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釉瓷器的鉴别。
窑变红釉是清雍正时期模仿宋钧窑玫瑰紫彩釉斑繁衍出的新品种。瓷器在窑内烧成时由于窑中含有多种成色元素，经氧化或还原作用，釉面呈现出各种金属氧化物的呈色。然而窑变主要是氧化铜的呈色，出窑后釉面色彩斑斓，呈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效果本出自偶然，由于呈色特别，又不知其原理，只知经窑中焙烧变化而得，因此自古称之为“窑变”。清代以前景德镇所见到的窑变红釉瓷都为偶然出现的，偶尔烧制出的窑变红釉也未成为一个固定品种流传下来，这与当时人们认为窑变红釉瓷是“怪胎”，出现窑变即预示不祥多将其捣毁有关。明郭子章《豫章大事记》中就有记载：“瓷器以宣窑为佳，中有窑变者极奇，非人为所致，人多毁藏不传。”然而，到了清代窑变红釉瓷已经成为一种特色品种而专门生产。尤其是景德镇的窑变红釉，从一开始的只任其器物在窑中烧制，釉面自然流淌变幻，根本不知出窑后的呈色效果，到虽然任其釉面流动变化但已经能够人为地配制釉料，控制火候，可以说基本上掌握了窑变的规律。《景德镇陶录》所载：“窑变之器有三，二为天工，一为人巧。其由天工者，火性幻化，天然而成，其中人巧者，则工故以釉作幻色物态，直名之曰窑变，殊数见不鲜耳。”因此，鉴别窑变红釉瓷器并不是无规律可循，根据器物的各方面特征，加之时代背景为依据，我们可将清代窑变红釉瓷的演变规律大致归纳成三个阶段：
清雍正窑变仿钧螭耳盘口瓶
（一）雍正时期字串7
处于盛世时期的清代瓷器手工业，也是随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况且，雍正皇帝特别喜爱仿钧瓷，随着社会的稳定繁荣和皇帝的重视，都促成了窑变红釉瓷器的创烧与后来的发展。德-化-陶-瓷-总-站
这一阶段窑变红釉瓷器的胎骨由于瓷土淘选得细致，呈现出极为坚密、精细的特点，胎色洁白。大型器物的胎骨也较薄，不显厚重感。http://
瓷釉上，雍正时一般为蓝色大于红色的面积，蓝色的部分有的呈大块的火焰状，谓之“火焰青”，红色的部分谓之“火焰红”。蓝色部分有的呈丝絮状不规则地分布于器表，亦有少数器物通体呈红色，其间分布有零星的蓝紫色斑点或条纹。此时的窑变红釉模仿钧窑还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器物口沿处多为酱黄色或月白色，少数器物口沿为白中夹杂有浅蓝色的条纹。器物口沿内壁处多为蓝与月白相间或酱黄色釉。在有附加堆纹的器物表面突起部分多呈褐色或白中闪黄色。官窑器底施以芝麻酱色釉，颜色或深或浅，有的施釉不均底部多处露胎。民窑器底多施以黄褐色釉。字串7
雍正时期的窑变红釉器物施釉较厚，釉面多丰莹润泽，有较强的玻璃质感，光亮夺目。亦有少数器物光泽感较弱，显得比较凝重、浑散。釉面上偶见有细碎的开片纹理。器物底足处一般都经过磨平加工，胎釉交界处极为规整，没有垂釉现象。圈足露胎处多为浑圆的“泥鳅背”状。民窑器底部有明显的旋痕。
雍正时窑变红釉瓷的款识多在器底阴刻“雍正年制”四字两行篆书款或“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民窑均无款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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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的发展历程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釉里红瓷器的发展
釉里红瓷器，是在宋代钧窑窑变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指用铜的氧化物(铜花)为着色剂配制的彩料，在坯体上(或先施以青白釉的坯胎土上)描绘纹样，再盖一层青白釉，然后装匣入窑，在高温中烧制使其呈现出娇妍而沉着的红色。釉里红瓷器有三种不同的装饰方法:一是釉里红线绘，二是釉里红拔白，三是釉里红涂绘。涂绘釉里红，是在塑成的立体器形上用铜原料涂绘出图案花纹。在瓷胎上绘制的图案，要远比刻画、堆塑随意得多，表现也更具有穿透力。古时，对外贸易中常见的器物以碗、罐居多。瓶、罐之类的瓷器，都有接胎的痕迹。装饰图案最常见的有缠枝莲、缠枝牡丹等。
