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知识。
详解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税收新政
官宣！5月1日起，文物艺术品拍卖可全额开票，这无疑是对艺术交易的一个重大利好消息，也让行业对于接下来的2020年春拍充满期待。
艺术品拍卖现场
这也是在新冠疫情之后，拍卖行业被迫延期或取消拍卖，并陷入到困境，针对这一实际情况，中拍协艺委会提出加快推进解决拍卖价款开票的诉求，最终，国家税务总局在4月26日签发2020年第9号公告（关于明确二手车经销等若干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公告第三条对拍卖行受托拍卖的文物艺术品，委托方按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允许拍卖行以自己名义就代为收取的货物价款向购买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而对应的货物价款不计入拍卖行的增值税应税收入。该规定5月1日起实施。
这一拍卖税务难题的解决，给予疫情冲击下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极大的生存和发展信心。
为防范拍卖企业虚开发票，《通知》中明确要求拍卖行须将拍卖物品的信息、委托拍卖合同、拍卖成交确认书、买卖双方身份证明、价款代收转付凭证、扣缴委托方个人所得税相关资料等留存备查。
但需要注意的是，受客观情况限制，对于委托方不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的（主要指机构委托），仍须依照现行经纪代理服务增值税管理要求，拍卖货款增值税发票由委托方开具给买受人。
划重点！公告第三条原文
拍卖行受托拍卖文物艺术品，委托方按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的，拍卖行可以自己名义就代为收取的货物价款向购买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对应的货物价款不计入拍卖行的增值税应税收入。
拍卖行应将以下纸质或电子证明材料留存备查：拍卖物品的信息、委托拍卖合同、拍卖成交确认书、买卖双方身份证明、价款代收转付凭证、扣缴委托方个人所得税相关资料。
文物艺术品，包括书画、陶瓷器、玉石器、金属器、漆器、竹木牙雕、佛教用具、古典家具、紫砂茗具、文房清供、古籍碑帖、邮品钱币、珠宝等收藏品。
利好：为拍行减负、促进企业收藏入场
针对这新政，显然，对于即将到来的2020年春拍来说，将会迎来企业收藏的极大兴趣。
上海苏宁艺术馆外景
近年来，企业收藏是为文物艺术品拍卖的新热潮，并且势不可挡。万达集团、新疆广汇集团、复星集团、侨福集团、湖南电广传媒等，都是艺术品拍卖场中众所周知的大客户。近年来的苏宁集团、宝龙集团等更是高调竞拍，并且建立起企业收藏的专业博物馆等，这无疑是中国艺术品拍卖的重要资金力量。
上海宝龙美术馆外景
对于企业而言，进行艺术品投资亦是出于避税的考虑，根据国家抵税的相关政策，进行艺术品收藏可以获得一定抵免资格。所以，艺术品拍卖能否开具全额发票，也是影响各大企业进入拍卖场的重要因素。
所以，2020年第9号公告颁发之后，这一拍卖税务难题的解决，给予疫情冲击下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极大的生存和发展信心。
“全款开票必将刺激企业艺术品购藏，为年中到来的春拍带来更多的企业客户。此外，9号公告里的关于增值税的条款，也是国家对于税收的审慎改良，企业和拍卖行同时减负。”曾任职北京保利拍卖现当代艺术部的资深业务专家李雅璐对雅昌艺术网说到，她也进一步表示，这将极大促进拍卖行的交割结算，尤其是和企业一方。
另外，长期看来，这一新政亦有利于抵押贷款，保险和财富管理等部分。
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税收20年来的纷争与改革
近年来，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份额牢牢占据全球前三，和美国一争高下，其中主要得益于艺术品拍卖业20多年来的飞速发展，但其中也一直受到不合理的税收制度的困扰。
国家税务总局在1999年曾经发布过《关于拍卖行取得的拍卖收入征收增值税、营业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40号）的规定，按照此规定应该对拍卖行受托拍卖增值税应税货物，向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应当按照4%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但这一政策却是一个长达20年的“失误”。
对此，资深艺术市场专家、雅昌艺术网专栏作者季涛也曾经撰文。
1、写的是增值税，收的是营业税
实际上在过去的文件中，虽然明文规定的是对拍卖行收取增值税，即对拍卖行受托拍卖增值税应税货物，向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应当按照4%（2014年7月1日后调整为3%）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对拍卖行向委托方收取的手续费征收营业税。但实际上在过去20多年间，一直收取的是营业税：真实情况是，在各个拍卖行向各地所属的税务局讲清表明自己只能赚取佣金后，各地税务局实际上也一直只在赚取的佣金之上收取税费。而国家税务总局对此都一直保持默许的态度。
2、写的是4%，收的5%
过去文件虽表明向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应当按照4%（2014年7月1日后调整为3%）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但实际上实施的都是将拍卖行作为普通企业收取其佣金的5%的营业税。
3、税务总局误以为拍卖行在拍卖自己的货
因此，过去国家税务局制定的拍卖行的相关政策，实际上并非都是准确合理的。而各地的拍卖会和税务局也并没有按照这个“失误”的规定来执行。否则中国大陆的拍卖行根本无法维持运转。
4、写归写，收归收，费得是嘴皮子
