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瓷器的名字。
谈到紫砂花货，就不能不提到陈鸣远。他是我们无法绕开的高峰，当之无愧的花货鼻祖。他的独特就在于对自然物象的创造性表现。在他的一双巧手之下，梅桩、松段、蚕桑、莲花、干柴……无一例外地被提炼成型并赋予生命，甚至小到水盂、花生之类器物一经他的“点化”都惟妙惟肖，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他对自然物象的描摹尤其注重细部的刻画，比如：蚕宝壶上多条蠕动着的蚕虫，或在桑叶之下或于桑叶之间，有的覆有的仰，甚至蚕虫啮食桑叶的残痕都清晰可见，达到了几可乱真的地步！其他如松段上的不规则年轮，松枝松针的斑纹与线条，或大或小的树瘿；还有梅桩上的树皮与缠枝，栩栩如生的梅花等等都让人拍案叫绝。但千万不要认为陈鸣远的花货装饰就是不厌其多地烦琐堆砌，如果那样的话，他的作品带给欣赏者的将不是繁复细腻之美，而是拖沓、纷乱与庞杂。他的高明之处即在于能在繁复中见规整，丰富中有条理。思考一下，为什么陈鸣远能创作出大量的精妙繁复的花货作品呢？这当然与紫砂壶的发展趋势，他本人的高超技艺、艺术感悟有关。但考察一下他所处的时代——康熙盛世的工艺品整体风貌就能看出，他的创作与当时富丽堂皇的宫廷器物风格是一致的，而皇家宫廷器物的风格往往影响着时代的审美取向。因而，有些在、专家推测陈鸣远风格的产生是时代的审美倾向使然，就像当代壶艺家在西方艺术审美的影响下进行现代陶艺的探索一样。
时光飞逝，当代的花货大家当首推蒋蓉了。蒋大师的作品除了具有陈鸣远对自然物象的艺术提炼之美外，最显著的特征是色彩的运用更为丰富。可能是受传统观念“形变色不变”的影响，陈鸣远的壶形虽然千变万化、神鬼莫测，但色彩的变化并不明显。他似乎更为重视物的质感而不是色泽。蒋蓉就不同了，她充分利用紫泥、绿泥、红泥的调配所产生的绚丽多彩的色调，着力表现物象的色彩之美，看上去她的壶更拥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象。这种美在她的牡丹壶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中国的传统审美是崇尚简约、玄淡的，像六朝人的四六骈文、诗中的对句、讲究华丽色彩的雕饰，固然是一种美，但向来不被认为是紫砂艺术的最高境界。自然、朴素的美才是最高的境界。明式家具的简洁刚劲历来就比繁复富丽的清式家具更受到中国人的垂青。大多数人也偏向于喜欢简洁传神的紫砂光货。这些作品没有复杂的层次，没有艳丽的色彩，突出的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它往往采用简洁明晰的线条、方圆展示质朴本色。有的款式使人一望便觉书卷气扑面而来，这种强烈的文化内涵最得我心。觉得这种壶型是与茶性最为相宜的，因而，用它们饮茶时常常会感到陈曼生式的快乐：“梅雪枝头活水煎，山中人兮仙乎仙”。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在评价人的仪表修养，当然这话用来说明紫砂壶外在的繁复装饰与其质朴本色的关系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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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壶的装饰—浮雕
汉代佛教传入中国，陶瓷装饰上也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莲花是佛教艺术的题材之一。陶瓷上的莲花装饰最为突出，常以贴花和浮雕等技法表现各种形态莲瓣和其他纹饰。实际上，贴花技法和浮雕技法在效果上往往有许多相近之处。
据乐宾纳《宜兴陶艺西渐》记载：“现存欧洲收藏中的小量宜兴制品可追溯到十七世纪或十八世纪早期，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藏于丹麦国立博物馆的一个双流茶壶，上饰以浮雕松、梅等图案，盖沿缀以麒麟及镶以黄金边饰。”由此可以确定这件茶壶与1656年（清顺治十三年）载录的（一个稀有东印度泥壶，壶盖系上镀金链，四周镶有黄金边饰）输往欧洲的宜兴陶器有数点共同的特征。其中大部分都以浅色朱泥塑造，甚少刻有陶工款印。一般外销宜兴紫砂壶均饰以浮雕，装饰风格拘谨，通常器身上的浮雕纹饰瑰丽多姿。
