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aoci52.com - 元青花瓷器气泡鉴别】
元代是我国陶瓷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时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元朝政府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管理景德镇瓷器的生产，使景德镇成为我国陶瓷的生产中心。其中青花瓷器的烧造，最具有划时代意义，改变了此前我国以青瓷为主流生产的特点，从此青花瓷就成为了中国陶瓷的主流！至正型与延型元青花
元代青花瓷器所用的青花钴料主要有进口料、国产料、混合料三种。进口的钴料主要是“苏麻离青”，此种钴料属于高铁低锰型，青花发色蓝艳并带有铁锈斑。而国产料属于高锰低铁型，发色较为浅淡，且无铁锈斑。在学术界上一般将元青花分为两种类型，至正型元青花和延型元青花。前者是以英国大维得基金会所藏的一对带有“至正十一年”铭文的象耳瓶为断代的标准器物。学术界普遍认为此类型元青花主要生于元代中晚期（约1341-1368年）。而后者主要是以江西九江延祜六年(1319年)墓出土的青花牡丹纹塔式盖瓶为标准器。生产的时代大致在元代早期（约1319-1340年）。这两种类型的元青花在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前者采用进口钴料，呈色艳丽且带有铁锈斑，伴随有晕散现象，纹饰多密集，层次繁多，造型多高大。后者采用国产料，纹饰较为简单草率。
从目前的出土和国外发现的元青花来看，至正型元青花多为出口外销以及一些陈设器和庙宇供器。因此，许多官方的书籍中认为国内还未发现有典型的至正型元青花碗、盘之类的特殊器实用物。但是随着近年来民间收藏队伍的壮大，民间出现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元代青花瓷器和标本，促进了民间对元青花更深入的研究。笔者通过多年来对元青花有关的资料与实物的研究发现，在国内至正型元青花还是有碗、盘之类的实用器的。
标本一为元青花河塘鸳鸯纹碗的残件，此残件出土于扬州运河。釉色白中闪青，青花发色蓝艳，呈晕散状，有铁锈斑，手摸上去，铁锈斑处有下凹的感觉。碗内心绘河塘鸳鸯纹，口沿处有一圈缠枝菊纹边饰，碗外腹绘缠枝莲纹，下腹为典型的元代莲瓣纹，碗底内心有乳突，呈螺旋状。此器画工颇为精细，线条硬朗流畅，时代特征明显。标本二和标本一的特征基本一致，前者口径为15cm，后者口径为16cm。只是在纹饰上，后者碗外底少了一层莲瓣纹的装饰，仔细观察两件残器，清晰可见使用磨损过的痕迹，尤其在器内和口沿初，更是明显。
标本三为元青花龙纹盘的残件，同样出土自扬州运河，口径19cm，盘内心绘龙纹，龙头略小，细颈曲长脖，五爪龙，三根肘毛分开，与许多至正型大件元青花龙纹画法一致。首都博物馆也有与之类似的残件。盘壁绘有缠枝莲纹，外侧为典型的元代莲瓣纹，莲瓣内绘有八宝纹，器底无釉。此残件传世痕迹也较为明显。
标本四为青花龙纹高足杯，此类器型在元青花当中很常见，这件高足杯外绘龙纹，内心为模印龙纹，头、颈、身等纹饰的画法也很有时代特征。此器身龙纹的龙鳞绘制采用横竖直线交错的席状纹，此种纹饰在元代以后不见。高足杯的上下身，采用的是接胎的办法，高足杯的内顶端无釉，有小凸，这也是元代高足杯的典型特征之一。通过观察发现，此残器的传世痕迹依然明显。
以上几件元代至正型元青花均在国内发现，并且有确切的出处。除此之外，笔者还曾在其他一些藏家手中见到过类似的藏品。通过对以上标本的比对发现，“国内无典型至正型实用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此笔者认为元代景德镇曾为国内生产过至正型元青花实用器。元代青花瓷在元代产量并不大，国内并未普及使用，只有少数人能用。而类此上述至正型的元青花瓷据笔者推测，大部分应当是为统治阶层，王公贵族，富豪之家烧制的。当时作为外销的至正型元青花从性质上属于商品，但面对国内，许多权势阶层，富贵之人是完全可以消费的。再者，景德镇也曾专门为国内生产过至正型元青花。通过对比，这些国内的至正型元青花和出口外销的元青花是有许多相同点和不同点的，笔者也做了一个初步的研究，这些国内的元青花同样采用进口的钴料，不同于元代外销东南亚的使用国产料的元青花。这与外销到土耳其、伊朗等地的元青花一样使用进口青料，而且在纹饰上也许很多相同之处。其中土耳其博物馆有一件河塘鸳鸯碗与残件标本一和标本二几乎一致。国内的至正型元青花实用器在器物的大小上和外销伊朗，土耳其的元青花同类器物又有区别，外销欧洲的元青花尺寸较大，盘子一般在40cm以上，碗一般在30cm左右，而国内的同类器物，盘口径一般在20cm以内，碗一般在15-17cm之间。这也证明了这些残件是景德镇专门针对国内少部分王公贵族，富豪之家所生产的至正型青花瓷器。
至正型元青花中的薄胎器
至正型的元青花总体特点就是胎体厚重，器形高大，纹饰丰富，密集多层次。至正型元青花同样有薄胎器，同样有纹饰简练的装饰。如标本五，此为一件玉壶春瓶的残件，高26cm，通体胎体极为轻薄，大部分厚度仅为2mm左右，胎质比较细腻，但仍然可见空隙和杂质，与明代的胎质仍然有一定的差距。器身分三段接胎而成，接胎痕清晰可见。其在纹饰装饰技法上较为简捷，仅有三层装饰，径部和底部绘有窗格纹，中间腹部有缠枝牡丹一周，缠枝牡丹的画法在同类元青花中很常见。此器所用青料为标准的进口的苏料，晕散与铁锈斑都较为明显。这样的元青花在笔者所看过的博物馆馆藏和一些资料中从未见过，十分稀有。
至正形元青花和枢府瓷器的关系
多年前笔者偶然得到一件元青花罐上面盖子的标本（标本六），此标本中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此青花盖子上竟粘有一块卵白釉的龙爪，两者紧密的粘贴，深入胎骨，应当为烧窑过程中造成的。此标本透露出一个信息：“元青花瓷和卵白釉瓷曾在同一窑中烧造过”。之前大部分学术观点认为：“带有枢府字样的卵白釉瓷器属于浮梁瓷局所生产的官窑器”，而此块标本的出现，卵白釉瓷器与元青花瓷器同窑烧造，能否说明至正型元青花也有官窑的性质呢？笔者觉得这还需要以后更多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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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正型瓷器纹饰特征
纹饰是瓷器鉴定的一个有力鉴定要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纹饰特征，能够正确辨认瓷器上的纹饰，对收藏瓷器的爱好者来讲，犹如鱼得水。笔者就多年的收藏体会，对元“至正型”的纹饰特征总结如下：
大花大叶。牡丹花多见，花朵内一般留白而不填满色，有的在外部还框以留白边线。山石、海水、人物、动物纹等亦相类，即纹饰内露白，有的在外部或局部处加有留白勾边。缠枝莲叶子肥硕，呈规整的葫芦形。叶子填满色，并有一至五个尖瓣。
变形莲瓣。有的为一组，有的为上下两组，构成对应的仰、覆莲瓣纹边饰。除大盘以外，其他元代器物上的莲瓣纹边饰均作单体排列，莲瓣间留有空隙。莲瓣内纹样丰富，多数画垂云纹与环状的饰物，有的莲瓣内加绘珊瑚、银锭、双角、火珠、火焰、火轮、莲花、双钱等图案，亦即后世称谓的“八大码”。洪武年起，除部分执壶和盏托外，瓶、罐、盘及碗的莲瓣边饰均呈并拢型。这种绘画贯穿于明清两代。
海水纹。海浪澎湃，浪尖高耸。海水多数绘成旋涡状，形如人的指纹，有的形如竖发。海水纹洪武时少见，永、宣年间盛行。
蕉叶。元代的蕉叶边饰多作分开状排列，叶与叶间留有空隙。亦有少量叶瓣呈并拢型，或叶与叶作重叠状。但不管作何种形式的排列，元蕉叶的主脉，均以粗壮的实线表示之。洪武年起，蕉叶边饰的叶瓣绝大多数呈重叠状，偶尔才有并拢型的，而且主脉纹均留白，呈中空型。
芭蕉树。多见于绘人物纹的玉壶春瓶、梅瓶、罐及瓜果纹大盘。树的造型高大、笔意苍劲，或以整株面目为主题纹，或作主纹的衬景。然所谓整株，其下部的主干无不被山石或洞石遮住而隐去。小株的芭蕉树也只见有叶而不见树干。洪武朝，始为真正整株，能见到芭蕉树的全貌。
如意云头(亦称云头纹、云肩纹、垂云纹)。其云头与两云脚相交之尖头的指向前后相背，即如意云头纹的头同脚的尖头所指的方向相反，很少有例外。洪武时，云头纹两云脚间相交的尖头与云头，均指向一致，绝无例外，并沿袭至永宣。成化年起，如意云头的两尖头指向既有相背的，亦有朝向一致的。
回纹。由单体回纹以间断排列的形式组成边饰。有的回纹呈规矩的方形，有的为减笔式回纹，有的回纹以变形手法绘制。入明后，洪武官窑立即改变元代回纹的独立(单体)间断排列形式，为一正一反两方相连的回纹边饰。明永乐时，回纹边饰以两方相连为主，同时又出现一笔环连的回纹边饰。明宣德以后，除少数回纹仍作一正一反的两方相连外，多数回纹呈整圈一笔环连式，并延续至清末。
