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瓷砖。
高岭土，是粘土中的一种,它在瓷坯中所占的份量最大，约为45－60％。高岭土，有时称为"瓷土"，它主要是由一种名叫"高岭石"的矿物组成的，一般以化学式A12O3．2SiO2．2H2O表示。
为什么这种粘土叫"高岭土"呢，关于"高岭"的名称由来是很有趣的。
据说十八世纪初，在我国烟囱林立的瓷都景德镇，来了一位身穿黑色长袍，胸悬十字架的法国传教士名叫昂特雷科莱，他披着宗教的外衣，在景德镇居住了七年之久，实际上是刺探中国景德镇的制瓷工艺等各方面情报，他的1712年1722年分别写了两封长信，把景德镇的制瓷原料――高岭土和瓷石的使用情况以及整个工艺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教会的头目，他在信中写到景德镇的"瓷用原料是由叫做白不予和高岭的两种土合成的。后者含有微微发光的微粒，而前者只呈白色，有光滑有的触感。"后来他在《中国瓷器的制造》一书中，错误地用景德镇附近盛产瓷土的"高岭"村庄的名称来称呼中国制瓷的粘土，并转译为"Kaolin"，后来逐渐传播开业，就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名词。
纯净高岭土的外观呈白、浅灰色，被其它杂质污染时，可显黑、褐、粉红、米黄等色，这些高岭土本身的颜色，对烧成以后的色泽不一定产生不良影响，例如景德镇常用的抚州高岭土，颜色白中显粉红色，但烧成以后色泽洁白。又如我国山西大同所产的炭质高岭土，颜色乌黑，但烧成以后色泽也很洁白。
高岭土的主要矿物组成是高岭石，它是一种六角形鳞片状的结晶，也有呈管状或杆状结晶的。从理论上分析，高岭石的化学成分应为：二氧化硅46．5％；三氧化二铝39．5％；水14％。
当粘土中三氧化二铝的含量低，而钾、钠等碱金属的氧化物含量高时，就可以判定它的耐火度低，不适于制造耐火制品；如果土中三氧化二铁及二氧化钛等着色氧化物含量多，则可以估计烧出的瓷器可能不够洁白，如碳酸盐、硫酸盐或硫化物多，则烧成时很可能产生起泡等缺陷。
我国高岭土储量极大，分布极广，品种繁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江西星子高岭，苏州高岭，湖南大排岭高岭等。而景德镇的高岭土更是丰富多亲，有星子高岭，明砂高岭，大洲高岭，枫源高岭，石头口高岭，抚州高岭等，其中抚州高岭质量好，含铁量极低，白度、粘结性、干燥强度均较其它高岭为好，是景德镇配制高级细瓷坯和燠的最好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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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珐琅？什么是珐琅彩?
珐琅，又称“佛郎”“法蓝”“珐琅”，是一外来语的音译词。珐琅一词源于中国隋唐时古西域地名拂菻。当时东罗马帝国和西亚地中海沿岸诸地制造的搪瓷嵌釉工艺品称拂菻嵌或佛郎嵌、佛朗机，简化为拂菻。出现景泰蓝后转音为发蓝，后又为珐琅。1918～1956年,珐琅与搪瓷同义合用。1956年中国制订搪瓷制品标准，珐琅改定为珐琅，作为艺术搪瓷的同义词。
珐琅的基本成分为石英、长石、硼砂和氟化物，与陶瓷釉、琉璃、玻璃（料）同属硅酸盐类物质。中国古代习惯将附着在陶或瓷胎表面的称“釉”；附着在建筑瓦件上的称“琉璃”；而附着在金属表面上的则称为“珐琅”。
金属胎珐琅器则依据在制作过程中具体加工工艺的不同，可分为掐丝珐琅器、錾胎珐琅器、画珐琅器和透明珐琅器等几个品种。
珐琅器主要有两种，一是源自波斯的铜胎掐丝珐琅，约在蒙元时期传至中国，明代开始大量烧制，并于景泰年间达到了一个高峰，后世称其为“景泰蓝”。此后，景泰蓝就成了铜胎掐丝珐琅器的代称。另一种是来自欧洲的画珐琅工艺，它在清康熙年间始传人中国。
具体说来，掐丝珐琅器在明景泰和成化两朝最为常见，其后工艺水平均明显下降。清代的景泰蓝工艺胎薄，掐丝细，彩釉也比明代要鲜艳．花纹图案繁复多样。乾隆时期制品虽然不能和景泰、成化时期相比，但是比起弘治、正德以后的出品物也绝不逊色。20世纪初叶，景泰蓝总体制作水平不及前代，胎体薄，色彩鲜艳有浮感，做工较粗。这时只有“老天利”、“德兴成”制作的景泰蓝做工细，质量好。
画珐琅技术自传入中国后，在康、雍、乾三朝得以发展，三朝作品在造型、釉色、纹饰、落款等方面都各具特色。康熙时期的画珐琅器釉色亮丽洁净，纹饰以写生花卉及图案式花卉为主。雍正年间的画珐琅器器型制作工整，黑釉光泽亮丽，超过康、乾二朝。乾隆年间的画珐琅器装饰趋向”稠密”、“细致”的堆砌式，更多了中西合璧的装饰方式，工艺上出现了画珐琅与内填珐琅、掐丝珐琅等相结合的现象。
珐琅器作为艺术品收藏中的一个门类，也吸引了广大的收藏爱好者，收藏对象以景泰蓝居多。我们所指的景泰蓝收藏是指晚清和晚清以前用手工制作、工艺复杂的景泰蓝，当时景泰蓝工艺的每道工序都有很高的要求。此外，十年浩劫后，国内遗存民间的晚清以前的景泰蓝几乎荡然无存。稀少的存世量与广阔的市场需求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和增值空间。而且当今市场上景泰蓝器皿与同时代的景德镇官窑瓷器相比较，价格低得多，所以它的升值潜质相对也更大。
高岭土的传说
高岭土是陶瓷制品的坯体和釉料以及粘土质耐火材料的重要原料。 它以我国江西景德镇高岭村所产的高岭土（瓷土）而出名，并已成为 全世界之瓷原料的通用术语。
关于高岭土有个传说，赋有传奇色彩。很久以前，高岭村住着一户姓何的穷汉，租种着地主的几分瘦田。 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几乎全都被地主刮走了，只得靠瓜、薯、菜充饥度日,生活得十分艰苦。何氏夫妻虽穷，但心地却很善良，平日里只要听说谁家的锅揭不开，宁愿自己挨饿，也要省下那点瓜薯给人送去。邻近穷苦乡亲，都很尊敬他们。一个冬天的早晨，北风呼号，雪花纷飞。何老汉刚把屋门大开， 只见屋檐下躺着个几乎被冻僵的老头。他忙唤来老伴，将老人抬到自 家床上，把仅有的一床破棉絮盖在老人身上，还将自己身上穿的一件 破棉袄脱下来盖住老人。同时，何大娘也烧好了姜汤，夫妻二人细心 地将姜汤一匙一匙地喂进老人的嘴里。过了一会，老人终于苏醒了过 来。 老人不能说话，用手指指口中，意思是说要吃东西。何老汉家中 只有野菜汤，怎能给老人吃呢？与老伴商量，只好又到财主家去借了 那一升还两升的米来。熬好了热腾的稀粥，端到老人面前喂他喝。白 发老人喝了粥，精神好多了。他下床站起来激动的对老何夫妻说：“ 你二人确是名不虚传的好人啊！”便从衣袋里取出一粒洁白晶莹的小 石块递给老汉，说道：“这粒小石块送给你们，可将它种在村后的高 岭山上。过了七七四十九天，那里会张出挖不尽的白玉土，是制瓷的 上等原料。你们可以挖起来，运到景德镇去卖钱。”说完，哈哈大笑 就不见人影了。 老何夫妻惊得目瞪口呆，以为遇到神仙了。夫妻俩果真到高岭山， 挖了深坑将小石块种下去。过了四十九天，他们又来到高岭山挥锄一 挖，只见原来是黄色的泥土，变成了白嫩的玉色土。夫妻俩非常高兴， 通知穷乡亲们一同去挖玉土，运到景德镇。果然卖到好价钱，大家都 有了收入。
从此，这一带的穷乡亲们都改行挖卖玉土了，日子也比以 前好过起来。 景德镇自从采用高岭土配制瓷器以后，出产的瓷器洁白无暇，更为精美。
1712年，有个法国的传教士昂特柯莱曾向国外介绍过高岭的瓷土，于是高岭土变在全世界闻名了。
什么是哥窑？
哥窑一直是陶瓷史上的一个谜，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虽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台湾故宫博物院等都收藏有哥窑实物，但由于哥窑不仅未见于宋人的记载，也未发现有窑址，因此难以用考古所得的资料与传世哥窑相互印证。
