃至今天，学者们为“秘色”一词的真正含义聚讼不已。以往学者们都把注意力放在“秘”字上，而没有注意到“色”字。据本百科“色”字条解释，“色”可作“颜色(color)”解，也可作“配方(formula)”解。这样，“秘色”就是“保密配方”的意思，也就是瓷器表面涂层“釉药”的配方保密的意思。这样，所谓“秘色瓷”就是釉料配方保密的专供皇家使用的瓷器。所以，“秘色”的意思是“保密的釉料配方”之意。
那么秘色青瓷的身世面纱揭开之前，人们又是如何解释、猜测，以至一层层剥落那层神秘面纱的呢？
秘色:在越窑空前繁荣的晚唐时期，一位孤傲不仕、倜傥不羁的雅士陆龟蒙以《秘色越器》一诗尽情讴歌了越窑青瓷——“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此诗用卓异的笔触为越窑扬起了一面鲜艳的大旗，同时亦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的“秘色”之谜。五代人徐夤在《贡余秘色茶盏》诗中对余姚上林湖（今属慈溪）出产的“秘色茶盏”赞美道：“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氵贲。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徐夤的生花妙笔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秘色”在五代人的头脑中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换言之，“秘色”成为谜，是五代以后的事。
由于五代吴越国钱氏统治者曾用大量的越窑青瓷向中原朝廷进贡，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在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国纳土归宋后，世人普遍认为“越上礻必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礻必色”。显而易见，在宋人的心目中陶瓷“秘色”是与钱氏供奉划等号的。然而，也有一些人对此持不同看法。赵令畤的《侯鲭录》云：“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见陆龟蒙集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这条记载指出“秘色”出现于唐代，否定了“秘色”与五代吴越钱氏进贡的因果关系，但未触及“秘色”的含义。嘉泰《会稽志》则说：“越州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日作之，臣庶不得辄用，故云秘色。按陆鲁望集越器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已有秘色，非钱氏为始。”此记述的最后结论虽与《侯鲭录》相同，然它并没有将“秘色”与进贡直接挂钩，也就是说，“秘色瓷”的使用者除了中原统治者外，还包括吴越国王。嘉泰《会稽志》是南宋时期的一部内容可靠、资料翔实的方志，所以它关于“秘色瓷器”的记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顾文荐的《负暄杂录》在谈论“礻必色”时所得出的结论与前面两部书相同，不过，它认为“礻必色窑器”出现的原因是“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叶的《垣斋笔衡》所述与《负暄杂录》基本一致。在宋人有关“秘色”的论述中，当数赵彦卫的《云麓漫钞》最为怪谲，该书云：“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号秘色。又曰出钱王。——唐陆龟蒙有进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传杯。则知始于江南与钱王皆非也。”“李王”即唐朝帝王，“钱王”为五代吴越国王。赵彦卫的论述将青色瓷、唐朝帝王与“秘色”联系在一起，又引用陆龟蒙的诗以说明“秘色”并不创始于江南以及五代吴越国王。这句话不啻隐语——它隐含的结论是：“秘色”创始于唐朝，产地在北方。《云麓漫钞》的这条记载存在明显的错误：（１）陆龟蒙诗的题目并未标“进”字；（２）该书的作者对“越窑”的所在地一无所知。可见，寡闻和臆想导致赵彦卫的判断出现了偏差。此外，《高斋漫录》等书均述及“秘色瓷”，其文字与《侯鲭录》大同小异。
综观宋人有关“秘色瓷”的记载，可以归纳出这样六点：（１）虽然世人普遍认为“秘色瓷”是吴越钱氏烧造并专用于进贡的瓷器，但也有一些人认为“秘色瓷”出现于唐代，故不是五代吴越钱氏所烧贡瓷的专名；（２）“秘色瓷”的使用者包括中原帝王和吴越等方国的统治者；（３）各书在指明唐代已有“秘色”的同时，没有述及它的本义；（４）《侯鲭录》中“今之秘色瓷器”的提法，暗示了五代吴越国烧制的“秘色瓷”有部分流传至宋代，当时不难见到；（５）陆龟蒙诗里的“中宵”或作“中霄”，“斗遗杯”或作“斗传杯”，“好向”或作“如向”，这说明此诗在宋代已广为传抄，并被作为“秘色”之名的本源；（６）宋人引用的陆龟蒙诗之标题中均没有“秘色”二字，这表明，此诗当时已家喻户晓，故各书作者在引用时有意省略了“秘色”二字，否则“唐时已有秘色”的结论就不能成立。
上述关于“秘色”之争的文字虽大多出现于南宋人所写的书中，而这一争论的起点则在北宋时期，尽管起初争论的范围不广，争论也不激烈，但嗅觉敏锐的朝中文人还是认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因而在著书立说时对“秘色”之名持审慎态度。欧阳修、宋祁等人在编撰《新唐书》时，将越州会稽郡土贡的越窑产品谨饬地称作“瓷器”。到了元代，脱脱等人在编修《宋史》时，仍不敢采用“秘色”之名，而将吴越钱氏所贡的称为“钅口金瓷器”、“金银钅口器”、“瓷器”、“金钅口越器”等。由此可见，自“秘色”出现以来，这个民间的称谓是一直被阻挡于宫廷之外的。
南宋那场激烈的“秘色”之争过后，关于“秘色”的讨论便沉寂了很久。明清时，“秘色”问题又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此时讨论的焦点已转变为对“秘色”含义的认定。景德镇古籍记载：“垣斋笔衡谓秘色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大抵至钱氏始以专供进耳。”此书经考证后得出的结论是：“秘色乃是当时瓷器之名”，这类瓷器“其式似越窑器而清亮过之”。《陶说》也认为“秘色”是当时瓷器的名称。古籍记载既是有待被考古发现证实的对象，又是文物研究的重要依据，故要最终揭示“秘色”的真相，还得将目光转向出土的“秘色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