龙纹。细长身躯，且细颈、细腿、细爪和尖尾巴（偶有火焰式大尾），体态轻盈。头较小，长鹿角，张口，吐舌，龙的下腭有须，上颌一般无须，但至正十一年铭标准器的龙上颌有双须。龙身鳞片分两种，以网状细鳞片多见，留白的大鳞片少见，后者龙纹更加精美。龙有背鳍，腹下通常无横纹带。胸与背部常饰有火焰状飘带。肘部有长毛三至四根或一撮。龙爪以三爪、四爪居多，五爪罕见。
元青花中的玉壶春瓶和出戟尊，器物的内口沿常常加绘一道云头纹或卷草纹边饰。入明后，此类内边饰现象仍存在于洪武朝的玉壶春瓶上，洪武后则消失。
以上为元末“至正型”纹饰特征。从中不难发现，明初洪武瓷与元末至正型器纹饰上的差异十分显著。这一现象同许多清三代瓷器因为沿袭明天启崇祯花样和摹仿明永宣及嘉万纹饰导致后世难分明清两朝器物年代的状况，截然相反。由此说明，瓷器鉴定仅仅*大致看懂了一些花纹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能读解出器物潜存于花纹、胎、釉、形等细微处的一系列内在信息，这样才不会因表象而错乱。
元“至正型”瓷器纹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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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纹。海浪澎湃，浪尖高耸。海水多数绘成旋涡状，形如人的指纹，有的形如竖发。海水纹洪武时少见，永、宣年间盛行。
蕉叶。元代的蕉叶边饰多作分开状排列，叶与叶间留有空隙。亦有少量叶瓣呈并拢型，或叶与叶作重叠状。但不管作何种形式的排列，元蕉叶的主脉，均以粗壮的实线表示之。洪武年起，蕉叶边饰的叶瓣绝大多数呈重叠状，偶尔才有并拢型的，而且主脉纹均留白，呈中空型。
芭蕉树。多见于绘人物纹的玉壶春瓶、梅瓶、罐及瓜果纹大盘。树的造型高大、笔意苍劲，或以整株面目为主题纹，或作主纹的衬景。然所谓整株，其下部的主干无不被山石或洞石遮住而隐去。小株的芭蕉树也只见有叶而不见树干。洪武朝，始为真正整株，能见到芭蕉树的全貌。
如意云头(亦称云头纹、云肩纹、垂云纹)。其云头与两云脚相交之尖头的指向前后相背，即如意云头纹的头同脚的尖头所指的方向相反，很少有例外。洪武时，云头纹两云脚间相交的尖头与云头，均指向一致，绝无例外，并沿袭至永宣。成化年起，如意云头的两尖头指向既有相背的，亦有朝向一致的。
回纹。由单体回纹以间断排列的形式组成边饰。有的回纹呈规矩的方形，有的为减笔式回纹，有的回纹以变形手法绘制。入明后，洪武官窑立即改变元代回纹的独立(单体)间断排列形式，为一正一反两方相连的回纹边饰。明永乐时，回纹边饰以两方相连为主，同时又出现一笔环连的回纹边饰。明宣德以后，除少数回纹仍作一正一反的两方相连外，多数回纹呈整圈一笔环连式，并延续至清末。
龙纹。细长身躯，且细颈、细腿、细爪和尖尾巴（偶有火焰式大尾），体态轻盈。头较小，长鹿角，张口，吐舌，龙的下腭有须，上颌一般无须，但至正十一年铭标准器的龙上颌有双须。龙身鳞片分两种，以网状细鳞片多见，留白的大鳞片少见，后者龙纹更加精美。龙有背鳍，腹下通常无横纹带。胸与背部常饰有火焰状飘带。肘部有长毛三至四根或一撮。龙爪以三爪、四爪居多，五爪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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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窑瓷的新认知
汝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其之所以受到中外文物爱好者的追捧主要原因是：
1、汝窑是北宋官窑，是供宫廷使用之器，在市场和民间中流传甚少。南宋时有文献记载：“汝窑……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及”。说明当时其身价已非同一般。其产品，首先最好者当然上供皇室，不合格者方许在市场出售，因此汝窑大部分产品是用来供奉朝廷使用的。
2、烧造时间短，官汝窑大约共烧造了20年左右，传世品极少，所以物以稀为贵。根据目前的统计，汝窑器传世大约分布于以下几个地方：北京故宫博物院17件、台北故宫23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大维得基金会7件、天津博物馆1件、广东省博物馆半件、中国香港收藏家罗桂祥1件、日本现存4件、美国现存5件、英国私人收藏1件，共计67件半。
3、汝窑的品位、神韵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藏家，即使造假的汝窑器也，卖出十万元，甚至百万元，当然出售者不会告诉买家说是仿品，只会说是“汝窑××而已”。 真的宋代汝窑器，取胜的地方就是其“型”和“釉色、釉质”，没有更多的纹饰；宋代汝窑器的造型以古典、高雅、大方而闻名，釉色以天青色最佳，此外还有粉青、豆青、灰青、葱绿等色。釉质肥厚蕴润，如若堆脂。笔者认为，汝窑的烧造年代应不仅只有20年左右，应是从北宋早期到北宋晚期。传世汝窑实物也绝非67.5件，而是更多。据了解，目前所谓的汝窑器数量确实不少，仅笔者所知道的深圳、东莞等地，就有多位收藏家手中都有多件“汝窑器”，其中一位收藏家所收藏的“汝窑器”号称过百件之多，这也是经过考古专家鉴定过的。肇庆一位收藏家也收藏有20多件“汝窑器”。为什么近20年一下子涌出这么多完整的“汝窑器”出来呢?按专家的说法是：其一、当时烧造时间长；其二，大量从墓葬出土，从窑藏出土；其三，清凉寺窑址大量出土的。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汝窑当时烧造时间才是最重要的。
第一，烧造时间。汪庆正在《汝窑的发现》一书第七页中曾说：“北宋后期，汝窑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接受宫廷指派的任务，烧造汝官窑器。”又如李辉柄先生在《宋代官窑瓷器》一书中说：“官汝烧瓷的历史，根据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与“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与“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的文献记载，证明汝州为宫中烧制贡瓷始于北宋后期。又云：“河南文物研究所对清凉寺窑址的发掘……官汝窑瓷瓷片均出现在第三层宋文化层之中……从而，可以再次印证官汝窑的存世时代为北宋后期，与文献记载相符。”《中国陶瓷史》一书更准确说：“推断汝州烧宫廷用瓷的时间是在哲宗元有祜年(1086年)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的二十年之间。”文献的记载与窑址出土物印证都定在北宋末年短短的20年，都较为恰当。
第二，从墓葬里、窖藏里出土。据笔者在文物博物馆工作40多年所知，汝窑从墓葬里出土，几十年来各省市的考古专业队伍，目前还未发现有汝窑器出土。至于广州市越王博物馆陈列的汝窑如意型枕头(似是出土物)绝大多数文物爱好者和鉴定专家都说是属于宋代钧窑产品。私人盗墓，也未曾听闻有汝窑瓷出土，汝瓷、窖藏出土虽有所发现，但为数不多。由于北宋汝州地区烧制瓷器较为相似，有个别专家把钧窑瓷器混为汝窑瓷，甚至原属于耀州青瓷系的瓷器也说成汝窑。
第三，汝窑窑址出土瓷片是有的，有几件相对完整的器皿也是有的，如果有几百件完整器出土是不可能的。窑址出土的瓷片或个别完整器都是由公家博物馆等单位保管，流散在民间的应少之甚少。如果说现在各收藏家手上的“汝窑器”都是完整器，那么就值得商榷了。
当然，汝窑瓷也当不会仅有67件半。可能以后也会有更多的汝窑器出现，超出这个数字，但件数不能离谱的超越。也由于这个缘故，许多与笔者交谈的朋友都基本上赞同笔者的观点，但谈到其所收藏的“汝窑器”时一般都会说：“别人的是没有可能的了，但只有我手上的的确是宋代官窑真品。我用真金白银买回来的当然是真品。”
元青花的器型有哪些
现如今元代青花瓷器在古玩瓷器收藏市场上备受瞩目，它是海内外瓷器收藏爱好者心中的上好藏品。在唐朝的时候，工匠们就已经烧制出了别树一帜青花瓷品种，可是一直都不怎么流行，直到元朝时期，蒙古族百姓方才认识到青花瓷器之美，所谓元青花正是指的是烧制于元朝时期的青花瓷器。
自打唐朝问世以来，青花瓷的风格一直都是比较内敛含蓄的。直至到了明朝时期，青花瓷的造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风格趋于鲜明大气，更具有视觉冲击力，完美地结合了北方蒙古文明和中原汉族文明。
