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关注浙江温州平阳顺溪陶瓷作坊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2006年底，我调查整理顺溪陈氏后裔陈少文先生事迹时，通过翻阅史料，发现陈少文当年创办过很多实业，其中以开创顺溪陶瓷作坊影响最大。后经实地勘查核实，其历史遗存犹在。带着对陈少文先生的敬佩和对陶瓷作坊的好奇，日前笔者来到了位于顺溪镇溪北村的平阳瓷器三厂。
顺溪镇位于平阳县西部，属国家级风景区南雁荡山腹地，因溪顺流而下得名。顺溪山秀水美由来已久，这里层峦叠嶂，清溪环绕，茂林修竹，鸟语花香。或许正缘于此，陈氏先祖才决定扎根这里繁衍生息。一路辗转，来到顺溪已是上午10点半。远远望见一个硕大的烟囱高耸着，那就是本次要寻访的目标。接待我的是副厂长陈明光。
百年前的辉煌时光
据刘绍宽先生所写的《顺溪瓷厂记》载：“平阳瓷业之兴，始于南港焦滩，其出品可方闽浙诸窑，而去赣窑远甚。北港顺溪沙垟，有泥中烧瓷之用。少文先生居于其地，思兴厥利，乃筑窑厂，延瓷匠指授焉，出瓷与焦滩埒。又以其泥封寄日本。日本人验之，爱不释手，屡问所出，盖日窑之泥举莫此若也。”顺溪镇原有陶瓷作坊数家，因设备简陋、技术落后、销路欠佳而相继倒闭。陈氏第四份后裔陈少文先生鉴于乡里人多地少，不经营副业难以谋生。他详细调查当地矿产资源，发现邻近山间有几处高岭土质地优良、蕴藏丰富，决定捐资开掘，并率领工人赴景德镇瓷厂学习。返里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顺溪沙垟（溪北村）新建了陶瓷作坊，这便是平阳瓷器三厂的前身。专门烧制碗、盘等日用陶瓷，销路畅通，声名大振。继而帮助乡人建立碗厂，并转让厂房10多间供别人经营。短短两三年间，顺溪从事陶瓷业者猛增到70多家，300多人，产品远销江苏、山东等地，让人刮目相看。
1942年，陈希贵等人在原有陶瓷作坊的基础上创办顺溪瓷器生产合作社，共有社员32人，年产盘碗5万多个。1954年，顺溪碗业社和供销社先后建立，有社员100多人。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生产日用陶瓷转向工业瓷器和建筑瓷器，并以半机械化代替传统手工操作，产品也逐步以低压电瓷为主。至此，由于规模扩大，顺溪碗业社部分迁至水头镇后垟，称为平阳瓷器二厂。原在顺溪沙垟的陶瓷厂改称平阳瓷器三厂，加上苍南桥墩的平阳瓷器一厂，当时平阳共有三家陶瓷厂（目前瓷器一厂、二厂均已倒闭）。
平阳瓷器三厂从创办到如今，已历106年，其不平凡的历程彰显着厚重底蕴。现在厂里依旧保留着当年作为陶瓷生产场所之用的3间祖师庙，乡人为感谢陈少文先生的功绩，曾专门在祖师庙里设了他的灵位（现已转到陈少文故居陈列馆中），成为重要的历史实证。
瓷器制作工艺流程
一间间简陋的厂房，一台台陈旧的设备，一个个朴素的农民，这是瓷器厂留给我的最深印象。这些因素也大大束缚了工厂的发展。在参观厂房时，笔者对制作瓷器的生产工艺和流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陈明光对此侃侃而谈。制作瓷器首要解决的是原料选择问题。像这种低压电瓷需要一种特殊的瓷土，而本地缺乏原料，必须到水头购买。“陈少文先生当年创办陶瓷作坊时，原材料蕴藏不是很丰富吗？”笔者冒昧地打断了陈明光的介绍。“那是老皇历了，陈少文早年创办陶瓷厂时，顺溪陈族的山场里本无瓷土，必须到邻乡岳溪的山场里取土。1927年时就曾为瓷土价格问题发生争斗。县衙判决沙垟陶瓷厂不得到岳溪取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创办起来的陶瓷厂濒临倒闭。陈少文等人受族众所推，与对方理论，终于推翻原判。同时，又设法与岳溪林族有威望的人士联络，最终两地握手言和，终使顺溪陶瓷业得以顺利发展。”这一小插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顺溪陶瓷作坊薪火相传的来之不易。
原料问题解决后，要进行原料球磨。通过压路机对瓷土进行碾碎处理。再经过清水冲洗，把泥沙等杂质处理干净。接着把瓷土再碾碎、晾干。下一步骤就是要通过固定模具使产品成型，不同产品使用不同的模具。半成品完成后，需要晾晒处理，如果碰到好天气只要三四天就行。如遇雨天，那只能望雨兴叹了。整个制作流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就是产品焙烧。在现场，笔者看到一个巨大的窑炉，足有4米多高。旁边堆放着一些专门用来装半成品的窑具。据陈明光讲，半成品在焙烧前，首先要放在窑具中，这样使产品不易变形。当产品焙烧时，炉内温度会达到1300°C，要持续烧上30个小时左右，大概要耗费上百斤的煤、油等燃料。焙烧工序之后，经过凉处理，才算大功告成。不过，也有意外情况发生，如果师傅的火候处理不当，那产品质量就要大打折扣了。最后经过成品检查，产品装配，整个流程才算告一段落。一批产品出炉大概需要 10天左右，如遇持续雨天那就不得而知了。
