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陶瓷器上的的鱼。
陶瓷器物作为一种文化，不仅在器类与款式、釉色与纹样及其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味等方面，让人看到不同时代的特点，有的还可以从它的题词、题诗上，看到各历史时代的社会状况。
广州西晋古墓的墓砖上多次发现的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永嘉世，九州凶，如广州，平且丰”和“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的铭文。这些砖铭反映了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期间北方田园荒芜、民不聊生而岭南相对安定，中原人民不得不大量南迁的社会现实。
福建晋江磁灶乡的古窑址发现的宋代一件彩绘小盆，题写有这样一首五言绝句：“七十有三春,年来尚当先,山河无寸草,天地是何人”。很明显，这里抒发的是山河破碎、江山易主的亡国之情。杜甫当年感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如今“国破”了，山河虽在，但惨遭洗劫破坏，寸草不生，这位陶人是何等的哀痛啊！
一件流落到日本的南宋绿釉枕，枕面上先刻有白居易的这首诗感叹乱离的诗：“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途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在这首诗后还有如下一些话：“题写时余游颖川，闻金兵南窜，观路两旁，骨肉满地，可叹可叹。为路途堵塞，不便前往，仍返原郡。又闻一片喧哗，自觉心慌，思之伤心悲叹。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只有作诗，少觉心安。余困居寒城半载，同友修枕二十有余，时在绍兴三年清和望日也”，连同白诗总共153个字。从题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制枕艺人在外面做生意，看到一片悲惨的战乱景象，自己又为路途阻隔，饥寒交迫困居半载，归家不得，因此与白居易的这首乱离诗产生强烈的共鸣，便把诗刻在枕上。他的这个题记是一个难得的时代记录。山西长治出土的金人统治时烧制的瓷碗上，题有“金堂玉马三学士，明月清风两宋人”，人们仍然称自己为“宋人”，体现出那个时代的陶人对宋朝国土沦陷所持的爱国态度。
近代中国外忧内患不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但国人处于麻木不觉悟状态。这一社会现实在陶瓷诗里都有所反映。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件瓷碗,碗壁绘一人卧于石上酣睡,一猛虎正向其扑来,还有二虎正在撕斗。一面题跋:“饿虎回至,我睡犹酣,雄鸡一鸣,人梦咸醒”。有人烧制绘有醒狮的瓷盘，期待有人唤醒中国这头睡狮（下图）。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加上持续不断的天灾人祸，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景德镇烧制的题为《渔》和《耕》的瓷板画（作者为王大凡）题写的诗反映了旧中国这一社会现实：“撒网无鱼虾，官税不能赊；网来难换米，空坐对芦花”。“去岁遭荒旱，今春又决堤；终年耕褥者，不得饱妻儿”。
铭刻在陶瓷器物上的时世感叹，是各个历史时代真实的社会记录，它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民性，具有很强的认识价值与史料价值。山水画枕，枕面题：“寒食少天色，春风多柳花。倚楼心绪乱，不觉见栖鸦”。羁旅之愁都溢于言表。一件“王家造”款的磁州瓷枕后立面书词一首：“春将暮，风又雨，满园落花飞絮，梦回枕边云渡事，一声一声道不如归去”。禁不住满腔愁情，发出早日归家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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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器皿上的“系”