在元朝时期，青花瓷的造型别树一帜。这个时候出现了胎体厚重的大型器物，譬如说大罐、大盘、大碗等等。当然，亦不乏精细的瓷器品种，譬如说高足碗、高足杯、匜、盘等等。在当时，在皇室或者寻常人家的日常生活中，青花瓷还出现得比较少，除了酒具和明器之外，这个时期生产的青花瓷主要是作为出口贸易品对外销售，元代青花瓷要满足各个国家地区消费者的不同生活习惯和需求也正因为如此，元代青花瓷的造型非常独特。比如说，为了迎合当时的伊斯兰国家穆斯林一起坐在地上吃饭的生活习惯，中国窑口烧制了不少大罐、大盘、大瓶、大碗之类的大件青花瓷器物；为了满足当时东南亚地区陪葬需求，中国窑口烧制了不少小罐、小瓶、小盘、小壶之类的小件青花瓷器物。除了外贸商品独具匠心以外，元朝的匠人们还在充分了解国人生活习俗和审美需求的基础上，烧制出了各种器型的青花瓷器，譬如说笔炉、笔山、高足碗、连座器等等，大致可区分为五种类型——罐类、瓶类、壶类、碗类、盘类。
总而言之，元代青花瓷既不乏宏伟大气的大件器物，又不缺轻盈精致的小件器物，不管是哪一种器型的青花瓷，都可以用古朴美观来形容。现在市场上充斥着不少元代青花瓷赝品，所以大家在购买元代青花瓷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辨别真伪。这些伪作乍一看和真品别无二致，可是通过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赝品一般在整体上会给人一种不均匀、不协调的感觉，很多细节方面的工艺都与真品相差甚远。
至正型器的时限与绘饰
中国考古对于夏代以来的文物是要按照朝代来断代的，这也就有着考古社会学背景的意义，是既传统又科学的，当然，在考古作业中离不开类型学的分析归纳法，但仅凭这一方法自身是无法独立完成断代工程的，而断代在考古事业中是具有首要意义的工作。如陶瓷中，三彩器可算是一个类型，但并不一般地、笼统地称之为“三彩型器”，而是要个别地、具体地分别为“唐三彩”、“辽三彩”、“宋三彩”等等。
周先生认为，使用“至正型器”概念“时代可以上推下延。”如果着眼于整部青花瓷史，由于青花瓷成就的三个前提——钴蓝呈色剂的使用、白瓷的烧成及釉下的彩绘早已分别见诸春秋战国、东汉及三国时期，在迄今已知最早的唐青花的起点上，“上推”是可以和应该的，但若专就至正型器而论，“上推”也应该是有限的，因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江西南昌、九江和浙江杭州等地发现的所有元代早期青花瓷，都证明当时的此类产品施青白釉，而非（相对的）无色透明釉，青花呈色都显灰暗而非艳丽的湛蓝色，显然尚逊于“至正型器”品质，因此，“上推”应止于元早期以下，更具体地说应不早于十四世纪之初，否则就是没有意义的。而“下延”则是不可以的，“下延”就要进入明代洪武时期，势必造成元、明两代的断代混乱，而更基本的还在于两代青花瓷的风貌，其实是并不相类同的。周先生认为洪武早期青花“可以归为至正型青花。二者本质上没有区别。”事实是，在造型上，元器起伏变化明显、丰富，各种比例关系适度和谐；洪武器早期已相形见绌，虽还未如后期及永宣之甚，但已见粗拙之端倪，开始转变成较为僵硬、死板了。在纹饰上，元器主次分明，疏密得当，神采飞扬，耐人寻味；洪武器或者过疏，或者过密，拘谨、板滞、琐碎，喧宾夺主，无精打采。在青花呈色上，元器大多更远胜洪武器的明艳浓丽。有鉴于此，自不可谓洪武早期青花与至正型青花，“二者本质上没有区别。”正因为洪武早期青花不可以归为“至正型青花”，所以，正与周说“让（至正型青花）这类瓷器不局限于元的立国年限中”的主张相反，我以为应尽可能严格地使之“局限于元的立国年限中”。
周先生认为“元青花瓷器没有人物绘图”，“是因为现在所谓的‘元青花’上面的人物图案主要是开国题材，征服匈奴的主题，这些应该是明朝建朝之初的宣传主题，不能归为元青花的范畴……”元青花在当时只不过是用于出口换取外汇和国内民间消费的一般手工艺品，将它的装饰图案内容与朝廷的政治直接挂钩是否过于牵强？是否属于现代“思想者”的想当然？“所谓的‘元青花’”上的人物画也很难说“主要是”周先生所谓的题材。在迄今见于著录的国内外仅有的十几件人物画元青花中，即有其他题材者多件，如日本出光美术馆藏“吕仙图”玉壶春瓶和“明妃出塞图（此恰与‘征服匈奴’相反，为与之‘和亲’主题）”罐；广东省博物馆征集的“陶渊明爱菊图”玉壶春瓶；武汉市文物商店征集的王羲之爱兰、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林和靖爱梅的“高士四爱图”梅瓶；１９８６年１０月江西省上饶市出土的“周敦颐爱莲”玉壶春瓶以及绘有“西厢记故事图”和“青衫泪诗意图”的器物等等，其数量所占比例是可观的。而最关键的是周先生所谓的“开国题材”画片的青花瓷器，元代地层是有出土标本的。
周先生断言“窖藏出土的‘元青花’上面没有人物图形”是对情况缺乏了解。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出土的窖藏元代瓷器中就有一件青花“唐太宗故事图”大罐，图中唐太宗身着战袍，一持军械武将随后，再后为一戎装旗手，三人皆乘坐骑，正在行进中。该画片应即正属周先生之所谓“开国题材”。元代窖藏出土的此器以及其他出土的人物画元青花作为不容置疑的铁证，以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对周先生“元青花瓷器没有人物绘图”、“所谓的‘元青花’上面的人物图案……不能归为元青花的范畴”、“窖藏出土的‘元青花’上面没有人物图形”等一系列说法，给予了彻底的否定。
周先生还认为，“我们对元青花的认识”“忽视了伊斯兰文化在元青花中的影响”。因为“元青花的外销以这个市场（中东地区）为主，其特质也应该契合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中……不搞偶像崇拜——也就是不在任何器物上绘人物形象……”，这里的要点还是元青花的人物形象问题。按照周先生的话，既然“元青花的外销以这个市场（中东地区）为主”，为“契合伊斯兰文化”是不可以绘人物形象的，因此绘有人物形象的也就不可能是元青花，而只可能是以后的东西了。但问题是：元代以后的青花瓷外销仍以该地区为重要市场，且绝对出口量应更加扩大，而伊斯兰教的“不搞偶像崇拜”、“不在任何器物上绘人物形象”的戒律难道就不存在了吗？青花瓷绘饰内容的取向就不需要与之“契合”了吗？
关于元青花某些纹饰内容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问题，可能实际上与按照常理所想像的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说伊斯兰文化“不在任何器物上绘人物形象”，那么，绘动物形象也是不可以的。穆罕默德本人就曾明确表示反对其信徒塑造禽兽艺术形象，说是除非它们能同有生命的动物原型完全一样，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实际上就是禁绝。但元青花中绘饰各类动物却是多见的。而且，像龙那样当尤为伊斯兰世界所拒绝的神异动物，绘有其形象的青花大瓷盘也堂而皇之地展示在那里的大博物馆里。
周先生强调伊斯兰文化对元青花的影响是过分的。如果说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在几个世纪前的唐青花上还可以明显看出的话，那么，到元青花时已是相当有限的了，已仅限于量的而没有什么质的意义了。所谓“量”者，不过是指器形规模的扩大纹饰密度和层数的增加而已。而本质上无论造型和纹饰，则几乎完全是中国自己的民族风格和传统样式。仅知所绘海石榴花一种原产伊朗，但它是随佛教传入中国的，也与伊斯兰教并无干系。
周先生指出，在元青花认识上的问题之一是“对南宋末年到明初的文化背景认识不够”。这一批语确很中的，也很重要。应当承认，元青花研究基本上还仅处于就物论物、见物不见人，因而对其历史的来龙去脉不甚了然、简单肤浅的低级水平上，而亟待考古社会学、民族学上的跟进，而这实际上也触到了类型学这一方法论本身的固有不足。顺便说到，周先生说“南宋的最后灭亡是在东南地区”，我认为，严格地说，应是在华南地区。
叶先生在《真假元青花瓷器辨析》一文中说：“到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末，美国学者约翰·波普先生……提出了所谓‘至正型’学说。”这里的时间应为“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初”。“至正型器”是约翰·波普博士在１９６２年出版的《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撒莱博物馆所藏的十四世纪的青花瓷器》等两本书中提出的。因为这关系到国际上和我国国内至正型器以及其他元青花研究史发端的时间，意义重大，应务使准确。
叶先生还说，“元青花瓷器很少写款识。目前只发现一对收藏在美国的至正十一年大瓶，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据我所知，除此之外，尚有：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所藏一青花缠枝灵芝罐，胫部书有“戊子年囗囗”五字。元代逢有两个戊子年，从该器装饰情况看，所纪应系后戊子年，即元顺帝至正八年（１３４７）。１９８６年四川省雅安市文化路基建工地出土的窖藏元代瓷器中的一件青白釉盖罐，无图案纹饰，仅于器腹正中以青花色料直书楷体“至正七年（１３４６）置”五字。因在那对“至正十一年”铭大瓶以外，包括非至正型器在内，带有纪年款的元青花珍罕之极，可谓绝无仅有，所以，这里所说的两件是绝对不应忽略的。