宜兴陶器外销欧洲及对西方的影响历史记载并不充足，而大批欧洲仿宜兴的陶器正好印证欧洲陶工对中国炻器的不同程度的回应。早在1667年，即（清康熙六年）荷兰德尔夫特已出现宜兴仿制品。
通过阅读上述记载，我们便可知道清顺治年间宜兴陶器已小部分外销，且作品多为贴花及浮雕。
今天，紫砂壶中浮雕装饰已很少见了，大都由贴花所代替。
清乾隆紫砂开光山水壶
紫砂壶的装饰—雕塑
【紫砂壶的装饰】
装饰工艺是提高传统陶瓷质量和艺术价值的极为重要的手段。尤其是宜兴紫砂壶，因里外不施釉，就需要有较高的制作水准及装饰，以满足不同层次使用者的需求。另一方面，装饰本身还要具有时代性，它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
五百年来，紫砂壶艺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或多或少地都留下了各个时期的痕迹。在装饰发展与演变之中，始终体现着多种风格的平行发展。紫砂壶艺的发展除了多以光货为主流之外，紫砂壶的装饰发展亦有多种，归纳起来有：雕塑、印花、贴花、镂雕、浮雕、剔红、描金、陶刻、纹胎、泥绘、珐琅彩、粉彩、炉钧釉、包锡、镶铜锡、镶嵌与复合材料、胎中加砂、磨光、贴花纸等。
清·宜兴紫砂刻纹石榴形壶
【雕塑】
紫砂陶中的雕塑作为一种装饰方法，在1976年7月宜兴羊角山古窑址的发掘中就已出现。在出土的部分残器中，有一“龙头形壶嘴”，其制作方法为捏塑，泥料、制作工艺都较为粗糙，应是早期紫砂壶作品。此种装饰方法在后来形成花货类型的紫砂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静止的雕塑器皿演变为局部可活动的紫砂壶，如今常见的有龙头、凤嘴、莲子、枯树、梅段、百果壶等。
在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国人波西尔的《中国美术》一书中，对宜兴紫砂大加赞赏，称赞紫砂壶为“奇式茶壶”，其中就刊登了一件“百果壶”，该壶身筒为淡黄色反置石榴形，周围饰以各种不同种类之果形（仿真雕塑制成），壶嘴为藕节形，盖为菌形，把为菱角，下有三足，拟莲房、荔枝、胡桃之形，壶嘴旁盖一图章，造型自然、生动有趣。除此之外，还包含有多子多福，及对子孙健康祝愿之意。
◆莲形软提梁壶
高8厘米，陈鸣远款，苏州文物商店藏，壶身为莲蓬形，由八片莲花相叠组成，壶腹下部渐收敛。壶嘴形为荷叶卷成，壶身为莲形。上有六颗莲子，装饰在圆形周围，纽和莲子皆能活动。壶肩部装有一藕节形银配（提梁），此种装饰方法在原有的装饰基础上增加了动感，也增加了趣味。
◆鱼化龙壶
高10厘米，口径7.5厘米。邵大亨制。该壶呈圆球状，通身作海水波浪纹，线条流畅明快，造型简洁。海浪中伸出一龙头，张口睁目，耸耳伸须，龙口吐出一颗宝珠，十分生动。壶盖上也是一片海浪，壶钮是一从海浪中探首而出的龙头，立体活动，伸缩自如。壶把是一一龙尾，情趣动人。此种造型一直流传至今。
据周高起《阳羡慕茗壶系·神品》记载：“陈仲美，婺源人，初造瓷于景德镇。以业之者，多不足。成其名，弃之而来。好配壶土，意造诸玩，如香盒、花杯、狻猊炉、辟邪镇纸，重锼迭刻，细极鬼工。壶象花果，缀以草虫，或龙戏海涛，伸爪出目......”可见陈仲美到了宜兴之后，对紫砂壶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一是把景德镇造瓷技术和造型装饰手法等带到了宜兴，二是仿自然形器具增多了，拓宽了紫砂陶的表现范围。文中提到“或龙戏海涛，伸爪出目”应该指的是“鱼化龙壶”，可见陈仲美早已制作过“鱼化龙壶”，并非邵大亨初创。
现代·紫砂松段壶
紫砂壶的装饰—镂雕
镂雕是一种雕塑形式。即是在浮雕的基础上，镂空其背景部分，有的为单面雕，有的为双面雕。
镂雕亦称镂空、透雕。指在木、石、象牙、玉、陶瓷体等可以用来雕刻的材料上透雕出各种图案、花纹的一种技法。距今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上已有透雕圆孔为饰。汉代到魏晋时期的各式陶瓷香熏都有透雕纹饰。清乾隆时烧成镂空转心、转颈及镂空套瓶等作品，使这类工艺的水平达到了顶峰。
