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钧窑瓷器的鉴别。
中国的彩瓷发展到唐代，可以说是有了重大的突破。尤其是唐代创制的三彩瓷和以釉下彩绘闻名于世的长沙窑彩瓷，以及唐钧花釉瓷等，均以其色彩丰富、气象万千而成为古代艺术宝库里的珍品。唐代的彩釉瓷因其色彩绚丽、精美绝伦，又历史久远，存世量不多，因此，收藏价值不凡。于是，市场上以假充真的赝品就层出不穷，收藏者务须认真鉴别，谨防上当。
在唐代的彩瓷中，长沙窑彩瓷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始烧于初唐，兴盛在中晚唐，终结于五代。长沙窑彩瓷的出现，既代表了中国陶瓷从注重釉面装饰到注重釉下彩绘的审美追求的一种新发展，它又是应承当时外销出口的需要，是当时最著名的一种外销瓷，是中外文化交流发展的一个实证。因此，在鉴识时要充分地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从形制到装饰，长沙窑除了展现出了中国古老文化的发展以外，也融合了很多西域的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教和印度佛教等的艺术元素，这些在鉴识中都要予以充分的关注。
从胎釉角度看，早期的制品胎质较粗疏，呈灰黄、暗红或青灰色。中期以后胎质稍坚硬，色呈深灰或浅灰。胎体一般显粗厚。但长沙窑的壶、罐相对显轻薄，且在内壁留有瓦棱状的轮旋纹。仿品常忽略这一制作特征，且胎壁往往做得过厚，胎体显重。仿品对胎质常把握不好，不是过粗，就是过细；胎体不是过重，就是过轻。
长沙窑彩瓷施釉早期为米黄、姜黄，中期以后青色加重，为青黄或青绿。壶罐的外壁施釉不到底。为绘画需要，在胎釉之间，均施一层薄薄的白色化妆土，然后在这上面作画。仿品常无化妆土。和唐代其他彩釉瓷一样，长沙窑彩瓷釉面大多有流淌现象，且在放大镜下均可见器身上布满了细小的鱼子纹开片，且开片内可见腐蚀之痕和个别爆裂之处。壶类制品的短流口沿和模印贴花的贴塑折角之处应有爆釉现象，这也是长沙窑瓷真品的一个重要特征。仿品常把开片做得偏大，过分明显，开片中不见腐蚀痕迹，短流和贴花的交楞处也没有爆裂现象。
还有一点，长沙窑彩瓷的釉下绘画创意独特，线条灵活而流畅；模印贴花的刀功熟练，刻画生动。这是最难仿制的。仿品常在这些地方露出马脚。仿品的褐彩模印贴花人物器常常是褐彩淡而无力，人物形态呆滞，刻画线条模糊，形象缺乏精神。人物的衣褶之处也不见剥釉现象。
鉴识唐代彩釉瓷，要从胎釉特征和制作工艺等多方面去全面考察，要仔细去发现现仿品人工仿造的痕迹。比如，真品的棕眼自然，大小不一。仿品常无棕眼，或以人为做出。在形制造型的大小范式、比例协调，以及做工的精细程度等等方面。凡遇刻意精工之作，就要小心，因为，古代制品技艺娴熟，随心所欲，瓷品反而有粗糙厚薄不均之态。再，现在仿造技术高超，即便所有特征都对，也要看看是否有真正的旧气？有否人为的痕迹？不然，就容易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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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沙窑彩瓷如何辩伪
唐代长沙窑彩瓷如何辩伪。
中国的彩瓷发展到唐代，可以说是有了重大的突破。尤其是唐代创制的三彩瓷和以釉下彩绘闻名于世的长沙窑彩瓷，以及唐钧花釉瓷等，均以其色彩丰富、气象万千而成为古代艺术宝库里的珍品。唐代的彩釉瓷因其色彩绚丽、精美绝伦，又历史久远，存世量不多，因此，收藏价值不凡。于是，市场上以假充真的瓷器赝品就层出不穷，收藏者务须认真鉴别，谨防上当。
在唐代的彩瓷中，长沙窑彩瓷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始烧于初唐，兴盛在中晚唐，终结于五代。长沙窑彩瓷的出现，既代表了中国陶瓷从注重釉面装饰到注重釉下彩绘的审美追求的一种新发展，它又是应承当时外销出口的需要，是当时最着名的一种外销瓷，是中外文化交流发展的一个实证。因此，在鉴识时要充分地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从形制到装饰，长沙窑除了展现出了中国古老文化的发展以外，也融合了很多西域的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教和印度佛教等的艺术元素，这些在鉴识中都要予以充分的关注。
从胎釉角度看，早期的制品胎质较粗疏，呈灰黄、暗红或青灰色。中期以后胎质稍坚硬，色呈深灰或浅灰。胎体一般显粗厚。但长沙窑的壶、罐相对显轻薄，且在内壁留有瓦棱状的轮旋纹。仿品常忽略这一制作特征，且胎壁往往做得过厚，胎体显重。仿品对胎质常把握不好，不是过粗，就是过细;胎体不是过重，就是过轻。
长沙窑彩瓷施釉早期为米黄、姜黄，中期以后青色加重，为青黄或青绿。壶罐的外壁施釉不到底。为绘画需要，在胎釉之间，均施一层薄薄的白色化妆土，然后在这上面作画。仿品常无化妆土。和唐代其他彩釉瓷一样，长沙窑彩瓷釉面大多有流淌现象，且在放大镜下均可见器身上布满了细小的鱼子纹开片，且开片内可见腐蚀之痕和个别爆裂之处。壶类制品的短流口沿和模印贴花的贴塑折角之处应有爆釉现象，这也是长沙窑瓷真品的一个重要特征。仿品常把开片做得偏大，过分明显，开片中不见腐蚀痕迹，短流和贴花的交楞处也没有爆裂现象。
还有一点，长沙窑彩瓷的釉下绘画创意独特，线条灵活而流畅;模印贴花的刀功熟练，刻画生动。这是最难仿制的。仿品常在这些地方露出马脚。仿品的褐彩模印贴花人物器常常是褐彩淡而无力，人物形态呆滞，刻画线条模糊，形象缺乏精神。人物的衣褶之处也不见剥釉现象。
鉴识唐代彩釉瓷，要从胎釉特征和制作工艺等多方面去全面考察，要仔细去发现现仿品人工仿造的痕迹。比如，真品的棕眼自然，大小不一。仿品常无棕眼，或以人为做出。在形制造型的大小范式、比例协调，以及做工的精细程度等等方面。凡遇刻意精工之作，就要小心，因为，古代制品技艺娴熟，随心所欲，瓷器品反而有粗糙厚薄不均之态。再，现在仿造技术高超，即便所有特征都对，也要看看是否有真正的旧气?有否人为的痕迹?不然，就容易吃药。
唐代长沙窑装饰艺术
长沙窑，早在九世纪初就被诗人吟咏。刘言史的煎茶诗中就有“湘瓷泛青花”的诗句。具考证，长沙窑大致兴起于安史之乱以后，至中晚唐发展到鼎盛时期。长沙窑，这个唐代著名的外销瓷器窑，以它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在中国陶瓷史和九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有着不可代替的地位。