惨淡经营中谋出路
现在的平阳瓷器三厂属集体所有制，是温州地区保留至今为数不多的活陶瓷作坊之一。在职员工57人，退休人员90多人。以生产低压电瓷和代人加工产品为主，产品有瓷插座、瓷灯头、绝缘子、熔断器、闸刀开关等78个品种，主要销往瑞安、温州、上海等地，年销售额达100多万。当我想了解利润状况时，陈明光的回答令我有点惊讶。一年5%的利润仅够支付工人工资，毫无盈余可言。对此他也十分无奈。
据陈明光介绍，瓷器厂的工人以家庭妇女为主，年龄在40至50岁之间，人均月工资500元左右。在以农业收入为主的顺溪镇，一般家庭中的青壮年进城打工，仅留中老年人和孩子相依相伴，或许能在工厂里干还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如今的瓷器厂直接影响着几十个家庭、上百个人的生活。一旦工厂停产，那他们就得失业，这也是瓷器厂至今苦苦支撑的原因之一。
正像大多数民间工艺遇到的烦恼一样，如今的平阳瓷器三厂也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陈明光说：“现在最缺的就是资金，我们一直在想方设法生产市场空间大、利润高的高压电瓷产品，可迫于资金一切无从着手。说真的，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求蜕变。”他们始终坚持着，最为重要的是有着厚重底蕴的陶瓷厂还活着，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了。TAoci52.CoM
在回来的车上，我一直在思考：顺溪百年陶瓷作坊能生存至今真是一个奇迹，也足以证明其顽强的生命力。作为珍贵历史文化遗存的民间手工艺，已经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坦的道路。当它们面对残酷的市场法则时，往往会变得遍体鳞伤。日后它将何去何从？自身及社会又该做出怎样的努力？这是许多民间工艺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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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州平阳县发现宋朝陶瓷残器和碎片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麻步镇盖竹村，是一个在宋朝时盛极一时的古村落。可惜在明洪武年间，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原先的繁华被淹没在废墟之中。现在，古村落的一些遗迹仍在，村民还在村后的斜坡上挖出了据说是宋代的陶瓷残器和碎片。
后山挖出宋时文物
根据林先生提供的线索，日前，约请了平阳县文物馆馆长蔡昌振，在林先生等热心读者的引领下，前往麻步镇盖竹村进行考察和采访。
找到据说是挖出了宋代陶瓷的村民温学勤时，他从家中拎出了一个小编织袋来到门口。从中拿出几个陶瓷残器后，将里面的碎片一并倒出，里面共有16件残器和许多碎片。
温学勤说，因为村里一直传说后面的山上有宋代的文物，去年6月份，他便和七八个村民一起去挖掘，居然在一处看似墙角附近的地底下，陆续挖出了这些东西。
这些陶瓷残器和碎片，有碗、盘、碟、盏等，精粗不一，釉色和器型各异，精细的胎质细腻，还有划花装饰，有的底下有墨书的字符，以精细的占多数。蔡昌振在仔细翻检观看后认为，陶瓷残器和碎片确实是宋代的，大多为北宋时期。且从精细程度看，这些瓷器并非本地生产，而是出自北方及福建等地，在当时，普通人家是用不起的，应为官宦人家所用。
村民毛昌逵向我们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1981年，他家盖房子时，在屋后的地里取土。挖到1米多深后，挖到了“铜”箸和“铜”调羹，还有碗盆和铜钱等。碗的底下有一个像是“宋”字的字，铜钱是南宋建炎年的。奇怪的是铜钱锈了，而“铜”箸和“铜”调羹却没有生锈。事后，专业人士分析认为，从“铜”箸和“铜”调羹在南方地下历经七八百年没有生锈看，应为金箸和金调羹，或金铜合金的。
宋时废墟今犹在
毛昌逵对盖竹村的历史所知颇多。他告诉我们，他们家族在明末清初从青田搬到这里时，盖竹已经荒无人烟。而盖竹在明以前为一林氏望族聚居之地，与附近的东坑、东桥、埠头、沿口等4村合称盖竹里。
毛昌逵说：古时候，鳌江自盖竹村前经过。自鳌江上岸，走过虹桥，就进入了盖竹。如今虹桥还在，只是改成了可通汽车的钢筋水泥桥了，桥前方的鳌江更是大幅度地改道南移。毛昌逵说，在解放后平整土地时，他们挖到了街区的遗址，规模这么大，想当年这里应该十分繁华。
