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瓷砖。
清代淄博釉下青花大鱼盘
淄博大鱼盘是淄博民间盛行的一种鱼纹盘。鱼盘形体硕大，手感笨重温和，价廉实用。盘内所绘鱼纹因具有富足、美好、吉祥的寓意深得山东民众喜爱，成为远近闻名的产品，当地更是居家必备。人们习惯称之为“淄博大鱼盘”。
淄博大鱼盘是淄博青花瓷的代表产品。淄博青花瓷俗称土青花，以当地钴矿原料制成土蓝色“青花”颜料，用来创作出各种釉下彩青花瓷器。淄博釉下青花大鱼盘最早产于明代淄博西河窑，清代，传入福山窑，之后，山头等地区部分窑场也纷纷仿制生产，且产量极大，至清末民初达到鼎盛，于20世纪50年代末终止。先后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过程，形成了淄博陶瓷业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斗转星移。当今淄博大鱼盘的价值已不在于实用，而在于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它最早由济南、北京等地一些民间美术工作者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声名远扬，象北京胡同、无锡泥人、贵州蜡染一样，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地方传统特色收藏品，不断有著作、文章出版和发表，从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鱼盘艺术收藏热和研究热。淄博大鱼盘从一种日常生活用品变成了一种艺术观赏品。
淄博大鱼盘的艺术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纹图含意和画风两个方面。从表层意义上，对其纹饰的解释似乎用一句“年年有余”或“吉庆有余”便可概括，但经人们潜心对鱼盘纹图所作的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考察发现，淄博大鱼盘几乎将中国鱼艺术的所有文化内涵纳入其中，其含义表现出诸如：“鲤鱼跃龙门”、“男情女爱”、“富贵有余”、“多子多福”、“喜事临门”、“合家团圆”、“和睦美满”等。其画风表现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有的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工整细致;有的粗犷豪放，大气磅礴;也有的轻松活泼，清心秀丽。
淄博鱼盘文化现象在现代得以发扬光大。首先，淄博陶瓷业不断推出的高档新材质为创作鱼盘作品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鲁青瓷、象牙黄瓷、乳白瓷、合成骨质瓷等多种新材质新产品成为鱼盘作品创作的载体。其次，多种新的装饰手法为鱼盘的创作提供了多种途径。出现了釉下剔刻、釉上彩绘、浮雕、刻瓷等艺术手法。日前，淄博泰山瓷业有限公司用高档材质鲁青瓷制作鱼盘。在构图、形象处理上，大胆概括、夸张、简洁凝练，笔法豪放，富有神韵。在瓷胎上用简洁的笔法刻剔出鱼的纹饰，盘上的鱼近似几何符号，寥寥几笔，便把鱼在水中游的图案活生生地表现出来。作品既表现了鲁青瓷材质的莹润高雅，又表现了图案的设计的老辣。成为高雅的艺术品和极高价值的收藏品。
近年来，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对淄博鱼盘文化现象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2001年，台湾五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淄博陶瓷收藏家许立华的专著《山东大鱼盘》。2004年，安立华在他编著的《乡野之风——近代淄博民间陶瓷艺术》一书中，对淄博鱼盘文化现象的特点和意义又作了深入探讨。2009年，淄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曹在堂出版了他的鱼盘收藏研究集——《吉庆有鱼》。曹在堂认为“艺术是形象化的哲学，收藏是人生感悟的过程”，收藏研究正是为了传承和发展。
淄博鱼盘文化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探索和发展领域。
延伸阅读
陶瓷上的“鱼文化”
