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窑瓷器的收藏与鉴别。
宜兴窑瓷器虽然是地方窑口，但是北京故宫收藏的宜兴窑瓷器确异常精美，有深蓝色的、湖蓝色的、白色釉色的宜兴窑瓷器，造型精美，各个都是精美的古代艺术品。
宜兴窑是古代历史悠久的窑口，秦汉时宜兴地区陶窑密布;两晋时在均山烧青瓷，唐初在归径等地大量烧制，至晚唐、五代成为南方民间著名青瓷窑;宋、元时期，丁蜀与西渚一带大规模烧造日用陶和早期紫砂。因为在今天中国江苏省宜兴丁蜀镇而得名。
宜兴窑明、清时期生产的仿钧产品俗称“宜钧”。宜钧胎有白色与褐色两种，白胎用宜兴白泥制成，褐色胎用宜兴紫泥制成。釉色以天青、天蓝等色居多，以灰蓝釉最为名贵。晚明时期宜兴窑开创紫砂挂釉器，明人谷应泰《博物要览》载：“近年新烧，皆宜兴砂土为骨，釉水微似，制有佳者，但不耐用。”明代宜均也称欧窑，《陶说》记载：“明时江南常州府宜兴欧姓者造瓷器，曰欧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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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博物院明代清代陶瓷收藏品精粹
故宫博物院是中国最大的古代艺术品宝库，在近百万件藏品中，陶瓷器占三十四万余件。
宫廷使用和收藏陶瓷器至迟可上溯至唐朝。唐、五代时，朝廷曾旨令一些制瓷质地优良的窑场烧造贡瓷，《国史补》、《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地理志》中有河南白瓷和浙江越窑青瓷向长安进贡的记载。宋代，朝廷先是令一些制瓷质量较好的窑场如定窑、耀州窑等烧造贡瓷，而后设立汝窑、钧窑、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等官办瓷窑，专烧宫廷用瓷，至明代初期，皇室已收藏了数量可观的宋代名窑瓷器。明、清两代朝廷均在景德镇设御窑厂，并选派督陶官驻厂监造，不惜工本，大量烧造宫廷用瓷。从《明史》、《明实录》、《大明会典》、《江西大志•陶书》、《瓷务事宜示谕稿•序》、《陶成记事》等有关记载看，其烧造数量十分惊人。如明宣德八年，应专掌御膳的机构尚膳监之需求，一次烧造各样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清雍正六年至十三年“计费帑金数万，而制进圆琢等器不下三四十万件”。至清末皇宫内保存的陶瓷器达数十万件之巨，这为后来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奠定了良好基础。
目前这些瓷器分别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南京博物院，国内外其他一些博物馆及私人也有零星收藏，其中仅北京故宫博物院即收藏约三十二万件。许多闻名于世的精品，如唐代邢窑白釉葵口碗，宋代汝窑三足樽、哥窑鱼耳炉、官窑弦纹瓶、钧窑月白釉出戟尊、龙泉窑青釉凤耳瓶、定窑孩儿枕，元代蓝釉白龙纹盘，明代永乐青花压手杯、宣德青花梵文出戟盖罐、成化斗彩鸡缸杯、弘治黄釉描金双兽耳罐、万历五彩镂空云凤纹瓶，清代康熙紫红地珐琅彩缠枝莲纹瓶、雍正珐琅彩雉鸡牡丹纹碗、乾隆各色釉彩大瓶等，均属于原清宫旧藏品。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拨交、个人捐献、出土流散文物征集等方式，使故宫博物院的陶瓷收藏日益丰厚，并弥补了原清宫收藏品在某些年代方面的欠缺。
