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的器形。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麻步镇盖竹村，是一个在宋朝时盛极一时的古村落。可惜在明洪武年间，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原先的繁华被淹没在废墟之中。现在，古村落的一些遗迹仍在，村民还在村后的斜坡上挖出了据说是宋代的陶瓷残器和碎片。
后山挖出宋时文物
根据林先生提供的线索，日前，约请了平阳县文物馆馆长蔡昌振，在林先生等热心读者的引领下，前往麻步镇盖竹村进行考察和采访。
找到据说是挖出了宋代陶瓷的村民温学勤时，他从家中拎出了一个小编织袋来到门口。从中拿出几个陶瓷残器后，将里面的碎片一并倒出，里面共有16件残器和许多碎片。
温学勤说，因为村里一直传说后面的山上有宋代的文物，去年6月份，他便和七八个村民一起去挖掘，居然在一处看似墙角附近的地底下，陆续挖出了这些东西。
这些陶瓷残器和碎片，有碗、盘、碟、盏等，精粗不一，釉色和器型各异，精细的胎质细腻，还有划花装饰，有的底下有墨书的字符，以精细的占多数。蔡昌振在仔细翻检观看后认为，陶瓷残器和碎片确实是宋代的，大多为北宋时期。且从精细程度看，这些瓷器并非本地生产，而是出自北方及福建等地，在当时，普通人家是用不起的，应为官宦人家所用。
村民毛昌逵向我们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1981年，他家盖房子时，在屋后的地里取土。挖到1米多深后，挖到了“铜”箸和“铜”调羹，还有碗盆和铜钱等。碗的底下有一个像是“宋”字的字，铜钱是南宋建炎年的。奇怪的是铜钱锈了，而“铜”箸和“铜”调羹却没有生锈。事后，专业人士分析认为，从“铜”箸和“铜”调羹在南方地下历经七八百年没有生锈看，应为金箸和金调羹，或金铜合金的。字串9
宋时废墟今犹在
毛昌逵对盖竹村的历史所知颇多。他告诉我们，他们家族在明末清初从青田搬到这里时，盖竹已经荒无人烟。而盖竹在明以前为一林氏望族聚居之地，与附近的东坑、东桥、埠头、沿口等4村合称盖竹里。字串5
毛昌逵说：古时候，鳌江自盖竹村前经过。自鳌江上岸，走过虹桥，就进入了盖竹。如今虹桥还在，只是改成了可通汽车的钢筋水泥桥了，桥前方的鳌江更是大幅度地改道南移。毛昌逵说，在解放后平整土地时，他们挖到了街区的遗址，规模这么大，想当年这里应该十分繁华。
从至今仍保存的一些墙垣遗迹看，当时7座府第的规模有一二百亩。据说林府的后花园，被后山高耸如蘑菇的华盖峰遮盖，不见天日，石壁上布满藤蔓。我们在盖竹村转了转，在田头地角，不时可见断垣残壁。毛昌逵说，村里人在耕作挖土时，经常有古砖挖出。砖为青砖，有现在的两块那么大。字串8
在靠近后山的一排房子的后门，毛昌逵指着浇了已经有些年头的水泥地面告诉我们：这里浇地面时，曾经挖到了一条青砖砌的路，应该是古时候的一条通道。
天灾人祸淹繁华
据《平阳林氏志》等书籍记载，在宋代，盖竹一村出了11名文进士、17名武进士。曾经繁华一时的古盖竹，为何在明时烟消云散？原来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农历七月初二，台风暴雨引发的泥石流从盖竹后山倾泻而下，古盖竹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幸存的林氏子孙也迁移他乡。此后，因灾迁居萧江前村的盖竹林氏后人、刑部主事林升，在胡惟庸案中被处死，族人肯定也受到株连，盖竹自此更加湮没无闻。
从现状看，如今的盖竹村，是建在古盖竹林氏府第的前院遗址上。文保部门的有关人士认为，在村庄下面，可能还有一个被淹没了600余年的繁华古村庄。字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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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碎片”——古瓷片
在早期的古玩收藏领域，尤其是喜欢收藏古代陶瓷的行家们，大抵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说辞，叫做“古瓷毛边不值钱!”这就明确地告诉了玩儿家们，中国古代的瓷器不是“闹着玩儿”的，除了要求它的真实、年代这被称作是“开门见山”的要素之外，其最讲究的就是完整。比如一只明代的官窑大碗，不要说它有了残缺，哪怕就是口沿处有一丁点儿的磕碰，哪怕是隐约的能让人发现一处“冲口”，其价值都将会大打折扣。那时候人们对古玩的挑剔，何止是“鸡蛋里挑骨头”？简直是“眼睛里不揉沙子”。
但这文玩毕竟是千万分之一的遗存，尤其古代陶瓷更是易损之物，破碎一件，它将在历史的长河里永远消失，绝不可复制，“复”之必假。古陶瓷是“生”之有节而“好者”无度，于是人们的价值观开始做出让步，大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现了另一种论点，叫做“整清破明”。就是说：青代的官窑瓷器必须得是完好无损的方才“保值”，明代的嘛——将就着点儿吧，只要“破”得不太厉害，对一般收藏爱好者来说，还是很有买头的。
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这话儿又该“修正”了。因为“整清”已或藏于馆舍，或流于商贾。“破明”更是被修复之后，以天价面世，都非是普通收藏爱好者信手可及的了。于是，除了那些欺世盗名的赝品之外，有着几千年烧造历史的中国古代陶瓷，如今为我们留下了“最后的晚餐”——瓷片！