六、七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半坡氏族公社时期生产的仰韶文化彩陶器上，鱼纹成为最普遍、最具代表性的纹饰。所绘鱼的图形拙朴可爱。其数量之大，线条之美，形象之逼真，令后人叹为观止。鱼，成了远古人类的图腾。这些古朴优美的绘画艺术，完全来源于劳动的实践和对自然界的观察和提炼，反映了当时人们以渔猎为主的生产活动，表达了捕获更多的鱼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美好心愿。
在古代，鱼不仅仅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之一，而且还因此把鱼看成了祥瑞之物。孔丘生子，友人送鲤鱼一对为贺。孔子十分高兴地收下，以为吉祥，便给儿子取名孔鲤，字伯鱼。
在汉代，多将鱼纹刻划在陶或瓷的盆子等大型器物上。到唐宋时期，以鱼纹装饰陶瓷更为盛行。不仅有鱼的瓷塑，还有双鱼连体瓶。划、刻、贴、印等各种风格和形式的鱼纹装饰大量出现。在定窑白瓷上，划花、印花鱼纹最为形象生动。碗、盘内壁有荷叶莲花，器心水波荡漾，双鱼戏水相逐，生趣盎然。至于元、明、清的青花瓷器上，以鱼为纹饰那就更为多姿多彩，而且寓意丰富深远，可以说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鱼文化”。
元青花鱼藻纹多画鳜鱼，大有“桃花流水鳜鱼肥”的诗情画意。由此可见元人对鱼文化同样喜爱。明以后则多画鲤鱼，表达了人们企盼“鲤里跳龙门”的吉祥。鲤鱼跃于波涛之上，口中吐出水气，水气中隐约一条小龙飞上天空。大约这就是所谓“鱼化龙”了。传说鲤鱼跳过龙门便可成龙，比喻幸运和高升，实乃文人对飞黄腾达的一种向往。所以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一文中说的：“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故“鲤鱼跳龙门”是古代常画的题材。
在民间，有许多以鱼表达吉祥的用语，多采用谐音。如：鲤与“利”，鱼与“余”、“玉”等即是。由此便创造出许许多多寓意丰富、形式优美的词汇来。又由词汇经过形象思维，绘制出活泼生动的鱼的绘画来。各类鱼的图像一旦装饰到瓷器上，就大大增加了其观赏性和艺术性，成为畅销的商品，也有了收藏和研究价值。比如常见的瓷画还有“渔翁得利”，一个渔翁捕得大鲤鱼时的欢快表情跃然瓷上;“金玉满堂”，几条金鱼水波中相互追逐嬉戏，寓意儿孙多且活泼可爱;鲢鱼游于莲塘之中，自然是“连年有鱼”，童子抱只大鲤鱼，背后绘以牡丹，叫做“富贵有余”;一条鲶鱼游于水藻中，可谓“年年有余”。
总之，从瓷绘中可以看出，自古以来，鱼受到人们的喜爱，人类与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装饰着鱼文化的瓷器，其上多姿多彩的画面，吉祥谐趣的寓意，很值得古陶瓷鉴赏者、收藏者细细地玩味。
从陶器到原始瓷再到瓷器的演变
从陶瓷学上界定，原始瓷应该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一个时期。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中国陶器是20世纪后半叶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出土的距今约12500年的夹粗砂红陶。浙江也是中国较早制造陶器的地区。迄今发现浙江最早的制陶实物，距今约11000-9000年的浦江上山遗址。这些陶器的特征是火候低、陶色不纯、厚薄不均、内壁凹凸不平，制陶技术相当原始。
中国古代史籍中多有关于制陶的记载。《太平御览》卷78引《逸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神农为何人？神农即神农氏，也即炎帝，是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传说炎帝神农，人身牛首，三岁知稼穑，长成后，身高八尺七寸,龙颜大唇。神农氏本为姜水流域姜姓部落首领，后发明农具以木制耒，教民稼穑饲养、制陶纺织及使用火，功绩显赫，以火得王，故为炎帝，世号“神农”。
2001年5至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区博物馆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复原器近150余件，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余姚河姆渡、罗家角等附近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存，可明确为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而且在出土的小陶釜中发现了盛有煎煮过的草药，印证了史前“神农尝百草”的美丽传说。