长沙窑是岳州窑的继续和发展，唐代时，由于经济的发达，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瓷器最初主要经丝绸之路销往国外，而且大多是岳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的二组合。随着唐代瓷器产业的日趋发展以及海上交通的开通，瓷器外销逐渐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长沙窑就是在这一时期(九世纪)兴盛起来的。此时的外销瓷己由以往的“二组合”发展为汝窑青瓷、定窑白瓷和长沙窑瓷器的“三组合”。
长沙窑位于现在的长沙市望城县的石诸湖一带。九世纪中期湖南澧州诗人李群玉的石渚一诗中对长沙窑的描写更为壮观:“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这就是当年长沙窑烧窑的情景。长沙窑多为龙窑，原料取自当地，制瓷原料有:窑头冲粘土、觉华山土、瓦坪渣底土、张家坡土、蓝岸嘴粘土、泥洞粘土，以上原料均含90%左右的SiO2，属富含硅原料，烧成温度为1200士20至1270士20之间。长沙窑瓷器前期胎质较粗松，胎色为暗红色后期胎质细密，胎色呈灰白或香灰色。长沙窑产品大多以手工拉坯为主，附件和零件如罐耳、贴花等用单模、分模、手捏制成。此外还有雕刻、镂空、堆雕等手法。长沙窑瓷器造型之多在唐窑中很少见。烧制器物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又兼文房用具及各种瓷塑玩具。早期长沙窑的产品，以碗、盘、壶、罐、盂为主，规格划一，后期除增加洗枕盒等日常生活用具外还烧制镇尺、砚滴、笔洗、砚台等文房用品及俑、鸟、狗、猪、羊等瓷塑玩具。当时品种不断增加，而且形式风格趋于多样。另外，由于长沙窑陶瓷产品大量外销的原因，还出现了为迎合胡人及西域人所喜爱的金银容器式样的酒壶和酒盏。长沙窑瓷器在造型上各时期变化很丰富，比如:前期的喇叭口壶，长腹、粗壮颈、口微外撇，略具喇叭的雏形，罐为长形圆鼓腹，腹的最大径在中部，肩经有对称的条形，半圆形系耳，后期的喇叭口壶，瓜棱腹，有的成橄榄形，颈长而细，多棱流，比前期略长，并由前期的单曲带形变为双曲耳形，流从多棱，较短变为圆罐、长流。罐的最大腹颈在上部，肩安模制穿孔，竖耳，有的罐顶有四片带横穿耳。因此，我们可以说，长沙窑陶瓷造型前期形态丰满端庄，线条圆润柔和，后期形态趋于隽丽，有出新意以应时宜之用，且大都具雄浑洒脱之唐风。
唐长沙窑在陶瓷装饰上，从注重瓷器的釉色美转移到瓷器彩绘装饰美的发展新方向，釉下彩的发明，无疑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据考古发掘，南京三国(吴)墓中出土的一件青釉褐彩盖罐是我国目前最早的釉下彩瓷器。长沙窑的釉下彩装饰，从最初单一的褐彩逐渐发展到褐绿两彩，褐彩的成色剂为铁，用其描画，色泽稳定，绿彩为铜。铜由于在高温下容易流散，因此往往用来填彩或晕染。一般情况下，先用绿彩勾轮廓，再用褐彩描绘细部，装饰纹样有动物的腿、嘴、羽毛、植物的叶脉、山石的肌理、人物衣纹等，线条刚柔相济，色彩对比协调，若是写意装饰则浑然天成，线条奔放洒脱。瓦坪渣窑址发现的盘、罐上画着折枝的花卉，菊花、莲花等纹饰，虽寥寥数笔，但神态如生，颇得写意之妙。长沙窑釉下彩的这种写意效果，是由当时的环境决定的，长沙窑当时产量很高，画工在坯上画彩是就要追求数量，由数量的加大而提高速度，由于速度提高自然就对所绘的形象进行概括和提炼，致使所绘形象更简洁，从而出现了空灵生动的效果，这就是我们见到的颇得写意之妙的长沙窑瓷器了。可以推断，后来发展起来的写意画是受其影响的。长沙窑瓷器的装饰除了釉下彩极具特色之外，它的模印贴花也很有代表性。长沙窑的模印贴花装饰都是采用阴模，而且多以局部装饰为其特征。
长沙窑在装饰素材上有人物、植物、动物、山水、抽象纹样等几个方面。长沙窑的装饰纹样除了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纹样之外，也由于产品的外销，一部分吸收了外来文化，从而形成了长沙窑独特的装饰风格。在长沙窑的装饰人物中的传统图形形象生动，自然洒脱。比如手持莲花童孩的纹饰就是一例，它用笔挺健，整个画面清秀、自然、仿佛能感到丝带在童子的奔跑中飘动而莲花莲茎也随之颤动。在装饰图形中，还有些是釉下彩绘的波斯人，模印贴花的骑士、吹笛的胡人、骑马俑的雕塑。其中，长沙窑中模印贴花和雕塑的舞蹈者形象头戴宝冠，披巾裸上身，右足立于蒲团之上，左脚曲做舞蹈状，称为“三道弯”式。这种造型，在印度的古代雕塑中极常见。
长沙窑中的植物纹饰在它的釉下彩中大多是中国传统的纹饰，如:莲花纹、菊花纹、折枝纹、蕨草纹等，这些纹饰舒展生动，简练洒脱。除了釉下彩的植物纹以外，在模印贴花图形中还出现了在唐代铜镜与波斯金钱器屡屡出现的椰枣纹、棕榈纹、铁树等纹饰。其中，椰枣树是西亚的主要树种。而这些地区也是长沙窑的外销国，可见长沙窑也是为了迎合外销市场。还有一种印度佛教装饰题材的“沙椤树”也在长沙窑出现，这个印度佛教中的圣树，被长沙窑的艺人们以模印贴花的形式装饰在长沙窑的壶腹流下和双耳罐上。长沙窑中，釉下彩绘的动物很多，仅鸟纹就有20多种，典型的有:长尾鸟纹、飞鸟纹、回首鸟纹、彩凤纹、鹭纹等等。此外，山羊、野鹿、狮、鱼、豹、獐等题材在长沙窑也很常见。在模印贴花中还出现了摩羯和狮子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深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在印度雕刻和绘画中摩羯的形象常常出现，长沙窑中模印贴花狮子常做人立状，并往往与佛塔和菩萨状的舞蹈者组合到一起，甚至有些狮子蒲团之上，我们知道，狮子形象在古埃及和希腊雕刻中多有出现，而且在印度佛教中狮子也是护法神兽，从以上几点看，这些纹饰深受西域文化影响。在长沙窑的釉下彩绘中也出现了大量抽象图形，有的由连珠纹组成作串珠状，类似波斯地毯的效果。有的则如行云流水般自由舒展，变换丰富的线条，似蔓草、宝石纹理。这种装饰的形成，主要是迎合伊斯兰教徒在习惯上对抽象纹样喜爱。另外，长沙窑还生产了大量捏塑的动物玩具，题材包括:狮、象、豹、牛、羊、虎、猪、狗、鸡、鸭、鸽和人物等等。这些形象无论人物还是动物都憨态可掬，造型概括生动，就连狮、虎一类凶猛的动物也塑造得可爱、童真，如顽皮的孩童。在每只玩具下并钻有两只圆孔，可以吹响，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可见当时长沙窑的产品多么普及。
