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中国陶瓷发展引领世界文化潮流
中国瓷器的外销热潮，同时带动的是制瓷技术的传播与交流，富有浓郁东方民族之美的中国瓷器，自公元7世纪的唐代开始向外输出后，在世界各国迅速掀起一股中国瓷器热。然而仅靠远涉重洋来中国贩运瓷器，往往供不应求，因此世界各国争相仿制中国瓷器蔚然成风，扩大了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中国制瓷技术最早对外传播的品种是唐三彩陶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仿制过唐三彩器：如日本的奈良三彩，这与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有关，他们主要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及艺术，同时大批留学生和从事专门技艺的人才，在中国主要学习各种手工艺制作，学成之后带回日本广泛传播。同时，一些遣唐使还从中国直接招募工匠。因此奈良三彩不仅在造型上与唐三彩接近，其鲜艳的色彩也十分接近唐三彩器物。除此之外，还有新罗三彩和埃及三彩，也是由仿制唐三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最早学会制作青瓷技术的国家是朝鲜。朝鲜自新罗时代晚期开始，就与生产青瓷的我国五代吴越王朝有着密切联系，一直到后来的高丽时代仍关系密切。在越窑青瓷输入朝鲜的同时，制瓷技术也被引进，朝鲜工匠在学习的基础上，于918年成功烧制高丽秘色瓷。
日本受中国制瓷技术的影响非常大，最早的濑户古窑仿烧中国宋代黑釉茶盏，后来仿制青瓷，于14世纪仿烧成功，造型上更多吸收龙泉青瓷的样式，釉色上特意保留了其苍翠浑厚的特色。现在的日本，仍旧延续了中国宋代的传统，重视茶道文化及茶具的制作。
世界各国对青花瓷的仿制，以土耳其、伊朗和越南等国家最为出色。我国自古与越南关系密切，早在15世纪时，越南就聘请中国陶瓷技工传授技艺。在中国制瓷技术的影响下，越南也曾烧制出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青花瓷，特别是在14世纪后期所仿制的元青花，无论造型还是纹饰极为酷似，几乎与元末明初之作难以区分。
公元7世纪以来，中国瓷器大量外销，不仅物美价廉，还因为富有东方民族特色的瓷器，不仅可以代替木器和昂贵的金属器作为日常盛煮器，同时还可以作为艺术品，陈列在宫殿、花园，彰显其主人的身份。当时在世界各国上层社会中，尤以珍藏中国瓷器为荣，这也是促使各国对中国瓷器仿制的重要的社会文化背景。
18世纪，欧洲掀起一股中国热，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普遍受到欧洲各国人民的喜爱。当时欧洲各国王室以收藏中国瓷器为荣，波兰国王约翰三世在维拉奴哈宫侧殿，专门陈设中国青花瓷器。在英国，收藏大量中国瓷器，成为贵族社会流行的一种风气，当时英国皇后，不仅在宫殿内的橱柜以及家具的最高处，摆放大量中国瓷器，而且宫殿墙壁、地面也多是瓷质装饰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及其夫人，由于对瓷器的喜爱，特命人将其夫妇的画像送往景德镇，烧制在彩瓷盘上……
为满足需求，欧洲一些国家纷纷建立瓷厂，仿制中国瓷器，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荷兰仿造中国青花生产的得尔夫蓝瓷，在世界享有很高声誉。
由于世界各国对中国瓷器的喜爱，为适应海外市场的需求，历代外销瓷的风格也不断改变，这些都使中国瓷器在世界各国纷纷仿制的背景下，依旧能够占领海外广大市场。世界各国仿制中国瓷器，也是一种文化的交融，正因为此，千百年来中国瓷器以它独特的魅力，始终引领世界文化潮流。
纵观清代外销瓷，其造型、纹饰无不渗透着国外的时尚与文化，同时，借助外销瓷，也让海外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发展，其外销瓷的成就并不亚于甚至超越官窑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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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凡是用瓷土烧制而成的器囗就叫瓷器。但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凉谟源善鳎乇鹗前不帐『料亟辏?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
【精】元代---瓷器的发展演变
元代---瓷器的发展演变
