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知识。
毕加索 用陶艺做伴的晚年
《长羽毛的猫头鹰》，高286mm，创作于1951年，成交价10625美元 《脸》，直径273mm，创作于1965 年，成交价2125美元文：陈轶婷 图：佳士得
20世纪的西方艺坛大师毕加索92年的生活和创作旅程，堪称是一部绚丽而绵长的艺术传奇。他开创了立体主义艺术流派的先河，拥有众多女人，又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活着见证自己的作品被收藏进卢浮宫的画家。身材矮小的他，却是个精力旺盛的多产艺术家，一生累计作品多达3.7万幅，如此算来，毕加索在有限的生命中，平均每天就创作出3、4件作品。相比毕加索那些充满情欲的油画和素描作品，晚年的陶瓷艺术其实是最能完整体现出他那与自然并驾齐驱的娴熟造型能力，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2011年4月，美国佳士得拍卖行带来了他亲手制作的150多件原始陶器，该批拍品中包括盘子、容器、釉面瓦罐等。
与水、火、泥做伴的晚年
出生于1881年的西班牙南部城市马拉甘(Málaga)，父亲是位美术教师，幼年学习语言时，神奇得从他嘴巴里吐出来的第一个词是“piz，”他其实想说的是“lapis”，也就是西班牙语中“铅笔”的意思。从记事起，就开始以画作伴。童年就把鸽子主题画得惟妙惟肖令父亲惊叹不已；14岁移居巴塞罗那，仅用一天时间就打破了隆哈美术学校需历时一个月完成静物写生的入学考试记录。有一种天赋叫做“与生俱来”，毕加索就这样走上了他漫长的艺术探索之路。
19世纪初，毕加索的画风为蓝色时期忧伤写实主义，多位缪斯的陪伴成就了他之后的一些风格转变。初恋情人费尔南德·奥利维叶的粉色时期创作了《卖艺人一家》；奥尔佳·柯克洛娃与新古典主义时期作品《梳妆》；与玛丽·泰雷兹和多拉·玛尔一起时，绘出了旷世名作《格尔尼卡》的超现实主义。走马观花的错综感情铸就了他非凡的艺术作品。晚年的他更像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与水、火、泥做伴的陶瓷创作成了他新的兴趣点。
从未停止对周遭世界的观察、对陌生人群的探索，年龄的增长并没能削弱毕加索对艺术持久的好奇心，1946年的夏天，65岁的他带着情人弗朗索瓦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克劳德(Claude)和帕洛玛(Paloma)来到小镇瓦洛里斯度假，这是个美丽的、有着传统陶艺制作基地的海滨小镇。在偶然的机会中，朋友邀请他们去附近在手工艺市集小逛，毕加索有兴随意地在小摊上捏了几个小件，还有幸认识了当地著名的玛都拉(Madoura)陶艺工坊的拥有者──乔治和苏珊夫妻，他们让毕加索随意使用其陶艺设备。
陶艺创作的三阶段
不知毕加索是因小镇的优美景色或是陶艺之魅力吸引，他在小镇一住就是25年。同时毕加索也进入了其陶瓷创作初期——“平面时期”。由于尚未经过陶瓷专业制作训练，起初他始终没能解决上釉和多重烧制的问题，于是就直接在结了块的粘土上塑造鸟、鸽子、猫头鹰的形态。他又找到了供应商提供西班牙浅口盘。五彩拉毛粉饰盘面替代了原先在的画布边框创作。他选了库存中的一些素烧碎片来装点，用来强调精致色彩和几何装饰感的盘器形态。在小型介质上创作，毕加索明显丢开了超现实主义时期画面的错综复杂感。在毕加索的陶艺作品中和绘画一样，常会出现梅塞德广场上成千上万只来去自由的鸽子、斗牛场等元素，这些元素均承载着毕加索对故乡的热爱和记忆。
在苏珊夫妇的帮助下，毕加索学习了一部分粘土基础知识，并得到了关于色彩、烧釉等方面的建议。他开始突破平面的图形表现，通过自由调整陶器的形态和比例，成功地将装饰趣味浓郁的元素植入壶，盘，花瓶等容器中，使之成为兼顾使用功能的陶瓷雕塑品。比如该场拍卖中以6万美元成交的《两只高手柄花瓶》，瓶身成了女人的身体，耐看的黑白配色，富有装饰趣味。
拍打着礁石的浪涛，野兽派画作一般色泽浓郁的植物、港口傍晚的风景，典型的伊比利亚式生活，浓郁的地中海情节赋予了毕加索独特的创作灵感，这些都是他永不枯竭的灵感来源。细看此次拍卖推出的拍品，我们能感受到，无论是盘子、瓦罐、还是花瓶、小型器皿雕塑，作品中浸润着自然的温润气息。采撷自然而来的泥土、水、空气、饥饿的鱼、渔民等，并赋予它们简洁的线条、坚固的体块以及地中海系配色，形成了灵动的平面组合。
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毕加索进入陶瓷创作的成熟期，他开始用电动燃煤窑炉自行烧制陶瓷，终于能够尽兴地体验到自由烧制的乐趣了。猫头鹰是毕加索作品中常见的主题，这其中有一个小故事： 据说有一天晚上，毕加索和弗朗索瓦在回家路上发现一直受伤的猫头鹰，他们就顺便把它带回家治疗，痊愈后就一直留在了毕加索的家里。另一件作品──《猫头鹰女人》是一只形式对称的标准花瓶，通过在瓶背面中心位置增加一个裁剪不正的圆柱体，将其形状复杂化，这一有趣的细节设计为作品增添了令人喜出望外的装饰感，独特构成了“猫头鹰女人”的卷发。与这件作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创作于1954年的《西班牙大水罐》，此次拍卖的成交价为10000美元。蓝黑配色的花瓶描绘了一条美人鱼，她的身体被设定在一个优雅的U形曲线中。毕加索巧妙构思了其中的错综细节，并运用丰富的颜色和纹理来表现。正面是飘垂着长发的裸体女人，而背面那一半却是一条大鱼，锯齿z形刻画的线条，配合着细微的米色斑点，展现出人鱼下半部的鳞片状特质，中间卷曲的手柄，加上人鱼头发和尾巴的弧度设计，共同组成了这件稚趣俏皮的陶器。