在长沙窑中值得一提的还有诗文壶，这种诗文壶主要是为了满足中国人的需要，除了在壶上提诗，在瓶、碗心、盏心、筒形器上也有发现。所提多为五言绝句，少有六七言，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民间的俗语、俗话、谚语、题材和款式等，它们大多用毛笔以铁绘于器物上，大多以行书居多，也有少量草书。如初唐杨师道的《南行别弟》，盛唐张氲的《醉吟三首》，杼彬的《丹阳作》、晚唐贾岛的《遇海联句》等在壶上都有所见。其中一首与白居易的《问六十九》大同小异:“二月春澧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不意多离别，临别泪痕难，愁容生白发，相送到长安。”“岁岁常为客，年年不在家。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花。”
这样的引酒闲诗、闲情题于壶上，与朋友畅饮或一人独酌，酒意与诗意相应相容，情趣盎然，极具文人气质与从俗于生活的情趣。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长沙窑艺术的形成有其历史背景，其装饰风格博绘画染缬、书法、雕塑市场，又具中西亚地方特色和伊斯兰教、佛教艺术的某些装饰于一体，从而形成长沙窑独特的艺术语言。它的模印贴花器物中严谨的人物纹、动物纹、植物纹作为精致的局部装饰，与器物大面积的空白相对比，装饰性极强。它的釉下彩绘有张有弛，舒展洒脱，物我两忘，俊逸不羁，长沙窑的釉下彩虽没有景德镇青花的华丽丰富，但有自己独特的厚重、朴实的艺术语言，它的花鸟人物装饰，比之磁州窑的繁满，更显简洁、生动、空灵、动感十足。长沙窑艺术的形成与唐代开放的社会背景有直接的关系。唐代是一个开放和吸收的时代，从长沙窑艺术中，我们可以略见，长沙窑的各种艺术形式，他表现了一种随意、洒脱、放松的意味，长沙窑的发展是在唐代，它的鼎盛是在中晚期，当时社会开放而文明，中西文化互渗互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才出现了有别于其他窑区的装饰，形成独具特色的装饰洒脱、自由的长沙窑。长沙窑艺术风格和精神气质是唐代这个时代造就的，它的不狭隘、不拘谨，旷雅风度也是唐代所特有的。同时，长沙窑注重吸收姊妹艺术的营养，融合中西文化和佛教文化，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长沙窑艺术风貌。
古老的长沙窑，虽然己经逝去，但我们能从它洒脱、俊逸、空灵的釉下彩装饰艺术中感受唐代的文化精神气质，同样的，这种文化精神气质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搞陶瓷设计的艺术家应该去研究的课题。
浅谈唐代长沙窑瓷器
中国的瓷器太多，每一种拿出来都是精品存在，都有无数人追捧、收藏。然而，在这些瓷器当中，也有一些充满神秘色彩的存在，比如唐代长沙窑瓷器。说到唐代，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时代，文化繁盛，科技进步，此时的大唐人不仅生活富裕，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更加丰富。
在这个时期，制瓷工艺不仅有了更好的发展，且进一步提升，带来很多变化。唐代瓷器是在青瓷、白瓷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它的精细程度让后人赞叹，也让当时的人痴迷。在唐朝时期，不仅有各种美轮美奂的瓷器，更有南青北白的瓷窑系统，而长沙窑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出现的，犹如一匹黑马，冲进大唐制瓷工艺的领域。
从陶瓷行业来分析，最早的陶瓷其实就是起源于湖南，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它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还走出了国门，成为很多国际友人追捧的对象。在唐代时期，瓷器制作窑系众多，南方以浙江越窑为代表，北边以河北邢窑为代表，这种格局在当时十分出名，甚至对后世产生影响。
唐代长沙窑并不是非常有名气的窑口，它在当时的名气并不大，直到宋朝之后才慢慢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大窑系。至于唐代长沙窑瓷器是什么时候开始烧制的？历史上没有确切的记载，不过，从之前的考古记录可以发现，唐代长沙窑瓷器最早的落款是元和，为唐宪宗时期的瓷器，后来还有唐穆宗的会昌、唐宣宗的大和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开平，唐明宗时期的天成，这些都死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唐明宗时期的唐代长沙窑瓷器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也是发展最鼎盛的。
唐代长沙窑瓷器的胎质有两种，一种是陶胎，一种是瓷胎，这两种形成的产品系列达到70多种，除了日常用品之外，还有一些儿童玩具和雕塑，造型多样，惟妙惟肖，非常有趣。不仅如此，唐代长沙窑瓷器的造型非常小巧，珠圆饱满非常受人喜爱。
唐代长沙窑瓷器的主要特色是釉下多彩装饰，它分为图案、绘画以及书法三种。大部分图案都是褐绿或者是蓝色连珠纹，少数是大朵莲花。绘画纹饰多以花草为主，书法则是唐代长沙窑瓷器的首创，在当时非常出名。唐代长沙窑瓷器的书法以诗歌和警世格言居多，字体结构严谨，文体隽丽。除了汉字之外，在唐代长沙窑瓷器中还能看到阿拉伯文，是当时专门为阿拉伯人或者是伊斯兰教外商制作的。
唐代长沙窑瓷器价格参考：
1:明长沙窑系龙柄执壶，尺寸：高21厘米，估价：RMB 100,000 ~ 120,000，成交价： RMB 92,000 ，成交时间：2018.06.30，拍卖公司：北京中拍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8年春季拍卖会。
口沿微侈，圆腹平底。肩部置短流、双系和曲柄。腹部写“酒”字，胎呈灰白色，质地坚硬，除底外通体施青中泛黄色釉，釉色均匀稳定，釉面开细碎纹片。彰显古朴意味。长沙窑为唐代重要瓷窑之一，地处今湖南省长沙北郊铜官镇及书堂乡石渚瓦渣坪一带。始烧于中唐，盛于晚唐，至五代以后渐衰。长沙窑装饰方法多样，有贴塑、印花、划花、文字、绘画、点彩等，是釉下彩装饰工艺的发源地，并成功创烧了釉下铜红彩，是釉里红的鼻祖，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长沙窑器型繁多，除常见的碗、盘、碟、壶、罐外，文房用品、瓷枕、烛台也多见，并有净瓶、炉、佛像等佛教用品和笛、鼓等乐器发现。