元代（公元1271-1368年）的瓷艺 我国瓷业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元代注重对外贸易，外销瓷大量增加。北方瓷窑因战争等原因衰落了，但南方的龙泉窑与景德镇窑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大型器物增多，烧造技术也更加成熟。首先，景德镇窑在制瓷工艺上有所突破，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次配方"方法，提高了制胎原料的烧成温度，减少了器物变形，因而烧造出许多颇有气势的大型器，元代瓷器以硕大高挺称著。其次是青花，釉里红烧制成功，使中国绘画技巧与制瓷工制的结合更趋成熟，使釉下彩瓷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最后是颜色釉的烧制成功，卵白釉、红釉和蓝釉的烧成，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釉色主要是仿玉类的局面。元代景德镇窑取得的成就，为明、清两代制瓷工艺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瓷的出口 元代是中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元代瓷器出土的数量读大大超过了宋代。输出的瓷器主要是中国东南沿海各瓷窑烧制的，除景德镇的青白瓷和龙泉窑的青瓷而外，浙江和福建地区的许多瓷窑烧造的青白瓷和仿龙泉窑也占了很大比重。元代后期，景德镇的青花瓷器也开始输往海外。据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当时中国瓷器输出的国家和地区已达五十几个，分属今天的日本、菲律宾、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孟加拉和伊朗等国。; 浮梁瓷局 元代至元十五年（公元278年）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主管瓷器的采办和瓷器的对外贸易。它在民窑产品中以"百中选一"或"千中选一"的原则抽选贡品，对其余产品则垄断其对外贸易。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建立的对瓷器外销进行管理的机构。
【精】中国瓷器上的莲纹
中国瓷器上的莲纹
莲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古代又称芙蕖、芙蓉。《尔雅·释草》“荷，芙蕖……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疏“芙蕖其总名也，别名芙蓉；江东呼荷；菡萏，莲华也。”千百年来，莲以它美丽的花形，芬芳的气质，不染纤尘的高洁品德深受世人的喜爱。
在我国古代文学 作品中很早就出现了描写莲的诗句。“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诗经·陈凤·陂》）；“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诗经·郑风·山有扶苏》）；“制菱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离骚》）。南北朝乐府民歌中咏莲的作品更是屡见不鲜。“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下有并根藕，上生并头莲”（《清商曲辞·青阳度》）；“千叶红芙蓉，昭灼绿水边”（《清商曲辞·读曲歌》）。一曲曲清新秀丽的民歌把江南水乡莲花盛开的美景描写的如诗如画。唐诗中也不乏赞美莲花的作品。“莲开花覆水，莲谢藕在泥。不学清萍叶，随波东复西”（丁鹤年《采莲曲》）；“看取莲花净，应方不染心”（孟浩然《题大禹寺义公禅房》）。宋代著名学者周敦颐更是爱莲成癖，他在《爱莲说》中写道：“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浊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一段尽善尽美的描写，充分表现了作者对莲花的倾慕之情。
我国用莲花作为装饰题材大约始于周代。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有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梁其壶”，壶盖四周饰有一周镂空的莲瓣作为盖钮。湖北京山出土的春秋早期“曾仲游父壶”，盖顶上也饰有类似的莲瓣钮。以上两件器物是我国早期以莲为纹饰的范例。这时的莲纹缺乏写实感，可以看出是由流行于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青铜饪食器和酒器上的波曲纹（旧称环带纹）演变而来的，属于较为抽象的莲纹。到了春秋中晚期，青铜器上的莲纹开始趋于写实。１９２３年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是一件装饰写实莲纹的代表作品。壶盖四周外侈的双层透雕莲瓣形象逼真，已经非常接近真实的莲瓣。与其相似的还有１９５５年安徽寿县出土的莲瓣方壶。河北易县燕下都十六号墓出土的陶方壶也装饰有类似的莲纹。战国陶器上的莲纹基本上延续了春秋时期的风格，但莲瓣数量明显减少。