我在《关于早期青花瓷（二）》（见《艺术市场》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一文中已经提到元代云南境内玉溪、建水、禄丰、巍山、大理等地窖口都烧造青花瓷器。叶先生以玉溪窖泛称生产青花瓷的云南窖场，是以个别代替一般了。
【陶瓷文化】元“至正型”瓷器纹饰特征
纹饰是瓷器鉴定的一个有力鉴定要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纹饰特征，能够正确辨认瓷器上的纹饰，对收藏瓷器的爱好者来讲，犹如鱼得水。笔者就多年的收藏体会，对元“至正型”的纹饰特征总结如下：
大花大叶。牡丹花多见，花朵内一般留白而不填满色，有的在外部还框以留白边线。山石、海水、人物、动物纹等亦相类，即纹饰内露白，有的在外部或局部处加有留白勾边。缠枝莲叶子肥硕，呈规整的葫芦形。叶子填满色，并有一至五个尖瓣。
变形莲瓣。有的为一组，有的为上下两组，构成对应的仰、覆莲瓣纹边饰。除大盘以外，其他元代器物上的莲瓣纹边饰均作单体排列，莲瓣间留有空隙。莲瓣内纹样丰富，多数画垂云纹与环状的饰物，有的莲瓣内加绘珊瑚、银锭、双角、火珠、火焰、火轮、莲花、双钱等图案，亦即后世称谓的“八大码”。洪武年起，除部分执壶和盏托外，瓶、罐、盘及碗的莲瓣边饰均呈并拢型。这种绘画贯穿于明清两代。
海水纹。海浪澎湃，浪尖高耸。海水多数绘成旋涡状，形如人的指纹，有的形如竖发。海水纹洪武时少见，永、宣年间盛行。
蕉叶。元代的蕉叶边饰多作分开状排列，叶与叶间留有空隙。亦有少量叶瓣呈并拢型，或叶与叶作重叠状。但不管作何种形式的排列，元蕉叶的主脉，均以粗壮的实线表示之。洪武年起，蕉叶边饰的叶瓣绝大多数呈重叠状，偶尔才有并拢型的，而且主脉纹均留白，呈中空型。
芭蕉树。多见于绘人物纹的玉壶春瓶、梅瓶、罐及瓜果纹大盘。树的造型高大、笔意苍劲，或以整株面目为主题纹，或作主纹的衬景。然所谓整株，其下部的主干无不被山石或洞石遮住而隐去。小株的芭蕉树也只见有叶而不见树干。洪武朝，始为真正整株，能见到芭蕉树的全貌。
如意云头(亦称云头纹、云肩纹、垂云纹)。其云头与两云脚相交之尖头的指向前后相背，即如意云头纹的头同脚的尖头所指的方向相反，很少有例外。洪武时，云头纹两云脚间相交的尖头与云头，均指向一致，绝无例外，并沿袭至永宣。成化年起，如意云头的两尖头指向既有相背的，亦有朝向一致的。
回纹。由单体回纹以间断排列的形式组成边饰。有的回纹呈规矩的方形，有的为减笔式回纹，有的回纹以变形手法绘制。入明后，洪武官窑立即改变元代回纹的独立(单体)间断排列形式，为一正一反两方相连的回纹边饰。明永乐时，回纹边饰以两方相连为主，同时又出现一笔环连的回纹边饰。明宣德以后，除少数回纹仍作一正一反的两方相连外，多数回纹呈整圈一笔环连式，并延续至清末。
龙纹。细长身躯，且细颈、细腿、细爪和尖尾巴（偶有火焰式大尾），体态轻盈。头较小，长鹿角，张口，吐舌，龙的下腭有须，上颌一般无须，但至正十一年铭标准器的龙上颌有双须。龙身鳞片分两种，以网状细鳞片多见，留白的大鳞片少见，后者龙纹更加精美。龙有背鳍，腹下通常无横纹带。胸与背部常饰有火焰状飘带。肘部有长毛三至四根或一撮。龙爪以三爪、四爪居多，五爪罕见。
元青花中的玉壶春瓶和出戟尊，器物的内口沿常常加绘一道云头纹或卷草纹边饰。入明后，此类内边饰现象仍存在于洪武朝的玉壶春瓶上，洪武后则消失。
以上为元末“至正型”纹饰特征。从中不难发现，明初洪武瓷与元末至正型器纹饰上的差异十分显著。这一现象同许多清三代瓷器因为沿袭明天启崇祯花样和摹仿明永宣及嘉万纹饰导致后世难分明清两朝器物年代的状况，截然相反。由此说明，瓷器鉴定仅仅靠大致看懂了一些花纹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能读解出器物潜存于花纹、胎、釉、形等细微处的一系列内在信息，这样才不会因表象而错乱。
认知红泥
在研究紫砂原料的过程中，一般人很少顾及紫砂五色土中的重要组成之一红泥。在众多历史文献中，大多数只是摘抄《阳羡茗壶系》中提到的“嫩泥，出赵庄山，和以一切色土，乃黏脂可筑，盖陶壶之丞弼也。石黄泥，出赵庄山，即未触风日之石骨也，陶之乃变朱砂泥。”据前辈考证，一般认为石黄泥就是红泥。
前一段时间，为了验证一下，我分别到蒋笠、红卫等采矿现场看了一下，并分别购买了一点样品，想补充一下紫砂原料的组成，也为后来者作一点铺垫。
一、 红泥产于何处：' L2 J: w" D1 m1 W
1、 历史上产红泥地——赵庄，已不产红泥。据采矿人说赵庄曾经产出质量非常好的红泥。但前几年靠近川埠乡的赵庄嫩红泥矿也已停产。
2、 因为赵庄红泥产量的减少，在解放后逐渐用川埠红泥替代：如在六、七十年代，紫砂一厂雕塑车间赵洪生师兄为了开发灌浆红泥，在川埠、丁山等处寻找矿源。后在川埠煤矿医院身址处取得一批特别鲜红漂亮的红泥。后来紫砂一厂的红泥也主要用川埠红泥配制。
目前，红泥矿主要集中川埠乡的蒋笠、红卫等处，一般用来配制所谓的“朱泥”。
黄龙山矿也产红泥，且有两种，产量很小。其性能也与紫泥想类似且耐高温。/ R' d) H0 Z( Z
4、 我们实地调查中发现，赵庄矿与川埠蒋笠部分矿实属同一矿脉。以山脊为界：山南为赵庄，山北为川埠蒋笠。我们在蒋笠矿上取道一小样，如同顾景舟所讲的“红泥应不溶于水”，该矿土不溶于水，且成石块状，烧出后不结晶，呈鲜红色，可惜其量很少；但说不定以后能在蒋笠矿开采到真正的“石黄泥”。& U0 u1 k: Z1 t# ~+ U
5、 根据采样，我做了一些实验，具体见（附表1），从表中性能状况我们知道川埠红泥收缩大，烧成温度低且结晶度高，泥性重，不适合拍打成型。但黄龙山红泥适合拍打成型且耐高温，颜色不是鲜红色。; ~! v# e7 r, t/ O: i7 @
二、 泥样组成分析：（工艺性能分析）7 }% g8 T: @1 H+ w# Q7 [0 h; a
1、 可塑性
粘土中其可塑性大小主要取决于固相与液相的性质和数量。红卫、蒋笠的红泥溶于水，成细腻状泥糊，由于其颗粒小、少，其分散程度大，比表面积就小，相对可塑性就高于黄龙山红泥。) @% r4 @6 R# Y& K
另外，粉质岩中的颗粒一般呈棱角状结构，而页岩中颗粒一般呈层状结构的可塑性优于棱角结构的，故黄龙山嫩红泥可塑性略好于黄龙山红泥。紫泥中二氧化碳的含量高于红泥，但收缩小。根据以上分析可得出红泥出产地的可塑性差异： + l" `9 {& L: T1 V3 {+ X( ]
红卫、蒋笠红泥>黄龙山嫩红泥>黄龙山红泥>黄龙山紫泥
干燥收缩
由于红泥溶于水，其颗粒细，且颗粒间包围的水分子多，故其干燥收缩明显高于紫泥，在生产实践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 ]/ ~7 v) x. X6 R" [+ V" k- i
3、 烧结温度6 S! \/ v+ Q, L, M9 Q+ j
根据表中我们看到红泥的AL2O3含量高于紫泥，其耐火度烧温度应高于紫泥，但实际生产中红泥烧结温度低于紫泥。
其实，烧成温度的高低除了坯料成分外，还与坯料的细度有关，其颗粒的影响是最大的，坯料颗粒细，则比表面大、能量高，烧结活性大，易于烧结；若坯料颗粒度大，则堆积密度小，颗粒的接触界面小，不利于传质的传热，不利于烧结，故而沙性越重烧结温度越高。
另外，表中也反映出红泥中含铁氧化物较多时，说明粘土中含的杂质越多，则耐火度就越低，烧结温度也较低。
同时，黄龙山红泥中AL2O3的含量高于其它红泥，其耐火度与烧结温度也高。- ^* id="article-content1">
【www.taoci52.com - 元青花瓷器气泡鉴别】
元代是我国陶瓷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时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元朝政府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管理景德镇瓷器的生产，使景德镇成为我国陶瓷的生产中心。其中青花瓷器的烧造，最具有划时代意义，改变了此前我国以青瓷为主流生产的特点，从此青花瓷就成为了中国陶瓷的主流！至正型与延型元青花
元代青花瓷器所用的青花钴料主要有进口料、国产料、混合料三种。进口的钴料主要是“苏麻离青”，此种钴料属于高铁低锰型，青花发色蓝艳并带有铁锈斑。而国产料属于高锰低铁型，发色较为浅淡，且无铁锈斑。在学术界上一般将元青花分为两种类型，至正型元青花和延型元青花。前者是以英国大维得基金会所藏的一对带有“至正十一年”铭文的象耳瓶为断代的标准器物。学术界普遍认为此类型元青花主要生于元代中晚期（约1341-1368年）。而后者主要是以江西九江延祜六年(1319年)墓出土的青花牡丹纹塔式盖瓶为标准器。生产的时代大致在元代早期（约1319-1340年）。这两种类型的元青花在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前者采用进口钴料，呈色艳丽且带有铁锈斑，伴随有晕散现象，纹饰多密集，层次繁多，造型多高大。后者采用国产料，纹饰较为简单草率。