故宫哥窑文物
哥窑瓷器
哥窑瓷器的特点是里外披釉，均匀光洁，晶莹滋润，不仅扣之瓷音清亮，而且造型挺拨大方，轮廓亦柔和流畅。哥窑器物以纹片著名，纹片多为黑色，俗称“金丝铁线”。按颜色分有：血、黑蓝、浅黄鱼子纹；按形状分有；网形纹、梅花纹、细碎纹等。哥窑开片总的特点是：平整紧密，片纹裂开成上紧下宽状；黑色纹片中有时闪蓝色。
属于青瓷系的哥窑器，以釉色取胜。鉴定哥窑瓷主要从造型、胎骨、釉色等方面着眼。哥窑器在胎骨、瓷釉、造型等方面均似宋官窑，胎质呈黑色，细腻、坚实。
60年代时，浙江省文物考古单位曾对龙泉大窑等几处窑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不少黑胎片纹青瓷，大部分为日常生活用瓷。但与另一部分传世的哥窑器物相对照，这二种哥窑的造型、胎色、釉面和纹片均有不同之处。为此，文物界将这些原藏于宫廷、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流散于民间和国外的这类哥窑器称之为“传世哥窑”。
哥窑作品主要是陈设瓷，多仿古铜器形制传说哥哥技高一筹，烧出了“紫口铁足”的青瓷，销路很好。弟弟顿生妒意，就抓了一把黏土搁在釉缸里。哥哥用掺了粘土的釉施在坯上，烧成后一开窑，他惊呆了，满窑瓷器表面的釉面全都开裂了。后来，他把浓茶水涂在瓷器上，裂纹马上变成茶色线条，又把炭黑水涂上去，裂纹立即变成黑色线条，“金丝铁线”在这不经意中形成了。
实际上，，如贯耳瓶、兽耳炉、鼎式炉、葵口碗等。哥窑胎子非常坚密，呈深紫灰色，灰色或土黄色曰釉色较多，有粉青、灰青、米黄等。施釉较薄，温润似玉，器表有一层不是很亮的酥油光，并有较大的黑色及较小的黄色开片，俗称金丝铁线。轻轻敲击哥窑的瓷胎，没有一般瓷胎的金石声，而是近于破碎的“噗噗”声。
瓷器知识：什么是陶瓷？什么是瓷器？
1、什么叫陶瓷？什么叫瓷器？它们之间又什么不同？通俗的讲，用陶土烧制的器皿叫陶器，用瓷土烧制的器皿叫瓷器。陶瓷则是陶器、炻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粘土为原料，经过配制、 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都可以叫陶瓷。
什么叫陶瓷？什么叫瓷器？
1、什么叫陶瓷？什么叫瓷器？它们之间又什么不同？
通俗的讲，用陶土烧制的器皿叫陶器，用瓷土烧制的器皿叫瓷器。陶瓷则是陶器、炻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粘土为原料，经过配制、 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都可以叫陶瓷。陶的出现比瓷早，根据史籍记载，几千年前，我国就在烧制陶器；直到魏晋时代，才进一步创造了瓷器。
瓷器和陶器的根本区别在于：瓷器的坯体是完全烧结的，气孔率很小，机械强度大，烧成温度较高；而陶器坯体烧结程度较差，气孔率较大，烧成温度也较低。如果把瓷器打破，他的断面是光洁、致密的，而陶器的断面却显得粗糙、疏松。
瓷器
广义的地讲，瓷器是从陶器发展而来的，可以说没有陶器的发明与发展就不可能有瓷器。瓷器出现后，陶器还是在继续发展，不是有了“瓷”而代替了“陶”，儿时各自独立发展。
陶器
炻器这个名称来源于欧洲，原意是石器。日本人在翻译时为了表明它不是用石头加工成的，而是经过烧制的，所以加上“火”字旁，写作炻器。炻器是介于陶器与瓷器之间的陶瓷制品。
2、瓷器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至今发现最早的瓷窑窑址在哪里？
根据《中国陶瓷史》记载，瓷器出现于东汉时期，距今1800余年的历史。中国发现最早的瓷窑窑址在今浙江上虞、宁波地区，属东汉时期的瓷窑。
3、先有青瓷还是先有白瓷？为什么说青瓷是中国瓷的鼻祖？
中国的瓷器，大概可分为青瓷系和白瓷系，其中青瓷的发现时间最早。远在东汉（公元25-220年）就有初期的瓷器出现。至晋代（公元265-419年）瓷器已相当精美。青瓷可以说是中国瓷的鼻祖。
白瓷在中国出现较晚，比青瓷的出现，大约晚400年。所以说先有青瓷，后有白瓷。
什么是款识？
在瓷器的底部或其它部位，往往有表明年代，窑名，人名，堂名，或者表示赞颂，祝愿等内容的文字，也有的器底或器里有某种识别性的图案，这些统称为“款识”。一般说来，款识是瓷器装饰的附属物，好的款识与装饰画面相配，可以增强器物的艺术性。
款识表达的内容可分为：纪年款，堂名款，陶人款，吉言款，赞颂款，花样款等六大类。
按书写部位分，主要有底里铭和额铭。将款字写于器物底部的称底里铭，由于款识的内容，格式，字体，书法各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以它对瓷器的断代，断定窑口和辨别真伪都有重要作用。
纪所款如：“大明宣德年制”，“成化年制”等。
堂名款 如：“正和堂制”。
陶人款 如：“某某造”（在匠人姓名后加一“造”字）
赞颂款 如：“美玉雅玩”，“昌江美玉”等。
吉言款 如：“金玉满堂”，“寿山福海”等。
花样款：用含有寓言的纹样图案作为款识如双鱼，白兔等。
高岭土史考2
第四章高岭土于元代引进瓷胎
第一节高岭土引进瓷胎的根据
上章征引的周仁等先生的论文，在谈到景德镇唐宋时代的制胎原料时如果还有推测之词的话，那么在说到元代瓷始，则比较肯定地指出已经使用了瓷石加高岭的二元配方法。其根据也一如既往——即认为元代瓷胎化学组分中三氧化二铝含量比唐宋时代增高，二氧化硅的含量则相对减少。
但我们对照其文中的数据与测试标本，发现“Yl”(定名为元釉里红玉壶春瓶残器)与[日]矢部良明在《元3染付》一书中所介绍的明初釉里红玉．壶春瓶一致。矢部对这类瓷器的断代，和我国古瓷学者的看法一致，在当前是没有疑义的。而“Y2”(所谓“元青花大瓶残器”)的造型与花纹，没有元代特征，其型制为明嘉靖、万历之际的典型产品。可见周仁等先生关于元代制胎原料的结论，来源于对明代瓷器的测试，这就难以使人接受了。
鉴于此，我们曾在1977年从湖田窑元代地层中选择了印有“枢府”铭纹的卵白瓷残器与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残片，提请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和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其瓷胎的化学组分如下：（略）
1．标本1、2、3为景德镇陶研所测试，样品为笔者提供;4、5、6为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测试，其中标本4、5为笔者提供，6则为北京元大都考古队提供。引自《硅酸盐》1978年第六卷第四期22页2．表中3、4、5、6均为大件元青花(即伊朗、土耳其型)残器。
从这些数据来看，其三氧化二铝含量在20％以上，氧化钠也在1.52—2.76％，该类氧化物均普遍高于该地元以前的瓷胎，显然其产品比以往的优异，所用原料也更好了。
但当时的工匠们是如何获得这种制胎原料的呢?我们曾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过考虑：
1．是否找到了优于唐宋时代的瓷石矿?
就我们检阅景德镇陶研所等单位历年来对境内和附近地区所产之瓷石所作的数千个测试数据来看：其化学组分中氧化铝和氧化钠都高的瓷石十分罕见，与元代瓷胎的化学组分相近的则未见一例，可知元代瓷胎不是采用单一的瓷石类型的原料制作。
2．是否通过某种加工方法改变了旧有原料的化学组分?
