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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知识:多管瓶

陶瓷知识:多管瓶

陶瓷知识 瓷砖知识 瓷器鉴别知识

2020-05-30

陶瓷知识。

多管瓶——瓶的一种式样。因器身肩部塑有向上直立的管,故名。直口,上有花形钮盖,瓶身有圆筒式和多节葫芦式。宋代南北瓷窑均有烧造,以龙泉窑制品较多,一般为五管。北方磁州窑系也烧制,瓶体短而浑圆,肩部有直立六管,管粗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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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知识:陶瓷”梅瓶“的演变


早期:多样化探索

五代至北宋早期,梅瓶装饰主要是胎纹釉理模式。

五代岳州窑青釉划花莲瓣纹,高43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北宋中期开始,逐渐以范金琢玉式和文彩相彰式展开,分别出现了分层、分块和单体折枝三种纹饰布局格式,口、颈部绝不会出现纹饰,胫足部时有时无,腹部或肩腹部成为装饰的重心部位。

北宋晚期耀州窑青釉刻花缠枝大朵牡丹纹梅瓶,高25厘米,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北宋晚期当阳峪窑白地黑剔花缠枝纹梅瓶,美国旧金山艺术博物馆藏

北宋晚期白地黑剔花缠枝纹梅瓶,高58厘米,日本芦屋山口谦四郎藏

北宋中晚期定窑白瓷刻花折枝牡丹纹梅瓶,高36.7厘米,江西永新县北宋元祐元年刘瑾墓出土

辽代梅瓶装饰,集中突出腹部主题饰纹,只见分层和单体折枝两种格式。

辽代晚期赤峰缸瓦窑白釉刻划花填黑釉缠枝牡丹纹梅瓶,高38.5厘米,辽宁朝阳大庙乡邓杖子村辽墓出土

辽赤峰缸瓦窑白釉黑彩折枝纹小盘口梅瓶,高30.3厘米,辽宁建平县马场五十家子辽墓出土

这种装饰特点背后的原因有两个:两宋时期的生活起居方式和室内家具产生变化,即从唐人的席地而坐转变为桌椅等高足家具,使得梅瓶的陈设位置产生变化。梅瓶的肩腹部是主要的视觉接触面,因此也就成为装饰的主题纹饰所在区域。

另一方面,宋辽时期梅瓶的实用性功能要求必须配盖、座等配件,梅瓶的口、颈部必然被瓶盖遮挡,没有装饰的必要,下腹和胫足部也经常被瓶座遮挡而在装饰上有所放松。

北宋白釉珍珠地划花梅瓶,高29.4厘米,河南三门峡市宋墓出土

金代梅瓶的装饰,流行多层式,北宋时作为分层界限的弦纹演变为带状纹。最流行的植物纹仍是缠枝,较多出现横枝结构,这种横枝结构的出现应该与多层格式导致每一层装饰带的高度被压缩有关。单体折枝格式已经比北宋时期成熟,倾向于绘画性。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些梅瓶的口颈部也出现了纹饰。

金代山西窑场茶叶末釉剔划花缠枝大叶纹梅瓶,高33.4厘米,山西汾阳市杏花村汾酒厂出土

金代磁州观台窑白釉黑剔花缠枝大花牡丹纹梅瓶,高30.8厘米,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金耀州窑青瓷刻花牡丹纹梅瓶,高30.5厘米,陕西耀县出土

金山西窑场白釉黑彩画花折枝牡丹纹梅瓶,高38.3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金黑釉梅瓶,高41厘米,甘肃庄浪县出土

西夏梅瓶的纹饰布局独特。口颈肩部一律不加纹饰,腹部大面积施加主题纹样,胫部采用草率的罩釉工艺,形成半釉现象,往往划双弦纹作为胫部与腹部的分界。

西夏黑釉剔划花开光折枝牡丹纹梅瓶,高37.3厘米,内蒙古伊盟郡王旗敏盖乡西夏窖藏出土

腹部的纹饰布局有三种形式:开光形式,多以涟漪纹为地,开光内均饰折枝花;缠枝形式,只有单层的划花或剔划花的缠枝花;分层形式,以两道或三道划弦纹将腹部分为二三层,腹部的装饰带或做开光或做缠枝等形式。

主题饰纹均为植物纹,以牡丹、芍药最为常见,还有形状类似石榴、芙蓉等其他花卉的纹样。装饰带常见波纹、卷草纹、叶状纹及桃纹等。值得注意的是,常常会借扣口垛烧工艺在肩部留下一圈刮釉露胎痕,起到了装饰带的作用。