东汉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经过逐渐的适应和缓慢的流传，到东晋、南北朝时已遍及大江南北。随着佛教的到来，佛教艺术随之兴起。莲花作为佛教文化中的重要文化象征，是佛教偶像崇拜和佛教艺术中常见的图案。传说釉迦牟尼降生前，宫廷中百鸟齐鸣，四季花木一同开放，池中开出大如伞盖的莲花。釉迦牟尼得道成佛后，每当他传教说法时，都坐在莲花宝座之上。在有关佛教艺术的雕塑作品中，诸佛所坐的台座也多为莲花形。佛经中把佛所居住的地方称为莲华世界，“莲华世界，是卢舍那佛成道之国”（《华严经》）。佛教经典也有以莲花题名的。《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经的名称以“妙法”比喻所说教法微妙无穷，以“莲花”比喻经典的洁白高雅。就连僧众所披的袈裟也与莲花有密切关系，“袈裟又名莲华衣，谓之不为欲泥所染故”（《释氏要览·上·法衣》）。总之，在佛教艺术中莲花的图案造型随处可见，无论是石窟寺的柱础、藻井，还是佛像的台座、背光，都普遍与莲花有着不解之缘。莲花纹饰出现在我国瓷器上面，则首见于六朝青瓷。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大融合的时代。中国的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与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互相融合，共同推进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受佛教艺术的影响，三国、西晋瓷器上出现了佛像、忍冬等与佛教有关的纹饰。江苏金坛西晋墓和浙江平阳元康元年墓出土的青瓷谷仓，腹部均贴饰模印佛像。佛像身披袈裟，双手合抱坐于莲花台座之上。东晋晚期，瓷器上开始出现了简单的莲瓣纹。
东晋青瓷在质地和釉色上比以前有显著提高，“瓷”的特点更加鲜明。为突出青翠如玉的釉质，东晋青瓷一改早期繁缛的装饰，仅饰以简单的弦纹或褐色彩斑。东晋晚期，盘碗类器物开始装饰简单的刻划莲瓣纹。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的茶黄釉钵，外壁刻划简单削瘦的莲瓣十七瓣。镇江阳彭山出土的莲瓣纹碗，每个花瓣由数条极细的划线组成。以上两处墓葬出土的刻莲瓣纹器物与浙江萧山县上董窑遗址的盘碗残片非常相似。从现有资料看，东晋青瓷中饰有莲瓣纹的器物数量有限，品种也较少。一般碗类多装饰在外壁，盘类则装饰在内心。装饰技法也较单调，多属划花、刻花之类。
南北朝时期，佛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持。据史载，南朝梁代佛教最兴盛时佛寺多达两千多所，北魏末期僧尼多达两百余万人。随着民间信佛者的剧增和大量寺庙、石窟的修建，佛教艺术的影响已深入到各个领域。在各种工艺品中，莲花题材几乎无处不见。它从东晋时期的初露端倪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莲纹此时不仅大量装饰在盘碗类圆器上，也广泛用于罐、尊等琢器上。装饰技法大为拓展，更为丰富，除了延用重线浅刻外，还采用浮雕、堆塑、模印帖花等多种技法。
１９７７年浙江宁波发现两处南朝早期窑址（云湖窑）。出土的莲瓣纹盘碗与东晋上董窑十分相似，也是用流畅有力的线条在器物外壁或内心用重线刻出简单的莲瓣。但云湖窑的莲瓣有单瓣和复瓣、有筋和无筋之分，有的盘碗内外均饰以莲瓣纹。此外，还有少量刻成凸莲瓣，装饰手法比东晋时期有所发展。江西吉安齐永明十一年墓出土的青釉盘是南朝莲纹的典型式样。盘心浮雕重叠莲瓣，中心以弦纹构成的圆圈内每三个大小同心圆组成一个莲子，均匀排列，看上去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类似的器物在江西、江苏的同期墓葬中经常可见。莲瓣一般为四至十二瓣，中心以不同数量的同心圆象征莲子。
这一时期罐类上的莲纹尤具特色。河北平山北齐天统二年崔昂墓出土的青釉四系罐，上腹部塑覆莲八瓣，莲瓣肥宽，瓣尖凸出外卷，瓣内阴刻蕨草纹。造型丰满浑厚，稳重大方。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带盖六系罐，肩腹之间覆莲一周，半球形盖面上堆塑两层立体斧仰莲，这种堆塑莲瓣纹与器形巧妙地融为一体，既美观又适用，具有北方制瓷工艺的特色。与南方盛行的刻划、浅浮雕莲纹相比，在装饰效果上似乎更胜一筹。
陶瓷浅析：浅谈中国茶文化对陶瓷饮茶器皿演变与发展
浅谈中国茶文化对陶瓷饮茶器皿演变与发展
品茶是一门艺术，除了品尝的美味以外，通过欣赏茶具设计和茶室装饰，可以从中获得艺术的享受，增加知识。人们通过敬茶仪式，可以培养人的道德修养，增进友谊。我国陶瓷饮茶器皿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不少已成为盖世珍品。如：紫砂茶具中的供春壶，造型精巧新颖，质地薄而坚实，被誉为世上瑰宝，有的陶瓷饮茶器皿绘有山水、人物、花鸟、虫鱼，显得古雅朴实，充满诗情画意。有的茶具上的书文，更是妙趣横生。如器皿上常见的“也”、 “可”、“以”、“清”、“心”五字，其实是一种回文体只要顺时针方向，无论从哪一个读起，都含相同的意义，均道出了饮茶的益处。另外，茶室的布置有时也是十分讲究，领略其四壁的名人字画以及古色古香艺术陈设，都会把你带入茶文化的更高艺术境界。唐代以前的制茶初期，饮茶方法大同小异，各地的饮茶器皿也相差无几。有贮茶、碾茶，煮茶和饮茶四方面的器具。到了唐代，文人雅士把饮茶器皿的互为关系，导致人们追求饮茶器皿的釉色之美和造型之宜及其特点功能。饮茶风俗遍及全国各地，饮茶器皿也颇受重视，专门的饮茶器皿制造业也应运而生，饮茶器皿的种类和花色品种也迅速增加，据陆羽《茶经》一书的皿之器一节所列入附近共有二十四件，包括煮茶、饮茶、灸茶和茶的器具。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饮一杯茶有这么多复杂的器具似乎难以理解，但在古代人的眼里，则是完成一定礼仪，是使饮茶更好、更精的必然过程。
