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除了食用，核桃在中国人手中还发展了一种特殊的用途——文玩。
用于文玩的核桃在京、津、冀地区叫做山核桃。此类核桃的皮厚而实，纹路杂而深，肌理走势美感丰富，其用途有两个，一是被艺人用作雕刻原材料，供人观赏，二是被用来在手中揉搓盘玩健身，统称为文玩核桃。种类逾百，形制各异，大小不一，其精品也有叫雅玩核桃。
收藏：文玩核桃正确保养三问
文玩核桃又称作“手疗核桃”、“掌珠”，民间还有“揉核桃”、“团核桃”、“耍核桃”等多种叫法。俗语有“十指连心”，即手上的穴位丰富，且与周身的经络、脏器相通，中医认为通过揉捏、敲打这些穴位，可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核桃冬不凉、夏不燥，盘玩揉捏时，既有趣味，又可健身。
把玩核桃始自明朝
山核桃被拿来揉手应是始自明朝，开始时只是宫廷琴师锻炼并保持手指灵活性的辅助工具，经过长期摩挲后，核桃纹路变得绛红圆润，包浆光泽如玉如瓷，被其他宫人们喜爱，逐渐普及开来，成为养生的器具之一，随之慢慢传到民间。因核桃在民俗中本有吉祥寓意，很容易被老百姓接纳，把玩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一种风气、一种文化。
把玩的人多了，就会有攀比，人们开始追求核桃皮的纹路是否优美，大小、形状是否配对，是否稀有罕见，包浆是否红润光泽，而各种核雕工艺品更是被人追捧、赏玩。天启皇帝朱由校就核桃不离手，而且还自己雕刻核桃，此后，民间便有“玩核桃遗忘国事，朱由校御案操刀”的野史流传。
闲散旗人推动文玩文化
清朝入关之后，朝廷为奖励各旗族人在开疆、拓土、立国中的功勋，并防止他们滋事生非，给旗人们分配田产，不用纳粮、不用做工。旗人把田产分包给佃农长工、把钱财放贷给商户作坊，每年收租收息，便把大量的精力、时间和财富放在娱乐休闲方面。
清朝历代皇帝尊崇汉家文化，并倡导旗人们多读儒学经典，以博学识、养身心、怡性情，摆脱牧猎民族的“野蛮”习气，但有旗籍的男子，并没把心思放在寒窗苦读上，而是万分喜爱各式文玩。于是文玩文化在清朝达到发展的最高潮。
乾隆皇帝本人喜好清雅古趣，核桃的纹路成色所孕育的自然野气、长久把玩后的金石之声十分对他脾气，因而对揉手核桃格外喜爱。据传，他曾赋诗，“掌上旋日月，时光欲倒流。周身气血涌，何年是白头？”把玩核桃之风也借此达到鼎盛，被当时朝野文人归为“四雅”（核桃、鸟笼、扇子、葫芦）之一，官员们玩核桃之风最甚，一对好核桃竟然成为当时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商贾们或为附庸风雅，或为行贿纳贡，也争相进入了收藏核桃的行列。文玩核桃的价格更是水涨船高，其品种的划分命名也在这个时期逐渐被完善。京城郊外更是有几棵核桃树结的核桃成为了御用贡品。
上层社会揉核桃之风自然也影响到了社会各个阶层，按照当时的民谚，竟有“文人玩核桃、武人转铁球、富人揣葫芦、闲人去遛狗”之说，文玩核桃排在首位。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也提到文玩核桃，其中有“在养心殿后面的库房里，我还发现了很多有趣的百宝匣，据说这是乾隆的玩物……百宝匣用紫檀木制成，其中一个格子里装有几对棕红色核桃和一个雕着古代人物故事的核桃”。
时至清末，把玩核桃之风更胜往日，当时的民谣有：“核桃不离手，能活八十九，超过乾隆爷，阎王叫不走！”
新时期传统文化再获新生
清末民初，国内战事频仍，民不聊生，包括核桃在内的各式文玩被人逐渐淡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玩核桃在一段时期内与所有传统文化一道被归为“四旧”，无人问津。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日益繁荣，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很多已经消逝许久的文化门类重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文玩核桃又开始被人们关注，特别是在北京城内，从20世纪80年代的龙潭湖鸟市，到90年代的阜成门、老天桥、潘家园等地，文玩核桃市场逐渐兴旺起来，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文玩核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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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玩核桃正确保养三问
秋风徐徐，又到了文玩核桃下树的时候，不少文玩朋友也在潘家园收获了自己心爱的核桃。那么文玩核桃该如何保养？怎样保养才正确？刚买到手的核桃，不 管是新核桃还是老核桃，都需要悉心保养防止开裂，此时就需要根据情况给核桃上油。上油是保养核桃、防止核桃开裂最有效的办法之一。那么，什么样的核桃需上油？如何上油？何时上油？上什么油？上多少油才合适呢？
文玩：收藏新宠文玩核桃 保健又增值
一、什么样的核桃适合上油？
老核桃基本不必上油，只要经常盘玩，不用担心开裂问题。因为老核桃若经常盘玩，自身含油量较为丰富，过多上油会导致变黑影响包浆反而不美。
若是老核桃不经常盘玩，表面有发干的迹象，可适当上油，并用纸巾擦干，避免油量过大影响包浆，然后用密封袋封存。
刚剥去青皮的核桃，水分很大，不悉心保养很容易开裂，所以要避免暴晒和风吹。上油需要等到完全干透才可根据需要刷油。如果核桃里的水分还没有干透散去就上油，核桃的皮会因为“油浸水”形成油阴的状态，很影响核桃的品相。