南宋梅瓶的装饰特征是:通过范金琢玉和纹彩相彰的模式,以刻划花和黑彩画花为主要手段进行装饰,在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吉州窑等著名窑厂都有上乘表现。在纹饰布局上,也存在分层、分块儿、单体折枝等传统格式。分层格式也是分三层,有些分层加了开光,单体折枝最典型的表现在吉州窑黑釉剪纸划花器。另外,从北宋继承来的满饰格式又分为三种:缠枝结构、单元四方连续结构、密棱纹结构。

南宋景德镇窑青白瓷印花折枝百花纹八棱梅瓶,高18厘米,安徽宿松县南宋墓出土

南宋吉州窑白釉黑彩画花莲纹梅瓶,高29厘米,安徽省巢湖市周郦村出土

南宋吉州窑釉下褐彩画花缠枝纹梅瓶,高32.7厘米,江西九江市省财经会计学校基建工地出土

南宋中晚期吉州窑黑釉剔划花折枝梅花纹梅瓶,高21.2厘米,江西省南昌县南宋嘉定二年墓出土

南宋早中期龙泉窑青瓷刻划花缠枝牡丹莲瓣纹梅瓶,高35厘米,浙江松阳县古市镇出土

元:三层式布局

元代梅瓶在纹饰布局上,分层、分块儿、单体折枝都有,以分层最为常见。最能体现元代梅瓶纹饰布局特色的是景德镇窑,表现为三层式布局更为成熟稳定。景德镇青白瓷和青花的纹饰组织有所不同。

元龙泉窑青瓷印花点褐彩开光露胎八仙第一种,借用织造的云肩纹,将肩部巧妙分隔为相对独立的单元,拓展了使用绘画性单体格式的可能;第二种,把肩部与腹部、腹部与胫部之间的分层带加以拓宽留白,压缩腹部主题装饰的高度,空白带显得简约、洁净,发挥了以无胜有,有无相生的观念和形式规律;第三种,引入情节性绘画的形式。此外,云龙、凤穿花、缠枝牡丹等也更倾向于绘画性。青花梅瓶的带状纹非常丰富,构成形式多样、面貌丰富的锦带纹。

元晚期景德镇窑青花海水龙纹带盖八棱梅瓶,通高51.5厘米,河北保定市永华南路元代窖藏出土

明清:三层式出奇求美

明代,创造了最丰富和最具时代面貌的梅瓶装饰面貌。由于在格式上难以出新,所以明代梅瓶便在装饰上追求出奇。明代梅瓶装饰几乎调动了所有已知和已掌握的釉、彩、纹对梅瓶进行多种装饰尝试,其中使用最多的还是青花。在纹饰布局中,三层的分层格式成为绝对主流。

明龙泉窑青瓷镂空缠枝花卉纹梅瓶,高19厘米,甘肃华亭县出土

明中期景德镇窑珐华釉青地浅彩莲塘纹梅瓶,高36.8厘米,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明嘉靖景德镇窑蓝釉杂彩人物纹梅瓶,高28厘米,江西大余县吉村公社游仙大队明刘节墓出土

明代早中期景德镇民窑青花携酒寻芳陆军,字子仁,1967年生。2006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获美术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先后涉足中外雕塑史、工艺史、陶瓷史、饰纹史、书画史等研究领域。2014年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其专著《中国梅瓶研究》。

