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宝瓷砖。
笔、墨、纸、砚自古以来被人们称为“文房四宝”。水盂收藏家陈玉堂却发问说：“若无盂盛以水，岂能染墨濡笔，挥毫于嫌素耶？”所以，他将水盂(包括笔洗、水注等)称为“文房第五宝”。他还戏创了“文房五行说”：砚为石，石可提炼金属，故砚为“金”；纸以草木为原料，可属“木”；笔毫采自羊、狼、免、鸡、鼠，这些畜类皆赖土安身，故属“土”；墨乃松烟熏制，应属“火”；若再确定装水的水盂属“水”，则堪称文房中金、木、水、火、土“五宝”俱全。
陈玉堂从20世纪60年代起收藏水盂，近40年来已收集到玉、铜、绿松石、景泰蓝、瓷、陶、水晶、玻璃、玳瑁、漆器、梨木和青田石水盂等500多件，款式、形状千姿百态；琳琅满目；小的比小酒盅还小，大的足可以为婴儿沐浴。在他的“百盂斋”里，一长排十多个特制玻柜中，各式各样的水盂闪耀着光芒，钧红、宝蓝、翠绿、鹅黄、乌金、莲青……色彩斑斓，令人目不暇接。 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京沪民间收藏联展”中，陈玉堂送展了100多件水孟，获得藏界好评。一位来自韩国的参观者徘徊在陈的展柜前舍不得离去，最后提出愿高价收购展出的水孟。原来这位韩国的先生也是水盂收藏家，可陈玉堂不为重金所动，婉言谢绝了高价商购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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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用具的收藏和鉴赏
华夏文明很早就孕育了“文房”之称，墨、笔、砚、纸被誉为“文房四宝”。其实用于绘画、书法的文化艺术的工具来说仅是四样之宝，就已受文人喜爱、珍藏重视。这四宝是最基本的工具，明清尤为大量发展了一切文房所需之物，对这些文具辅助工具也是精心设计、购置、摆设。至使其成为书房里书案上的装饰、陈设之工艺美术品。这时期出现了许多佳品。文房用具品类繁多、制作精良，有笔筒、笔架、笔洗、笔舐、臂搁、镇尺、水丞、墨床、印泥、印盒、印章等。
1、笔架：笔架亦称笔格，是架置毛笔的一种器具，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南北朝时就已有笔架的记载，但传世品还不曾发现。唐代笔架流传下来的极为罕见，但从文献来看，此时的笔架已经成为文房的常设之物。宋代笔架传世品和出土物较多。到了明代，笔架成为文房中不可或缺之物，质地多以玉石、陶瓷、象牙等作成，有方形、圆形、长方形、龙形、山峰形。为文房常用器具之一。
铜质海龙纹笔架（清）
如白玉雕松柏人物笔架，清中期作品，通体青白玉质。为新疆和阗玉琢成。镂雕，拱形。桥面横向阴刻木纹，其下竖向阴刻木纹，似以两层木头叠成。桥身下作两排木桩支撑，旁为小舟，乘二人，桥侧为浓密的松树、花木，桥上行人有骑驴、挑担、负载者；一人独坐歇息，观赏风景。设计精巧，雕琢精细。表现了南方水乡生活。树空间可架笔，为清代中期望文房用具。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中，仅此一件桥形笔架，弥足珍贵。
2、笔筒：除使用外，有许多精良作品，已经成为世人喜好收藏的工艺美术品了。
笔筒制作有许多材料，有木质、竹类、陶瓷，还有用玉石、普通石、树根、象牙制成插笔的器具。在圆筒形多以书画作为装饰，为文房必备器具之一，并广泛在书房的书案上做为陈设品。
如紫松檀嵌螺甸梅花笔筒，清中期作品，通体以紫檀木制成，筒体四周嵌染、玛瑙、玉石、松石加以光彩五色的螺甸，表现花鸟互语，意长寿，动、植物均表现体态自然，构图优雅，配色生动与紫檀木的褐色浑然一体，是清中期的紫檀木雕作品中的优秀作品。
竹雕竹林七贤笔筒（清）
笔筒的制作除了材质的不同，绘画技法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20世纪初期，江西景德镇的瓷画艺人对传统粉彩画法加以改造，用粉彩原料在瓷器上绘制中国画，形成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瓷绘名家流派。余文襄，又名恂松，别号华舜，斋名“清平画室”“名泉古屋”，师承“珠山八友”之一的何许人，擅长绘画雪景。他的雪景画构思严谨，极富诗意，被誉为“雪景大王”。
笔筒是中国古代除笔、墨、纸、砚以外最重要的文房用具，大约出现在明朝中晚期。笔筒因使用方便，很快就风靡天下，至今仍盛而不衰。
3、笔洗：洗刷毛笔的一种器具。古用贝壳、玉石制作；宋代已有典雅的瓷笔洗问世；明代还用铜制作的小盂作笔洗，历代多以玉、陶等制作，较为丰富多彩。型多为扁圆形、青花瓷为多，上饰各种花纹图案，极富朴素、文雅和庄重感。
如仿官釉桃式洗，清雍正乾隆两朝仿宋代官釉器极为成功，釉质多样，莹润凝重厚。这件洗呈桃形，外壁塑贴带枝叶桃实，洗内有大开片，外底中心有3个芝麻大小的支钉痕，周围环以14个支钉痕。通体施粉青釉，釉面滋润，造型别致，工艺精细，是瓷洗中的精美之作。虽无款识，但明显具有雍正仿官窖器的特征。