起初，作为实用器的陶器，丰富了人们生活的内涵，改变了生活习惯，提高了生活质量。之后，陶器走向了实用和审美的结合，陶器由朴实、素雅变得华丽而富有文化、精神内涵，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升华。人类对美的追求确立了人类的价值规范。原始瓷在文明时代开始的商朝已经出现，从它的釉料使用和胎体结构看，比陶器是进了一步。这种进步，是经过了人类几千年的探索和发现。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科技进步都是经历了漫长的积淀，一代一代的叠加，丰富了深度和厚度。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文字便是刻在陶片上的文字———“刻契陶文”。由原始瓷到瓷器，人类也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思考、探索和实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说：“原始瓷(ProtoPorcetain即加釉硬陶)的烧造，当为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发明……后来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改善，终于在汉末出现了瓷器，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
从青瓷而黑瓷到白瓷
关于各地茶具的优劣，陆羽有一段著名的论断：“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次，洪州次……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唐代所崇尚的碾末烹煮的茶风，茶汤显“白红”（即淡红），青瓷色泽沉稳，“相映而成高雅之趣。邢州瓷虽然洁白莹亮，就未免稍嫌轻浮了。”（郑培凯，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序）给茶碗分等级，不是以瓷器的质地而是以瓷器的色调为标准，看它是否能和茶汤的色度调和出最大的美感。正因为如此，以越窑为代表的质朴大方、色泽沉稳的青瓷茶碗，就被陆羽和整个唐代奉为上品了。虽然以邢州瓷为代表的白瓷在当时也不乏拥戴者。
这样就很好理解，为何宋代的“最佳茶碗”从青瓷转为黑瓷了。宋代斗茶更盛，具体方法为：事先用茶末和开水调好茶膏，然后一边用沸水点泡，一边用茶筅回旋击拂，打出白色的沫饽（汤花），要求色泽纯白，汤花保持时间长（“咬盏”）者优，先出现水痕的就失败。这样，为了以黑衬白，更为了便于裁判孰优孰劣，黑瓷当然是最好的选择。蔡襄所谓“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茶录》），宋徽宗所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大观茶论》），说的都是一个道理。过去被奉为上品的青瓷、白瓷都不再适用，在重黑瓷这一点上，宋代做到了“从认识到行动上的高度一致”。
到了明代，人们对茶碗的色泽选择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在今日，纯白为佳”（许次纾《茶疏》）。因为到了明代，点茶已成往事，饮用散茶蔚为主流，洁白如玉的白瓷衬托绿色的茶汤，清新悦目。屠隆在《考槃余事》中说：“宣庙（指明宣宗）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不但肯定了白瓷的绝对优越地位，而且质疑了蔡襄对黑瓷的看重。其实，这都是茶水惹的祸，蔡襄时代茶贵白，当然瓷贵黑，明代茶贵绿，当然瓷贵白。观点不同，其实其理则一，只是各为其茶。
“严格说来，茶碗的色泽与茶叶的品质是不相干的，然而，饮茶作为美感体验的艺术，茶碗的形制与色调，配合盛出的茶汤色度，就使人在特定的空间氛围中得到相应的感受，从而产生心灵的回响”（郑培凯，出处同上）。诚哉斯言。据此推去，唐代、宋代、明代的茶人们，都追求茶、盏一体的整体艺术美感，虽则时代不同、取舍各异，究其缘由，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趣的。
从明湖居到省博馆 显文化资源共享精神
从明湖居到省博馆济南显文化资源共享精神