2:唐长沙窑绿彩盖盒，尺寸：口径8.3厘米，估价：HKD 40,000 ~ 60,000，成交价： HKD 51,525 ，成交时间：2014.11.27，拍卖公司：宝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4秋季拍卖会。
3:唐长沙窑青黄釉葫芦形执壶，尺寸：高19厘米，估价：HKD 20,000 ~ 40,000，成交价： HKD 47,500 ，成交时间：2018.10.04，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8年10月拍卖会。
4:唐长沙窑铜红釉红绿彩小枕，尺寸：长16.2厘米，估价：RMB 20,000 ，成交价： RMB 42,560 ，成交时间：2010.09.19，拍卖公司：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四季（第69期）2010金秋拍卖会。
5:唐长沙窑彩绘鸬鹚纹执壶，尺寸：高19.5厘米；口径8.5厘米，估价：RMB 25,000 ，成交价： RMB 34,500 ，成交时间：2016.12.11，拍卖公司：浙江佳宝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6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赏析：壶盘口，束颈，丰肩，腹壁斜直，平底。肩置八棱形流，对称处横向安三条形曲柄。与流、柄成十字形的颈、肩之间置一对三条形系，壶身呈瓜棱状，平底。通体施青釉，釉色青中略显灰黄。壶身青釉下褐、绿两色彩绘生动的鸬鹚纹、图案线条流畅，鸬鹚炯炯有神，气宇非凡，站立于花卉丛中。流有老磕，但不影响欣赏，其器型规整，是件不可多得的唐代长沙窑瓷器珍品。
6:明长沙窑“镇国茶瓶”执壶，尺寸：高21厘米，估价：RMB 30,000 ~ 50,000，成交价： RMB 34,500 ，成交时间：2018.06.30，拍卖公司：北京中拍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8年春季拍卖会。
执壶，樽酒之用。以诗歌为饰是长沙窑装饰的重要特征，这件壶绘有花卉纹，壶口沿外翻，粗颈短流，背部装有一执手。瓜棱形腹，平底。以褐彩在流下腹部题写题有“镇国茶瓶”四字，极为珍稀。长沙窑之所以能独树一帜的，成为中国彩瓷之路的源头和重要的彩瓷外销地的，据瓷库中国网专家分析的，主要是因为它具有我国历史上其他名窑所不具备的特点的。长沙窑在世界陶瓷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它的贡献是发明了釉下多彩技术的，此后的，陶瓷才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面貌的，以前都是“南青北白”单一色调的。因此的，国外专家指出：“在中国陶瓷史上的，这是装饰技法上发生的划时代的变化”的。此外的，长沙窑所出土的文物形象地反映了唐朝时期的生活的，折射出那个年代的光芒的，如诗的、画及对外关系都有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物以稀为贵”的，长沙窑作为唐代独具特色的民间釉下彩陶瓷美术工艺品的，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长沙铜官窑除了墓葬和窑藏中出土比较完整的器物外的，窑址中有些虽残损不全的，但却极为罕见的绘画的、雕塑和异国图文等珍贵资料的，同样具有重要的收藏价值的。
7:五代长沙窑褐彩双系罐，尺寸：高16CM，估价：RMB 25,000 ~ 35,000，成交价： RMB 28,000 ，成交时间：2010.12.08，拍卖公司：广州华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0冬季拍卖会。
整件器物形体大方，修胎规整，釉层莹润光滑；为衬托出彩料的成色，器物胎上涂有一层化妆土，起到了增强胎体的致密度和增加瓷胎白度的作用，是一件难得的五代长沙窑珍品。
8:宋长沙窑青釉褐斑水滴及白釉菊瓣盘，尺寸：盘10.3厘米，估价：HKD 10,000 ~ 15,000，成交价： HKD 21,250 ，成交时间：2018.05.31，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8年5月拍卖会。
唐代长沙窑茶具赏析
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故又名铜官窑，是唐代南方规模巨大的青瓷窑场之一。长沙窑是在湘阴窑基础上烧造的，兴起年代有多种说法，其中以湖南省博物馆李建毛副馆长的提法较为恰当，他经过研究认为：“长沙窑兴起于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初叶较为适当，这一时间与长沙窑瓷上的绝对纪年以及纪年墓中出土的长沙窑瓷是吻合的。”长沙窑产品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它的釉下彩装饰，其装饰内容包括书法、绘画等等，而除了这一点之外，其能够屹立于唐代“南青北白”陶瓷大环境中，还应归功于它的造型多样化，这其中就包括茶具。由于长沙窑在唐代陆羽所写的《茶经》中没有明确记载，所以人们对它的茶具并没有太多的认知。自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沙窑被发现后，人们开始关注这一窑场的一切，并将其与同时期其他窑场进行对比，甚至与一些皇家器皿相提并论，茶具则是这一典型的对比物。通过与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出土的皇家宫廷金银器茶具对比，可以发现长沙窑所生产的茶具与之有着明显的差距，因而这对研究唐代民间茶文化具有颇大的参考价值。