所以当政策与实际发生相悖时，只能让拍卖行的工作人员与当地的税务局解释清楚，就是所谓的“费嘴皮子”……
5、营改增以后，营业税的5%改成增值税的3%
2016年全面推开营改增以后，对拍卖行取得的手续费收入，已由缴纳营业税的5%为缴纳增值税的3%。
时间来到2018年，7月25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8年第42号公告，明确“拍卖行受托拍卖取得的手续费或佣金收入按照经纪代理服务缴纳增值税”，同时废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拍卖会取得的拍卖收入增收增值税、营业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40号），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自此，困扰拍卖行业近20年的国税总局1999年40号文正式取消。
但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8年第42号公告，其中第五条明确“拍卖行受托拍卖取得的手续费或佣金收入按照‘经纪代理服务’缴纳增值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拍卖行取得的拍卖收入征收增值税、营业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40号）停止执行”。
这一次公告明确了拍卖行以“取得的手续费或佣金收入”为税基，符合拍卖行作为中介服务的性质。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按“经纪代理服务”的要求，拍卖行仅可就其收取的佣金及手续费开具增值税发票，拍卖货款的增值税发票要求由委托方开具给买受人。这一要求与文物艺术品拍卖“买卖双方保密”的行业特性不相适应，并且因文物艺术品拍卖绝大多数委托人为个人而难以操作。
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拍协艺委会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各方协调争取之路。并在2019年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提出《关于调整拍卖货款增值税开票方式的提案》。
在此过程中，中拍协艺委会召集中国嘉德拍卖、北京保利拍卖、北京翰海拍卖等企业数次进行专项讨论。
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中拍协艺委会立即向国家税务总局反映疫情下拍卖行业的困境，提出加快推进解决拍卖价款开票的诉求。
4月上旬按照国家税务总局要求，艺委会同嘉德、保利、翰海等企业，就拍卖企业可提供的能够证明拍卖交易真实性的证据清单进行梳理，同时就不同委托情形的处理，文物艺术品的范围，交易证据清单的确定，以及监管方式提出建议。
最终，在2020年4月26日，国家税务总局对外发布2020年第9号公告，公告第三条对拍卖行受托拍卖的文物艺术品，委托方按规定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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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全国文物艺术品交易会开幕 160万五鱼盘亮相
全国文物艺术品交易会开幕 160万五鱼盘亮相
图为清代雍正年间“五鱼盘”，其一对盘子的估价为160万元。 作 者：郭晋嘉
作为亚洲艺术节的传统活动，全国文物艺术品交易会14日在重庆开幕，来自全国10个省市的上千件艺术品参会，估价160万元的清代雍正年间“五鱼盘”等一批文物亮相。
上千件文物来自云南、新疆、江苏、四川、陕西、山西、湖北、福建、贵州、重庆10个省市的15家国有文物商店，包括新疆和田玉、云南翡翠、扬州官窑瓷器、陕西象牙制品、重庆名人书画等品种。
价值160万元的蓝色扬州官瓷吸引诸多眼球。据扬州文物交易厅负责人严慧称，该蓝色瓷瓶是清代道光年间文物，因其形似包袱，故称“包袱瓶”。同时，该交易厅内清代雍正年间的一对“五鱼盘”也喊出160万元的高价。
喜欢玉制品的重庆市民则将目光聚集在新疆交易厅内。新疆交易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次参展的最好玉器属青花籽料玉和羊脂玉，其中，青花籽料玉是经过上亿年河水撞击冲刷而成，细腻度很高；而羊脂玉则圆润无比，现场一只羊脂玉手镯便叫价45万元。
主办方称，该交易会将从14日持续到16日，此间文物爱好者和重庆市民可到现场品鉴、欣赏和收藏文物艺术品。(记者 连肖 郭晋嘉)
陶瓷知识分享：土与火的艺术 中国瓷器
土与火的艺术 中国瓷器
瓷器，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发明创造，对许多外国人而言，瓷器——china，就意味着中国。这是个怎样的精灵啊!从洁白的高岭土，再到凉爽的坯泥，尔后又经过制造工匠灵巧的双手，最终，熊熊窑火将美丽的梦想化为诗一般的柔美。现在，让我们穿越历史的风尘，去欣赏那些古国的遗珍吧。
考古发现证明，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就已出现了具有瓷器基本特征的原始瓷器。至多在东汉时期，成熟的青瓷烧造成功厂。从此，瓷器，这一闪烁着无数人智慧和汗水的结晶，开始逐步走到辉煌。
当然，瓷器生产真正的全盛时期是在宋代，其标志，就是至今为人啧啧称道的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虽然它们都是为宫廷烧造名器佳品的一代名窑，但它们的作品所展现的艺术风格却是各有千秋，真可谓千姿百态、各竞风流。
火的艺术 历史的变迁
一、自然之火