文化强省看山东——第七届网络媒体山东行系列评论之七
“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生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刘鹗的一部《老残游记》，让“明湖居”这个名字朴实的曲艺演出场所出了名。而因为体制限制，“明湖居”曾一时失去了创新活力，济南人只能通过旧书本来找寻那份“齐音绕梁”的记忆。如今的明湖居，借势文化体制改革，观望之后终于大刀阔斧地开辟新生机，曲山艺海的热闹景象又回来了，济南芙蓉街南口，“老残听曲”的雕塑每天都吸引着南来北往的人们，黑妞白妞的山东大鼓总也唱不完。
明湖居的复兴，象征了济南民俗文化的先破而后立，也担起让民俗文化资源全民共享的责任。对济南人来说，在日韩文化、西洋文化的冲击下，明湖居的大鼓、快书、单弦、琴书和相声等，是一股清风。明湖畔，点一盏竹灯品茗听曲的惬意，是舶来的快餐文化不能带来的，那种沉浸在本土文化中的融入感和自豪感，唤起了内心深处的归属。其实，这种让最普通的市民感受最质朴的民俗文化的手段，就是让文化资源全民共享。明湖居是济南民俗文化复兴的一面镜子，而随着济南大观园片区民间文艺的兴起，以及省文化艺术中心的兴建，济南本土文化的发展显出蓬勃燎原之势。对于故乡这片土地上孕育的浓厚文化，济南人有了越来越多的感受途径。
自明湖居向东南行车六公里，是新落成的山东省博物馆新馆。这座十万平方米规模的恢宏建筑，囊括孔孟文化、陶瓷艺术、多朝墨宝、佛道文物等，对市民完全免费开放。山东文化体制的改革者深知，山东省博物馆新馆不仅要承载起山东文化发展的历史，更要担当起“文化惠民”的重任，用软实力开化人心、引导风化。
一座现代化城市的进步离不开博物馆文化的建设与完善，山东省博物馆在办馆过程中则坚持了文化资源全民共享的理念。免费即是通向共享的第一步，而让市民们评选山东省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则体现了济南的“大人文”精神。短短一个月内，山东省博物馆收到的投票超过了15万份，不少市民多次到馆、反复推敲。一张小小的选票，投出的是最普通市民的审美观、价值观、历史素养和文化鉴赏能力。同时，百姓不再只是文化的参观者，更成了文化的参与者。文物也不再只是水晶柜中冷冰冰的宝贝，而让许多市民们真的有了一种“如数家珍”的亲切感。这种“全民参与”的文化资源共享精神，是全新的，让人眼前一亮，看到了千年古城的灵动。
说到底，文化的发展，为的是让人们追求一种超越日常功利的精神价值，让人们生活的更真实、更自在、更善良、更友爱，而这些都离不开文化资源共享这一过程。时至今日，伴随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创新与突破，济南又以崭新的姿态，显示出文化资源全民共享的精神。在这座城市中，一眼清泉、一块老牌坊、一条小街巷、一段老唱腔、一座博物馆……都以全新的表现形式吸引着更多的目光。
瓷器纹饰：陶瓷上的鱼文化
鱼纹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姆渡文化的陶器上，有刻划的鱼藻纹，十分拙朴。在此后的仰邵文化半坡类型彩陶上，鱼纹最为普遍。经过千年的洗练，至宋以后，鱼纹题材广泛地运用到瓷器装饰上。
瓷器纹饰：陶瓷上的鱼文化鱼水组合的画面称为海水鱼纹或水波游鱼纹，如磁州窑白釉刻划花水波游鱼枕、耀州窑青釉花口碗内壁上的海水鱼纹，以篦状工具左旋右转划出细密的水波纹，以粗健的线条勾勒出游鱼，动态真切自然。鱼与莲组成的画面，称为鱼莲纹或莲池游鱼纹；鱼与水草相配，则称鱼藻纹。磁州窑的鱼藻纹最为生动，水藻飘动，鱼儿浮游。元、明、清瓷器中鱼藻纹饰更为普遍，多用青花、釉里红、五彩表现单尾或双尾鱼纹，鲭、鲢、鲤、鳜或鲭、鳇、鲤、鲫四鱼与水草组成的寓意纹饰。明宣德蓝釉鱼藻纹盘，以晶莹艳丽的宝石蓝色彩釉托起洁白如玉的鱼藻，清丽动人。明成化孔雀蓝釉鱼藻纹盘，以翠色釉衬托黑色藻，则显得含蓄深沉。清代写意青花釉里红鱼纹盘，简笔挥就、姿态优美、栩栩如生，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由于鱼与余谐音，鱼也就成为民间象征富足、富余的吉祥物，因此鱼纹与蝙蝠纹、戟纹、磬纹、万字纹、盘长纹、钱纹等纹样组成“连年有余”、“吉庆有余”、“富贵有余”等吉祥纹饰。鱼纹是常用陶瓷装饰纹样，多在盘、瓶、缸等造型中运用。定窑、磁州窑、耀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德化窑、容县窑的制品中，都有风格各异的鱼纹。鱼或单或双、或三、四、五尾戏水追逐。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瓷上，就有拙朴的鱼纹图案；六七千年前半坡氏族公社时期的仰韶文化彩陶上，鱼纹更为普遍。这说明自古以来，人类与鱼有着密切的关系，鱼纹出现在陶瓷上，是人类在劳动实践中对自然界的观察和提炼，反映出人类的渔猎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需求的心境。