现在的瓷器，用“系”的难以看见。为什么少用“系”，原因很简单：如今的生活再也不需要把盛装在陶瓷器皿中的酒水、食品、杂物等吊挂起来或提移于他处。陶瓷器之上的系，在历史上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牷系，不仅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而且为人类的艺术添色加彩。远在新石器时期，陶器已出现在当时的人类生活之中。进入阶级社会后，陶器在人类生活中的利用价值得到了不断的提升；作为日常生活器皿，陶器对社会生活有了全方位的参与。还是由于那种盛装于高处和提移于它处的原因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变，陶器之上的系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越来越富有变化。
陶器上出现系，其来源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来源于陶器中的残破器；残破器器壁上的空洞引发了注意，而穿绳于陶器壁上的空洞便可以将这件陶器提起来。这种对空洞的利用使人得到了启发，于是在陶器壁上有人为地戳出来的洞，以便让陶器的使用空间扩大化。其二是用作炊具的陶器，为避免烫手在陶器上安装把柄，而后固定的把柄逐步成了陶器中的一部分。系设置的位置一般处在陶器的肩部，而立于地面陶器的肩部正是人们席地而坐时视线所及之处。陶器肩部的系，以满足生活的需要从而得到人们的关注，并且以自身如此的引人注目从而得到人们的青睐。系在陶器上的位置分布，越是符合力学原理越是呈现出不凡的艺术品位；系的位置与系的数量、形状在各个历史时间段中都有了变化，都是朝着艺术化不断发展的足迹。
系在陶瓷器上的数量，一开始只有两个；一般是对立、对称排列。而后系在陶器和以后的瓷器上逐渐增多数量，多至八个以上者到魏晋时期也很常见。系的数量变多但没有影响系的分布排列牷依旧保持着对立并且对称的传统。系的形状在系的变化中不仅变异速率最快，而且变换样式最多。用于陶瓷器之上的系，其位置、其形状与耳、钮相差不大，故而在判断上时有混淆。其实，系与耳、钮在功能使用上是有差别的；用于穿绳者才有资格称之为系。
作为炊具的陶器，一般只有一对系。这种安装在炊器之上的系，形似耳；而且系身粗、系空也大，这种形状的系有利于将炊器进行悬挂。而安装在盛装器上的系，一般为多组并且成双。这种安装在盛装器上的系，形似钮；而且系身细，系空也小。这种形状的系有利于穿绳从而将盛装器进行提移或吊挂。系的形状，的确难以计量；常见的鼻形、环形、半环形、乳钉形、耳形、桥形等。在大部分的系身之上，施有纹饰。而纹饰的种类，同样也是难以计数；常见的有弦纹、绳纹、齿纹、勾连云纹、斜点纹、方格纹、水波纹、曲折纹、回字纹、云雷纹、羽状纹和复合纹等，有些系身之上还有彩绘和点彩装饰。系的形状、纹饰、釉色的变化，是艺术的写真；而每一次或每一项艺术的写真都是一种诉说。不同形状、不同纹饰和不同釉色的系诉说着与之相应时代里的时间段，诉说着与之相应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诉说着与之相应的文化品位和审美趋向。
青釉盘口瓷壶是东汉、三国东吴至唐代盛行的瓷制品。其之上的系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由环形演变到桥形，再由桥形演变为条形。东汉时出现的横向系一改竖向系的固有传统。自东汉起，采用横竖系的搭配一直延续下来。东晋时的瓷罐系的形状也由西晋的半环形变成为桥形；于是，半环形系就成了西晋的标志，而桥形系也就成为东晋时期的代表样式。瓷罐的系由桥形变成了条形，那么这种瓷罐的年代就应该是南朝或者是南朝以后的瓷制产品。隋唐时期，由于物质生活的丰富和社会条件的改善，盛装食杂的瓷器可以放进柜橱之中，于是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将食杂物进行吊挂、提移举止减少后，逐步变小，并且还逐步将自身的实用功能退让出来，从而在陶瓷器上成为了一种装饰符号。在隋唐时期以前，就有将细小的系安装在器物口沿部位上的示例；如此细小的系与庞大的器物容量构成了巨大的反差，无法承受器物本身的重量便可以断定这种系在这种器物上仅是一种点缀而已。系在功能使用中的弱化并没有使系在陶瓷器上的消失，在后代的岁月里依然可以见到它的存在；在有些壶盖和壶身上都安有小小的圆系，再用绳串联以免倒注时壶盖摔落破碎，如今所用水壶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设计。
系与人类的生活一直有着联系，这种联系是系存在的前提。系从远古发展而来，确实给人带来了不少生活上的便利和精神上的享受；应该留意和关注在陶瓷器上那些不起眼的系，因为它们既是艺术宝库中的一部分，也能将生动的历史予以细细地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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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器颜色的正确表述方法