我们尊称它为“古瓷标本”或者“文明碎片”……
古瓷片作为藏品，被“好古”者把玩，受收藏家青睐看似近几年的事情。其实并不尽然，说起这古瓷片是如何登入大雅之堂的，也可谓道来“话长”。远的不讲，清中期就有“玩儿家”将宋代钧瓷的碎片以紫檀或黄杨木镶嵌做“四扇屏”的。其匠心独具在于，典雅、古朴、美观丝毫不比老早就“臭了街”的，是个大户人家儿的墙上就能看得见的“福”“禄”“寿”“禧”逊色。
据说清末时期，有一些西方的商人曾将在中国收集到的明代或清代的青花碎瓷片，以其不同的形状打磨加工，大者镶嵌在银制的首饰盒里，小者则制成胸饰甚至耳坠儿，且售价颇昂。正可谓“人弃我取”，发了“洋财”。
多年以前，我认识一位德国汉学家，他曾激动地跟我说过，从小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就是缘于祖上留下的一只首饰盒里的中国青花瓷片，上边画的是一幅完整的“蹴鞠图”，那生动的情境就带入了梦乡，神秘的感觉就融进了血液，就决定了他人生的志趣爱好，竟“成就”了他后来的汉学事业……
有一回我陪同他在北京的某旧货市场里买了一只破烂了的、带“喜”字的青花罐子，其售价之廉比仨瓜俩枣都便宜，跟“白给”差不多。当时我曾暗中讥笑他：“小钉子凿墙——没开过大眼！”因为那时候这类制作于清末或民国初年的“喜”字罐儿属于“嫁妆活”，整器都没人要，何况“破”乎？然而这位“密斯特冯”回去后居然将其制作成了一架极其精美的台灯，摆在他们家那暖色的“罗马式”家私上，一抹湛蓝立刻就跃然而出。照片传给我的时候，我所能表达的就剩下两个字了——汗颜！
或许这些被称作是古人留下来的碎瓷烂瓦命该低贱，在陶瓷的收藏领域里从来就不值得让人“正视”？因为它无论如何没有整器金贵。或许历来瓷器玩儿家们的收藏行为是那么的讲究“严谨”？没人愿意“闹着玩儿”。故而古瓷片多年来是尘封土掩、内敛神韵，直到有一天人们忽然地发现，一块古代瓷片所迸发出来的“教化”作用，竟如此之神奇，那残破之美一点也不缺乏震撼力。至少从今天算起，这些出土于几百年前的碎碗碴子，比若干年之后再出土的、尚未来得及降解的塑料袋儿之类，要贵重多了！
古陶瓷方器出现的时代
我国烧制陶瓷的历史源远流长，如果把江苏溧水回峰山神仙洞发现的陶片，作为它的伊始，那么距今已有九千年的历史。古代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制作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极为丰实而优美的器形，给人以美的享受。但纵观陶瓷器皿的造型艺术，它始终围绕圆的特征展开。这是因为陶瓷自身材料特性与其相适应的制作工艺决定的。因此，圆器是陶瓷制品的主体，然而其中也不乏其他几何形的造型。诸如方的造型，本文就方器出现的时代谈点看法。
《收藏家》1994年第6期，刊登了杨静荣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说陶》一书的几点失误”。作者在对书中宋代官窑（兽犬耳方壶注疏时写道：“陶瓷受自身材料的限制，如欲设计方形造型，在成形上有一定难度。宋、元、明时期，瓷器中没有方形的，直到清康熙时，陶瓷工艺逐渐成熟，方器才开始流行。故此方壶只能是清代产品。”杨先生明确地指出方器出现于清代。纵观我国陶瓷制作工艺的历史，大体经历了手制、手制与慢轮修正结合、轮制三个发展过程。三种制作工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然而，三种不同制作工艺是不可截然分割开的。新的制作工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工艺的消亡，而是使制作工艺更臻完美、制作效率更高。而旧的制作工作仍然存在，作为新工艺的补充。即使是当代，瓷器成型工艺已进入机械化、自动化，而手制作为机械化不及之处的补充，它仍然存在。
陶瓷制作工艺处于手制时期，古人根据粘土的可塑性，就能制作出非常丰实的造型来，方器当然也不例外。如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河姆渡遗址，在第四层就出土一件长方形陶钵，侧面尚刻有猪的形象作装饰。这是一件有代表性的方器造型。在而后的漫长岁月里，方的造型屡见不鲜。如秦的陶量、汉墓中出土的明器如厕所、仓库、猪圈等也是方的造型蜕化。浙江义乌博物馆藏有一件汉代陶钫，从口到足都是方的，江西婺原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三国陶权，也是方的。在南方各地出土的六朝时期谷仓罐上的楼台亭阁，亦当列为方的造型。唐代，各地出土的方器则更多，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瓷枕，方的、长方形的均有。不过在唐以前，方的造型基本上都是手制的。
宋代，瓷器制作工艺有了新的突破。模印工艺的出现为方器制作提供了更好的条件。方器也就更流行。浙江江山前坞青白瓷窑就发现了不少方形瓶的标本，福建浦城大口青白瓷窑址，也烧制青白瓷方瓶。在江山前坞青白瓷窑址调查试掘中，发现方器的制作工艺系制瓷者巧妙地把正方形沿对角线分解为两个直角三角形，制作成一个直角三角形模具，并刻上装饰纹样，进行压印，然后将两个直角三角形胎进行拼接粘合，即成为一件方形器，再上釉、焙烧。这个发现，表明宋代方器的成型工艺已相当成熟了。江山博物馆收藏的此类方器中，有一件外底还印有”周家公夫“四字，表明这期间烧制方器的制瓷作坊不少，相互间的竞争意识已很强烈。