古陶瓷上的鱼纹装饰，全国窑场的产品中普遍存在。景德镇自宋代以来就是制瓷业的重镇，影青、青花、五彩、粉彩等瓷器，采用刻、划、贴、印和绘画等技法，鱼纹饰更是喜闻乐见的题材。宋元时期影青瓷的碗、盘等器物，有许多在里心刻划鱼纹；元代的青花瓷多见鱼藻纹，鱼多为鳜鱼，其中也有在碗、盘里心贴塑鱼纹的，别具特色；明代之后则多为鲤鱼，表达的是人们企盼“鲤鱼跳龙门”的吉祥心理。
陶瓷文化鉴赏-淄博窑
淄博窑：在今山东淄博市，故名。根据考古发现，窑址一处在寨里，烧造瓷瓷，年代为北齐，是目前已发现的南北朝时期北方唯一的青瓷窑址。另一处在磁村，始烧于唐而终于元代。唐代以烧黑瓷为主，宋代烧白瓷，金代有白地黑花、白釉红绿彩、绞胎等品种。其特征和鉴定要领是：（1）北齐时期产品1胎体一般较薄，胎质粗，色带灰白。2釉色深淡不同，有青褐色的，也有青黄的；釉面厚薄不匀，杂有黑色斑点。后期采用二次上釉法，釉层加厚，明亮光泽。3器物以碗、盘、缸为主，造型与南方青瓷略同。但修坯不太细致，底足多挖成凹形。4装饰主要是刻划莲瓣纹和同心圆纹。5采用三足支钉叠烧，器物内心留有三足支钉痕。（2）唐代产品1黑瓷釉色莹洁滋润，色黑如漆。2器物以碗为多，还有壶、罐、炉、瓶等。葫芦瓶造型独特，大底，颈肩之间无双系。3器物底部均为平底，有的中心微内凹。底足厚，有的厚达2厘米以上。（3）金代产品1装饰出现蓖划纹。2碗心都有一圈刮釉。
陶瓷行业品牌发展之路 从春秋到战国
建材家居业的潮水开始退了，至少对很多企业而言是这样的。曾经靠某款产品收获高额利润的企业，曾经广开品牌遍布渠道的企业，曾经只管销售不注重品牌的企业，在这样退潮的关口毫无疑问感到寒意逼人。而另一方面，那些稳健的、有品牌的企业在这个时候继续攻城略地，勇猛精进，今年第一季度，鹰牌、马可波罗、简一、金意陶这些品牌都有大幅度增长。市场竞争的结果就是存活在卖场里面的品牌越来越少、越来越集中。
陶瓷行业数千个品牌，小品牌存活空间越来越小，新品牌的存活几率越来越小，主流品牌的销售额与利润率的名次排位变化越来越大。在建材家居卖场，我们已经看到瓷砖行业洗牌剧烈，商铺关停数见不鲜，大有超越开店数量的趋势，不少品牌收缩战线，甚至有些难觅踪影。卖场招商难，企业招商也难。
经济大环境或许不佳，但是对企业而言，你见，或者不见，机遇就在那里;你念，或者不念，市场就在那里;不管是忽悲忽喜，还是有增有减，宏观环境对企业的影响都是有限的。你说市场坏了，但别人呈加速度发展，问题的关键不是宏观环境变差了，而是对手变得越来越好了，自己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优秀的企业，应该少谈宏观，而把微观做到位。
陶瓷相关研究报告2014-2018年陶瓷杂件产品定位及价格策略专项调研报告2014年4月2014-2018年陶瓷真空开关管产品定位及价格策略专项调研报告2014-2018年陶瓷蒸发舟产品定位及价格策略专项调研报告2014-2018年陶瓷柱产品定位及价格策略专项调研报告123就拿简一大理石瓷砖来说，当品牌成为品类代名词时，消费者一旦有这种品类需求，就会产生品牌联想，企业脱颖而出只是水到渠成。又如马可波罗瓷砖苦练内功后企业拥有的产品系类是国内最全的，同时拥有工装、家装、超市和电子商务等立体营销网络，并且拥有完整的服务标准，品牌服务呈现体系化，避免了做品牌每个经销商服务层次不齐的问题。又如金意陶，没看到他们在终端的活动一场接一场么?
目前，陶瓷行业正在从春秋走向战国，进入中盘厮杀阶段。战术表象体现最为明显的是以促销的名义进行的“价格战”，以及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公益活动或行业活动。现在几乎是促销天天有，花样周周新;而企业在活动上也针对不同渠道进行营销。促销与活动背后隐藏的战略性本质是优质渠道和终端的争夺。
上个月，中国行业企业信息发布中心发布报告指出，2013年我国消费增速稳中趋缓，受到刺激政策退出、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政策主动调控等因素的影响，农村消费市场增长明显快于城镇，主要得益于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村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等;中西部地区消费增速快于东部地区;网络消费增速快于实体消费增速;消费者的品牌意识进一步增强，名优产品市场占有率持续提高。