凝固童趣和纯真的陶瓷作品
毕加索喜爱把女人和动物轮廓相结合，灵活而多变的视觉形象、神速而奇妙的嫁接转换应运而出的奇趣新造型，总是令人眼前一亮，仿佛是一种轮回和概括，将生命中最难忘的因素反复叠加，我们不得不佩服他那非凡而奇特的想象力。而生命的尽头，毕加索又回归到了最初非洲木雕艺术的灵感之下，开始关注原始艺术，这其中还包括了早期德兰非洲面具对他的启发。他于1968-1969年间创作的《小印第安人》的方形盘，则传承了南非部落人艺术和黑人雕刻的魅力。另有牧神、羊头、古老的传说和古时的妖女等选题。
表面看来，毕加索的全部陶瓷作品也许有些琐碎， 然而这些陶瓷其实已经相当雄心勃勃， 如此包罗万象的能力来源于他的想象力和智慧。事实上，他就像个高产的印刷机器，拥有惊人的生产力，从1947年到1971年截止，他在玛都拉共计完成了2000多件陶瓷作品，作为回报，毕加索允许工作室日后出售他的陶艺复制品。
毕加索的图形思索几乎从未真正意义上地离开过这片热情洋溢的地中海土地，在其最后的20年生命里，他对神话、民间传统、自然风景的理解和表现力日趋完美，自行设计了大量装饰风格的图形，对造型姿态、色彩上的尝试均有所创新和突破，继续玩味二维和三维世界里的组合的乐趣，进一步探寻个人和宇宙之间的联系和意义。此外，毕加索的陶瓷还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还曾经制作了13个甜点盘，作为1949年送给美国传奇女演员Rita Hayworth 和穆斯林王子Aly Kahn的结婚礼物。
纵观毕加索一身的艺术成就来看，陶瓷艺术作为其一个重要的创作领域，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宽容度，是毕加索终身的、持久的领域。毕加索就是如此真诚而热情地拥抱着他的陶瓷艺术，他带着童趣和纯真，将零散的不系统的生活感悟，凝固于釉上。他又试图打破人们对陶瓷粘土的偏见，坚持认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陶艺产品应该被平价销售，要让普通民众都能用得起。
TaoCi52.com小编推荐
陶瓷知识分享：清代瓷器的特征
清代瓷器的特征
1、清代各朝的瓷器，内容丰富，既有共同风格，又各具不同的特点。2、清代瓷器的造型顺治、康熙时，古拙、丰满、浑厚，雍正时的秀巧隽永，乾隆时则显规整，嘉庆、道光以后则稚拙笨重。
3、胎体，琢器类，一般薄厚适中，圆器类则有厚有薄。康熙时，胎体体重，质地坚硬细密。雍正时有胎质轻薄、细润，洁白度高。道光以后的胎体厚笨、质地粗松。清代的琢器类腹、颈部接痕极为少见。明代留器露胎处，常泛火石红色斑到清代已基本消失。
4、釉面不及明代肥腴光亮，施釉稀薄，色泽略显青白。顺治、康熙两朝，釉面平整细腻，胎釉结合紧密，釉面分别呈青白、粉白、酱白，硬亮青等几种色泽。雍正时釉面细臼莹润，多有桔皮皱纹。乾隆时的平整泛青，嘉道以后的不够平整，波浪明显。晚清时施釉稀薄，釉质疏松，不够坚致。
5、纹饰深受同时期绘画的影响，民窑瓷器，写意写实并存，用笔豪放。御用官窑连器，图案趋向规范化，用笔细致入微，构图拘泥、繁缚。早期纹饰中的山水、树木多采用斧劈簸，并加镀点，古装仕在高警秀丽，柔细的花绘采用没骨画法。晚期纹饰中的人物面部无神，鼻部隆大，这一时期龙纹形态不一，既有方头大额、正肃苍劲的，也有纤柔细身的，一般为狮子头，龙发较多，龙脚明显突出，两支脚立体感强，龙身粗笨，一般画为四爪和五爪，如同鸡爪。
6、在清代，由于瓷器工艺受到了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因而在瓷器上出现了具有西方绘画风格特点的花纹图案。如在珐琅彩瓷器和部分出口瓷器上，时常可以看到一些绘画西洋人物，楼房、船和狗之类的花纹图案。
7、清代八宝图案为轮、螺、伞、盖、花、罐、鱼、肠。
8、大件器物和早期器物，多为光滑的砂底。顺治、康熙时瓷器足型较为多样。有双圈层底、斜削式底、二层台式底、卧足、滚圆泥鳅背形足等。
9、景德镇官窑多属皇帝年号款，民窑有干支年款、吉祥语款、私家款及图记款等。有印、刻、青花、红釉、金彩、料彩、等多种，楷篆均有。康熙楷多篆少，雍正楷、篆并用，乾隆以后篆多楷少。晚期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又以楷书款为多，外围以圆圈或方框格式。民窑款识多随意乱写，字体草率。
陶瓷知识分享：南宋官窑的鉴别
南宋官窑的鉴别
1、 修内司
近年来，对宋代官窑的研究，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南宋的郊坛官窑遗址陆续发现而有了较大的进展。对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因缺乏窑址印证与古文献核实而众说纷纭。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及产品特征的认识，也就含混不清了。
北宋的“汴京官窑”与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窑址虽然均未发现，但两者是不同的。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产地、时代、沿革及其器物的特征，在《坦斋笔衡》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此书还指出郊坛新窑与旧窑（修内司）相比，“大不侔矣”。