以上情况表明，陶瓷方器在手制时，就已出现，历来就有方器存在，宋代方器制作工艺相当成熟，民窑尚且制作出精美的方器，何况官窑？
《萧山古陶瓷》一书展现了萧山辉煌的陶瓷历史
日前，浙江萧山博物馆编著的《萧山古陶瓷》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图册精选了萧山博物馆馆藏和从民间征集的237件珍贵古陶瓷的图片，是萧山第一部文物专题类的书籍。它展现了萧山作为中国瓷器发源地之一的辉煌的陶瓷历史。有业内人士说，县区级的博物馆出版如此厚实的古陶瓷图片书籍，在全国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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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考古资料表明，萧山制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八千年的跨湖桥文化时期。早在商周时期，原始瓷与印纹硬陶的窑址就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萧山、绍兴等地。因此，“萧山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之一”这一论断，在全国的文物考古界已属定论。古陶瓷文化是萧山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德-化-陶-瓷-总-站
萧山博物馆馆长施加农是《萧山古陶瓷》一书的主编。他认为，萧山能够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之一，是有历史渊源的。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为募兵勇制兵器灭吴，将老百姓的金属器具收缴一空，动员百姓尽量使用陶瓷器具作为生活用品，客观上促进了陶瓷业的迅猛发展，使越国成了中国瓷器的发祥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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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在《萧山古陶瓷》一书中的237件珍贵古陶瓷图片，既有萧山出土的文物图片，也有博物馆在民间征集的珍品图片。这些古陶瓷都属于国家三级以上文物，上至新石器时代跨湖桥文化时期，下至唐宋时期。收入最多的是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印纹硬陶，西汉时期的原始瓷器，东汉时期的成熟青瓷。这些陶瓷都是古陶瓷中的珍品，许多为国内少有。字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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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农说，萧山作为中国瓷器发源地之一的古陶瓷历史，非常值得萧山人骄傲。出版这本书就是希望让大家了解萧山古陶瓷的辉煌历史，进一步发掘这个文化瑰宝。
缘起古青瓷 繁华清三代
与青花、粉彩相比，单色釉虽然没有复杂的花纹、艳丽的色彩，但它釉层肥厚如凝脂，纯如美玉，在艺术风格上以釉色取胜，且釉极厚，甚至超过胎体厚度，因此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种耐看，变化万端的釉色。在我国的瓷器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彩瓷之母”，也被认为是陶瓷收藏的更高境界。而这种至高的艺术境界我们触手可及。
缘起古青瓷
在首都博物馆方形展厅四层 E2厅该展览充分展示了北京各历史时期出土及传世瓷器精品，反映了我国古代陶瓷发展史各阶段及当时北京历史的发展轨迹，集中体现了中华瑰宝——中国古代瓷器艺术的历史风貌。
单色釉也称“一色釉”或“一道釉”，单色釉的单纯、清澈之美，是中国文化纯美境界的一种表达。与青花的线条美感和粉彩的色彩斑斓相比，宋瓷则以单色釉的完美著称于世。无论是钧瓷的海棠红还是汝窑的天青色，或者是龙泉窑的梅子青以及越窑如冰似玉的翠色，都能让人为之陶醉。其中，越窑青瓷历史最为悠久。越窑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青瓷窑系，东汉时，中国最早的瓷器在越窑的龙窑里创烧成功，可谓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随后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越窑一直居于瓷器生产的领先地位，我国南北方的众多瓷窑和韩国、日本的制瓷业都受到越窑的影响。到现在一些日本学者还把慈溪上林湖奉为青瓷的圣地。
越窑青瓷不仅上贡朝廷，下供庶民，还一直是备受青睐的日常生活用具和数度进贡皇室的珍品，而且还远销亚洲、非洲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启了宁波的海上瓷器之路。