陶瓷行业要发展出寡头，那还是比较漫长的。市场上的征战杀伐，谁主沉浮还难见分晓。但趋势是挡不住的，市场竞争是挡不住的。曾经认为陶瓷产品不能做品牌的老板，这回应该缄口了吧?曾经守住一亩三分地的经销商，这回该傻眼了吧?虽然“狼来了”喊多了就成传说，但我们知道，狼最终还是要来。
把自己的事做好，做精做专，给品牌数量做做减法，给经销门店做做减法，给管理、营销做做加法，把品牌做强。显然，最后能够留下来的，一定是具备资金和技术实力的诚信品牌。
到淄博旅游不能不买的商品(35)—盛世红瓷
红瓷初始于晚唐，元朝景德镇发展并创新了前朝以来的釉里红技术，开始了批量生产釉里红的历史。雍正年间所制红瓷在工艺上达到历史最高峰，其红瓷成品红艳，尤其是青花釉里红在色彩、设计上皆有前期未有的新意，青花色调浓淡不但很鲜亮，且时有晕散。但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红瓷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近50年后，才在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下研制出了真正的大红瓷器，因此这种瓷器被成为中国红瓷。
1998年，中国科学家攻克了陶瓷大红色釉不耐高温的世界性难题，烧出了色泽鲜艳、表面纯净的大红色瓷器，失传近百年的中国红瓷在20世纪末得以重生。这一技术实现了中外陶瓷艺人百年的大红梦，填补了世界陶瓷史上的空白。
红色象征着太阳、生命、丰收、吉祥、如意等一切美好的事物。高贵、热烈，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淄博盛世瓷业研制出来的高温陶瓷大红色命名为“中国红”。
现今“中国红”陶瓷已被正式定为赠送国际友人的国家级礼品，也备受收藏者的关注.陶瓷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人用智慧的双手创造了精湛绝妙、光致茂美的中国瓷器，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从东山御物到出光美术馆
青瓷钵
天目茶碗
青瓷钵“蚂蟥绊”
日本人或许是除中国人以外最热衷于收藏和研究中国陶瓷器的了。早自约15世纪，日本对中国文化和古物的喜欢及理解就已经很深了。到如今，日本的很多机构或个人收藏有极其精美且具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瓷器精品。然而，有一些他们视若珍宝的传世瓷器却并不为中国的学者看重。事实上，此类东西的重要性在于它在历史上曾为谁所拥有。
现在日本所存最古老的中国陶瓷器物是法隆寺传世的唐代青瓷。此外，日本还有唐代的白瓷，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唐代的白瓷水注，大和文华馆藏有白瓷香炉。日本人原来最感兴趣的是唐三彩。现在东京静嘉堂文库藏有不少三彩壶，它们原属岩崎收藏。值得一提的是，类似器物在中国也没有再出土。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三彩壶，原来是横河藏品，之后被捐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原属于细川家族的唐三彩盘子，是19世纪20年代被带进日本的。1927年，华族会馆做过一个唐三彩展览，展出了57件唐三彩瓷器。中国唐三彩在洛阳被发现后，很短时间内就有人把唐三彩运到日本，之后就办了那场展览。1966年，在奈良大安寺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庄里出土了唐三彩瓷片。最初，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收藏基本上都是横河捐赠的，有一千件以上。而小山富士夫先生就是从整理横河藏品开始研究中国陶瓷的。另一位日本著名的收藏家广田松繁先生，晚年时也将藏品捐赠给了东京国立博物馆，他收藏了很多唐三彩。出光美术馆也收藏了不少中国的青瓷和白瓷。
在日本，有不少宋代的瓷器。小山富士夫先生是日本研究宋瓷的先驱人物，宋瓷也是日本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日本人喜欢定窑和磁州窑的瓷器。其中，特别喜欢定窑白瓷加金彩的瓷器。有白瓷、黑瓷和褐色瓷器加金彩的。这种带描金的瓷器一般认为是在朝鲜半岛出土的。最近，在河北发现了很多此类东西，我很吃惊。小山富士夫先生是1900年出生的，1941年他就进行了定窑的田野调查。1965年他和冯先铭先生到景德镇调查，当时就与刘新园先生认识。最近我还听说北京大学的秦大树重新调查了定窑，在北京故宫[微博]举办了研讨会。1941年，对定窑的历史和地点都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此外，景德镇的白瓷在日本也很多。
