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颜色釉瓷器。
颜色釉瓷器在明代和清代让中国瓷器发展达到艺术品巅峰，尤其是斗彩、珐琅彩、粉彩以及青花瓷成为中国古代瓷器不可撼动的霸主地位，成为中国古代颜色釉瓷器的代表。
1、青花瓷国的青花瓷素来备受收藏者们的青睐，在大型拍卖会上，经常以百万元成交。明代永乐和宣德年间是青花瓷的黄金(182,-0.29,-0.16%,吧)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青花瓷精品，但由于传世数量不多，量少而质精，因而市价惊人。
中国古瓷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青花器多为小型饰品及日常生活一类，图案多为龙凤、缠枝莲、云鹤、花卉、山水等题材，做工精细、纹饰秀雅，也是人们钟爱的收藏品。
2、斗彩
斗彩是由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绘结合而成。斗彩容易和五彩混淆，其实要分清两者并不难。斗彩的所有花纹皆经过青花勾勒轮廓线，再经色料添入轮廓线内，而五彩中的青花只当作青色使用，色料外围没有轮廓线。
所有斗彩器中，明代成化年间的斗彩器最为珍贵，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烧造斗彩必须入窑两次，增加了烧制成本，而且破损率高，一般只有官窑才会不计成本地制造。清代雍正、乾隆两代的斗彩也很出色。近年的拍卖市场上很少见到成化斗彩器，清三代的斗彩器的价格也是居高不下，为众多人争相收藏。
3、珐琅彩
珐琅彩瓷的色彩稳定、鲜艳，画面表现细腻、层次分明，造型多以碗、盘、罐为主。现今传世的珐琅彩数量稀少、烧制精美，以清代雍正、乾隆为鼎盛时期。
4、粉彩
清代的制瓷业，在中国传统的斗彩工艺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粉彩，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华丽的风格，在中国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古瓷器的特征：五代时期的青瓷和白瓷
如果说，唐朝之前的景瓷生产情况还只限于文字记载，那么唐末，五代之后的景德镇瓷器生产就有充足的瓷器实物证明了。本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景德镇市区的黄泥头、白虎湾、胜梅亭、盈田等地发现了很多的五代窑址，挖掘出了大量的瓷器碎片。这些瓷器碎片确切地证明了那个时期这里烧造的瓷器是青瓷和白瓷，而且以青瓷为多。这个时候生产的瓷器器型主要是盘、碗、壶、水盂、、碟等。
瓷胎有厚有薄，釉色是被称为"蟹壳青"的青釉，近似越窑的色彩，有些瓷器略带绿色，与玉器很象，被称为"假玉器"是很贴切的。唐末，五代时，这里除烧制青瓷外，又是南方烧造白瓷最早规模最大的窑场，仅白虎湾一处就有30多座。从现存的大量出土资料看，白瓷色调纯正，洁白度高达70度，吸水率、透光度都达到现代瓷的标准，瓷质超过越窑，冠于当世。
明代的瓷器
明代是景德镇瓷业生产飞快发展时期，而且成为全国制瓷行业的中心，不论数量，质量和花色品种等方面，都成为当时中国瓷器的翘楚。就装饰而言，除继续大量烧制青花瓷并进一步提高质量外，釉上彩瓷又开始问世，发展势头很快。《中国陶瓷史》就曾指出："彩瓷的发明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品种上，明瓷异彩纷呈，这个时期又创制成功了薄如蛋壳，轻若绸纱的薄胎瓷，以及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纹饰丰富的瓷板画，还有精妙无比，可以乱真的各种仿古瓷。
明代景德镇建立了官窑，所以这时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分成官窑和民窑两种，官窑为皇家制造宫廷用瓷；民窑的粗瓷供应广大群众，细瓷则供中上层地主富商所用，同时运销国外。商祚繁盛，甚至现"官民竞市"的局面。制瓷人员多达10万多人。
清代的瓷器
清代的景德镇瓷器，不仅明代的工艺和品种应有尽有，而且还有许多发明创造。青花瓷的色彩呈宝石蓝，比明代的更鲜艳纯净，别具风格；釉上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墨彩，比明代的更丰富多彩，纹样清新，着色鲜明；斗彩的品种也比明代的多。雍正时期的青釉烧制达到历史最成熟阶段。更为可贵的是创制成功了很多名贵的新品种。如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创制了以"玻璃白"为填料，使画面色彩柔和、富有立体感的粉彩；引进国外彩料，专作宫廷御器的彩；直接用黄金装饰瓷器的金彩；在单色釉中添加其他不同成份，使之在高温烧炼中流淌变幻，形成流光溢彩，色彩奇幻，斑烂绚丽的"窑变"花釉等等。其他如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胭脂红等等也都应运而生。此外，康熙期间，还恢复生产了明代中期以来几乎失传的铜红釉，其中尤以郎窑红、缸豆红最为著名。
唐窑和唐英