元朝初年，连年争战，各地各大窑场在战火中残息。北方地区瓷窑逐渐衰落，但南方瓷窑却有很大的发展，以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为代表的景德镇制瓷业，开创了元代制瓷工艺史上划时代的变革。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继宋代崇尚青白瓷之后，又创烧成功白瓷、青花瓷、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等新品种，而釉里红瓷器的烧制成功，成就了景德镇瓷业的傲然业绩。
“釉里红”瓷器的炼制难度极高，稍有偏差，便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一抹艳红。色彩鲜艳的“釉里红”难得一见，颜色为浅红、黑红、灰黑色的较多。这也是元代釉里红瓷器的鉴别要点。
元代釉里红瓷器的胎质一般呈灰白色，因为采用的是麻仓土。元代瓷器的白釉，色白闪青，莹润透亮，但施釉有厚薄不均现象，厚的地方能看到明显的蛋青色(卵白釉)；浅釉中往往显淡牙黄色。这种以青白釉为主的釉里红瓷器产量非常稀少，能流传到今天的器物也就更加少有了！元代釉里红在放大镜下有时能看到极少的淡淡的绿色。而青花釉里红是指在同一器物上先用钴料和铜料绘彩，再罩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的瓷器。由于铜红和钴蓝所需要的温度不同，能同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色调，就更加困难了。在今天的传世品中，极少有两种颜色都十分鲜艳的器皿。
铜红釉瓷器与钴蓝釉瓷器介绍
铜红釉瓷器与钴蓝釉瓷器烧制成功，也是元代景德镇的两个创新品种。为明、清颜色釉瓷器的发展奠定了技术与物质基础。
铜红釉是将氧化铜掺入釉料之中，作为釉施于器物表面，在大窑内烧制而成。而釉里红是以氧化铜为原料，用笔绘画于瓷胎上，其上施釉，放入窑内烧制而成的，因此，它是一种釉下彩，两者是不同的，铜红釉瓷器与釉里红一样不易烧成，发色往往为紫红色、褐紫色，鲜红色者很少见。另一种铜红釉加印花装饰的品种就更为罕见。传世的只有一种盘，盘里印云龙纹装饰，制作精湛，器底一般无釉，俗称砂底。
钴蓝釉瓷器与铜红釉瓷器在制作工艺上完全相同，只是它们的着色原料不同。钴蓝釉是将氧化钴料掺入釉中，施于器物的表面，放入大窑内烧造而成。钴蓝釉瓷器烧成较为容易，流传于世的较铜红釉瓷器为多。除了一种印花云龙纹器外，还有一种蓝釉上再描金花的做法，俗称蓝釉描金，如河北省保定市元代窑藏出土者就是一例。其制作非常精致，在传世瓷器中极为罕见。
蓝釉白花瓷器也是这时期的重要创造。有蓝地白龙梅瓶，有蓝地白龙纹盘，其特点是蓝白色彩对比强烈，白龙细部用划花描绘使其具有立体之感。它与青花瓷器的白地蓝花的做法正相反，别具一格，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红釉与蓝釉瓷器
铜红釉瓷器与钴蓝釉瓷器烧制成功，也是元代景德镇的两个创新品种。为明、清颜色釉瓷器的发展奠定了技术与物质基础。
铜红釉是将氧化铜掺入釉料之中，作为釉施于器物表面，在大窑内烧制而成。而釉里红是以氧化铜为原料，用笔绘画于瓷胎上，其上施釉，放入窑内烧制而成的，因此，它是一种釉下彩，两者是不同的，铜红釉瓷器与釉里红一样不易烧成，发色往往为紫红色、褐紫色，鲜红色者很少见。另一种铜红釉加印花装饰的品种就更为罕见。传世的只有一种盘，盘里印云龙纹装饰，制作精湛，器底一般无釉，俗称砂底。
钴蓝釉瓷器与铜红釉瓷器在制作工艺上完全相同，只是它们的着色原料不同。钴蓝釉是将氧化钴料掺入釉中，施于器物的表面，放入大窑内烧造而成。钴蓝釉瓷器烧成较为容易，流传于世的较铜红釉瓷器为多。除了一种印花云龙纹器外，还有一种蓝釉上再描金花的做法，俗称蓝釉描金，如河北省保定市元代窑藏出土者就是一例。其制作非常精致，在传世瓷器中极为罕见。
蓝釉白花瓷器也是这时期的重要创造。有蓝地白龙梅瓶，有蓝地白龙纹盘，其特点是蓝白色彩对比强烈，白龙细部用划花描绘使其具有立体之感。它与青花瓷器的白地蓝花的做法正相反，别具一格，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纵观紫砂茶具发展历程及演变
