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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件意大利陶器珍品跨越重洋展示西方陶艺发展史

141件意大利陶器珍品跨越重洋展示西方陶艺发展史

意大利瓷砖 诗歌发展 瓷砖展示

2022-02-28

意大利瓷砖。

141件意大利陶器珍品跨越重洋展示西方陶艺发展史

2000多年前,中国瓷器作为中世纪欧洲顶尖的奢侈品,随着古代“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各地。2000多年后,沿着今天的“一带一路”,141件意大利精品陶器跨越重洋来到辽宁省博物馆,将西方陶瓷艺术的历史演变轨迹展示给中国观众。

本次展览撷取了意大利法恩扎国际陶瓷博物馆馆藏精品陶器141件,法恩扎国际陶瓷博物馆是世界著名的陶瓷专业博物馆和重要的陶瓷研究圣地,博物馆内藏品丰富,尤以收藏马约里卡陶瓷而闻名遐迩。马约里卡是意大利锡釉陶的统称,这种锡釉陶器色彩斑斓,描绘的图案花样包括故事、植物、动物或风格奇异的阿拉伯图案及纹章图案等。

步入展厅,仿佛开启了一场极富浪漫气息的陶器之旅。在晶莹剔透的玻璃展柜中,一件件色彩斑斓、做工精细的陶瓷艺术品上,千年马约里卡的陶艺故事缓缓展开。展品中,一件名为《折磨人的农牧神的脸》的蓝彩白釉陶器出自著名画家毕加索之手。

据专家介绍,1947年夏天起毕加索开始探索陶艺,他把不同的形状和纹饰交替整合,并在绘画中融入黏土雕塑手法,创作出近乎幻觉的效果。毕加索的陶艺作品受希腊艺术和古典艺术的影响,也和神话故事有关,并同时使用洞窟壁画工艺,因此兼有前哥伦布时期艺术风格。

辽宁省博物馆馆长马宝杰说,中国和意大利同为世界文明古国,2000多年前的古代“丝绸之路”架起了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自马可·波罗整理《东方见闻录》(即《马可·波罗游记》)开始,作为中世纪欧洲顶尖的奢侈品——中国瓷器,随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各地,刺激了当地大量能工巧匠尝试仿制。11世纪后,随着海上贸易逐步扩大,特别是15至17世纪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中意两国的交往日趋频繁,来自中国的瓷器对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产生了重要影响。

17世纪至18世纪,在东风西渐影响下的马约里卡陶瓷艺术和工艺中经常模仿中国明代瓷器,马约里卡无论从花鸟、动物等装饰题材,还是勾勒渲染的装饰方式,都明显借鉴了中国万历青花的装饰技法。公元16世纪20年代,一些意大利陶工迁居荷兰,开始了荷兰的锡釉陶生产,并以仿制中国宜兴陶器为主。

马宝杰说,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意大利陶瓷的历史渊源及其丰富的文化架构,为中意两国文化交流和博物馆间的合作续写了新的篇章。希望通过展览,让观众在欣赏西方陶瓷艺术的同时,感受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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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凡是用瓷土烧制而成的器囗就叫瓷器。但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凉谟源善鳎乇鹗前不帐『料亟辏?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

精品文章:中国瓷器发展史(下)


中国瓷器发展史(下)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明朝洪武年间,曾一度实行海禁,使外贸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瓷器的出口并没有停止,只是限制政府对外国的赠予。永乐年间以后瓷器输出的途径更多:政府的对外馈赠、入贡国使节的回程贸易、郑和的大规模远航贸易和民间的海外贸易等等。通过这些渠道,明朝的瓷器不仅继续畅销亚洲各国,而且也大量销售到欧洲。同时外商还根据本国的生活习俗和民族习俗,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提出要求,订购所需瓷器;我国许多窑场也适应西方市场的需要,生产专供外销的瓷器。明代瓷器不仅从海路输出,而且还从陆路对外销售。据万历年间刊刻的《野获编》记载,阿拉伯各国来我国进行贸易的商人,回去时所带的瓷器多达数十车。出口的瓷器,既有官窑的产品,也有民窑的产品。在品种上,不仅有青花瓷,也有釉上红绿黑三彩瓷。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尤其是郑和八次出使西洋,既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更刺激了瓷器生产的繁荣。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德化窑的白瓷在宋代已有生产,但成为全国制瓷业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是在明代开始的。万历十四年(1612年)刊刻的《泉州府志》说:“磁器出晋江磁灶地方,又有色白次于饶磁……又有白瓷器,出德化程寺后山中,洁白可爱。”关于德化的古代窑址,福建省博物馆于1976年再次调查,据现有资料,明代的窑址计十八处:在浔中公社的有祖龙宫、屈斗宫、岭兜、后窑、西门头、大草铺、后所;在三班公社的有内坂、新乾寨、窑垅山、桐岭、旧窑、新窑、啤坝窑;在刈坑公社的有石坊、双溪口、苏田;在上涌公社的有许坑林等。