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在景德镇镇陶时所烧制的瓷器世称"唐窑"。唐窑瓷器非常精美，其制作水平和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的瓷器》一书中就说："中国瓷器，到了唐窑，确实集过去所有制作之大成。这表现在瓷器装饰方法，造型设计以及制瓷技术方面"。瓷器装饰仅高、低温颜色釉就有57种；彩绘方面"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无所不有，而且"规抚名家，各有原本"；造型设计上，则从"古札器尊鼎卤爵之款制，到瓜瓠花果象生之作"，应有尽有。
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时间长近30年，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的督陶官。他悉心钻研陶务，身体力行，不仅经验丰富，而且还对景德镇瓷业生产技艺进行科学总结，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先后编写出《陶务叙略》、《陶冶图说》、《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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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收藏注重四大尺度
第一要“古”
古瓷、古董贵在一个“古”字。古瓷器属于传统收藏，或称古玩(现代收藏称现玩)、古董。远古的器物是历史文物，加之瓷器的保存不如金玉、铜石等物容易，越古越少、越古越贵。
第二要“稀”
物以稀为贵。如宋代汝瓷，便因其稀有而倍加珍贵，尤其是御用汝瓷。据有关资料统计，从北宋晚期至今传世的御用汝瓷总数不超过百件，且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各国博物馆和少数收藏家手中，故有了“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件”的说法。国内外古瓷收藏界，均以宋代“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作品为热点，其次要数元代青花彩瓷了。
第三要“美”
在宋代五大名窑中，只有定窑烧制白瓷，而汝、官、哥、钧都是以青釉取胜。然而，定瓷精品之所以珍贵，不仅仅在于其如雪似银的胎釉，而在于它精美的划花、刻花和印花的纹饰。而汝瓷的精美，可谓宋代瓷艺百花苑中的一朵奇葩，它既注重古朴典雅，又追求造型美丽，把东方美学特有的艺术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元代青花和清代彩釉瓷器，也都是以精美而闻名，虽然在民间有一定的藏量，但价格也都不菲。
第四要“俏”
要注重收藏市场需求量大、行情看涨的古瓷。这种“俏”货价格攀升潜力大。约十年前，清三代官窑瓷器在拍卖会上的成交价才几千、几万元。由于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大，现在的官窑瓷器价格已达几十万、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了。另外，国内古瓷的拍卖价近年来虽然不断升高，但与国际拍卖价相比还是较低的，后者往往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
民国瓷器四大类
据悉，当前在艺术市场上呈现的民国瓷器可大致分为四类：民国仿古瓷、洪宪瓷、民国新粉彩瓷和民国生活日用瓷。其中洪宪瓷存世量稀少。
汉族劳动人民瓷器制作的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民国瓷器指的是清朝覆灭的1911年中国成立的1949年之间制作的瓷器。民国瓷器现在已经是各大、中型拍卖会的主角之一。
近些年来民国瓷器精品已经在悄悄地升温了。主要是因为民国瓷器本身就具备了较高品质，其艺术表现力也并不逊色于前朝。因此许多有识之士已在不动声色地把平常人仍视为杂货的民国瓷器悄悄地纳入怀中收藏了起来，等待着“一朝成名天下知”的那一天。
中国嘉德一场拍卖会上，民国瓷器“王步绘青花花鸟纹小笔筒”就以92万元高价成交。”，其实，早在纽约苏富比春拍上，一件民国仿乾隆霁蓝描金开光粉彩花卉纹双耳瓶以约1.098亿元成交，创民国瓷拍卖纪录；而后中国嘉德春拍上，何许人（珠山八友之一）一件高17厘米的“踏雪寻梅粉彩瓷瓶”以172.5万元成交。
民国瓷器每年整体涨幅达到20%。民国瓷为何成为瓷器收藏中的一匹黑马？业内人士认为民瓷具有文化、历史双重价值，且易保存、能观赏，是近年来获升值的主要原因。就连收藏家马未都曾说：“民国瓷是清末民初最漂亮的一种瓷器。”
2015大型秋季拍卖会，法国罗浮宫，新加坡，香港，澳门，希腊火热征集中（原定韩国，因MERS故取消）。征集范围：中国书画,现当代艺术，瓷器杂项，古籍文献，手稿信札，邮品钱币，世界名人字札，珠宝等。
两件馆藏清代颜色釉瓷器