在首都博物馆精品陈列区《古代瓷器艺术精品展》中，展示了一件出土于北京石景山辽韩佚墓的北宋(公元960~1127年)越窑青釉划花宴乐人物纹注壶，可谓当时青釉瓷中的精品之作。这把壶高18.2厘米、口径4.5厘米，壶上所饰细线划花是越窑北宋早期常见的装饰手法，用针状工具在胎体上雕刻，然后再上一层釉。此壶腹部划宴乐人物图案，生动传神，饱满的线条富有张力，即使是小件物品也隐含大气，富有韵味，十分少见。
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裴亚静介绍：“从工艺技术上说，在科学技术条件还不发达的过去，釉的变化全靠烧制人(陶工)的经验来掌握，重点是窑炉和烧成技术。用简单的传统烧造方式来驾驭单色釉，难度很高，单色釉之名贵也正在于此。”然而，虽然难度高，但是对于陶工来说，却充满挑战性，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为之倾其一生。可以说，陶瓷的魅力在单色釉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专业技术，单色釉相对于彩绘瓷来讲，对陶工提出更高的要求。缘起古青瓷、繁华清三代。
繁华清三代
明清时期，朝廷在景德镇分别设立御器厂(明)和御窑厂(清)，单色釉瓷的烧造迅速发展，特别是到了清代，雍正和乾隆皇帝由于本人的艺术爱好，亲自参与瓷器画样与款式的策划。在雍正六年~乾隆二十一年期间，派唐英到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唐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督陶官，在皇帝的旨意下，烧造了大量仿宋代的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的瓷器，并且创烧了很多新的单色釉品种，单色釉瓷的烧造在清朝达到了其历史最辉煌的顶峰。单色釉瓷首次出现了规模化的创新与生产。技艺炉火纯青，品种空前繁多，釉色超越古人，譬如天蓝釉、豇豆红釉、孔雀绿、茶叶末釉等等,都是很成功的作品，已经达到了“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的艺术境界。富有天然韵致，使人领悟到古人非凡的审美情趣，体现出中国陶瓷艺术的魅力。
红釉瓷历来都是瓷器中的名贵品种，备受人们的珍视。红釉瓷器创烧于元代，明代永乐年间烧制的鲜红釉和宣德年烧制的宝石红釉，都是红釉家族中的代表产品。在永乐、宣德时期，红釉瓷主要用于宫廷祭祀，因此当时的红釉瓷器被称为“祭红”。“祭红”红而不俗，鲜而不艳，色调静穆、凝重，宛如霁云红霞，因此又被冠以更有诗意的名字“霁红”。“祭红”瓷器之所以名贵，除了它的光泽颜色俱佳外，更因为它“千窑难得一宝”、“十窑九不成”而成为瓷中珍品。有人把“祭红”称为人造宝石。也有人把颜色釉说成是“瓷品王冠”，而“祭红”则是“瓷品这顶王冠上的璀璨明珠”。
红釉瓷在经过明代永乐、宣德的盛世后，明代后期迅速减少，近乎失传。直到清康熙时期才又得到了恢复和迅速的发展。豇豆红釉是康熙晚期官窑生产的名贵高温红釉品种。其釉色浅红，色调淡雅鲜丽、釉面多绿苔点，有“美人醉”和“桃花片”等美称。烧制难度极高，传世精品极为稀少，流传至今的都是专供宫廷御用的文房用具或陈设品，器物均为不过盈尺的小件雅具。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清康熙(公元1662~1722年)豇豆红釉洗”就属于此类，此洗高3.7厘米、口径8.4厘米，底径8厘米。整体形状为圆形，敛口，圈足。内施白釉，外施豇豆红釉，足内施白釉，底书青花“大清康熙年制” 6字3行楷书款。此洗色调呈淡雅的桃红色，淡红釉中搀杂星点绿斑，豇豆红釉釉层薄而细腻。“清人洪北江曾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的描述。”裴亚静介绍说。
胭脂水釉是清代康熙年间从西方传入的低温粉红釉品种，雍正、乾隆两朝流行。首都博物馆内收藏一对“清雍正(公元1723~1735年)胭脂水釉碗”。这对碗高4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2.6厘米。此釉色是雍正时烧造的名贵品种，因其酷似胭脂而得名，又称“胭脂红”。因是将微量金水融入釉中，又叫“金红釉”。胭脂水釉碗胎体极薄，器里施纯净的白釉，在器物口沿处露出一道白色的边，内外相衬，愈发显出胭脂色的娇艳。
雍正时期仿古之风盛行，仿古玉釉是雍正时期新创的高温色釉品种之一。赭褐色釉面隐现不规则的斑片，似出土的玉器中的浸斑，故称古玉釉。在首都博物馆藏的一件“清雍正(公元1723~1735)茄皮紫釉刻花小盘”整器内外施茄皮紫釉，底施白釉，内壁光素无饰，外壁刻八吉祥纹。在器底书有青花“大清雍正年制”6字双行楷书款。其釉色光亮晶莹，细腻光滑。纹饰线条清晰，优美生动，纹饰与釉色完美的结合使此器具有独特的装饰美感。
到了乾隆时期国力强盛，瓷器的生产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烧造品种之丰富，种类之多样，装饰之华丽，堪称空前绝后。茶叶末釉瓷器的烧制难度较大，不能大批量生产。好的茶叶末釉价值极高，传世精品，多为雍正、乾隆时期造器。在2006年苏富比春拍“中国瓷器工艺品”专场上“清乾隆茶叶末釉双耳葫芦瓶”估价300,000～400,000港元，成交价1,080,000港元，超出估价两倍多。