这是一个很浅显却又经常接触的问题。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个经常碰到而又带普遍性的问题，在一些教科书和实际操作中还不太规范，不易掌握。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谈谈。
文博界目前对陶瓷器颜色的表述，归纳一下，不外乎中国画颜料系列，更多的则是自然色。所谓自然色，是指自然界动植物、生物等等所具有的颜色。运用这些颜色描述瓷器，有的准确地表达了陶瓷器的颜色，有的则由于地域的差别或某些动植物本身色调的差别，使学习者不着边际而难于把握。因此，从事很多年文博工作，由于没有见到过某种植物而概念模糊，无法表述，实际工作中就不能对号入座。这种情况，一是有些教科书本身应很好地规范一下，怎样下定义才易于普及和学习；二是教科书与教科书、专家与专家之间互有差异，对同一种植物或颜色称谓不同、叫法不一。
前者暂以《文物博物馆专业基础课纲要》有关单色釉的表述为例：“黄，有蛋黄、娇黄、瓦（琉璃瓦）黄、鸡油黄、姜汁黄等。”我们知道，姜汁黄近于柠檬黄，是一种淡淡的黄；而鸡油黄呢？则稍比姜汁黄浓重一些（其实也差不多），而娇黄尤其使人难以把握；那么“蛋黄”，是指生蛋黄中泛红那种色调，还是熟蛋中近乎土黄的那种“蛋黄”，这很容易产生歧义。“琉璃瓦黄”又由于地域、土质、施釉技术、火候的不同而呈现的黄色也是不同的。所以，琉璃黄也使人难以把握。又如“霁红”、“霁蓝”，但又有“祭红”之谓，也应该统一一下才好。“洒蓝”又是一种什么颜色？再如分类上，青色的“天青、蟹青、豆青、冬青”是指一种动物、植物或物体，较好把握；但又与表示程度的“翠青、灰青、碧青”放在一块，也不科学。以上表述法，多半是沿袭以前的叫法，习惯了，没有人总结归纳，约定俗成吧。
有些颜色，又由于专家的习惯不同而有不同的叫法。以景德镇窑口为代表的青白瓷是一个较为丰富的概念，它应包括枢府釉在内的白中泛青的一系列瓷器颜色，但枢府釉又有其自己的特点和内涵，与其它青白釉不同。但往往人们把它们对立起来叫，把枢府釉以外的青白瓷叫青白瓷，好像并不包括枢府釉，这是不妥的。枢府釉从釉色上讲仍属青白瓷系列。
综上所述，瓷器的颜色表述一定要遵循简单明了的原则。就是说，我们借以类比的动植物或其它物体，最好是常见的、易见的。有些已渐被历史淘汰，如“胭脂水”，是否可以用现代常见的颜色来代替，有的植物在某些地区则很难见到，要选一些易见的东西作类比，容易捕捉其特点。用什么样的方法呢？特殊的颜色，不用某些动植物则难以准确描述的，仍可沿用。如孔雀蓝、蟹青、瓜皮绿等。这里面似乎有一个规律：太凡用动植物颜色作类比的多是单色釉。
那么，介于两者之间或有两种颜色，一主一次、一多一少这样的色调应该如何表述呢？是否可以采取主色调先表述，放在措述词的前边，次要的较少的颜色放在措述词的后边。如以黄为主但微微泛黑的叫黄褐色，以红为主微微泛黑的叫红褐色，以此类推。总之，这种主色调在前，少的、次要的放在后边是一个原则性的提法，特别是介于两者之间，或者两种颜色兼而有之瓷器表述方法，往往在实践中会出现一些特例，这要靠大家共同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较为规范的表述方法，以期为陶瓷器颜色表述的规范化做一点推进和改进工作。
商周时代的陶瓷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商周时代的陶瓷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辽、西夏时代的瓷器
辽代瓷器可分两大类，即中原类和契丹类。中原类型的瓷器有从北方流如契丹的，也有北宋工匠流落到辽地后在当地烧造的。这一类型瓷器的主要器型有注壶、温碗、盖罐、小罐、盏托、长颈壶、花口碗、唾盂、香炉、盘、碟、怀等。精细瓷器胎白、坚致，釉润似玉，颜色白中闪黄，外壁多刻莲瓣纹。有的底足阴刻"官"或"新官"、"尚食局"等款。一般白瓷的胎稍厚，釉胳粗，呈牙白色，多光素无纹。契丹类型的瓷器具有本民族的凤格，主要器型有：鸡冠壶、长颈瓶、凤首壶、穿带壶、鸡腿瓶、海棠式盘等。时代越晚，契丹式瓷器越少。鸡冠壶是辽瓷中最有特色的造型，它的原型是契丹族游牧时用以盛水或奶的皮囊壶，最早的鸡冠壶完全模仿皮襄壶，皮革缝制的痕迹郡很逼真，甚至还堆出皮绳、皮扣；时代越晚，皮囊壶的特征就越少，有些仅成为装饰。辽代瓷窑集中在今辽宁和河北、山西的北部，主要有上京窑(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镇)、赤峰缸瓦窑、辽阳江官屯窑、北京门头沟窑等，主要产品是白瓷、黑瓷和三彩陶器。