历史悠久的河北大学博物馆成立于天津工商学院时期，其前身是著名的法国天主教神甫桑志华于1914年创立的北疆博物院，目前馆藏有两件清代颜色釉瓷器。众所周知，清代时期为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又一个黄金时期，青花、彩瓷、颜色釉为其三大品类。这其中，青花已然成为主流，而各类彩瓷和颜色釉的烧成及复烧也为彼时制瓷工艺的突出成就。下面就对这两件藏品作一介绍，以飨读者。
颜色釉指的是在釉料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为着色剂，在一定的温度与气氛中烧成，会呈现不同色泽的釉，称为“颜色釉”。据《景德镇陶录》记载“土坯腻，质莹薄，诸色兼备；有蛇皮绿、蟮鱼黄、吉翠、黄斑点四种尤佳。其后浇黄、浇紫、浇绿、吹红、吹青者亦美。”这段话足以说明当时颜色釉的特点以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总之清代颜色釉瓷器与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珐琅彩及粉彩等各式瓷器相比，也许少了些人工匠意，但丝毫不显单调：红色的奔放热烈、黄色的尊贵雍容、紫色的神秘魅惑、蓝色的宁静深沉……再加上种种丰富莫测的窑变，充分显示出其釉质的纯净典雅、釉面的晶莹温润，令人叹为观止，心向住之！可以说，颜色釉正是以其不加雕琢的天然意趣，通过自然的工艺变化、配以适应的完美造型，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情趣。
清雍正蛋黄釉小碗（图1），为国家一级文物，高3.6、口径9.7、底径4.35厘米，敞口，弧形腹，圈足。外施蛋黄釉，内施白釉，胎体薄如蛋黄，透光可见外壁之黄色。碗底青花楷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款，外围青花双圈。此碗的制作过程是先烧出精致的白瓷小碗，然后采用喷釉的方法将釉浆均匀地喷射其上，复入低温炉烧成，透明如玉，制作精美，为清代黄釉瓷的典范之作，弥足珍贵。
黄釉瓷器一般是氧化锑为呈色剂创烧出来的低温锑黄釉，康熙时锑黄就已经作为釉上彩料广泛用于珐琅彩瓷器的制作。因为这种黄釉的色彩比传统浇黄釉更为清净淡雅，所以被称为“淡黄釉”，又由于极像蛋黄之色，因此也被称为“蛋黄釉”。
因“黄”“皇”同音，黄釉瓷器为帝王之家专用。此件蛋黄碗应是皇贵妃所用之物，据清《国朝宫史》卷十七记载：皇太后、皇后用里外黄釉器；皇贵妃用黄釉白里器；贵妃用黄地绿龙器；嫔妃用蓝底黄龙器；贵人用绿地紫龙器；常在用绿地红龙器。尊卑有别，不得僭越。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虽然限制了颜色釉向民间发展，但由于皇家的严格要求，也促使了它更加精工细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清乾隆茶叶末釉贯耳六方瓶（图2）：通高约46、直径约30厘米。六方瓶又称为六棱瓶，明中晚期以后逐渐流行的瓶式之一，因瓶体作六棱形而得名。此瓶瓶口外撇，束长颈，颈饰双贯耳，折肩，弧腹渐收，六方形足微外撇，足端宽平，造型庄重。底款为“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茶叶末釉为我国古代铁结晶釉中重要的品种之一，以氧化铁为呈色剂，属高温黄釉，釉色黄绿掺杂似茶叶细末，绿者称茶，黄者称末，古朴清丽，耐人寻味。清寂园叟《陶雅》云“茶叶末以滋润，鲜明，活泼，三者为贵矣！茶叶末黄杂绿色，娇娆而不俗，艳于花，美如玉，范为瓶，最养目。”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也说“各种黄色，若和黑、绿二色者，则名茶叶末，茶叶末导源最古，一为纯正之茶叶末，一为不纯之茶叶末，不纯正者，或偏于黄，或偏于绿……”。茶叶末釉的烧成难度较大，低温阶段一直用氧化气氛烧制，等到了980℃左右时，若转为还原气氛烧制，则发墨绿色晶点俗称“蠏甲青”，若继续氧化烧成则发黄色晶点俗称“鳝鱼黄”。个别有的挂古铜锈色，具有青铜器的沉着色调，常被用来仿古铜器，称“古铜彩”，庄重肃穆、沉稳大方，深为世人及藏家喜爱！
河北大学博物馆的这两件藏品，称得上是清代颜色釉瓷器中的精品。
从清朝的督窑官谈颜色釉瓷器
清代的御窑多以督陶官吏的姓氏称呼，康熙时著名的有臧窑、郎窑。雍正时期有唐窑。清代颜色釉瓷器中最出名的郎窑红和胭脂红。
。康熙二十年（1681）二月，康熙帝派工部郎中臧应选到景德镇御窑厂驻厂督造，主要为宫廷烧造颜色釉瓷器。颜色釉瓷器因为有用于祭祀使用的颜色，所以特别受到宫廷的重视。在臧应选督陶的七年中，御窑厂官窑也称为“臧窑”。颜色釉瓷器品种有蛇皮绿、鳝鱼黄、鲜红釉，尤以乌金釉最为名贵，是黑釉中最莹亮的一种名贵瓷。浇黄、浇紫、浇绿、吹红、吹青等瓷器也很值得收藏。雍正、乾隆时都有生产，以景德镇乌金土入釉配制，含铁量最高达13.4%。不同于一般的黑釉，乌金釉中还含有一定的锰和钴，以康熙器最著名。黑色，五行中象征水，用于祭奠北方。
康熙四十四年到五十一年间（1705-1712），郎廷极任江西巡抚兼景德镇督窑官，称郎窑。郎窑的最大成就是高温铜红釉的烧制成功，把两百多年前明代中期就失传的烧造技术又恢复起来，您看观复藏“清康熙郎窑红釉长颈瓶”。