在几千年前以至几万年前，在地球的大地上，生衍在这里的古代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就会用粘土做简单的器具，大自然的雷鸣闪电引起了森林之火，它将树木、草地和动物烧毁。同时也将粘土的器具烧得更硬、更结实，这个大自然赐于人类的意外发现，大概就是最初最原始的瓦器，也就是陶和瓷的前身。随着人类打石取火和钻木取火，人类能够主动取火和操作火以后，开始由不定居的茹毛饮血的渔猎生活逐步改变为定居的农业生活，因而迫切需要解决盛水的器具，而当时的人类已能够试着用粘土塑造有一定形状的陶罐、陶缸和陶钵。这从我国出土的红山文化和河套仰绍文化陶器以及江西万年出土的陶片就能一目了然。火的出现是人类的一大进步，没有火便没有陶。陶一开始就和火结下了不解之缘。由土变成陶的过程是火锻炼的结果，火是起到决定作用的；制陶人自己用火烧制是正常的生活劳动需要。没有火也就没有人类的文明，陶的出现就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历史见证，陶是最古老的火的艺术。
陶瓷知识分享：中国瓷器的发明
中国瓷器的发明
中国是世界上率先发明瓷器的国家，为人类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瓷器的发明，堪称我国的“第五大发明”，它在技术和艺术上的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国，并深刻影响了其陶瓷和文化的发展，为我国赢得“瓷器之国”的盛誉。 “瓷器”的发明始于汉代，至唐、五代时渐趋成熟；至宋代为瓷业蓬勃发展时期，定、汝、官、哥、均等窑。名重千古；元代青花和釉里红等新品迭出；明代继承并发展了宋瓷传统，宣德。成化窑制品，尤为突出；清代风格古雅浑朴，比前时稍逊，却胜在精巧华丽、美妙绝伦，康熙、雍正、乾隆时所制器物，更是出类拔萃，令人叫绝。 瓷器的发明，始于东汉晚期，距今一千八百多年。虽然在夏商时期就有了“原始瓷”的出现，但仍处于初始阶段，尚未成熟，故认为中国由陶向瓷的过渡完成于东汉。 瓷器的产生，与高温烧成技术，制瓷原料的精选，以及釉的发明这三个条件紧密相关。 瓷器是以精选的瓷土或瓷石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 瓷器烧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原料的选择和加工，降低Fe2O3，提高Ai2O3，也就是说必须是富含石英和云母等矿物质，以保证胎质的洁白；二、在1300摄氏度的高温中烧成，使胎质致密坚硬，不吸水，扣之能发出清脆的铿锵之声；三、是在表面施有高温下烧成的玻璃质釉，胎釉紧密结合，釉层不易剥落，厚薄均匀，吸水率低于1%。 瓷器和陶器的分别，因其烧制的条件不同，体现在以下几点，主要有使用原料不同，釉料不同，烧成温度不同，坚硬程度不同，透明度不同。由于瓷器无论在实用性还是艺术性上都比陶器具有诸多优点，便逐渐取代了汉朝之前陶器在陶瓷史上的主角地位，成为我国独具特色的民族艺术奇葩。 瓷器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制陶过程中，发挥才干和智慧，积累长期实践经验，不断改进原料选择与处理方法，提高烧成温度，总结施釉技巧，而作出的创造性成果。 瓷器取代陶器，不仅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丰富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也证明了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民族。其在每一个工艺过程中凝聚的古代先民的智能和辛勤汗水，更是蕴含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瓷器在汉唐以后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世界各地，促进了当时中国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并且对其他国家人民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中国为世界人民所认识，获得“瓷国”的美誉。 同时，瓷器还是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它是中国对世界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作出的一项重大且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何看待艺术品市场数据
如何看待艺术品市场数据
按：在研究艺术品市场时，我们常常会使用一些数据，这些数据是否能真实的反映艺术品市场情况？西南文化产业智库执行主任兼首席专家，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马健通过对艺术品市场上几个不同数据的分析，提出在使用艺术品市场数据时，应努力提高艺术品市场的数据质量，树立正确的艺术品市场数据观。
马健
随着全球艺术品市场的不断创新与持续发展，关于艺术品市场的量化研究越来越多。但是，这些量化研究所涉及到的数据，究竟能否反映艺术品市场的真实情况呢？事实上，假如艺术品市场的参与者和研究者只看数据，而不了解数据背后的情况，那么，我们恐怕不仅不能通过艺术品市场的数据来量化描述艺术品市场的真实情况，而且很可能会得出荒唐的结论或荒谬的臆测。
艺术品的特殊性
从艺术品的数据特征来看，艺术品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艺术品的异质性。虽然艺术品既包括原创作品，也包括有限复制品。但在艺术品市场上占有最重要地位的绝大多数艺术品都是原创作品。这些原创作品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其具有非常强的异质性。既然每一件原创艺术品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即使是同一位作者创作的不同艺术品，实际上也很难进行价格上的精确比较。二是交易价的或然性。
具体来说，第一，由于艺术品市场上“家乡偏好”（Homebias）的普遍存在，同一作者的同一件作品在不同地点的交割能力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就是说，艺术品的交易价往往随交易地点的不同而不同，并不符合经济学中的“一价定律”（the Law of One Price）。第二，由于艺术品交易强烈依赖于营销场景（Marketing Scene），因此，一件艺术品能否以及能够以多高的价格售出，高度取决于经纪人、画廊或拍卖公司的场景营销水平，并同时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名实不副的范围