在福冈的一家寺庙出土过南宋景德镇青白瓷。其实，在日本出土过很多青白瓷的东西。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还藏有耀州窑的青瓷。而日本所藏的耀州窑中最好的瓷枕，收藏于静嘉堂文库。
在日本有3件汝窑瓷器。一件是小盘子，现在何处，我也不清楚。另一件东西是收藏于东京的茧山龙泉堂。第三件原属安宅收藏品，现藏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是一件汝窑水仙盆。这是安宅于19世纪60年代从法国购买的。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的馆长伊藤现在已经80多岁了。伊藤先生早年随着安宅先生，搜集了一些极好的中国文物。
在日本，虽然汝窑的东西很少，但是有一些非常好的南宋官窑藏品。有一件在日本属于国宝级的文物叫做“花生”，是南宋官窑的插花花瓶。现藏MOA美术馆的一件壶则是日本所藏器形最大的汝窑瓷器。另有在日本室町时代传入的南宋官窑碗和琮式花瓶。有一件现藏静嘉堂文库的南宋官窑香炉，现在一般都认为它是在浙江老虎洞窑址生产的。日本人对南宋官窑十分感兴趣。第一个去调查南宋官窑的是米内山庸夫，他是个外交官，曾是杭州的日本领事馆的领事，平时闲暇就去杭州周边调查。他曾与朋友一起去调查，还做了图录，即《米色青磁》等三套。离老虎洞很近的地方他都调查到了。根据他的研究，小山先生写出了《中国青磁史稿》，出版于1943年。从此以后，中国学者也开始对青瓷进行研究。在老虎洞窑址出土过米色青磁，现在日本学界非常关注此类东西。关于这种釉色的青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没有烧好导致的次品，另一种观点是刻意烧造出这种釉色。
日本人也非常喜欢龙泉窑青瓷。有一个瓶子叫“大内桶”，是日本战国大名大内家的传家宝。德川家族传世的宝物中则有一件插花花瓶“花生”。桃山时代很有名的茶艺家千利休所藏中国瓷器有很多传世。在日本传世的中国瓷器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两边用铁钉修复的器物，这在日本被称作“砧青磁”。比如，有一件有名的龙泉窑青瓷碗“蚂蟥绊”，它的来历比较清楚，最初属于室町时代的足利义政，东西打破后，他们希望在中国再找到一件，派人到中国却一直找不到那么好的，于是只好找工匠用铁钉修复。“蚂蟥绊”据说盛水之后也不会漏。如今，我请教过中国的研究者，他们没人往碗里放过水，所以也不知道这种修补过的瓷器到底会不会漏水。
和青瓷同样重要的是天目瓷器。天目瓷器中最好的就是曜变天目。现在确认是曜变天目的在日本只有三件，全世界也只有五件。漂亮的曜变天目最初是德川家族所藏，现在在静嘉堂文库收藏。我亲自上手观察过，实际上尺寸非常小。大阪的藤田家藏有一件曜变天目，这个曜变天目在碗里就像星星闪耀，非常漂亮。这种瓷器是如何烧造的，很多学者研究过，但是没有什么结果。其次是油滴天目。在神奈川藏有一件油滴天目。再次是禾目天目。现在在日本非常有名的天目基本上都是原属于战国大名家的。天目茶碗的用途，不一定就是喝茶的，可能是用来供奉菩萨的。此外在日本比较有名的还有玳皮天目和吉州窑的木叶天目。
天目中，第一是曜变天目，第二是油滴天目。接下来就是禾目天目和木叶天目。这个就是天目的排序。这个排序是在15世纪足利将军时代就已经排好的了。曜变天目在建窑里面是无上好的东西。油滴是仅次于曜变天目的。稍微次于油滴的就是禾目天目。以价格论，如果曜变是一万，油滴是五千，建盏是三千，吉州窑的就是一千。16世纪室町时代记载有相关的目录，其中最贵重的是油滴天目和一个茶罐。当时，这个茶罐就可以与很多东西交换，是很珍贵的东西。肯定有很多中国人认为这个民窑的东西有什么珍贵的，但是在日本，这种东西最早是在足利将军时代传来的，就显示了它的重要性，什么都不能换。室町时代的足利将军是用了很多有知识的人去搜集这些东西的。执行这种任务的人被称为“同恒重”，他们既是武士，又是艺术家，有很强的鉴赏能力，是日本最初的学艺员。和茶具同样贵重的就是中国的绘画。茶具和书画、书法之类的在日本称为“唐物”。从15世纪到16世纪，日本对中国文化、古物的喜欢、理解已经是很进步的了。