这些单色釉瓷器能让人们感受到，漫长的历史岁月沧桑积淀于缤纷的色彩之中，唐代多彩；宋代理性；元代辉煌；明清华丽。五颜六色、璀璨多姿的颜色釉陶瓷，凝聚着中国古代陶瓷工匠的聪明才智，或热烈、或奔放、或沉稳、或雅静，体现出土和火的艺术真谛。
当代青瓷显山露水
大钟寺附近的爱家收藏市场，不能不说借了传统文化的东风，在北京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场中逐渐凸显出来，在几乎是收藏市场空白的北城发展壮大着，成为众多藏友关注的所在。
对瓷器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拥有一件上等的龙泉青瓷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为龙泉青瓷不但烧制需要经过80多道工序，而且一件上乘的青瓷艺术品更是大师们几十年的技能经验和艺术修养的结晶。
过去龙泉青瓷一直为宫廷所用，如今有百余件精品收藏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紫光阁，足见其国宝的地位。作为现代陶瓷艺术精品，龙泉青瓷的收藏目前正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但是一些现代名家的作品，已经逐渐成为一些收藏爱好者的新宠，并且价格也不菲。如龙泉青瓷名家毛正聪的作品“皇后壶”曾在杭州拍出了39万元的高价。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龙泉青瓷大师徐朝兴的“五管瓶”，两年前在北京以70万元的高价卖出，创下了有史以来现代陶瓷艺术品的单件最高价。
在位于大钟寺西侧的龙泉青瓷艺术馆，可以看到13位艺术大师的精心之作，其中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朝兴、毛正聪、夏侯文的作品堪称代表。
在这里展示的都是现代龙泉窑的作品。古雅端庄的三耳瓶、纹路细致的青瓷盘、用自然花纹打造的龙瓶，件件都是现代青瓷制作大师的作品，无不体现了龙泉青瓷瓷质细腻、色泽青翠温润、线条简洁流畅的特点，同时作品又注入了更高的光泽感、光滑度和造型立体现代等诸多创新符号。
收藏于龙泉青瓷艺术馆的“三足鼓钉洗”一直是此馆的“镇馆之宝”。此件瓷品通体青绿，在整器的外侧镶嵌着60个精雕的装饰鼓钉，支撑瓷器的三个虎头足更是体现出一种天然的大气。三足鼓钉洗的烧制过程极为复杂，制坯时要严格把握瓷器的形状，施釉时要做到均匀细腻，瓷器外侧的所有鼓钉都是手工粘贴，三个虎头足也均为人工雕刻而成。这件龙泉青瓷三足鼓钉洗的形制洗练，构架端庄，气象雍容，方寸之间透着一种从容不迫的浩然之气；纹饰疏密有致，洋溢着流畅的技术美和节律美。
青瓷不像别的艺术品，容易让人一见钟情。欣赏一件青瓷作品，不论你盯着它看多久，你的眼睛都不会感到疲累，而你的心情，也会越来越平静。因为这些青瓷用具不光使用起来方便，它温润如玉的外表更是一种视觉享受。这些青瓷用品包括居家摆设品中的瓶罐器形物品和茶具等，如果把龙泉青瓷的一些小器物作为居家用品既高贵又富有时尚感，可谓一举多得。
在闲暇之余，不妨到首都博物馆的古瓷厅，或收藏市场去看看，只要看上一眼，相信无论是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还是越窑的“千峰翠色”，只是那神秘的一抹青色，就能让你痴迷不已。
五颜釉色
青釉颜色并不是纯粹的青，而是具有黄、绿、青等几种颜色，但多少总能泛出一点青绿色。同时，古人往往将青、绿、蓝三种颜色，统称为“青色”。
白釉是瓷器的本色釉。一般瓷土和釉料，都或多或少含有一些氧化铁，器物烧出后必然呈现出深浅不同的青色来。青白釉又被称为“影青”，因为青白釉釉质含铁量低，釉色白中泛青，釉层细薄晶莹，加上烧质极薄，器上的暗雕花纹，内外都可以映见。
黑釉则分为石灰釉和石灰碱釉两大类。东汉、东晋等早期黑釉都属石灰釉。唐代以后，基本上都改用石灰碱釉。就黑釉的品种而论，可以分为一般黑釉与花色黑釉两大类。
红釉的种类很多，除鲜红外，由浓淡而演变为各种不同的品种，如宝石红、朱红、鸡血红、积红、抹红等。抹红带黄色的又叫杏子衫，微黄的又叫珊瑚釉，此外还有橘红和枣红。淡的一般称粉红，带灰色的叫豇豆红，胭脂红也是粉红的一种。
绿釉和绿彩都是以铜做着色剂，属于铜绿釉。我国在汉代就已用铜做着色剂烧铅绿釉，宋时瓷器上的绿釉已较普遍。但是，在明代孔雀绿烧成熟以前，所有的绿釉都呈深暗青绿色，没有达到亮翠的程度。所以，成功的绿釉都是明清时期的产品，如高温绿釉中的郎窑绿、苹果绿，低温绿釉中的孔雀绿、瓜皮绿和秋葵绿等等。
黄釉最早出现于唐代，当时安徽淮南寿州窑、河南密县窑等都烧黄釉。但正色黄釉，还是汝窑的高温黄釉——茶叶末釉。
蓝釉最早见于唐三彩中，但这时还是低温蓝釉，只有绮丽之感，缺乏沉着色调。高温蓝釉的出现是在元代。入明以后，特别是在宣德时，蓝釉器物多而质美，被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至清康熙时，更出现洒蓝、天蓝等多种新品种。
茄皮紫为高温颜色釉。以锰做呈色剂，系将锰原料加入含碱量较高的釉中而烧成，因釉色像成熟的茄子皮一样光润，因此得名。根据其呈色的深浅，又有淡茄、深茄之别，此外在低温紫釉中，还有清代创作的吹紫。
古陶瓷上的“女神”- 宗 和
宗和
左起：汉代女俑、隋代长治批帛女俑、元黑陶侍女俑一对、明代彩绘高发髻女俑。