如果仔细比较各类艺术品市场指数和报告的话，我们会发现，针对同一时间段的不同指数和报告，其结论可能并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异还并非由于数据分析师缺乏艺术品市场的专业知识或者采用了不合理的研究方法，而是因为这些艺术品市场指数和报告所涉及的“艺术品”概念并不相同，统计口径也不一致。
举例来说，根据巴塞尔艺术博览会（Art Basel）与瑞银集团（UBS）发布的《全球艺术品市场报告》（The Art Market 2019），2018年的全球艺术品市场销售额为674亿美元。根据全球艺术品市场信息网和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联合发布的《2018年全球艺术市场年度报告》（The Art Market in 2018），2018年的全球纯艺术品拍卖总成交额为155亿美元。这种全球艺术品市场宏观数据的差异是由于：前者的统计范围既包括纯艺术品，也包括装饰性艺术品和古董。既涵盖拍卖公司，也涵盖画廊、艺术博览会和在线交易平台。后者则只包括拍卖公司的纯艺术品。
假如你想尽可能“夸张”地描述全球艺术品市场的规模，会选择第一个数据，还是第二个数据呢？事实上，在很多文献引用此类数据时，并不会详加说明艺术品的涵盖范围和交易数据的采集范围。
内在有偏的样本
所谓内在有偏的样本，即不是随机抽取，不受概率支配，因而不能用于代表和推论总体的非概率样本或非随机样本。
以全球艺术品市场信息网借鉴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Michigan Consumer Sentiment Index）的编制方法，从2008年初开始发布的艺术品市场信心指数（Art Market Confidence Index）为例，该指数通过对全球100多万注册会员发放在线问卷，就受访者财务状况、艺术品购买意向，以及受访者对未来3个月经济走势的判断和艺术品市场走势的判断进行作答，并以最新1000名受访者的答案为依据进行计算，构建了艺术品市场信心指数。虽然从理论上讲，“消费者信心指数上扬，代表着消费者有较强烈消费商品与服务意愿；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代表着消费意愿不强。”但问题是，该指数的受访者样本限定在了相比之下可能更具国际视野，外语水平更好，更乐于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全球艺术品市场信息网注册会员。但这一群体显然并不能完全代表艺术品市场的参与者，从而产生偏性样本问题。
陶瓷知识分享：中国海瓷艺术北京国际艺博会好评如潮
中国海瓷艺术北京国际艺博会好评如潮
法国艺术家让保尔·保塔利斯在展览现场作画。
为期5天的第13届北京国际艺术博览会，日前在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落下帷幕。本届博览会以“艺术创意，融入生活”为主题，共汇集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家优秀画廊及众多艺术家参加。刘大为、霍春阳、姜宝林、张志民等32件中国海瓷艺术精品在艺博会上高调亮相，并立刻吸引了人们的眼球，成为此次艺博会最大看点，受到与会领导及国内外艺术家和广大观众的高度评价，好评如潮。
在展览现场，本届博览会组委会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黄跃金边观看海瓷作品，边连声夸赞：“确实是好东西，果然名不虚传”。在开幕式当天，众多收藏家、艺术家和观众都慕名而来一睹海瓷风采，并表示要收藏海瓷作品。当得知海瓷作品以展览为主不对外出售时，大家都十分遗憾。北京的屈女士看中了一件瓷雕作品《观音》，她每天到展览现场“软缠硬磨”要求收藏，工作人员被其收藏热情感动，破例在展会没结束的情况下，满足了其收藏愿望。
海瓷作品给国内外观众和艺术家带来全新的艺术享受。在海瓷艺术作品所在的69号展位，中外众多书画名家、陶瓷研究家、收藏家说海瓷、议海瓷、评海瓷，海瓷展厅变身艺术家们切磋交流的平台。北京的林坚先生一直对篆书情有独钟，看到海瓷艺术品后，很想在海瓷作品上一展身手，为满足林先生的愿望，工作人员为其调好颜料，拿来了海瓷盘，林先生泼墨挥毫，一幅作品一挥而就，自己非常满意。来自法国DYNAMIC ART LINE的艺术家让保尔·保塔利斯（Janpol PORTLIS），第一次接触到海瓷艺术后，对中国海瓷艺术和国画相结合的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大加赞赏，并在海瓷盘上尽情挥毫泼墨，过了一把海瓷创作瘾，亲身体验了在海瓷上作画独特的艺术感受。两幅作品完成后，他恳请工作人员作品烧好后送给他带回法国展示。在展览现场，漫画家张汉忠先生提出将漫画艺术形式融入到海瓷艺术的建议。在展览现场，众多艺术家纷纷表达了携手海瓷艺术的愿望，并现场达成了合作意向
北京国际艺术博览会是亚洲规模最大、办展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艺博会之一。中国海瓷艺术作品通过参加本届艺博会，不但进一步扩大了海瓷在国内外的影响，也使更多国内外观众和艺术家加深了对海瓷艺术的了解，感受了海瓷艺术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创作、发展过程，大大提高了海瓷艺术在国内外的社会知名度。
精品文章：美国动漫艺术品拍卖或迎又一个春天
美国动漫艺术品拍卖或迎又一个春天
迪斯尼公司创办人华特·迪斯尼1924年写给乌布·伊沃克斯的一封4页纸的信，拍出了24.78万美元。
今年5月俨然是个“动漫拍卖月”。在中国杭州，有第七届国际动漫节中的西泠印社首届漫画拍卖会，出现了11万元的台湾漫画家朱德庸的《再见万人迷》、28万元的香港漫画家黄玉郎创作高峰期的代表作《天子传奇》原稿、31万元的内地漫画家姚非拉《梦里人》16幅黑白线描原作等拍品；在美国好莱坞，有一场动漫艺术品拍卖会，出现了上至24.78万美元拍卖价的华特·迪斯尼的亲笔信，下至354美元的弗兰克·托马斯的《皮诺曹》原画。
当有关后者的信息在微博上被频频转发时，国内动漫人反响不一，有人表示“很便宜，国内某拍卖会上原画都炒到了几十万元一张”，有人赞“难怪以前的动画好看，付出的心血也不同啊”，还有人说“传统动画人的手迹是很珍贵的，尤其是在这个什么都是CG的年代”。而不少外国媒体评论认为，这一结果表明美国动漫艺术品市场开始回暖。|>>>>|