陶瓷浅析: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凡是用瓷土烧制而成的器囗就叫瓷器。但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凉谟源善鳎乇鹗前不帐『料亟辏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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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具发展史

中国家具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在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中国家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是全世界的共同财富。

人们的生活方式决定家具发展方向。魏、晋时代人们习惯席地而坐,因此家具多为低矮型。到唐朝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革,人们开始坐高,双足悬起,中国垂足家具才逐渐兴起,唐朝,经五代十国至宋代垂足家具才定型,垂足家具完全取代席地家具,制作工艺也基本成熟。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家具达到鼎盛时期,真正将中国家具推向艺术顶峰。优良的材质,纯熟的工艺,这些都是明以前的家具所无法比拟的。

中国家具,它们包括很广,但通常指“桌椅板凳”之类。古人是席地而坐,室内以床为主,地面铺席;再后来出现屏、几、案等家具,床既是卧具也是坐具,在此基础上又延生出榻等。到商、周、秦、汉、魏各时期,没有太多变化,有凳、桌出现,但不是主流;直到汉代,胡床进入中原地带,到南北朝时期,高型坐具陆续出现,垂足而坐开始流行。憩居形式到了唐代仍然是两种形式并行,高的桌、椅、凳等已被人所使用,但席地而坐仍然是很多人的日常习惯。中国家具在唐宋两代有了根本的发展,对以后明清家具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什么在唐宋家具发展会这样高速那?这是有原因的。

唐至五代,士大夫和名门望族们以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为时尚,五代时期家具以发展的初步完善,以有直背靠背椅、条案、屏风、床、榻、墩等家具。为中国历史家具的最完美阶段打下了基础。从10世纪中晚期开始,宋王朝经济高速发展、城市繁荣富有。宋时高座家具已相当普遍,高案、高桌、高几也相应出现,垂足而坐已成为固定的姿势,中国历史上的起居生活变革由坐姿而定。城镇生活的繁荣使高档宅院、园林大量兴建,打造家具以布置房间成为必然,这给家具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唐代家具,宋代家具,为明清家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代, 是中国家具史中空前发展的时期, 也是家具空前普及的时期。宋代家具品种有床、榻、桌、案、凳、 箱、 柜、衣架、巾架、盆架、等。还出现了专用家具、 琴桌、棋桌 等。家具形式也多种多样。 仅桌子一项已有正方、长方、长条、圆桌、半圆桌,还有炕桌、炕案;凳子有方、长方、 等形式;椅子有靠背椅、扶手椅、圈椅、交椅等。 宋代还发明了燕几,当时的士宦大家为装饰屋宇,竟相仿造,燕几由7件组成,有一定的比例规格。它的特点是可以随意组合, 可聚可散,可长可短,纵横离合。符合了上层社会使用的要求。 宋代家具在制作上也不有少变化。开始使用束腰、马蹄、蚂蚱腿、云兴足、莲花托等各种装饰形式; 同时使用了牙板、罗锅枨、矮佬、霸王枨、托泥、茶钟脚、收分等各式结构部件。 宋代, 我国已基本完成起居方式的转变,供垂足坐的高形家具占绝对主导地位。 在宫延里, 统治阶级不惜工本制作了一批高级家具。 河北巨鹿出土的宋代桌子和椅子,就是较为完美的代表作品,体现出宋代家具艺术的发展水平。所以,"没有宋代家具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就不会出现完美、 精湛的明式家具。明式家具是在宋代家具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明手工艺的繁荣,对家具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明代,手工业的艺人较前代有所增多,技艺也非常高超。 明代江南地区手工艺技术较前代大大提高了 ,并且出现了专业的家具设计制造的行业组织。 明代,总结各种工艺技术经验的专门书籍逐渐增多。 木器家具方面的专著当推《鲁班经匠家镜》一书。此书为明代北京提督工部御匠司司正午荣汇编, 分建筑和家具两部分,其中对家具作了详尽的分类。如:椅凳类、桌案类、床榻类、橱柜类、台架类、 屏座类等。每一类中又分别叙述不同形式。如床榻类中有大床、禅床、凉床、 藤床等;桌案类有一字桌、案桌、折桌、圆桌、琴桌、棋桌、方桌等。其他如选材,卯榫结构,家具尺寸, 装饰花纹及线脚等都作了详尽的规定和记述。 《鲁班经匠家镜》一书是建筑的营造法式和家具制造的经验总结。它的问世,对明代家具的发展和形成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有关家具方面的书籍还有明代文震享所编的《长物志》。 书中对各类家具一一作了具体分析和研究,对家具的用材、制作、式样分别给予优劣雅俗的评价。 明代高濂编著的《遵生八笺》还把家具制作和养生学结合起来,提出独到的见解。 这些书籍的出现指导了家具形式的设计和制作生产工艺的提高,并丰富了家具制作的理论。