唐朝是嗜茶之风普及大江南北的巅峰时期，这段历史在《封氏闻见记》中亦有记载：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饮茶用器从食具、酒具的系统中分离出来，有了专属的器具，陆羽在其《茶经》一书中便有相应的记载。这一时期，除了有专属的茶器外，能够制作饮茶用器的材料也有很多种，竹、木、锡、铁、铜、银、陶、瓷皆可，但是茶性苛刻，其贮存、煎煮、饮用均需特别对待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性，在这一点上，瓷质的茶具则是最佳的选择，而长沙窑则是生产茶器的集大成者。通过分析长沙窑主要烧造时期的时代茶文化背景、陶瓷造型特征，唐代存在的不同饮茶方式及相应的器具要求，辅以《茶经》、《十六汤品》等茶学专著中对用于茶事活动的器皿具体的要求、唐代茶诗对于饮茶用器的描述以及对带有题记产品的分析，初步判断长沙窑出土的器物中可能应用于饮茶活动中的产品有壶、瓶、碗、盏、盏托、碾具、等类别，而这些可归纳为碾茶器、贮茶器、汲水器、烹茶器以及饮茶器等，现予以简单介绍。
一、碾茶器
碾茶器是碾槽、碾轮、擂钵、杵头等碾茶用具的统称，其功能为将饼茶、团茶碾成碎末。在这其中，碾槽、碾轮是相互配套使用的。碾轮皆为璧形，边缘尖薄，中心厚实，中有圆孔，个别的为方孔，与《茶经》中描述的“轴中方而执圆”相对应。碾槽呈长条形(图1)，正面有梭子状凹槽，四周模印图案或设镂空状器座，也有外表绘釉下彩花纹的，与《茶经》中描述的“为臼内圆而 外方，内圆备于运行也。”遥相呼应(图2)。
除了碾轮、碾槽，长沙窑出土产品中还有一类富有特色的碾具就是擂钵(图3)，这是一种富有地域特征的碾具，大多为碗形，钵心露胎，刻划放射形好似太阳光芒似的划纹，也有刻作团花状的，外壁施釉，玉璧底。碾磨工具作杵头形或蘑菇状，也许与“茶法”中需要放的姜等佐料有关，或许也可以用来碾碎饼茶，有学者认为“其用途主要是研磨某些调味品，如姜、蒜等。唐、宋时期，也用它研碎茶饼”。但更大的可能则应该是用来擂茶的，因为湖南本地一直有擂茶的风俗，至今仍然流传。
碾具中还有一类较为特殊的产品，其形状类似于鲤鱼形，或称鱼形茶碾(图4)，应与擂钵是同种器具。鱼形碾具背面刻有方格状粗糙面，这是用以碾磨茶饼和烹茶佐料的。尾部有一明显圆孔，应为穿吊之用。这种碾具造型颇有个性，似乎静止了一条出水鲤鱼刚刚跃出水面的一瞬间，鱼的造型充满了动感，唐朝为李姓王朝，鲤鱼造型在当时似有寓吉祥之意。
二、贮茶器
贮茶器是用来贮存茶饼或散茶的用具。这一类型的茶器在《茶经》中亦有相关的记载，比如“罗合”、“则”、“水方”、“瓢”、“熟盂”以及“鹾簋”等。根据对书中所列的贮茶器及长沙窑出土的茶具对比来看，两者相互对应的只有一种，即鹾簋。鹾簋的形制和功用在《茶经》中有相应的描述，其“以瓷为之，圆径四寸，若合形。或瓶、或(古代像壶的盛酒器具，长颈瓶)。贮盐花也”。而在长沙窑出土的产品中就有一件带有题记的盒，所见只有一个盒盖(图5)，装饰有四圈凸起的同心圆弦纹，上用软笔书写釉下绿彩“大茶合”三个字，其形制与鹾簋极为相似。据此，有学者在《长沙窑：大唐文化辉煌之焦点》一书中提及此题记时，称之为“填补了盒类和茶具铭文的空白”。
三、汲水器
汲水器，以瓶为主，这类瓶既可贮盐，也可汲水盛水。唐诗中往往谈及烹茶时，便会提及汲瓶取水，比如：“添瓶涧底休招月，烹茗瓯中罢弄花。”“一笈负山药，两瓶携涧泉。”等。根据形制的不同，可细分为盘口瓶、鱼形瓶以及壶形瓶等。
盘口瓶，盘口，长颈，椭圆形腹，平底，有些肩部附有系钮，无流。大部分施青釉，大小不一(图6)。
鱼形瓶，造型独特。小口，无流。整个器型由两条鲤鱼相对合抱而成，两鱼张嘴合成为瓶口。腹部隆起，鱼尾自然下垂，收成平底。眼、鳞、腮、鳍，雕刻细腻，形象逼真。瓶的两侧有直穿式的钮，可以系绳，携带方便(图7)。
壶形瓶，今人均称之为“壶”，但是在长沙窑题记中自称为“瓶”。这种瓶的种类很多，主要有喇叭大口形瓶、横柄瓶(图8)以及小扁瓶等。此类瓶在一些水井考古工地中有所发现，比如湖南衡阳的水井中就出土了很多系钮瓶，这足以说明此类瓶是用来汲水或盛茶水用的。
四、烹茶器
烹茶器，顾名思义，就是烹煮茶饼或团茶末的器皿。文献记载方面，《茶经》中提及烹茶器时，主要介绍了风炉(灰承)、竹、炭、火、交床以及等。而在长沙窑所生产的产品中，烹茶器则包括了鼎、铫以及铛等。文献与实物相对比，两者较为一致的器形为，也就是鼎。《茶经》中形容“”“广其耳以正令”“广其缘以务远”“长其脐以守中”，实物鼎则是器身状如圜底釜，尖唇外侈，口微敛，扁圆腹，圜底，三足作“S”状微卷。唇沿处有圭形双竖耳。一般内壁施青釉、褐釉或宝石蓝釉，外壁素胎无釉(图9)。
茶铫，唐诗中有相关记载，元稹在《茶》中写到：“茶香味嫩 爱僧家 铫煎黄蕊花。”以此可见，铫为一种烹茶器。长沙窑生产的铫，状如盆，宽斜沿而带流，浅腹圜底，器口一侧有方口横柄。内壁施宝石蓝釉，外表素面露胎(图10)。
五、饮茶器
饮茶器是长沙窑所生产的大宗产品，主要包括了碗、盏(含盏托)等。
茶碗，长沙窑生产的茶碗品种很多，除少数尺寸比较大外，其他的一般器高均在4～5厘米，口径15厘米左右。根据烧造时间的不同，碗的形制也稍有区别。早期以圆口厚胎玉璧底青瓷碗为主，也有敞口玉璧底青瓷碗。中晚期则出现了各种花口圈足碗。在已公布的长沙窑资料中，有两件碗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其一，青釉褐彩圆形敛口碗(图11)，高5.4厘米，口径15.4厘米。口微敛，唇尖圆，唇沿较厚，断面呈圆弧形，腹圆收，玉璧底。碗心书“荼”二字。“荼”即今“茶”，《说文》：“荼，苦茶也”。“”即碗，从土旁。该碗容茶量约360毫升，唐代每升合今594.4毫升，荼容茶水约相当唐代半升有余，可能是迄今所能确定的中国最早的茶碗。其二，青釉褐彩圆形敞口碗，高4.8厘米，口径13.5厘米。侈口，唇尖圆，腹斜收，玉璧底，碗心折平。碗心书“岳麓寺茶”五字。通体施草黄色薄釉，底沿将釉抹去，墨书“张惜永充供养”六字。根据对两件碗中“茶”字的对比可知，“岳麓寺茶碗”应该比“荼”时间要晚。上述两种瓷碗加起来，其数量几乎占长沙窑瓷碗数量的98%，由此可见，长沙窑生产的瓷碗中，绝大多数属于茶碗。
茶盏，一般把器形较小的碗称为盏。《中国器物大词典•器皿》：“茶盏，敞口小足，斜直壁，为常见形式。”茶盏是点茶法出现后的产物。点茶法注汤入碗，然后有用茶筅击拂的动作，对饮用器又有了新的要求，盏便应运而生了。长沙窑出土的盏类有一件带题记的(图12)，器心书釉下褐彩“荼盏子”三字。高6.4厘米，口径20厘米。从此盏的尺寸来看其型制与碗相比并不算太小，从实物图观察与碗也无大区别。盏作为茶器，一般是要与盏托配合使用的。盏托(图13)，又名茶托子，《茶典》中对茶托子的解释是：“古代茶具名，又名茶舟。造型为圈足上安圆形托盘，中心部分高起托圈，内中可以安放茶盏。因其形似船，故又名‘茶舟’。”盏托的造型，一般托面圆而坦张，托圈微高出托面，托面的口径略大于盏的口径。托圈的径度要正好放进盏足。茶盏置于盏托上，稳当，不烫手，讲究卫生，水溢流入盏(托)内，既实用，又美观。
