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龙柄瓷器鸡头壶。
唐代是我国瓷器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当越窑青瓷进入唐代，形成了庞大的规模，建立了青瓷体系后，地域范围也大幅度地扩大，故当时有“南青北白”的说法，在中国瓷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青瓷凤头龙柄壶，就是唐代的一种创新的特有产品。所谓凤头龙柄壶，因壶的上端为凤头形，柄为龙形，故名。溯其来源，它是吸收了波斯金属凤头图演绎而来的。烧制有白釉、青釉及三彩等，其造型新颖，设计巧妙、装饰丰富，工艺也较复杂，为青瓷中之罕见之珍品。
无论从该壶的造型、纹饰、釉色等方面看，笔者认为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造型上，通过壶的顶端塑一凤头盖和尖嘴流、合而成为像一只亭亭玉立的凤鸟，而把柄又塑成龙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龙凤艺术，栩栩如生，饶有神韵，真是巧夺天工，匠心独具；二是纹饰，通过联珠纹的装饰，使人会联想到它是受着波斯萨珊王朝各种金银工艺常用的图案所影响，体现了唐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三是釉色，青绿中略泛黄色，具有一种古朴淳厚的玉质感。因此这件青瓷凤头龙柄壶，堪称为唐代瓷器中的瑰宝，无怪乎受到广大收藏爱好者的青睐。TAOci52.COM
至于如何鉴别其真伪，概括地说，真品纹饰，立体感强，仿品模糊，且无立体感；真品有凤头盖，仿品则无盖；真品为青瓷，仿品多为五彩；真品圈足呈现“八”字形，上敛下撇，呈喇叭形，仿品多为直圈足或饼形足。
扩展阅读
紫砂文化：相拥世博壶
为迎接上海世博会的召开，宜兴著名紫砂工艺师葛韬领衔设计了世博紫砂壶系列，共28件，分别以中国馆、日本馆、意大利馆、加拿大馆等国家馆造型为元素创意设计。其中，由他女儿葛菡禄设计的相拥世博壶尤其受到人们的喜爱。
葛菡禄，现为华东理工大学工业设计系学生。她设计的相拥世博壶为一套壶，由一把主题壶和三个茶杯组成，茶壶造型大方稳重，颇有气势，壶把构思巧妙，酷似“世”字，与世博会会徽主题相贴切。以世博会会标“世”字为创意元素，将“世”字造型融入传统紫砂壶造型中，巧妙化为壶把，壶纽及壶嘴，代表了会徽我、他”的全人类，表达了世博会“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理念。
唐代潮州外销青瓷的起源与发展
潮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中国瓷都”。潮州陶瓷源远流长，其产品在中国陶瓷中独具—格，深受世人喜爱，饮誉海外。作者近十多年来，从开发工地收集到晋唐时期潮州青釉瓷器，经请教有关专家、学者和翻阅有关资料，试论唐代潮州青瓷出口外销的问题。
潮州处于中国大陆的东南端，韩江又直接流向南海，水运交通方便。唐代潮州地方人烟稀少，但窑场，窑地规模较大，有北关古窑群和南关古窑群盛产青釉日用瓷器，这些瓷器不仅当地自用，主要还是供出口外销。根据有关文献记载，我国对外贸易的瓷器自唐宋以来，畅销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宋史·食货志》记载，“开宝四年(971)置市舶司于广州、杭州和宁波，凡大食(阿拉伯半岛)，左逻(马来西亚)，安南(越南)，泰国、新加坡、三佛齐(巨港)诸番并通贸易，以金、银、铅、锡、杂色帛、瓷器、檀香等对换药品、犀角、珊瑚、琥珀、珠宝、镔铁、皮革、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苏木等物。”所记的我国“瓷器”对外输出贸易，虽然没有指明瓷器的品种和产地或窑口，但是可以确认包括“潮州青瓷”在内的瓷器，其数量也不少。在《中国陶瓷》史书上记载：“唐代广东与东 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等一些国家，贸易往来极为频繁，潮州、梅县、廉江、遂溪等地烧造的青瓷已成为出口的重要商品。”
近年来在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阿曼、苏丹等国，也出土了不少唐代中国广东陶片陶器，说明广东潮州在唐代及五代时，陶瓷曾经大量外销。由此可以证实，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非常繁荣，“潮州青瓷”也在此时已经畅销世界各地。唐代潮州陶瓷的烧制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和大规模的生产，产品种类之多，何去何从?《中国陶瓷》一书中记载：“晚唐时期，朝廷设置广州、后置泉州、交州及扬州舶司、管理纳税机构后同世界各地通商，其中以广州最盛”。当时潮州陶 瓷及商品出口只有二个渠道，一须经广州检验纳税，路途较远，增加成本费用。二是经福建泉州检验纳税，陆路交通阻塞不通，水路虽较接近泉州可运输出口，但费用也高。除部分瓷器经上述两地检验出口外，从韩江直通大海，船只可便利地通往世界各国，节省成本费用。潮州地处韩江三角洲，唐朝韩愈贬潮时，尚有鳄患，可知当时潮州离海为“零距离”，可直接装货上船销往世界各地。古时北关有“埠头”、“埠尾”的叫法，是上货卸货的地方，潮州有“陶瓷换高丽(参)”的俗语。