早在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制作黑陶就已盛行镂孔装饰，有方孔、圆孔、扁孔、三角孔、菱形孔以及各种形状的镂孔，其排列方试多种多样。
紫砂壶中的镂雕装饰，明末清初已经出现，康熙朝较为流行。为了迎合小市民情趣，各种花样都开始出现了。玲珑八竹壶，无款，高13厘米，宽9．1厘米，香港茶具文物馆罗桂祥藏。该茶壶为乾隆前期作品，壶体为八根大竹段组合而成，壶嘴、纽、把均为竹节，大竹段镂孔为竹杆和竹叶，整个造型、装饰处理得还算雅致，只是使用时略有不便。
清乾隆·玲珑八竹壶
鉴赏：此壶身由八个筒形竹节镶接组合，大小等同，布局均衡规范。曲流，耳形把，桥钮，均取竹节状，棱角分明，造型奇巧，外形优美，线条曲直并蓄，周身雕镂竹之枝叶，玲珑剔透，主体感强。手工泥塑成器，做工精良，口盖吻合严密，有内胆。紫砂胎质精细，色泽红润，可谓巧形、巧色、巧工。
紫砂壶的装饰—绞胎
绞胎工艺，唐代已有。这种工艺方法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预先掺有不同色料的坯泥，按一定顺序相间糅合在一起，然后拉坯成型（或打泥片成型），使胎烧成后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相间的纹理装饰。
紫砂陶中的绞胎出现，约在清中期。木纹加彩紫砂盖碗，高6．7厘米，口径1．3厘米，由常州市文物商店收藏。该碗用黄黑两泥绞成自然纹理，黑黄相间似木纹，再彩绘纹饰。圈足为蓝白相间的回纹边，底部为莲瓣纹，中部主题纹饰为蓝色团蝠和红色团寿，器口为蓝色如意头边饰，盖同碗纹饰基本相同，盖碗内为鱼子片白釉。
紫砂壶中的绞胎工艺出现较晚。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宜兴紫砂工艺厂吕尧臣先生等几人首先试制成功。1979年，宜兴陶瓷公司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展览，吕尧臣参展的两件作品，一是段泥绿泥组合，名曰：“碧波壶”，另一是用紫砂与朱泥组合，名曰：“凌云壶”。两壶的展出，获得了海内外人士的广泛好评。
紫砂绞泥的特点，是利用泥料的不同色彩有秩序或无秩序地叠放一起，绞出意想不到的肌理。有的似木石纹理，有的如行云流水。不同泥料的组合，变化自然、生动，做胎亦可，或做表面装饰，切成片状，然后用泥浆贴上，此种装饰可体现出紫砂泥料的纯朴与自然。
近几年，又有一批陶艺新秀制作出仿“犀皮绞泥砂壶”，所见犀皮绞泥纹饰。色泽艳丽，变化丰富。
现代·紫砂绞泥天际壶
鉴赏：此茶壶呈圆柱体，深咖啡色，壶嘴和壶把粗壮．壶身下端用五色泥绞成水流波浪状，壶纽有细淡绞
泥水波纹．与壶体下端的波浪相呼应，具有一种“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意境。有“吕尧臣制”、“吕尧臣”篆书款。
紫砂壶的装饰—包锡
这种以铜锡合金质地装饰的方法为宜兴紫砂壶所特有。
据《阳羡砂壶图考》载：“坚，字石梅。清嘉道年间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能画兼长人物花卉，工鉴赏，多巧思，砂胎锡壶是其创制。著有《壶史》一册。”
另据《画林新咏》云：“朱石梅仿古以精锡制茗壶，刻字画其上，花卉、人物皆可奏刀，人以之比曼生砂壶。”
可见这种外面包锡的装饰风尚的确是朱石梅的首创。在包锡之后，在锡面上刻字，后用玉为纽、流和把，亦用硬木或玉器作把，这类壶多由杨彭年制作。由于壶底为锡所包，不能将款识印在底上，杨彭年还在壶内加泥块一方，印上自己的名字。当时运用这种方法所制作的紫砂壶颇为有名。但器物笨重，有损砂艺朴实之本色，故后世没有发展。但这种装饰方法，可谓开紫砂陶与其复合材料装饰紫砂壶之先河，对后世还是有影响的。这也算作19世纪早期朱石梅对紫砂壶艺所做的贡献！
此类作品流传甚广。美国芝加哥自然博物馆便有好几件这种类型的茶壶，国内各大博物馆也均藏有此类作品。
清道光时期紫砂胎刻书画锡壶。高8.4厘米，四方壶身呈斛形，折腹。紫砂胎外包锡皮，四角形短直流，镶螭虎形青玉环把，正方形盖面镶方形白玉纽。器身一侧刻牡丹纹饰，另一侧刻隶书：“微润欲沾，雨前吐尖。己丑小春月，石梅”，己丑年为清道光九年（1829）。
清·锡包紫砂壶