从景德镇精制原料的经验来看，对瓷石进行多次淘洗可以使铝氧富集。尽管这种方法十分麻烦又会浪费大量原料，没有工业价值，但它毕竟还是能够提高铝氧的含量。但随着这类氧化物含量的提高，原料中的钾钠氧化物(尤其是Na20)又会因多次淘洗而流失，因而经过多级水选后获得的瓷土(“石泥”)，是一种铝氧高、氧化钠低(含量
约在1．3％以下)的原料，和元代瓷胎的化学组分亦不相同。且古瓷石矿区又不见淘洗
瓷土而抛弃的尾砂堆积。因此可以认为元人使用的制胎原料不是通过对旧有的瓷石进行多次淘洗加工而获得的。
元代的瓷胎既然不是瓷石一种原料制作，那胎中较高的A1203必由引进新的原料获得,而在景德镇地区含铝量较高、质地纯净的粘土，仅有高岭土。如作模拟实验，只要将25%的高岭土加上75％的下层瓷石，便能配成和元代瓷胎的化学组分相近的原料。据,我们认为高岭土在元代已经引入瓷胎，明清时代使用的瓷石加高岭土的所谓二元配方制胎法亦始创于元代。
不过在这里还需说明的是，周仁等先生《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1期)、《景德镇历代瓷器胎、釉和烧制工艺的研究》(《硅酸盐》196o年第四卷第二期)等文，对景德镇陶瓷史的研究还是有益的，其测试标本和结论绝大多数是可以信赖的。象这一章提出的“元代标本”的年代问题，只不过是白璧微瑕而已．
第二节高龄土引进瓷胎的意义
元代陶工在制备瓷胎时于瓷石中加入高岭土有如下的意义：
1.扩大了瓷石的使用面：就景德镇一带的瓷石矿来说，风化程度较大的表层瓷石总是不丰厚的，中、下层瓷石，尤其是下层瓷石占整个瓷石蕴藏量的绝大部分。上层瓷石虽可单独制瓷，但开采量有限，而深处的瓷石烧结温度较低，烧成时极易瘫塌变形，
乃至无法单独成瓷。高岭土引进瓷胎之后，提高了瓷胎的耐火度，使过去无法利用的蕴藏量巨大的中下层瓷石得以使用。
2.减少制品变形：高岭土由于含A1203约35％，掺进瓷石制胎，能提高瓷胎中的铝氧，使制品的烧成范围增宽，减少变形，从而提高了成品率。所以从元代开始，景德
镇陶工无论使用上层或下层瓷石制胎均需加入部分高岭土。
3.降低了瓷器的成本：瓷石为石质原料，采掘困难且需经长时间的粉碎才能使用；而高岭土为土质原料，仅需淘洗即可使用。随着土质原料的引进，瓷器的成本必然降低。
4.改善了瓷器的物理性能：在瓷石中掺以高岭土制胎，使瓷胎中的玻璃相减少，莫来石增加，瓷器的热稳定性也随之提高。景德镇瓷器从此开始己由低火度的软质瓷(烧成温度约1150。C土20℃)逐渐变成高火度的硬质瓷。
如果说适宜于制造瓷器的单一的瓷石(上层瓷石)在南宋后期濒临枯竭，曾经使景德镇窑业发生过巨大危机的话，那么到元代由于高岭土的引进，则使这个行业转危为安而再度繁荣了。因此，高岭土的使用是元代景德镇制瓷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标志。不过
元代陶工掺进瓷石用以制胎的这类所谓“高岭土”，在当时不一定叫高岭，也不一定来源于高岭山。
第五章高岭土的前身一麻仓土、御土
第一节麻仓土即高岭土
综观与景德镇瓷用原料有关的文献，在明嘉靖以前，还没有“高岭土”这一名称。但嘉靖至万历初年的文献中却出现了一种与高岭土的形态和功能相近的粘土，这种粘土就是“麻仓土”。
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砂土》条谓：
陶土出新正都麻仓山，曰千户坑、龙坑坞、高路坡、低路坡，为官土。土埴垆匀，有青黑缝、糖点、白玉、金星色。……麻仓官土一百斤值银七分，淘净泥五十斤，曝得干土四十斤。
又记“湖田石末”时，夹行小字批注谓：“和官土造龙缸取其坚。”
我们知道，元代以来景德镇制造瓷胎的原料仅瓷石与高岭土两种，那么，王宗沐所记述的究竟是瓷石还是高岭土呢?把这段记载印证瓷石与高岭土的形态、加工情况和功能便能揭晓。
瓷石：为石质原料，莫氏硬度4～7度，必须舂打成粉，和水作不。
高岭土：为土质原料，不需粉碎，仅用淘洗法去掉粗砂即可获得净泥。
瓷石，其矿物组成主要为石英、绢云母和少量的高岭石、耐火度1350℃一1400℃。
高岭土，其矿物组成以高岭石(或埃洛石)为主，在1700℃以下不会软化，把它掺和在瓷石中制胎可增加制品在高温下的强度，减少瓷器变形。
由于王宗沐把麻仓土列为砂土，并未说需要粉碎，仅记淘洗而已。而淘洗出土率为50％，与德国奢则尔记述的世界上大多数原生高岭土矿淘洗出土率一致⑩、，而与瓷石不同。“夹注”再说加官土“取其坚”，可见王的记述与高岭土的形态功能吻合。因而我们就比较有把握确定：麻仓土就是今天人们概念中的高岭土。若印证遗迹，更可证实。《江西省大志·陶书》记麻仓在新正都，考新正都即今东埠地区以东。高岭山东北，，麻仓尚保留明代的名称。1979年，我们曾至麻仓考察，发现有矿洞遗迹和大片的尾砂堆积。1981年9月，我们又邀请景德镇陶瓷学院地质学者许垂旭等先生至该地考察，才明确是原生高岭土的产地，坑洞走向与花岗岩风化脉走向一致，因而进一步确定为高岭土采掘故址。
遗迹与文献吻合，可以证明明人所说的“麻仓土”就是高岭土，可见在高岭山开采之前，。景德镇人是在麻仓获得这类粘土的。高岭开采在后，麻仓开采在前。麻仓土为高岭土的前身。
第二节御土即麻仓土
本文在第四章论证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制造瓷胎的方法始于元代，但是元代陶工是从哪儿取得高岭土呢?元代的高岭土又叫什么名称呢?
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二谓：
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
以上所说之“御土”，仅描写了它的外貌和所有者，而未明其具体产地。但我们以为是高岭土。因为：
⒈．南宋人把景德镇制胎原料统称之为“石泥”，而未以土名。本文在第三章中考证元代瓷胎中确曾引进过高岭，且该镇除高岭外尚无其他的“白如粉垩”的粘土，故知“御土”必为高岭土。
⒉．在元代以前，景德镇一带的窑场所用的瓷石分布极广，就我们调查不下五十馀处,其蕴藏量也十分丰富。官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这些常用原料收为官业，而商岭矿在景德镇地区仅见三、四处，当官府了解它的作用与意义后予以垄断并宣布为“御土”者，只能是比较难得的高岭土。
至于元代的高岭土—御土，我们以为产于麻仓。因为：
1.通过对景德镇境内各高岭土矿进行调整，除麻仓外，古高岭矿仅高龄山、李黄、大洲三地区。高岭始开于明万历，大州始开清嘉庆；李黄始开于清乾隆后期。三地的始开年代,几乎均有文献可考。即使麻仓缺乏始开年代的记载，但记述麻仓土的文献(明嘉靖间)也要比以上三矿古老得多。
2.乾隆七年《浮梁县志·陶政》记明万历间同知张化美已把麻仓矿洞称之为老坑，故知其开采年代必早于明。景德镇在宋代或宋以前尚未使用高岭土制胎，故知麻仓老坑当始开于元。
3．从文献记载来看，景德镇瓷用原料被朝廷独占并宣布为“御土”者始于元。明代人虽列麻仓为官土，但文献不载收麻仓为官土的时间与原因，故知明代把麻仓土作为官业也如明初的官匠一样,必从元代继承而来。明代的所谓“官土”就是元代的“御土”,含义相同，仅字面差异而已。
但是元代陶工是从哪一年开始使用所谓“御土”制器呢?我们以为不会早于“浮梁瓷局”的设置之年----1278年。＠因为蒋祈在南宋后期撰写的《陶记》中没有记述高岭类型的粘土，现今陶瓷界测试南宋瓷器的化学组分时亦未见使用高岭土的迹象。但也不会晚于公元1322年。
前引《静斋至正直记》卷四《窑器不足珍》条谓：
在家时，表兄沈子成自余干州归，携至旧“御土窑器”径尺肉碟二个，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等者(笔者按：极有可能是质量不佳的落选之物)，博古者往往不能辨。……至正癸卯(1363年)冬记。
以上所述之“御土窑器”，显然是指浮梁瓷局的工匠们使用“御土”——麻仓高岭土掺和瓷石所制造的供御之器。这条笔记虽有纪年，但不能以此为作者离开家乡的那一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三《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一》考《至正直记》作者孔齐略历谓：
其父退之为建康书掾，因家溧阳，元末又避兵居四明。从上可知，孔齐所说的家是江苏溧阳，他所避的元末兵祸，应指红巾军。1351年，红巾军在颖州起义，次年攻克溧阳。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四《忠烈》条记述了当时的情况：
溧阳儒学教授林梦正，字古泉，吾乡(天台)人，中书以著述荐，得官。是岁(至正壬辰，1352年)，贼众寇溧阳，获其魁张某。先生问曰“尔何人也?“、应曰:“我父为军千户，红巾入境，逼我父为帅，父以年老，不堪从事，令我代”。先生痛骂之曰：“尔之父祖世为国家臣子，而尔忍伪邪?!”既而其势复盛，竟夺张去。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赏”。先生匿他处，搜得。张曰：“前日驾我者非尔邪?”先生曰：“然”。张曰:“降我,则俾尔为元帅，同享富贵”。先生曰:“尔伪也，我何为降”!再三，终不屈。缚于树，、不解衣冠而杀之。