陶瓷浅析：中国文物造假调查：河南制假村众多骗倒不少专家
中国文物造假调查：河南制假村众多骗倒不少专家
文物鉴定之乱
“故宫博物院陈列的玉器也都是标准件，不是那些个‘金缕玉衣’专家鉴定的，但是傅忠谟先生没有教出徒弟来”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海林、特约撰稿何盼娅 | 北京报道
2013年5月中旬，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北京中贸圣佳两家拍卖公司先后发出公告，要拍卖钱书书信手稿，遭到钱书遗孀杨绛反对后，两家公司陆续宣布撤拍。
在保利撤拍的3封信中，有两封被通信人、上海古籍出版社前社长魏同贤指为伪造，对此保利方面表示：“相关拍品已撤拍，不予回应。”
这为近年来文物和艺术品拍卖市场乱象又添一新例。“20年时间，从零到现在的几百亿，市场发展迅猛势必带来很多问题，比如人才问题，对这个行业特性的认知问题等，都存在着缺陷。”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北京华辰拍卖董事长兼总经理甘学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12年3月16日发布的《2011年国际艺术市场：艺术品交易25年之观察》报告披露，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和古董市场，结束了美国数十年来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据《2011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年报》显示，2011年度，全国共举办779场文物艺术品拍卖会，成交额达553.53亿元。
此外，近年来民间收藏热潮使得对于文物艺术品鉴定的需求暴涨，随之而来的鉴定骗局和乱象层出不穷。2011年3月，《北京商报》记者探访北京琉璃厂附近文物市场，报道称，北京琉璃厂东西两条街上，存在众多贴有“文物鉴定”字样的商铺，“只要肯出钱，即便你拿来的东西是新货，也有人能够把它包装出历史背景，即便你拿来的是块石头，也有人能‘指鹿为马’。事实上，这种明码标价的艺术品鉴定证书，在任何场合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出于各种目的，仍有人愿意出钱做鉴定。这个市场非常火爆，而且水太深。”
本刊记者梳理了近年来文物艺术品鉴定领域内的重大骗局，以探析当下文物鉴定的技术缺漏和现实瓶颈。文物鉴定走在商业化和文物保护的双轨上，能否摆脱分裂的痼疾，理顺内在血脉，尚不明晰。
骗局闹剧屡屡刷新“底线”
2004年9月25日，“中国青铜器鉴定第一人”、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去世。他的死，被挚友称为“丧失了一个天才，一位如此热爱文物的大师”。
早年，马承源为海内外收藏家鉴定文物，不收分文。马承源一生著作等身，出版了80余部青铜专著和论文。同行、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评价：“他的16册《中国青铜器全集》是目前中国最好的一部青铜器书。”
对于马承源的离世，官方报道称其因病逝世，但台湾《【中国报社】》曾发文《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2004年自杀之谜》，透露马承源或因受到伪造竹简的谣言刺激而跳楼自杀。
文章提及2002年马承源接受《【中国报社】》专访时谈到这批竹简，称1994年春，香港古玩市场陆续出现一些楚简，其中有真的，但是假的也不少，几可乱真，多数是大陆不肖文物专家伪造。那几年，香港、台湾都买过伪造竹简，日本书法家也买过。
当时香港中文大学汉学家饶宗颐取得一批竹简，经过鉴定，排除假的，有十枝为真的战国楚竹简。在香港非常关注战国竹简文字编纂的张光裕教授迅速把古玩市场消息告知上博，并电传一批摹本。马承源和专家研究后，竹简文字文体及墨色与已出土的战国楚简文字一致，证明这批楚竹书确实是真品，决定立即抢救这批竹简。
收购竹简后，上海博物馆投入巨量人力及经费整理竹简，但当2002年古竹简出专书发表研究成果后，“用国家经费买的楚竹简是假的”这样的消息陆续传出。
文物鉴定的难度和纷乱从上述顶级专家云集但真相却渺茫的事件中可见一斑，而近年来曝光的文物鉴定骗局更是屡屡击穿舆论底线。
上世纪90年代，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高水旺烧制的仿北魏陶俑的工艺品，于1994年夏在北京古玩市场上被国家机构列为“抢救性收购”的“北魏珍贵文物”。
2011年9月5日，原华尔森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谢根荣继一审被判无期徒刑之后，接受二审。自此，“金缕玉衣”的惊天秘密被公众知晓。
金缕玉衣本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大致出现在西汉文景时期。商人谢根荣的“金缕玉衣”是他找来一堆玉片，请北京中博雅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委员会主任牛福忠串成的。牛福忠又请来中国收藏家协会前秘书长王文祥、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伯达、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前主任杨富绪、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前副主任委员史树青，5位专家在装“金缕玉衣”的玻璃柜子外“走了一趟看了看”，为这件“文物”估价24亿元。
谢根荣用这一纸估价说明骗银行放出7亿元贷款。
另一场闹剧曝光于2012年初。汉代玉凳由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于2011年初拍出2.2亿元天价，成为当年拍卖市场的“最贵玉器”。汉代玉凳为汉代青黄玉龙凤纹化妆台之组件，曾被拍卖公司说成是一套“让今人看后叹为观止，具有极高的收藏和历史价值”的文物珍品。