宜兴紫砂始于北宋，盛于明清，名家辈出，代有精品。历代紫砂壶是反映时代风尚的产物，而某个时代的品味，也规范其紫砂壶的造型及纹饰。纵观其历史发展及演变，一般都表现为粗趋精、由大趋小、由简趋繁，复又返朴归真从简行事的过程，即经历古朴、华丽、淡雅三个阶段。
（一）紫砂壶如按造型形式分类，可分为几何形体造型、自然形体造型、筋纹器造型及水平壶和茶器造型四类。同历史时期中，几类造型的壶均有制造，但每个时期生产的主流却有所偏重于不同造型、艺术风格及发展趋势。
（二）紫砂壶陶刻装饰艺术，是由制壶艺人署名刻款及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装饰形式，最早见于元代铭壶“且契茶、清隐”五字草书。至明代，供春、时大彬等名家所制紫砂壶都铭刻着作者的姓名和制作年代，一般都刻于壶的底部或壶盖子口或壶把下等不显眼处。如供春制树瘿壶把下刻有铁线小篆“供春”二字；时大彬制凤首印包壶壶底镌“万厉丙申时大彬制”二行楷书。后来，由于茶事业兴盛和紫砂壶的社会影响，追求书法艺术和铭刻趣味，不仅是制壶人自己落款题词刻于壶上，而且还吸引了社会上不少精于品赏的书画家、金石家及文人墨客，他们也纷纷介入紫砂，出样订制的挥毫饰壶。同时，刻画装饰的部位也都移至壶的肩、腹、盖面告示显眼处了。紫砂茗壶一般不上油，以其本色特性称著。清乾隆至嘉庆年间，一度在紫砂壶上施炉均釉、用珐琅、粉彩绘图案和在壶表包锡、镶玉、描金的装饰，或进行抛光及金银丝镶嵌等装饰工艺，也可使产品别开生面，流光溢彩，另创一种艺术风格。现代讲究紫砂本色，故很少采用此种工艺。此外，还有用本色泥在紫褐色壶上绘画的泥绘工艺。以后，经过历代艺人的调墨、沉香、水碧、冷金、闪色等，此外还有葡萄紫、榴皮、梨皮、豆青、桔柚黄、新桐绿、琅干翠等名称。其中最好的是紫色，如果紫色的壶再入窑烧炼，即成青黑色，俗称“乌灰”，古雅可爱。这些多种多样的颜色，有的是泥料的天然本色，有的是艺人们利用不同的泥料调制配合，并在烧炼中发生的种种物理变化或化学变化形成的，即前人所谓“种种变异，妙出心裁”。
（三）当代紫砂茗壶的特怔是：充分利用紫砂泥可塑性强的优势，把壶艺师们丰富的艺术想象立体化。作为茶具紫砂壶，它厚薄有度，端握顺手，注茗流畅，用来得心应手。作为壶艺，它集造型艺术与装饰艺术于一体，圆器骨肉亭匀，珠圆玉润；方器线面挺括，轮廓分明，筋纹器节奏有序，纹理精巧；塑器肖形状物，理趣兼备，体现了高度的美学法则。特别是在装饰上展现出多体书法的诗词歌赋、花鸟山水及图案人物等等，使文学、书法、绘画、篆刻与壶艺融为一体，更增添了迹外传神的韵味，使人饮茶之余，油然产生陶情冶性的美感。当代紫砂茗壶的制作技术及装饰艺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空前的发展。紫砂泥色彩的调配更加运用自如；纹饰采用了浅浮雕、印花、贴花、书画镌刻及金银丝镶嵌等新工艺；造型也更加新颖别致。
景德镇酱釉瓷器的发展
酱釉又称：“柿色釉，紫金釉”，是一种以铁为呈色剂的高温色釉，其釉料中含氧化铁和氧化亚铁的总量较高，达5％以上。酱釉的出现始创于北宋的北方窑口，如定窑、耀州窑等窑场中均有烧造，以定窑酱釉最著名。明曹昭《格古要论》中“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具白，其价高于白定”的论述。所谓紫定并非紫色，其釉呈棕红色，实际上与今天芝麻酱色调相近的釉，故而得名。
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曾一度为官府烧制宫廷用瓷，以其优美的造型，精湛的艺术魅力著称于世，令后人仰慕。而景德镇仿制酱釉瓷始于明初。1964年春，南京博物院于明故宫玉带河遗址中，发现大量明代瓷片。其中酱色釉碗、外酱釉里蓝釉暗花云龙碗，揭示了明初烧制此类产品的奥秘；而在美国堪萨斯城阿脱肯艺术博物馆、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外酱釉里蓝釉高足碗，从工艺到纹饰与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云龙碗几乎完全相同，从而印证了洪武官窑的客观存在。与此同时民窑中的酱釉瓷生产也毫不逊色，出土于北京丰台区，现收藏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的两件酱釉梨形执壶，通高12.5cm,口径4cm，壶体呈梨形，壶颈较短，流弯曲深硬不自然；腹部丰满，底足平切，底边垂直，足内较深，旋削整齐；胎质细腻洁白，器表有旋坯痕，釉较薄，釉色呈酱褐色。此壶造型构思新颖独特，稳重典雅。但与同期官窑器相比，不足之处在于：造型不够规整，同一器物上壶盖、壶身色调不能统一，施釉不均匀，釉面有缩釉点，制作工艺较粗糙。