从《南村辍耕录》来看，红内军攻克孔齐的家乡——溧阳后，一方面镇压元王朝的官僚贵族,一方面又强制他们共同举事，作为圣裔的孔齐势必在这前后逃亡。如以至正12年(1352年)为孔齐离家避兵的那一年，那么沈子成所说的那两件“御土窑器”，必制于1322年以前。可见“御土”——麻仓高岭土的发现与应用，最晚不得晚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
综上所考，我们以为从元代早期开始一直到明嘉靖、万历之际的两个多世纪，官府烧造的瓷器都是采用这种麻仓土和瓷石混合制备而成的。
但是，至万历初，麻仓老土开始枯竭了。乾隆七年(1742年)《浮梁县志》卷十《陶政·陶土》记：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管厂同知张化美见麻坑(仓)老坑土膏已竭，掘挖甚难，每百觔加银三分。至万历中期以后，文献已不再见麻仓土开采的记载，代之而起的，则是“高岭土”
第六章高岭山粘土矿床的开发
第一节记述高岭土的早期文献
夏湘蓉《中国古代矿业史》第六章《非金属矿产》(地质出版社一九八O年版)谓：
“高岭”这个名称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出现很晚。在明代的著作《本草纲目》和《天工开物》两书中，都只有“白土”而并无“高岭”这个名称。接着,作者认为“高岭”一词始见于1815年(清嘉庆20年)刊印的《景德镇陶录》和近代才出现的旧抄本《南窑笔记》两书。但就笔者阅读所及，情况似不如此。清·康熙21年《浮县梁志》卷四《陶政·陶土》条谓：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镇土牙戴良等赴内监，称高岭土为官业，欲渐以括它土也,檄采取。地方民衣食于土者甚恐，守道叶云仍、知县周起元争之，还其檄。
这段记载不仅表明高岭土一词早在万历三十二年已为官民通用，而且还揭示出其时的景德镇一带已有不少居民在高岭山靠采土为生，否则的话，矿税太监就不会还其檄了。
除上引文献外,明末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书也记述了高岭土，但对宋的记述必须作出校勘和考证才能确定。前揭该书卷中《陶埏·白瓷》记述景德镇瓷胎原料及其配制方法时谓：
土出婺源、祁门两山。一名高梁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两土和合，瓷器方成。
就有关文献与实地调查来看，景德镇瓷用原料中没有糯米土和粳米土之类的名称，但从元代开始已使用瓷石和高岭土两种原料合成瓷胎。高岭土耐火度高，掺进瓷胎可以防止制品变形,瓷石的烧结温度较低，它在合成瓷器时能使瓷胎致密。瓷胎中的瓷石与高岭土在高温下确有软、硬之分，可见宋应星所说的糯米土和粳米土是就这两类原料在合成瓷胎时的功能而言的。
《天工开物》中所说的出产糯米土的安徽祁门县，至今仍产软质瓷石，为景德镇瓷用原料来源之一。但婺源县则从不出产性硬的瓷用原料——粳米土，婺源历届方志亦无“高粱山”这一名目。因此我们以为：宋所说的婺源县高梁山之粳米土实质上就是浮梁县高粱山之高粱土。距《天工开物》刊出仅40余年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浮梁县志》卷一谓:
高粱,在县东七十里仁寿都，与婺(源)之石城山连界，险峻特甚。……今其山产磁土,取以为业。
清·光绪婺源九径(今称“菊径”)《何氏宗谱》卷二录明天顺四年(1460年)《高岭(支)谱序》谓：何茂(细七)于元末迁浮梁辛正之俨坑,“其子叔信陟睹高岭犹有胜概,自辛正里迁高岭”。而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高岭《冯氏宗谱》卷首《叔礼公传》又谓：
公讳时，……宣和已亥（1119年）因方腊之乱，同父、兄迁浮东之新正。明年，……公迁(浮梁）兴义之玉岭（笔者按：高岭至今仍有“玉岭”之称）。
从以上文献来看，高岭山从宋至今都是浮梁辖境，而不隶属婺源。宋把高岭山写成婺源之山，也许是因高岭处于浮梁与婺源的交界区吧。但是他又为什么会把高岭山写成高梁山呢？我们以为必受方言影响。因为景德镇方言至今都把某些韵母为ing（英）的字念作韵母为iang(央)的音，如该镇人念零(ling)作凉(liang)，念井、颈(jing)作蒋(jiang)，念镜(jing)作酱(jiang)，念腥(xing)作香(xiang)，而且一直到今天都仍然把高岭(ling)念作(liang)。由此可知，宋撰写《天工开物·陶埏·白瓷》条时，难能可贵地记录了景德镇坯房工匠们的传闻，惜未能校核当时的文献。
高岭山明清时代高岭土采掘遗址——汪·何·冯家大槽分布示意图
第二节高岭山明清时代的采矿遗址
举世闻名的Kaolin的产地高岭山，在景德镇市东北之45公里(东径1I7°31’，北纬29°28’)，今属鹅湖公社高岭大队。其矿区除数量极少的几处近代矿洞和尾砂外，绝大多数都是明清采掘遗址，可分四个地段：
第一地段在高岭村后的庙岗分水岭西——南西端的梅头坞，全长约800米，宽50～100米，尾砂沿负地形或山坡堆积，据反复调查和工程揭露，平均厚度约11米，估计尾砂约100万吨。
第二地段，北东端自何家大槽起，南至肖家止，全长约1000米，宽度50～200米，尾砂厚度10～30米，约442万吨。
第三地段，位于红旗山以西，穿过老厂作东向分布；全长约1OO0米，宽度40～200米，尾砂平均厚度约6米，估计约83．6万吨。
第四区域北起老厂，南西至冯家大槽，全长约750米，宽20～300米。尾砂平均厚度10米，估计127．5万吨。(以上据张伯周、郭帮湘同志推算)
以上四个地段少数坑道与淘洗池遗迹可辨，尾砂中时见明、清时代的粗瓷碗和瓷灯盏残片。商岭村前之“水口亭”有万历三十四年(16o6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石碑四方，记述该亭为交通枢纽，是来往客商必经之地。又高岭《冯氏宗谱》卷三《冯光发传》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冯氏与婺源县民在高岭争夺山场纠纷谓：
土名麻石坳等处之山，被婺邑在山搭有蓬厂数百，人数千余，强取磁土。联系以上遗迹与文献，当日盛况历历在目。
第三节高岭山采矿业的衰落
通过文献检索，自乾隆59年之后，已不见大量开采高岭土的记载。高岭山一带虽有近代矿坑和尾砂堆积，但和明清时代的相比已微不足道了，如果印证景德镇以外的一些方志中的有关记载，当更为明瞭。清·同治《南康府志》卷四《物产·附白土案》条录道光十九年(1839年)文书谓：
景德镇各窑制造瓷器所谓高岭，即庐山所出白土，无论粗细瓷器必须以之配合，即御窑制造上用瓷器亦须配用。
可见在此时，庐山白土(即星子高岭)已取代了高岭山的高岭土。据黎浩亭《景德镇陶瓷概况》一书记载，清同治、光绪间，高岭山的高岭矿又一度有小规模的复开。④1965年以后，因品位不高再度停产。高岭山也就只剩下一些供人凭吊的采掘遗迹了。
通过以上所考，获知“高龄土”一词出现予明万历三十二年。明代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一书中记述的高梁山就是高岭山，所谓“粳米土”就是“高岭土”，虽然高岭矿业在万历三十二年已见诸文献并已具相当规模，但其始开年代不会早于万历初，因为万历十一年麻仓老土枯竭，明御厂管厂同知张化美要工匠穿洞数里并不惜增加银两来提高麻仓土的价格，如果高岭矿于此时开采的话，明朝政府就会用高岭土来取代麻仓土。当时没有如此，显然是因督陶官员们还不知道高岭山也蕴藏着和麻仓土一样的粘土——高岭土。因此我们以为：高岭矿区始开于万历中期，以万历中期——清乾隆为其青春期。乾隆以后虽有开采，但为数不多，应为该矿的衰落期。
高岭土史考3
第七章明、清高岭的质量与产量以及“高岭”成为国O:P>际通用的kaolin和Kaolinite命名地的由来
本文在上章考证证明万历至清乾隆（17—18世纪）为高岭山矿业的青春期，但这一时期高岭土的质量与产量如何呢？这是研究高岭土应用史时必须考察的。但由于古文献没有翔实的记载，要揭示这些问题必须请求读者允许我们先从近代情况谈起。
第一节关于古高岭土的历史质量
1.1907年([日]．明治四十年)日本政府派遣农商务省技师北村弥一郎来中国考察窑业。归国后他写成了《清国窑业视察报告》，于明治四十—年(1908)交日本农工商务省商工局出版。该报告第四章《景德镇窑业》之第三节第四项详细的记录了该地在当时使用的原料，其中有两处涉及高岭土不子(一种砖块状的净泥)现录于下：
品名长宽高每块重量
星子五寸强四寸二寸五分内外约五百三四匆
明砂二寸二分内外一寸八、九分内外八、九分内外约三十七匆
〔按：一两（以每斤十六两计）约合日本十匆强〕
这里所说的星子(星子县所产之高岭土)即庐山白土。明砂就是高岭山优质高岭土(景德镇至今仍称明砂以区分其他产地之高岭)。这一记载告诉我们，明砂高岭不子比星子高岭土不子体积小得多，重量仅后者的1／14，但未记其质量亦未明其价格，其优点尚难断定。
2.1943年黎浩亭通过实地考察，写成了《景德镇陶瓷概况》一书，该书第十章记述了当时高岭土的价格。
总类产地距景德镇路程（华里）售价（旧币）功用备注
星子高岭星子县四百里每万块一百二十元普通坯每块二斤四两，每块以两小块计
明砂高岭浮梁东乡高岭八十里每万块一百元上等坯每块四两
表面看来，星子高岭每万块的价格略高于明砂高岭；但明砂每块仅重四两，若以重量计。后者价格约为前者的9.9倍。
为什么明砂高岭不子的体量如此之小、价格如此之高呢?