二、什么油适合刷文玩核桃？
给核桃上油，最好选北方的山核桃油，但一般难于买到。刷油也可以用质量好的橄榄油代替，目前文玩圈里较为常用的还有质量好的婴儿油，用这些来保养核桃、 橄榄核、金刚等均比较好。当然，最好的还是自己身上的油脂，经常盘玩，就不用过分上其他油。切记不能刷发黏的食用油，影响核桃的手感与颜色。
三、怎样上油效果最佳？
给核桃上油的时候，千万别直接在核桃上面滴油然后开刷。正确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在手上搽一层油，待匀称且感觉不多之后，直接盘玩核桃，然后用刷子多刷 几遍。另一种是滴少量油在刷子上，用刷子在纸巾上或布上多刷几遍，待纸巾或布把刷子上的油吸差不多之后再刷核桃，这样效果也比较好。
好的核桃是需要经常盘玩、悉心呵护的，所以，爱核桃之人，千万别三分钟热度，玩两天就束之高阁，也切忌急功近利，急于要好的颜色，刷过多的油。
文玩裁纸刀收藏潜力大
传统字画作品，根据尺幅大小定价，作者在创作时，往往会根据需要及纸张的大小进行裁减、拼接。所以裁纸用的裁刀，也是文房中必不可少的用具，其重要性，比一些纯供玩赏的器物要强得多。
裁纸刀究竟何时进入文人书房，成为一项独立的文房用品，已不可考。南北朝时期，文人裁纸写信，抑或用绢布作画，尚无专门的裁刀，也就是随取小刀替代，并无过多讲究。后来，纸质更为柔软且富于韧性的宣纸流行。人们发现，用利刃裁宣纸，很容易裁偏，造成纸张浪费，反而是刃口略钝的刀更好用。于是，金属不再是裁刀的唯一材质，玉石、玳瑁、象牙、牛角、竹子、红木等质地坚硬的材料也被用于制作裁刀，并且造型也更多样化，由此逐渐发展成为一项专用文具。
象牙裁纸刀
明代文人于世俗物趣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对文房器物的追求，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裁刀属于实用性文具，不仅是文房的常设之物，还另有艺术性和观赏性方面的要求，故明代的裁刀，颇多精心之作，用以寄托使用者的情致志趣。明末之际，不仅有形成品牌效应的“姚刀”和“崇明裁刀”，追求古雅之人，还把古人削竹简用的刀作为裁刀，以此彰显自己的高雅品位和艺术修养。明人文震亨在《长物志》里谈到，当时还有从日本舶来的裁刀，刀把以名贵木料制作，上面雕镂花纹，镶金错银，就是为了迎合当时之人求异搜奇的奢华追求。
清代则是文房用具的另一个制作高峰，这一时期的文人趣味，对于沉静内敛、低调朴实的风格更为欣赏。以黄花梨、紫檀、乌木等名贵红木，或竹子贴黄制作的裁刀，光泽柔和，不浮不嚣，锋芒内敛，有一种沉静优雅的魅力，因而格外受到文人的青睐。由于竹木的可塑性强，匠人还在裁刀的刃上创作微雕山水，题写诗文名句，或于刀鞘上镂刻花纹图案，采用线刻、透雕、圆雕等多种技法，力求精细入微，使之具有更大的欣赏价值，富于装饰美。
当前藏品市场上的裁刀，以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居多，价格也不高，主要受到一些做系列收藏的玩家追捧，与一些高价位的热门文玩相比，稍显冷落。而收藏裁刀，只要弄清楚其所属时代、材质、工艺，心中就有了一杆秤，就可以准确地评估出相应的价格。
中国刀文化探秘
一、花纹钢的历史起源
在我国古代关于花纹钢的各种记载中，大约以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所述最为形象和具体，说"古剑有湛卢、鱼肠之名；湛卢，谓其色湛湛然黑色也.......鱼肠即今幡钢剑页，又谓之松文；取诸鱼熟，视见其肠，正如今之蟠钢剑文也"。依沈括之说，宋代蟠钢剑的花纹便象盘伏屈曲的鱼肠，又象刨光后的松木文理。
我国古代关于花纹钢的记载约始见于东汉时期，据曹植"宝刀赋"云，建安中，曹操命有司作宝刀五枚，分别以虎、龙、马、熊、雀为识；据曹丕《典论》载，丕为太子时，曾命国工精炼宝剑三枚，宝刀三枚、匕首两枚、露陌刀一枚；皆因姿订名:宝剑"色似彩虹"的便叫"流采"，宝刀"文似灵龟"的便叫"灵宝"，"采似丹露"的便叫"含章"，露陌刀花纹"状如龙纹"便叫"龙鳞"。稍后，西晋傅玄"正都赋"也说到了带花纹的钢剑，云"苗山之铤，铸以为剑；百劈文身，质美铭鉴"。晋代大约也制作过这类文身刀剑的。张协"文身刀铭"说；"宝刀既成，穷理尽妙；繁文波回，流光电照"。张协"七命"说"魏都赋"、"神器化成，阳文阴缦；流绮星连，浮采泛发"。此外，曹毗"治城赋"、"魏都赋"、裴景声"文身刀铭"等都有过类似的记载。这样一些带有特殊花纹和光彩的刀剑，一般来说都应当是用花纹钢制作成的。
有关花纹钢龙泉宝剑的记载直到清代仍可看到，乾隆51年成书的海宁陈克恕《篆刻缄度》，和之后的仁和叶尔宽《摹印传灯》都说需用菊花钢再炼为刀，此菊花钢应是花纹象菊花一样的铁碳合金。据调查，近代浙江还有一种云花钢，其花纹正象蓝天上的云彩；本世纪三十年代时，北平还有一种折花钢，其花纹或象云彩，象木纹，又象流水之波。
但自日寇铁蹄进入了北平后，因有关工匠被迫改锻了日本式钢刀，现代唯一存留着的北平折花钢便从此调令，之后就一直未曾恢复过生产.近年来我们在北京、浙江等地进行过许多调查，当年凡参加过或者亲眼看到过花纹钢烘炉锻制的工匠今已很难找到；民间虽有少量花纹钢刀剑收藏者，但由于各种原因而不肯轻易示人。学术界对花纹钢工艺虽比较重视，周纬《中国兵器史稿》、杨宽《中国土法冶铁炼钢技术发展简史》及再版的《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等都曾提及；不过总的来看，学术界对其工艺原理和操作还是不太了解或说了解不多的.
二、花纹钢的性能优点
花纹刚的原理是两种含碳量相差很大的钢在临界点状态下互相部分融合，大家所看到的花纹就是这个融合线的交织纹路，这个明显的线条是因为含碳量不一样的钢的晶体结构不同所导致的，这个就是锻造花纹钢的原理.