豇豆红是康熙晚期烧制鲜红釉时偶然发现的，也称“乳鼠皮”、“美人醉”，不见大器，一般高不过24厘米。康熙后失传，数量很少，极其珍贵。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有100多件，比国内的总和还多。看故宫藏“康熙豇豆红釉菊瓣瓶”。苹果青或苹果绿釉是铜红釉的一种窑变，由于烧成的气氛发生变化，釉中的铜大部分被氧化而形成深浅不一的绿色，酷似新鲜苹果，故名。
雍正乾隆朝因为唐英督窑28年而超越两宋、元明达到第三次高峰，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这个时期的颜色釉如黑、酱、绿、青、蓝、红、白色烧制的都极为纯正，而黄色釉又有用锑呈色，称柠檬黄，看观复藏“雍正柠檬黄釉内粉彩折桂纹碗”。雍正时期创烧的胭脂红釉是以吹釉的方式用金呈色的，看观复展出的“乾隆胭脂红釉胆瓶”，真是美轮美奂。唐窑的烧瓷艺术已达到出神入化、随心所欲的境界，各种颜色釉更让人眼花缭乱。
郎窑督陶官郎廷极郎窑是指1705—1712年（康熙四十四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督造御窑时出产的瓷器。郎窑以模仿明代宣德和成化窑器而著称。郎窑的青花白地盘，人“以为真宣也”；郎窑的脱胎极薄白碗，“与真成毫发不爽”。郎窑仿制的宣德、成化制品，几可乱真。尤其以仿制明代宣德宝石红釉最为成功。人们习惯称人为“郎窑红”。郎窑红有两种，一种深红，一种鲜红。色泽鲜丽浓艳，不仅完全恢复了明代的祭红，而且超过了祭红。因像初凝的牛血一般猩红，法国人称之为“牛血红”。郎窑红釉透亮垂流，口沿处因釉层稀薄，铜分子在高温下容易挥发、氧化，现出一轮白线，俗称“灯草边”。釉在高温下自然流淌，越往下，色泽越浓艳鲜亮，至底部旋削，使流釉不过足，因此有“脱口垂足郎不流”的说法。郎窑五彩，由古彩发展到粉彩，创造了珐琅彩，发展了素三彩。素三彩是指不用红色，而以黄、绿、紫等色为主要色调的彩瓷。素三彩在明代已问世，至正德时已很精致，清代康熙时素三彩由黄、绿、紫三色增加了蓝彩，色彩更加丰富多变。珐琅彩又名瓷胎画珐琅。珐琅彩是从国外引入的彩料，颜色稳定，便于绘制精细的彩图，由于彩料较厚，使色彩更富有立体感。珐琅彩创始于康熙时期，至雍正、乾隆时期，其制品更为出色。粉彩是在五彩基础上，受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而创制的一种釉上彩新品种，它也是创始于康熙时期，而至雍正、乾隆时期才臻于完善。
唐窑督陶官唐英
（1682—1756），字俊公，又字叔子，晚号蜗寄老人，是清朝雍正、乾隆时期最著名的督陶官。唐英的一生，虽不传奇但颇可圈点，尤其是作为清朝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督陶官，在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文化的发展以及这一时期陶瓷艺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雍正六年（1728）十月，京城已是秋风飒飒，而南国暑热的余威尚在。此时以内务府员外郎头衔，驻景德镇御窑厂署，佐理陶务，充驻厂协理官的唐英初到景德镇，舟车劳顿与气候差异自然不在话下，这个时年四十七岁的北方汉子，内心既充满豪情又略带忐忑。当时名义上的景德镇督陶官年希尧远在千里之外的淮安，身为协理督陶官的唐英实际上是景德镇真正的管理者。从此，有着千年产瓷历史的瓷都与他这个由雍正皇帝钦点的协理督陶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定窑瓷器的装饰四大雕刻手法
定窑瓷器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白瓷闻名，宋代五大名窑中唯定窑以装饰见长，牡丹，荷花，菊花，梅花，争奇斗艳；龙凤，凫雁，鱼，鸳鸯，莺歌燕舞，纹饰多样，刻花、雕花、剔花、印花雕刻技法也各有特点。经过八百多年的沉睡，定窑家族终于又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陈氏定窑则成为其中最优秀的代表，定窑瓷器的装饰源于陈氏定窑人出众的才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工匠精神。
定窑刻花
定窑刻花，工艺便捷，用刀神速，表现形象潇洒奔逸，类似国画的大写意。定窑刻花历史上没有留下刀具及其技法的文字，其双线纹样还一度被陶瓷专家误解为“刻一刀，复一刀”，直到“名窑复兴时期中国定瓷之父”陈文增先生反复试制，发明定窑刻花刀具，刻花艺术密码才一一破解，谓之单线刀、双线刀、组线刀，只此三把刀具，花鸟鱼虫大千世界皆可纳于一器，刀线既可密不透风，亦可疏处跑马。定窑刻花不打草稿，须胸有成竹，一气呵成，一件30公分左右的作品两分钟即可完成。
定窑印花。
定窑印花工艺繁杂，一刀一笔皆严谨有序，类于国画中的工笔画。北宋时定窑为皇室御用物品，纹饰多由皇宫提供，所以其艺术风格与皇室画风相统一。北宋徽宗赵佶提倡深入生活、亲身体验的自然画风，生活气息颇浓。定窑印花工艺恢复先驱和焕女士自小学习工笔画，完成省科委计划内项目“定窑印花工艺及艺术瓷产品”，开发出一系列印花产品。与刻花的神逸相比，印花显得温和许多，描稿、拓图、定格、奏刀等二十余道工序，精致，细腻，工整，富丽，美而不媚，如当代自强、自立、自信的知性女子，优雅得体，让人一见赏心悦目。所以北宋定窑印花甫一出现即引来大江南北窑户商家趋之若鹜，一效倾城。但这成熟和知性却是内在修养的积累，积淀多了，韵味才够，是一种内蕴的古典美。