我们曾检读景德镇陶研所1955—1966年十二年来所测星子、大洲、枫源、贵溪、黎川各地高岭土数据一百余组，其他产地的高岭土不是铝氧含量不够稳定(有的不到20％)，便是着色氧化物偏高(氧化铁多在1—2％之间)。而明砂高岭铝氧则较为稳定(约36％)，含铁量仅0.6％，其相对可塑性指标也略高于其他产地之高岭土，工艺性能较好。
从以上征引的资料来看，高岭山之高岭土质量优异，是上等瓷器的必用原料，但因矿体濒临枯竭，产量日渐稀少，否则的话，当时的价格决不会如此昂贵。但这只能是高岭山采掘业衰落期间的近代情况。然而明万历——清乾隆时代其质量如何呢?
就我们观察明万历——清乾隆官民两窑的瓷器来看，其瓷胎的质量均较前有所提高。若以上海硅所测试的雍正官窑器为例，其瓷胎的铝氧高达30％，白度高达77．5％。我们知道，今景德镇一带的瓷石含铁量多在1％，烧成后的白度仅为66％，个别为72％，而高岭山之高岭土的含铁量仅0．6％，烧成白度均在82％以上，雍正官窑器比五代和宋代瓷器白度提高，显然应归功于高岭山之优质高岭土的大量应用。
又，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四《高岭》条谓:“造佳瓷必求东埠出者耳”。兰浦的这一书刊于清嘉庆20(1815)年，成书于乾隆、嘉庆之际，其时高岭山之高岭土来源甚少，但景德镇制造上等瓷器还必须求得东埠高岭与瓷石配合，可以推知，清初官、民两窑使用的高岭山之高岭土的质量是十分优异的。
至于晚明情况，则可从另一角度观察。前引日本学者北村弥一郎的著作称晚清高岭山之高岭土为明砂高岭(景德镇人至今仍称明砂)。为什么叫作“明砂”呢?目下有两种看法：
1．北村弥—郎谓明砂高岭为浮梁县明砂所产之磁土，显然他把明砂当作地名。
2．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陈开慧先生在其《景德镇高岭村高岭土矿床及高岭土矿物的研究》一文谓高岭土原矿多以砂土形态赋存，由于所含白云母晶莹明亮，故曰“明砂”。
但是查考文献与实地调查；浮梁县境并无明砂这一地名；该镇使用的高岭土无论是来自高岭还是庐山或大洲的,均含有晶莹明亮的白云母,所以它不是高岭山高岭土的特定标志。于是我们就对这两种解释产生了怀疑。
1970年,笔者曾在高岭一带就这一名称请教过老土工,据他们说,高岭山之高岭土质量不一,统称为东埠高岭,其上等的称明砂(即头色)，次等的称：“二色”。“明砂”原指清同治间高岭山复开以后，在明代的采掘遗址老厂一带重新发现的优质粘土,因为明代的高岭质量优异,故称为“明砂”。同治后概念外延,人们有把高岭地区所出一切优质土统称“明砂高岭”。从“明砂高岭”这一名称来看，明代的高岭土一定是优异的。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而已，但这推测是可从地质学角度得到验证的。因为高岭山之高岭土属风化型矿床,凡风化型矿床的的表面高岭土在风化作用下,其质量必优于下层,而明代人使用的是表面高岭,近代测试的则为下层高岭,故知明代高岭必优于近代。
第二节关于高岭土历史产量的推测
从地质工作者对高岭山有关矿床所作的调查来看，其矿体形态极为复杂。有层状、脉状、透镜状、串珠状、囊状、枣核状。由于成矿母岩和风化程度不同，矿石的含矿率也不相同。就我们在高岭山所作的调查来看，晚期采掘的高岭土以砂土状为主，淘洗率10～30％不等。而高岭村土工传闻，明清之际该地曾出过一种“猴油土”(意即异常洁白细腻有如猴油)或“四两渣土”(意即每百斤原矿中仅有四两尾砂)。其出土率高达90％以上。后就此情况我们请教过地质工作者，据他们分析，极有可能是淀积型粘土，也就是说，可能是由天然水搬运淘洗藏于裂隙中的粘土，故纯度极高。可见高岭山之高岭土，因矿点不同、时代不同而出土率很不一致。这样一来，就很难精确地了解万历至乾隆期间的高岭用量了。不过即使如此，还是有可能探求部分情况的。
根据地质队的反复调查与工程揭露，高岭山较集中的矿体多沿断裂构造分布，除近代开采的少数几处外，几乎都是明万历——清乾隆间的开采点。上章所述第一地段为近代开采处。二、三、四地段为明万历——清乾隆开采处，尾砂堆积共约653万吨，如以出土率百分之20计算，明后期——清乾隆，高岭山高岭土总采掘量约163万吨，平均年产量约9千吨(以万历22年至乾隆59年200年减明末清初动乱20年计)。当然，这一推算是很不精确的，除上述情况外，还因高岭山“险峻特甚”，数百年来的雨水冲刷，使明代——清初的尾砂大量流失，不能保持当年的总量。但这样作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可以获得比较可信的下限数据，即高岭山之高岭土在1594年～1794年总产量不会少于163万吨。
以上是从遗物方面作出的一些推测。我们还可以从文献方面窥见乾隆后期高岭山某年的采土量。前引高岭《冯氏宗谱》透露乾隆59年(1794年)高岭山仅麻石坳一地，就有婺源人数千淘泥，从本世纪四十年代高岭村淘泥资料来看，每人平均每天淘洗净泥(不子)200块，计50斤(黎浩亭《景德镇陶瓷概况》第150页)。由于40年代的淘泥工具、设备、方法均较简单。必与明清时代相同。乾隆59年淘泥人数如以两千计，该年出泥量约一万八千吨。
由于知道高岭山高岭土的这一年的产量，还可进一步推测该年景德镇瓷器的烧造量。前引殷宏绪1712年书简谓：
要作细瓷，则将高岭和白不子等量相配；要作中等瓷，则高岭和白不子的配比为四比六，但高岭和白不子的配比最小为一比三。
以上记载制备瓷胎的高岭与瓷石配比，与近代情况完全相同。如把高岭25％、瓷石75％作为当时瓷胎配比的平均值，那么清乾隆59年景德镇使用瓷石五万四千吨，烧造瓷器约七万二千吨以上。由于文献缺乏，我们虽不能获得万历至乾隆的逐年的史料，但由于万历与康熙、乾隆瓷器的瓷胎制备方法相同，如以前面通过尾砂计算得出的高岭产量估计，这两百年内景德镇烧造各类精粗瓷器最少也不会少于六百五十二万吨。
总之，由于高岭山之高岭土质地优异，藏量丰富，为景德镇服务时间长，在陶工的心目中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关于这一点,是早于它的麻仓土或晚于它的星子和大洲土所不可比拟的),这也许就是它在日后能够成为瓷用粘土命名地的重要原因吧。
第三节高岭土成为专门术语的年代
关于高岭土成为专门术语的年代，在国外似乎要比国内更早。先谈国内情况：蓝蒲《景德镇陶录》卷四《高岭》条谓：
高岭，本邑东山名，其处取土作不，……近邑西李家田大洲上亦出土可用，不大下于东土，但造佳瓷必求东埠出者耳。
蓝浦已把大洲土归入“高岭”了，并称高岭山之高岭土为东埠高岭(按：东埠是高岭山脚、东河东岸的一个小集镇，高岭山之高岭土由此下河船运至镇，故称东埠高岭)以后庐山星子县白土又相继开采，人们亦把它称作“高岭”，并在高岭之前冠以“大洲”、“星子”之类。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9O7年)左右(或更早)，景德镇人又把高岭山优质高岭土称之为“明砂”，以后明砂高岭又成为高岭山之高岭的统名(详〔日〕北村弥一郎《清国窑业考察报告》第四章第三节第一项《原料产地及种类》，日本秀英舍明治四十一年日文版)。可见在乾隆、嘉庆以后，。高岭土已变成专门术语。人们在使用高岭土这一概念时，已不局限于高岭山。即使使用高岭山之高岭土时，也还需在“高岭”之前冠以“东埠”或“明砂”。
就国外情况来看,“高岭”这一概念,似以法国和英国应用得最早。1712年，法国耶稣会来华传教的神甫殷宏绪(d′Entreco11es)向他的祖国介绍景德镇的第一封书简提到瓷用原料时谓:
一位豪商说:若干年前,英国人,也许是荷兰人把白不子(笔者按：因高岭不子色微黄，故此处特指瓷石不子)买回国，试图烧成瓷器，但没有使用高岭，因而事归失败。……他们不用骨胳而只想用肌肉造成结实的身体。[法]于阿尔《十八世纪法国对中国科学与工艺的调查》一文又谓，1717年，殷宏绪又把景德镇高岭土的标本寄往法国。1750年，道尔列昂斯公爵便根据殷宏绪的信件与标本命令在法国境内寻找该类粘土。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九○谓：