陶瓷知识:梅瓶原称应是经瓶


在中国古代瓷器类型中,有一件小口、丰肩的瓶子,约定俗成为梅瓶。其源来自民国时期许之衡所撰《饮流斋说瓷》。书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这一定名,使其成为古代花瓶。史料证明,这与生产它的本来用途是不符的。宋代赵令畦在《侯鲭录》卷三载:“陶人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焉,束带迎于门,所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说明这种瓶是酒器。考古发掘材料也有证明。1951年安徽白沙北宋墓甬道西壁的壁画上,画三人一马,马后立二人,后者头系蓝巾,巾上系一卷,卷上墨书“昼上崔大郎酒”六字,双手捧一黑色酒瓶,形制与今日所说的“梅瓶”相同。为什么这种形制的酒瓶称为经瓶呢?《宋史·职官志》载,宋代皇帝特设讲经制度,定期请大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熟悉四书五经的官员任讲官,设讲筵。定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到冬至节为讲经期,逢单日为皇帝讲经,轮流讲读。这种讲经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这种讲经制度,派生出了讲筵用酒,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酒文化。筵原指竹席,是一种坐具,所以座位叫筵。宋代,给皇帝讲经的讲位称作讲筵。讲经结束后,皇帝总要设宴,款待执行讲官及参与这一活动的众官员,以表示君臣互学,团结友善的气氛。由于讲经总与酒宴联系在一起,所以讲经的筵席到后来就变成了酒宴的代称。史载,明朝设“经宴”制度,皇帝听经完毕,都要设宴招待讲官及群臣。万历朝宰相张居正曾设定每十天举行一次经宴,他主讲,每次经宴都要上酒,装酒的瓶子,就是这种青花“梅瓶”。1958年明定陵出土8件“梅瓶”都是作为御酒陪葬。因此不能称出土的青花梅瓶为冥器。它是陪葬的生活实用品。桂林博物馆珍藏的300多件“梅瓶”,大部分出自广西桂林明靖江王陵区。1983年自桂林尧山明代靖江温裕王朱履焘墓出土的青花双龙戏珠纹高腰带盖瓶,出土时内装滋补药酒,有三只乳鼠浸泡其中,更说明了这种瓷瓶是装酒所用。宋人称这种“经宴”上特用的酒瓶为“经瓶”是有特定含意的。1、这种瓶装的酒尊贵至上,对饮者是莫大的荣誉。2、使用这种瓶酒是高雅酒宴的标志。因此,恢复其本名“经瓶”是有必要的:1、古代无“梅瓶”这一称谓。《饮流斋说瓷》没有考证,杜撰为“梅瓶”。将酒具误定为花瓶。2、经瓶原有覆盖,本是帝王及贵族专用的酒瓶,盖失后,虽可插花,但不能作为定名依据。3、恢复“经瓶”本名,则明确了其酒文化的归属范畴,有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陶瓷知识:中国梅瓶器型之变


总体来看,宋辽时期的梅瓶总体数量和器型样式要比滥觞期的隋唐时期丰富得多,由于政治分裂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宋与辽是单独发展的,中原地区是梅瓶演变最活跃的地区,南方主要受中原地区影响,初步显示出一些特点。

北宋早期景德镇窑青白瓷缠枝牡丹纹小盘口梅瓶,高39厘米,江苏南京丁家山北宋景祐五年龙南宋、金时期,南北风格有别,各自进入一个兴盛期。金代的梅瓶样式极为丰富,除了以出节小口为标志的第八类样式群以外,其他九个样式群都有涉及,共55种样式。最盛行以梯形小环口为标志的第四种样式群,以折沿凸环小口、小撇口、盘口、横展平沿环口为标志的第一、二、三、五类样式群也是主流。整体来看,偏丰满的高体,轮廓饱满圆曲,分为两种主要体态:一种是下腹斜直下收,挺拔沉静;一种是胫部呈束腰状,接外撇的喇叭形隐圈足,丰腴妩媚。

南宋梅瓶涉及七类样式群,20多种样式,着重于以盘口、梯形小环口、折沿窄唇口、直口为标志的第三、四、六、七类样式群,样式选择继承北宋南方梅瓶的流行样式。体态多倾向于丰体,追求端庄丰满,尺寸也相对比较整齐矮小,以20~35厘米最为常见,与北方梅瓶丰瘦高矮差异极大的状况构成鲜明对照。

南宋初期越窑青瓷刻划花牡丹纹梅瓶,高20.2厘米,浙江慈溪匡堰镇寺龙口越窑遗址第六期地层出土

南宋官窑青瓷梅瓶,高33.5厘米,浙江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遗址出土,南宋官窑博物馆藏

南宋吉州窑釉下褐彩画花缠枝纹梅瓶,高32.7厘米,江西九江市省财经会计学校基建工地出土

南宋末期吉州窑白釉黑褐彩画花梅竹蝴蝶纹梅瓶,高25.5厘米,湖北鄂州市汀祖镇丁家坳村马家塆南宋咸淳十年吕文显墓出土

南宋偏安一隅,文化重心南移,南宋官窑继承了中原汝窑的传统,出现两种分野现象:官民分野和雅俗分野。南方墓葬随葬梅瓶的现象比北宋时期南方的同类现象要兴盛得多,其原因与偏安朝廷带来的中原影响有必然关系。第四阶段:元代,在世界文化交流大格局中,梅瓶出现统一性特点,分化则存在于器型和品质的差距。元代北方最流行的是以小撇口、梯形小环口为标志的第二、四类样式群,南方流行以折沿窄唇口、直口为标志的第六、七类样式群,形成南北二元格局,共52种样式。北方梅瓶在北方各大名窑陆续衰弱的背景下,其样式着重对金代的继承,缺少创新,最突出的形式变化又给人一种奇怪和不适感,意味着北方梅瓶在元代开始走下坡路。而南方梅瓶在三大名窑持续兴盛的基础上,沿着南宋时确立的基本方向,灵活融入元代特有的新内涵,样式不断调整创新又不失度,在适中、沉稳、文雅等传统格调中,兼容气势磅礴,气度宏伟的新风尚,迈上新台阶。尤其是元代晚期景德镇的青花梅瓶体现了时代高度。