但一年之后，关于这套玉器到底是国宝还是赝品的争论突然爆发。2012年2月23日，邳州宝玉石行业协会会长汪如棉公开表示，这个所谓的“汉代玉凳”2010年产自邳州市，当初是作为高仿工艺品出售的，由向阳村几个小伙子忙活一年多，他们还几次请自己去做指导，提出造型、纹饰及图案的设计建议，最初以23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外地人。汪如棉说，“不知怎么回事，弄到今天竟成为一件价值连城的文物进行拍卖了”。
2012年，十位中央美院油画系首届研修班的学员联名发表关于“徐悲鸿油画造假”的公开信，针对2010年6月在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春拍中以7280万元成交的名为《人体蒋碧微女士》的“徐悲鸿油画”，信中指这幅画只是当年他们研修班的习作。
宋徽宗《千字文》被疑作假、唐大禧被拍卖画作系仿作等事件，一再将那些新高迭创的拍卖会变成了赝品闹剧。
鉴定难度不断升级
伴随层出不穷的鉴定丑闻，各地文物造假的内幕也浮出水面。从制假到售假的产业链条在中国已经发展成熟，作假的手段五花八门。
2012年3月，一份涉及中国文物的《地下作旧产业调查》公布。该调查对中国庞大的文物造假体系产业链进行了分析，并对文物造假按照类型进行分区。
陶瓷造假重灾区以江西景德镇、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禹县神镇、宝丰县)、浙江龙泉地区、广东潮州等地为重；青铜器造假重灾区则是以河南洛阳伊川县烟涧村为代表的制假村；玉器造假重灾区：河南(南阳镇平县石佛寺镇)、安徽(蚌埠)，这些地区主要是汉代玉器造假地，辽宁是全国90%的仿制红山玉的聚集地；书画造假重灾区：天津鼓楼地区为最广，北京潘家园、琉璃厂等地的假书画多是由地方流入，南京夫子庙和清凉山古玩市场则多为当地书画家，作品被造假严重。
众多造假地区中，“河南造”是一个让收藏界和鉴定界都头疼的词，不少专家都曾经栽在“河南造”上。
走进北京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场上，每个青铜器销售点上都有产自河南的青铜器。历史留给了这里的人们铸造青铜器的工艺，在这片土地上，青铜时代铸造了夏商周“九鼎帝王”；进入20世纪末，随着收藏热的大潮，河南地区的一个个制假村应运而生。
河南省伊川县烟涧村是中国著名的“青铜器之村”，因为出产高仿青铜器而闻名中国甚至世界。数据显示，这个村子的专业加工户达到300多家，从业人员1880余人，年创产值9000余万元，主要产品有东汉马踏飞燕、东周天子驾六、战国方鼎、春秋莲鹤方壶及各种造型壁挂、仿古台灯等1000余种。
此外，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也存在着数量众多的“青铜村”、“制假村”，村子里不论男女老少都能制作青铜器。每天成千上万的仿古青铜器从这里流向全国和世界。
河南目前有很多村镇都以生产赝品作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河南省宝丰县汝瓷研究所所长马聚魁2009年接受《北京科技报》记者采访时说，一个只有300多户人家的村落，成规模的文物仿制厂就有20多家，小作坊更是为数众多。他们除了仿造、复制三彩、陶器等作为工艺品出售外，同时也仿造、做旧“文物”，当作另一种价格稍高的“工艺品”公开出售，销路都非常好。
马聚魁介绍了当地农民将器物做旧的过程。对于瓷器，他们会将刚烧制成的器具埋入土中，时间长的可以达两三年；然后再将盐酸和无水乙醇涂抹到器具上，让瓷器与土结合得更加紧密，给人一种在地下埋藏多年的沧桑感。对于铜器，工匠会戴上厚厚的手套，对着铜器的边缘使劲摩擦，并用铁棒打磨铜器边缘，为的是让铜器有使用过的痕迹，最后再涂抹上化学试剂让其形成腐化层。
此外，作为全国最大的古玩市场，北京潘家园的字画造假早已形成系统产业链，2000年后开始繁荣起来。当时涌现了大批造假者和大量假字画，齐白石的虾、郑板桥的竹、范曾的“关公”，启功、欧阳中石以及刘炳森的书法，王沂东、张晓刚的油画，还有郎世宁、左宗棠、鲁迅的作品，用潘家园不少卖主的话说：“哪个名家的都有，如果找不到，那肯定是刚卖完。”
北京大学文物学院院长李彦君曾提供一组数据：2007年，全国的艺术品拍卖行拍出的官窑瓷器达2万件。2006年到2009年乾隆玉玺共拍出100多件，而实际上乾隆玉玺真品流出的仅有3方。
李彦君解释，之所以没有人追究，是源于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霸王条款。这个条款由拍卖行业制定：拍卖行不负责拍品的真伪和瑕疵。
除了造假井喷带来的鉴定困难，造假技术“升级”，也使文物鉴定亟需寻找新方法。
以书画复制技术的进步为例，“现在北京就有很多电脑复制、打印的东西，很多博物馆的老专家之前没接触过。如果按照传统鉴定方法，对图章、气息、神韵，查著录，等等，都已经失效了。”湖南省文物鉴定专家李智勇说，现在吴冠中的油画或水粉都可以打印出来，而且具有立体效果，现代科技已经到了肉眼无法辨识的地步，“我们以前就是靠眼睛，靠手摸一摸就可以知道，现在靠鼻子闻，靠耳朵听。”
此外，不同的文物鉴定难度亦不同。“书画在中国市场最大，制假手段丰富，鉴别复杂。那么多名头那么多画家，每一个画家创造那么多东西，都不一样，无法归类和标准化，甚至不能用一个标准来看同一个画家的东西。”甘学军告诉本刊记者，瓷器鉴定相比书画稍微单纯一些，“玉器有材质和工艺水准的高下指标，在鉴别上相对便利，书画就更麻烦了。”
经验鉴定存在历史断代
在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著名文物鉴定专家赵榆看来，文物鉴定目前除了科技鉴定没有跟上之外，经验鉴定亦存在历史断代。
“1949年之后文物市场没有了，鉴定专家只能在文物市场里培养，没有市场就没有课堂。老一代的鉴定家在市场中锻炼，解放之后进入文博单位，所以现在的博物馆陈列，特别是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各个门类的物品都是标准件。因为它们是被鉴定领域里公认的权威所鉴定的。”赵榆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赵榆举例，瓷器类，新中国成立初期故宫博物院用的是著名瓷器鉴定家孙瀛洲和他的得意弟子耿宝昌，“所以在故宫博物院陈列的瓷器都是标准件，没有伪件。”