陶土之种类极多，最纯粹者，西人称为高岭土。高岭本华语，以出于江西饶州府之高岭山故名。瓷器始出中国，在欧洲，则英国为瓷业先进。在一七五五年以前，英国所用之高岭土，乃由中国及日本输入。后于康瓦尔等处发见高岭土，国内制造始可自给。以上中、西文献表明，“高岭土”这一概念早在1712年就传往法国，1755年以前英国还从景德镇进口高岭土。而把康瓦尔所产之粘土称作“高岭”，则很可能是英国人把中国高岭一词冠于欧洲同类粘土的第一例。可知早在康熙末和乾隆早期，高岭已在法、英等国成为瓷用粘土的命名地了。
1867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约翰逊(S．W．Johnson)和布莱克(J．M．Black)《论高岭石与细块高岭土》一文，文中把组成高岭土的粘土矿物称作高岭石(Kao1inite)。从此以后，“高岭”又由陶瓷界延伸到矿物学领域，始成矿物学术语——“高岭石”的命名地。1869年10月，德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Richthkofenferdinand)访问景德镇和安徽祁门，并著文介绍瓷石和高岭，还根据汉语高岭一词的读音译成今天通用的英文Kaolin一词。由于作者是地质学者，该文又是西方地质界从岩石学角度介绍中国高岭土的第一篇论文，所以以后欧美地质学者们使用的Kaolin，都来源于李希霍芬。“高岭土”这一名称在各国通用，但也有例外；比如伊朗就不叫高岭土，而把它叫作“中国土”⑩。但不论如何，它的名称却总是和中国紧相关联的。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多采用扫描电镜和x光衍射观察高岭山之高岭土的矿物组成，1981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陈开慧、夏怎琤同志鉴定高岭清末与民国初年的三块不子时，发现其矿物组成主要为埃洛石，其次为雏晶高岭石和水白云母(陈开慧等《景德镇高岭村高岭土矿床及高岭土矿物研究》，景德镇硅酸盐学会1981年排印本)。地质矿产部矿床地质研究所吕达人等先生则从高岭山明清采掘故址肖家地段取样，发现其矿物组成有高岭石。(照二0上海科技大学李中和等同志亦从该地取样观察,发现其矿物组成有以水高岭石为主的,亦有以高岭石、伊利石等为主的(李中和等《景德镇高岭村高岭土矿物相的研究》,《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82年第3卷第1期)。如果把这些情况和以上文献联系起来观察,使我们确信世界通用的Kaolin和Kaolinite两词必然是以中国著名的高岭土的产地----景德镇高岭山而命名的。前几年,国外有位粘土专家测试高岭山某坑位的土样,发现其矿物组成为埃洛石之后,即撰文怀疑高岭山为kaolinite和kaolin的命名地。我们以为这一怀疑,是因他对高岭土的应用历史以及高岭山复杂的地质情况缺乏较为全面的了解而造成的。
第八章高岭土与景德镇元明清制瓷业
第一节高岭土是衡量元以后景德镇窑业兴衰的标尺
高岭土，从矿物学角度看，有所谓次生与原生之分。次生高岭土以膏泥形态赋存，而原生高岭则多为沙土状，混杂于石英颗粒之中，只有淘去沙石才能获得净泥。因此次生高岭容易被人们发现利用，其使用年代有可能早于原生高岭。
从考古发现与对古器物进行观察、测试所取得的资料来看，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先民们，远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开始使用了次生高岭土；仰韶时代的那种白衣陶器上的白衣，可能为高岭土涂饰，但只是作为化妆材料而已。河南安阳出土的殷代精美的印纹白陶，可以确定为纯高岭土制作。但由于高岭土中的碱金属和碱土金属氧化物的含量极少；三氧化二铝多高达30～40％，其耐火度为1700度以上，人们单独使用它虽能烧造出白色器皿，但究因其烧结温度过高，难以形成新的人造材料。因而用纯高岭土制造的器皿，吸水率很高，还不如普通陶胎结实。这样，它对制陶业来说，意义就不甚重大了。
从许多考古报告来看，真正的瓷器(即器胎吸水率低于0.5％，透光度良好的瓷器)是由我国出产瓷石的地区的陶工们首先使用瓷石这类原料制成的。它的出现似和高岭土无关。前些年，考古界讨论瓷器的定义时，提出了一个是否使用于高岭产作为区分陶和瓷的标准，看来似与历史实事不甚吻合。
虽然瓷器的出现和高岭土的关系不甚明确，但是当铝氧含量较高、厚度有限的上层瓷石被早期的陶工们用完之后，高岭土就成为制瓷业中生命攸关的原料了。正如殷宏绪在1712年的书简中所记述的那样：瓷石(白不子)是瓷器的肌肉，而高岭则是瓷器的骨胳。周仁先生在研究清初瓷器的化学组分之后也说：“由于大量使用高岭，瓷石在胎中主要是起熔剂作用。”○这样一来，高岭土的来源与质量就可以作为测量景德镇元代以后窑业兴衰的一把标尺。
现以文献与窑业遗物为依据，对该镇十四——十九道世纪使用的高岭土与制瓷业的波动趋势。略作考察如下：
第二节麻仓土与景德镇14——16世纪的制瓷业
第一期为13世纪—14世纪56年代：
本文在第四、五章以为，景德镇陶工最初是在麻仓一带发现高岭土的。其年代可能在13世纪末或14世纪初。并为浮梁瓷局所垄断。14世纪50年代后，浮梁一带被元末农民起义军占领，瓷局结束。在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前半期，元廷垄断麻仓高岭土达半个世纪之久。其间，民营窑场不得问津。
就景德镇市区与湖田窑元代遗存出土的瓷器来看，凡印有五爪龙纹、招府铭文的日用瓷以及大件青花瓷残片(与伊朗、土耳其传世的元青花大件瓷器类似)，胎质细白，铝氧含量高达20％以上(详表一)。其他产品虽有白胎和黑胎之分，但白胎的白度与细度难以和上述瓷胎相比，黑胎则近于陶胎。由于原料低劣、加工草率，器型笨拙，有不少器皿连圈足也不旋挖，出现了景德镇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质地特粗的实足碗。
明初人曹昭在《格古要论·古窑器论。古饶器》记述“御土窑”时说：“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学者高”‘：他显然是就浮梁瓷局的产品而言的。而孙瀛洲先生在谈到整个景德镇元代瓷器时说“精者甚精，粗者甚粗⑤的论断，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元代瓷器的面貌。显然这一时期的景德镇产品是官窑器极精，民窑器特粗。这种精粗悬殊，当与官府垄断优质高岭土不无关系．
第二期为1352年一1402年
至正十二年(1350年)三月二十七日，红巾军首领之一的项普略攻克浮梁。至1357年,该地一直在战争中。②1360年李庸守浮梁，形势渐趋稳定，至正22年(1362)以后，生产得到恢复并有某种程度的发展②，在1402年明王朝建立御厂之前‘元王朝的所谓“御土”和浮梁磁局的官匠当散落民间。瓷局不存，民窑的自由更多，其产品的质量必有所提高。但由于人们对这一时期的具体遗物研究不够,因此面貌尚不清晰。但随着景德镇印刷机械厂和红光瓷厂十四世纪后半期窑业遗存的发现和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沙捞越等地这一时期的景德镇瓷器的大量出土,预计将会有新的认识和评价。
第三期为1402年一16世纪初
1402年是明代御厂建立之年。关于御厂的始建年代,明、清文献有六说：1、洪武二年。2、洪武25年。3、洪武末。4、洪武35年(即建文四年)。5:宣德初。6、正德初。以上各说目前以洪武35年为多数人接受，在未作详细考证之前，我们暂从这一说。由于御厂建立后必须使用优质高岭土，元代的“御土”必在此时为明御厂垄断，即明代文献中的所谓“官土”。
这一期间的永乐、宣德、成化御厂瓷器极为精致，文献多有记载，早已成为烩炙人口的艺术珍品。就近几年我们在景德镇珠山路明代御器厂前院和珠峰东侧发现的官窑残器来看,永乐——正德官窑瓷器胎质细腻、白度极高。永乐靶杯口沿厚度仅0.8毫米，成化小杯、碗通体厚度多为2～0．6毫米，胎中铝氧高达21.24％，若非使用优质麻仓高岭断难制出。
同期民窑虽也制造白釉器与青花瓷器，但由于制胎时使用的是“假土”(即假官土——麻仓附近所产的次等高岭土)，胎釉的白度不高，青料呈色暗淡，纹饰亦步御厂瓷器后尘，装烧时多采用沙垫，极少使用垫饼，足见当时原料珍贵。这一期间的民窑很难见到佳器，亦无见诸文献的著名窑场。即使如此，但其时民窑器亦较元代粗器有所进步。
第四期为嘉靖——万历前期