从目前的出土和国外发现的元青花来看，至正型元青花多为出口外销以及一些陈设器和庙宇供器。因此，许多官方的书籍中认为国内还未发现有典型的至正型元青花碗、盘之类的特殊器实用物。但是随着近年来民间收藏队伍的壮大，民间出现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元代青花瓷器和标本，促进了民间对元青花更深入的研究。笔者通过多年来对元青花有关的资料与实物的研究发现，在国内至正型元青花还是有碗、盘之类的实用器的。
标本一为元青花河塘鸳鸯纹碗的残件，此残件出土于扬州运河。釉色白中闪青，青花发色蓝艳，呈晕散状，有铁锈斑，手摸上去，铁锈斑处有下凹的感觉。碗内心绘河塘鸳鸯纹，口沿处有一圈缠枝菊纹边饰，碗外腹绘缠枝莲纹，下腹为典型的元代莲瓣纹，碗底内心有乳突，呈螺旋状。此器画工颇为精细，线条硬朗流畅，时代特征明显。标本二和标本一的特征基本一致，前者口径为15cm，后者口径为16cm。只是在纹饰上，后者碗外底少了一层莲瓣纹的装饰，仔细观察两件残器，清晰可见使用磨损过的痕迹，尤其在器内和口沿初，更是明显。
标本三为元青花龙纹盘的残件，同样出土自扬州运河，口径19cm，盘内心绘龙纹，龙头略小，细颈曲长脖，五爪龙，三根肘毛分开，与许多至正型大件元青花龙纹画法一致。首都博物馆也有与之类似的残件。盘壁绘有缠枝莲纹，外侧为典型的元代莲瓣纹，莲瓣内绘有八宝纹，器底无釉。此残件传世痕迹也较为明显。
标本四为青花龙纹高足杯，此类器型在元青花当中很常见，这件高足杯外绘龙纹，内心为模印龙纹，头、颈、身等纹饰的画法也很有时代特征。此器身龙纹的龙鳞绘制采用横竖直线交错的席状纹，此种纹饰在元代以后不见。高足杯的上下身，采用的是接胎的办法，高足杯的内顶端无釉，有小凸，这也是元代高足杯的典型特征之一。通过观察发现，此残器的传世痕迹依然明显。
以上几件元代至正型元青花均在国内发现，并且有确切的出处。除此之外，笔者还曾在其他一些藏家手中见到过类似的藏品。通过对以上标本的比对发现，“国内无典型至正型实用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此笔者认为元代景德镇曾为国内生产过至正型元青花实用器。元代青花瓷在元代产量并不大，国内并未普及使用，只有少数人能用。而类此上述至正型的元青花瓷据笔者推测，大部分应当是为统治阶层，王公贵族，富豪之家烧制的。当时作为外销的至正型元青花从性质上属于商品，但面对国内，许多权势阶层，富贵之人是完全可以消费的。再者，景德镇也曾专门为国内生产过至正型元青花。通过对比，这些国内的至正型元青花和出口外销的元青花是有许多相同点和不同点的，笔者也做了一个初步的研究，这些国内的元青花同样采用进口的钴料，不同于元代外销东南亚的使用国产料的元青花。这与外销到土耳其、伊朗等地的元青花一样使用进口青料，而且在纹饰上也许很多相同之处。其中土耳其博物馆有一件河塘鸳鸯碗与残件标本一和标本二几乎一致。国内的至正型元青花实用器在器物的大小上和外销伊朗，土耳其的元青花同类器物又有区别，外销欧洲的元青花尺寸较大，盘子一般在40cm以上，碗一般在30cm左右，而国内的同类器物，盘口径一般在20cm以内，碗一般在15-17cm之间。这也证明了这些残件是景德镇专门针对国内少部分王公贵族，富豪之家所生产的至正型青花瓷器。
至正型元青花中的薄胎器
至正型的元青花总体特点就是胎体厚重，器形高大，纹饰丰富，密集多层次。至正型元青花同样有薄胎器，同样有纹饰简练的装饰。如标本五，此为一件玉壶春瓶的残件，高26cm，通体胎体极为轻薄，大部分厚度仅为2mm左右，胎质比较细腻，但仍然可见空隙和杂质，与明代的胎质仍然有一定的差距。器身分三段接胎而成，接胎痕清晰可见。其在纹饰装饰技法上较为简捷，仅有三层装饰，径部和底部绘有窗格纹，中间腹部有缠枝牡丹一周，缠枝牡丹的画法在同类元青花中很常见。此器所用青料为标准的进口的苏料，晕散与铁锈斑都较为明显。这样的元青花在笔者所看过的博物馆馆藏和一些资料中从未见过，十分稀有。
至正形元青花和枢府瓷器的关系
多年前笔者偶然得到一件元青花罐上面盖子的标本（标本六），此标本中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此青花盖子上竟粘有一块卵白釉的龙爪，两者紧密的粘贴，深入胎骨，应当为烧窑过程中造成的。此标本透露出一个信息：“元青花瓷和卵白釉瓷曾在同一窑中烧造过”。之前大部分学术观点认为：“带有枢府字样的卵白釉瓷器属于浮梁瓷局所生产的官窑器”，而此块标本的出现，卵白釉瓷器与元青花瓷器同窑烧造，能否说明至正型元青花也有官窑的性质呢？笔者觉得这还需要以后更多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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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正型瓷器纹饰特征
纹饰是瓷器鉴定的一个有力鉴定要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纹饰特征，能够正确辨认瓷器上的纹饰，对收藏瓷器的爱好者来讲，犹如鱼得水。笔者就多年的收藏体会，对元“至正型”的纹饰特征总结如下：
大花大叶。牡丹花多见，花朵内一般留白而不填满色，有的在外部还框以留白边线。山石、海水、人物、动物纹等亦相类，即纹饰内露白，有的在外部或局部处加有留白勾边。缠枝莲叶子肥硕，呈规整的葫芦形。叶子填满色，并有一至五个尖瓣。
变形莲瓣。有的为一组，有的为上下两组，构成对应的仰、覆莲瓣纹边饰。除大盘以外，其他元代器物上的莲瓣纹边饰均作单体排列，莲瓣间留有空隙。莲瓣内纹样丰富，多数画垂云纹与环状的饰物，有的莲瓣内加绘珊瑚、银锭、双角、火珠、火焰、火轮、莲花、双钱等图案，亦即后世称谓的“八大码”。洪武年起，除部分执壶和盏托外，瓶、罐、盘及碗的莲瓣边饰均呈并拢型。这种绘画贯穿于明清两代。
海水纹。海浪澎湃，浪尖高耸。海水多数绘成旋涡状，形如人的指纹，有的形如竖发。海水纹洪武时少见，永、宣年间盛行。
蕉叶。元代的蕉叶边饰多作分开状排列，叶与叶间留有空隙。亦有少量叶瓣呈并拢型，或叶与叶作重叠状。但不管作何种形式的排列，元蕉叶的主脉，均以粗壮的实线表示之。洪武年起，蕉叶边饰的叶瓣绝大多数呈重叠状，偶尔才有并拢型的，而且主脉纹均留白，呈中空型。
芭蕉树。多见于绘人物纹的玉壶春瓶、梅瓶、罐及瓜果纹大盘。树的造型高大、笔意苍劲，或以整株面目为主题纹，或作主纹的衬景。然所谓整株，其下部的主干无不被山石或洞石遮住而隐去。小株的芭蕉树也只见有叶而不见树干。洪武朝，始为真正整株，能见到芭蕉树的全貌。
如意云头(亦称云头纹、云肩纹、垂云纹)。其云头与两云脚相交之尖头的指向前后相背，即如意云头纹的头同脚的尖头所指的方向相反，很少有例外。洪武时，云头纹两云脚间相交的尖头与云头，均指向一致，绝无例外，并沿袭至永宣。成化年起，如意云头的两尖头指向既有相背的，亦有朝向一致的。
回纹。由单体回纹以间断排列的形式组成边饰。有的回纹呈规矩的方形，有的为减笔式回纹，有的回纹以变形手法绘制。入明后，洪武官窑立即改变元代回纹的独立(单体)间断排列形式，为一正一反两方相连的回纹边饰。明永乐时，回纹边饰以两方相连为主，同时又出现一笔环连的回纹边饰。明宣德以后，除少数回纹仍作一正一反的两方相连外，多数回纹呈整圈一笔环连式，并延续至清末。
龙纹。细长身躯，且细颈、细腿、细爪和尖尾巴（偶有火焰式大尾），体态轻盈。头较小，长鹿角，张口，吐舌，龙的下腭有须，上颌一般无须，但至正十一年铭标准器的龙上颌有双须。龙身鳞片分两种，以网状细鳞片多见，留白的大鳞片少见，后者龙纹更加精美。龙有背鳍，腹下通常无横纹带。胸与背部常饰有火焰状飘带。肘部有长毛三至四根或一撮。龙爪以三爪、四爪居多，五爪罕见。
元青花中的玉壶春瓶和出戟尊，器物的内口沿常常加绘一道云头纹或卷草纹边饰。入明后，此类内边饰现象仍存在于洪武朝的玉壶春瓶上，洪武后则消失。
以上为元末“至正型”纹饰特征。从中不难发现，明初洪武瓷与元末至正型器纹饰上的差异十分显著。这一现象同许多清三代瓷器因为沿袭明天启崇祯花样和摹仿明永宣及嘉万纹饰导致后世难分明清两朝器物年代的状况，截然相反。由此说明，瓷器鉴定仅仅*大致看懂了一些花纹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能读解出器物潜存于花纹、胎、釉、形等细微处的一系列内在信息，这样才不会因表象而错乱。
元“至正型”瓷器纹饰特征
纹饰是瓷器鉴定的一个有力鉴定要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纹饰特征，能够正确辨认瓷器上的纹饰，对收藏瓷器的爱好者来讲，犹如鱼得水。笔者就多年的收藏体会，对元“至正型”的纹饰特征总结如下：
大花大叶。牡丹花多见，花朵内一般留白而不填满色，有的在外部还框以留白边线。山石、海水、人物、动物纹等亦相类，即纹饰内露白，有的在外部或局部处加有留白勾边。缠枝莲叶子肥硕，呈规整的葫芦形。叶子填满色，并有一至五个尖瓣。