古俑是中国古代器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早是专指古代墓中随葬用的偶人，后来外延有所扩大，有生命的家禽牲畜以及想象中的神灵的摹拟品也被纳入其中。因为俑的使用是为了使死者能在冥世继续如生前一样生活，所以俑真实负载了古代社会的各种信息，对研究古代的舆服制度、军阵排布、生活方式乃至中西文化交流皆有重要的意义。古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因而对待死人要像对待活人一样，凡是死者生前使用过的东西都要埋葬到坟墓中供他享用，国家愈大、家庭愈富，坟墓中埋葬的物品就越丰富、精美。
“女神”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热词，我们不妨通过我国各时期出土的女俑来看看古代中国各朝代女子的神采风姿。
汉代女俑
汉代时期的女俑主要是陶俑。从衣着来看，那一时期中国女性的穿着宽衣博带、深具古风，衣着质朴简单，颜色以素白为主。面貌多披发后笈，额头宽广，眉眼细长，神态安详且谦谦有礼。
南北朝女俑
南北朝时期是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交融的时代，这时的女俑仍以陶俑为主，不过做工精细，身材修长匀称，衣着鲜艳，多以红色为主，长袖长裙，多飘带。神情恬淡、姿态俊秀高雅。发型多为高髻和分髻，从神情与形态上看，高髻多为贵妇，分髻多为仆妇。
隋代女俑
隋代是一个存在很短暂的朝代，这个时期的女俑有陶俑也有瓷俑，在造型与神态上承接了南北朝时瘦骨清相的风格，身材修长而俊美。不过这时的女俑衣色多质朴，以黄、白为主。且因为隋是代北周而立，风格上仍有汉民族与胡人相融合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头饰上千姿百态，很有特色。
唐代女俑
唐代一个富强而张扬的时代，女俑多以陶俑和三彩俑为主，个个都是浓妆艳抹、衣着华丽。那是个以丰满为美的年代，女俑也大多是身材丰腴，神态富贵而悠闲。而且有的女俑抱狗玩鸟，可见当时人们生活之富裕与安定，心态之平和与宽厚。唐以后，宋代多薄葬，少见女俑。
金代女俑
金代女俑多以红绿彩瓷俑为主。色彩艳丽，可能与金代为少数民族建立有关，不过这一时期的女俑在衣着色彩上分别很大，有的女俑衣着简单淡雅，神态清闲。有的女俑衣着富贵华美，神态雍容。有考证认为这可能与当时的阶级地位有关，也有些收藏者认为衣着华美艳丽，富贵雍容的多为仙神，衣着素雅者多为百姓。
元代女俑
元代女俑出土不多，多以黑陶俑为主。元代女俑从衣着打扮上看多带有蒙古民族的特点。不过因为这一时期的女俑多为黑陶烧造，色彩上不明显，所以只能凭感觉认为是以素淡为主了。
明代女俑
明代女俑少见，多以山西地区出土的明三彩或山西地区的法华彩女俑为主。这一时期的女俑生活气息浓厚，表现现实生活特征明显。少见贵妇俑，女俑多以仆妇或媒人形象出现，神态上嬉笑怒骂皆有，比较写实。色彩上多以绿白釉或蓝紫的法华釉为主，时代特征非常明显。清代几乎没有女俑出现。（摘自《宁夏画报》）
陶瓷碎片也可说明历史
在北京崇文区东花市北里东区有一座名为“睦明堂”的古瓷标本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收藏了包括宋代的汝、钧、官、歌、定五大名窑在内的瓷器残片。尽管瓷片残缺不全，但它们依然具有标本的价值和历史的意义。这座瓷片博物馆的创办人之一白明，已经在这里举办了“汝窑瓷片展”、“明清陶瓷展”等系列活动。
和任何不风魔不成活的收藏爱好者一样，在建博物馆之前，白明住的两居室楼房，除了吃饭睡觉和孩子写作业的地界，到处堆的是瓷片；走路时，兜里也装着一块新淘换来的瓷片；睡觉时，枕头边也摆着两块瓷片。一晃玩了20多年的瓷片收藏，白明的瓷片藏品不论从数量，还是从种类和品质上来说，已经达到可观的规模。这个可观的规模，用白明的话说，“能用瓷片串起中华千年的文明”。“玩家们都知道，我们的文物只有千万分之一的遗存，留下来的少之又少，能买得起整器的更少。我买不起陶瓷瓶，才玩起了陶瓷碎片。可就是碎片，上面也写着老祖宗的故事。”
近几年，随着收藏逐渐成为投资领域一项炙手可热的产业。以前在人们眼里不以为意的碎瓷片也摇身一变成为“国之重宝”。高额的回报让很多盲从其实不明就理的普通百姓身陷其中。“我亲眼看到一个快退休的同事在单位门口上当受骗，花了几千块的血汗钱从别人手里买下一件假货，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欲哭无泪。”字串8
玩了几十年瓷片的白明决定给希望通过买卖古玩一夜暴富的人泼点儿冷水，也给那些指望通过坑蒙的圈里人浇点热水，随即，他写下了《打眼》。“收藏是门学问，背后要靠文化、历史、考古的知识做支撑。急功近利的人肯定要上当。”
写过《打眼》后，白明依然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在随后的时间里，他写了《片面之瓷》。“《片面之瓷》算是《打眼》的延续吧，不过触动点不太一样。写《打眼》是为了给大家伙儿提个醒。《片面之瓷》是觉着大家在收藏之余，应该多看看藏品背后的历史。”话到这，他说起子尤。
“子尤活着的时候，我在医院曾见过他几面。我和他聊瓷片故事，当时，我送了他一块明代的瓷片标本。我说，他碰着这500多年前的瓷片，就是碰着了真正的历史。他说了一句：‘以见知隐，以往知来。’当时我还不知这句话出自墨子，但真把我击中了。这话说出了我多年来力求要去‘拼对文明碎片’的‘终极’目标。子尤离世时，我把一枚有近900年历史的宋代汝窑瓷片放在他身旁，我觉得他的生命配得上那份纯洁的天青色。最主要的是，感谢他让我更深地理解了做这件事的意义。”