永乐时期酱釉瓷仍在烧造。从目前景德镇珠山明代御窑厂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尚未见有关这方面的报道。但笔者于1985年5月，在扬州市缺口工地上，距地表3m左右与洪武地层具有叠压关系的土层中，发现叠摞在一起的酱釉碗。由于施工繁忙，未能及时制止民工的挖掘，致使四只碗同时被毁，实在令人痛惜扼腕。这四只酱釉小碗，造型均为撇口式，高6cm，口径12cm，器表光素，里外均施酱釉，釉面匀净光洁，有缩釉点，无橘皮纹。胎质细腻润滑，胎色洁白，胎体自上而下，由薄渐厚，制作隽秀灵巧又不失敦厚稳重。圈足小，足呈外敛内直墙式和外敛里斜坡式；足端外侧斜刮削，足端平切，足底面有明显的旋痕和细密的跳刀痕；而细砂底光滑细腻，不见火石红；釉底的胎釉结合处，却留有一线火石痕。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酱釉的助熔剂钙含量低，高温黏度较大，不易流釉；从断面看，底足处的釉层与器口处差不多同样厚，因而不会产生象其他釉有“厚此薄彼”的现象。以前不少出版物，常用釉层厚来形容明早期器物的釉质，然而对酱釉这一品种而言，以上说法在了解了酱釉的化学成分及物理性能后，似乎提法上值得商榷。再则，上述四只碗虽一起出土，但碗的釉色却有明显差别；一种颜色接近今天的芝麻酱色调；一种颜色呈褐红色；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由此可知，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可能与器物的二次氧化或窑位有关。
永乐酱釉虽仅见于碗，而未见其他器型，但在各地考古发掘中尚不多见，因而是目前研究永乐民间瓷器不可多得的宝贵实物资料，弥足珍贵。
宣德时期酱釉瓷在官窑器中已不再难得一见，而是作为各种单色釉中的一个品种而批量生产。常见的器形有撇口碗、盘、水仙盘及桃式执壶，海内外各大博物馆的收藏以及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代御窑厂遗址的发掘成果，让我们拓宽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与永乐酱釉瓷相比较，同样的器型，宣德酱釉瓷釉色稳定，釉面光洁莹润，无缩釉点，有橘皮纹。在器物里外施酱釉的情况下，足内均施白釉，并锥刻暗款或用青花楷书款。这与永乐酱釉瓷足内仅施青白釉或细砂底的作法，是截然不同的。
而宣德时期的民窑酱釉中，有外酱釉里白釉、外酱釉里青花，尤以外酱釉里青花的品种较为多见。其造型有高足杯、撇口碗等。高足杯器表光素，外壁通体施白釉，釉面光洁有橘皮纹，杯内心大多数用青花隶书“寿”字的习俗。杯上部受元代枢府型器的影响，呈撇口，硬折腰，下承明代特有的竹节柄，柄中空不施釉。足外撇，足端外侧斜刮削，足端平切。其造型俊秀挺拔，古朴凝重。外酱釉里青花碗，碗口外撇，腹部丰满而略敛，碗内用青花隶书“福”字或月华锦等纹饰，足呈外敛内收式，足端平切，底面施亮青釉。作为民窑的一种装饰技法，它不仅是宣德时期的品种特色，也对后来清代瓷器的装饰产生深远的影响。
正统、景泰、天顺时期的酱釉瓷生产，从本世纪50年代至今的考古发掘和传世瓷器中，尚未发现有一件确切纪年酱釉瓷的报道。因而这三期的酱釉瓷认识，仍嫌不足。尽管查阅古文献中，有正统十二年（1447年）不许民窑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的禁令，但此中所禁“紫”，是指紫金釉？抑或紫釉（茄皮紫釉）且不得而知了，需深入研究探讨。德-化-陶-瓷-总-站
成化、弘治、正德时期，酱釉瓷的生产官窑器中已属少见，民窑器则更是凤毛鳞角。