定窑雕花
定窑雕花以模印为主，原胎雕刻以凸起壁面1.5—2毫米为佳，精雕细琢，庄重秀丽，为确保纹饰清晰，模具使用次数严格控制在20次以内。1994年，“定瓷三杰”陈文增、和焕、蔺占献共同研发的、以雕花为饰的“日用美术定窑陶瓷”项目列入河北省科委计划内项目，1995年获科技成果鉴定证书，成为打开定窑艺术瓷日用化，走向民用、走进百姓家庭的金钥匙。雕花的美雍容淡雅，是温婉略带魅惑的女子，旗袍般内修外敛、凹凸有致是她最华丽的标志，流美婉转的诗情，令人高山仰止的画意，沉静光润。
定窑剔花
定窑剔花器物在宋代虽为小众产品，但也因其华贵典雅、装饰性强而在当代倍受推崇，成为陈氏定窑人艺术瓷创作的不二之选。定窑剔花不同于一般剔花定义上的剔地留花，靠釉与胎体之间的色差衬托形象。定窑剔花是在胎体上沿形象轮廓线由深向浅进行剔刻，不作留白处理，烧成后则出现如素描般的黑白灰色调变化。由深到浅剔刻的线面即是釉层从厚到薄呈现的色彩变化，比用颜色晕染或剔地技法更多灵动、梦幻色彩。定窑剔花工艺为先用铅笔打稿，再用划针定形，后奏刀剔刻，是一种工兼写的技法，既有印花的精致细腻，也有刻花的飒爽神逸，具生动趣味和灵动之美。陈氏定窑结合自身胎釉特色，精心提炼剔花技艺，既清新明快，又素净淡雅，一如“一片冰心在玉壶”的世纪才女冰心，对自然与纯真的追求是照亮其艺术前行的一盏明灯，陈氏定窑剔花则是陈氏人对定窑透明活釉纯情、隽永的礼赞。
颜色釉瓷器在清朝分等级使用，限制了颜色釉向民间发展
颜色釉色瓷器在清代是有着严格的等级的，尤其是黄釉瓷器，民间是不能使用的，作为生活用瓷，清宫对黄釉瓷的使用要求非常严格，即使在皇室内部对黄釉瓷器的使用也有着详尽的规章制度。清代规定，里外黄釉龙纹为皇帝专用。 因“黄”“皇”同音，黄釉瓷器为帝王之家专用。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虽然限制了颜色釉向民间发展，但由于皇家的严格要求，也促使了瓷器的更加精工细作，颜色釉瓷器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
清代帝王对颜色釉色瓷器控制的多严格清代帝王对颜色釉色瓷器控制的多严格？清代对颜色釉色使用从皇帝到嫔妃有严格的规定，并制定法典。
清乾隆《国朝宫史》卷十七“经费一·铺宫”记载……皇太后、皇后用里外黄釉器；皇贵妃用黄釉白里器；贵妃用黄地绿龙器；嫔妃用蓝地黄龙器；贵人用绿地紫龙器；常在用绿地红龙器；答应用各杂色瓷器；皇子、福晋用各色瓷器。”
黄釉瓷器在清朝的使用仍然有着严格的规定。到了康熙时期，民间已不许私自生产黄釉瓷器，黄釉瓷都是官窑器。这些黄釉瓷的用途主要包括生活用瓷、祭祀用瓷、以及陈设欣赏瓷。
皇家对黄釉器的垄断
官窑严格控制着颜色釉瓷器的生产，为防治技术外传，甚至连残次品都送往京城处理。乾隆八年(1743年)，唐英曾奏“请定次色瓷器变价之例以杜民窑冒滥折”，建议黄釉及五爪龙瓷器的残次品，押运京城处理。乾隆朱批：“黄器如所请行。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照原议行。”残次品押运京城，虽然在经济上有些浪费，但却保证了皇家对黄釉器的垄断。
据《国朝宫史》卷十七载，器物里外都施黄釉者，除帝、后外只有皇太后能用。
嫔妃级别的日用瓷：蓝地黄彩云龙纹盘
蓝地黄彩云龙纹盘尺寸：高4.2厘米，口径25.2厘米，足径16.2厘米
蓝地黄彩云龙纹盘撇口，弧腹，圈足。盘内外蓝釉上黄彩绘云龙纹，龙画得霸气十足，龙头威武凶猛，龙身遒劲、富弹性，龙爪刚劲有力。外底白釉作青花双圈“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款字瘦长俊逸。据《国朝宫史》卷十七载，蓝地黄龙器是嫔妃级别的日用瓷。
贵人用绿地紫龙器：绿地紫彩海水云龙纹碗
绿地紫彩海水云龙纹碗，清雍正，高6.5cm，口径15.1cm，足径5.4cm。绿地紫彩海水云龙纹碗碗内及圈足内均施白釉。外壁绿地紫彩海水云龙纹装饰。外底署青花楷体“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款，外围青花双线圈。元明清瓷器的四大鉴定要领
（一）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
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
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
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此外，如某些常用的瓷器纹饰在同时代的银器、漆器、铜器乃至织绣等方面得到有力旁证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若能举一反三，互相印证，往往能发现时代特征，找出共同的规律，而对于历代瓷器纹饰中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尤其需要了如指掌。例如元瓷的变形荷花瓣和山石花朵不填满色的画法，永、宣瓷的牵牛花与海水江芽，正德瓷的回文的行龙穿花，嘉、万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画，康熙瓷的双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过枝花与皮球花，以及乾隆瓷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等纹饰，在决疑辨伪中有重要作用。