由于唐代自开元以来饮茶风习的兴起，饮茶器皿的制造随着陶瓷业的飞速进步而愈益愈精。这一时期的饮茶器皿，以南方的越窑和北方的邢窑白瓷竞相争辉媲美。陆羽《茶经、皿之器》上曾对当时各地生产的风格与质量各异的饮茶器皿做了鉴评对比：“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我们从陆羽对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越青瓷，邢白饮茶器皿，其质都是非常精美的。越瓷青绿，釉色翠润，如冰似玉，邢瓷白釉蕴银，光洁如雪，质地优良。毕竟越瓷饮茶器皿更胜一筹。由于其釉色青翠，造型典雅，装饰瑰丽，颇受当时茶人和文士们的喜爱。
宋代不再直接煮茶，而用点茶法，因而器具亦随之变化。从茶艺与茶道精神来讲，一方面它继承了唐人开创的茶文化内容，并根据自己时代的需要加以发展，同时为元明茶文化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在茶道的思想上，随着理学思想的出现，儒家观念进一步渗入到茗饮之中。从茶艺讲，首先将唐代的茶饼，发展为精制的团茶，使制茶本身工艺化，增加了茶艺的内涵。同时，又出现大量散茶，为后代泡茶和饮茶简易化开辟了先河。这时，人们崇尚建窑黑釉茶盏，是与当时“斗茶”风靡全国分不开的。衡量斗茶的胜负。一看茶面汤茶色泽和均匀程度；二看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无水的痕迹。宋代斗茶，先注汤调匀，再加初沸的水点注，茶汤表面泛起一层白色的泡沫。先斗色，以色白为贵，又以青色胜黄白；其次斗水痕，以茶汤先在茶盏周围沾染一圈有水痕者为负。这就要求茶具是黑色的，建窑的兔毫盏，便由此名声鹊起。宋代文人雅士斗茶，品茶时，用名贵的贡茶，配建窑黑色兔毫茶盏，同其色胜似雪乳的茶汤形成鲜明对比，为品茶、斗茶增添美感的情趣。
这一时期，长江下游的宜兴紫砂茶具也开始萌芽。苏东坡在宜兴任职时，对紫砂陶情有独钟，酷爱提梁壶，至今被称为“东坡堤梁”；河南禹县的钧瓷也改变了以前的单色，烧制多彩的“窑变”倍受人们喜爱；浙江龙泉的茶具则以清奇淡雅，古风纯朴的裂纹釉，达到了人们对陶瓷饮茶器皿艺术多样式、高品位的追求。这种淡雅质朴的茶具韵味情趣融为一体。
【精】中国历代名窑
中国历代名窑
大同窑： 在今山西大同，故名。始烧于金代，终于元代。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刊刻的《大同府志》中谓有 "青瓷窑"，距城二十三里。据此在大同西郊瓦窑村发现一瓷窑遗址，证实即方志中的青瓷窑。遗址面积不大，以烧黑釉器物为主，兼有少量茶叶末袖；弦纹瓶及剔花罐具有代表性，剔花线条粗旷，划花线条纤细，有水波及鱼纹，黑釉乌黑光亮，茶叶末釉表面无光。
怀仁窑: 在今山西怀仁，故名。明《大明一统志》有"锦屏山在怀仁县西南二十五里，山旧有瓷窑"记载。发现遗址有小峪、张瓦沟、吴家窑三处；始烧于金代，历经元明两代。烧瓷以黑釉为主，弦纹瓶及罐等器物胎体厚重，装饰有粗线条划花及剔花两种，有雁北地区特色。
浑源窑: 在今山西浑源，故名。明《大明一统志》记载浑源产瓷器。清乾隆《浑源州》又有"天赞初与王郁略地 燕赵破磁窑镇"语，知在五代后梁时浑源已有磁窑镇地名。经实地考察，浑源窑当建于唐代，烧白釉、黑褐釉、茶叶末釉等品种。金元时期窑厂扩大，品种增多，有黑釉剔花、白釉剔花与划花，有盘、碗、盆、罐、枕等器。黑釉剔花为雁北地区之最精者，牙白釉剔花在山西其他地区也属少见。
榆次窑: 在今山西太原盂家井，孟家井明代属榆次县，故名。此窑产瓷，明初已有记载，孟家井柏灵庙明弘治三年(1490)重修碑记中说:"榆次县治之北六十里有乡曰孟家井，居民大率三百家，乃古昔陶器之所。" 窑址遗存大量瓷片，以自釉印花碗最多，碗心一圈刮釉，具有典型金代作风。
平定窑: 在今山西平定柏井村，故名。始烧于唐，历经五代到宋，以烧白瓷为主，还烧黑釉器物，有印花、剔花盘以及北方习见的五角、六角纹盘碗等器。窑址与河北临城邢窑、曲阳定窑相距较近，瓷器造型装饰与两窑有共同处。
交城窑: 在今山西交城，故名。始烧于唐，以自釉产量最大，有盘、碗、壶等器物，还发现有黑釉斑点拍鼓残片较多。宋代有发展，仍以自瓷为主，也有当时北方各瓷窑所习见的动物小雕塑，还烧制白釉釉下储彩彩绘装饰，特征与介休窑大体相同，储彩有呈桔红色者，其他地区极少见，珍珠地划花装饰品种有枕、洗等器，但产量较少。
介休窑: 在今山西介休洪山镇，故名。1959年发现。始烧于宋，历经金元明清四代，在山西较少见。宋代以自 釉为主，早期碗体厚重，与交城窑相似，有薄胎印花碗盏，胎白纹细，受定窑一定影响，碗盏里心都留有三个细小支烧痕，是其特征之一;白釉黑花品种也有发现，釉面光亮，与河南、河北同类装饰有别。金代烧黄褐釉印花器较多，器内多印花，尤以孩童荡船纹饰为多，富有介休窑待色。
霍县窑 : 在霍州境内(今山西霍县陈村)，故名。为山西七十年代后期新发现的古窑址之一。以烧白瓷为主，光素无纹者多，少量有印花装饰，胎浩白，用支钉垫烧，器内及器足都留有五个小支烧痕。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中所提及的彭窑仿古定器折腰盘，霍县窑遗址里遗留甚多，证实明清两代文献中的彭窑就在霍县陈村。元代还烧白地黑花品种，遗址有高足杯标本，明清两代绘花卉者较多，有书写文字者。传世品有带纪年铭文者，故宫博物院有墨书"明昌四年"(1193)盘一件，是研究该窑烧瓷上限的极有价值的资科。