如今，故宫博物院所藏中国古代陶瓷可谓自成体系，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国陶瓷生产八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特别是所藏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瓷器，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世界上均堪称首屈一指。
故宫瓷器——将扩大紫砂壶的收藏数量
瓷库中国讯据瓷库中国专家了解，故宫将扩大故宫瓷器中紫砂壶的收藏数量。
紫禁城自1420年建成至今的591年间，共收藏历代故宫瓷器9000多种，30余万件，而紫砂类的壶、罐、盆、砚台、瓶、雕塑等不满十种，且还不到千件。所以这就为中国十大紫砂茗壶入藏故宫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日前，在宜兴丁山的中国第八届十大紫砂茗壶展评启动仪式上，原故宫主管业务的副院长、中国收藏家协会副主席肖燕翼针对性地说：到2013年满十届，欢迎鸿运斋携100把当代紫砂茗壶入故宫。而故宫也将拿出100把历代紫砂茗壶，与此对展，然后择优入藏，以丰富故宫的院藏紫砂艺术品。据悉，从2000年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玩壶赏壶的队伍不断扩大，而这又反过来促进了紫砂艺人队伍的扩大。
初步统计江苏宜兴、浙江长兴及上海三地的制壶艺人约有近万人，所以第八届中国十大紫砂茗壶展评的消息一经传播，已在紫砂壶的原产地江苏宜兴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工艺美术大师，高级工艺师及紫砂名家，表示将拿出最好的紫砂作品参展，争取入藏故宫。
瓷库专家建议大家不妨利用闲余时间去故宫欣赏一下故宫瓷器。
陶瓷收藏件：故宫里的养眼瓷器们
1、东青釉描金天鸡花浇，清乾隆，高18.3cm，口径2.3cm花浇呈天鸡形，昂首直立，长尾垂地，背驮一个曲柄胆瓶，鸡嘴为流，瓶口为注水口。花浇通体施东青釉，鸡身遍体以金彩描绘羽翼，瓶体上以金彩描绘蕉叶与螭龙纹。天鸡是一种祥瑞的神鸟，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有“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之句。此花浇是一件清代宫廷的传世器皿，器形小巧精致，描金一丝不苟，体现出皇家用器的高贵大气。此器既可用来浇花，又可作为陈设器摆放于殿堂中，将实用性与观赏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2、青釉镂空粉彩描金夔凤纹套瓶，清乾隆，高32.8cm，口径7.2cm，足径11cm瓶呈胆式，细长颈，垂腹，圈足。瓶内施松石绿釉。瓶口、足沿涂金彩，瓶颈近口沿处、圈足外墙以黄地轧道粉彩花卉纹装饰，颈部饰蓝地轧道粉彩勾莲纹，腹部饰青釉镂空描金夔凤纹。瓶内附一小瓶。足内施松石绿釉，外底心方形留白处署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此瓶先在高温下将青釉、白釉一次烧成，完成彩绘描金后再经低温烧成，体现出当时制瓷工艺的高超水平。
故宫收藏的黄地粉彩盘
故宫里收藏了很多康熙、雍正、乾隆、同治、光绪年间的粉彩瓷器盘子，这些粉彩瓷器中黄地粉彩我认为最漂亮，里外都有精美图案，尤其是里面画满了蝴蝶和喜鹊还有蝙蝠都有美好的寓意。黄釉瓷器在清代只有帝王才能用这种颜色。
黄地粉彩梅花春燕纹碟
黄地粉彩梅花春燕纹碟碟敞口，浅弧壁，圈足。内施黄地粉彩梅鹊纹，外绘白釉粉彩勾莲纹。底白釉红彩书“同治年制”4字楷书款。