变形莲瓣。有的为一组，有的为上下两组，构成对应的仰、覆莲瓣纹边饰。除大盘以外，其他元代器物上的莲瓣纹边饰均作单体排列，莲瓣间留有空隙。莲瓣内纹样丰富，多数画垂云纹与环状的饰物，有的莲瓣内加绘珊瑚、银锭、双角、火珠、火焰、火轮、莲花、双钱等图案，亦即后世称谓的“八大码”。洪武年起，除部分执壶和盏托外，瓶、罐、盘及碗的莲瓣边饰均呈并拢型。这种绘画贯穿于明清两代。
海水纹。海浪澎湃，浪尖高耸。海水多数绘成旋涡状，形如人的指纹，有的形如竖发。海水纹洪武时少见，永、宣年间盛行。
蕉叶。元代的蕉叶边饰多作分开状排列，叶与叶间留有空隙。亦有少量叶瓣呈并拢型，或叶与叶作重叠状。但不管作何种形式的排列，元蕉叶的主脉，均以粗壮的实线表示之。洪武年起，蕉叶边饰的叶瓣绝大多数呈重叠状，偶尔才有并拢型的，而且主脉纹均留白，呈中空型。
芭蕉树。多见于绘人物纹的玉壶春瓶、梅瓶、罐及瓜果纹大盘。树的造型高大、笔意苍劲，或以整株面目为主题纹，或作主纹的衬景。然所谓整株，其下部的主干无不被山石或洞石遮住而隐去。小株的芭蕉树也只见有叶而不见树干。洪武朝，始为真正整株，能见到芭蕉树的全貌。
如意云头(亦称云头纹、云肩纹、垂云纹)。其云头与两云脚相交之尖头的指向前后相背，即如意云头纹的头同脚的尖头所指的方向相反，很少有例外。洪武时，云头纹两云脚间相交的尖头与云头，均指向一致，绝无例外，并沿袭至永宣。成化年起，如意云头的两尖头指向既有相背的，亦有朝向一致的。
回纹。由单体回纹以间断排列的形式组成边饰。有的回纹呈规矩的方形，有的为减笔式回纹，有的回纹以变形手法绘制。入明后，洪武官窑立即改变元代回纹的独立(单体)间断排列形式，为一正一反两方相连的回纹边饰。明永乐时，回纹边饰以两方相连为主，同时又出现一笔环连的回纹边饰。明宣德以后，除少数回纹仍作一正一反的两方相连外，多数回纹呈整圈一笔环连式，并延续至清末。
龙纹。细长身躯，且细颈、细腿、细爪和尖尾巴（偶有火焰式大尾），体态轻盈。头较小，长鹿角，张口，吐舌，龙的下腭有须，上颌一般无须，但至正十一年铭标准器的龙上颌有双须。龙身鳞片分两种，以网状细鳞片多见，留白的大鳞片少见，后者龙纹更加精美。龙有背鳍，腹下通常无横纹带。胸与背部常饰有火焰状飘带。肘部有长毛三至四根或一撮。龙爪以三爪、四爪居多，五爪罕见。
元青花中的玉壶春瓶和出戟尊，器物的内口沿常常加绘一道云头纹或卷草纹边饰。入明后，此类内边饰现象仍存在于洪武朝的玉壶春瓶上，洪武后则消失。
以上为元末“至正型”纹饰特征。从中不难发现，明初洪武瓷与元末至正型器纹饰上的差异十分显著。这一现象同许多清三代瓷器因为沿袭明天启崇祯花样和摹仿明永宣及嘉万纹饰导致后世难分明清两朝器物年代的状况，截然相反。由此说明，瓷器鉴定仅仅靠大致看懂了一些花纹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能读解出器物潜存于花纹、胎、釉、形等细微处的一系列内在信息，这样才不会因表象而错乱。
汝窑瓷的新认知
汝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其之所以受到中外文物爱好者的追捧主要原因是：
1、汝窑是北宋官窑，是供宫廷使用之器，在市场和民间中流传甚少。南宋时有文献记载：“汝窑……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及”。说明当时其身价已非同一般。其产品，首先最好者当然上供皇室，不合格者方许在市场出售，因此汝窑大部分产品是用来供奉朝廷使用的。
2、烧造时间短，官汝窑大约共烧造了20年左右，传世品极少，所以物以稀为贵。根据目前的统计，汝窑器传世大约分布于以下几个地方：北京故宫博物院17件、台北故宫23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大维得基金会7件、天津博物馆1件、广东省博物馆半件、中国香港收藏家罗桂祥1件、日本现存4件、美国现存5件、英国私人收藏1件，共计67件半。
3、汝窑的品位、神韵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藏家，即使造假的汝窑器也，卖出十万元，甚至百万元，当然出售者不会告诉买家说是仿品，只会说是“汝窑××而已”。 真的宋代汝窑器，取胜的地方就是其“型”和“釉色、釉质”，没有更多的纹饰；宋代汝窑器的造型以古典、高雅、大方而闻名，釉色以天青色最佳，此外还有粉青、豆青、灰青、葱绿等色。釉质肥厚蕴润，如若堆脂。笔者认为，汝窑的烧造年代应不仅只有20年左右，应是从北宋早期到北宋晚期。传世汝窑实物也绝非67.5件，而是更多。据了解，目前所谓的汝窑器数量确实不少，仅笔者所知道的深圳、东莞等地，就有多位收藏家手中都有多件“汝窑器”，其中一位收藏家所收藏的“汝窑器”号称过百件之多，这也是经过考古专家鉴定过的。肇庆一位收藏家也收藏有20多件“汝窑器”。为什么近20年一下子涌出这么多完整的“汝窑器”出来呢?按专家的说法是：其一、当时烧造时间长；其二，大量从墓葬出土，从窑藏出土；其三，清凉寺窑址大量出土的。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汝窑当时烧造时间才是最重要的。
第一，烧造时间。汪庆正在《汝窑的发现》一书第七页中曾说：“北宋后期，汝窑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接受宫廷指派的任务，烧造汝官窑器。”又如李辉柄先生在《宋代官窑瓷器》一书中说：“官汝烧瓷的历史，根据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与“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与“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的文献记载，证明汝州为宫中烧制贡瓷始于北宋后期。又云：“河南文物研究所对清凉寺窑址的发掘……官汝窑瓷瓷片均出现在第三层宋文化层之中……从而，可以再次印证官汝窑的存世时代为北宋后期，与文献记载相符。”《中国陶瓷史》一书更准确说：“推断汝州烧宫廷用瓷的时间是在哲宗元有祜年(1086年)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的二十年之间。”文献的记载与窑址出土物印证都定在北宋末年短短的20年，都较为恰当。
第二，从墓葬里、窖藏里出土。据笔者在文物博物馆工作40多年所知，汝窑从墓葬里出土，几十年来各省市的考古专业队伍，目前还未发现有汝窑器出土。至于广州市越王博物馆陈列的汝窑如意型枕头(似是出土物)绝大多数文物爱好者和鉴定专家都说是属于宋代钧窑产品。私人盗墓，也未曾听闻有汝窑瓷出土，汝瓷、窖藏出土虽有所发现，但为数不多。由于北宋汝州地区烧制瓷器较为相似，有个别专家把钧窑瓷器混为汝窑瓷，甚至原属于耀州青瓷系的瓷器也说成汝窑。
第三，汝窑窑址出土瓷片是有的，有几件相对完整的器皿也是有的，如果有几百件完整器出土是不可能的。窑址出土的瓷片或个别完整器都是由公家博物馆等单位保管，流散在民间的应少之甚少。如果说现在各收藏家手上的“汝窑器”都是完整器，那么就值得商榷了。
当然，汝窑瓷也当不会仅有67件半。可能以后也会有更多的汝窑器出现，超出这个数字，但件数不能离谱的超越。也由于这个缘故，许多与笔者交谈的朋友都基本上赞同笔者的观点，但谈到其所收藏的“汝窑器”时一般都会说：“别人的是没有可能的了，但只有我手上的的确是宋代官窑真品。我用真金白银买回来的当然是真品。”
元青花的器型有哪些
现如今元代青花瓷器在古玩瓷器收藏市场上备受瞩目，它是海内外瓷器收藏爱好者心中的上好藏品。在唐朝的时候，工匠们就已经烧制出了别树一帜青花瓷品种，可是一直都不怎么流行，直到元朝时期，蒙古族百姓方才认识到青花瓷器之美，所谓元青花正是指的是烧制于元朝时期的青花瓷器。
自打唐朝问世以来，青花瓷的风格一直都是比较内敛含蓄的。直至到了明朝时期，青花瓷的造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风格趋于鲜明大气，更具有视觉冲击力，完美地结合了北方蒙古文明和中原汉族文明。
在元朝时期，青花瓷的造型别树一帜。这个时候出现了胎体厚重的大型器物，譬如说大罐、大盘、大碗等等。当然，亦不乏精细的瓷器品种，譬如说高足碗、高足杯、匜、盘等等。在当时，在皇室或者寻常人家的日常生活中，青花瓷还出现得比较少，除了酒具和明器之外，这个时期生产的青花瓷主要是作为出口贸易品对外销售，元代青花瓷要满足各个国家地区消费者的不同生活习惯和需求也正因为如此，元代青花瓷的造型非常独特。比如说，为了迎合当时的伊斯兰国家穆斯林一起坐在地上吃饭的生活习惯，中国窑口烧制了不少大罐、大盘、大瓶、大碗之类的大件青花瓷器物；为了满足当时东南亚地区陪葬需求，中国窑口烧制了不少小罐、小瓶、小盘、小壶之类的小件青花瓷器物。除了外贸商品独具匠心以外，元朝的匠人们还在充分了解国人生活习俗和审美需求的基础上，烧制出了各种器型的青花瓷器，譬如说笔炉、笔山、高足碗、连座器等等，大致可区分为五种类型——罐类、瓶类、壶类、碗类、盘类。