清·唐秉钧《文房肆考》卷三：
靖窑回青盛作，幽菁可爱。……然当麻仓土将次告竭，饶土渐恶，体质较之宣器大不相侔，制度亦不及宣德远甚。
明·高濂《遵生八笺·论饶器新窑、古窑》谓:
世宗青花、五彩二窑，制器悉备。奈何饶土入地渐恶，较之二窑往时代(指宣、成)不相侔，制度亦不及宣德远甚。
第五章曾引康熙《浮梁县志·陶政》，谓万历十一年时，“麻仓老坑土膏已竭”。由于麻仓老土采掘已两百余年，资源渐近枯竭，质量变劣，嘉靖、万历间的官窑已不能和永乐、宣德、成化时相比了，是所谓御器质量下降的时期。但就景德镇董家坞窑的遗存来看，该民窑在这一时期的产品已较上期考究，有逐渐精致的趋势。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五载：崔公窑：嘉(靖)、隆(庆)间人，善治陶，多仿宣(德)、成(化)窑遗法制器，当时以为胜，号其器曰“崔公窑瓷”，四方争售。诸器中惟盏式较宣、成两窑差大，精好则一，余青(花)、(五)彩花色悉同。为民陶之冠。以上是麻仑土风行期间的官、民两类窑场的大致概况。
第三节高岭土与景德镇17——18世纪的制瓷业
高岭土大量应用约为万历中后期——清乾隆。
麻仓土告竭之后，景德镇陶工旋即在高岭山找到了优质高岭土。前引《浮梁县志·陶政·陶土》条谓：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镇土牙戴良等要督陶太监潘相收高岭土为官业，后因叶云仍与周起元力争，明廷收回命令。不过明廷还檄不是出于仁慈,而是由于形势所迫。因为其时武昌等地民变纷起，明政权己在风雨飘摇中。由于朝廷不能垄断高岭，民窑的优质高岭土来源空前广阔。再加上隆庆间开海禁，那些“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来耙”(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海澄县志》)的冒险家们给景德镇瓷器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因而窑业得以蓬勃发展。其时的官窑瓷器质量平平，而同期的文献中则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民营窑场。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谓:
浮梁人昊十九者，……隐陶轮间，与众作息。所制精瓷，妙绝人巧。尝作卵幕杯，薄如鸡卵之幕，莹白可爱，一枚重半铢。又杂作宣、永二窑，俱逼真者。
《景德镇陶录》卷五：
周窑：隆(庆)、万(历)时人，名丹泉。本吴门籍，来昌南造器，为当时名手。尤精仿古器，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周亦居奇自喜，恒携至苏、松、常、镇间售于博古家，虽善鉴别者亦为所惑。有手仿定鼎及定器文王鼎炉与兽面朝耳彝，皆逼真无双，千金争市。迄今犹传述云。
除上引各窑外，还有吴明官(详明·张岱《陶庵梦亿》)、陈仲美(详《阳羡茗若陶录》、《景德镇陶录》)等窑，亦称著一时。
以上民间名窑的涌现，是景德镇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亦是中国制瓷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明晚期的标志之一。
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窑场多分布在景德镇市内和董家坞、观音阁一带，其窑业遗存堆积丰厚，产品洁白细薄，制作精巧。彩绘风格自由豪放,与官窑不同，却又可以和官窑媲美。最近，由我们提供标本，轻工部陶研所测试观音阁出土的一件晚明青花残器，铝氧竞高达27％○，可见当时的民间窑场对高岭土的用量空前增多。
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谓嘉靖～万历间景德镇瓷器市场：
其所被，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而商贾往往以是牟大利。
由笔者提供标本，经景德镇陶研所1982年9月测得晚明青花瓷胎化学组分为：
SiO2:66.94A1203:26.70,Fe2O3:0.72,MnO:0.16,CaO:0.56,MgO:0.09,K20:3.09,Na2o:1.89.烧失0.20,总量100.35。
《天工开物，陶埏》谈到明代南北诸窑时说：
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
明万历二十五年王士性《广志绎》卷四谓：
偏(遍)国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
同书卷一又谓：
天下码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浮梁
之瓷，……温州之漆器。
经过明末清初的大乱，景德镇趋于稳定之后，顺治间，清王朝沿袭明制，置御窑厂于景德镇。＠康、雍、乾三代是众所周知的所谓中国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其时的官窑尤其是雍正官窑器白度极高(77％)，烧成温度达1300℃，瓷胎中的铝氧竟然高达30.5％，高岭用量极大，其瓷胎的物理性能都己接近、有些还超过了现在优质硬质瓷的技术指标(详周仁《清初瓷器胎釉的研究》，《景德镇瓷器的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北京版)。民窑产品也较前有所提高，许多鉴赏家都认为其时“官窑往往不如客货”。
这一时期的前阶段，民窑产品优于官窑，后阶段则出现“官民竞市”，可见官、民制品并精。
第四节星子白土与景德镇19世纪的窑业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是景德镇窑业的衰落期。以往的陶瓷史家们在探索其衰落原因时，多从“国力不足”方面去考虑。但该镇部分族谱与石刻以及有关的地方志却透露了其中的真消息。
清·光绪高岭《冯氏宗谱》卷三《冯光发传》谓：
光发，乳名星，……殁于乾隆壬子(1792年)。因土名麻石坳等处之山，被婺邑在山搭有蓬厂数百，人数千，强取磁土，伤害数村来脉，并伤田租二万八千零，强横无敌，事延三载。系星舍身丧命以救数村人烟居住之生，蒙本省大人乐，又蒙县宪田同南昌张审结究办。嗣后奉示严禁，不许挖取。
1978年，我们在鹅湖公社的另一高岭土产地李黄调查古矿洞时，在其清源道观左墙上发现乾隆五十九年(1794)石碑一方，碑文谓：“
调浮梁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田为勒石严禁开挖磁土，以护土墓，以杜事端。”
照得浮邑境内山场多产磁土，每有棍徒钻谋开挖，无知业主贪利租售，以致侵碍良田，损伤坟脉，讼端繁兴，贻累无休。近有婺源民人洪光祖等谋挖高岭、天宝堂等山，酿成命案。业经本县勘明封禁在案。
兹据……职员冯日淳……等，以兴义、锦义、义合、丰田等都所有山场田地皆系龙脉攸关，从未开挖。……今公众议明立约，东自五花尖，西至大石坞，南自分水绛（山降合）“北自黄茅(山降合)……至李黄(坊)陂庙下为界。……嗣后各宜恪遵约载四界，不论大小山场，俱须照契管蓄，不许租挖磁土致碍田墓。即攸将山出卖，亦不论附近有无田墓，务于契内载明买主不得挖土字样，仍着立约人等互相稽察。倘有无知业户听信棍徒钻谋租挖，许即呈约指名赴县禀报，以凭拏察。慎勿徇隐以及藉端诬累，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把以上碑志和家谱记载相印证，可见在乾隆后期，不独高岭，甚至连李(黄)坊一带也被江西省布政司和浮梁县严禁开采。高岭封禁之际，十八世纪末的景德镇开始使用大洲高岭土(大洲高岭始见於《陶录》)，也许是质量不好，淘洗出土率较低(13％左右)，不久便大量使用星子高岭。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南康府志·物产·附白土案》记道光时南康府查讯案情状谓：
据举人汪自清……等供称：庐山白土历来无人开挖。自夏家垅夏姓在景德镇烧窑，始取白土运赴景镇售卖，获利数倍。以后即有星(子)、都(昌)两县民人徐坤牡等陆续在南排岭、七溪垅、五福港、余家斜等处开设数十厂。