从至今仍保存的一些墙垣遗迹看，当时7座府第的规模有一二百亩。据说林府的后花园，被后山高耸如蘑菇的华盖峰遮盖，不见天日，石壁上布满藤蔓。我们在盖竹村转了转，在田头地角，不时可见断垣残壁。毛昌逵说，村里人在耕作挖土时，经常有古砖挖出。砖为青砖，有现在的两块那么大。
在靠近后山的一排房子的后门，毛昌逵指着浇了已经有些年头的水泥地面告诉我们：这里浇地面时，曾经挖到了一条青砖砌的路，应该是古时候的一条通道。
天灾人祸淹繁华？
据《平阳林氏志》等书籍记载，在宋代，盖竹一村出了11名文进士、17名武进士。曾经繁华一时的古盖竹，为何在明时烟消云散？原来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农历七月初二，台风暴雨引发的泥石流从盖竹后山倾泻而下，古盖竹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幸存的林氏子孙也迁移他乡。此后，因灾迁居萧江前村的盖竹林氏后人、刑部主事林升，在胡惟庸案中被处死，族人肯定也受到株连，盖竹自此更加湮没无闻。
从现状看，如今的盖竹村，是建在古盖竹林氏府第的前院遗址上。文保部门的有关人士认为，在村庄下面，可能还有一个被淹没了600余年的繁华古村庄。
台湾陶瓷历史文化
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就知道陶器的做法，用黏土制作各种日常用品，成为人类文明进化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陶瓷的发展是一连续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承先敌，文化的内涵不断地扩充。台湾陶瓷文化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同的族群不断地融入，不同的制陶观念、技术和产品在不同的时期中向这块土地汇集，共同形成一部内涵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台湾陶瓷文化。陶瓷杯体依其性质大致可分为土器(clayware)、陶器(earthcnwarc)、石陶器(stoneware)和瓷器(PorceMn)等四种。人类制陶文明的发展就是循着这个发脉络而发展的，台湾陶瓷的发展也脱不出这道轨迹。以上器的发展而言，台湾从新石器时代的大岔坑遗址中就出土了许多陶片，说明台湾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陶器的制作，后来的圆山文化、植物园文化、卑南文化、十三行文化、以及其它各地的许多遗址中，陶器都是最重要的出士文物。后来的原住民也都有制作陶器的纪录，直到现在，兰屿的雅美族人还在继续用传统的方法制陶。由此观之，台湾的制陶源远流长，历史相当悠久。
陶器在明清时期由汉人开始发展。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人入治台湾时。为了在台南兴建城堡与教堂，曾经从大陆雇用工匠到台湾，制造石灰砖瓦，是为台湾制作砖瓦之始。至于陶器的制作，根据连横(台湾通史)(工艺志.陶制)的记载“郑氏之时，谘议参军陈永华始数民烧瓦。并说明台湾已开始烧陶，只是陶业尚未大兴而已。陈永华“教匠烧瓦”的时间判断应该是1662年(永历十六年)，至今已有二百三十余年的历史。且到1796年(嘉庆元年)之间，南投才开始制造带釉陶器。1804年(嘉庆九年)，莺歌也开始发展陶业，大约要到道光年间台湾的制陶业才比较普及。这段时间，中国传统的制陶技术随着闽粤移民引进台湾，使台湾陶瓷文化脱离史前时期，进入文明时期。产品完全是中国南方文化的色彩，除了建筑用的传统砖瓦之外，主要为日用的水缸、陶瓮、陶罐等粗陶器。比较精致的瓷器与碗盘都由大陆沿海进口，尚无发展的空间。由于这种强势文化的进入，原住民原始的制陶文化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而走向没落乃至消失的命运。
石陶器从日治时期开始发展。日本的企业家看重台湾的陶瓷资源与市场，因而投入台湾陶业制作。他们一方面引进了日本传统的制陶技术和陶瓷品种，另一方面也开始台湾陶瓷的现代化。这段时期人统治当局除了极力扶持其本国的在台企业之外，也开始有计画地从其本国派遣技师来台训练本地的员工;同时本地的企业家也开始派员赴日学习技术，引进日本的制陶技术与观念，对于台湾陶瓷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在这五十年之间，东洋陶瓷文化与中原陶瓷文化并存，并使台湾陶瓷间接与欧美先进技术接轨，新文化因子的汇入，使台湾陶瓷发展转向一个新的面貌。