黄地粉彩梅花春燕纹碟，清同治，高3cm，口径10.3cm，足径6.8cm。
黄地粉彩梅鹊纹盘
黄地粉彩梅鹊纹盘盘敞口微外撇，弧腹，圈足，足内红彩楷书“同治年制”4字楷书款。
盘里为黄地粉彩装饰，绘梅鹊纹4组，其中3组折枝梅上各绘喜鹊10只，构图布局一致，为同一摹本，盘心一组绘2只喜鹊。喜鹊以墨彩绘制，姿态各异，有的在枝头憩息，有的回首展望，有的在空中飞舞。枝干以褐彩绘，梅花以粉色绘，色彩对比鲜明。盘外壁为白地粉彩折枝莲花、西蕃莲、牡丹各一，口沿以金彩装饰。
晚清瓷器中常见喜鹊登梅图案，寓意喜庆吉祥。
黄地粉彩梅鹊纹盘，清同治，高5cm，口径22cm，足径13.4cm。
粉彩描金寿字盘
粉彩描金寿字盘盘撇口，浅腹外弧，圈足。口描金彩，内外皆以粉彩装饰。盘内黄釉地上绘六个描金团寿字，每个寿字围以五只蝙蝠，折枝桃及万字飘带纹穿插于各组图案间，取“五蝠捧寿”、“万福万寿”之意。外壁白釉地上饰三组折枝花。外底红彩书“同治年制”四字楷书款。
此粉彩盘饰以黄、蓝、绿、粉、金等色彩，盘内花纹密布，盘外纹饰疏朗。其纹饰轮廓均用金彩勾勒，色彩富丽堂皇，充分显示出宫廷特色。
粉彩描金寿字盘，清同治，高5cm，口径22.2cm，足径13.2cm。
黄地粉彩百蝶纹盘
黄地粉彩百蝶纹盘敞口，弧腹，圈足，足内红彩书“同治年制”4字楷书款。口沿饰金彩。盘内为黄地粉彩蝴蝶纹，盘外壁绘白地粉彩折枝牡丹纹、西蕃莲、莲花纹。
黄地粉彩百蝶纹盘，清同治，高5.1cm，口径22.2cm，足径13.3cm。
黄地粉彩丛竹纹盘
黄地粉彩丛竹纹盘盘敞口微外撇，弧壁，圈足，足内红彩楷书“同治年制”4字楷书款。
黄地粉彩盘里为黄地粉彩丛竹纹饰5层，排列整齐。外壁为白地粉彩绘折枝西蕃莲、莲花、牡丹纹各一，口沿饰金彩。
黄地粉彩丛竹纹盘，清同治，高5cm，口径22cm，足径13.1cm。
黄地粉彩花盘
黄地粉彩花盘盘敞口，浅弧壁，圈足。内黄地粉彩绘各式缠枝花卉，中心绘一折枝花。外壁白地绘3组粉彩花卉纹。底白釉书红彩“大清光绪年制”6字楷书款。
黄地粉彩花盘是清光绪，高4.3cm，口径19.5cm，足径11.6cm。
淡黄地粉彩蝴蝶八喜纹盘
淡黄地粉彩蝴蝶八喜纹盘盘口微撇，弧壁，圈足。口沿涂金彩。外壁白釉地上以粉彩描绘均匀分布的3枝折枝花纹，盘内淡黄釉地上以粉彩描绘38只蝴蝶，间以8个金彩双“喜”字，“喜”字笔画均以矾红彩勾边。圈足内施白釉，外底中心署矾红彩楷体“同治年制”4字双行款。
淡黄地粉彩蝴蝶八喜纹盘属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大婚专用瓷器，都是景德镇官窑定烧的瓷器。
淡黄地粉彩蝴蝶八喜纹盘，清同治，高5.1cm，口径21.9cm，足径13.0cm。
黄地粉彩红蝠纹盘
黄地粉彩红蝠纹盘盘敞口，弧腹，圈足，足内红彩书“同治年制”4字楷书款。
黄地粉彩红蝠纹盘瓷器里为黄地红彩蝙蝠纹装饰，蝙蝠纹以红彩勾边，再描一层金彩，内填红彩，其羽翼的筋脉以金彩勾绘。盘外壁为白地粉彩折枝牡丹纹、西蕃莲、莲花纹3朵，口沿饰金彩。由于“蝠”与“福”同音，因此清代瓷器多以红色蝙蝠纹寓意“洪福齐天”。
黄地粉彩红蝠纹盘，清同治，高2.8cm，口径7.7cm，足径4.2cm。
黄地粉彩红蝠纹盘盘敞口微外撇，弧壁，圈足，足内红彩楷书“同治年制”四字款。里为黄地红彩蝙蝠纹，外白地粉彩绘折枝西蕃莲、莲花、牡丹纹3朵。
黄地粉彩红蝠纹盘寓意多子多福，洪福齐天
收藏 长沙窑瓷器收藏潜力大
谈到长沙窑瓷器，给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釉下彩”和“铜红釉”，这两种举世无双的工艺确实是长沙窑首创，并开辟了中国陶瓷的彩瓷时代，堪称陶瓷史上的里程碑。除此之外，长沙窑对中国陶瓷还有一个巨大贡献，那就是“诗文器”。所谓“诗文器”，是用黑釉在陶坯上书写诗文，然后再施全釉覆盖，入窑低温烧制成型。就整件陶器而言，工艺并不复杂，但是涂写诗文的局部却属于变种的“釉下彩”，普通光影下赏玩，蛰伏在釉水下的诗文美轮美奂，仿佛要穿透千百年的时光，朝我们扑面而来。