明式家具的产生和发展, 主要的地域范围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这一地区的明式家具持续着鲜明独特的风格。 到清代前期,明式硬木家具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生产,但从产品不难看出只有苏州地区的风格特点和工艺技术最具底蕴。 这种风格鲜明的江南家具,得到广泛喜爱, 人们把苏式家具看成是明式家具的正宗,也称它为“苏式家具”。中国家具经过不断地变化、演进和发展, 到了明代,进入了完备、成熟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被称“明式家具”。而明式家具中夹杂着文人化的意趣, 文人已参与了家具的设计,这又是前朝后代的家具所无法拥有的。 明代的家具遗留至今的精品为数不少,从而可以让我们直观地了解明式家具的发展进程。明式家具的品种式样丰富多彩。 家具艺术也和其他艺术一样,在明代初期至中期也有很大的发展。 流传至今的大批家具珍品记录了手工艺人的勤劳智慧和光辉业绩。

清初之时,家具上的创新不多,还保持着明代家具的样式,清代中叶以后,清式家具的风格逐渐明朗起来, 家具也出现了新的特征,与全国的明式家具相互影响,又有不同于明式家具的独到之处,总体尺寸要比明式家具宽大, 形成稳定、浑厚的气势。而样式也十分丰富,例如新兴的太师椅就有多种式样, 靠背、扶手、束腰、牙条等新形式,更是层出不穷。装饰上求多、 求满,常运用描金、彩绘等手法,显出光华富丽、金碧辉煌的效果。清代家具以雍、乾为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的家具品种多,式样广,工艺水平高,最富有“清式”风格。 在装饰上,这一时期力求华丽,并注意与其它各种工艺品相结合,使用了金、银、玉石、珊瑚、象牙、珐瑯器、百宝镶嵌等不同质材,追求金碧璀璨、富丽 堂皇,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家具,有的由于过分追求奢侈,显得繁琐累赘。