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北宋始置，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诏将作监并归工程，修内司兼统宫廷窑务烧造的瓷器。据文献可知，修内司窑早于郊坛窑，其烧瓷史是短暂的，又因官窑保密，弃窑时作掩迹处理，因此，其窑址至今未能发现。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1126年），其间高宗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颠簸长达12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七年）。绍兴十三年（1143年）置建郊坛，高宗作为天子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17年间的祭奠（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三年）在建坛前，特别是杂建坛后，宫中用瓷器出自何处？来自旧京是不可能的。北宋亡后宫廷珍宝重器均被金兵掠夺一空。高宗辗转逃亡中，不可能把官窑瓷器携至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有详实记载。所以在这12年中，皇家需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简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说明初建郊坛祭典时，由于缺少铜质礼器，只能以当地生产的青瓷器与竹木器取而代之。根据《宋史.高宗本记》可知，在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的5月、9月和11月也曾举行过3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亦是陶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三（1143年）以前，祭典用瓷以及定都后宫廷用瓷，都需置建官窑烧造，这个官窑应即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官汝窑、官钧窑遗址得以发掘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宫中的传世物为依据而取证的。在宫藏宋代官窑瓷器中，除官汝窑、官钧窑及郊坛下官窑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至今未能找到其窑口。其实它的窑口就是修内司官窑。
关于修内司官窑的记载以叶置的《坦斋笔衡》个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为最早，以明除草昭的《格故要论》最为明晰具体。其它明清典籍中说瓷者盖源于此。《坦斋笔衡》关于修内司窑产品的特征以及建窑始末的记载是明确的。《格古要论》承叶、顾之说，并作重要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实际上道出了“传世哥窑”的本色。不言而喻，只有“传世哥窑”才具备曹昭上述所描述的修内司官窑的特点。“传世哥窑”接近粉红色釉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葵瓣洗；淡如米黄者，故宫博物院所藏居多，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故宫博物院所藏双鱼耳最为典型。
《格古要论》在提及哥窑时云：“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因为哥窑与修内司窑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故曹昭是分别描述的，它们貌虽相似，其实有别，所以其后的《遵生八签》据此有云：“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这是明确指出了两者不同的“官”、“私”性质。又早在50年代，龙泉大窑发掘结果表明，宫中“传世哥窑”非龙泉大窑所烧。换言之，它不是名副其实的“哥窑”。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是按宫廷需要设计的，如常见的三足炉、鱼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五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陈设礼器之类，俨然宫廷式样。这充分说明，“传世哥窑 ”为烧制宫廷用瓷官办瓷窑，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印证相符。哥窑与龙泉哥窑，两者是有其区别的。