总之，观察瓷器纹饰既要考虑到它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色到多彩的发展过程，也要留意其题材内容、笔法结构以及时代风格和所用材料，并且多参考其他旁证，方可得出初步认识，当然还不能执此一端即轻下结论，因为后世利用所谓复窑提彩、旧胎刻填加彩、加暗花等种种手法制成的仿品，往往足以乱真。必须进而结合其他方面的特征，作全面的分析研究。
（三）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
根据款识以定瓷器之新旧真伪，是鉴别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并且各有其特征。只以明代款识而论，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识，首先要注意其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肩等八笔的特征，都须认真加以领会和对比，以有助于识别真伪。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写仿款的人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处。既然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动。这种破绽，只有多结合实物反复印证方能看出。
然而，只靠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只见过耀州窑有印着“大观”、“政和”字样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带“枢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为数甚少。明清两代纵有款识，而晚清及民国所仿字体十分逼真，极难识别，必须同时详较其字体及位置，方不致发生错误。例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见到圆器上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器里部的中心，而文献上还有六字款的记载，但无实物，并且在琢器上也未见过带年款的器皿，不过仿器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又如宣德款所谓“宣德年款遍身”的说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圆器里心与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甚至个别还有双款(如合欢盖盒、文具盒等在盖里和底足均有年款)。这类款识有竖款也有横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较前复杂，除单行横款、双行直款外，尚有环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写)等。诸如此类，都需要进一步掌握其规律。
大致说来，在字体方面明代多用楷书款(只有永乐、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康熙篆书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由于乾隆开始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而明、清两朝的楷书款与篆书款书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
其次还应仔细观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照视，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几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但是后世绝难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与刻、雕、印、堆的方法上并未减少。只有认真加以区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术不同而各有其书法特点，同时由此也可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却受原料特性与边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时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红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官窑中的精品。