长治窑: 在今山西长治八义镇，故名。烧瓷品神有白釉、 白釉红绿彩、白釉黑花及黑釉四种，以白釉红绿彩绘碗最富特色，碗心多画折枝花卉，有画鱼纹者，碗心及圈足都有五支烧痕，这种碗晋南地区金墓出土过。白釉有刻花及画黑花装饰，刻花纹饰较简练，黑花多绘于碗内或壤外，纹饰多为折枝花卉，也有鱼鸭等纹，但为数较少。
淄博官窑: 在今山东淄博磁村，故名。七十年代后期发现，经过小规模试掘，初步判明始烧子唐而终于元代。该窑在唐代以烧黑瓷为主，宋代烧白瓷，有剔花、刻花装饰，金代出现蓖划、绞胎、白地黑花、白釉红绿彩等新装饰，碗心也多一圈刮釉，有北方地区瓷窑风格。
安阳窑: 在今河南安阳北郊安阳桥附近，故名。经过小规模试掘，初步判明是隋代青瓷窑址。据此，可确定安阳地区部分隋墓出土青瓷是此窑所产。五十年代在善应十天傅二镇还发现宋元时期窑址，前者专烧钧釉瓷器， 后者烧白瓷;二镇距磁州窑较近，但未发现有磁州窑风格的瓷器。
鹤壁窑: 在今河南鹤壁，故名。始烧于唐而终于元代。在唐代烧白、黄、黑釉器物，有花口钵、短流壶等；宋金时期的白地黑花、褐黄釉刻花折沿盆最富代表性，白地黑花彩色乌黑，褐黄釉刻花有莲花、鹅与兔吃草等纹，盆口径都在40厘米以上；白釉划花大碗与磁州窑风格相同，碗心也有五个长条状支烧痕。
碌武窑: 也称"当阳峪窑"。在今河南修武当阳峪，故名。为北方著名民间瓷窑之一。所烧器物以剔花品种最富 盛名，纹饰流利洒脱，又以黑白、褐白对比强烈的色彩独具一格，其艺术感染力远在磁州窑系瓷窑同类装饰之 上；绞胎也属成功品种之一，用白褐两种色料绞在一起， 组成与羽毛相似的纹理，制作技巧高超。
巩县窑: 在今河南巩县，故名。从已发现的窑址，可知始烧于隋代，烧青瓷;唐代有较大发展，以白瓷为主。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有"开元中河南贡白瓷"记载，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有巩县窑白瓷，证实此窑贡白瓷。此外还烧三彩陶器，洛阳地区唐墓出土三彩陶器及雕塑不少是该窑所产；遗址出土素烧坯很多，可知三彩陶器是两次烧成。所制绞胎多模仿漆器纹理特征，黑釉、茶叶末釉也占一定比例，遗物有盘、碗、瓶、壶等。
密县窑: 在今河南密县，故名。已发现西关及窑沟两处遗址，西关窑始烧于唐而终于宋，窑沟窑烧瓷则在宋金 时期。西关烧白、黄、青、黑各色釉及珍珠地划花等品种，珍珠地划花装饰在密县窑中出现最早，宋代较流行，窑址出土的五代鹌鹑纹小枕，纹饰具有仿唐金银器錾花工艺特征。窑沟以白釉为主，白地画黑花标本的也遗留不少，瓶、壶等器物上多画简洁的花草纹，画圈纹的较别致，是此窑独特之作。
登封窑: 在今河南登封曲河，故名。始烧于晚唐，下限到元代。烧瓷品种较多，以自釉为主，有白釉绿彩、白釉刻花、白釉剔花、白釉珍珠地划花及白地画黑花等，还烧瓷塑玩具、黑釉及三彩陶器。珍珠地划花品种，受密县窑影响，产量在同类瓷器中居首位，遗物有瓶、枕、罐、洗、 碗等，以瓶、枕较多，瓶高达40厘米左右。遗址附近的残庙内有清嘉庆碑记一座，碑文载:"尝就里人偶拾遗物，质诸文，献通考，而知当有宋时窑均环设，商贾云集，号邑巨镇"，描绘了宋时的繁盛情况。
宝丰窑: 在今河南宝丰青龙寺，故名。烧瓷时期为宋金两代，品种有青瓷、黑瓷及三彩低温铅釉陶器，青瓷质量较临汝窑略胜，造型纹饰与耀州窑近似，印花装饰较多。黑瓷有凸线纹、麦粒纹装饰，后者在北方瓷窑中极少见;此外还烧三彩与绿釉、酱釉炉枕等器，，枕面划花有花卉及钱纹等题材。
鲁山窑: 在今河南鲁山段后，故名。创烧于唐代而终于元代。唐代南卓《羯鼓录》中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语，经调查发现花瓷拍鼓瓷片标本，证实该书所述。宋金时窑厂扩大，烧瓷品种丰富，装饰方法也多种 多样:如有自釉罐上以褐点组成的三角形，白釉瓶上以蓖划复线直线纹与曲线纹的相间排列；以及三彩莲瓣高足炉等；均有特色。
郏县窑: 在今河南郏县，故名。在发现黄道、黑虎洞及石湾河三处遗址中，黄道及黑虎洞均有唐及元代标本， 石湾河则属元代遗址。唐代遗物有黑釉斑点花瓷、黄釉及白釉绿彩品种；绿彩呈碧绿色，在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四省九处瓷窑所烧同类品种中，色彩最美。元代遗物有磁州窑风格的白地黑花装饰及钧釉器物。
宜阳窑: 在今河南宜阳三里庙，故名。明清两代方志都提到宜阳产瓷，其烧瓷上限，乾隆《宜阳县志》记有:"德应侯庙在县西二里，宋熙宁感德军守臣以水旱祷应状闻，治庙封侯爵享祀。崇宁末年复重修，今废无考，一在半壁山。"德应侯是北方瓷窑供奉的窑神，宋神宗熙宁(1068一1077)时宜阳建德应侯庙，则此窑烧瓷当在熙宁之前。以烧青瓷为主，也有少量白釉、黑釉、白釉黑花及三彩陶器。
新安窑: 在今河南新安，故名。已发现遗址十余处，多数均烧钧釉器物，属钧窑系。烧瓷时间历经宋金元三代，所烧器皿有盘、碗、炉、瓶、罐等，以盘、碗占绝大多数。
内乡窑: 在今河南内乡大窑店，故名。因宋属邓州，故旧称"邓窑"。始烧于唐而终于元，唐时烧黑釉及带斑点的花瓷，宋金时烧青瓷，过去曾将一种釉色青绿、器底呈紫褐色的，称为"邓窑";印花盘碗较多，与宜阳、临汝窑近似。遗址有元至大二年(1309)普济宫碑一座，碑文有 "孤村陶烟时起，前事宛然在目"语，可知元时仍烧瓷。 (邓窑即"内乡窑")
柴窑: 窑址迄今未发现。柴窑一名最早见于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万历以后的《玉芝堂谈套》、《清秘藏》、《事物绸珠》、《五杂姐》、《博物要览》、《长物志》等书多论及此窑， 但众说纷纭。基本有两种见解，一为周世宗姓柴，当时所烧之器都叫"柴窑"；一为吴越秘色青瓷即"柴窑"。对其形质，曹昭认为"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张应文则谓"柴窑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但均属传闻， 未见实物。清末民国初有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证诸柴窑，仅有景德镇宋影青瓷相符；或谓可能张应文误以宋影青为柴窑而概括之。