经典文章:中国青铜器发展史


中国青铜器发展史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红铜加入锡、铅,成为一种新的合金,这种合金历经几千年的化学反应,其表面出现一层青灰色的锈,所以今人谓之"青铜",而古人则将这种合金称之为"金",文献中所讲"赐金"、"受金"多少,即指青铜。 青铜器则是以青铜为材料,采用一种非常特殊的工艺(今人称之为青铜铸造工艺)制作出来的器物,它是古代灿烂文明的载体之一。 青铜时代(BronzeAge)是由丹麦考古学家G·J·汤姆森首先提出来的人类物质进化史上的分期概念。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经历了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在青铜时代(距今约4000年至2200年)创造了独步世界的青铜文化。 从出土和传世的大量青铜器可见,古老的块范铸造技术在远古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青铜器在中国先民的生活和精神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这样说,古代青铜器与青铜工艺的演化,不仅是中国人的物质进化史,更是中国人的精神进化史。 青铜材料的稀有和青铜铸造工艺的先进性,使得它与陶器、木器和石器等沉沦于日常物用的器具,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青铜鼎、簋、尊、盘、爵等作为食具、酒具、盛水器等实用功能与作为礼器在先民精神生活中标出的意义是互为表里、融贯一致的。可以说,没有古代青铜器,就不可能有商、周以来文质彬彬的贵族等级体制和先秦时代特色独具的权力表达系统。古代文明体制的核心,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不与青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青铜容器在古代常常被用作礼器。商周社会以严格反映等级制度的规章仪式,即所谓"礼"来维护政治、经济权力,而祭祀则是沟通人、神,使人间秩序神圣化的中心环节。青铜器在祭器中占据了很大份额,是贵族宗室内部族长和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主持祭祀必备的礼器。此外,青铜器的制作和赠与也与商、周时代贵族间婚媾、宴享、朝拜、会盟和铭功颂德等礼制活动紧密相关。 作为古代礼治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象征,王、侯所制造的鼎、簋也被视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传说大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物"是一匡诸侯、统治中原的夏王朝立国的标志。而"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则是表明每一次王朝的代兴,"九鼎"便随之易手。春秋时,楚庄公向周定王的使者"问鼎之大小、轻重",使得"问鼎"一词成为觊觎国家权力或泛指试图取得权威支配性的经典说法。置立于王室或宗庙内青铜礼器的转移,实质上是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所带来的政权转移,"九鼎"作为中央政权的象征,谁占有了"九鼎",谁就握有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同时,各级贵族在使用礼器的种类、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规定,种类和数量的多寡直接代表了贵族等级的高低。所谓"钟鸣鼎食",即是表示了家族人丁兴旺、仆役众多的庞大场面,成为贵族显示自己身份之高贵的标志。正如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所言:"青铜便是政治和权力"。 古代青铜器常自铭为"宝尊"、"宝鼎",这表明青铜器一直是被视为尊贵的宝物,汉代即将青铜器的出土视为"祥瑞"之兆。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因得鼎汾水之上",竟将年号改为"元鼎"。从汉武帝把铜鼎奉为神物这一历史性事件算起,中国人收藏青铜器的历史已长达二千余年。 北宋以来,文人雅士对青铜器的研究、搜集和玩赏渐成风气,一门新的学问,即所谓的"金石学"从此开始成形,著名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即是宋代有名的金石学家。中国人对青铜器的研究偏重于考古、历史、古文字等多门学科的著录与考证,而西方及日本等国收藏和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则侧重于形制、纹饰等美学价值方面,有关专家及其著述均有极高的水准。 青铜器知识 青铜器的名称和形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点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技术青铜器主要纹饰青铜器鉴赏 青铜器的名称和形制 商代青铜器名目比较复杂,战国时代和汉代又有一些特殊的形制,但古代青铜器仍形成一定的体系。古代青铜器的造型体系,在中国工艺美术发展中,一直受到极大的重视。我们现在介绍的青铜器造型,是沿用目前常用的传统的体系。 青铜器可分为:一、日用器:①炊煮器,②食器,③酒器,④盥洗器,⑤其他。二、乐器。三、兵器。 炊煮器中摱就是煮肉的锅,三条腿可以直接支在火堆上。撠獢的用途相同,但形式不同,昂的三条腿成囊形,中间是空的,称为摽钭銛,因此鬲中的液体和火焰直接接触的面积较大。鬲的形式在古代有悠久的传统,在考古学上是把它当作商周文化前身的标志,一般都是三足,器身是圆形的;但也有时是四足,器身是方形的。容量大小不同的鼎有时按照三、五、七、九的数目成组的应用,按照大小分别置入牛、羊、猪、鱼等不同的肉食。鼎在古代被认为是青铜器的最可尊贵的代表,它可以象征国家的统治权。 食器中,摱箶和摂(或作擉)是最普通的。豆是一种高足的盘子。殷是圆形、有把手、圈足的盆子。此外,还有摵厰(长方形,敞口,有足的盘子,往往上下两半扣在一起) 酒器在商代很发达,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甲、三足器(或四足):爵、角、斝、盉。 乙、圈足敞口器:觚、觯、尊。 丙、圈足敛口器:罍、卤、壶(战国以后钟和钫代替了壶)。 丁、彝、勺、觥,及鸟兽形器。 有些酒器的用途不明。可知三足的摼魯、摂袛是温酒用的。摫B斒堑骶疲ň萍铀┯玫摹罍敚ň铺常卣敗壶敗彝敚际侵频钠骶摺勺斒亲镁朴玫摹R桓鰯戸龜或擌和一个爵或摂袛,往往组成一对。从古书(《礼记》和《仪礼》)中可知古人饮酒有隆重的仪式。这些复杂的酒器充分表现了古代贵族的奢侈而繁缛的生活方式 盥洗器有贮水的撽硵和摷鴶,承水的撆虜和注水的撛褦 其它尚有置肉于其上以切割的撡迶和插肉用的撠皵。摻麛是小台,席地而坐的时候,食器酒器可以放在上面 青铜制的乐器中最贵重的是撝訑。钟悬挂方式有两种:直悬或侧悬,因而钟上的钮的形状不同。钟和石制的磐同为古代重要的打击乐器。单独一个钟,称为撎刂訑,或若干个大小不同的钟按音阶高低组成,称为摫嘀訑。一种执在手中敲打的乐器叫擃蹟,商代的怔往往是大中小三个一套。擃鞌是装上活动的舌,执在手中摇的。摿鍞是悬挂在固定的地方(如马身上或车上)因震动而作响的 青铜兵器中的擄紨、撁瑪、摳陻都是装了长柄使用的。戈有时在上端更加了矛,运用方式较多,可以刺,可以啄,可以击。撈輸就是斧,商代极华丽的装饰着的撈輸很多,摻飻是砍刀。撓鲾是小刀子,在商代后期已作得很精美。另外,在北方鄂尔多斯青铜器(内蒙古河套一带发现的,相当于汉代)中也有很多。斀是春秋以后在南方流行起来的一种兵器 青铜器中特别丰富的是车饰和马饰。种类繁多,更适宜于作专门的研究 青铜器的制作主要的是为了日常使用,但也常用来殉葬。现在保存下来的青铜器,几乎都是从古代坟墓中得到的。从殉葬的情况也可以推测日常使用的情况,譬如在古代,往往一件炊煮器、一件食器、一件贮酒器构成一组,就代表了一个人多方面的生活需要。所以古墓中发现成套的器皿对于研究古代生活很有帮助。古代制作铜器是隆重的事情,例如:祭祀、赏赐、战争、征伐、嫁女等等。但也有些青铜器制作时是以装饰为目的的,例如特别华丽的一些兵器 总之,青铜器在古代贵族生活中有重要地位,也集中地表现了工艺匠师的造型创造能力。青铜器丰富的造型是适应生活需要的智慧创造。作为工艺形象,青铜器的造型和装|>>>>|