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製”，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成化的“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征，万历的“萬”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为当时新制的精品等等，这些都是鉴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中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地方窑写款的极为罕见。除上述记年款识外，还有所谓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颂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奇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供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等各方面，也应当知道同一时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务必互相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讨。何况仿品中尚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须根据造型，其次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点，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较可靠的辨别能力。
（四）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
由于时代和地区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因此在鉴别一件陶瓷器时决不能离开这方面的细致观察。
观察古瓷的釉质，一般要注意其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一类的光泽，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但是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的方法加工处理后，也可以将此种“火光”去净(如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即能找见破绽和不自然的光泽)。相反地，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有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灿烂如新(如遇到此种崭新的旧瓷，须从器形、釉质、色彩、纹饰、款识等几方面详如考虑)。
所以，如果只凭暗然无光即所谓“失亮”一点作为历年久远之证也是不可靠的，又如一般旧瓷常有所谓柳叶纹、牛毛纹、蟹爪纹、鱼子纹、鳝血纹、冰裂纹等大小不同的片纹，这些虽成为宋官窑、哥窑、汝窑等等瓷器上自然出现的特征，然而后世仿品同样能凭人力作出相似的片纹。尤其是雍、乾时期景德镇仿官、仿哥的制品最能乱真，稍不经心极易混淆。因此仍需进一步观察釉中所含气泡的大小疏密，方不致眩于假象。如官、哥窑釉泡之密似攒珠，汝窑釉之疏若晨星，以及宣德釉面有所谓的“棕眼”等，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
此外，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如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难能可贵的特点，可是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若不参照其他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则往往失于片面。例如元代琢器表里釉多不一致，而且常有窑裂、漏釉、缩釉、夹扁的缺陷;永乐白釉器皿的口、底、边角与釉薄处多闪白和闪黄色，釉厚聚处则闪浅淡的豆青色，并且琢器的表里釉多均匀一致;康熙郎窑红釉则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以及“米汤底”“苹果青底”等特征。这些都是后世仿品难于仿效之处。
至于明代景德镇官窑的釉质多有肥厚之趣，清代初期官窑釉质则有紧密之感，不过是就一般而论，当然也有例外，而且后世的仿品在这方面更不乏乱真之作。所以说只凭釉质而断瓷器的新旧真伪仍嫌不足，必须进一步研究其胎质。