中国瓷器中的“寿文化”
福寿纹扁瓶 现收藏于绿宝石艺术陶瓷馆
寿作为纹饰最直接的运用，便是以象形文字出现在各种古陶器中，从相关考古资料看，在出土的陶器中便发现了“寿”字，这些寿字即是经典的古陶文。古人对寿字的运用具有浪漫的想象力，其中作为纹饰既有对变形变体的创造，也有对寿字的巧妙组合。由于寿字在传统文化中代表着简单又直接的寓意，因此寿字作为纹饰出现在各种艺术品与生活实物中。瓦当中“寿”字纹便是最常见的一种，从汉代瓦当延宕至今，仍不由分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四福供寿”瓦当
清代寿纹瓦当
瓷器上的福寿神话
到了明清瓷器，装饰手法日渐多样化，简单的以“寿”字纹饰出现的装饰已不多见，即便有，也只出现在民窑民器中，官窑中寿文化题材的瓷器装饰风格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是以双色钩添为主，这个时期，大量神话传说中有关福寿的题材出现在瓷器装饰中，其中多为八仙、麻姑、寿星为主。
清代光绪粉彩麻姑献寿图诗文耳花耳瓶中便是经典的麻姑献寿纹饰。瓶上口沿施酱釉，颈部两侧置花耳各一、并描金，局部脱金。腹部一侧绘麻姑、其面容娇美，神态娴静，右手持灵芝，神情专注；头挽大髻簪金钗鲜花，肩着披巾，对襟大袖衫，下裳长裙正中系垂带，腰系双玉环佩。衣纹线条刻画传神，旁有仙鹿，仙鹿背上有一神童持花瓶、瓶内有一束盛开的灵芝瑞草，颈部再绘仙鹤、一仙童跪骑在仙鹤上手捧九千年才成熟的寿桃。腾云驾雾，一同陪伴麻姑在三月初三这天，为瑶池的王母去祝寿。整个画面在山石、树木、花鸟的衬托下，显现了仙人仙境般的景致。另一侧提诗文，字里行间均围绕着麻姑献寿内容的记载。此瓶图文并茂，名家所绘。汪照藜是清末民国著名画瓷名人，清晰、简洁、潇洒、细腻地表现出神仙的超凡风度和人物的内心世界，意境幽远，器形流畅饱满，造型古朴，瓷质坚硬。
文图结合寿上加寿
明代青花开光寿星图八棱大罐
在明代寿纹饰相关的瓷器中，普遍采用文图结合，纹饰繁密的装饰手法，一般在器物中描绘形式各异、字体不一的“寿”字，同时在纹饰中间刻画返老还童的“寿星”，谓之寿上加寿。寿星是传统文化中经典的形象，又被称为南极老人星，主寿考，虽为民间瓷器装饰的常见题材，但是明代正德、弘治年间，也被用以青花瓷官窑。具体而言，寿星的额头又高又大，以显示长寿之相。同时，在盘、碗、罐中多采用开光技法，书写长命富贵，同时彰显主体纹饰南极老人图。这在整体上反映了当时寿文化装饰已经作为人们寿庆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通过不断发展变化的方式，满足人们祝寿活动的需求。
在明代青花开光寿星图八棱大罐中，罐呈八棱形，唇口，短颈，丰肩，鼓腹，平底，底部露胎无釉。罐通体青花装饰，颈部一周朵花纹，一侧青花书“大明嘉靖年制”六字楷书款。肩部锦地开光书“福”字。腹部寿字纹为地圆形开光内绘寿星，腹部下端绘海水江崖。近足处绘一周变形莲瓣纹。该罐造型硕大，胎体厚重，纹饰刻画清晰，时代特征鲜明。
以桃祝寿福寿双全
清康熙万寿五彩加金盘
在有关寿纹饰的装饰中，常常与神话人物、象形文字组合使用，凸显寿庆文化主体的是桃子。《神异经》载“东方有树高五十杖，各曰桃，其子经三尺二寸，和羹食之令人益寿”。釉色素净淡雅，寓有“福寿双全”之意。桃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诗经》中有桃夭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描写桃花盛开时女子出嫁的情景，对新娘的美貌和美德给以赞美。此外，桃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出现较早且充满神奇、浪漫的色彩，于是桃也衍生出一些神奇的意义。比如，中国文化中把桃与寿联系在一起，在《西游记》中有王母娘娘的蟠桃园；民间也习惯将寿桃这种面食以桃的形象出现。又如，“桃夭”在民间习俗中渐谐音为“逃之夭夭”，人们开始赋予桃以避邪、逃避等意义，又有了传说中避邪功能的桃木剑、“总把新桃换旧符”中用于避邪的桃符等意象。
在清康熙万寿五彩加金盘中，盘心以褐色、翠绿、草绿绘枝干绿叶，黑彩勾勒叶脉，以红、黄及绿彩绘硕大的桃实，桃中心金彩书篆体“寿”字。外壁亦以同法绘三簇折枝寿桃，桃上加金彩篆书“寿”字，与盘心相呼应，盘底双圈内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楷书款。其形隽秀优雅，胎体轻巧细薄，釉润而莹白，一如良玉，彩绘的折枝蟠桃，画笔工致，色泽淡雅，以少许矾红点染桃红，质感逼真，极得清疏雅致之妙，下启雍正彩瓷阴柔婉约之气。
绿地粉彩福寿纹双耳瓶 现收藏于绿宝石艺术陶瓷馆
题材繁复构图多样
整体而言，明清瓷器上的寿文化题材与构图汪洋恣肆、富丽堂皇， 或小家碧玉，或大家闺秀，或舒朗俊奇，或浓墨重彩，共同构筑了我国传统寿文化的审美艺术与精神内涵。从最早的象形文字，到图文结合；从在器物上书写“寿” 字，到部分笔画用寿星、仙鹤、或鹿等长寿之物替代，生动形象，福庆喜人。由于民间道教及神话故事的盛行和流传，东方朔偷桃、麻姑献寿、南极老寿星、八仙庆寿等庆寿图案更多地出现在瓷器装饰中。尤其是用树枝巧妙地表现“寿”字，结合于松、竹、梅三友图上，既雅致又寓意明确。在同一器物上大量书写“寿”字，并以缠枝莲等构图方式自然地结合起来也是一种方式。在官窑器上，用龙、仙鹤、缠枝莲托“寿”字的形象时常出现。团寿、篆寿字体在瓷器上大量出现，与寿桃、蝙蝠、龙凤纹、八宝纹、缠枝莲、花绘纹结合，呈现出盛世太平，福寿人间的景象。
中国青瓷史研究