玉器专家是傅增湘的长子傅忠谟(傅忠谟的长子傅熹年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所以故宫博物院陈列的玉器也都是标准件，不是那些个‘金缕玉衣’专家鉴定的，但是傅忠谟先生没有教出徒弟来，因为没有文物艺术品市场，没有课堂。现在出的那些笑话，原因之一就是那批‘专家’他们没有跟傅忠谟先生学，名师才能出高徒，市场才能锻炼本领，这两条都没有。”赵榆说。
“关于鉴定培训班，‘文革’前举办过一期，‘文革’开始时夭折了。1974年，‘文革’后期，我调入国家文物局，1975、1976年开始办文物鉴定学习班，请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安先生等到学习班讲课，从那时开始，鉴定技术和知识由老一代传下来。”赵榆告诉本刊记者。
“1992年后有了拍卖市场，鉴定人员开始在市场上边学习，边自己买自己卖，跌爬滚打，练出来一些社会上的鉴定专门家，虽然没有出现像解放前那种权威，但还是有很多中青年人的鉴定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赵榆说。
2009年中国嘉德征集到一件宋人《瑞应图》手卷，开始定为价值3万元的“苏州片”，“经过章津才、傅熹年先生鉴定，确定为珍贵的宋代书画，国家博物馆一级藏品，最后以5824万元成交，抢救了一件国宝。”赵榆说，这些年比较严肃的鉴定专家还是有的，“比如齐白石的一只老虎，南方的鉴定家说他是假的，写文章在报纸上攻击，北方的许麟庐、章津才、米景扬说它是真的，结果经过一些买家了解，确实是真的，3000多万元成交。”
同样是业界专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秦汉考古学家刘庆柱则认为，凭著名鉴定专家的经验其实也可能闹出笑话。“汉代玉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个专家签了字鉴定了，连故宫有的专家都说是真的，却忽略了基本常识，汉代都是席地而坐的，违背考古学常识。”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鉴定技术整体来说需要科学化，大陆的科学研究体系就是师徒相传，看什么像什么。虽然器物类有采用科学检测，比如瓷器的热释光、木器的碳-14检测，以及青铜的金相学检测和自然锈蚀检测，等等，但这方面目前的鉴定队伍我觉得做得不够。”刘庆柱说，目前高等学校缺乏这方面的系统学科，“还谈不上是个学科，只是根据市场流传的一些东西进行摸索，相当不成熟。”
“从宽”还是“较真”
甘学军亲历了拍卖市场从无到有的历史，24岁时从国家文物局正处级管理岗位上离开，下海经商，参与组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家拍卖公司。他认为，在收藏领域，“鉴定是一个永远要解决但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近十年来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蓬勃发展，艺术品投资的氛围越来越浓烈，对于艺术品鉴定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大量的行外人加入了这个市场，产生一个新的行当---鉴定业。”甘学军说，从收藏家或投资者等不同角度出发，形成了不同的鉴定方法和理念。
权威准确的鉴定涉及各种因素。“瓷器鉴定在技术上层次已经很高，玉器有材质、工艺等标准，最复杂的是书画，无法归类和标准化。”甘学军说，某一个地区对某一个东西更熟悉，准确率相对较高是很正常的，“比如齐白石，一个生长在北方的画家，他的画风比较适应北方人的情趣，北方人比较喜欢，在北京地区鉴定水平就会高一些，而且大量齐白石藏品集中在北京地区。南方如海派，对于南方某些画家的鉴定水平会高一些。”
“但区域性只是对于近现代书画的鉴定比较重要，关于历史文物书画界定，区域性就差了，因为历史时间沉淀太久，就要看鉴定家的修养和学识。”赵榆说，其他的都是分阶段分领域的，比如有的对宋元鉴定修养高一点，对于明清又差一点，“一个专家要是自称通才和大师的，都值得画问号，一个鉴定专家不可能是全才。”
除了鉴定本身遇到的难题之外，从事文物艺术品经营、出版及鉴定工作20多年的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尚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文物鉴定问题实际上是在不同层次、不同语境下、不同维度上发生的一个问题。”
“如果从文化保护的角度来讲，就要从宽。已故的国家文物局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谢稚柳先生曾说，看着30分、50分，就差不多判断是真的了。现在这个观点被文物界很多人反对，说太松了。可是不能说有的是假的就不保护了，我们先保护起来，让子孙再研究。谢先生当时的观点就是文物保护。”刘尚勇说。
另一个角度是抛弃社会功利目的的学术研究，“这个就必须较真，到底是不是真的，学术研究还允许翻盘，今天说是真的，明天说是假的，后天又有了新证据说是真的，来来回回翻盘都可以。学术鉴定是不断趋向于真理，还原历史的真相。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否定之否定。”
刘尚勇说，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的鉴定就偏重于学术鉴定，他的文章翻来覆去在变化，“学术鉴定，基本上可以总结为鉴而不定，一直在鉴定，但是永远定不下来，因为学术允许百家争鸣。比如故宫收藏的所有名画都被人质疑，但质疑不可怕，名作仍然是名作，丝毫不影响其价值。张伯驹向故宫捐赠的‘中国第一帖’《平复帖》，无论学术上怎么争论，它依旧是国宝。”
此外就是市场鉴定，“市场是用估价来表明其看法的。如果特别真，就100分；比较真，90分；有点像，80分；或者有点影子，30分；等等。它是用价格的尺子来表明态度。像齐白石的画，贵的上亿，有的几十万。”刘尚勇说。
他认为，从不同领域、不同的维度和角度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鉴定，“所以没有办法大家坐下来讨论所谓的鉴定问题，各自有立场，没有统一的标准，要分别研究对待和去把握，很大程度上不是法律问题，也就无法用法律去规范。”
有没有必要对鉴定机构(专家)进行政府认证？