谈及碎瓷片的商业意义，白明说：“碎瓷片为越来越多人重视，这是好事，而且瓷片做成的各种工艺品也造价不菲，但我特别反对的是过度浪费。如果你说为了用碎瓷片造栋楼，把成批的整瓷都砸烂了，我会觉着心痛。这和钱没关系，只是觉着这不是在造楼，而是在浪费资源。”联想到他曾见到的高价进口瓷器，白明不无唏嘘地说，“中国人掠夺式地使用资源并没有带来品质的提升，相反，我看到仍然还用着老祖宗留下的技法烧出的瓷器在海外便宜得不能再便宜，而外国的瓷器在中国摇身一变就是大价钱。”
过度浪费、收藏热的出现无一不与中国人的从众心理有关，过度地在某一领域、某一行业的大力投入常常让这一类的新生事物呈现出滥俗状态。
“对于所有的跟风起哄现象，我以为‘俗’是正确的。但这个‘俗’是‘通俗’，不是‘庸俗’。‘通俗’是至高无上的。比方说，郭德纲的相声是通俗的，后面一大群‘纲丝’追着去通县看他说相声，这就是庸俗。出现所谓的‘滥’，是因为很多人先不管自己懂不懂，明不明白，都先抢着玩一把。这样的心态，不上当都难。瓷片之乐变成了瓷片之痛。”字串9
但白明认为，在未来，瓷片的收藏还会走向一个高峰。一是整器越来越少；二是一枚瓷片就可以满足人们猎古之心或是怀旧的情绪。可“这些‘文明的碎片’，不是作秀的碎瓷烂瓦。它们是能够带领现代人‘以见知隐，以残窥整’的真的历史”。字串9
·个人简介·
白明，人称“片儿白”，1958年出生，回族，收藏家白梦璋的孙子。目前，为北京收藏家协会会员、民营北京睦明堂古瓷标本博物馆馆长以及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电子音像出版社副总编辑。字串7
南风古灶、石湾公仔、陶师祖庙展现陶瓷魅力
南风古灶
一窑炉火，历经500年风雨而不熄，至今还在燃烧，这就是传说中的“南风古灶”，以“连续使用至今的最古老柴烧龙窑”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如果你想品味真实的佛山陶瓷文化，南风古灶则是必经之处。南风古灶有两座柴烧龙窑，登上窑体，你会发现道路两旁满是积薪，这便是它那传统烧制工艺的燃料，工艺流程也是“迂腐”得500年不变。陶工们把烧好的砖瓦从窑内搬出，再用小车把坯品推进窑内，完全是都是人工，窑内的电灯算是惟一现代化的设备了。另外，南风古灶的窑尾长着一株古榕，据说栽于明朝。枝繁叶盛，亭亭如盖。500年了，古窑炉火不熄，榕树也越发葱郁。树下有碑，其中一句“有榕乃大”，让人玩味不已。
能代表佛山陶瓷文化的还有石湾公仔。“石湾公仔”是石湾艺术陶瓷的俗称。它起源于民间，在明代以后进入了鼎盛期，其特点是造型和釉色充满浑厚、粗犷、质朴、率直的审美情趣，是中国乃至世界陶艺史上的一朵奇葩。主要有人物陶塑、动物陶塑、器皿、微塑、瓦脊陶塑等五大类。
作为一种传统的工艺品，虽然模式化、量产化等因素使得石湾公仔无法摆脱匠气，但其对人物形神兼备的细腻刻画，恰巧是最为生活化的一种语言体现。正如一位陶瓷研究专家所说：“假如昔日石湾没有大宗日用陶瓷的制作，陶艺根本没有依存的余地，如今石湾陶艺的代表石湾公仔被人们珍藏起来，日后必将成为文化的积淀。”字串8
陶师祖庙
承载着石湾陶艺辉煌的“陶师祖庙”重见天日不过一年时间，却是每个陶瓷手艺人定期聚集之地，感受陶瓷文化魅力自然不能落下此地。据陶瓷老艺人讲，位于石湾的陶师祖庙始建于南宋时期，后在战争期间被毁。当时原庙内收藏了石湾乃至佛山最优秀的陶瓷艺术品，该庙建筑规模之宏大、设计之精美，为佛山所有手工行业祖师庙之最。或许正因为如此，此次修缮一新的陶师祖庙力求做到精雕细刻，直至充分展现陶艺的魅力为止。
古瓷香炉器型介绍
《辞海》云：“熏炉，古时用来熏香和取暖的炉子；香炉，烧香之器，也作陈设之用。”由此可见，熏炉与香炉二者功用是有所不同的。
宋代之前，多用熏炉，到了宋代，香炉制品出现了一个高峰。由于北宋统治者尚礼学，博雅好古，使上流社会出现一种崇尚淳朴、自然、含蓄的审美观，香炉亦成为一种“神人合一”的时尚文化登上了文人士大夫的几案，并出现在帝王的内廷。瓷质香炉被上流社会当作高雅的把玩之物，置炉、晶炉、玩炉，成为当时“烹茶、焚香、挂画、插花”所谓文人四艺的重要内容之一。加上宋代“五大名窑”瓷业之盛，也使得这一时期的香炉成为空前绝后的艺术珍品。
降至元、明、清，香炉由上流社会赏玩为主转向用于祈神供祖为主，观赏功能逐渐降为从属地位，从而也使香炉走入了寻常百姓之家。在色彩上，由单色釉变为以青花为主流装饰。由于香炉本身所具有的特定历史文化内涵，又成为占瓷收藏家青睐之物。
古瓷香炉器型丰富，但总体上看不外乎鬲式、鱼耳、鼓钉、莲瓣、三足、五足、筒式炉等。现结合笔者藏品作些介绍。
托炉
流行于南朝的一种炉式。炉口外敞，平底，蹄形三足，立于敞口直壁平底浅盘中。这种炉式是托盘熏炉向三足炉过渡的一种形式。这类青瓷炉是六朝一种专供祭祀的供器，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宗教的虔诚。
鼎式炉
清初出现了一种祠庙成套使用的“鼎”字形青花香炉，炉体为三节组成，上部为长方宽沿盆形，中腹呈四方形，下部为腹足，四足外撇，造型雄浑敦厚，青花纹饰流畅。
钵式炉
因炉体似钵而得名。明末清初广为流行。唇沿外侈，圆腹，圈足，有青花、五彩、冬青釉、洒蓝釉、霁蓝釉等装饰品种。
筒式炉