1、中国青瓷的主脉 中国古代文明源远流长，仅就与河姆渡文化较为密切的原始青瓷而言，商朝之器，出土于黄陂杨家湾和清江吴城；西周之器，出土于潢川李老店、屯溪、丹徒；青秋之器，出土于金山卫、闽清、光泽；战国之器，出土于吴兴、杭州。在古越窑青瓷产地上虞又相继发现了东汉后期至北宋的遗址，这是令世人瞩目的。 为此，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上虞小仙坛窑址的标本进行了测定分析，其烧成温度已达1310±20℃，显气孔率为0.62%，吸水率为0.28%，Fe2O3、TiO2的含量分别为1.64%和0.97%，抗弯强度（6个试样的平均值）达710公斤/厘米2。这些数据表明，东汉后期上虞窑青瓷已经成熟，上虞县曹娥江中游地区为中国青瓷的发源地。三国两晋时期是越窑大发展时期，窑场数量从东汉时的37处猛增到140多处，龙窑长度地从10米增加到15米。这一时期的越窑器种类多，装饰丰富，成形工艺也有了明显的改进。特别是烧成，已能很好地掌握还原焰，使釉面呈现出一种青莹如碧的绿色光泽。由于越窑工艺上的精进，三国西晋墓中屡出精品，如南京清凉山"甘露元年"墓出土的青瓷羊，高23.4厘米，釉色清亮，体态雄浑；江苏宜兴西晋墓出土的神兽尊，高27.9厘米，制做极其精美。此外，越窑青瓷在当时已广为流传，河北省邢台镇西晋墓出土的青瓷狮和辽宁省辽阳上王村西晋壁画墓出土的青瓷虎子就是例证。这一时期的青瓷有不少都注有铭文，如南京赵士岗吴墓出土的一件青瓷涤器，腹部刻有"赤鸟十四年（251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字样；江苏省金坛县出土的青瓷扁壶，腹部刻有"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柙者也"字样；在一些青瓷堆塑罐上另有"会稽出始宁"等字样。这些铭文不仅说明了越窑的知名度，还暗示了当时名匠名作辈出，并由他们（或它们）将制瓷技术传播推广，促进了我国早期制瓷业的发展。 在浙江越窑区的古窑址，除上虞、余姚、宁波、温州是东汉者外，发现唐以前窑址的地方有：孙吴者五县市；西晋者七县；东晋者十县；南朝及隋者十二县。 唐代青瓷的主要产地是瓯窑、婺窑和越窑，由于三者都生产在浙江古越地，所以将之统称为越瓷。《新唐书·地理志》说："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土贡瓷器"。《旧唐书·地理志》载"越州中督府，武德四年（621年）置越州总管，管越、嵊、姚、鄞、浙、纲、衢、 毂、丽、岩、婺十一州。武德八年废鄞州为贸 阝县，嵊州改为剡县所属。天宝元年（742年）改越州为会稽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越州"。所以产贡瓷的越州，宜以天宝定制为准，应包括会稽等七县。 唐代，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开辟了陶瓷史上"南青北白"的烧造局面。南越窑青瓷由于所用原料精淘细练，胎质紧密，气孔率较小；由于采用匣钵烧制，器物光洁夺目、端庄规整；又由于施釉技术的提高，釉药厚度达0.2-0.5毫米，釉面较前更晶莹滋润。为此，唐代文人学士多喜用越瓷，陆羽《茶经》中曾描绘它胎质类玉，光洁类冰，悦目怡神。赞美越瓷之最全面的是陆龟蒙和徐寅。徐氏《贡余秘色茶盏诗》中云："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陆氏《茶瓯诗》则称道"岂如王圭 璧姿，又有烟岚色"，成为千古名句。 唐越窑青瓷品种丰富，瓶、壶、碗、洗、尊、炉、渣斗等应有尽有，同类器皿又有多种形式。以碗为例，有侈口、直口、敞口、五葵瓣口、五花瓣口等。小件器皿因受当时金银器的影响，在晚唐时期出现了刻花装饰，线条豪放有力。 李唐一代，经济昌盛，手工艺品大量出口。就越瓷而言，日本东京仁和寺、奈良法隆寺和福岗县筑紫郡水城村大字通古贺字立明寺，都曾发现唐越窑瓷器。七世纪印度最繁荣的布拉明那巴故城，也曾出土唐越瓷碗。阿拉伯撒麻刺和拉吉斯故址亦出土了越瓷残片。九世纪埃及开罗南郊伐斯特也出土了越窑残器，还有刻划荷花、凤凰纹样者。九世纪中叶，阿拉伯商人苏雷漫游中国，851年写游记，极力赞扬中国青瓷。英文"中国"即"CHINA"一语，可溯源于此。 唐越窑窑址在浙江余姚上林湖一带有二十余处，这说明了越窑当时的盛况。唐越瓷以西安总章元年李爽墓出土的越窑瓶为最早，其后出土于越州及邻封者有七处。 做为中国陶瓷的主流，五代越窑仍继续烧造，其窑址在余姚上林湖及上虞都有发现。吴越御窑烧造的秘色瓷最著名，吴越王钱氏在893-978年间供奉北方的后唐、后晋、辽及北宋，载入《十国春秋》、《吴越备史》、《补遗》及《宋会要》等书，一次贡瓷多至一万一千余项。宋人周辉《清波杂志》、曾忄造《高斋漫录》都谈到"越州瓷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 出土的五代越瓷，有年款者：余姚发现"下林乡使司北保龙德二年（922年）题记的青瓷筒式罐；连云港玉带河发现吴太和五年（933年）海州刺史赵思虔夫人王氏墓，有三瓣和五瓣花口碟、碗，还有瓷枕；上林湖发现刻款永字，太平戊寅（978年）青瓷和印花五子灰青瓷盒；钱塘江畔施家山发现周广顺二年（952年）吴越王钱亻叔 生母吴汉月墓，有吴越御窑瓷器，质洁釉莹 ，有制于吴越王宗正四年（928年）者"。 唐越窑釉色，大多是青中泛黄，带有不成熟的还原气氛。五代则一改前貌，造一泓清漪的湖色，绿面匀净。在装饰上，五代继承并发展了晚唐的刻花技术，大胆采用浮塑与刻划纹相结合的手法，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生动的一页。就刻划纹饰而言，五代不仅有团花、鸡心、弧线文、点线文，还有蕨草、缠枝花、莲瓣牡丹；有相对的蝴蝶、凤凰，又有飞腾的云龙、亮翅的仙鹤，或写实逼真，或富有诗意，为耀州青瓷、临汝青瓷和龙泉青瓷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越窑入宋以后，渐渐衰落。其原因是，北实宫廷用瓷（汝窑、钧窑和汴京官窑）地位的确立和民窑中北方定窑、南方建窑之兴起。