总而言之，元代青花瓷既不乏宏伟大气的大件器物，又不缺轻盈精致的小件器物，不管是哪一种器型的青花瓷，都可以用古朴美观来形容。现在市场上充斥着不少元代青花瓷赝品，所以大家在购买元代青花瓷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辨别真伪。这些伪作乍一看和真品别无二致，可是通过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赝品一般在整体上会给人一种不均匀、不协调的感觉，很多细节方面的工艺都与真品相差甚远。
至正型器的时限与绘饰
中国考古对于夏代以来的文物是要按照朝代来断代的，这也就有着考古社会学背景的意义，是既传统又科学的，当然，在考古作业中离不开类型学的分析归纳法，但仅凭这一方法自身是无法独立完成断代工程的，而断代在考古事业中是具有首要意义的工作。如陶瓷中，三彩器可算是一个类型，但并不一般地、笼统地称之为“三彩型器”，而是要个别地、具体地分别为“唐三彩”、“辽三彩”、“宋三彩”等等。
周先生认为，使用“至正型器”概念“时代可以上推下延。”如果着眼于整部青花瓷史，由于青花瓷成就的三个前提——钴蓝呈色剂的使用、白瓷的烧成及釉下的彩绘早已分别见诸春秋战国、东汉及三国时期，在迄今已知最早的唐青花的起点上，“上推”是可以和应该的，但若专就至正型器而论，“上推”也应该是有限的，因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江西南昌、九江和浙江杭州等地发现的所有元代早期青花瓷，都证明当时的此类产品施青白釉，而非（相对的）无色透明釉，青花呈色都显灰暗而非艳丽的湛蓝色，显然尚逊于“至正型器”品质，因此，“上推”应止于元早期以下，更具体地说应不早于十四世纪之初，否则就是没有意义的。而“下延”则是不可以的，“下延”就要进入明代洪武时期，势必造成元、明两代的断代混乱，而更基本的还在于两代青花瓷的风貌，其实是并不相类同的。周先生认为洪武早期青花“可以归为至正型青花。二者本质上没有区别。”事实是，在造型上，元器起伏变化明显、丰富，各种比例关系适度和谐；洪武器早期已相形见绌，虽还未如后期及永宣之甚，但已见粗拙之端倪，开始转变成较为僵硬、死板了。在纹饰上，元器主次分明，疏密得当，神采飞扬，耐人寻味；洪武器或者过疏，或者过密，拘谨、板滞、琐碎，喧宾夺主，无精打采。在青花呈色上，元器大多更远胜洪武器的明艳浓丽。有鉴于此，自不可谓洪武早期青花与至正型青花，“二者本质上没有区别。”正因为洪武早期青花不可以归为“至正型青花”，所以，正与周说“让（至正型青花）这类瓷器不局限于元的立国年限中”的主张相反，我以为应尽可能严格地使之“局限于元的立国年限中”。
周先生认为“元青花瓷器没有人物绘图”，“是因为现在所谓的‘元青花’上面的人物图案主要是开国题材，征服匈奴的主题，这些应该是明朝建朝之初的宣传主题，不能归为元青花的范畴……”元青花在当时只不过是用于出口换取外汇和国内民间消费的一般手工艺品，将它的装饰图案内容与朝廷的政治直接挂钩是否过于牵强？是否属于现代“思想者”的想当然？“所谓的‘元青花’”上的人物画也很难说“主要是”周先生所谓的题材。在迄今见于著录的国内外仅有的十几件人物画元青花中，即有其他题材者多件，如日本出光美术馆藏“吕仙图”玉壶春瓶和“明妃出塞图（此恰与‘征服匈奴’相反，为与之‘和亲’主题）”罐；广东省博物馆征集的“陶渊明爱菊图”玉壶春瓶；武汉市文物商店征集的王羲之爱兰、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林和靖爱梅的“高士四爱图”梅瓶；１９８６年１０月江西省上饶市出土的“周敦颐爱莲”玉壶春瓶以及绘有“西厢记故事图”和“青衫泪诗意图”的器物等等，其数量所占比例是可观的。而最关键的是周先生所谓的“开国题材”画片的青花瓷器，元代地层是有出土标本的。
周先生断言“窖藏出土的‘元青花’上面没有人物图形”是对情况缺乏了解。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出土的窖藏元代瓷器中就有一件青花“唐太宗故事图”大罐，图中唐太宗身着战袍，一持军械武将随后，再后为一戎装旗手，三人皆乘坐骑，正在行进中。该画片应即正属周先生之所谓“开国题材”。元代窖藏出土的此器以及其他出土的人物画元青花作为不容置疑的铁证，以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对周先生“元青花瓷器没有人物绘图”、“所谓的‘元青花’上面的人物图案……不能归为元青花的范畴”、“窖藏出土的‘元青花’上面没有人物图形”等一系列说法，给予了彻底的否定。
周先生还认为，“我们对元青花的认识”“忽视了伊斯兰文化在元青花中的影响”。因为“元青花的外销以这个市场（中东地区）为主，其特质也应该契合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中……不搞偶像崇拜——也就是不在任何器物上绘人物形象……”，这里的要点还是元青花的人物形象问题。按照周先生的话，既然“元青花的外销以这个市场（中东地区）为主”，为“契合伊斯兰文化”是不可以绘人物形象的，因此绘有人物形象的也就不可能是元青花，而只可能是以后的东西了。但问题是：元代以后的青花瓷外销仍以该地区为重要市场，且绝对出口量应更加扩大，而伊斯兰教的“不搞偶像崇拜”、“不在任何器物上绘人物形象”的戒律难道就不存在了吗？青花瓷绘饰内容的取向就不需要与之“契合”了吗？
关于元青花某些纹饰内容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问题，可能实际上与按照常理所想像的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说伊斯兰文化“不在任何器物上绘人物形象”，那么，绘动物形象也是不可以的。穆罕默德本人就曾明确表示反对其信徒塑造禽兽艺术形象，说是除非它们能同有生命的动物原型完全一样，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实际上就是禁绝。但元青花中绘饰各类动物却是多见的。而且，像龙那样当尤为伊斯兰世界所拒绝的神异动物，绘有其形象的青花大瓷盘也堂而皇之地展示在那里的大博物馆里。
周先生强调伊斯兰文化对元青花的影响是过分的。如果说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在几个世纪前的唐青花上还可以明显看出的话，那么，到元青花时已是相当有限的了，已仅限于量的而没有什么质的意义了。所谓“量”者，不过是指器形规模的扩大纹饰密度和层数的增加而已。而本质上无论造型和纹饰，则几乎完全是中国自己的民族风格和传统样式。仅知所绘海石榴花一种原产伊朗，但它是随佛教传入中国的，也与伊斯兰教并无干系。
周先生指出，在元青花认识上的问题之一是“对南宋末年到明初的文化背景认识不够”。这一批语确很中的，也很重要。应当承认，元青花研究基本上还仅处于就物论物、见物不见人，因而对其历史的来龙去脉不甚了然、简单肤浅的低级水平上，而亟待考古社会学、民族学上的跟进，而这实际上也触到了类型学这一方法论本身的固有不足。顺便说到，周先生说“南宋的最后灭亡是在东南地区”，我认为，严格地说，应是在华南地区。
叶先生在《真假元青花瓷器辨析》一文中说：“到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末，美国学者约翰·波普先生……提出了所谓‘至正型’学说。”这里的时间应为“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初”。“至正型器”是约翰·波普博士在１９６２年出版的《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撒莱博物馆所藏的十四世纪的青花瓷器》等两本书中提出的。因为这关系到国际上和我国国内至正型器以及其他元青花研究史发端的时间，意义重大，应务使准确。
叶先生还说，“元青花瓷器很少写款识。目前只发现一对收藏在美国的至正十一年大瓶，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据我所知，除此之外，尚有：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所藏一青花缠枝灵芝罐，胫部书有“戊子年囗囗”五字。元代逢有两个戊子年，从该器装饰情况看，所纪应系后戊子年，即元顺帝至正八年（１３４７）。１９８６年四川省雅安市文化路基建工地出土的窖藏元代瓷器中的一件青白釉盖罐，无图案纹饰，仅于器腹正中以青花色料直书楷体“至正七年（１３４６）置”五字。因在那对“至正十一年”铭大瓶以外，包括非至正型器在内，带有纪年款的元青花珍罕之极，可谓绝无仅有，所以，这里所说的两件是绝对不应忽略的。
我在《关于早期青花瓷（二）》（见《艺术市场》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一文中已经提到元代云南境内玉溪、建水、禄丰、巍山、大理等地窖口都烧造青花瓷器。叶先生以玉溪窖泛称生产青花瓷的云南窖场，是以个别代替一般了。
【陶瓷文化】元“至正型”瓷器纹饰特征