直至嘉靖、万历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经济在全国迅速发展，刺激和推动了市场经济的繁荣，作为瓷器门类中的一个品种，随着市场的需求，再度应运而生。其中以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1959年陕西省耀县寺沟墓葬出土的“酱釉戗金孔雀牡丹纹执壶”是这一时期酱釉瓷器的代表作。执壶通高30cm，口径5.9cm，足径8.8cm。盖顶隆起，盖纽为一蹲坐小兽，腹下有穿可系，壶敞口，颈细长，腹侧扁，腹面凸如鸡心。高圈足，下部略外侈。细长流……有“S”形加固件与壶颈相连。与流相对的一侧有长柄，柄顶端有小环，可穿绳系盖。壶内及圈足内底施青白釉，外壁通体施偏紫红色的酱釉，整个器型饰以金彩，壶盖用团花，花瓣以兽纽为中心向四面垂下，颈部饰有一周仰蕉叶，颈下部饰下垂的如意莲纹。两侧腹部正中为桃形开光，中有牡丹一株，花繁叶茂，一只孔雀踞立枝头，回首而鸣。圈足、流、柄部也都饰以简单的纹饰。圈足内心用青花书“富贵佳器”四字吉语款。该执壶造型清秀俊俏，其纹饰富丽华贵，可与御窑厂贡品相媲美，然而它却出自民窑工匠之手，这不得不令人钦佩赞叹。
至万历时期，除有外酱釉里白釉墩式碗外，民窑中甚为流行一种酱釉白花器，其釉色浅淡，釉面光亮。较常见的器物有：梅瓶、蒜头瓶、胆瓶、盘、碗、香炉等。其中以香炉最常见。而香炉中筒式三足炉和钵式三足炉数量较大，其胎体厚重，工艺粗糙，胎体衔接痕明显，器里为白釉或青白釉，器足往往留有切削痕迹。器外常以酱釉为地，釉面凸起白花纹饰，纹饰中龙纹、凤纹、麒麟、折枝花卉、花鸟、花虫等多见。而酱釉地白云青花龙纹碗，却鲜为人知。笔者有幸在扬州市区古城改造施工工地，偶尔发现这一纹饰的残片，其造型为撇口碗，腹部较丰满，内施白釉，外施酱釉。釉色较浅，釉面光亮，纹饰写意而略显草率。胎体上薄下厚，制作不够精细。综观民窑酱釉瓷，绝大多数都不落款识，偶有“富贵佳器 长命富贵”等吉语款，亦为数廖廖。
明未天启、崇祯时期，景德镇民窑瓷器的生产量很大，但主流是青花瓷器。它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外，还根据客户的需要大量运销欧洲、日本等国。所以酱釉瓷的生产，因市场的需要而被冷落，直至清顺治开始，才又恢复生产，并历朝延续下去。
老窑瓷 | 中国陶瓷窑炉发展的历程
[摘要]:对于陶瓷窑炉的变迁，作为瓷器的诞生地，中国有着无可争辩的发言权。而对于工业化大生产下建筑陶瓷窑炉的变革史，作为相对西方来说陶瓷工业起步较晚的国家，中国的陶瓷窑炉变革历史，是一部不断对外学习、引进的历史。
对于陶瓷窑炉的变迁，作为瓷器的诞生地，中国有着无可争辩的发言权。
而对于工业化大生产下建筑陶瓷窑炉的变革史，作为相对西方来说陶瓷工业起步较晚的国家，中国的陶瓷窑炉变革历史，是一部不断对外学习、引进的历史。
大产量、低售价、毫无标准可言，成为了长期以来中国陶瓷行业窑炉产品需求的代名词。长期以来，中外陶瓷市场需求的不同，造就了中外陶瓷生产模式的不尽相同，更造就了中外陶瓷窑炉需求的各不相同。
在窑炉产品需求差异化较大的背后，中国的窑炉产品在“摒弃”了国外窑炉产品的“形”——窑炉要求的同时，似乎连它们的“神”——核心技术也一并丢掉了。
于是我们发现，中国的陶瓷行业，除了市场疯狂催生之下的消费拉动之外，大量的陶瓷企业在市场略显低迷之时，似乎毫无竞争力。
由此，越来越多的陶瓷企业开始意识到，陶瓷生产线的核心——窑炉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慢慢地看到，即使价格不再低廉，节能减排、稳定性好、智能化程度高、产品品质能够得到保证的窑炉产品也开始进入中小陶瓷企业的视野。在这样的需求之下，优秀的窑炉企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了国外优秀窑炉技术的引进与自我创新上来，一场关于窑炉的变革与提升运动，正在展开。
而对那些长期以来依靠价格战获取客户资源的中小窑炉企业来说，一场窑炉领域内优胜劣汰的洗牌变革运动也正在展开。
尤其是在2009年的陶瓷扩张潮之下，大量的陶瓷设备企业应运而生，在终端疯狂的瓷砖需求之下，陶瓷企业在选购窑炉时，往往将窑炉的产量与价格放在了第一位，而对于该设备的节能减排与稳定性则很少顾及。
2010年以来国家对房地产调控力度的不断加大、产能扩张带来市场饱和、建筑卫生陶瓷行业“十二五”规划出台……在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陶瓷行业的终端销售形势日趋严峻，以往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了企业发展的弊端，企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过去长期以来，国产窑炉相对于欧洲设备来说，都是落后陶机产品的代表，国内大量实力雄厚的陶瓷企业一般都向意大利、西班牙企业购买窑炉设备，而对广大的中小陶瓷企业，尤其是山东、四川、高安等产区的企业来说，在相对较弱的企业实力以及三四级市场作为终端定位的前提下，鲜有企业会选择进口窑炉，国产的廉价窑炉成为了这些企业的首选。