元黑釉划葡萄酒瓶文梅瓶,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翼前旗元代集宁路故城遗址KM13出土

金末元初磁州窑类型白釉黑彩画花梅瓶,江西瑞昌县码头村南宋宝祐五年冯士履墓

元早期白釉黑彩书至元十九年铭文梅瓶,高18.6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元龙泉窑青瓷密棱纹梅瓶,高20.2厘米,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底元代沉船出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元前期山西窑场白釉褐彩弦纹折枝花梅瓶,高31.4厘米,底部有延祐元年墨书纪年文字,山西汾阳市杏花村酒厂出土第五阶段:明代,以小撇口、盘口、折沿窄唇口、直口为标志的第二、三、六、七类样式群成为主流,共43种样式,比元代少了9种,梅瓶样式繁衍进一步放缓;南北方梅瓶所处地位发生逆转,南方梅瓶样式占绝对多数,景德镇成为核心产区;功能结构进入质变后期,明显转向了礼仪性和审美性。明早期在景德镇设立御窑,采用小撇口的梅瓶样式;明代中晚期与陶瓷史上官民竞市的局面相一致。洪武、永乐、宣德时期烧造了高水平的梅瓶。永乐、宣德时期的梅瓶极为相似,极为流行一个样式:规范化的小撇口、束颈,颈肩过渡柔和,圆宽肩,上腹鼓,下腹斜收,胫部内曲,足部直立或微撇,极浅的平底隐圈足。配宝珠纽、管状舌的钟式盖。实例均为品质一流的青花和白釉器,优美、端庄、典雅、适度。

明万历景德镇民窑青花双龙戏珠纹高腰带盖梅瓶,通高约37.5厘米,广西桂林尧山明万历十八年靖江温裕王朱履焘夫妇合葬墓出土

明宣德款景德镇御窑青花龙纹梅瓶,高55.3厘米,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雅坚斯博物馆藏

明中期景德镇窑珐华釉青地浅彩莲塘纹梅瓶,高36.8厘米,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明初期北方窑场白釉黑彩画花缠枝菊纹梅瓶,高36.5厘米,江苏南京市戚家山明洪武二十二年南安侯俞通源墓出土

明晚期景德镇民窑青花松鹤鹿清代梅瓶全部出自南方窑口,共出现过22种梅瓶样式,以撇口、束颈为特征的第二类样式群就占了12种,表现出特征趋同的时代特点。御制官样主导了清代梅瓶的审美趣味,小撇口、束颈、宽肩、鼓腹、下腹斜收、胫部内曲或呈束腰状、胫足部直立或足部外撇,成为清代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梅瓶样式。清代梅瓶作为纯粹的陈设器,单一的审美功能使器型走向完全艺术化的形态,在明代基础上进一步精致化。

清前中期石湾窑仿钧蓝白色翠毛釉梅瓶,高23.5厘米,英国格拉斯哥的伯勒尔藏

清石湾窑粉蓝釉梅瓶,高23.6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陶瓷知识:明代梅瓶功能转变史


就梅瓶自身的发展历史看,明代的梅瓶在造型上经已完全程式化,但众多材料表明它们在用途与使用方式上却一反传统。本文试

宋赵令(或题赵德麟撰)《侯鲭录》(赵令,《宋史》卷244有传。燕懿王德昭玄孙,字德麟,早以才敏闻。元六年签书颖州公事,州守苏轼爱其才荐于朝,宣仁太后不许。后从高宗南渡,官至右朝请大夫,袭封安定郡王,绍兴四年卒)卷三: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身,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

宋袁文《瓮闲评》卷六:今人盛酒大瓶,谓之经京瓶,乃用京师之京字,意谓此瓶出自京师,误也。京字当用经籍之经,普安人以瓦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者,名曰经。则知经瓶者,当用此经字也。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书前有赵氏作于开禧二年的自序,知该书成于是年以前)卷三:今人呼劝酒瓶为酒京盖自晋安语,相传及今。

综这三条文献可知,宋人所述以环口、小颈、修腹为特征、晋安人称之为经瓶、俗称为京瓶的东西,和我们所说以小口、小矮颈、窄弧肩、深细长腹为基本造型特征的宋代梅瓶无二。看来今日所说的梅瓶在宋代原本就称为酒经、经瓶或讹称京瓶。而晋安人称这种深细长腹的瓶为经瓶的原因,或许正如宿白先生言:经为南北、可训为修长,重在用经道出它们深细长腹的根本特点。文献在昭示这种瓶子的本名为经瓶的同时,又明确告诉我们它们是以一斗为基本容量的盛酒之器。