1945年光复初期日本人的势力虽已退出台湾，但是台湾的陶瓷大致仍然承袭日治时期的经营形态。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后，才使台湾陶业的生态产生另一次重大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新移民掌控台湾陶瓷的重要资源，这批人士的背景与清初以来的陶师完全不同。早期陶师都是从传统的民间窑场出身，完全凭经验来制陶。制品容或有精粗之分，然而实际上谈不上造形设计与审美艺术。新移民中参与陶业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许多人还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代表着中国管理阶级与上层社会人士。在这批人士的引导之下，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科学的管理与学理研究之路。此外，从大陆来台的艺术家也投入陶瓷的领域，开始注重产品的设计与艺术成分的加入，使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精致化与艺术性，直接催化了台湾陶艺之路。在这个阶段中，台湾陶瓷一方面走向中原的精致文化，另一方面直接面向国际化，吸取欧美现代陶瓷文化。
台湾瓷器的发展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这段时间台湾的陶业生态再度产生重大的改变。经过多年的长治久安，台湾社会逐渐累积了财富，生活水准大幅提升，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国外信息更是大量流通。大批青年学子涌到国外留学，这些人才精英不但带回来最新的制陶技术，也带回来新渐的艺术造形观念，台湾本土人士逐渐取得陶瓷文化的主导地位。在经营策略方面从完全供应内需市场转而以外销冯导向，新产品不断地开发，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在技术方面品质不断改进，脱离传统的陶器走向精致瓷器，另一方面也开始走向陶艺创作之路。整个台湾陶瓷至此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一力面走向本土化，一方面走向艺术化，乃至更进一步国际化。
直到1990年代开始，由于劳工与环保意识的抬头，加上经济条件的改变，使得陶瓷的经营遭遇许多困难，业者纷纷出走，到中国大陆与东南亚投资，台湾陶瓷文化至此由输入转为输出。陶瓷经营形态由工业生产转向商业贸易，产业由蓬勃发展而逐渐萎缩，由炫烂渐渐归于乎淡。惟有陶艺创作方兴未艾，形成另一波段的高潮。
台湾陶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南投的刘案章擅长陶瓷雕塑，作品以陶塑品为特色;松山的蔡川竹擅长釉药，以铜红釉为特色。两人在业余制作一些不以实用为目的作品，初具现代陶艺的本质。1949年之后，大陆来台的画家席德进、廖末林等以花瓶为媒材，在上面从事绘画创作，进一步使陶瓷具备“艺术”的成分。
1970年代左右，陶瓷被用来作为艺术创作的表现媒材，陶艺作品具有美学意义和创作思想，使台湾的陶瓷真正走向艺术化。最初陶艺的创作理念在于对于机械大量生产方式的反动。他们认为机械生产的产品太过于冷感，缺乏人性的温馨味道。艺术作品必须跳脱机械的伽锁，而重新认识人性的价值。当时的陶艺创作以手拉胚为基础，强调手工的价值，作品绝大多数为兼具实用价值的工艺品。这个时期以前辈陶艺家吴让农与林葆家为代表。
紧接而来的创作理念是拒绝手拉胚机的拘束，同时受到抽象艺术的影响，舍弃具象的模仿，以双手为工具，以黏土为媒材，以抽象造形为形式，表现作者的思想与感情。这种创作理念以留美回来的邱焕堂为代表。
其后台湾的陶艺几乎与世界前卫的艺术思潮平行发展，个人的创作理念获得充分的尊重，无论在材料的使用方面或表现题材方面都得到完全的解放。陶艺家常常利用复合媒材作为陶艺创作的表现手法，打破了陶艺只能用黏土作为创作材料的传统束。他们结合陶瓷、木材、金属、纤维等材料来创作，赋予陶艺新的语言和生命。另一力面陶艺家更注重艺术理念的发挥，陶艺走向观念艺术与装置艺术等纯艺术表现，对内探索人类心灵深处的世界，对外批判人生与社会的现实面。至此，陶艺与其它艺术之间的藩篱几乎完全拆除，陶艺创作的天空更加宽广与自由。
德化陶瓷历史文化