上述茶器囊括了长沙窑产品的大部分门类，其数量可观，形制多样，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有上海博物馆陆明华在其《长沙窑有关问题研究》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他认为长沙窑“似乎在一度是一个以生产茶具为主要品种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窑场”，并认为长沙窑的兴起“与唐代及以后较长时间内饮茶风气的盛行有密切关系，如果没有这种风靡一时的饮茶风尚，长沙窑的产品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生产，以至名扬四海并远播国外”。至于长沙窑为何能够生产如此大量的茶具，则是与唐代茶文化的发展以及湖南本土茶叶兴盛有关。
唐代人喜爱饮茶，饮茶已经成为唐代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唐代，饮茶之风能够兴盛，得益于佛教的传入和唐诗的盛行。首先，《封氏闻见记》中的记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原为“南方嘉木”的茶在我国北方的普及受到了佛教传播的影响。佛教讲究坐禅，坐时要专注一境，时间长了必定会非常疲惫，午后不食的戒规又会导致饥饿，而茶恰有提神益思、清心静欲、生津止渴、祛除疲劳、延年益寿的功效，“荼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因此为佛教所推崇。茶不仅对身体健康有益，而且茶性与佛教的思想也甚为契合，得道的僧人常以茶作喻，以茶悟理，正所谓“茶禅一味”。其次，唐代是诗的朝代，诗人爱茶，“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茶的“益思”、“悦志”激发诗人的灵感，茶所具有的“清”、“静”的品质对诗的题材、构思、品味、意境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有唐一代才产生了大量的茶诗。而长沙窑产品的一大特色恰恰就是诗文装饰，这些诗文证明了当时民众的兴趣取向，证明了广大人民丰富的精神生活追求，以诗明志，以诗写意。
除了佛教传播以及唐诗的盛行外，湖南本土茶叶兴盛也是长沙窑生产大量茶具的原因。茶为“南方嘉木”，湖南气候适宜，茶树生长地很广。唐代湖南茶叶产区已分布到湘、资、沅、醴的四水流域，其产茶县相当于现今的四十余个。自古以来，湖南就盛产茶，晚唐著名诗僧齐已(861-937年)在《谢湖茶》一诗中曾提到，“湖唯上贡，何以惠寻常？”记载了岳阳湖茶在唐代就是贡品的史实。有如此丰富的茶史，湖南本土制造的茶具也不会逊色，长沙窑即是一例。
长沙窑所生产的茶具一般出土于墓葬、水井、城址或者窑址中，而出自墓葬的多半为小型墓葬，这些迹象证明长沙窑生产的茶具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它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皇家金银茶具相对应，正好为后世完整研究唐代茶文化提供了参考资料。
长沙窑陶瓷——唐代釉下彩之源！
青釉褐彩“春水春池满”诗文壶
唐代作为中国封建期间的壮盛期，它的艺术发展是极为全面的，除了诗歌、散文、书法、绘画等外，唐代的陶瓷艺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唐代的长沙铜官窑便是我国釉下彩武艺的最早发源地，代表了这一时期湖南以致天下陶瓷艺术的最高程度。
产物不但脱销国内，还大量运往国外，在伊朗、日本、印尼、斯里兰卡等很多国家和地域的古代遗址中都发现不少该窑产的陶瓷器。因而，唐代长沙铜官窑被誉为“天下第一窑”。
青釉褐彩“古今车马不谢”题记壶
据考古质料证实，长沙窑约莫创于初唐，盛于晚唐，五代末期开始衰落。长沙窑的陶瓷器极富艺术创造性，从种别而言，器物的种类有壶、瓶、杯、盘、碗、碟、砚、盂、坛、熏炉、脉枕等等;从形态而言，则有棱型壶、莲花型碗、葵花型高足盂、羊型灯、锭型枕、缕空熏炉等。
青釉褐彩“君生我未生”诗文壶
另有很多人物、禽兽、鱼类等造型的儿童玩具，此中一些设有三眼吹孔，可以作口哨，能吹出简朴的音节。浩繁的动物造型富有变革，险些没有一件类似，都心情逼真，宛在目前。
隋唐期间的瓷器，就天下而言，原先南边以生产青釉瓷器为主，北方以生产白釉瓷品为主，色彩比力单一。长沙铜官窑创造性地把绘画艺术运用到瓷器装饰上，有的直接到瓷胎上作画描字，然后再罩上一层透明的青釉入窑烧制，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釉下彩制瓷艺术，专家们称它是“陶瓷史上的里程碑”。
青釉褐彩“蓬生麻中”题记壶
长沙窑瓷器的绘画内容很丰富，以花卉树木、飞禽走兽、山川人物为主，如花间小鸟、双凤向阳、芦鸭戏水、夫唱妇随等。它们有的用单线勾勒，有的用彩色渲染，有的用阔笔泼墨，固然构图简朴，但本领娴熟，意境博识，布满了生命的活力。尤其是奔鹿，眼大而有神，弓背翘尾，飞跃腾升;小鹿还布满稚气，憨态可掏，呼之欲出，极为生动。
青釉褐彩“去岁无田种”诗文壶
长沙窑陶瓷器还广泛利用了贴花和模印。有的先印成各种图案贴片，如枝叶、对鸟、狮兽、奔马、宝塔、菩萨及其他人物容貌，趁瓷胎未干之际将它粘贴在一起，有的则直接在胎壁上压印鱼、龙或飞鸟然后再加彩上釉，烧制成图案形态各异的瓷器。
青釉褐彩“仁义礼智信”题记壶
长沙窑瓷器还具有其时极稀有的瓷器书法艺术，在它的釉下彩瓷器上题有大量的诗、单句、联句等笔墨，句子一样平常为警句，如“仁义只从贫处断”;“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等等。诗则大多普通易懂，富有风土情趣。
有反映告别相思的：“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有反映边塞征战的;“一日三场战，曾无惩罚为。将军立刻坐，将士雪中眠。”
青釉褐彩“悬钓之鱼”题记壶（残）
有录唐人诗的，此中一青黄釉、多棱的短嘴壶上有武则天时期韦承庆写的《南中咏雁》诗：“万里人南去，三秋雁北飞。不知何光阴，得其汝同归。”
另有一瓷器上是刘长卿的《苔溪酬梁耿别后见寄》：“鸟飞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
青釉褐彩“一别行千里”诗文壶（残）
别的，很多瓷器上另有录有驿站诗、酒茗诗、歌妓诗、悼亡诗等，而最吸引人的是形貌天然景致的诗。有一只长沙窑出品的黄色瓜枝型瓷壶上题了一首以“春”为题的五言诗，诗曰：“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春声。”使人们遐想到那边潺潺的流水、嫩绿的芳草、暖和的阳光和香醇的琼浆，无形中进入了春意盎然的大天然美景中。