199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及遗址存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窑的的存在及其窑址所在地。文章作者据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遗址附近的杭州市内的古中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双鱼耳炉完全一致。之后，又在古中河南段圣安桥（今上仓桥，此处属南宋皇城御街，与六部相邻），拣得3个齿状的圆形支钉一件，其齿形支钉与垫饼系用1中泥料烧制而成。窑具的出土，揭示了该处是一窑址所在地或距窑址很近的所在。此处地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东麓，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地理位置一致。1993年9月，笔者又专程到杭，目睹了难得可贵的香炉残片和窑具，同时，又承蒙两位作者陪同在赶往现场调查，很荣幸又获得类似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器的残足一片，再一次证实了修内司窑的存在，这些发现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修内司官窑的支钉制作精工规整，而郊坛制作粗糙，尽管它们都是模印而成的。郊坛官窑的圆饼厚度一般为0.06厘米，3个支钉间距往往不相等，又因圆饼较厚，为了脱模方便，故上小下大的坡度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支钉与圆饼是用两种泥料拼烧而成。修内司圆饼的厚度仅0.3厘米，因圆饼较薄，故几乎没有上下下大的坡度。
由文献可知，修内司窑为权宜只举，只为供应南宋建都前的祭典用瓷及宫中用瓷而设，其烧瓷史是短暂的。据宋史记载，绍兴二年置建修正局，主管土木营缮之事，修内司主观窑务当在此时。郊坛建于绍兴十三年，故郊坛窑的建立最早当在绍兴十三年以后，这也即是修内司窑之下限。据此推理，修内司窑时代，当在绍兴二年（1132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间稍后的一段时期。
2、 郊坛窑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
陶瓷知识分享：中国瓷器的发明
中国瓷器的发明
中国是世界上率先发明瓷器的国家，为人类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瓷器的发明，堪称我国的“第五大发明”，它在技术和艺术上的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国，并深刻影响了其陶瓷和文化的发展，为我国赢得“瓷器之国”的盛誉。 “瓷器”的发明始于汉代，至唐、五代时渐趋成熟；至宋代为瓷业蓬勃发展时期，定、汝、官、哥、均等窑。名重千古；元代青花和釉里红等新品迭出；明代继承并发展了宋瓷传统，宣德。成化窑制品，尤为突出；清代风格古雅浑朴，比前时稍逊，却胜在精巧华丽、美妙绝伦，康熙、雍正、乾隆时所制器物，更是出类拔萃，令人叫绝。 瓷器的发明，始于东汉晚期，距今一千八百多年。虽然在夏商时期就有了“原始瓷”的出现，但仍处于初始阶段，尚未成熟，故认为中国由陶向瓷的过渡完成于东汉。 瓷器的产生，与高温烧成技术，制瓷原料的精选，以及釉的发明这三个条件紧密相关。 瓷器是以精选的瓷土或瓷石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 瓷器烧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原料的选择和加工，降低Fe2O3，提高Ai2O3，也就是说必须是富含石英和云母等矿物质，以保证胎质的洁白；二、在1300摄氏度的高温中烧成，使胎质致密坚硬，不吸水，扣之能发出清脆的铿锵之声；三、是在表面施有高温下烧成的玻璃质釉，胎釉紧密结合，釉层不易剥落，厚薄均匀，吸水率低于1%。 瓷器和陶器的分别，因其烧制的条件不同，体现在以下几点，主要有使用原料不同，釉料不同，烧成温度不同，坚硬程度不同，透明度不同。由于瓷器无论在实用性还是艺术性上都比陶器具有诸多优点，便逐渐取代了汉朝之前陶器在陶瓷史上的主角地位，成为我国独具特色的民族艺术奇葩。 瓷器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制陶过程中，发挥才干和智慧，积累长期实践经验，不断改进原料选择与处理方法，提高烧成温度，总结施釉技巧，而作出的创造性成果。 瓷器取代陶器，不仅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丰富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也证明了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民族。其在每一个工艺过程中凝聚的古代先民的智能和辛勤汗水，更是蕴含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瓷器在汉唐以后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世界各地，促进了当时中国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并且对其他国家人民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中国为世界人民所认识，获得“瓷国”的美誉。 同时，瓷器还是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它是中国对世界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作出的一项重大且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