《白土案》又引道光二十一年都昌县监生徐坤牡等呈文谓：
缘生等取星(子县白)土造瓷，年久相安，毫无干碍。
前引同书录道光十九年巡道德札谓：景德镇无论精粗瓷器必须使用星子高岭。
把这两条记载与前面文献相印证，星子高岭当崛起於高岭、李黄封禁之后，夏姓开挖当在嘉庆左右。可见乾隆后期至道光间，景德镇各窑所用之高岭土多来自庐山星子县。当我们明白了这段史实后，便可把它和明代的麻仓土与清初东埠高岭土和清后期星于高岭土相比较了。前引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砂土》记麻仓土谓：
麻仓官土一百斤值银七分，淘洗净泥五十斤，曝得干土四十斤。
前引《南康府志·白土案》谓：
各厂俱在贴近港堰处开池堵水淘洗，三分成土，七分成沙。
可见晚清的庐山白土比明代麻仓高岭土出土率低10—20％。若再从运输线路上看：麻仓、高岭二地所产之白土，明清两代均经水路顺流“艇运至镇”，离镇45公里，“冬秋水干四日至，春水一日半至”。(乾隆《浮梁县志·陶政。陶土》)
星子高岭离镇200公里，水路经波阳由昌江至镇，其航程4倍於麻仓或高岭。进昌江后为逆水，其延长时日可以推知。星子高岭的出土率低，运输线路长，其价格当数倍于明代和清初的麻仓土与东埠高岭，可知晚清瓷器的生产成本必比晚明——清初要高得多。。
如果把明——清初人及清中后期人记述景德镇的文献两相对照，似能窥见这两个时期的窑业差异。
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谓：
余尝按行列郡，民惟饶州稍富，彼亦以其地出陶，民得厚利。
明·王世懋《二酉委谭摘录》谓：
景德镇，天下窑器所聚，其民殷富甲於一省。
康熙《浮梁县志·疆域·风俗》记景德镇风俗谓
其民少本业趋末，作陶器收四方之利，……食货之所需，满于市求之便，其不为侈靡者鲜矣。但至嘉庆、道光间，情况就于以上不同了。
清·吴允嘉《浮梁陶政志》(道光十一年《学海类编》本)谓：
景德镇—隅之地，四方商贩瓷器者萃集於斯，庐舍稠密，烟火相望，其实无一富户，执役最为劳苦。
为什么晚明、清初与清后期的景德镇相差如此之大呢?吴允嘉充满怜悯的记述当于瓷用原料——高岭土的来源和价格不无关联罢。
但是，运输线路长、成本必然高昂而质量又不如麻仓与高岭山的星子高岭亦於道光廿年全面封禁。其理由谓：
挖取白土，伤残龙脉；洗土淘沙，冲塞山涧。以致堰水不通，农田受害，于地方大有关碍。(《南康府志·白土案》)
更有趣的是星子县土著地主称：
庐山为合邑地脉，风水所关。从前星子每逢乡会试，科甲尚不乏人。自开挖白土以后，历科脱榜。城乡贸易之人亦日渐萧索。然风水之说尚属渺茫，惟农田庐墓赋命攸关。(《南康府志·白土案》)
而当时的官府决定封禁，当然不是出于渺茫的风水之说，而是鉴於矿业破坏了生态平衡，影响田赋收入。因为堵水淘洗有碍灌溉，尾砂流布致使沃土硗瘠。
又，《南康府志·白土案》录道光二十年星子县民项家福呈文谓：
本年因土乏用，各窑关闭数十家，现存不及一半，转瞬一、二年歇业，自必殆尽。民窑既尽，官窑从何烧造?此理易明。且景镇靠窑谋生者不止数十万人，一经歇业。此辈从何安置?其祸不可胜言。项家福的这段呈词虽然有警告或者说威胁官府的意图，但却真实地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夕的景德镇因星子高岭的来源断绝而出现空前的恐慌。
第九章结论
本文在以上各章围绕着有关高岭土的若干问题，对景德镇十至十九世纪近千年的白瓷瓷胎原料和制瓷业的兴衰作了一些粗略的探索，现小结如下：
1.景德镇五代出现的优异的白瓷一直到南宋的芒口影青瓷，均采用瓷石类型的原料制胎。五代一北宋瓷胎多用表层瓷石，而南宋的则以中下层瓷石为主。并指出：“景德镇唐宋时代瓷器是由瓷石加入少量高岭土制胎”的看法与古遗物和古文献不符。
2.认为高岭土引进瓷胎与二元配方法(即瓷石加高岭的制胎法)确立的年代，至迟在元泰定间(十四世纪20年代)，但不会早于元初。由于高岭土的引进，挽救了景德镇南宋以来制瓷业出现的原料危机，是元代瓷业生产高度发达的标志。并以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为依据，推测元代的高岭土是从麻仓取得的，和明代中期以前官窑使用的相同它以土膏形态赋存，其出土率高达40％，可能是伟晶岩的风化物。十四世纪的景德镇，称这类高岭土为“御土”，十五、十六世纪则称“官土”或“麻仓土”。
3.考证举世闻名的高岭山之高岭土约在明万历间发现并应用，支配景德镇约两个多世纪。关於“高岭”这一专门术语，在国外约形成於18世纪初期，与法国神甫殷宏绪在1712年介绍景德镇的著名书简有关；在国内则在高岭山被封禁后的乾隆、嘉庆之际，是随着星子白土与景德镇大洲高岭土的应用而出现的。故高岭山为高岭土的命名地。
4.通过对景德镇历代白瓷瓷胎原料变迁的考察，认为瓷石矿在10一13世纪对景德镇窑业有决定性的影响。十三世纪以后一直到今天，影响景德镇窑业的主要因素是高岭土。并以文献和考古资料为依据，把景德镇窑业划分为二个历程，10一13世纪为第一历程，是景德镇窑业由初级到高级再转向低落的时期。第二个历程为14～19世纪。14～16世纪，由于麻仓土的引进，景德镇瓷业再度兴盛。但由于官府垄断，出现了官窑瓷精、民窑瓷粗的局面。17～18世纪，由于高岭山高岭土的开采，官府不得垄断，景德镇窑业得以蓬勃发展，是为民窑胜於官窑或官民两窑的极盛期。19世纪以后，由于星子高岭质量低而运输线长并时开时禁，是景德镇窑业的低落期。这一时期的窑业不能与元、明——清早期相比。
1981年10月初稿
1982年12月修改
[附记]：
1．本文为应全国非金属矿床地质委员会、全国沉积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土壤学会联合召开的《全国第一届粘土学术会》之约而撰写，於1981年10月29日在会议上宣读，并由《景德镇硅酸盐学会会刊》刊出。此次发表稿与前稿内容一致，仅在史料上作了若干补充和调整。
2．本文在修改过程中接到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上次男先生惠赠[日]北村弥一郎《清国窑业视察报告》一书，使笔者得以了解晚清高岭的部份情况。在此谨向三上先生致谢。
什么是“倒车”?
窑车上的坯体在隧道窑内发生倒塌的现象，一般称"倒车"，是隧道窑常见的故障之一。倒车发生的原因主要有：
（1）装车不符合要求，或坯垛不稳，或垫砖松动等。
（2）入窑坯体水分过高，预热带窑头温度过高，或者预热带上下温差过大，造成炸坯，坯体炸碎后可直接造成坯垛部分倒塌，也可能卡在窑车与窑墙之间的间隙内，造成进车阻力加大，料垛或垫砖移动，最终引起坯垛倒塌。
（3）烧成温度过高或保温时间长，制品过烧变形，造成制品柱歪斜而倒塌。
（4）窑内温度分布不合理，棚架高温强度低或耐急冷急热性能差，造成棚架碎裂等。
（5）与窑墙或突出物相碰。
（6）窑车脱轨或窑车走行不平衡。
（7）其他原因。
有时也可能是以上几种因素同时存在。
倒车事故发生后，若能及早发现，及时处理，可以减少损失。因此，当间歇进车时，进车前应注意观察窑内两侧情况，连续进车时要注意推进过程中推车机压力的变化。
处理倒车事故的具体措施，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如轻微的倒车或发生在冷却带的倒车，有时可不用停窑处理，而随车推出。
若倒车发生在预热带头部几个车位，可将燃烧室停火，打开窑门，利用推车机（油压返回或螺旋回）或回车机等，将窑车逐个拖出，直到事故窑车拖出后，再继续进车。
若事故发生在烧成带附近，应尽量利用烧成带前后的事故处理孔处理。
若事故车已过冷却带事故处理孔，且倒车严重，继续进车会使倒车范围扩大时，应该停火并停止冷却带鼓风，打开冷却带窑门，从尾部将窑车逐个拖出，直到可顺利进车为止。
当处理事故窑温下降时，要注意冷却速度不可太快。特别应注意大量冷风入窑，而造成窑体损坏和正常窑车上装载的制品开裂等问题。
为了防止倒车事故要严格保证装车质量，入窑前一定要逐车检查，尽量把事故消除在窑外。其次要控制好入窑水分。并应严格烧成操作，稳定热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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