东窑: 在汴京(今河南开封)附近。专烧砖瓦。《宋会要》窑务条文载:"京东西窑务掌陶工为砖瓦器给营缮之用，旧有东西二务景德四年废止，大中祥符二年复置东窑务。" 明代曹昭《格古要论》有董窑条，谓其特征与官窑相似，而又不及，今亦少见。明清两代谈瓷笔记多引用之。但董窑实物未见传世，窑址亦无明确地址，或为东窑之误会。
林东窑: 在今辽宁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故名。共发现上京窑、南山窑及白音戈勒窑窑址三处。上京窑为 辽代官窑，烧白瓷、黑瓷及绿釉陶器，白瓷产品有长颈瓶、海棠式长盘、方盘及长柄壶等。辽上京故城内出土 的白瓷"官"字款穿带壶，系上京窑产品。
中国漆器发展简史
中国漆器发展简史
中国古代漆器源流用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美术品等，一般称为“漆器”。生漆是从漆树割取的天然液汁，主要由漆酚、漆酶、树胶质及水分构成。用它作涂料，有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特殊功能，又可以配制出不同色漆，光彩照人。在中国，从新石器时代起就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以制器。历经商周直至明清，中国的漆器工艺不断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炝金、描金等工艺品，对日本等地都有深远影响。漆器是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
新石器时期的漆器：
浙江余姚河河姆渡文化的第三文化层出土一木碗，造型美观，内外都有朱红色涂料，色泽鲜艳，它的物理性能与漆相同。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棕色彩绘陶器，经初步试验棕色物质为漆。在辽宁敖汉旗大甸子古墓中出土的觚形薄胎朱漆器，距今约3400——3600年。商周时期的漆器：商代中期的黄陂盘龙城遗址发现有一面雕花、一面涂朱的木椁板印痕，河北藳城台西遗址出土的漆器残片中，有的雕花涂色加松石镶嵌。在安阳侯家庄商代王陵发现的漆绘雕花木器中，还有蚌壳、蚌泡、玉石等镶嵌。可见商代的漆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战国时期的漆器：战国的漆工史上是一个有重大发展的时期，器物品种及数量大增，在胎骨做法、造型及装饰技法上均有创新。出土战国漆器的地区很广，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彩绘神怪龙蛇及狩猎乐舞的小瑟，随州曾候乙墓出土的鸳鸯盒，江陵楚墓出土的由蛇蚌鸟兽盘结而成的采绘透雕小座屏，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漆器：西汉漆工艺基本上继承了战国的风格，但有新的发展，生产规模更大，产地分布更广。出现了大型器物，如直径超过70厘米的盘，高度接近60厘米的钟等。同时能巧妙地把若干小件组装成一器，如盒内装6具顺叠、1具反扣的耳杯，薄胎单层或双层的漆奁，内装5具、7具或更多的不同大小及形状的小盒等。新兴的技法有针划填金的金，用稠厚物质堆写成花纹的堆漆等。尤其是器顶镶金属花叶，以玛瑙或琉璃珠作钮，器口器身镶金、银扣及箍，其间用金或银箔嵌贴镂刻的人物、神怪、鸟兽形象，并以彩绘的云气，山石等作衬托，更是前所未有。西汉漆器多刻铭文，详列官员及工匠名。东汉魏晋南北朝期间漆器的出土，比起前代显得十分稀少，这与葬俗的改变有一定的关系。唐代的漆器：唐代漆器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有用稠漆堆塑成型的凸起花纹的堆漆；有用贝壳裁切成物象，上施线雕，在漆面上镶嵌成纹的螺钿器；有用金、银花片镶嵌而成的金银平脱器。工艺超越前代，镂刻錾凿，精妙绝伦，与漆工艺相结合，成为代表唐代风格的一种工艺品，夹绽造像是南北朝以来脱胎技法的继承和发展。剔红漆器在唐代也已出现。
宋元时期的漆器：两宋曾被认为是一色漆器的时代，但发掘出土许多有高度纹饰的两宋漆器，改正了过去的认识。在苏州瑞光寺塔中发现的真珠舍利经幢，底座上的狻猊，宝相花，供养人员是用稠漆退塑的。在元代漆器中成就最高的是雕漆，其特点是堆漆肥厚，用藏锋的刀法刻出丰硕圆润的花纹。大貌淳朴浑成，而细部又极精致，在质感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如故宫博物院藏的张成造桅子纹剔红盘，杨茂早观瀑图方剔红盘，安徽省博物馆藏张成造乌间朱线剔犀盒等。明清时期的漆器：明清漆器分为14类，有一色漆器、罩漆、描漆、描金、堆漆、填漆、雕填、螺钿、犀皮、剔红、剔犀、款彩、炝金、百宝嵌等。