如仿哥釉叶式洗，清乾隆，清代雍正、乾隆时，景德镇仿宋代官、汝、歌、钧、定等名窑作品非常成功。哥窑器中的朱色、粉青、灰青釉等，无不仿制。造型多为葵口碗、琮式瓶以及笔筒、笔洗、笔架等文具。这件洗呈树叶形，釉色粉青、釉质莹润，通体釉面被粗且深、细而浅的两种纹线交织切割，俗称“金丝铁线”。外底有芝麻大小的支钉6个，外底中心青料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双行6字方款。此器造型典雅，釉面纹片富韵律感。
4、水丞：贮砚水的小盂。无嘴，多属扁圆形，制作古朴雅致，为文房一重要器具。
白玉水盂（明）
如婴戏水丞，清中期，青白玉质，器形由五童婴环抱水丞组成，五童婴形态各异其中一童婴趴在丞中戏玩，四童婴环抱于圆丞外围或逐飞禽或贪戏玩，表情活泼天真，这类题材的器皿在明清时期较多见，是当时盛行的吉祥图案之一。
5、臂搁，即以竹、象牙材料刻制成的临书枕臂的器具。上雕有丰富的图案，成为一件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具，又是一件具有欣赏价值的艺术品。
如象牙雕竹节式壁搁，清中期，以写生小品为题，仿自然微弯的根部竹节形式精刻而成，臂搁正面下部微缩、根节窄密，根须及根楂伸张形整自然，根上保留二节竹杆，有一根侧枝，权叶分生，顺着主杆向上伸延，叶片或直或折或被虫蚀，均刻画的维妙维肖，恰到好处。壁搁背面二节空心竹体内，以镂刻方法，刻有晴蜓、天牛须蝴蝶各一只，栩栩如生。
刻人物象牙臂搁（清末民初）
这件象牙刻竹节式臂搁，受竹刻影响较深，正面的浮雕，芽枝攀附而立，意趣横生。背面镂刻的昆虫中那上翘的蜻蜓尾，细如发丝的天牛须，张立的蝶翅以及昆虫身上的点纹、圆纹，如叶脉线纹的羽翅，均刻画的细致入微、形态逼真，是清代象牙雕刻工艺品中的杰作。
红雕漆文房用具一套：清中期，通体雕红漆，在桌式小几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着一套文房用具：两支红雕漆管紫毫笔，左侧有“佩文诗韵”的册匣及红委角雕漆勾连纹方形盒。盒内有黑色“三希堂”墨、朱色海水云龙纹墨各一块。几中间部分有两个狮纽的雕漆方拿，分别装有白玉印章和掏丝珐琅印泥小盒。几右为红雕漆圆柱形盒，内装掏丝珐琅笔圈及镇纸4个，右下为红雕漆砚盒，内装松花江石砚。以上各件雕漆盒底部都与漆几连在一起，设计新颖，刻工精细，小巧玲珑，提携方便，专供皇帝出行时使用，它既有实用价值，又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以上列举的文房用具，均为我国文人墨客收藏的艺术品。
陈炉耀州窑
陈炉窑位于陕西铜川东南的山区，这里不仅蕴藏有极为丰富的制瓷原料坩土，还盛产燃煤。其地
“东有南堡突兀秀丽，北有北堡绵立蜿蜒，西有崔家堡（今西堡）为水口金鱼，南有永受堡（今永兴村）华嶙峋，四堡罗列，岗峦耸峙”，四面又有甘泉溪河长流，山山水水，将整个陈炉环抱成一个方圆近20里的古窑镇，在古代地望极好。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原料蕴藏，使它具备了建立大型瓷场的良好条件，因此，元代以后的陈炉窑得以发展为一处大规模陶瓷窑场，并接续了耀州窑的烧瓷历史。
陈炉窑制瓷工艺源自黄堡窑场，陈炉又称炉山，因“炉火杂陈”和周山炉火不熄而得名，还曾因陶瓷业兴盛获得“长安首镇”之誉。其窑场创建于金末元初，明清时期鼎盛，民国至今仍在烧造。陈炉作为一座有着800年烧瓷历史的古镇，以及明清以来陕西最大的陶瓷窑场，长期以来一直是西北地区最重要的瓷业生产基地。
陈炉窑的创建和发展，除了因其具备良好的自然条件，还缘于驰名中外的耀州窑制瓷工艺的传播。耀州窑中心窑区位于陈炉之西约18公里的黄堡镇，这里早在其创烧的唐代就是大唐国都长安的京畿窑，历经五代和宋金，所烧青瓷“巧如范金，精比琢玉”，遂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其中五代烧造的淡青和淡天青釉瓷，为我国古代青瓷的发展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成为宋代汝、官和高丽青瓷的奠基者。在宋代其“类秘色”的橄榄釉青瓷为之鼎盛，不仅达到了“方圆大小，皆中规矩”“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的高超水平，而且创新出独具风格的刻花和印花新工艺，以犀利洒脱极富立体感的生动手法，烧制出被誉为宋代青瓷刻花之最的精美瓷器。五代、北宋和金初的耀州窑青瓷，达到了当时国内烧造青瓷的最高水平。耀州窑的这些精湛制瓷工艺，北宋时曾在陕西省内外的广大地区得以传播。而耀州窑在耀州境内的传遍，以东距黄堡镇15至18公里的立地坡、上店、陈炉三地为主。这三地因之也成为耀州窑的组成部分。现按考古学惯例，依其传遍和创建的先后，分别命名其为：立地坡耀州窑、上店耀州窑、陈炉耀州窑。陈炉窑虽然在三地中创烧最晚，但得益于最好的地理、人文条件，最终发展为规模最大、烧造时间最长的窑场。元代后期以降，陈炉窑逐步替代了黄堡镇的耀州窑中心窑场，成为耀州窑后期的中心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