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工业百废待兴，陶瓷行业非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一直以来发展较为缓慢。加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陶瓷产业市场较小，意大利进口设备在国内表现强势，因此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国产陶机企业的现状是：鲜有国产陶机品牌出现或者国产品牌生存艰难。
1983年，国家建材研究院研制成功了26m双层油烧辊道窑，用于烧成釉面砖；同年，广东佛山全套引进先进的意大利辊道窑；1988年，国家建材局以购买图纸的方式，从意大利唯高公司引进了整套瓷砖生产线的图纸与技术，在四川自贡建陶总厂建了一条年产70万平方米墙地砖国产化示范线，生产线设备按不同工段分包给几个国营的设备制造厂，其中窑炉部分由唐山轻工业机械厂制作，从而实现了陶瓷窑炉的国产化。
与此同时，广东部分企业还通过对进口窑炉进行测绘的方式，模仿制造出了窑炉设备，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窑炉设备的产业化。
需要强调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外资陶机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带有国外窑炉企业最原始技术的窑炉产品开始大量出现并运用在中国的陶瓷生产环节中。
20世纪90年代中上旬，国内市场还是存在很多进口窑炉，到了90年中期，中国的窑炉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由于当时国内陶瓷行业正处在高速发展的关键阶段，所以这一时期国内窑炉产品基本上是供应国内市场，出口市场份额很少。如当时佛山佛陶集团的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对窑炉产品的刚性需求也是巨大的，一直到90年代后期，进口窑炉份额慢慢被国内窑炉产品所占据。
可以说，中国的窑炉产业经历了引进技术、模仿抄袭、外资进入等阶段，这也是中国窑炉产业化、市场化的最初雏形，尤其是外资的进入，直接带动中国陶瓷窑炉产业的快速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窑炉市场竞争无序、价格战泛滥，从根本上来说是市场刚性需求拉动的结果。窑炉产业不是依靠技术进步获得订单，而是依靠巨大的市场需求带动产品消费；同时很多客户都是中小型陶瓷企业，对窑炉技术要求不是很高，只要能满足生产需求，造价低廉。国内窑炉行业走的路线就是为陶瓷企业提供经济型的窑炉，这也使得在一定阶段内，窑炉售价越来越低，窑炉行业企业越来越多，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也正因为此，很多窑炉产品只要满足最基本的使用需求、价格适合，陶瓷企业都能够接受。据不完全统计，国内陶瓷年窑炉需求量约为300条，至今为止，几乎没有一家窑炉企业市场份额能超过其中的20%。
在长期的实践中，佛山市佳窑陶业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禹正桥总结到，目前国内很多窑炉生产企业不具备创新能力，甚至很多企业不具备制造合格窑炉的条件，“依葫芦画瓢”——通过购买、抄袭等方式直接按照图纸制造窑炉是这些企最常用的生产手段。
“只会模仿，没有创新。”禹正桥表示，虽然中国窑炉行业不乏优秀的领导者，但总体来说，大部分企业都还处于模仿的阶段，未来中国窑炉行业要获得提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通过数据显示，从2010到2012年的3年间，陶瓷行业的销售一直处于相对紧张期，让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了节能降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品质的重要性。