在日本桃山时代很珍贵的还有中国福建产的青瓷。其中尤为被人看重的有当时被称为唐物的茶叶罐。现藏于静嘉堂的付藻茄子就是中国产的茶叶罐。有一个传说就是，在桃山时代，德川家攻陷了大阪城，德川家族的士兵在战火和废墟中将这件东西找出来，献给了德川家康。德川家康拿着这个东西非常高兴，给了士兵很多奖赏。其实这件器物很小，可能中国人很难理解这种东西为什么会这么被尊重。事实上，此类东西的重要性在于它曾在谁手上，谁曾经拥有。日本还有一件很有名的茶叶罐叫松山肩卫，通过它的透视图，可以明显看出修补。那可能是从桃山时代到明治时代间，这件器物被弄破了，然后用漆修复了。曾有人把这件东西给冯先铭先生看过，他好像对此不太感兴趣。
日本对中国磁州窑陶瓷很感兴趣。西川家族藏的磁州窑梅瓶非常有名。还有一件有名的磁州窑枕头，是我在出光美术馆工作时买进的。我用这个枕头睡过午觉，睡得很香。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人相当关注辽代的瓷器。小山富士夫先生一直保存到晚年的一件白瓷皮囊壶，其底部有一个“官”字。所以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辽代，是定窑还是邢窑，仍然不清楚。1941年小山先生调查定窑三年以后，就去调查林东窑。在皇宫里面有窑址的情况非常特殊少见。1944年小山先生调查林东窑拍过照片。那时候，中国学者李文信先生，也在做辽代瓷器的研究。小山先生调查时，曾拍下白瓷、绿釉、黑瓷的瓷片。我自己去调查时，发现不管是白瓷、绿瓷还是黑瓷，胎都非常接近瓷胎，所以我非常怀疑是不是定窑工人到那边，把技术和瓷土都带过去。有一件东西非常重要，它是玉璧底，我怀疑它的年代是不是9世纪。
元代有飞青瓷。现在我们所知的飞青瓷绝大多数都是日本大名家传下来的。现藏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的飞青瓷，原属于九井家。也有原属瑞士鲍尔的藏品，现在在日本。也有现藏普林斯顿博物馆的，而原来是在日本大名家传下来的。现藏大维德基金会的藏品，原来也是日本一个大名家传世的。这种东西日本人是特别喜欢的。有关龙泉窑青瓷进入日本的一个重要例子就是新安沉船。这个沉船是在1323年沉没的。也有些人根据器形相近，认为日本的砧青瓷是不是在元代传入的，但我认为还是在南宋。
元青花进入到日本，最早是在明治时代，但其大量进入是在19世纪70年代。因为，美国的一家博物馆在1965年做了一个元代文化的展览，对日本影响很大。有一件安宅收藏的元青花，有很多议论，现在收藏于山口县一家小博物馆。这东西有说法是从日本一直流传下来的。也有出土于印度尼西亚的元青花，现在藏在出光美术馆。
日本所藏的元末明初洪武样式的瓷器比元青花到日本的时间还要再早一点。目前，大和文华馆有藏明永乐时代的大盘子。出光美术馆也藏有一件直径有60厘米的大盘。出光美术馆另藏有一件据说是从西藏布达拉宫流传过去的瓷器，带有永乐年制的款识。
日本还有一种被称为“云堂手”的青花瓷器，我在上海博物馆也看到过跟这非常相近的东西。15世纪景德镇民窑产过称为“云堂手”的碗。这种15世纪末16世纪产的禅碗在日本也是非常受欢迎的。这些东西一般认为是17世纪前后进到日本的，被当时的茶人称为“镇子”。德川将军家传世有一件嘉靖水壶，是当时德川家当作古董买入的。日本人特别喜欢五彩的茶碗，称其为“古赤绘”。在京都本能寺传世有万历五彩花瓶。我认为就是在16世纪同时代引入，然后作为佛寺用品。日本人对五彩的东西非常喜欢。
还有一种日本人很喜欢的就是“吴须赤绘”。这种东西在日本尤其是北部地区非常多。
在日本还有被称为“祥瑞”的瓷器。这种瓷器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其下面有款“五良大夫吴祥瑞造”。对于款识的意思，有很多说法。有种解释说五良大夫是日本人，去中国学习制作陶瓷然后做了这件东西。也有说法是一个中国人叫做吴祥瑞做的。就我所知，这类东西，都是大寺庙传世的。其中，有在京都的东本愿寺传世的。像这种造型的器物在日本之外很少见，是不是有日本定烧的可能。最后对这个款识的意思仍然无法理解。在同一时期，还有一种称为“古染付”的茶器。有一段时期，据说这种东西在景德镇没有。但是实际上，这种东西除了景德镇不会有其他产地。在口沿和肩部凸出部位有很容易磨损的地方，在日本称为“虫咬”。毫无疑问这是日本贵族行进时的画面，这个画得太失败了。有六个贵族，六个人后面是一辆马车，轮子画得不好，马车还没有底，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是日本将图样放在景德镇烧制，陶工不太理解图样，就画成这个样子了。像这些纹饰都不是景德镇传统纹饰，反而是日本茶道具一直使用的图样。还有一种在日本叫做“交趾三彩”的瓷器。大阪富士田的一位大实业家手非常喜欢一件“交趾三彩”，临死仍在把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