2、越窑入宋的地域形式 公元960年，后周王朝的大将军赵匡胤在黄河岸边的陈桥驿，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开创了长达一百六十七年的北宋时代，并以汴京（河南开封）为国都。 平缓坦荡的中原大地，既没有山河之固，也没有天险可守，诸多的不利因素，使得宋太祖赵匡胤在建国之初曾萌生过追寻汉唐盛世，迁都长安抑或洛阳的想法。然而一班大臣和亲王辩论的结果，终因汴京得运河槽运之利，通往江南之便而放弃了这一念头。行伍出身的赵匡胤，深知无险可守卫的汴京要保有社稷，必须拥有一支庞大的禁卫军的道理。于是乎打开国库，以巨额资财和国力，"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数十万禁军连同眷属驻于京畿，使得宋代京城人口达到创纪录的一百六十万。汴京成了那一时期世界著名的大都会。 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文化异常发达，伴随着商业、手工业经济的大规模介入，北宋京城出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城市革命"--隋唐时代政商严格分离的封闭式的"里仿制"，为政商不分、政商相融的敞开式的街巷制所取代。商业区已不受"里"、"仿"之限扩大到全城的各个角落。居民住宅与商业店铺交互错杂，甚至在皇宫外政府机关集中的"御街"，也是一个热闹的商业中心，幌子招展，叫卖声声，茶坊饭庄比比皆是……。这种北宋遗风，在今天依旧可以感受到。八十年代建成的"京都御街"再现了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所描述的繁华京都的一部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宋人的生活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唐有厚葬习俗，墓窟中有三彩器、瓷器、金银器和壁画，壁画中所表现的多是"极乐世界"的佛国景象，所奉出的是一曲幸福存梦想，引人入胜的虚幻颂歌。而宋墓则不同，壁画内容以家庭居室生活场景为主。这是意识的变化，也是生活方式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建筑、陶瓷、文房用品、印刷、酿造、纺织等手工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就陶瓷而言，首先是要满足宫廷的需要，其次是供给一些达官贵人，再其次是民间生活用瓷。据宋人笔记、话本记载，宋时的酒楼茶坊都悬挂名人字画，以美器美食为召。形成了饭店用青瓷，饮食担子用白瓷，饮茶斗茶用黑瓷的社会习尚。 北宋是我国古代陶瓷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意见和争论较多的时期。以青瓷为例，《中国陶瓷史》称"耀州窑创烧于唐代……，同时或稍晚仿烧耀窑青瓷的有河南境的临汝窑、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钧台窑、内乡大窑店窑、广州西村窑和广西的永福窑等，形成了一个与越窑面貌、风格有别的北方青瓷窑系"。这种看法，本文是不能同意的。因为，早在南宋时，陆游就曾指出："耀州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余姚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老学庵笔记》）。从黄堡镇遗存的早期标本又可以看出，唐耀瓷尚无定形（受鼎州窑的影响），五代的则略有规范（仿系吴越御窑贡瓷），到北宋初期式样虽有所增多，但在造型、工艺、釉色和装饰上，仍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因此，"唐耀州窑"一语，提法欠妥："同时或稍晚仿烧耀窑青瓷的……北方青瓷窑系"一语，就显然缺乏证明和论据。所以本人认为，下面一种看法似更清晰和正确：中国青瓷的杰出代表--越窑，入宋渐渐被淹没，成为历史的陈迹。脱颖而出的陕西耀州窑、河南临汝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其独有的地方特色，鼎立于西北、中原和长江以南；又以其牢固的地位，主宰着宋、金、元三代瓷业的生产。本文重点阐述的，即是这三大青瓷窑系。
2.1 陕西耀州窑 耀州窑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及玉华宫等窑在内。铜川旧称同官，宋时属耀州，因此称耀州窑。 耀州青瓷始烧于唐，同时兼烧黑釉和白釉瓷器，入宋以后，才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北宋中期的耀瓷，无论刻花、印花均以刀锋犀利和线条流畅为同类装饰之冠。从出土物可以看出，耀州烧造青瓷明显是受渐江余姚越窑的影响。如宋初耀瓷碗类标本中有两种刻花装饰：一种是在碗外用浮雕手法，刻两层莲花纹，这种刻饰盛于五代越窑碗，耀瓷刻花莲瓣碗就取材于越窑碗纹样，具有越窑风格。故南宋陆游有"耀州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余姚秘色也"之说。耀瓷早期刻花的另一种装饰是在碗的外部刻划草率的似是而非的花卉图案，这应是耀州刻花最初的面目。北宋中期，耀瓷刻花题材丰富多变，并开始出现了印花装饰。到北宋晚期，则布局严谨、讲究对称，各地出现的印饰花纹，无不应有尽有。 耀州窑产品以民用为主，产品质量在北方属上乘。正因为如此，被地方官吏选中，以常年例贡形式，烧造贡瓷供北宋宫廷使用。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三有：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也有耀州贡瓷的记载。两书所记耀州属县之中都明确提到同官县，今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就是宋同官县属地，而耀州其它几个属县，都没有发现瓷窑遗址，故宋时贡瓷可以肯定为黄堡镇所产。两书所记耀州贡瓷的时间是在神宗元丰（1078-1085年）到徽宗崇宁（1102-1106年）之间约三十年。
2．2 河南临汝窑 河南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陶瓷产地，不少著名瓷窑都集中在豫中地区，临汝窑则是它们的总称。 临汝窑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原汝州所辖各县，包括临汝、郏县、鲁山、宝丰及临近的宜阳、新安、陈留、禹县、内乡等地，规模之大，为北宋南北窑场所不及。临汝窑系诸窑宋时烧瓷分两部分：一部分烧宫廷用瓷（后文论述）；一部分烧民间用瓷。民间用瓷的烧造时间，过去人们曾做过一些推测，有人认为始于宋初，有人认为始于北宋中叶，也有人认为始于北宋中叶，也有人认为始于隋。临汝窑是一个大窑系，临汝窑系诸窑有一个相继仿制，相继成熟的过程，在烧造时间上，不能一言以蔽之。可以肯定的是，豫中地区烧造青瓷是受唐越窑的影响，它历经五代，伴随着王朝的兴衰，一直到元才走完全程。以下对临汝窑系诸窑做一简要的介绍。