随着近年来城镇化步伐的持续推进，以广东品牌为代表的一线品牌逐渐开始了向三四级市场渠道下沉的步伐，也让该地区的消费者看到了更多更好的产品与设计，这就促使原本立足三四级市场的品牌必须不断提升自我，才有可能继续在该地区生存下去，而要实现自我提升、品牌的转型升级，设备的更新换代必不可少。
而对于窑炉的发展趋势，除了节能减排这一必然趋势，窑炉的大型化将是发展的方向，客户需要的是稳定性、安全性、自动化程度更高的产品。
据佛山某窑炉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陶瓷行业节能减排已是大势所趋，国内外窑炉装备行业都在往这方面不断努力。目前国内市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在5年前，可能更多的陶瓷企业会选择价位相对较低的窑炉设备，而现在这种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令陶瓷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毫无优势可言，即使中小陶瓷企业也会注重窑炉设备的节能减排，产品的性价比已经成为了企业选择窑炉的次要考虑因素。
“在这一点上，山东产区的变化是最明显的。”该负责人还表示，数年前淄博政府就不允许新生产线上马，陶瓷企业以往唯价格至上的法则已经不复存在，节能减排、提升陶瓷产品品质都需要优良的窑炉设备作为保证。
目前中国窑炉行业大多数企业都以价格战作为竞争手段，忽略了窑炉的稳定性，在产品上忽略了窑炉的多样性，一窑多用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很普遍，甚至很多窑炉产品在设计上就存在问题。他表示，当前国内陶瓷行业最需要稳定性强、陶瓷产品品质高、产量大的窑炉产品，而对窑炉企业来说，未来只有以制造艺术品的态度来对待窑炉产品，不求窑炉数量、追求窑炉精品质量才能获得陶瓷企业认可。
浅谈宋代黑釉瓷器发展历史
宋代黑釉瓷器是中国古代瓷器中最常见的品种。宋代民间大量生产黑釉生活用瓷。宋代时黑釉瓷器的生产数量大大增加，据资料统计，三分之一以上的窑场都生产黑釉瓷，尤其是黑釉碗盘的产量很大。其中，对黑釉瓷器烧制品种最齐全的当属福建建窑。
建窑黑釉瓷始烧于五代末北宋初，南宋达到了鼎盛时期，创烧出丰富多彩、变化万千又富有装饰效果的黑釉瓷产品，品种包括兔毫釉、油滴釉(鹧鸪斑)、曜变釉、结晶冰花纹釉、芝麻花釉、龟裂纹釉、酱褐釉等由窑变产生的自然结晶釉产品，以及黑釉点白斑、黑釉铁锈花、黑釉描金彩等人工绘饰艺术的作品。宋代黑釉古籍中常称为“乌泥建”、“黑建”、或“紫建”，在日本称为“天目瓷”。
黑釉瓷器的蓬勃发展是有着历史、社会、地域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是原料丰富，这种含铁量很高的粘土，属于低档原料，在地面上很容易找到，陶瓷工匠们就地取材用于制造黑釉瓷。有充足制瓷原料是制瓷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或保证，在北方的许多煤田中有多层可供烧造瓷器的高岭石粘土矿存在，但原料质量不很好，加之淘洗不够纯，很难做出轻薄细腻的白瓷和青瓷。虽然北方的邢窑、汝窑、定窑、耀州窑有很好的胎土，其精细程度并不比南宋官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差，可是毕竟生产数量有限，不能满足北方广大地区的需求。
黑釉瓷获得快速发展的第二个原因是当时与宋代特定的社会背景有关，当时社会盛行饮茶、斗茶。宋代早期饮茶方式由煎饮变为点饮，烹点技术极为讲究，出现了“斗茶”。“斗茶”不仅是饮出茶的品质，也是一种高雅的活动。北宋的统一大体上结束了五代十国群雄割据的局面，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的发达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茶叶生产和贸易日趋频繁，在两宋经济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乡村小道、集镇街头随处可见村女卖茶的景象。除府治外，不少农村乡镇被设为茶叶集散地。