德化的瓷业，历代烧制规模之大，分布之广，确实壮观，从人口密集的城关到偏僻的山村，从田野到丛山密林，经常可以发现古瓷片和古瓷窑的遗址，白莹莹、花艳艳的瓷片，象颗颗星斗撒在人间，似片片白玉镶织大地，把青翠翠、绿葱葱的山乡点缀到更加美丽。全县目前已发现的唐、宋、元、明、清至民国的窑址达238处，全县十八个乡镇都有古窑址分布，其中“屈斗宫德化窑址”（包括浔中、龙浔、三班、盖德，4个乡镇宋至明代的窑址）1988年被国务院颁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德化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后期即开始生产和使用隐患。至唐代后期，德化三班、泗滨一带制瓷业已开始发展。唐末五代出现陶瓷专著《陶瓷法》、《绘梅岭图》。宋元时代，德化瓷器随着泉州港商业的系统工程海外贸易的发展而畅销海外，成为“海上丝瓷之路”的重要商品。北宋时代德化以碗砰仑窑为代表的窑场，其制瓷工艺已彩轮制、模制和胎接成型的技术。以龙窑大量烧制青瓷、青白瓷、白瓷、器形以碗、盘、杯、碟、瓶、罐、壶、盒、洗、花瓶为主，少量烧制黑釉茶碗等。装饰方法以刻花、划花和印花为主，于瓷器表面饰以莲瓣、牡丹、云水、蕉叶、缠枝花卉以及篾纹、菊瓣、葵纹、麦穗、卷草等纹饰，这些产品在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地都有发现。到南宋时，瓷窑烧制技术又月新发展，烧制的白瓷，器型大、胎体薄、釉色滋润、白度高、透光度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宋末元初，德化瓷窑有很大的改进，出现了一种介于龙窑和阶级窑之间，较易控制烧成火焰的“鸡笼窑”。开始改变宋初以来，使用还原烧成的老技术进入采用氧化烧成新技术阶段。1976年考古发掘的屈斗宫宋元窑炉遗址，坡长达57.1米，共有17间窑室，出土了800多件生产工具和6790多件完、残瓷器标本。这座窑的发现，特别是大量外销瓷器的出土,对研究德化穴元时代的烧造规模、烧制工艺、窑炉发展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的发展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还填补了过去德化龙窑的空白。
明代，德化瓷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器物造型、烧制技术、产品质量、生产品种、工艺水平、装饰艺术等方面的综合发展水平都远在宋元之上。以何朝宗为代表的瓷塑闻名世界，被誉为“东方艺术”和“天下共宝之”的珍品。独树一帜的“象牙白”(建白瓷)，釉色乳白，如脂似玉、色调素雅，被称为中国白瓷的代表，享有“中国白”和“国际瓷坛明珠”的美誉。特别是道释人物瓷雕，造型逼真、格调高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达到了德化窑古代工艺技术成就的高峰。明代，德化窑炉也有新的创新，在全国首先出现了装烧容量大，既节省燃料、又易于控制烧成火焰的半倒焰式的阶级窑。这种形式的窑炉流传到国外，对国际瓷窑的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
清代，德化釉下青花瓷器争夺斗艳，青花瓷取代建白活跃主要地位。青花的花式丰富，纹画内容取材很广，有历史故事、人物仕女、生产活动、社会习俗、禽兽花果、山水景物和带有宗教色彩的纹饰。画面明静素雅，笔法朴实粗犷，构图简洁舒展，充满生活气息，显示了民窑色彩或幽菁淡雅或浓郁艳丽的网络，开创了德化窑彩瓷的新纪元。它和清代新崛起的五彩瓷日用器皿和陈设供器一样畅销国外。
晚清以后，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和外来侵略，我国城乡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德化瓷业走向衰落。但是少数民间艺人如苏学金、许友义等在艰难岁月中，坚持制瓷事业、继承传统、锐意创新，其作品仍获得很高的评价。1915年，苏学金首创捏塑瓷梅花，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优等奖。之后许友义创作的《木兰从军》、《关公》、《观音》等瓷雕作品，先后分别获得在英国、日本和南京举行的国际和全国博览会的金奖。1930年，许友义师徒为仙游龙纪寺特制的瓷塑《五百罗汉》，形态各异、行动逼真，亦为中国瓷坛首创的珍品。