中国古代玉器艺术发展史


中国古代玉器艺术发展史

一、史前时代中国玉器源远流长,已有七千年的辉煌历史。七千年前南方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美化生活,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辽河流域,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以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出土玉器,最为引人注目。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器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等。良渚玉器以体大自居,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尤以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见长,特别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也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最能反映良渚琢玉水平的是型式多样,数量众多,又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与良渚玉器相比,红山文化少见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为特色。典型器有玉龙、玉兽形饰、玉箍形器等。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神似'是红山古玉最大的特色。红山古玉,不以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从良渚、红山古玉多出自大中型墓葬分析,新石器时代玉器除祭天祀地,陪葬殓尸等几种用途外,还有辟邪,象征着权力、财富、贵贱等。中国玉器一开始,就带有诸多神秘的色彩。

二、先秦时代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也较粗糙。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商代玉匠开始使用和田玉,并且数量较多。商代出现了仿青铜彞器的碧玉簋、青玉簋等实用器皿。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神毕肖。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商代已出现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最令人叹服的是,商代已开始有了大量的圆雕作品。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进,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化,所以当时佩玉特别发达。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和而又和谐。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玉带钩和玉剑饰(玉具剑),是这时新出现的玉器。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七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

三、秦汉时代秦代出土秦玉寥寥可数。秦玉艺术面貌还有赖于地下考古的新发现。汉代玉器继承战国玉雕的精华,继续有所发展,并奠定了中国玉文化的基本格局。汉代玉器可分为礼玉、葬玉、饰玉、陈设玉四大类,最能体现汉代玉器特色和雕琢工艺水平的,是葬玉和陈设玉。汉代葬玉很多,但工艺不平不高。反映汉代玉器工艺水平的是陈设玉。这些写实主义的陈设玉有玉奔马、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多为圆雕或高浮雕作品,凝聚着汉代浑厚豪放的艺术风格。汉皇室装饰玉有衰落的趋势,多见小型的心形玉佩、玉刚卯、玉觿等。近年,偏居岭南的汉代南越王国出土大批装饰玉,以龙虎并体玉带钩、镂空龙凤纹玉套环最为精美,堪称稀世珍宝。东汉时,阴线刻纹又复苏盛行,绘画趣味有所加强。

四、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在中国玉器工艺史上,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高度发达的汉唐玉雕间的低潮,出土玉器极少,而且都具汉代遗韵,有所创新者,唯有玉环和玉盏。究其原委,当时不爱好琢玉,而盛行吃玉。在神仙思想和道教炼丹术的影响下,觅玉、吃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早期玉器的美术价值的礼仪观念,这时消失殆尽。隋代著名的玉器有李静训墓出土的金扣白玉盏,琢磨精细,质地温润,光泽柔和,金玉互为衬托,富丽高雅。唐代玉器数量虽不多,但所见玉器件件都是珍品,碾琢工艺极佳。唐代玉匠从绘画、雕塑及西域艺术中汲取艺术营养;琢磨出具有盛唐风格的玉器。八瓣花纹玉杯,兽首形玛瑙杯,既是唐代玉雕艺术的真实写照,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五、宋元时代公元960至1234年的274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宋、辽、金的对峙分裂时期。宋代承五代大乱之余,虽不是一个强盛的王朝,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是一个重要时期。宋、辽、金既互相挞伐又互通贸易,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玉器艺术共同繁荣。宋徽宗赵佶的嗜玉成瘾,金石学的兴起,工笔绘画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写实主义和世俗化的倾向,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辽、金玉器的空前发展。宋、辽、金玉器实用装饰玉占重要地位,'礼'性大减,'玩'味大增,玉器更接近现实生活。南宋的玉荷叶杯,北宋的花形镂雕玉佩,女真、契丹的'春水玉'、'秋山玉',是代表这一时期琢玉水平的佳作。元代玉器承延宋、金时期的艺术风格,采取起突手法,其典型器物是渎山大玉海,随形施艺,海神兽畅游于惊涛骇浪之中,颇具元人雄健豪迈之气魄。六、明清时代明清时期是中国玉器的鼎盛时期,其玉质之美,琢工之精,器形之丰,作品之多,使用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明清皇室都爱玉成风,乾隆皇帝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并试图从理论上为他爱玉如命寻找依据。定陵出土的明代玉玺、清代的菊瓣形玉盘、桐荫仕女图玉雕,都是皇室用玉。其时民间玉肆十分兴隆,苏州专诸巷是明代的琢玉中心,'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明清玉器千姿百态,茶酒具盛行,仿古玉器层出不穷。明清玉器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的表现手法,汲取传统的阳线、阴线、平凸、隐起、起突、镂空、立体、俏色、烧古等多种琢玉工艺,融合贯通,综合应用,使其作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七、结语中国玉器经过七千年的持续发展,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经过历代统治者和鉴赏家的使用赏玩,经过礼学家的诠释美化,最后成为一种具有超自然力的物品,玉成了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寄|>>>>|