西夏瓷器的生产受宋、金定窑和磁州窑的影响较大。品种主要有白瓷、黑瓷、青瓷、黑釉剔花瓷等。它们的特点是:瓷胎较粗，多数呈浅黄褐色;白瓷釉面有冰裂纹，釉面不甚光洁，胎釉之间常施有化妆土。常见的器型有碗、盘、颈瓶、杯、小釜、扁壶等，有些造型与宋、金瓷器相似，也有些具有当地特色。例如长颈瓶，造型与宋悔瓶相仿，但它的特点是小口、折肩、暗圈足，与梅瓶圆肩的做法显然不同。再如扁壶，壶身为圆型，上有小口，除底圈足外，正反两面正中还各有一圈足，壶的两侧有两耳或四耳供系绳用。另外，西夏一些盘、碗类器物还有“挖足过肩”(即圈足内侧高于外侧)的做法，也比较有特色。鸡冠壶、穿带壶都是仿游牧民族游牧时放在乌背上用皮子缝制的皮囊壶的造型。
古瓷器凝固真实历史
本报讯(记者吴越)自从唐朝对外贸易发达繁荣以来，瓷器就是中国文化的符号和中国审美价值的缩影，“南海一号”整体捞起的不仅是珍贵文物，更是凝固的真实历史。如何看待和评估“南海一号”里的瓷器文物？记者采访了龙泉青瓷专家、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朱伯谦和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钱汉东。
朱伯谦说：“‘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出水令古陶瓷界十分振奋，除了可以进一步看到当时制瓷工艺，了解中国瓷器水准，更重要的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待这批瓷器，它们反映了南宋的商业传播。”
“通过鉴赏这批瓷器，可以了解当时瓷器出口的种类，了解海上国家经贸往来的情况。现在从采样来看，这些都是南宋时各窑的高峰时期的作品，且南方几大窑系都有，由此可见外销瓷是‘整体包装’，不是某一种窑瓷的专门出口；从种类上看，以景德镇的‘影青’为代表的青白瓷和以龙泉青瓷为代表的青瓷为主，这也代表当时宋朝的较为含蓄古典的审美取向。瓷器作为不同文化形态下的符号，在当时的对外传播中始终受到重视和接受。”朱伯谦说。
“现在看来，瓷器的来源集中于当时中国南方的名窑作品，这也正体现了当时政治与文化中心的南移。假使其中再出现一两件北方窑系的作品，如定窑、钧窑的瓷器，那就是更了不得的发现，将证明在南北对峙的情况下，外埠需求驱使的商业流通能够突破政权的对立。”钱汉东神往地说。
瓷器“婴戏图” 暗藏当时的社会秘密
瓷器上，以儿童嬉戏、玩耍画面为纹饰的，叫婴戏图或婴戏纹。观赏瓷器上的婴戏图，就能发现，画面上的儿童形象，有的天真活泼，憨态可掬，让人赏心悦目，有的表情木讷，脑袋奇大，甚至瘦骨嶙峋。那么，不同的婴戏图后面，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据考证，婴戏图最早出现在唐代长沙窑瓷器上。到了宋代，定窑、磁州窑、耀州窑、介休窑、景德镇窑、容县窑等都曾用婴戏图作装饰，其中尤以磁州窑釉下彩绘婴戏图最富表现力，特别在瓷枕上，儿童钓鱼、玩鸟、蹴球、赶鸭、抽陀螺等形象都有描绘，且将儿童的娇憨之态描绘得传神之至。宋初社会稳定，人口增殖，婴戏图的大量出现，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关系密切。
明清时期是婴戏图的鼎盛期，从简单的一两个幼童形象发展到百多个幼童，幼童神态各异。婴戏图的流行，反映了当时的民众心理。传统的封建社会又把传宗接代的观念深入人心，因而寓意连生贵子、五子登科、百子千孙的图案，就成为瓷器常见的装饰图案。
除了反映民众心理，婴戏图还与各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关系密切。明代婴戏图，宣德以前多为“庭园婴戏”，孩子们在庭园内活动。宣德后，多为郊外婴戏，孩子们嬉戏在户外，且婴孩的形象变化尤为分明，永、宣时期，孩童矮胖，头大，前脑尤大，圆圆的脸，额上几根流海，几个孩子一起玩，又叫群婴戏。孩童形象折射出社会的安定。嘉靖、万历时期，孩子们长袍大褂，显得头重脚轻，头特大，后脑凸出。这些形象表明，明朝社会政治经济的衰落已经初见端倪。
雍正、乾隆两朝的官窑瓷器，婴戏图画工严谨，多见儿童衣纹清晰，眉清目秀，动作天真烂漫，惹人喜爱。用婴戏图描绘了“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的桃园美景和太平盛世。当时的官窑瓷器婴戏中的儿童姿态多样，动作夸张，画面多呈热闹愉悦的气氛。
在社会动荡不安、封建政权江河日下之时，婴戏图同样也能记录下来。明未天启、崇祯两朝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国力衰竭，这些社会现实折射在婴戏图中，孩童们瘦骨嶙峋，脚奇长，后脑特大，形体十分抽象，看起来奇形怪状。清朝中期的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婴戏图上人物呆板笨拙，儿童粗头大脑，反映了国运衰落的现实。
艺术品的创造总能够映现那个时代的特征。观赏婴戏图，让人感叹盛世的难得，只有当民众安居乐业的时候，儿童才能无忧无虑地健康成长。那些乱世的婴戏图，好像一面镜子，让我们更加珍惜现今国运昌盛的大好局面。
商周秦汉时代的陶瓷发展