典籍记载宋人量酒率皆唐旧制,仍以石、斗为单位。《宋会要》中的《食货酒曲杂录一》载太祖建隆二年四月诏:应百姓私造曲十五斤者,死;酿酒入城市者,三斗死,不及者等第罪。买者减卖人罪之半,告捕者等第赏之⋯⋯三年三月诏:应私犯酒者,东京去城五十里、西京及诸道州府去城二十里,不许将外来酒入界并入州府县镇城门,犯者一胜以上不满一斗,量罪处断;一斗以上不满三斗,徙二年、配役一年,告人赏钱十二千;三斗以上不满五斗,徙三年、配役二年,告人赏钱十五千;至五斗处死,告人赏钱二十千。而同样的记载也见于《宋史食货志(下)》酒条:建隆二年,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刑,⋯⋯三年,再下酒、曲之禁⋯⋯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诸州二十里,至五斗处死;所定里数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他一石,弃市。乾德四年,诏比建隆之禁第减之:凡⋯⋯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处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这是官府以石、斗计酒的明记。赖此,晋安人陶瓦为酒经并以一斗为量应该说是有其社会与历史背景的。再考宋代量制,一石为十斗,合120斤,斗当12斤,这应是当日经瓶梅瓶的基本容量。

最早考定这类出土实物为盛酒之器,当首推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一书,其科学的考古根据是白沙宋墓壁画所见人物形象中持瓶人头巾上的墨书书上崔大郎酒一语和前引三条文献。此外,先生列举的旁证还有河南安阳天禧镇宋王用墓(宋熙宁十年、当1077年)、《新刊全相成斋孝经集解》(元至大元年,即1308年刊本)、山西永济永乐镇永乐宫纯阳殿《纯阳帝君神游显化之宋李嵩《水殿招凉实物、实物、图象三种材料互证的方法来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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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知识:“梅瓶”的起源、称谓及历史演变