新中国成立后，德化瓷业生产获得了新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县瓷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99年全县有陶瓷企业1100多家，从业人员8万多人，初步形成了传统瓷雕、西洋工艺瓷、日用瓷三大陶瓷产品体系。也涌出了一批陶瓷名企，如佳美集团、冠福集团、顺美集团等等！也使很多大企将分公司设至美国、德国、英国等等国家……。2001全县陶瓷产值38亿元，占全县经济总量的69.72%，陶瓷业纳税占全县税收总额的50.11%。2003年陶瓷产值达53.1亿元，出口交货值达42.1亿元。1993年,李鹏委员长任总理时题词德化名瓷，瓷国明珠，高度概括了德化陶瓷在国内的影响和地位。1996年3月，德化县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部等单位命名为“中国陶瓷之乡”。改革开放以来，德化人民充分发挥山多、水足、矿富、瓷美四大优势，大力实施大城关发展战略，成功闯出一条山区经济发展路子，全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继1996年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命名为“中国陶瓷之乡”之后，2003年又被称评为“中国民间《陶瓷》艺术之乡”,“中国瓷都德化”。
古代彩瓷历史文化
我国古代瓷器的装饰方法是十分丰富的，一般来说，宋代以前多采用刻花、划花、印花等方法，即在坯胎未干以前，用一种工具在胎上刻成花纹图案或划成花纹图案，再有就是刻好模子印出花纹图案，然后施釉入窑烧制。元代景德镇瓷器的装饰方法，除一部分保留宋代的做法外，又大量兴起用笔画彩的方法，这种用彩料画出的花纹图案烧制的就叫做彩瓷。
彩瓷又分为釉下彩与釉上彩两大类，在坯胎上画好花纹图案后再施釉入，窑烧制的叫釉下彩。在坯胎上施釉后入窑烧制好的瓷器上加以彩绘，又以炉火烘烧而成的彩怪叫作釉上彩。我国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斗彩、五彩、法琅彩、粉彩等都属于釉上彩。我国瓷器彩绘极为丰富，其品种有二百多种，现介绍以下几种:
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铅釉陶器的总称。铅釉陶器在汉代已经出现，至唐代开始盛行。就是在同一器物上用黄、绿、白或黄、绿、兰、褐等基本釉色，同时交错使用，而以黄、绿、白为主的低温彩釉陶器，这就是“唐三彩”。
青花
青花瓷器，从元代开始出现的，明代得到了广泛应用，到清代康熙时期有了显著的发展。青花是属于瓷器的釉下彩。
青花加紫
用青料和氧化铜在胎上绘画，然后施釉一次烧制后，呈现出两种颜色，一是青花、一是紫色，故请之青花加紫。
釉里红
用氧化铜在胎上绘画后，再施釉入窑烧制成的，呈现出红色。字串6
釉下三彩
釉下三彩是由青花、釉里红、豆青三种釉下彩所组成的。
釉上三彩
釉上三彩是瓷器釉面上的彩色，其颜色由黄、绿、紫三色组成。三彩瓷器在康熙时品种很多，有黄地三彩、绿地三彩、紫地三彩、酱白地三彩，此外还有加兰三彩。
素三彩
首创于明代正德年间，嘉靖、万历时有较大发展。它一般由黄、绿、紫、白、兰等色构成，只要没有艳丽的红色，就可以称为素三彩。
明代素三彩制做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将釉彩施在坯胎之上一次烧成;另一种是将釉彩施于挂釉的素瓷之上，经炉火第二次烧成。
墨地三彩
创于康熙中期，晚期就停烧了，成品件数极少。墨地三彩是先在坯胎上刻出图案纹饰再用青花、黑里红、豆青三种彩料宣染后敷釉烧成。我国历代陶窑鉴定家都认定“五彩以描金为贵，三彩以墨色质地为贵”。而今已极为少见。
水彩
水彩是光绪末期出现的一种瓷器彩色。此种彩色不含粉质，具有彩料薄，颜色暗淡之特征，它是光绪末期，宣统以后瓷器上所使用的一种彩色。
软彩
所谓软彩就是一种含粉量极微，颜色暗淡的一种彩色，它介于粉彩与水彩两者之间，可以说是属于粉彩的范畴，它是在同治晚期开始出现的，到光绪、宣统时比较盛行。
斗彩
就是用釉下青花勾绘图案轮廓，然后在釉上用红、黄、绿、紫等各种彩色在轮廓线内填绘，经炉火烘烧而成的，使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结合在一起，互相争艳。
五彩
所谓五彩，并非五种颜色，而是多种颜色的含意。其彩绘方法与斗彩的彩绘方法大致相同。也是在烧好了的瓷器上施加各种色料，再次经过炉火烘烧而成的。不同的是斗彩的釉彩多为釉下青花勾画图案的轮廓线然后再在轮廓线内填以彩料。而五彩则不然，五彩虽有釉下青花，但它不仅是用以勾画轮廓线，多数还绘成完整或部分图案，并常用褐黑或褐赤色代替青花作为图案的线描。另外，还有一种五彩瓷器不用青花作为线描，而直接上了釉的白瓷上加彩。五彩是用黄、红、绿、紫、兰等颜色所组成。
明代五彩是由红、绿、黄、紫四种釉上彩和釉下彩的青花所组成。清康熙五彩却是由五种釉上彩组成，以釉上的兰彩代替釉下青花部分。常见的是由红、黄、绿、兰、黑五种颜色所组成。有的还增加了金彩。
明万历五彩一般可分为三类:一类是釉下青花，釉上用黄、绿及矶红三色，虽仅四种颜色，但在运用上交替错综，富于变化；一类是青花上加黄、绿、茄紫、矶红各种色彩，并用黑褐或褐赤色作为图案的线描，还有一类是不用青花，仅在釉上加以彩绘。一般说，康五彩比较浅淡、明五彩比较浓重，所以康五彩比明五彩更加艳丽。五彩品种很多，还有:釉里红五彩、青花釉里红五彩、天兰釉地五彩、豆青釉地五彩、米色釉地五彩、哥釉五彩、黄釉五彩、黑釉五彩、水墨五彩等。