瓷器上诗文浅显易懂
长沙窑遗址位于湖南省长沙北郊铜官镇，所以也称铜官窑，它始于初唐、兴于盛唐、终于五代，窑口绵延300多年，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民窑。正因为其民窑性质，器身上的诗文才浅显易懂，完全是大白话。比如五言诗：“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不用解释，普通百姓也能明白诗意。当然，瓷器上的诗文不仅仅局限于爱情，还有多种题材，比如征战类：“一月三场战，曾无赏罚为。将军马上坐，将士雪中眠。”励志类：“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等等。客观讲，长沙窑瓷器上的诗文涉及到战争、风俗、情爱、山水等诸多方面，堪称社会生活的艺术写照，后来被收入1992年版《全唐诗续拾》。
长沙窑瓷器多种多样，罐、壶、碗、盏、枕、俑、灯、杯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就目前所见，只有罐、壶、枕三类写有诗文。一来因为这三种器型体积较大，有足够的面积书写；二来这三种瓷器或多或少具有陈设作用，诗文可以得到展示。如果在其他器型上见到写有诗文，则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字体、内容辨真伪
长沙窑诗文器虽然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但价格始终不温不火，甚至不如同窑其他工艺制作的瓷器，比如贴花、浮雕、彩绘等。今年国内各大艺术品公司诗文瓷器的春拍价平均不足六万元，而民间流通市场，一只诗文执壶要价也不过三五千元，正是收藏的大好时机。收藏中须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由字体辨真伪。长沙窑瓷器上的诗文，一般都是民间窑工手书，既不讲究书写法度，也不考虑摆布匀称，随意性很强，往往出现前面字大、后面字小，上面空白多、下面空白少的现象。尤其是字体，完全是没有练习过书法之人的手迹，笔画舒展不到位，经常出现错别字，草书不似草书，楷书不像楷书，这正是“唐人写经体”的独有神韵。如果见到一件长沙窑瓷器的诗文字迹规整、摆布均匀，必假无疑，而且字迹越像书法大师，虚假度就越高。
第二、由诗文内容辨真伪。长沙窑诗文本是市井里巷的流行歌谣，不见任何一部史籍记载，也从未被任何野史、笔记录入过，如果见到写有出自《全唐诗》诗文的瓷器，几乎可以认定作伪。还有一种情况是假托名人虚张声势，市场曾出现过一只写有“只愁啼鸟别，恨送古人多。去后看明月，风光处处过”五言诗的执壶，胎土、釉水、开片各方面都看不出破绽，但抬头题有“李贺专用，大唐永泰三年九月七日作”，一下子就漏了怯——遥远的唐朝，不可能有诗人定做执壶的情况。
瓷器收藏——婺州窑
青瓷弦纹双耳花瓶
对于婺州窑瓷器烧造类钧乳浊釉的年代，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多倾向于宋代创烧，浙江省古窑址标本中心陈列的金华铁店窑乳浊釉标本即被标定为南宋－元代。婺州窑今人也许知道不多了，但唐宋时期它属于当之无愧的中华名窑，茶圣陆羽《茶经》把婺州生产的青瓷碗评为第三位。金华在唐代初称婺州，因其“地处金星与婺女两星争华之处”得名，具有1800多年的历史和灿烂文化，堪称千古风流。婺州窑在金华市琅琊乡的铁店村一带。企业礼品定制企业，多仿造龙泉青瓷，较少人仿婺州窑瓷器。
婺州窑历史颇悠久