“梅瓶”在中国古代陶瓷研究领域中属于单一器型,延续时间有千余年的历史,同时它也是一种造型秀美、受到颇多赞誉的器物。但在目前的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中尚未对其起源和造型的演变过程提出系统的看法。本文意在提出“梅瓶”的北方起源说,并通过宋、辽、金、元、明、清出土和传世的实物进行排比对照,阐述它的起源,对其逐渐南传的经过进行解释。与此同时梅瓶的造型也经过不断进化发展过程,直至清代末期“梅瓶”这个被文人雅士冠予的美誉,才成为人们对这种器物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一、梅瓶的起源任何一种艺术品的产生,一般都有一个演变进程,起初人类是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制造出一些符合生产和生活需求的器具,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之后,才逐渐发展变化成被后人赏誉的艺术品。“梅瓶”是一种自宋代以来在陶瓷造型方面比较常见的器物。它以小口、翻唇、短颈、颈肩之间形成近90度的硬折角,瓶腹鼓圆、腹胫瘦长,形成一种体态秀美的造型。对其优美的造型,每当人们谈起时,无不津津乐道,赞口不绝。然而正是这种器物,它的产生是与我国少数民族契丹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生活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契丹民族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一支,过着游牧生活。在《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有“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畈,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的记载。他们原居今内蒙、辽河一带,原以游牧渔猎为生,后因经济发展,“筑城而居”乘五代之乱“浮掠汉人”引起契丹族的内部分化,加之汉族高度封建经济的影响,进入了初期文明阶段。在唐代就与我国北方汉族和人民多有交往,对唐朝有朝贡,也有冲突,到唐武宗会昌二年,才又与唐朝恢复臣际关系。唐代末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日渐强大,于907年即可汗,公元916年称皇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民间或称大蕃。契丹建国之前,唐昭宗天复二年秋,阿保机率领骑兵40万侵入长城以南,在今山西、河北一带掠夺汉人95000多人,驼马牛羊不计其数,都被赶到潢水南岸,这些人、畜全部成了契丹的财富。陶瓷器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成为了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生活用具。“契丹人”正是运用了制瓷技术,生产出一种储水器,也就是目前被陶瓷界经常称作“鸡腿瓶”的。鸡腿瓶:瓶身细高如鸡腿,小口、短颈、圆肩、收腹、上粗下细。器身保留有成型时的沟痕,肩部有的刻有类似契丹文的文字。在辽代墓葬中的壁画上,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契丹人”使用鸡腿瓶背水的画面。鸡腿瓶设计的初衷是契丹人运输和储藏水的工具,因此,它的胫部作成近似于楔形,口部为短颈的翻卷形式,这就为在瓶上系背带留下伏笔,口部的形式系结不会脱落,胫部的倒梯形可使套在上面的带扣越往上提越紧。修长的瓶身也符合当时人们用于背水需要,小口装水不易外洒,长腹硕肩盛水较多。为了增加瓶身的稳定性,鸡腿瓶的底足制作得比较厚,给人以沉稳的感觉。笔者曾经去过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的猴头沟乡,那里曾经是著名的辽瓷窑址,缸瓦窑的所在地。在它的附近,曾经发现有辽穆宗应历九年辽驸马赠卫王萧婆姑墓,墓室在缸瓦窑附近,墓中出土的瓷器多系此窑的产品,据此可以推知缸瓦窑的始烧年代大约为辽太宗或辽世宗间,早于北宋的建国时间。本人在缸瓦窑调查时,见到过许多鸡腿瓶的残器,这就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辽代鸡腿瓶的出现要早于宋代的梅瓶。二、梅瓶的演变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唐代邢窑白釉瓶,是一件器型上近似于梅瓶的器物,属于大口器的一类。另外在唐代的岳州也有一种近似梅瓶的盘口瓶出土。将它们与梅瓶相提并论是否有些牵强,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结果。契丹人虽然是我国漠北的一个少数民族,从事着以渔猎为生的游牧生活,但是他们有着自身发展的文明史,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和生活习俗。在与唐王朝的不断交往过程中吸取和丰富了他们的文明进程,这种相互交融的过程促进了契丹人的手工制瓷业发展。就陶瓷的生产制作而言,由于唐三彩的盛行,辽三彩的生产就比较繁荣。同样唐代北方白瓷生产趋于成熟,辽代白瓷近似于完美。任何一种陶瓷器型的出现是离不开生活的,唐代瓷器多仿制金银器的器型,辽代则往往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生产陶瓷器物,鸡腿瓶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梅瓶”在北宋出现时,还保留辽代鸡腿瓶烙印,例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宋代定窑刻划梅瓶,1974年河南省镇平出土的磁州窑白地黑梅瓶,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梅瓶。它们的肩部虽然较鸡腿瓶隆起,但口部、胫部与鸡腿瓶十分相象。在宋、辽对峙时期辽代缸瓦窑生产的梅瓶与宋代的风格才十分接近,这就是1974年在辽宁省法库墓出土的白地褐彩刻花牡丹纹梅瓶。北宋中晚期是陶瓷生产的繁荣阶段,在不断吸取其他民族的先进经验后,逐渐形成了梅瓶的自身进化和发展,并出现了自己的风格。此时的梅瓶千变万化,口部变化也比较多,肩、腹的变化也呈多样化的形式。可以说此时的梅瓶已经完全脱离了早期鸡腿瓶模式的束缚,成为一种独具代表性的造型品种,完成了演变过程。金代的梅瓶造型继续保留了北宋初期的北方时代风格,其代表作有:1972年河北省献县出土的金代磁州窑“芦雁“梅瓶口细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侧微束,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宋瓶雅好作此式,元明暨清初历代皆有斯制。”溯本求源,在辽史上目前尚未发现对梅瓶这种器物的记载,这就说明它只是一种极普通的日常器物,只有口口相传,没有被文字记录下来。时至宋代也没有梅瓶的专门的称谓,似乎只有宋人赵令畴的《侯鲭录》中“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似瓦壶之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意,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这种“经瓶”应该不属于梅瓶,应该是“辽天庆六年”张世卿墓后室南壁‘侍者进食’壁画箱桌上面与注壶摆放在一起那种酒瓶。我们从这幅壁画上看到的摆放在下面的“梅瓶”,只是一种不能上桌注酒的“酒坛子”,因此“梅瓶的称谓也就很难被史书记录下来。至于明代有关梅花的记载,如《梅史》,《瓶花谱》,《长物志》,《遵生八笺》等均没有提到梅瓶一词,明代梅瓶多用于陪葬,也就很难出现梅瓶这样典雅的称谓。看来这只是由于明代文人雅士对梅花的大加赞赏,才出现后来将梅花的清风瘦骨与“梅瓶”的造型相联系,引出了我们现在对梅瓶的称谓。综上所述,艺术品的产生离不开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实践创造,梅瓶的出现与当时的民族生活习俗和生产力水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与提高。因此,梅瓶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实用器演变成艺术品转化过程,这也是艺术品形成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生活和劳动是创造艺术品的真正源泉。每当我们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时,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否则分析就会产生偏差,影响对这类器物的全面认识。

乾隆彩瓶施釉17种堪称“瓷母”_陶瓷知识


各种釉彩大瓶(故宫博物院网站提供)