（1）严和店窑。严和店北距临汝县城十二公里。境西有一鸿沟，沟东地表一米以下有两米厚的堆积层，沟西上匣钵、瓷片堆成，向南直至莽川。在长200米、宽50米的地面上，遍布着大量的瓷片标本。从采集的标本观察，严和店窑宋时以烧制碗、盘为主，兼烧瓶、尊、洗类等物，与汝瓷很接近，但多注重装饰。器表有各种不同的刻、印花卉图案，纯然民窑系统。
（2）宝丰窑。该窑位于宝丰城西大营镇清凉寺村南河旁台地上，不仅产品丰富，而且规格可观。从实物标本中观察，该窑以烧造民用瓷器为主，兼烧北宋宫廷用瓷（即汝窑）。其种类有刻花、印花青瓷，又有磁州窑类型的白地黑花、白瓷和白釉加绿彩、黑釉兔毫以及色泽明快的宋三彩和风靡一时的仿钧制品等。宝丰清凉寺窑场规模宏大，面积约80万平方米，地层堆积物厚处达6米以上。从出土的窑具看，当时的制瓷工艺已相当先进，专业化生产已经形成。
（3）东窑。东窑在汴京以东的陈留县，亦称"董窑"，创于北宋初年，但未发现窑址。该窑以东青器见著，与汝窑、汴京官窑并列。东青器亦称"青东器"、"青冬器"，胎骨细腻、釉面光润，多紫口铁足。文献中记载器类有瓷印、狮鼓镇纸、菊瓣水中丞、天鸡壶诸种。其中天鸡壶下有一窍，制做之精，不同凡响。清代雍正时御厂仿烧的东青釉极为成功。因其釉色又与豆绿接近，故也叫"豆青"。东青器沈静雅素之风格，与耀瓷和龙泉瓷有着根本区别。
（4）宜阳窑。宜阳窑位于宜阳县西的三里庙，再向西靠近银屏山，故也叫"银屏山窑"。该窑以烧造青瓷为主，兼烧白釉，白地黑花及黑釉器。宜阳窑一般施釉较厚，这在临汝窑系诸窑中很少见。器表除去素无纹者外，刻花和印花占多数，还有少量的划花或刻、划兼作，以及刻、划、剔地等技法并施的。在装饰纹样中以花卉为主，另有海水游鱼等图案。宜阳窑的刻花工序一般是先刻出花叶轮廓线，再蓖划花筋叶脉，风格与定窑、耀州窑相似。所不同的是，该窑碗内多满刻菊瓣纹，青釉器盖顶也多刻有百折纹，形成以盖纽为中心向四周的放射线，简捷而生动。
（5）内乡大窑店窑。内乡大窑店窑即文献中提到的邓窑。南宋叶 《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内乡县北宋时属邓州，《南阳府志》记载有大窑店名称。经调查窑址就在县西25公里的大窑店区。从已获的标本观察，此空延续时间很长，由唐至元历经500年之久。宋时以烧造青瓷为主，釉色介于钧、汝之间。内乡邓窑的印花装饰与严和店、宜阳、新安等窑均有差异。上述各窑印纹较浅，而内乡邓窑印纹隆起；上述各窑印花碗的外壁，多刻有荷叶之筋纹，而内乡邓窑不见，保持了自己特有的风格。
（6）东沟窑。东沟窑位于临汝的东北隅，在大峪店越山即入禹县，是钧瓷故乡的近邻。所烧青瓷既有汝窑风格，又有钧窑特色，可以看出两窑的影响。东沟窑烧制的板沿洗，具有典型的宋钧特征，洗底轮旋有凹入的浅圆窝，在天青釉地中带有玫瑰紫色斑点。这种洗也有通体施青绿釉的，釉质纯粹滋润，烧得恰到好处。陈家庄窑在大峪店北四公里，所烧器物以碗、盘、洗、罐为主。烧制的小盘，由于口沿有下卷弧度又可置于直口碗上做盖，造型设计美观实用。仅距临汝严和店半公里的蜈蚣山窑，所烧瓶、罐、洗类，釉色有月白、淡青二种，其中尤以淡月白中带紫红斑彩最为动人。这种月白釉挂红斑的现象，在其它瓷窑中是没有的，可以说是临汝蜈蚣山窑的特殊风格。传世品中未发现这类完整瓷器，因此极为珍贵。
（7）禹县八卦洞窑。禹县是钧瓷的故乡，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同仁在此进行调查，发现了近150处窑址。禹县城北门八卦洞窑，在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上，为禹县诸窑之冠。该窑创烧于北宋中期，晚期为官家所控制，烧造宫廷用瓷。八卦洞窑产品釉色有天青、淀青、月白、天蓝诸种；造型有各类花盆和盆托，如葵花式、莲花式、海棠式、渣斗式、六方形和长方形，还有尊类、洗类、瓶类、碗类等。该窑器物的特点是：胎质坚固、细腻致密；釉面红紫相映、光彩夺目；器表偶有走泥者多开片状；一般器物底足满釉，洗 、盆类另涂釉，并按器形大小刻有从一到十的字样，井然有序。这些编号数字的发现，解决了陶瓷研究者对其多年的争议。
（8）新安城关窑。新安城关窑位于豫西地区，是一处宋元时期制瓷水平较高的生产窑场。经钻测，遗址面积约27万平方米，地下埋藏很富。新安城关窑产品种类俱全，其中的青釉器与本窑其它瓷类比，具有施釉薄而匀净的特点，在烧造技术上，铁的还原可谓恰到好处，出现了天青、淀青、豆绿、葱绿等多种釉色。新安城关窑器表比较注重图纹装饰，由刻花、划花到印花，由缠枝、折枝、交枝花卉到鸳鸯戏莲、海水游鱼及田螺浮于水浪等，富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
2．3 浙江龙泉窑 龙泉是"越窑"系统青瓷。早在公元三、四世纪时，今浙江东部宁绍地区就已形成了一个以绍兴、上虞为中心的早期越窑青瓷体系。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浙江地区制瓷业有越、婺、瓯、德清四窑，其中质量最好的是越窑，德清窑则兼烧黑釉。唐越窑更上一层楼，余姚瓷以釉取胜。五代、北宋初期又以余姚为中心，再度形成了一个烧制所谓秘色瓷的越窑体系。北宋时期的龙泉窑受越宾、婺窑和瓯窑的影响，烧制与其有相似特征的青瓷。进入南宋，龙泉为应付临安朝廷、官家需索，开始生产一种以石灰碱釉为特征的似官或似官瓷器；中期以后，才逐渐形成了有龙泉自身特点与风格的梅子青、粉青釉青瓷。降及元明，浙江龙泉窑已由高潮逐渐衰落，后终为江西景德镇所替代。 根据历年考古发现，越窑系统的"先龙泉"始自唐代，它是继承浙东越窑的优秀传统而发展到浙西的。《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土贡瓷器"。这说明，唐代越州已有贡瓷，而当时属于括州的"先龙泉"则仅仅是对越瓷的仿制。七十年代初，在龙泉的大窑、金村进行发掘，发现宋代龙泉窑的三叠层，从遗存标本中可以看出，与"先龙泉"有别的龙泉青瓷创烧于北宋早期，以南宋晚期的产品为最精，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以下就从质地、造型、釉色、纹饰四个方面，对龙泉窑做一小结。