婺州窑遗址离金华市约半小时路程，道路平坦，青山隐隐，绿水涟涟，溪流潺潺，自然生态环境不错。进入了铁店村，这里是茂林修竹，绿树成荫。道路由碎石铺就，路上可觅得唐宋时期的青瓷片。路口处竖立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十分醒目。这里属于黄土丘陵地带，地势很适合建造龙窑，而且离白沙溪很近，瓷品外运十分方便。这里已发掘过的古窑遗址有三处。不少瓷片胎质较薄，釉面均匀，光泽自然，划花精细，敲打时发出清亮的声响，可以看出烧制温度应在1250℃左右。
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们就利用当地瓷土和石灰釉制造陶器。婺州窑分布很广，主要产地在金华、武义、东阳等地。它从商周原始瓷开始，到东汉晚期烧制成熟的青釉瓷器，并有褐釉瓷；南朝佛教盛行，莲花成为普遍的装饰物；唐代早期烧制成功了乳浊釉瓷、花瓷；宋代以后出现了彩绘瓷、青白瓷、黑瓷；一直到明代生产青花瓷等。延续时间长达2700余年，共发现古窑遗址600余处，这在全国是罕见的。
此外，婺州窑的堆塑工艺具有独特的艺术美。早在东汉及三国时期，婺州窑就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捏塑、贴粘、雕刻、镂空等技艺，在各种器物上展现人物、动物、亭楼等，逼真而生动。到了宋代出现了高浮雕，这时期以乳浊釉双龙梅瓶为代表的堆塑工艺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婺州窑在宋代后堆塑艺术尤为精湛。婺州窑堆塑艺术生动再现了当时人们的宗教、民俗、服饰、建筑、杂技艺术等生活形态，这在越窑等其他窑口中还没见到过。婺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创造妙用化妆土
瓷器上应用化妆土，是西晋时期婺州窑工匠在制瓷工艺上的一项创新。化妆土是一种装饰原料，它是氧化铁含量低的白色瓷土，经过认真淘洗后，质地细腻，呈奶白色。使用化妆土可以使得原来比较粗糙的坯体表面光洁平整，使得原先胎质较暗的灰色或深紫色得到巧妙的覆盖。使用过化妆土的器物，烧成后釉面显得光滑饱满，滋润浑厚，大大提升了产品的质量，增加了器物的美感。
人们通常认为在器物上使用化妆土，可能出现在隋唐时代，婺州窑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西晋时就已经大量使用了。如衢州市街路村晋元康八年(298年)墓出土的一件瓷器碗，其表面施有化妆土；武义履坦村、王宅村出土的东晋瓷碗、盏、壶等器物的胎体表面均施一层奶白色化妆土。
武义县博物馆库房里有此类瓷器收藏品。东晋时代浙江德清窑等处开始使用化妆土。化妆土作为一种装饰原料到唐代一直继续使用着，而且被全国各地的窑场作为先进工艺而广泛采用。在胎体上覆盖化妆土，釉层外观美丽光亮。化妆土的出现为制瓷业的普及、扩大原料范围、提高瓷器的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著名考古学者冯先铭先生曾称赞婺州窑使用化妆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创造”。
唐代烧制乳浊釉
婺州窑在唐早期就已经烧制出蓝白色的乳浊釉，至今已发现至少6座唐代早期婺州窑烧制蓝白色的乳浊釉。一直以来，传统的观点认为婺州窑乳浊釉的产生，是南宋迁都临安时钧窑工匠传入的。因此，婺州窑的乳浊釉瓷被称之为南钧或仿钧。唐早期婺州窑乳浊釉瓷品的大量发现对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对验证婺州窑的重要历史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方方正正的蓄水池塘，面积有两亩左右，塘四周浅水处有瓷土层，应是古代的取瓷土之地。龙窑出口处堆积着大量精美的乳浊釉瓷片和垫圈等窑具。