这是一件在当时号称制作工艺最为复杂的瓷器。整件瓷器从上到下用了多达17种的釉、彩以及工艺,可谓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些釉和彩,如果只是单一使用,对于烧制一件完整的瓷器来说都不是难事儿。可它难就难在让那么多釉、彩在同一件瓷器上出现,这只有在对烧瓷技术熟悉得炉火纯青,对各种釉、彩的性能了如指掌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让我们从上到下仔细端详一下这件瓷瓶上的釉彩工艺:金彩,用在瓶口沿,瓶的螭耳以及各色釉之间的间隔条上;紫地花卉纹珐琅彩一周;蓝地花卉纹珐琅彩一周;仿汝釉一道;青花缠枝花卉纹一周;松石绿釉一道;仿钧釉的窑变釉一周;斗彩缠枝花卉纹一周;模印皮球花图案的粉青釉一周;霁蓝釉描金一周,其上有12幅长方形开光,内绘粉彩吉祥图案,其中6幅为写实图画,分别为“三阳开泰”、“吉庆有余”、“丹凤朝阳”、“太平有象”、“仙山琼阁”、“博古九鼎”;另6幅为轧道粉彩万字、蝙蝠、如意、蟠螭、灵芝、花卉,分别寓意“万”、“福”、“如意”、“辟邪”、“长寿”、“富贵”;仿哥釉一周;青花缠枝莲纹一周;绘蕉叶纹的淡绿釉一周;红地描金彩回纹一道;仿官釉一周;酱釉描金花纹一道。

在这些釉彩中,青花、仿官釉、仿汝釉、仿哥釉、仿钧釉、粉青釉、霁蓝釉等属于高温釉,需用1250℃以上的高温才能烧成;粉彩、珐琅彩、金彩、松石绿釉属于低温釉,需用700~1250℃的低温烧成。另外,青花属于釉下彩,粉彩、珐琅彩、金彩属于釉上彩,斗彩属于釉上彩与釉下彩相结合的釉彩。如何能全局统筹,充分发挥各种釉彩的特性而又互不妨碍,是烧成这件瓷器的关键!

清代乾隆时期的景德镇御窑厂,在乾隆皇帝好古追奇的驱使下,聚集了一大批能工巧匠,再加上督陶官唐英的苦心经营,各种新奇灵巧的制品层出不穷。这件素有“瓷母”美称的各种釉彩大瓶,体现了当时制瓷工艺的登峰造极,传世仅此一件。

陶瓷知识:子仁:中国梅瓶器型样式的演变


从隋至清,历经1300多年演变,梅瓶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器型样式,子仁在《中国梅瓶研究》中,以器型分类与历史演变两个角度清晰展示了这种变化。

梅瓶器型分类:十类样式群

子仁根据梅瓶的口部、颈部、瓶身、足底等形式特征将中国梅瓶器型分为十类样式群,每个样式群又细分为数个或数十个样式。

第一类样式群:以折沿凸环小口为标志,流行于隋代至明代。

唐初期白釉梅瓶,高36厘米,陕西西安东郊韩森寨唐乾封二年段伯阳墓出土

第二类样式群:以小撇口或小侈口为标志,口唇以圆唇、卷唇为主,也有较薄的尖唇,颈部以束颈为主,所含样式从唐代到清代。

元钧窑红斑天蓝釉梅瓶,高37.2厘米,河北省博物馆藏

第三类样式群:以盘口为标志,颈部包括无颈、束颈和柱颈,包含的样式从五代到明代,清代极少。

北宋中晚期青白釉大盘口梅瓶,高37.1厘米,安徽宿松县隘口洛土村北宋元祐二年吴正臣夫妇合葬墓出土

第四类样式群:以梯形小环口为标志,颈部分为无颈、束颈、短柱颈。最早的样式见于辽代早期的北方辽境。中原地区在北宋中期开始出现,不久传到南方,金代是最兴盛的时期,元代主要流行于北方,至明代衰落。

北宋白釉珍珠地画花缠枝牡丹纹梅瓶,高38.5厘米,河南方城县官庄村出土

第五类样式群:以横展平沿环口为标志,颈部以较长的柱颈为主,显得很秀气,主要见于北宋中期至金、西夏。

北宋中期定窑酱釉梅瓶,高23.3厘米,江苏镇江市南郊北宋熙宁四年章岷墓出土

第六类样式群:以折沿窄唇口为标志,绝大多数为小口,两宋多为圆唇,元代还出现了方唇和较薄的尖唇,颈部一律是柱颈,南宋到明代极为流行。

南宋早中期龙泉窑青瓷刻划花缠枝牡丹莲瓣纹梅瓶,高35厘米,浙江松阳县古市镇出土

第七类样式群:以直口为标志,唇部分为圆、方,柱颈由短变长,流行于北宋中期至明。

明中期景德镇民窑黄釉绛红彩划花云凤纹梅瓶,高19.5厘米,江西省南昌县明嘉靖三十五年墓出土

第八类样式群:以出节小口为标志,颈部包括束颈和柱颈,在最流行的南宋,颈部多呈上细下粗的短柱颈,包含样式从北宋末期到清代,但各朝代间看不到连贯脉络。

清康熙款景德镇御窑天蓝釉暗月牙耳梅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九类样式群:辽晚期至元代的鸡腿瓶,主要流行于辽国统治的核心区域,均为小口,口内沿转折方硬,瓶身在辽代晚期极为高大、瘦长,金、元时期逐渐变矮变瘦。