①龙泉是继越窑而起我国南方著名的瓷窑，宋时器胎骨多为灰白色，少数灰黑色，胎质坚实、细密。②龙泉器物的造型，浑厚古朴，种类较多，早期产品以日常用具盘、碗、壶为主，瓶、杯、洗、炉等也有烧制。③宋早期龙泉底部露胎，中期才开始施釉。早期的釉色是青中泛黄，以后釉色多变，有粉青、翠青、梅子青诸种。由于器身釉厚，边沿转折处釉下坠，就会显现出白色，被称为"出筋"。这种情况，粉青、梅子青最多。龙泉施釉较为细密，釉面极为光润。④龙泉的装饰，有图有字。早期大都刻、划花纹、常见的有弦纹、蓖纹、莲瓣纹，中期花纹减少，仅刻划简单的莲瓣纹，大都没有装饰。瓷洗里常见贴有双鱼，瓶类饰有鱼耳、凤耳、贯耳等，还有的在釉上饰以红褐色斑点。也带款识的，如青瓷盘内印有"洞滨遗苑"或"金石满堂"的楷书图章。 以上四个方面，概括了宋代龙泉窑的基本面貌。可是，明代中叶，人们在论述龙泉青瓷时常常以"哥窑"、"弟窑"为主题，有的干脆以哥窑、弟窑取代之。更有甚者，将龙泉窑系的"黑胎"瓷说成是南宋官窑、哥窑，白胎瓷（以贯耳瓶为例）说成是汴京官窑……，如此等等，这在国内外陶瓷著录中常可见到。章生一、二兄弟各主一窑的传闻，纯属演绎而来，不能做为史实依据。明人所谓的宋"五大名窑"，其命名亟待更正。
3、北宋的名窑3.1 汝窑 关于汝窑的起源，我国学术界从五十年代起就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至今众说不一。本人认为：汝窑源于临汝窑，而临汝窑形成一个窑系是"受南方秘色瓷的影响"。北宋中期，临汝窑在继承和发扬越窑传统的同时，一方面借鉴定窑的先进印花技术，一方面采用了耀州支钉托烧的叠烧方法，创造了中原地区印花青瓷的特殊风格，改变了自唐以来我国"南青北白"的烧造格局，与陕西耀州窑、浙江龙泉窑一并构成了中国三大青瓷窑系的鼎足之势。所不同的是：临汝窑系诸窑宋时烧瓷分两部分，一部分烧宫廷有瓷，即著名的汝窑、钧窑和汴京官宾；一部分烧民间用瓷，它应包括严和店窑、宝丰窑（兼烧官瓷）、东窑、宜阳窑、内乡大窑店窑、东沟窑、郏县野猪沟窑、神后刘家门窑、禹县八卦洞窑（兼烧官瓷）和新安城关窑等。 有关宫廷用瓷的记载，以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唯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最为可信。北宋人徐兢《奉使高丽图经》中"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一语，则生动地记述了宣和年间汝窑的繁荣与兴旺景象。由此可以推断，北宋烧造宫廷用瓷的时间主要是在徽宗时期（1101-1125年），正是这25年，豫中地区成了全国闻名的陶瓷中心。 在北宋官瓷中，以汝窑传世品最为少见。目前所知，主要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英国达维特基金会。其中以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最富22件。日本是酷爱中国古代文化的国家，但在陶瓷美术馆及私人藏品中，汝窑器仅只见三件。美国各大博物馆中，也只有克利夫兰博物馆和圣路易博物馆等有一、二件收藏。 汝窑器在宋时即已"近尤难得"，明人则将其列于众窑之首，可见制做之精。从传世品中观察（结合清凉寺出土标本），器物除少数用于陈设外，多数日常用具，如盆、碗、碟、盏托、洗、樽等，它们既无钧窑器之奢华，又无汴京官窑器之气派。正因为如此，历代文献谈汝瓷只赞其釉色与质感，器形和胎骨则不提。从出土物看，汝窑瓷胎致密细腻、色如香灰，胎釉结合处微泛红意，这可能是胎土中含铜的缘故。汝瓷的釉色有粉红意，这可能是胎土中含铜的缘故。汝瓷的釉色有粉青、灰青、卵青、淀青诸种，因烧成气氛不同而呈色不同。器表多为蝉翼纹状细小开片。在烧造上，多采用满釉支烧，盘碗底部有支钉三或五枚，所见器物铭文仅"奉华"及"蔡"两种。"奉华堂"系南宋高宗时德寿宫的配殿，为高宗宠妃刘妃所居。"蔡"字铭文，一可能是指蔡京，徽宗时京位极品；二可能是指蔡修（蔡京之子），修为驸马，徽宗七次至其府第，赐珍奇无数，其中想必有汝瓷在内。 3.2 钧窑 关于钧窑的得名、烧造时间、产地与兴衰，由于文献记载不详，历来争论不已，《禹州志》上说："州西六十（华）里，乱山中有镇曰神后，有土焉，可陶为瓷"。不少陶瓷著作都认为"窑以地名，以钧州所造"，并把钧瓷定为金代瓷器的代表。有的还说，钧瓷在宋墓中不曾出现，而多出于元墓，因此认为宋无钧，钧瓷始于元等等。陈万里先生在他的《中国青瓷史略》一书中指出"钧瓷的兴起与汝窑的衰落有密切的关系……"，"钧窑之继汝窑而起是在金人统治时代，那是钧窑器的黄金时代"。70年代以来，北京故宫博物馆院和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通过对禹县八卦洞窑址的考古发掘，推断钧瓷起源于唐，盛于宋，复烧于金元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八十年代起始，北京古陶瓷研究所对钧瓷的故乡--禹县，进行了多次调查，并根据大量的资料，认为：
（1）钧瓷是在青瓷（即早期绿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早期绿钧则是临汝青瓷在禹县的最初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起源于北宋中期。（2）钧瓷的铜红釉，打破了豫中地区天青一色的沉闷局面，到北宋晚期异军突起，徽宗时达到最高水平。 （3）钧窑形成一个窑系是在金人统治时期，除河南省境内，还影响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 钧瓷自成为国内外陶瓷界的重要研究课题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们追求仿摹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都喜欢钧瓷釉面的乳光变化，称它"釉俱五色、艳丽绝伦"。六十年代至今，一些学者对钧釉的化学组成和烧成规律及液相分相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出钧釉结构的四大特征：