一色漆是不加任何纹饰的漆器，宫廷用具常用此法，罩漆是在一色漆器或有纹饰的漆器上罩一层透明漆。明清宫殿中的宝座、屏风多用罩金髹。描漆包括用漆调色描绘及用油调色描绘的漆器。描金中最常见的是黑漆描金，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万历龙纹药柜。堆漆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黑漆云龙纹大柜为代表。填漆是用填陷的色漆，干后磨平的方法来装饰漆器。雕填是自明代以来即广泛使用，指用彩色花纹装饰漆面，花纹之上还加炝金，是一种绚丽华美的漆器。它是明清漆器中数量较多的一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嘉靖龙纹方胜盒。明清的螺钿器厚、薄并存。憹螺钿至17世纪时有了进一步发展，镶嵌更加细密如画，还采用了金、银片，如故宫博物院藏的婴戏图黑漆箱、黑漆书甲及鱼龙海水长方盒等。犀皮是在漆面做出高低不平的地子，上面逐层刷不用色漆，最后磨平，形成一圈圈的色漆层次。剔红是明清漆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其做法是在胎骨上用多层朱漆积累到需要的厚度，再施雕刻。明初承元代肥硕圆润的风格，宣德以后，堆漆渐薄，花纹渐蔬，至嘉靖时磨工少而棱角见，至万历时刻工细谨而拘敛。入清以后，日趋纤巧繁琐。剔犀通称“云雕”，是在胎骨上用两三种色彩有规律的逐层积累，然后剔刻几何花纹。款彩是在漆面上刻花减地，而后着色，用来装饰大而平的漆面，常见的实物是屏风和立柜。宫廷用具多用炝金，明鲁王墓中发现的盖顶云龙纹方箱是明初炝金的标准实例。百宝嵌是用各种珍贵材料如珊瑚、玛瑙、琥珀、玉石等做成嵌件，镶成五光十色的凸起花纹图案，明代开始流行，清初达到高峰。
陶瓷浅析：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凡是用瓷土烧制而成的器囗就叫瓷器。但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凉谟源善鳎乇鹗前不帐『料亟辏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
【精】龙泉青瓷的艺术特色及文化内涵
龙泉青瓷的艺术特色及文化内涵
古代崇尚青瓷，对白瓷不很重视，认为白瓷太刺眼，锋芒毕露，而青瓷温柔敦厚，委婉含蓄，能变幻出许许多多不同感觉的青绿釉色，既体现闲散淡远的自然美，又符合中庸、中和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教思想。龙泉青瓷不但具备了青瓷所共有的为世人广泛接纳的秉性，而且从南末中晚期起，以先后创烧出粉青、梅子青等不同凡响的釉色而独树一帜。这些釉色主要是釉料的改进而出现的，由传统的石灰釉改变为石灰一碱釉，使釉料的高温性能大大改善，多层施釉或釉层加厚后，高温中不流泻，釉层丰厚滋润，釉色温柔动人，仿佛用翡翠雕琢而成，这就是所谓的“类玉”。对于玉，中国的传统文化赋予它独特含义。《荀子·法行》里有孔子论玉的—段话：“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儒教思想以玉喻示了人的许多美德，玉因此历来被十分重视，诚如民国时古玩家赵汝珍先生所云：“古代视玉之重，几乎物可与争衡，用玉之广亦无物可以拟举，凡国家重要典信无不以玉为之，重要典礼无不以玉成之。社会人文庶民活动往往以玉为中心，故国家玺印、祭礼乡宴，朝会征聘、盟誓歃血、乐器律器、男女发饰服饰、男人冠饰带饰、女人耳饰腕饰、文房用器、酒器、食器、饮器、佩饰、笏版等无一而不用玉。”类玉的龙泉青瓷自然深受古人的欢迎，其器形及功用大量涉及玉器的文化、艺术、习俗乃至宗教、政治等范畴。在欧洲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龙泉青瓷因为有翡翠般的釉色，人们便像珍爱翡翠那样珍爱它，而这种人见人爱的东西据说是用泥巴烧制而成，更让人感到伟大而不可思议。在伊斯兰教，也就是回教人眼里，青绿色正是他们崇尚的吉祥颜色，如同中国人以红色为吉祥色，过年过节挂红彩、发红包，他们以青色彩带装点家居，分送青包。因此，龙泉青瓷被伊斯兰教认为是吉祥物，其钟爱的程度可想而知。
龙泉窑在南宋中晚期出现过一类黑胎开片瓷器，其特点是胎黑色或褐色，胎质较疏松，釉色有粉青、灰青、蟹壳青等，釉层丰厚，常由多次施釉素烧，然后一次烧成；釉面冰裂多为几何形，极碎者称“百圾碎”，另有鱼子纹等，偶有象形图案。器物口沿呈紫色，足部露胎处呈铁色，即所谓“紫口铁足”。紫口有两种形式，一种口沿满釉，烧制时受到高温后口沿釉薄，映出胎骨颜色，另一种为了叠烧， 口沿一圈刮釉呈芒口，出现紫口。此类产品以造型、釉色及釉面开片取胜，因为开片难以人为控制，裂痕无意而自然，可谓天工造就，每件器物开片不一，绝无雷同，更符合自然美的审美观念，因此格外珍贵。
白胎类产品露胎处呈橙红色(俗称“朱砂胎”或“朱砂底”)，为龙泉青瓷又一特色。这种现像由烧成后冷却阶段经二次氧化造成。青翠的釉色，配上橙红的底足或露胎图形，产生了一种赏心悦目的效果，因此，自南宋中晚期起，尤其在元代，运用露胎的作品屡见不鲜，人物塑像的脸、手、足等，盘类器物内底贴饰云、鹤、龙、花卉等，装饰独显神韵。
龙泉青瓷的纹饰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它既充满了历代思想、文化乃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时代信息，又是各时期审美观念、艺术情趣等诸领域的曲折反映。通过纹饰，能隐约窥测历史的痕迹；通过对历史与纹饰关系的理解，对器物时代进行鉴别。