婺州窑乳浊釉早在初唐时已创烧成功。乳浊釉纯是两液相分造成的，釉中很少有釉泡和残留晶像，釉面呈天青或月白色，天蓝色极少，具有玉石质感，晶莹美观。这种乳浊釉从初唐时期创烧以来，一直延续到元代，盛行不衰，使釉色进一步成为美化瓷器的手段，这在中国陶瓷史上是罕见的。
冯先铭先生认为婺州窑瓷器质量在唐代以前仅次于越窑，婺州窑可说是金华古代先民留给中华民族的一份最宝贵的遗产。婺州窑在釉色的创新上较为突出，它在西汉中期已开始在青釉上点洒褐色釉，增加了器物的观赏价值。
沉船披露新钧瓷
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韩国西南角的新安海域曾打捞出l万多件元代中国陶瓷，数百件漆器和数百件金属器物，10万余枚钱币等文物。沉船中钱币最晚的是“至大通宝”，可见出事时间应在元代。瓷器中除了浙江龙泉青瓷与江西景德镇瓷器外，还有许多婺州窑的产品。当时不少人认为系北方“仿钧窑”，因器皿上的乳浊釉很像钧窑。后来专家在金华铁店窑发掘出土了这种标本，才使谜团解开。台湾故宫藏品中有一件三足盆式样同在韩国新安海域出水的基本一样，很可能也是铁店窑的产品，可见铁店窑还曾为宫廷烧制陈设瓷。
《新安沉船遗物》一书对出水的钧釉系瓷器的胎骨作了这样描述：“钧釉系瓷器有花盆、水盘、壶形水注等。因其釉药、胎土与北方的元代钧釉明显不同，故有可能是南方模仿北方的产品。胎土比北方稍微粗糙一些，在施釉上除了黑釉外还有灰色，经过两次施釉。尽管如此，没有朱砂散发出的红色，也没有内含乳白色，仅有漂亮的天蓝色。”“尽管两次施釉，但是足部、底部和周边的外底部上并未施釉，在露胎部分的衔接处可见施过两次釉的痕迹。露胎部分看起来灰色中掺有褐色，胎土粗糙，釉色也是灰白青蓝色，斑斑驳驳，釉药厚而不流，堆积部分灰白色较深，朱砂完全不发红色。”
婺州窑是如何外销的，专家认为是从杭州或转运明州(今浙江宁波)后出口。近几年杭州、宁波两地的城镇建设时，均发现铁店窑的产品碎片。在韩国新安海域出水的1万多件元代中国陶瓷从杭州出发的可能性较大，青瓷来自龙泉窑系，青白瓷来自景德镇，钧釉瓷来自金华地区。因当时大部分外销货物必须从杭州转运。史书上记载当时海上通路由杭州通日本，顺风七天七夜便可到达。唐宋元时期婺州窑乳浊釉器物大量向国外出口，为世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在金华市古瓷收藏家的家里，可见婺州窑和龙泉窑的藏品，精彩动人，印象深刻。婺州窑瓷器品种之丰富，工艺水平之高，反映了古婺州历史上的经济繁荣和当时人们较高的生活质量及审美情趣。
故宫紫砂壶收藏将扩容
故宫紫砂壶收藏将扩容
紫禁城自1420年建成至今的591年间，共收藏历代瓷器9000多种，30余万件，而紫砂类的壶、罐、盆、砚台、瓶、雕塑等不满十种，且还不到千件。所以这就为中国十大紫砂茗壶入藏故宫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日前，在宜兴丁山的中国第八届十大紫砂茗壶展评启动仪式上，原故宫主管业务的副院长、中国收藏家协会副主席肖燕翼针对性地说：到2013年满十届，欢迎鸿运斋携100把当代紫砂茗壶入故宫。而故宫也将拿出100把历代紫砂茗壶，与此对展，然后择优入藏，以丰富故宫的院藏紫砂艺术品。据悉，从2000年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玩壶赏壶的队伍不断扩大，而这又反过来促进了紫砂艺人队伍的扩大。初步统计江苏宜兴、浙江长兴及上海三地的制壶艺人约有近万人，所以第八届中国十大紫砂茗壶展评的消息一经传播，已在紫砂壶的原产地江苏宜兴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工艺大师，高级工艺师及紫砂名家，表示将拿出最好的紫砂作品参展，争取入藏故宫。故宫紫砂壶收藏将扩容。