经典文章:陶器向瓷器的跨越


陶器向瓷器的跨越

制陶新工艺

白陶是指器胎的表里都呈白色的一种陶器,采用含铁量比陶土低的瓷土或高岭土制作而成。刻纹白陶的创制和使用,是商代晚期制陶工艺的新成就,它的硬度耐火度吸水率都较以往的陶器有质的飞跃,并为后世制瓷业的发展涤讪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尊贵的酒器

这件白陶瓿是商代刻纹白陶的代表作品,它仿造青铜器的式样制作,是一件盛酒器。造型为球形,敛口斜肩圆底,口沿外折,圈足外撇,给人以端庄饱满的感觉。

陶瓿的装饰纹样全部由直线构成,主题突出,层次丰富,先用线条在瓿上划出网格花纹,然后在网格内填刻主题纹样,再用刀刻去主纹以外的胎土,使其微微凸起,而在凹处再刻饰云雷地纹,形成由凸雕的主纹与细密线刻的地纹组成的瑰丽图案;颈部是夔纹,腹部为曲折纹饰组成的兽面纹,方菱作双眼,折线作鼻翼。装饰布满全器,构图谨严,凹凸疏密结合自然,对比强烈,产生虚实变幻明暗相生的艺术效果,细细赏玩,如观天上的辰星,繁而不乱。

世存极少

夏商两代,白陶器专为奴隶主贵族所有,因其质地坚硬,洁净美观,惹人赏爱,故做工十分考究,不厌甚精。到了商代后期,这种风气越演越烈,多出费工夫的精品,而产量很少。西周以后,由于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兴起,白陶器逐渐减少以至根本不见,所以商代晚期的白陶成了稀世珍品。

精品文章:中国美院举办三场学术展览展示多国陶艺漆艺之美


中国美院举办三场学术展览展示多国陶艺漆艺之美

中国美术学院从25日起举办三场学术展览,展示多国的陶艺漆艺之美。

这三场学术展览包括两场陶艺展和一场漆艺展,分别是“泥土之相——2018杭州国际当代陶艺双年展暨第十一届中国当代青年陶艺家作品双年展”和“髹漆之意——2018杭州国际当代漆木艺术展”,分别展出来自中国、英国、瑞士、法国、丹麦、西班牙、韩国和日本的38位陶瓷艺术家的400件作品,以及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法国的31位漆木艺术家的60余件作品。

“以‘泥土之相’为主题,是基于对陶瓷艺术本体持续的观照。泥土经过窑火的熔炼,幻化为人文的化石,其背后蕴涵着人类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对于策展主题,中国美院手工艺术学院院长周武教授解释说,“而髹漆是不断地上手涂刷和打磨,从一层层遮蔽中寻找生命的意义,在抹去重来的过程中修正思想。”

根据展览安排,第十一届中国当代青年陶艺家作品双年展还开设了“青年陶艺家工作室开放日”,杭州市有10所工作室对公众开放,让大家近距离感受陶艺手工的魅力。周武说,这也是为社会提供一次与手工艺术全面交流的机会。

陶瓷知识分享:官窑瓷器:东西方通吃的皇权艺术


官窑瓷器:东西方通吃的皇权艺术

相较于中国其他艺术门类收藏交易仅局限于大中华区,官窑瓷器则受到全世界藏家青睐。欧债危机、世界金融动荡虽然使艺术市场低迷,但因藏家或机构资金短缺,已几十年未曾露过面的珍品又重出江湖。

2010年11月11日,一只清代乾隆时期的官窑瓷瓶以4300万英镑(加上20%的佣金,约合5.5亿元人民币)落槌,阔步甩开5个月前黄庭坚书法《砥柱铭》以4.3亿元人民币创下的中国艺术品拍卖纪录,创出亚洲艺术品新的世界纪录。

阿胶、瓷器、丝绸、茶叶被称为中国“四大国礼”,其中瓷器所具备的艺术性质使得它们备受各国政要喜爱,因此也成为国礼的首选。

中国官窑作为瓷器的一种,有别于为普通百姓烧制的“民窑”,是专为古代皇帝和他们的追随者而烧制,是瓷器烧造艺术的巅峰,也代表了当时最为流行的社会时尚。自其诞生之时,就为历代追慕而成经典。

皇帝参与创作的艺术品

就年份已久的古旧瓷器而言,位列第一的当推各个朝代的官窑瓷器件,因而也最具收藏价值。多年来的市场表现表明,明朝各代瓷器器件和“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的器件,最受市场追捧,其现在的价格与10年前相比,普遍提高了10至100倍。其中如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康熙豇豆釉彩器、雍正珐琅莲子碗等,如今的市场价已达数十万元至上百万元之巨。

天物馆馆长钱伟鹏分析了明清官窑瓷器收藏的6个显著特点:

首先,明清官窑瓷器属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收藏人群庞大,市场中流传的官窑瓷器少之又少。中国有兴趣于收藏官窑瓷器且有收藏实力者至少有30万人,现在大部分官窑瓷器都已经被博物馆收藏,市场中流通的都是早期的大藏家更迭卖出的,一旦错过机会,再难遇到。

西方如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日本出光美术馆基金会,瑞士玫茵堂等,往往是以基金会的形式进行收藏,一旦买入,三五十年甚至更久方才会向市场释放,因此在市面上流通的势必愈来愈少。

其次,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洪武二年(1369)官窑制度正式确立,到现在已经有643年。

第三,明清官窑瓷器专为帝王宫(博客,微博)廷使用,帝王品牌远远高于贵族品牌(包括现代奢侈品)。

第四,它的设计、创制过程极富特色,是由宫廷画师做样,和景德镇的工艺大师团队结合,共同创造出的工艺美术互补的新型艺术品。再则,为皇家制器,不惜工本,乾隆、康熙甚至亲自参与创作、指点。

第五,相较于中国其他艺术门类收藏交易局限于大中华区,世界属性使官窑具有非常强的抗风险能力。官窑瓷器在全世界范围深受追捧,东西方经济只要有一方坚挺或上扬,中国官窑瓷器的价格就不会下滑,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西方不亮东方亮”。

第六,西方社会“劫富济贫”的征税制度,也使得艺术品成为完美的避税产品,一部分艺术品的资产配置,可以合理地降低所得税及最高70%的遗产税。同时,西方收藏家相对而言更为成熟,其投资行为向来是以客观理性的分析为基础,他们也观察到中国经济的崛起,势必会有更多更有实力的藏家加入官窑收藏行列,所以现在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投资的好时机。

中国古代官窑精品瓷器的拍卖历史显示,只要持有时间够长,其投资回报率相当可观。美国文玩公司董事向阳先生为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74年涉足收藏, 15年后,他们将收藏的中国瓷器艺术品委托苏富比在香港举办了一场专场拍卖会。全场共上拍101件藏品,成交97件,总成交额则接近1亿港元。一件明代洪武釉里红大碗,估价为600-800万港元,成交价2035万港元;另一件青瓷(宋官窑)拍到2200万港元落槌,创造出当时中国瓷器拍卖价格的最高成交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该基金收藏的其他品种,如非洲、美洲部落和大洋州等地的艺术品表现远不如其收藏的中国瓷器艺术品,例如非洲艺术品同样于行情高涨的1989年被委托拍卖,却是艰难出手,且仅获4.1%的年平均收益率。

精品文章:景德镇陶瓷史


景德镇陶瓷史

景德镇地区的制陶业“始于汉世”(东汉,公元25-220年),此时的陶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只供迩俗粗用”,并不远销。因此,影响所及,极为有限。

景德镇地区“水土宜陶,陈(陈代公元557-589)以来土人多业此,镇陶自陈代以来名天下。”东晋(公元317-420年)时人赵慨对景德镇陶瓷的釉胎配制,成型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由陶至瓷的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制瓷师主”,立庙奉祀。南北朝时,陈至德年元年,京城兴建宫殿,陈后主诏新平镇烧制瓷础进御;隋(公元581-618年)大业中,新平镇制成“狮象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至唐(公元618-907年)、五代(公元907-960年),景德镇陶瓷已开始名扬天下。“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称假玉器”,“镇钟秀里人陶民所烧造”,“陶玉携瓷入关中,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扬天下”,“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润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邑志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据考古发现,景德镇五代窑址颁布甚广,有十八处之多,尤其是延续六、七百年之久的湖田古窑址,规模最大,影响甚远。这些窑址都烧青瓷和白瓷。青的色调偏灰,白的色调纯正。而且,白瓷胎质细密,透光度较好,其烧成温度已达1150-1200℃,孔隙度为0.8%,胎体白度达70%以上。器物主要有盘、碗、壶、盒、水盂等,以盘碗为主。这说明,五代时的景德镇以她为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和其白瓷的较高成就而奠定了自已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南青北白”的格局,对于宋代青白瓷的制作,对于元、明、清瓷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宋代,景德镇瓷器以灵巧、典雅、秀丽的影青瓷而着称于世。这种影青瓷(青白瓷)是在五代烧制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烧造成功的。影青瓷瓷胎加工精致细腻,有“素肌玉骨”之誉,釉色白里泛青,青中有白,莹润如玉,加上釉下瓷胎刻有各种精细的花纹,三者互相结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颜色比琼玖”的影青瓷。其具有精细秀丽,清澈典雅,“光致茂美”的卓约风姿,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种,从而使得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

宋代景德镇制瓷业已呈现繁荣局面,据考古发现,宋代窑址分布多至30处,有窑“三百余座”,陶瓷的器型也发展到数百种之多。宋代的景德镇不仅烧造出了温润如玉、品种繁多的影青釉刻花瓷,而且成功地烧造出大批造型各异、风格独特的影青釉瓷雕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