纹饰是瓷器鉴定的一个有力鉴定要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纹饰特征，能够正确辨认瓷器上的纹饰，对收藏瓷器的爱好者来讲，犹如鱼得水。笔者就多年的收藏体会，对元“至正型”的纹饰特征总结如下：
大花大叶。牡丹花多见，花朵内一般留白而不填满色，有的在外部还框以留白边线。山石、海水、人物、动物纹等亦相类，即纹饰内露白，有的在外部或局部处加有留白勾边。缠枝莲叶子肥硕，呈规整的葫芦形。叶子填满色，并有一至五个尖瓣。
变形莲瓣。有的为一组，有的为上下两组，构成对应的仰、覆莲瓣纹边饰。除大盘以外，其他元代器物上的莲瓣纹边饰均作单体排列，莲瓣间留有空隙。莲瓣内纹样丰富，多数画垂云纹与环状的饰物，有的莲瓣内加绘珊瑚、银锭、双角、火珠、火焰、火轮、莲花、双钱等图案，亦即后世称谓的“八大码”。洪武年起，除部分执壶和盏托外，瓶、罐、盘及碗的莲瓣边饰均呈并拢型。这种绘画贯穿于明清两代。
海水纹。海浪澎湃，浪尖高耸。海水多数绘成旋涡状，形如人的指纹，有的形如竖发。海水纹洪武时少见，永、宣年间盛行。
蕉叶。元代的蕉叶边饰多作分开状排列，叶与叶间留有空隙。亦有少量叶瓣呈并拢型，或叶与叶作重叠状。但不管作何种形式的排列，元蕉叶的主脉，均以粗壮的实线表示之。洪武年起，蕉叶边饰的叶瓣绝大多数呈重叠状，偶尔才有并拢型的，而且主脉纹均留白，呈中空型。
芭蕉树。多见于绘人物纹的玉壶春瓶、梅瓶、罐及瓜果纹大盘。树的造型高大、笔意苍劲，或以整株面目为主题纹，或作主纹的衬景。然所谓整株，其下部的主干无不被山石或洞石遮住而隐去。小株的芭蕉树也只见有叶而不见树干。洪武朝，始为真正整株，能见到芭蕉树的全貌。
如意云头(亦称云头纹、云肩纹、垂云纹)。其云头与两云脚相交之尖头的指向前后相背，即如意云头纹的头同脚的尖头所指的方向相反，很少有例外。洪武时，云头纹两云脚间相交的尖头与云头，均指向一致，绝无例外，并沿袭至永宣。成化年起，如意云头的两尖头指向既有相背的，亦有朝向一致的。
回纹。由单体回纹以间断排列的形式组成边饰。有的回纹呈规矩的方形，有的为减笔式回纹，有的回纹以变形手法绘制。入明后，洪武官窑立即改变元代回纹的独立(单体)间断排列形式，为一正一反两方相连的回纹边饰。明永乐时，回纹边饰以两方相连为主，同时又出现一笔环连的回纹边饰。明宣德以后，除少数回纹仍作一正一反的两方相连外，多数回纹呈整圈一笔环连式，并延续至清末。
龙纹。细长身躯，且细颈、细腿、细爪和尖尾巴（偶有火焰式大尾），体态轻盈。头较小，长鹿角，张口，吐舌，龙的下腭有须，上颌一般无须，但至正十一年铭标准器的龙上颌有双须。龙身鳞片分两种，以网状细鳞片多见，留白的大鳞片少见，后者龙纹更加精美。龙有背鳍，腹下通常无横纹带。胸与背部常饰有火焰状飘带。肘部有长毛三至四根或一撮。龙爪以三爪、四爪居多，五爪罕见。
元青花中的玉壶春瓶和出戟尊，器物的内口沿常常加绘一道云头纹或卷草纹边饰。入明后，此类内边饰现象仍存在于洪武朝的玉壶春瓶上，洪武后则消失。
以上为元末“至正型”纹饰特征。从中不难发现，明初洪武瓷与元末至正型器纹饰上的差异十分显著。这一现象同许多清三代瓷器因为沿袭明天启崇祯花样和摹仿明永宣及嘉万纹饰导致后世难分明清两朝器物年代的状况，截然相反。由此说明，瓷器鉴定仅仅靠大致看懂了一些花纹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能读解出器物潜存于花纹、胎、釉、形等细微处的一系列内在信息，这样才不会因表象而错乱。
认知红泥
在研究紫砂原料的过程中，一般人很少顾及紫砂五色土中的重要组成之一红泥。在众多历史文献中，大多数只是摘抄《阳羡茗壶系》中提到的“嫩泥，出赵庄山，和以一切色土，乃黏脂可筑，盖陶壶之丞弼也。石黄泥，出赵庄山，即未触风日之石骨也，陶之乃变朱砂泥。”据前辈考证，一般认为石黄泥就是红泥。
前一段时间，为了验证一下，我分别到蒋笠、红卫等采矿现场看了一下，并分别购买了一点样品，想补充一下紫砂原料的组成，也为后来者作一点铺垫。
一、 红泥产于何处：' L2 J: w" D1 m1 W
1、 历史上产红泥地——赵庄，已不产红泥。据采矿人说赵庄曾经产出质量非常好的红泥。但前几年靠近川埠乡的赵庄嫩红泥矿也已停产。
2、 因为赵庄红泥产量的减少，在解放后逐渐用川埠红泥替代：如在六、七十年代，紫砂一厂雕塑车间赵洪生师兄为了开发灌浆红泥，在川埠、丁山等处寻找矿源。后在川埠煤矿医院身址处取得一批特别鲜红漂亮的红泥。后来紫砂一厂的红泥也主要用川埠红泥配制。
目前，红泥矿主要集中川埠乡的蒋笠、红卫等处，一般用来配制所谓的“朱泥”。
黄龙山矿也产红泥，且有两种，产量很小。其性能也与紫泥想类似且耐高温。/ R' d) H0 Z( Z
4、 我们实地调查中发现，赵庄矿与川埠蒋笠部分矿实属同一矿脉。以山脊为界：山南为赵庄，山北为川埠蒋笠。我们在蒋笠矿上取道一小样，如同顾景舟所讲的“红泥应不溶于水”，该矿土不溶于水，且成石块状，烧出后不结晶，呈鲜红色，可惜其量很少；但说不定以后能在蒋笠矿开采到真正的“石黄泥”。& U0 u1 k: Z1 t# ~+ U
5、 根据采样，我做了一些实验，具体见（附表1），从表中性能状况我们知道川埠红泥收缩大，烧成温度低且结晶度高，泥性重，不适合拍打成型。但黄龙山红泥适合拍打成型且耐高温，颜色不是鲜红色。; ~! v# e7 r, t/ O: i7 @
二、 泥样组成分析：（工艺性能分析）7 }% g8 T: @1 H+ w# Q7 [0 h; a
1、 可塑性
粘土中其可塑性大小主要取决于固相与液相的性质和数量。红卫、蒋笠的红泥溶于水，成细腻状泥糊，由于其颗粒小、少，其分散程度大，比表面积就小，相对可塑性就高于黄龙山红泥。) @% r4 @6 R# Y& K
另外，粉质岩中的颗粒一般呈棱角状结构，而页岩中颗粒一般呈层状结构的可塑性优于棱角结构的，故黄龙山嫩红泥可塑性略好于黄龙山红泥。紫泥中二氧化碳的含量高于红泥，但收缩小。根据以上分析可得出红泥出产地的可塑性差异： + l" `9 {& L: T1 V3 {+ X( ]
红卫、蒋笠红泥>黄龙山嫩红泥>黄龙山红泥>黄龙山紫泥
干燥收缩
由于红泥溶于水，其颗粒细，且颗粒间包围的水分子多，故其干燥收缩明显高于紫泥，在生产实践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 ]/ ~7 v) x. X6 R" [+ V" k- i
3、 烧结温度6 S! \/ v+ Q, L, M9 Q+ j
根据表中我们看到红泥的AL2O3含量高于紫泥，其耐火度烧温度应高于紫泥，但实际生产中红泥烧结温度低于紫泥。
其实，烧成温度的高低除了坯料成分外，还与坯料的细度有关，其颗粒的影响是最大的，坯料颗粒细，则比表面大、能量高，烧结活性大，易于烧结；若坯料颗粒度大，则堆积密度小，颗粒的接触界面小，不利于传质的传热，不利于烧结，故而沙性越重烧结温度越高。
另外，表中也反映出红泥中含铁氧化物较多时，说明粘土中含的杂质越多，则耐火度就越低，烧结温度也较低。
同时，黄龙山红泥中AL2O3的含量高于其它红泥，其耐火度与烧结温度也高。- ^* \0 m( Q# f% J. {
烧结温度比较：川埠红泥<黄龙山红泥≤紫泥
总的来说，由于红泥的高可塑性反而影响了紫砂泥的成型工艺中的拍打承力，故而不适宜于制作略大的红泥茶壶。同样其烧成过程中容易烧结，影响其透气性，泡茶养壶的时间过程就长。/ f- [8 A- Y# s- Q
三、 关于石黄、石红, Z& S2 d1 s9 i. T
现今所称的石黄与古人所称的已有区别，根据潘持平老师《天青、石黄坭中极品》一文，现在的石黄就是所指的“烟瘪只”，其实它的学名为黄铁矿结核，常见于页岩和泥岩，通常以圆形、葡萄状或圆柱状结核产出；其形状多变化，板状或蛋形，甚至全近有机体的外表。形成于富含黄铁矿的页岩、粘土和其它泥质岩中。现在一般采矿人把球状、圆柱状、蛋状叫“石黄”，麻将块状的、片状的叫“石红”。一般球状的，类似鸡蛋的石黄，外表成暗红色、黑色，如蛋壳一般。内部类似蛋核，有一层土黄色泥包裹或成暗红色状剖开后，有些仍有多层组成：一层土黄泥包裹一层暗红色“石红”，甚至蛋核中心有乌泥与水或全是土黄泥。一般其产于嫩泥矿中，一层一层，产量很少；有蛋形、块状的，其形状、结构也是千变万化。在蒋笠红泥矿层中我们也采集到类似的蛋形石黄。) Q- h. ]& s* U) k3 {* O9 N" x
在实验中我们也锻炼了“石黄”中土黄色泥与暗红色蛋核。土黄色泥呈红色，而暗红色核呈黑色，这也验证了父辈一则故事：据说王寅“烟瘪只”春老师说到红泥，常说类似“烟瘪只”的石黄的核内泥；而顾老则反驳他，认为“烟瘪只”不是红泥，烧出来是黑的。其实两位老人都是对的，只是自然界与他们开了一个玩笑，王老拿到的一批蛋核全是泥的“烟瘪只”而已，烧出来同样非常红。
元青花概述
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在部分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器型主要有日用器、供器、镇墓器等类，尤以竹节高足杯、带座器、镇墓器最具时代特色。除玉壶春底足荡釉外，其它器物底多砂底无釉，见火石红。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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