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大致说来，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而质粗，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但也有极少数底款有釉而周围无釉的)，清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何时代的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之处，大都可以看出胎质火化的特色。例如元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胎多较洁白细腻而且很少含有杂质，火石红色也减少甚至不见。这些一方面标志着胎土淘炼方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进步，同时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试以明代永、宣的砂底器皿而论，因为选料和淘炼技术较元代粗细，虽亦不免含有微量杂质，形成黑褐色的星点，但已少有凹凸不平的缺点，用手抚摸多有温润细腻之感。而明末清初的砂底器皿及后世仿品的胎质则比较粗糙，又如成化的瓷质一向以纯洁细润著称于世，迎光透视多呈牙白或粉白色，并且具有一种如脂如乳的莹润光泽。而雍正官窑仿成化的瓷器尽管在造型、纹饰和色调方面都有相当成就，同时其釉质、胎质在表面上看来也十分逼真，但若迎光透高则呈纯白色或微闪青色。
上述这一点当然也关系到原料本身质量的改变，例如对于嘉靖瓷质不及前朝，一般多归咎于“麻仓土”渐次告竭。《博物要览》中曾有“夸饶土渐恶，较之往日大不相侔”的说法。然而也不宜过分执着于胎土的颜色和粗细之论，因为即使是景德镇同一时代所产的瓷土，也决不止采自一两处产坑，从而有的细腻滑润，有的细而不润，有的甚至相当粗糙，何况胎土配合的成分也是决定胎质的关键，而且由于制作方法和火候不同，胎色又有纯白、微黄、微灰或微青等若干区别，因此如果凭胎体本身的质量作为断代的标准，还是不够全面的。
有些胎体过薄的器皿如脱胎瓷和永乐、成化瓷一类，因露胎处极为细小，较难辨别胎土的颜色。有些即使不是薄胎，但因裹足支烧而足不露胎，或受窑火影响而使露胎颜色发生变化，如所谓“紫口铁足”的器皿在宋、明、清瓷中均不乏其例。这些似已成为鉴别上的重要条件，然若剖视其断面，便可发现未直接受窑火煅烧的内部胎色并不如此。同时，一般传世品经过多年的污染，也很难辨清胎体的本来颜色。所以为了有助于胎质方面的鉴别，有时还需要兼用比重量、听声音的方法(如所谓瓷胎声音清脆，缸胎体重而坚硬，浆胎体轻而松软等)。至于带有支钉痕的器物，如能细审其钉痕的大小、形状及数目、颜色，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般说来，永、宣、成瓷胎均较元瓷为轻，而宣德器皿又比永乐为重，若由断面剖视元、明器皿，在口边处的厚薄区别并不很大，主要全在器身和器底相差悬殊。其他如后世新仿的宋吉州窑黑釉圆琢器皿，无论其外貌如何神似，总觉声音清脆(古瓷研究者术语中所谓声音发“冷”)，而真者声音反觉沙哑，也是一个明显的实例。
由此可见，辨别胎釉的方法是，既要用眼光辨其色泽，度其厚薄，审其片纹，观其气泡，也要用手摩挲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可以说耳、目、手三者并用，方不致限于表面或拘于一格，而对于旧坯新彩、补釉提彩、旧彩失色重画，以及旧白釉器新作暗花、款识等各式种样的仿品。尤其应当慎重研究。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殊途同归，全面一致的效果。
定窑颜色釉：绿釉、黑釉以及黄釉瓷器
定窑瓷器白釉瓷器太出名了，所以很多瓷器收藏者都把定窑其它颜色釉瓷器忽略了，由于北宋定窑到了金代和元代就断烧了，本来颜色釉瓷器绿釉、红定、黑定就少，所以传世的颜色釉定瓷就更少了，知道的人自然少了，很多人也没见过完整的定窑颜色釉，最多见过瓷器的碎片罢了，之前介绍过绿定和红定，今天样子收藏分享几件完成器物。
金代定窑黑卧狮枕
金代定窑黑卧狮枕高12.5厘米 长24厘米 宽18.3厘米 ，瓷胎为白胎，枕形椭圆，枕面前低后高，两侧翘起，中间下凹，周边出短檐，枕面划二道弦纹。枕体为一伏卧的狮子，两眼圆睁，大鼻张口，四肢和尾部只有大致轮廓。北宋定窑绿釉水波纹净瓶
北宋定窑绿釉水波纹净瓶高18.2厘米 底径5.2厘米 ，是低温绿釉陶器。胎色黄质疏松。釉面满布冰裂纹，积釉处呈深绿色，足底露胎。瓶小口，长颈上细下粗，颈中部有一相轮形圆盘，颈下半部刻斜线弦纹，肩部戳圆圈状花纹，并饰弦纹，腹部以跳刀法刻饰回旋的波浪纹，肩侧塑盘口流，与瓶腹相通。圈足稍外撇。北宋定窑黄釉鹦鹉壶
北宋定窑黄釉鹦鹉壶通体施黄釉，釉色黄而莹润亮泽。作鹦鹉形，鹦鹉立于覆盆状底座之上，以堆塑、刻划技法制作。勾喙为壶流，双目圆睁，头顶饰流苏。背负一长颈注，注口圆唇外翻，注颈与鹦鹉背之间安半环柄。鹦鹉体态肥壮，长尾稍翘，篦划羽纹，胸部饰斜格纹宽带，又在柄端附贴装饰。圈足底面墨书“鹦鹉”二字。形象生动逼真，实用性与艺术性结合，是北宋低温釉陶精品，但是陶胎呈黄褐色，瓷质粗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