粉彩
粉彩是在五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釉上彩。因为彩料中加有铅粉成分，故称之为粉彩。粉彩可分:青花粉彩、祭红釉地粉彩、天兰釉地粉彩、豆青釉地粉彩、珊珊釉地粉彩、抹红彩地粉彩、绿釉地粉彩、窑变釉地粉彩等。
法琅彩
它是清朝彩瓷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因为珐琅彩的色料中含有玻璃质较多的缘故，因而有人称珐琅彩为料彩或洋彩。
古铜彩
在褐色的釉上加施古铜兰色或绿色锈斑及金彩，在彩色和纹饰方面仿古铜器，故称为古铜彩。此外，还有金彩、红彩、黄彩、红绿彩等。
宋元时期泉州陶瓷历史文化
宋代特别是南宋，泉州跃居为我国海上交通中心，对外贸易十分繁荣（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海丝之路》）。泉州各色的窑业空前发达，所产的青瓷、白瓷、黑釉瓷成为外销的大宗商品。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博物馆亚洲部主任、英国伦敦大学博士、美籍华裔陶瓷女专家何翠媚亲临闽南各地古陶瓷窑址考古，她在国际学术会上曾以《闽南古陶瓷的地区性及国际性地位》做出结论：泉州“北宋、南宋时期陶瓷产地集中在沿海地区，并且以南安为首形成一庞大窑区”。
元代，泉州成为世界最大贸易港之一，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陶瓷业不论是品种、质量、数量、烧成技术，比之过去又有新的提高。元代的晋江两岸，元朝来泉的马可·波罗（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人名录·马可·波罗》）誉为“瓷香弥漫”。
工艺技术
北宋时，德化瓷胚成型，已采用轮制工艺，即利用辘轳车转动的惯性，用手把泥块拉捏成型。同时，也采用模印工艺，用吸水陶模装入泥料，用手压印成型，经自然干燥，脱模粘接，然后对粗胚进行整修，粘胚、施釉、剐底等手工操作。轮制和模印成型工艺，一直沿用到民国24年，才开始出现石膏模注浆法。
自宋朝开始，以德化为代表的瓷器烧制，采用龙窑。龙窑分室龙窑、碗窑、蛇目窑三种。龙窑依山坡而建，尾上头下，头为燃烧室，尾为烟窗。利用地势坡度，增强窑室烧成时的抽火排烟能力。窑室为阶级状，每级两侧设投柴火孔，数级设一窑门，以供装出瓷件之用。每级称为一目，短者十多目，多者二、三十目。以松木、松枝做燃料。
宋末元初，出现一种介于龙窑和阶级窑之间，较易控制烧成火焰的鸡笼窑，开始改变宋初以来使用还原焰烧成的老技术，进入采用氧化烧成的新技术。
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日本人加藤四郎到福建德化等地学习烧制瓷器技术，并带回日本依法烧窑，日本人称他为“陶祖”。宋代德化窑盛行的伞形支烧窑具传入日本后，提高了日本陶瓷产品的装烧容量。
外销
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载，泉州瓷器外销的国家或地区有占城（今越南南方）、真腊（今柬埔寨）、凌牙斯加（马来半岛北部）、佛罗安（马来半岛南部）、细兰（今斯里兰卡）、闍婆（今印尼爪哇岛）、南毗（印度南部）、大食（阿拉伯国家总称）、层拔（今伊拉克东南）、三佛齐（今印尼）、单马令（马来半岛南部）、渤泥（今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麻逸（今菲律宾群岛之一）、三屿（今菲律宾的三岛）等14处。（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人名录·赵汝适》、《泉南著述·诸蕃志》）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对泉州外销瓷的器形、釉色，提法繁多。有青瓷器、青器、青碗、青盘……青白瓷器、青白花瓷、青白花碗、青白器、青白碗……乌碗等。器形有碗、罐、瓶、壶、埕（酒瓮）、瓮、垒、坛。产品远销台湾、琉球、印度之那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半岛、印度半岛、菲律宾群岛、阿拉伯半岛、波斯湾等51个国家和地区。（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人名录·汪大渊》、《泉南著述·岛夷志略》）
南安瓷
《马可·波罗游记》（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南著述·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距城十里”的产瓷地，被日本学术界称为“珠光青瓷”的宋元古瓷的产地，便是位于南安南坑一带和安溪龙门桂窑的古窑址。宋元两代是南安瓷的鼎盛时期，南坑窑群是当时的主要产地。（参见下文“南安东田南坑古窑址”）