辽大安七年款茶叶末釉划文梅瓶,高64厘米,辽宁凌源大河北乡辽墓出土

第十类样式群:以腹部和足部间呈现明确向内转折的饼形足和圈足为标志,瓶身因此极少有S形轮廓线的变化,而以丰体的卵形、茧型、筒形、楔形等形状为主。口颈部均为小口、短颈,囊括了多种口形。包含样式始建于五代和辽早期,以北宋时期最多,南宋到元明均有流行。本样式的梅瓶与人们一般印象中的梅瓶是最不像的,但实际上也有梅瓶的本体性功能,基本满足梅瓶的小口、短颈、长身的基本特征。

五代岳州窑青釉划花莲瓣纹,高43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在子仁的样式划分中,口部、颈部是主要依据,瓶身只是辅助依据。子仁认为,口部、颈部的特征比较明显,而瓶身特征具有相对性。绝大多数梅瓶的肩、腹、胫三个部位的形体转折都是连贯、流畅的圆转形式,即使转折关系足够明确,也因含蓄、微妙的轮廓变化而显现出极大的相对性。如同样是修腹,随着瓶体最大腹径的宽窄变化而导致瓶身比例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体态。又如,宽肩是梅瓶的一个流行特点,在它与下腹、胫足部的粗细变化对比中也是相对的。

梅瓶历史演变:六个阶段

从隋至清,几乎每个时期都会有数十种梅瓶样式并存,尤其是在宋代,多达58种样式,即使是到清代样式趋同化,也仍多达22种样式。不过,在大的时代背景下,梅瓶也呈现了一定的阶段性时代特征,子仁把这个演变历程划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隋唐时期,此为滥觞期,样式比较单一,只有以折沿凸环小口、小撇口为标志的第一、二两类样式群共4种样式,集中分布于关中、河南这一中原核心区。

隋玻璃梅瓶,陕西西安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出土119号

唐中期白釉梅瓶,高42.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二阶段:五代、北宋、辽时期,梅瓶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所有样式都出现了,本体性功能确立,礼仪性和审美性不同程度体现,以器型为主,装饰为辅。

北宋最流行的样式是小撇口和盘口为标志的第二、三类样式群梅瓶,也是北宋发展最充分的两个样式群。

北宋末期井陉窑酱釉刻划天威军官瓶文梅瓶,高46.5厘米,河北鹿泉南海山北墓区北宋墓M9出土

北宋晚期汝窑天青釉刻划云龙纹大盘口梅瓶,高30.4厘米,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北宋晚期地层出土

辽代梅瓶整体偏瘦高,最有特点的是第九类鸡腿瓶和第四类的梯形环口瓶,瓶身上部圆鼓,下腹斜收并略有内曲、整体细长高挑而重心极不稳。

辽晚期茶叶末釉带契丹文款梅瓶,高64.9厘米,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出土

辽晚期白釉梅瓶,高31.1厘米,辽宁凌源市城关镇八里堡村拉木沟辽墓出土

辽早期茶叶末釉牛腿瓶,高54.8厘米,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镇辽开泰七年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

总体来看,宋辽时期的梅瓶总体数量和器型样式要比滥觞期的隋唐时期丰富得多,由于政治分裂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宋与辽是单独发展的,中原地区是梅瓶演变最活跃的地区,南方主要受中原地区影响,初步显示出一些特点。

北宋早期景德镇窑青白瓷缠枝牡丹纹小盘口梅瓶,高39厘米,江苏南京丁家山北宋景祐五年龙8厘米,江苏镇江丹阳县大泊公社北宋熙宁十年墓出土

北宋景德镇窑青白瓷划花缠枝花纹梅瓶,高32.6厘米,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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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名词:橄榄瓶


橄榄瓶——瓶的一种式样。撇口,短颈,肩、颈部内收,腹部微鼓,足部外撇,口、底大小相若,瓶体似橄榄,故名。宋代河南登封窑创制,清代仍有烧造,造型略有变化,颈部稍长,匀称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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