青釉褐彩“一暑（树）寒梅南北枝”诗文壶
可见，唐代长沙窑瓷器不但反映了唐代长沙地域制瓷业的高超技能，还在肯定水平上表现了唐代长沙地域的书法绘画艺术，并从画面和所描题的诗句中表达出谁人期间的社会习俗与民间审雅观念，这统统使它在长沙文化汗青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
唐长沙窑白釉褐绿彩碟
遗憾的是，到宋代，长沙窑徐徐衰落，江西的景德镇成为了天下陶瓷生产的中央，衡山窑、岳州窑和益阳窑则代替了长沙窑在湖南陶瓷业的职位。直到清代，长沙铜官窑才得以复苏，并渐渐发展为湖南的陶业中央。
唐长沙窑褐斑贴花舞蹈人物瓷壶
唐代长沙窑茶叶墨釉执壶
唐长沙窑茶叶墨釉执壶高约19厘米，底径约5.5厘米。 唐长沙窑茶叶墨釉执壶造型古朴沉稳又不无灵巧别致，整体气韵饱满无华。随意的施釉垂釉迹象，让人想象流淌着的劳动者的汗水，自然起伏的拉坯旋纹，是跳动着的劳动者的操作技能的音符节奏.这把长沙窑执壶，造型饱满而圆润，富力而奔放。椭圆形器型，圆平足，撇口小颈，短流，肩饰双系。器身腹部两侧饰以三个模印贴花纹饰，，贴花上敷以褐斑。胎色米黄。这种贴花壶系长沙窑器物中代表性作品，出土数量不多，且绝大部分具有破损，特别是在口沿和把柄部分。本品釉色光洁、明亮，造型隽美、饱满，完整无损，非常珍贵。劳伦斯精品推荐：长沙窑茶叶墨釉执壶（唐）此件藏品的美不仅在于其型，其贴塑部分的装饰，在壶肩部有一对胡人舞跳动，壶身上三处贴花纹饰，于静于动，在静物中显出了动感，给人带来了生机勃勃的美好的展望。贴塑表现出佛教文化在大唐的盛行，并且对当时饮茶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更加热衷于饮茶文化背后的禅宗静溢。劳伦斯精品推荐：长沙窑茶叶墨釉执壶（唐）据了解，长沙窑也称“铜官窑”，为唐代重要瓷窑之一，地处今湖南省长沙北郊铜官镇一带。始烧于中唐，盛于晚唐，至五代以后渐衰，现仅存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量釉下彩瓷器，证明了这里是釉下彩装饰工艺的发源地。长沙窑主要有釉下彩、模印贴花、贴花、刻划花、印花和镂空等装饰技法，其中以釉下彩最具特色。唐代以前的瓷器多为青瓷单色釉。而自唐代以后，人们开始使用釉下彩技法，就是将铁、铜等呈色剂掺入颜料，用毛笔在未烧制的瓷器上绘饰图案、诗文，然后再覆盖上一层釉并焙烧，使色彩从釉下呈现，大大提升了美观度。这种技法是陶瓷制作和装饰技法上的一次重大进步，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长沙窑的商品经济意识
唐代长沙窑是一座没有文献记载的民间瓷窑，从各地出土的材料来看，长沙窑的商品经济意识在唐代众多瓷窑中表现得最为强烈。
长沙窑始于中唐，盛于晚唐，终于五代。在其初创时期，由于当地瓷土含铁量高，烧出来的瓷器釉色偏黄，不光亮，在外观的美感上远逊于"类冰类玉"的越窑瓷器和"类银类雪"的邢窑瓷器，因此，在市场上竞争力不强。这一点可以从各地很少出土早期长沙窑瓷器得到证明。
为了改变长沙窑瓷器的外观美感，提高长沙窑瓷器的市场竞争力，长沙窑在装饰技法上吸取了唐三彩的装饰技法，首创了釉下彩新工艺，从而在以越窑为代表青瓷和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之外，独树彩瓷一帜。
把绘画艺术运用到瓷器装饰上，这是长沙窑的一大发明。长沙窑瓷器上的彩绘画有人物、山水、花鸟、走兽虫鱼，而尤以后三类为多。从目前所发现的数百件彩绘瓷器来看，还没有发现宗教题材。人物画中有阮籍、稽康之类的文人，有乡村中天真活泼的顽童，但没有一件帝王将相的肖像。这一现象不应是一种偶然。长沙窑瓷器上的绘画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装饰画，其目的是提高和帮助实现产品的价值，通过瓷器上的绘画来吸引顾客购买，因此其绘画题材的选择必然具有一种针对性和目的性。
唐代是文化艺术十分发达的朝代，从我国绘画史的角度来看，唐以前长期统治画坛的是宗教画，世俗人物、山水、花鸟、牛马不过宗教画的附庸。中唐前后，随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和宗教意识的逐渐衰淡，人世景物从神的笼罩之下慢慢解放出来，山水、花鸟、牛马等也从宗教画中独立出来，并获得迅速的发展，成为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绘画题材。山水画、花鸟画、牛马画不是属于贵族的而是属于世俗地主的艺术。
长沙窑瓷器的销售对象是广大的市民、农民和一般的世俗地主。因此，其瓷器上主要只绘山水、花鸟、走兽虫鱼，正是对这种形势的迎合。以世俗地主阶级艺术去迎合以世俗地主为代表的广大市民的艺术趣味，正是长沙窑在产品装饰上如何尽量地去适应顾客的审美要求的一种表现，也是长沙窑在商品经营中商品经济意识的一种表现。
在瓷器上题写诗词，用书法艺术来装饰瓷器也是长沙窑的一个创举。这个创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于产品的销售有着重要的意义。唐代是一个诗歌的时代，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无不好诗成风，在瓷器上题写诗词无疑是对这种社会风气的迎合。
在瓷器上题写什么样内容的诗，这里也反映了一个商品经济意识的问题，长沙窑瓷器上的诗词在内容上是丰富的，有的是当时著名文人的佳句，如刘长卿的《若苔溪酬梁耿别后见寄》中的"鸟飞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有的反映商贾的经营活动，如："人归千里去，心画一杯中。莫虑前途远，开航逐便风"；有的表现歌楼妓女馆的生活，如"自从君去后，常守旧时心。洛阳来路远，还用几黄金"；有的描写游子与旅人，如："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有的抒发离别相思，如"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有的描写边塞征战，如："一日三场战，曾无赏罚为。将军马上座，将士雪中眠"；有的反映科举制度，如："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开。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这些诗词在内容上"不歌颂皇室，不抒写文人学士们谈贫诉苦的心情，不讲论国制朝章"，也不热衷于佛理宣传，而着重是描写市民的生活，表现市民的思想感情，具有浓厚的市民趣味，这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迎合。长沙窑瓷器上还有些诗词更有十分明显的商业功利作用，如有的瓷器上题写着"上有东流水，下有好山林。主人有此宅，日日斗量金"的诗词，看来这样的题诗瓷器是专门用来祝贺用的。另外如题写着"浮花泛蚁"，"酒酝香浓"等题词的瓷器是专门适用于茶楼酒家的。可以认为长沙窑瓷器上的诗词，一类是适用特定对象的，一类是根据不同需要而题写的，明确的说是为自身的产品销售而服务的。在瓷器上题写诗词，实际上是以艺术为手段，对瓷器实用性能的一种说明、补充和宣传，用以达到美化瓷器及商业交换的目的。