现实中，文物鉴定难以在商业化和文物保护之间平衡，在巨大利益纠葛之下，假文物被鉴定为真、真文物被鉴定为假的荒诞实例屡有发生，且利益勾兑层出不穷。
2003年，故宫博物院与嘉德拍卖行协议，以2200万元购买了一幅有争议的书法作品《出师颂》。《出师颂》自唐朝以来，一直流传有序，1945年后失落民间，2003年7月突然在中国嘉德2003年春季拍卖会上亮相，引起业界轩然大波。8月21日，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肖燕翼公开承认，他和嘉德拍卖行周末拍卖部的肖洋是父子关系，舆论一时更加质疑故宫此次收购存在暗箱操作。
2003年8月22日，故宫博物院举行《出师颂》学术研讨会，时任财政部教科文司文化处处长王家新对收购价格、收购理由和收购程序等作出详细解释，关于收购程序，王家新介绍，首先是故宫给文化部、财政部、北京文物局打报告，接着由专家对原件进行鉴定，判断评估其价格，后来动用了国家优先购买权从嘉德拍卖公司购得。
虽然有澄清，但《出师颂》收购风波已然使得外界对于文物鉴定的权威性产生了怀疑。而大量鉴宝类电视节目的诞生，更是将文物鉴定推上了风口浪尖。
2012年5月，《天下收藏》节目组将【王钢】6年里砸掉的315件民间持宝人带来的、被节目组专家团鉴定为赝品的“宝贝”碎片拼贴，与首都博物馆馆藏真品对比展出。展览到8月，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委员会主任姚政先后带30个专家和收藏者，看了5次展览，得出的结论是：【王钢】砸掉的90%是真品，其中30%是珍品。
对于“错砸”，《天下收藏》制片人韩勇表示，节目专家由专业机构的专家、拍卖公司的高级从业人员以及高端艺术品行业当中的经纪人等三部门组成。“我们拿这些东西也不是什么疑难器物，对于鉴定结果我们是完全可以负责任的。”
虽然有解释，但由于拍卖市场的增速发展、全民收藏热的袭来等，文物鉴定不断受到商业利益的冲击，被疑为早已走上为商业背书的歧路。
2011年3月15日，央视3·15晚会曝光一起关于文物鉴定的黑幕，央视记者拿着从古玩市场花300元买下的一幅齐白石画作，来到北京金坤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鉴定师颜仲省断定这幅画是赝品，但在收下了1000元鉴定费后，还是开了写着“齐白石本人画”的证书。随后，记者花200元买的小瓶，在北京聚宝斋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师刘育新过目后，摇身一变又成了价值20多万元的光绪仿品。被央视曝光的“给钱就出证书”的公司包括：北京金坤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北京聚宝斋文物鉴定中心、鸿骞文物鉴定品收藏中心、北京古雅阁文物鉴定中心。
而民间鉴定机构和专家产生背后，是汹涌的民间藏品的鉴定需求。目前国内最权威的文物艺术品鉴定机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要从事博物馆的藏品鉴定和司法鉴定。
“市场有这么多需求，公立的学术机构中的学术资源和专家应该更多地跟社会大众的需求结合起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应该关门。既然拒绝民间鉴定，就应该为社会提供规范的高水准的服务。”甘学军说，此外，政府应该制定行业规范和规则，把鉴定的流程和责任确认下来，“不过，政府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认定某机构某人有鉴定资格，否则出了问题，和现在的区别就是公众对市场的抱怨转化为对政府的抱怨，这样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政府搞认证既是越俎代庖，也是不切实际、没有意义、适得其反的做法。”
陶瓷知识分享：瓷器的款识
瓷器的款识
瓷器的款识，始于宋代，宋瓷有“内府”二字和“正和年制”。钧窑器底内有一二三四......数目字。元瓷款识，惟官窑有“枢府”二字款。民窑有款者甚少。 明代瓷器款识种类很多，官窑款“某某年造”字样，亦有“某某年制”的。清代普遍用“制”字，用“造”字的极为罕见。 题款位置，以在底足内居中者为最普遍。高足者有题在足内层之边际，也有题在足外层边际的，都是横书款，又有题在口沿或腰腹部位的，亦属横款。 清代资器款识种类更为复杂，现将清代各朝瓷器款识汇录如下: 康熙瓷器款识 单圈、双圈。元圈栏、双边正方形、双边长方形。凹雕、凸雕。地挂白釉宇挂黑釉。地与字均挂一色釉，白地写兰字，白地写红字，绿地写红字。楷书、篆书，半行书、宋堑体、欧玉体。六字分两行每行三字六字、分三行每行二字、四字分两行省去“大清”二字。方栏内不可辩认的字满清文、回回文、喇嘛文(以上为有字者）秋叶、梅花、团花，园鹤，团蜗，花形物形完全无字(以上为无字者) 雍正朝瓷器款识 形式较之康熙为少，但较之康熙也有些变化，有: 六字双圈、四字无边栏、四字方边 六字、凹雕四字、凹雕六字、单圈双边正方形、双边长方形、地挂白釉字挂黑釉地与字均挂一色釉，白地写红字、白地写兰字。楷书、篆书、宋集体、图书款、方栏内不可识的字，满清文、回回文、喇嘛文(以上为有字者)雍正时之无字者除双圈、秋叶、团龙、团鹤、团蜻外。 其余款识，大抵与康熙时款识不甚相远。康熙、雍正又多不书写本朝代款，而书写明代款，康熙时书写“宣德”者居多，雍正书写“成化”者居多，宣、成两朝为明代瓷器最盛时期。 乾隆时瓷器之款识 六字双圈、六字单圈、六字无边栏、四字无边栏、四字方边、双线正方形。凹雕 地与字统挂一色釉。白地兰宇、白地红字、绿地红字、绿地黑字。楷书、篆书、欧王款 宋案体、宋体书、图书款、砂底不挂釉凹雕，满清文、回回文、喇嘛文、西洋文(以上有字者）印花、团花、完全无字(以上为无字者)凡六字分三行每行二字或六字分两行，每行三字。四字分两行，省去“大清”二字。这三种款识，历朝皆有。六字分两行者，大都是官窑。字以端楷庄整重者为贵。 嘉道以后，一般都沿袭前朝款式，有减无增，渐有趋于一致之势。篆书之款，自乾隆至同治均居其大部分。篆书有两种:一种无边栏，字或红或兰不等；一种有双边， 红字居多，即所谓图书款。图书款以道光末年、咸丰、同治之间最为盛行。 康雍两朝是楷书盛行时期，篆书很少，乾隆篆、楷皆有，而篆多于楷。嘉庆至同治为篆书盛行时期，而楷书很少。光绪、宣统两朝除仿古外，则又楷多于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