崇宁元年，朝廷还在浙江上虞、余姚等地设置了官办茶场。这种状况刺激了与茶相关的产业和文化的发展。金、银、铜、铁、铅、锡开采的大大增加，遍布全国各地的官窑和民窑趋于成熟的烧瓷技艺，又使得高质量茶具的出现具备了物质条件。宋朝统治者吸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开始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文人地位高，市民文化兴起，城市格局“市”、“坊”不分，从都城到各大城市，都广泛分布着文化娱乐场所。据《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汴京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各类茶坊鳞次栉比。茶肆文化随之应运而生。北宋后期，受到北方辽、夏的威胁，开始将经济文化的中心偏向于东南沿海福建一带。瓷器是两宋时期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因此，对外贸易的需要是推动宋代制瓷业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当时建窑黑釉盏受到许多海外国家，尤其是日本的青睐。思想意识方面，宋朝推崇理学、儒学，文人雅士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风格。茶作为一种物质载体，是纯洁、中和、清明的象征，时人崇尚以茶养生。而黑釉茶盏安静的色泽中折射出的深邃意境则既能给人们带来生理上的享受，又能融入精神文化生活中，成为一种艺术的追求和心理上的享受。
此时，建窑、吉州窑创造性地生产出了兔毫釉、曜变釉、剪纸漏花、玳帽釉、虎皮釉，继而北方地区也仿制生产出惟妙惟肖的兔毫釉、术猖釉，还创造出了铁锈花、黑釉红绿彩和凸线纹等新品种，这一系列成就使黑釉成为铁系色釉中装饰手段最丰富的高温釉。
第三个原因是价格低廉。生产黑釉茶盏的主要是以建窑、吉州窑为代表的地方性民窑，产品品种主要是民间生活用具，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他们从事的是商品生产，自负盈亏，因此必须紧跟市场需求，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为满足风靡全国的斗茶需求，迎合商人和市民的审美趣味，这些民窑的陶工利用现有的材料，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或兔毫，或油滴，或剪纸贴花，或木叶纹，巧妙安排，精心烧制，通过斑纹变化、图案点缀产生抽象的美感，整体和谐统一，使得原本沉闷单调的黑色变幻出多种装饰效果，焕发出神采，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富于高度的艺术美感。一般来说，青釉和白釉瓷器需要对胎土进行较细致的加工，生产成本自然较高。而黑釉瓷器对胎土质量要求不高，生产成本低。作为普通百姓，在物质较为匮乏的古代，生活需要精打细算，购买生活用品也通常选择实用和价格便宜的，其次才是美观。在瓷器的销售市场上，黑釉瓷器无疑在价格上占有绝对优势。上述三条应是黑釉瓷器在宋代以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黑釉瓷器是颇受大众欢迎的产品。不仅满足了民间普通百姓物美价廉的要求，其高档艺术瓷也受到中上层社会的青睐。民间瓷窑生产的最大特点是带有很强的商品性质，市场决定生产。人们喜欢什么，就生产什么，什么卖的快，就做什么，根据民众的喜爱和要求及时对产品进行调整。在古代的陶瓷制造业中，从事于艺术设计的大多是普通的民间工匠，他们虽然缺少系统的文化素养，但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虽然他们没有写下著作和艺术理论，却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美好的作品。这些聪明好学的民间工匠，以其特有的兼容并蓄性，创造出许多黑釉精品瓷。宋代以来有大量的中上层消费者，是黑釉精品瓷的使用者。一个具有较强购买力又喜欢欣赏的消费群体，必定促进了黑釉高档瓷的生产和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