长沙窑商品经济意识最强烈的表现还是在对商品广告作用的认识及宣传上。长沙窑瓷器上有这样一首诗："买者心惆怅，卖者心不安。题诗安瓶上，将与买人看"。这首诗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与商品消费者之间紧密相连的关系。前两句颇有点顾客就是皇帝的意味，后两句则反映了长沙窑的主人们已意识到应该在瓷器题写点什么来打消顾客心中的"惆怅"，这实际上是商品广告意识的觉悟。果然，我们在长沙窑瓷器上发现了不少极富商品广告意义的题词，如"卞家小口天下有名"，`郑家小口天下第一"，"言满天下无口过"等等（注："小口"是一种瓷壶的名称）。以产品本身作为媒介体进行广告宣传来看也是长沙窑的一大发明，在此之前，似乎还没有发现如此具有明确广告宣传意义的材料。
正如长沙窑善于运用艺术的手段使商品艺术化一样，长沙窑的广告宣传也十分艺术性。如有的瓷壶上题写着"富从升合起，贫从不计来。五文。"在这里把富有哲理的谚语与标价连写在一起，是很有深义的。要明白它的深刻含义，必须联系当时的市场价格情况进行分析。浙江嵊县出土的一件越窑盘口壶，上面刻写着`价直千文"，越窑盘口壶高47.9厘米，长沙窑五文壶高19厘米，两件瓷壶大小相差不到3倍，而价格相差竟达二百倍。由此联系到长沙窑瓷器上题写的谚语，就会明白它在含蓄地告诉人们奢侈浪费导致贫穷，勤俭节约、精打细算才能发财致富，与其去买使用价值一样但价格昂贵的名牌产品，不如买价廉物美的长沙窑产品。可见，长沙窑的商品广告做得颇有心计，善于揣磨和影响顾客的购买心理。
长沙窑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还表现在出口产品的经营上。长沙窑的瓷器在西亚和中亚出土最多，可以认为中、西亚是当时长沙窑出口瓷器的主要市场。根据南宋初年洪遵所著的《泉志》第十卷《大食国载》所载："生金出大食国，彼方出金最多，凡诸贸易，并使金银。"由此看来，长沙窑瓷器出口中西亚应该是有厚利可图。为了打开中、西亚市，长沙窑出口瓷器，有的在形制上仿中、西亚的金银器，有的在瓷器上用阿拉伯文写上"真正最伟大"的题词，更多的则是用西亚所特有的一种重要的经济植物椰枣树以及中、西亚人民所喜爱的狮子、对鸟、葡萄、胡人乐舞等图案作为瓷器的装饰，以适应和迎合阿拉伯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心理。正因为长沙窑善于了解海外人民的生活习惯和要求，并尽量使自己的产品去适应它，迎合它，所以长沙窑才能够成为唐代我国三大出口瓷窑之一，其产品遍布整个东南亚、中亚和西亚。
长沙窑作为中唐时期新出现的一座民间瓷窑，为其他瓷窑、特别是越窑、邢窑等名窑竞争中，其处境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但困境和压力却促使长沙窑的主人们产生出比较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而这种意识反作用于长沙窑的商品生产和商品经营活动，从而提高了长沙窑产品的竞争能力，扩大了其产品的销售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正是长沙窑产品最后能够畅销全国，远销海外的原因。
唐代彩釉瓷的辨识
中国的彩瓷发展到唐代，可以说是有了重大的突破。尤其是唐代创制的三彩瓷，以其色彩丰富、气势恢宏而闻名于世，成为古代艺术宝库里的珍品。唐代的彩釉瓷因其色彩绚丽、精美绝伦、晶莹剔透，又历史久远，存世量不多，所以，收藏价值不凡。于是，市场上以假充真的赝品层出不穷，收藏者务须认真鉴别，谨防上当。
鉴识唐三彩以及同期的单色彩釉瓷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看胎质。唐代彩釉陶瓷所用的胎料一般是两类。一类系白中泛红的藕粉陶胎或白中泛青听之声音清亮的坚硬钢胎；另一类胎土则色泽较深，泛暗红、褐色或褐紫色，后期色又多灰黄和灰青。胎质和色泽因窑口不同而有异。一般来说，前期胎质较粗松，后期胎质较细密，但总体来说还是较粗松的。后期瓷胎可略见糯米光泽。“唐三彩”多为近乎白色的陶胎，更加粗松。单色彩釉器的胎则因窑口不同而异。由于唐代淘胎技术尚不够精细，因此，放大镜下在胎质中常可见黑色铁质颗粒。另外，唐器均是出土器，器物上一般应有土沁。在露胎处滴水后可嗅到土香气。
再看釉面。这是最重要的。三彩器一般上的是红、绿、白三色，其实，当时制品有多种颜色，红、白、黄、绿、蓝、褐、黑均有，但一般都由三色组成。单色釉有纯的黄、蓝、绿等。无论是点釉或刷釉，釉色均呈自然的流淌状，色与色之间过渡自然，且呈晕化之状。即便单色釉，也不是一块色，在流淌之中还应有深浅不同的晕化过渡。釉面一般均有细小的开片，呈鱼子纹状。肉眼看不到，须用放大镜细看。但如在一米之外即可看到开片，此器必定是后仿之物。这些开片，细密整齐，呈左右走势，有极强的玻璃质感。早期的彩釉器上，还可看到纹片四周有轻微上翘的爆裂状，有爆釉现象。到晚唐时期，由于烧造技术更趋成熟了，像长沙窑的晚期制品，可无爆釉出现，但也均有鱼子纹开片。唐器上，也有没有开片的，如邢窑之器，即可无开片。因此，对于开片现象不能一概而论，而应综合鉴识。另外，唐代器一般都是出土器，因此，在开片纹中一般都可见到土沁和腐蚀的痕迹，而且，这种自然产生的侵蚀之痕，散布自然，有多有少，不像仿制出来的侵蚀痕是死板的，不自然的。
由于当时上釉用的是铅作黏结剂，经过千百年时间，铅都跑出来了，因此，釉面应呈有铅银现象，一般称之为锡光，这是重要特征。这种“宝光”，用水洗过，仍然会有。另外，当时烧造中，胎体水分掌握不好，特别是在一些单色釉器上，烧成后的器物胎体上常会出现一些横向细小裂纹，状如蚯蚓走泥，透过薄薄釉面，仍可看到被釉填充了的一条条蚯蚓走泥纹。这也是一个重要特征，有比没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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