商周时代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称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代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0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 “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 950℃—1000℃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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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青花瓷罐记录时代特殊印记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段树聪）今日，记者在洪洞县采访时意外获知，万安镇83岁的老人董木祥家里，保存着一个印有抗美援朝文字的青花瓷小罐。
记者在董木祥家见到了这只小瓷罐，其高约18厘米，罐子的釉面上有一些自然烧裂的痕迹，但罐子本身完好无损。罐子有双耳，上印有“抗日美，保家卫国”的字样，下印有“抗美援朝”的字样及花卉图案。从表面上看，这个罐子烧制的质量不是很好，但老人一直细心保存至今。
董木祥老人告诉记者，罐子是他老伴从娘家带来的，老伴的娘家在洪洞县万安镇宋家沟一带，以前当地的不少村子都烧制瓷缸及瓷器，其中以瓷缸、瓷瓮居多。当地烧制的小件青花瓷器今已不多。由于他是当兵出身，对抗美援朝有着特殊的情感，就留下了这个罐子，舍不得丢弃。
董木祥的老伴说，抗美援朝时期，家乡烧制了不少刻有“抗美援朝”字样的瓷器，用以积极支援国家志愿军将士抗美援朝战争，当时群众的热情高涨，这些瓷器非常受欢迎，但今天已经不多见了。
（段树聪）
中国陶瓷器的南派与北派
青瓷
白瓷
在中国，瓷器可分为南派和北派：南派——以景德镇为代表的青瓷；北派——以刑窑、定窑为代表的白瓷。河北唐山作为北方瓷都，即是北派瓷器的代表之一，尤其以陶瓷彩绘而著称。
陶瓷彩绘作为陶瓷艺术的一种，具有悠久的历史，最初源于景德镇。早期的唐山陶瓷彩绘做工粗糙，瓷味甚浓，工艺特点明显。到了近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审美趣味的改变，唐山陶瓷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玉兰瓷和白玉瓷的出现，以及近年来骨质瓷的兴起，都把我国的白瓷文化发展到了极致。现代唐山陶瓷彩绘业也发展迅速，与景德镇以青花为主的彩绘有了极大的区别，新彩为主的手绘和独具唐山特色的喷彩瓷构成了唐山彩瓷的两道风景。
两地彩绘的区别显而易见，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源远流长，各种传统技法完备成熟，到了现代虽有创新但始终能找到其祖宗的身影。而唐山的陶瓷彩绘却不同，由于受传统的影响比较少，再者地近津京，津京两地的书画家的不断介入，使陶瓷彩绘有了很大的发展。因为新彩和釉下五彩比较适合对中国画的表现，所以发展比较迅速，这也是唐山艺术陶瓷画味十足的原因。有人说陶瓷彩绘就得有瓷味，这也不无道理。现代的唐山手绘陶瓷大都是中国画的复制，画味太浓而瓷味太少，创新之作寥寥。
传统的瓷画形式朴实，并具有装饰性，但是过于陈旧，缺少神采，无时代感。而纯中国画的复制虽然有韵味，但总是感觉和纸画有一定的差别。怎样才能创作出既有时代感又有韵味，且有陶瓷特点的作品，是摆在现代陶瓷艺术家面前的一道难题。可喜的是近几年有不少艺术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尝试和开发了一些创新的作品。
艺术是需要创新的，这是艺术生命之所在。陶瓷彩绘也是一样，正如民国时期珠山八友把中国画元素带进陶瓷绘画中一样，现代艺术理念也必将走进现代陶瓷装饰艺术中。
从某种角度说，艺术陶瓷也是商品，它的兴衰不可能不受市场之左右，从六七十年代唐山喷彩陶瓷和八九十年代陶瓷壁画的兴衰便可见一斑。至本世纪由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审美追求的改变，中高档艺术陶瓷渐渐走入人们的生活，近年来日用陶瓷的艺术化也说明了这一点。
现代人的生活需要现代装饰艺术来美化，现代陶瓷艺术更需要有一方滋润的沃土。盛世到来，这是陶瓷艺术和陶瓷工作者的希望，愿陶瓷工作者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为美化人们的生活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