故宫馆藏唐朝瓷器欣赏
邢窑白釉皮囊式壶，唐，通高12.5cm，口径2.2cm，底径12.5cm。
壶提包式，上窄下宽，形似袋囊。顶端一侧为短直小流，中间有一曲柄，另一侧饰一曲尾。袋囊的转折处饰有凸起的摺线纹，中间亦饰凸线一道。此壶通体施白釉，在有装饰线的积釉处，釉泛青白色。平砂底，以行草书体刻划工匠名称“徐六师记”四字。
此壶的造型源自唐代金银器，具有稳重、大方、实用的特点。
白瓷至唐代已自成一个系统，可与青瓷分庭抗礼，陆羽在《茶经》中以“类银”、“类雪”赞美其釉色之白。它不以纹饰取胜，而注重造型与釉色的相互衬托。唐白瓷以河北邢州所产最负盛名。这件精雕细琢并带有工匠名款的器物是研究唐代白瓷的珍贵的实物资料。
越窑青釉直颈瓶，高22.4cm，口径2.3cm，足径7.3cm。
瓶直口，长颈，颈上细下略粗，硕圆腹，圈足。通体施青釉，釉色莹润细腻，发色纯正。
唐代越窑青瓷以其釉色之美著称于世，为当时全国青瓷之冠。唐代越窑青瓷釉质细腻，透明度好，釉色极为优美，青绿色调，浑厚滋润，其胎体灰白色，浅淡的胎骨使釉色愈加亮丽幽美，釉面犹如一湖清水。当时许多文人纷纷吟诗作赋予以赞美。唐人陆羽《茶经》中，形容越窑青瓷“类玉”、“似冰”。诗人陆龟蒙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之颂。此瓶应为晚唐烧制的越窑精品。
越窑青釉八棱瓶，高21.7cm，口径2.3cm，足径7.9cm。
瓶直口，长颈，腹部呈八棱形，圈足外侈。灰白色胎，质致密。釉呈浅青绿色，唐人陆龟蒙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道出了越窑青瓷的釉色特点。
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发掘出类似的越窑青瓷器14件，其中一件八棱瓶与此件相似，说明这些越窑器的制作从选料、淘洗，及至成器、施釉、烧制等各道工序一丝不苟，应为当时越窑的上品，可能是供奉宫廷的佳器。
青釉凤首龙柄壶，通高41.3cm，口径19.3cm，足径10.2cm。
壶盖与壶口吻合成凤头状，使得壶整体颇似一只挺立的凤鸟。壶柄塑成一直立的蟠龙，龙口衔住口沿，作窥视探饮状，前肢撑于壶肩部，后肢立于喇叭形底座上。壶体以塑贴和刻划技法装饰。腹部塑贴主体纹饰两层，上为6个联珠纹圆形开光，内有手舞足蹈的力士，下为宝相花6朵。口沿、颈、肩及胫部饰以联珠纹、莲瓣、卷叶或垂叶纹。各组纹饰间以弦纹相隔。此壶胎体厚重，釉层凝厚，玻璃质感强，带有北朝以来北方青瓷的遗风。其装饰纹样繁复，结构严谨，层次清晰。
六朝至唐代，我国与西亚各国文化交流频繁，波斯的一种鸟首壶传到我国，影响所及，在唐代的青瓷、白瓷及三彩釉陶中出现了凤首壶，其中以这件青釉凤首龙柄壶最为精美。此壶既吸取了波斯萨珊王朝（226-642年）金银器造型的特点，又融入了我国传统的龙凤装饰艺术，集塑贴、模印、刻花、划花等装饰技法于一体，体现了唐代制瓷工匠的高超技艺。
三彩烛台，高29.8cm，口径7cm，足径12cm。
烛台分上下两部分，上盘小，下盘大，中间承以起弦圆柱，圈足外撇，上盘中心立杯形烛座；通体施蓝、黄、绿、白彩釉，底素胎无釉。
烛台的使用早见于春秋时代，《楚辞》中引“室中之观多珍怪，兰高明烛华容备。”战国时已有各式精制的铜烛台，至三国、两晋时，青瓷烛台便已出现，造型颇多。这件唐三彩烛台造型实用古朴，施釉均匀，色彩深沉雅致，又在三彩中点以蓝彩，更增添了器物的华贵韵致，是三彩器的上乘之作。