位于南安南坑加棠井村的古庙南川宫，祈奉南岳帝君，始建于唐末五代时期，为泉州五岳圣地之一。宋时，湖南烧瓷名匠南迁福建，带来一尊“武安尊王”进宫供奉，并在此烧瓷开发，从此，武安尊王为窑主，而南岳帝君成为烧瓷匠人的保护神。南川宫就这样成为南坑窑群瓷工和船工朝拜的圣地。南川宫还配祀一尊仁远王，系九日山下昭惠庙海神通远王的佐神，是保佑瓷器安全航运的神祗。
蓝溪畔上还保留着一个古码头遗址。渡口上有一座进龙宫，已有千年历史。当年，蓝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河驿渡，南坑瓷运往码头，在进龙宫上香，拜祀顺正王公，然后沿蓝溪水进入西溪，船到泉州城，同番商进行贸易，许多外国人进了货，与泉州市舶司官员一道，到九日山下延福寺通远王祠行香，举行隆重祈风仪式，礼毕游山泛溪，勒石记事。之后，满载泉州城丝织品、陶瓷返回番邦。当然，也有的直接到窑址买货，从蓝溪码头下水，运到泉州城，再装上货舶启程。
德化瓷
宋、元之际，白瓷已逐渐成为主流。德化瓷的瓷色纯净洁白，自南宋·祖龙宫、屈斗宫等窑场开始烧制，历代沿袭不衰，成为德化代表性瓷种。元朝盛行瓷雕佛像，并成为朝廷的御用品。《安海志》曾载：“白瓷出德化，元时上供。”马可·波罗也赞誉过德化瓷器，使德化瓷器的影响日益深远，至今法、意等国仍称德化白瓷为“马可·波罗瓷”。同时，装饰上已有白瓷印花工艺。
历史上德化陶瓷基本上外销为主。
埃及是非洲发现中国古陶瓷最多的国家。早在11世纪至12世纪法蒂玛王朝，埃及就从中国输入德化窑白瓷；在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遗址，也出土了不少德化宋代的白瓷及明清时代的青花瓷。
在非洲东部的肯尼亚，由于中国瓷器大量涌入，当地人因此将其称为“中国拉姆”，意为从拉姆运来的中国瓷器；在该国南部海岸的索巴萨区，也出土了德化的建白瓷、青花瓷等瓷器。
在坦桑尼亚的噶尼喀亦出土了大量德化窑的青花瓷器，有吉祥纹青花盘、圆圈点纹碗、碟和花篮纹青花盘等。
另外，在南非发现的中国古瓷，均集中在海底沉船，仅1647~1821年间，在好望角一带就沉没61艘船；1853年在南非卓湾捞出一批瓷器，其中就有元代德化的白釉瓷，这些瓷器现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以上产品，都能在在德化的博物馆找到相关的实物证据。
东非海岸基尔瓦遗址出土的白釉莲瓣碗，与德化屈斗宫同类产品毫无二致，是德化瓷输入非洲的证据。
考古发现证实，日本、菲律宾、印尼等国，宋元德化瓷器出土甚多，海碗、军持、粉盒、瓶、罐等器不胜枚举。
1999年被打捞出水的清代商船“泰兴号”上就发现35万件德化瓷器，引起世界轰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博物馆里，珍藏着许多德化的古陶瓷珍品。
山东淄博陶瓷生产历史文化
陶瓷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中国陶瓷以其独特的魅力远播海内外，成为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淄博是齐文化的发祥地。陶瓷生产历史悠久，在国内具有重要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证明，早在距今8000年前的“后李文化”时期，淄博地区就开始了陶瓷生产。西周初，齐国始专设“陶正”官，管理陶器生产，并在齐都城内设立制陶作坊，从事陶器的专业化生产。魏晋南北朝前后，淄博地区的陶瓷生产完成了由陶器向瓷器的过渡。唐宋时期，陶瓷生产技艺日趋精进，规模不断扩大，窑址星罗棋布，逐步形成了淄博特色，出产了一批颇有影响的陶瓷名品，寨里窑的青瓷、磁村窑的黑釉瓷、博山窑的绞胎和彩瓷等都曾名噪一时。明清时期，淄博陶瓷产品器型厚重，装饰独特，产销两旺，形成了以博山为代表的陶瓷生产和销售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淄博陶瓷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立足当地资源，开拓创新，开发出了滑石质瓷、高长石质瓷、高石英质瓷、骨质瓷等新瓷种，刻瓷艺术更是独树一帜，形成了淄博陶瓷的新特色，日用陶瓷、艺术陶瓷、工业陶瓷、建筑陶瓷竟相发展，产品远销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我国陶瓷生产技术和陶瓷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