唐代时期大量的青瓷器就从这里销往世界各地，节省了大量的交通费用，提高了运输效率。自“贞观之治”至“安史教乱”这段时期，由于避逃官府的检验纳税，大量的内地、外地商客在这里建窑烧制，后发展到府城外的南关窑群，现在韩江沿边的唐代陶瓷堆积层便是有力的佐证。古时潮州府的北阁佛灯前之龙湫宝塔，前沿江边这一带地方很热闹，沿韩江边原来都是旧破的商店遗址至青天白日前的“伯公庙”、“妈祖庙”一带地方古时是热闹的埠市，上连兴梅及福建，下通大海至世界各地。这应该是东南“海上丝绸”之路中一道分支线的始发港码头。
唐代广东潮州烧制的日用陶瓷，以青釉为主。碗型一般敞口平底，素面，莲花纹，莲花瓣，菊花纹，潮州唐代北关古窑出土的种类壶、碗，都是平底、附 盖、带把、短流口，容易提，罐有二耳，三耳，四耳罐，有些器型还粘附人物环坛一周或捏成水波纹环罐一周，具有地方的民俗特色，这些“宝珠坛”、“骨灰罐” 的装饰正好迎合唐代时期的佛教意识，使潮州陶瓷走向世界各地，特别是佛教圣地。海上“丝绸之路”可通往许多海洋国家。先谈一谈一衣带水的日本，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唐代“开元盛世”时期，中日互派高僧传教学法，在日本法隆寺，收藏的中国青釉四耳壶，镰仑市博多县、琉球群岛等遗址也出土了中国唐代青瓷的遗物陶片陶器。奈良正历寺古墓出土的青瓷深钵，岐阜县鹈饲村出土的青瓷碗，土云市出土的青瓷盘等器物便是有力的佐证。日本古陶瓷专家三上次南曾针对这个历史阶段 指出，“中国输出的陶瓷—福建和广东瓷窑的制品占一半以上”。在邻国的安南(越南)西贡市多处发现我国唐代青瓷器。在泰国，新加坡以及渤泥等国也出土有我国青瓷，特别在土耳其的伊期坦布尔博物院藏有我国瓷品1万多件，其中就有潮州唐代时期的青瓷。在印度和波斯湾沿岸的巴士拉，埃及的福斯塔特也发现了青瓷 碎片瓷器，笔者到过10多个国家，曾到过泰国的巴堤雅市参观，在那里的一家博物院就发现了潮州唐代的青釉罐和青釉玉壁底碗，盘，茶垫等青瓷器皿。
我国已故的古陶瓷学者陈万里先生在《中国陶瓷史略》一书中记载，6、7世纪时，我国的青釉器就由我国的海船或经阿拉伯商人之手传到印度、波斯，并 由波斯到达埃及、新西兰，以至非洲的东部与北部，甚至通过地中海，远至海牙，曾有新西兰学者艾黎参观潮州古瓷展品之后，激动地说：“我在国外看到好多古瓷 器，原来它的老家就在这里。”我国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国家级权威人士耿宝昌先生曾先后二次到潮州，鉴赏唐代北关窑出土的瓷器，对一件青釉四花瓣口玉壁底 碗色面，旋釉均匀，开片裂纹，晶莹似玉，在阳光下照射出道道金色光线的景象，连声赞誉称：“这是唐代潮州窑的代表作。”
由此可见，潮州制陶瓷不只是在宋代就臻于鼎盛时期，就能一下子规模宏大，更应该是在承接唐代的烧制技艺基础上发展的起来的，唐代潮州也是制瓷的盛产地和出口贸易地，由于后期潮州陶瓷的不断发展壮大，有“水东窑”、“南门窑”，大埔窑“饶贵缶”，“枋溪缶”的窑址的众多名称出现，因窑口之多而忘却了 唐代的“青瓷”叫法。
紫砂壶“鱼化龙”经典壶型
“鱼化龙壶”也叫“龙壶”、“鱼龙壶”"、“鱼龙戏浪壶”，蕴涵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理想，和大多数瓷器花瓶和谐寓意很像。据史料记载，明末紫砂艺人陈仲美制作过“龙戏海涛”壶，但未有实物流传下来。有专家认为“龙戏海涛”壶就是“鱼化龙壶”，陈仲美就是“鱼化龙壶”的创造者。但是，直到清代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经过邵大亨的精心设计，“鱼化龙壶”才成为一种成熟并广泛流传的经典紫砂壶壶型。后世许多紫砂艺人都曾仿制“鱼化龙壶”，然而没有一件仿制品在造型尤其是气韵方面能与邵大亨相比。
清末紫砂艺人黄玉麟模仿邵大亨，但做了一些改动，后来他的“鱼化龙壶”取代邵大亨，成为“鱼化龙壶”的标准样式。黄玉麟所制“鱼化龙壶”，砂质温润细腻，紫里透红；壶面饰云浪纹，生动和顺，舒展流畅；鱼、龙、云浮雕装饰与壶身浑然一体，刻画精细，出神入化；作品整体风格奇巧俏丽。肩部前后有双穿孔耳环装配铜质软提梁。在相当一个时期制“鱼化龙壶”的名家中，做软耳提梁的只有黄玉麟一家。但也发现有的“鱼化龙壶”，艺术的风格是黄玉麟的，却打着邵大亨的款，这说明它们既不是黄玉鳞制的，也不是邵大亨制的，应是民国时期的制壶高手做的。在当时人眼里，邵大亨的壶比黄玉麟名气大，于是就打了邵大亨的款。
黄玉麟之后，清末民初的紫砂艺人俞国良也擅制“鱼化龙壶”，形式与黄玉鳞的几乎相同。当代苏州著名作家陆文夫就藏有一把俞国良的工艺品壶“鱼化龙壶”。
“鱼化龙壶”是深受收藏爱好者喜爱的一款著名紫砂壶型。经过清代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的紫砂巨匠邵大亨的精心设计，寓意吉祥的“鱼化龙壶”成为一种成熟的壶型，并广泛流传。后世许多紫砂名家都把“鱼化龙壶”当作经典壶型，或依样仿制，或变化出新，生生不息，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