邢窑白釉瓶，高14.4cm，口径6cm，足径7.2cm。
瓶口外撇，肩下渐收，底足平实。通体施白釉，釉色无杂质，瓶体除肩部刻划两组弦纹外，别无纹饰。
邢窑白瓷传世品以盘、碗居多，瓶类非常少见。此瓶器型虽小，釉面又无刻划纹样，但纯净洁白的釉色，端庄秀美的造型，仍能使人感受到大唐盛世雍容华贵的气质，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邢窑白瓷以其实用的造型、洁白的釉面在唐代成为最受欢迎的瓷品种之一。唐朝人李肇《国史补》中就曾记载：“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不仅如此，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都被作为地方名瓷向宫廷进贡，并成为最早的贸易用瓷运往海外，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
鲁山窑花瓷腰鼓，长58.9cm，鼓面直径22.2cm。
腰鼓广口，纤腰，鼓身凸起弦纹7道。通体以花釉为饰，在漆黑匀净的釉面上显现出片片蓝白色斑块，宛如黑色闪缎上的彩饰，优美典雅。
腰鼓是由西域传入中原的一种木腔乐器，历经两晋、南北朝、隋、唐，不仅被吸收进唐乐，且又烧制成陶瓷腰鼓，别具特色。20世纪70年代，故宫博物院与河南省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根据唐人南卓撰《羯鼓录》中有关“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的记载，赴河南鲁山调查窑址，发现了黑釉花瓷腰鼓残片，其特征与传世腰鼓完全一致，从而证实了这件黑釉花瓷腰鼓确系河南鲁山窑制品。
此腰鼓造型硕大规整，线条柔和，纹饰奔放，通体漆黑明亮的黑釉与变幻多姿的蓝白色釉斑相互衬托，如云霞飘渺，似水墨浑融，装饰效果很强，堪称传世唐代瓷器中的精品。
定窑白釉花口碗，晚唐，高4.1cm，口径12.9cm，足径5.1cm。故宫博物院藏。
碗口呈五瓣葵花式，斜壁内收，圈足。里外施白釉，釉色白中泛青，外壁底边有不规整的垂釉痕。
晚唐时期，定窑逐渐发展成为以烧造白瓷为主的瓷窑，此时的定窑白瓷已相当精致，胎质洁白细腻，造型规整而优美，釉色显白或白中泛青，碗、盘类器采用正烧法，工艺比较精细，此碗即为代表。
定窑白釉穿带瓜棱壶，五代，高23.5cm，口径7.6cm，足径10.1cm。故宫博物院藏。
壶盘口，短颈，溜肩，鼓腹，肩部和近底处均对称置有双系。腹部四面凹进，呈瓜棱状。圈足外撇。通体施白釉，釉质莹润。
穿带壶是我国北方民族在游猎生活中使用的贮藏容器。
定窑白釉执壶，五代，高6.8cm，口径3.6cm，足径3.8cm。故宫博物院藏。
壶敛口，鼓腹，圈足。肩部一侧置一小短流，相对一侧置曲柄。通体内外施白釉，釉面均匀，釉质莹润柔和。
执壶又称注子、注壶。据唐李匡义《资暇集》“注子便提”条云：“元和初，酌酒犹用樽杓……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罂，而盖、嘴、柄皆具。”唐前期注子的口部一般呈浅盘形，短颈，鼓腹，置圆筒形或六角形短直流及曲柄。五代至北宋时期的注子，器身渐高，器形修长秀美，并多与温碗相配，合称注碗。
定窑白釉刻划花莲瓣纹“官”字款盖罐，五代，高6.7cm，口径5cm，足径4.9cm。故宫博物院藏。
纹，然后再施釉装烧。就装饰效果而言，刻花常见一侧深一侧浅的刀锋，立体感较强；划花线条纤细，婉转流畅。刻花与划花常结合使用，以刻花表现图案轮廓，再用划花描绘细部，称刻划花。
此罐纹饰简练明快，是定窑刻划花装饰发展初期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