龙泉青瓷纹饰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宗教题材，如受佛教影响的莲瓣纹、八吉祥、万字纹等。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影响很大，莲瓣纹在南朝时已在青瓷纹饰中相当流行，并常盛不衰，在器物的外壁用刻、划、雕、印等手法饰以仰莲或覆莲在历代龙泉青瓷中十分常见，八吉祥、万字纹在元代时有所见。又如受道教影响的八卦、八仙、神仙等，也于元代起开始较多出现。
植物题材，主要为花草、瓜果等，如莲瓣、莲花、牡丹、梅、兰、竹、菊、桃、葵、菱、芙蓉、芍药、蕉叶、蔓草、灵芝、葡萄、石榴、枇杷、牵牛花等。一些花卉图形在元代前已出现，而大多数元代起较为流行。
动物题材。如龙、虎、鸡、狗、凤、鹤、鱼、龟、鹿、羊、鸟、昆虫等。鸡、狗等在北宋时被捏塑成瓶类盖钮已出现，龙、虎在南宋时被堆塑在瓶的肩部成为特有器形龙虎瓶，凤、鱼等则在南宋前期就被配以云、水、花、草纹等刻划在盘、碗等器物上。大多动物题材纹饰从元代前开始流行，至元代达到了高峰，像内底贴饰鱼纹的双鱼洗就是元代典型器形。
人物题材。多出现在明代的产品中，这与明代崇尚理学有关。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为历史人物故事碗，即在碗的内壁印上几组人物，每组为一个故事，有些在人物图形旁还印上说明文字，如“孔子泣颜回”，另一类是戏曲人物瓶，即在瓶体一周贴饰数个戏曲人物造型。
文字题材。一类是纪事、纪年的铭文，如“天下太平元丰三年闰九月十五圆日愿烧”铭文双耳盖瓶，“大清顺治八年制”铭文青釉刻花瓶。另一类是窑名印记或吉祥语，一般用印戳印在碗、盘、高足杯类器物的内底，如“项宅正窑”、“刘”、“张”、“顾氏”、“早攀仙柱”、“日高”、“吉昌”，有些与图形搭配组合，如在“福”字旁印饰鹿纹，以寓福禄双全。还有一类即蒙古八思巴文，大多为百家姓氏与吉祥语，有八思巴文单独使用的，也有与汉字搭配组合的。八思巴文于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正式颁行，是元朝政府强制推行的新文字，但受到极大阻力，饰有八思巴文的瓷器，目前发现除龙泉窑产品外，只有福建德化屈斗官窑产品。
根据划分的标准不同，尚可分吉祥类、寓教类等。一般来说，龙泉青瓷纹饰可谓纹必有意，意必吉祥。龙凤的至尊吉祥，鱼虫花草的祥和安宁，鸟兽之和谐，铺兽之庄严，松鹤之长寿，牡丹之富贵，莲荷出污泥而不染，兰之清雅，菊之高洁，以及福禄寿禧、金玉满堂，无不寄托了窑工美好的祝愿与向往。从发展历程来看，龙泉窑南宋重造型，重釉色，元代起重纹饰；器物造型早期较高大，南宋时端巧稳重，元代起渐趋高大，明代后日渐瘦长。
【精】中国当代瓷雕大展在沪举办
中国当代瓷雕大展在沪举办
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夕，由１２０多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教授以及陶艺新秀创作的精美瓷雕作品组成的“中国当代瓷雕大展”，将于２２日在上海虹桥举行。
上海艺术博览会组委会介绍说，瓷雕艺术是在我国雕塑艺术和陶瓷领域绽放的一朵奇葩，却始终未能进入主流艺术品收藏者的视线。近年来，我国陶瓷艺术家们吸收借鉴国际当代艺术的创作手法和理念，在瓷雕的创作上进行了许多大胆的尝试与探索。这次中国当代陶瓷大展，就希望借世博舞台向海内外展示中国陶瓷艺术的“新发现”，其中不乏以钧窑“窑变”技法烧制而成的世博会吉祥物海宝雕塑这样的新颖之作。
据悉，参加此次中国当代瓷雕大展的艺术家“名家如云”，包括被誉为“陶艺先锋”的周国桢，富有实验精神的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黄焕义，“钧窑陶瓷”的领军人物阎夫立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中国当代瓷雕大展的１２０余件作品，都将在地处上海闹市的虹桥绿地展出，让陶瓷艺术真正走进普通市民的休闲生活。
【精】博山陶瓷走进世博会
博山陶瓷走进世博会
上海世博会邀请240多个国家、组织参展，其中入境旅客350万人次，加上其它人员，人流总量可能超过1.3亿，将成为世博会百余年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届，而其中所蕴含的商机更是以千亿元计。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陶瓷企业家及时捕捉到了世博会所带来的巨大的商机，越来越多“淄博造”世博瓷器凭借过硬的品牌优势跻身世博会大舞台，为上海世博会添加了不少世博纪念品陶瓷。最近，由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授权，1万套“一轴四馆陶瓷马克杯”正式启运上海。“一轴四馆”是指世博轴、中国馆、主题馆、世博中心、演艺中心，这是上海世博会建筑的最大亮点。该公司制作的陶瓷杯把“一轴四馆”形象地刻画在杯壁上，非常精致美观，主要用作来宾接待用杯和纪念用杯。 “淄博陶瓷 当代国窑”，已经顺利进入上海高端日用瓷市场，这次也在世博会上亮相。在上海世贸商城外陶瓷展厅中，重点展出了三大系列产品：“绿色家园”中档陶瓷餐具、“豪门世风”高档陶瓷餐具、“大作坊”艺术瓷产品。世博会到来，游客巨量增加，促进了陶瓷在上海各大商场的销售，陶瓷产品“奥运水具”在世博山东馆展出，180件帆船形状的青瓷茶具被世博中华名茶饮食文化馆征用，与名茶配合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