又称三足尊式炉，因炉身作筒状而得名。宋代烧造筒式炉的瓷窑有汝窑、官窑、龙泉等窑。宋代筒式炉口、底直径几乎相等，三足落地，筒腹以数道弦纹为饰。北宋官窑烧制一种筒式炉，口、底向内微敛，腹底贴有三足。元代开始，筒腹下部逐渐收小，器底凹，三足逐步上移，少数几乎与底平，但仍然起支撑作用。明代宣德时期景德镇御器厂烧制的器形比较规范，器身如筒，口沿微向外凸，与器身凸起的弦纹相呼应。而民窑所烧制的器形开始变化，腹部呈鼓式，高矮不‘。弘治时期，部分制品唇口向外侈，有些烧制不太考究的器皿，炉底中心下凸，成为支撑面，三足仅为一种装饰。
陶瓷文化：西安尧头古窑的前世今生和陶瓷往事
2007年9月15日下午，驱车到达澄城县尧头镇，在凛冽寒风胡乱刮下的雨夹雪中，实地考察了尧头古窑遗址。对眼前的一切来说，新鲜而震撼。崖畔田头被弃置的残瓷大多堆积在黄土瓦砾之中。废弃的残亘，参差错落的旧瓷窑以及耐火砖、匣钵、瓷片、窑渣布满山坡，从北到南3公里长绵延不断。古窑遗址在碎瓷片中安眠着。省考古所研究员禚振西不由的感叹说：我在全国跑了几百处窑址，陕西的窑址也跑了三四十处，一般窑址都建在山凹里或者山坡上，像这样建在两河间山包上的窑址，在全国尚属唯一。如今不能大规模生产真是可惜了。在一处窑前，窑工周铁怀正在工作，他今年50多岁，“我家这口窑至少有400多年历史了。”他住在附近的村子，以烧窑为生。在黑漆漆的窑里，他借着微弱的烛光向我们讲述着一座窑的前世今生和满地的陶瓷往事。澄城陶瓷主要产于尧头镇，据《澄城地名志》记载，尧头镇古称“窑头镇”，因瓷器窑较多而得名，又由于古圣人“尧”与“窑”的发言相同，久而久之圣人之尧这个优雅的字符慢慢地取代了瓷窑的“窑”。尧头镇这一地名称谓一直延用至今。德-化-陶-瓷-总-站澄城县文化馆吴来宝馆长表示：尧头粗瓷是陕西渭北历史上著名的民间瓷窑，有着千余年的烧造历史，其窑址也是历代民间陶瓷文化遗存的重要地方。据明朝县志记载，澄城“瓷砂始于唐”。这是尧头窑最早的文字记载。明嘉靖年间县志曾记述征收窑税，每年“窑课钞二百八十九贯五百文……物产：器用资黑瓷、石炭。黑磁尧头镇特产。”明代天启五年刻印的《同州府志》也有记载。长期以来，这个大型的民间窑场不为古陶瓷研究界所知，从未列入中国陶瓷史。据当地人称，在古窑址废墟中挖掘的陶瓷碎片上发现刻有汉代的年号和人名。时至今日，在一个旧窑址中还可看到刻有“道光年”（1821－1850）的字迹，又一个旧窑址处也有“咸丰元年”（1851）的字号，足见尧头窑的历史是相当古老的，它的考古学和民间艺术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据民间流传，在鼎盛时期，有窑百余处，年产陶瓷220多万件，不仅占据了渭北各县市场，而且远销山西、甘肃、内蒙古、陕北等地。“这么大规模的窑址，在中国没有看到过，它堪称我国原生态陶瓷的活化石！”著名民俗专家、中央美院教授靳之林这样谈及自己的观后感。
“陕西渭北东部第一窑”的价值乡间冬日的暮色逐渐加浓，我们不得不离开窑址。回眸看着山包隐隐而去，更是平添了几分神秘。但是很快，这神秘的面纱在参观澄城文化馆时被慢慢揭开了。1800余件尧头陶瓷馆藏精品让专家们大开眼界。据介绍，尧头粗瓷的釉色多为白、青、黑三色，花色除白黄之外，还有蓝色及棕红色，如碗、碟或白釉兰花贡黄釉铁锈花，单色手描，朴素大方，各种器物上装饰的花卉、动物与当地的剪纸、面花造型同出一源。其中黑釉瓷最负胜名，俗称“黑珍珠”，精品不少，釉层一般厚薄均匀，也常有泪痕（早期）釉面乌黑发亮，小小的器型宛如一串黑珍珠，尧头陶瓷壁较厚，胎质多为灰色。最为有名的是黑釉老鼠罐。半圆形的罐盖上爬着各种形态的老鼠非常生动，罐盖喻天，罐底喻平地，以罐喻天圆地方的宇宙母体，喻老鼠为繁衍之神的子神，表示了人类的繁衍生息。尧头黑釉瓷最具观赏价值：一是它的器型特征，具有仰韶文化的韵味（当处有多处仰韶文化的遣址），硕大的器型，显示了中华民族气壮山河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节；二是独特的色泽魅力，那种一黑到底，庄重肃穆的气派，使不少彩瓷相形见绌；三是它的装饰效果，那黑地刻划花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特有的美学价值，令别的瓷种望尘莫及；四是它的丰实的文化内涵几乎涵盖古代瓷器中所有的历史文化内容，在尧头黑釉瓷中都能找到自己的表现形式。
澄城尧头窑青花瓷造型单纯稳重，色调柔和雅润，纹饰取材广泛，用笔洒脱舒展，构思简明奇特，布局疏简不拘，形态惟妙惟肖，丝毫不受官窑细货的影响，我行我素地走着面向庶民百姓的家庭之路。另外这种陶瓷的装饰艺术也异常丰富，主要有黑釉刻花，黑釉划花，白釉铁锈花，白地青花，黄地铁锈花，刻划花等。铁锈花是尧头窑宋元时期的产品。它是用含有氧化铁的绘料，在施有白化妆土或黑、黄、绿釉的瓷坯上绘出的花及图案，再施以透明釉，是尧头窑具有代表的装饰之一，花型多为五、六、七、八、九点梅花、菊花、蝴蝶图案等。具有中国写意画那种简练豪放，挥洒自如的艺术特点。可能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澄城尧头镇被西安美院确立为教学科研实习基地，挂牌仪式当日隆重举行。“我和澄城尧头窑工谈话，感觉和其他地方大不相同，他们人质朴，产品自然质朴。正因为有着大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才最终凝结成了尧头陶瓷的精神所在！”禚振西研究员这样概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将尧头窑称为‘陕西渭北东部第一窑’或‘陕西东部黄河支流第一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