紫砂壶的装饰—陶刻
陶刻是紫砂陶以及陶瓷中应用最广泛的装饰方法。最初是用来落款，在半干的坯体上，用竹刀、金属刀刻上款识，后演变为装饰。
陶片上刻文字，在中国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考古学者在山东邹平县丁公村一座4200年前的古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刻有至少11个字的文字陶片，一下子将中国书法史推进了近一千年，这种文字早于甲骨文，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一种文字。
紫砂壶中的文字陶刻装饰，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已趋成熟。陈曼生的参与使当时的紫砂一改过去的繁琐，变得造型简洁、明快、新颖、美观，线面结合较多，体现了设计功能与形式的统一，大面积的留白，显得干净利索，让诗、书、画尽情发挥，从而将诗、书、画、印集为一体，达到完美统一。所以曼生与诸名匠的合作也就成了“壶随字贵，字依壶传”，此举一直影响至今。
今天的陶刻艺术，题材已极为广泛，不但注重形式、内容、手法、陶刻技巧，以及陶刻家的文化素养，也已经注意到了“陶刻应该有它本身独立存在的表现形式，而不只是把书法、图案搬移到壶体之上”。
清·宜兴紫砂刻梅纹茶壶
大师紫砂壶与茶叶关系
供春、时大彬等是制壶的好手,但也未必是品茶的高手,所以供春的作品树瘿壶,如果是可信的话,就是目前已知存世最早的紫砂壶了。但这件作品其实并不是一件纯粹的、合理的茶壶。其中如表面凹凸不平,极容易藏污纳垢,使沾在壶面上的茶末,无法完全清洗干净,有时也会发霉,产生异味,既影响茶水的质量,也不卫生。所以这件最早的紫砂壶的本质,应当是具有茶壶特征的紫砂陶艺术品，充其量也是先考虑艺术再考虑泡茶。在茶和紫砂的天平上,热爱艺术、富有创造性的匠人们让茶叶失去了重量。
供春的树瘿壶充分注意到紫砂泥特殊的外在特征,以艺术的手法强调了这一特征。时大彬也不是一个单纯做茶壶的工匠,他的作品目前所见已有多件,有三足,履鼎足,六方壶、圆壶等多种形式,但没有一件是相似的,虽然都是茶壶,但没有一件是老实的、单纯的茶具。
而且《阳羡名陶录》记载时大彬「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继儒、王时敏等品茶试茶之论,乃作小壶」,这一段话也可以写成:时大彬因为听到陈、王关于茶的议论,才发现自己原来所做的大壶并不适合泡茶,于是改作适合于泡茶的小壶。
其实供春不是作紫砂壶的第一人,前面还有金沙寺僧,所作的壶据吴骞记载是「规而圆之」,应当是一般意义的圆壶。他的壶式不传的原因,有论者称是因为无款识,其实「尝以指罗纹为标识」也是一种款识的。比时大彬稍早的工匠,元畅、时朋、董瀚、赵良的作品或擅提梁、或擅菱花,均「多古拙」,此后只有与时大彬同时代的李茂林做起了小壶,因被称为小壶鼻祖。
紫砂壶的主流作品不应属当然的茶具,而是一种可以作为茶具的陶工艺品,时大彬的早期作品属于侧重于艺术观赏价值的,后期的创作才顾及到适合作为茶具。
陈鸣远把这个问题更加明朗化了,他的作品有二大类,一是像生陶,是与茶根本沾不上边的小摆件。另一种就是今天被称为朱泥壶、极适合用来泡茶的茶壶─如福建漳浦蓝国威出土的「名人仿古」款朱泥圆壶。陈鸣远仿古,为什么仿古?说明作此类小圆壶本非自己的特长,偶尔为之,只是仿古人的作品;仿谁的古?时大彬、李茂林作过小壶,是有文字记载的,惠孟臣则以小壶为主。
多少年后,陈鸿寿也走进这个圈子,他毕竟是一个造诣很深的大艺术家,而且擅长篆刻,这使他发现了紫砂壶与寿山石之间的共同点,但是陈鸿寿自己没有动手作壶。紫砂壶的制作具有很大的工艺成份。特别是花贷,需要匠人随机应变,临时发挥,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新的思想,新的创意会不断出现。身为宜兴知县的陈鸿寿,没有加入这属于社会底层的匠人之间,因此他只能选择光货,特别是设计的壶式基本上都具有较完整的面,以为书法篆刻或美术创作提供尽可能的空间；毫无疑问,陈鸿寿的作品虽然多为适合于作为茶具,但设计者真正关注的也只是艺术,而不是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