元代景德镇成功地烧造出青花瓷和釉里红瓷,这是两种极具特色和名贵的品类。青花着色力强,呈色稳定,纹饰永不褪脱,且风格幽靓典雅,素净秀丽。光润透亮的青花釉与素雅明净的白胎巧妙配合,互相衬托,颇具中国水墨画之特色,并且标志着由素瓷转为彩瓷的新时代的到来;元青花以其多层次,满画面,主次分明的装饰特征和以彩绘为主兼刻、划、印花的装饰技法,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釉里红以铜红料在胎上绘画纹饰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瓷器,烧成难度大,色彩艳丽,以至于到今天它还是一个极其珍贵的瓷器品类。釉里红可以单独装饰瓷器,亦可以与青花结合,称作青花釉里红,两者相映生辉,极其名贵。

元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

在高温颜色釉的烧制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设立于1278年的浮梁瓷局掌烧的“枢府”瓷,胎体厚重呈失透状,色白微青,恰似鹅蛋色泽(又称“卵白釉”)。这种洁白润泽的枢府卵白釉,是青花和釉里红等彩瓷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为以后釉上彩瓷器和明初“洁白”瓷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其它色釉如红釉、蓝釉、金釉等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各种呈色剂的发色规律已有熟练的掌握,使景德镇瓷器装饰异彩纷呈,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

明时的景德镇官民竞市,“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景德镇真正成了“天下窑器之所聚”之地。除了在继承前代技术并发扬光大的种类烧造方面外,明代景德镇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场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创造了许多新的品种、新的造型、新的装饰,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而所有这些创新,不仅造就了明代景德镇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而且光照千秋,辉映千古。

明洪武青花缠枝莲大罐?

永乐时,景德镇成功地烧出了玲珑瓷,到成化(公元1465-1487)年间,又造出精细的青花玲珑瓷,玲珑瓷碧绿透亮,青花青翠幽雅,融为一体,引人入胜。

大龙缸和薄胎瓷的烧造成功,是明时景德镇瓷业高度技术成就和制瓷技师惊人智能的体现。大龙缸,直径高度均达70厘米以上,通身饰以五爪龙须,形制巨大,气势宏伟,荘重肃穆,为帝王专用之物,他人不可僭越使用进而更现它的神秘。薄胎瓷的制作,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制瓷技师的艺术匠心和智能,最薄最细的薄胎瓷器,其厚度只0.5毫米,最厚的也只有1毫米,真正是“胎薄如纸”。

以成化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陶瓷史上空前的绝作。创于成化时期的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色彩相结合的閗彩工艺,开创了我国彩瓷的新时代。成化时期的閗彩,釉上色彩一般都有三、四种,多者达六种以上,而所施色彩的特征又极其鲜明,比单纯的釉下彩或釉上彩更加绚丽,给人以争奇斗艳,美不胜收之感。至嘉靖(公元1522-1566年)、万历(公元1573-1619年)年间在成化閗彩的基础上创出了青花五彩,改变以閗彩中仅青花是构成整个图案的决定性的主色地位,而使青花只是构成整个图案的一种颜色,青花和红、黄、绿等色处于一样的地位而没有主从之分,这就大大丰富了青花五彩的表现力,呈现出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以及釉下蓝色为主突出红色的局面,嘉靖、万历彩瓷也就以图案花纹满窑,色彩浓艳深翠而行于世。明代彩瓷还有白地绿彩、青花红绿彩和釉上五彩以及填彩、金彩等等,素三彩也较为出名。

明代景德镇的高温单色釉(烧出温度在1200℃以上)和低温单色釉(烧成温度在1200℃以下)瓷器都有很大发展。白瓷的制作,明代各朝都有烧造,各臻其妙。永乐的洁白甜净;宣德(公元1426-1435)的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玉;嘉靖的纯净无杂;万历的透亮明快;无不使人叹服称奇,爽心悦目。明代单色釉最具突出成就的还有永乐、宣德的红釉和蓝釉,以及成化孔雀绿和弘治(公元1488-1505年)黄釉。明永乐时的鲜红器亦称“祭红”,釉厚如脂,光莹鲜艳,有“永乐之宝”之誉,赢得“永器鲜红最贵”的评价。宣德年间的宝石红釉又比永乐鲜红釉更胜一筹,釉汁晶莹似红宝石,胎质细腻坚致,极其名贵。明代的蓝釉瓷器,在宣德时烧造较多,后人把它和白釉、红釉相提并论,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

清代前期的景德镇制瓷业,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无论是产品造型、装饰技法、还是装饰题材、装饰风格,都达到了“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的极度繁荣境界,制瓷技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此时的景德镇“延袤十余里,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万,借此食者甚众,候火如候晴雨,望陶如望黍垛”(唐英《陶人心语》),“利通数十省,四方商贾,贩瓷者萃集于斯”。与明代一样,清代也是官窑民窑并存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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