①方石英在残留颗粒周围的马齿状结晶；②特有的釉反映生成钙长石或斜长石反应层；③微泡气相的分离 ；④红斑区和蓝色釉区两者都存在着二液相分离的结果，铜、铁离子作为网络修饰子实含于孤立相中。钧釉的基本色调是红、蓝、灰、白，有的色带呈光芒放射状，有的色带横向或斜向漫漫，有的色带纵向流淌，飘逸虚幻、颇具神韵。钧窑器幽雅的蓝色光泽里，往往奇妙地出现玫瑰紫斑彩，这种以红为主的窑变艺术之美，表现出钧瓷无银的魅力。更可贵的是，这些色彩艺术没有任何人为故作的痕迹，完全是一种自然形态。古人曾用"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和"夕阳紫翠忽成岚"的诗句来形容钧瓷之美。钧瓷釉色如此丰富，但构成其自身美感的外观特点只有两个：即具有莹光内蕴非透明感觉的乳光状态和绚丽多姿的窑变现象。所谓乳光状态是指钧釉那种像玛瑙或宝石蓝一般美丽的天青色半乳浊状态，这是钧窑系共有的特征；所谓窑变现象是指钧釉的乳浊度和色彩发生复杂的交错变化而使釉面变得多彩艳丽的那种现象。这种蓝色乳光釉和窑变色彩构成了钧窑的重要艺术特色。 3.3 汴京官窑 汴京官窑，是北宋时期唯一一个宫廷垄断的瓷窑。关于汴京官窑之说，始于《辍耕录》转载的叶寘《坦斋笔衡》，"北宋大观间，汴京自置窑烧造……"。由于所用材料讲究，釉药采自陈留、阳翟等地，故马祖常有诗云："贡篚银貂金作籍，官窑瓷器玉如泥"。又有南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中记载："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后者记述宣政间，即宋徽宗政和到宣和的15年间（1111-1125年），而前者已明确指出是大观年（1107年），两者相错4-18年，均属于北宋晚期的徽宗时期。 从传世品中观察，汴京官窑器胎骨有深灰和浅灰两种。釉色有粉青、月白、翠青和豆绿等。釉面呈冰裂、蟹爪、梅花片纹样，也有作鳝血丝状的大开片者。造型多为炉、尊、瓶、壶、觚及文房用品等。 汴京官窑又是一个无法从窑址取证的瓷窑。按照传统的观点，汴京城本不适于为都，黄河下游在此一段泥沙淤积，河床年复一年的提高，构成威胁汴京的最大隐患。这种隐患在以后的年代里，屡屡地成为现实。宋代时的京城，如今除了"铁塔"尚存以外，整个的已被淹于黄河泥沙之下，黄河水位已经高出开封城达十米之多，形成了一条高悬天上的可怕的"悬河"。又由于地下水位的上涨，使得考古发掘工作越来越难以进行。由此，引起了一番争论： 其一认为，汴京官窑即是汝宾。根据可能来自《格古要论》"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汴京官窑和汝窑除同根于临汝青瓷外，在器型特征、胎质材料、釉面表现、支钉部位和数量上都不相同，就其釉色也有差异。因此可以断定，汴京官窑和汝窑是两个窑。其二认为，明清两代录书只谈"官窑"，而不言"汴京"二字，据此否定有"汴京官窑"的存在。此说很难成立。南宋人《负暄杂录》早已明确指出有汴京官窑；此外叶寘《坦斋笔衡》在谈到南宋修内司窑时也说"袭故京遗制"，只是未祥尽阐述而已。 其三认为，汴京官窑与杭州"修内司官窑"同样存在。对此，本人并不否认。但是"同样存在"的两个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瓷窑要用同一词代表的话，就另当别论了。南宋官窑，以八方杯、鱼耳炉为例，极其空灵美丽，非常接近北宋，然而毕竟更柔婉清秀，没有那种阔大气质了。4、宋瓷的意义 关于宋"五大名窑"，素来有所争论。概括起来有：汴京宫窑即是汝窑的问题；汴京官窑、修内司窑、郊坛下窑、龙泉窑统称为官窑的问题；哥窑与官窑的关系问题；由于某些明代文献记载龙泉窑所引起的混乱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除有待于窑址的发现，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科技工作者的配合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清历史，认清北宋王朝与南宋政权（包括金国在内的）变迁的历史。 北宋是以"郁郁乎文哉"著称的，它大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上自皇帝本人、官僚巨宦，下到各级官吏和地主士绅，构成了一个比唐代远为庞大也更有文化教养的阶级或阶层。陶瓷艺术上，自然的还原和诗意的追求是基本符合这个阶级在"太平盛世"中发展起来的审美趣味的。这是一种虽优雅却含蓄的趣味。这种审美趣味在北宋中期即已形成，中期未达到最高水平和最佳状态。在以汴京（河南开封）原五代旧朝京都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轴心城市里，临汝青瓷率先完成了由俗到雅的过渡，创造了与南北青瓷很不相同的另一种类型的艺术意境。为宫廷用瓷的确定和选择提供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北宋后期的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它的杰出代表就是宋瓷。宋瓷之所以形成一种概念，在于它的细洁净润、色调单纯、趣味高雅，它上与唐之鲜艳，下与明清之俗丽都迥然不同。北宋王朝士大夫们的审美水平和感受力是相当高明的，凡属文化范畴内的，如诗词、绘画、陶瓷、建筑、书法、音乐等，都体现出一个规律性的共同趋向，即追求韵味，而且彼此呼应协调，相互补充配合，成为一代美学风神。 徽宗皇帝正好是这一文艺思潮和美学趋典型代表。他作为诗、书、画无所不能，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四千年文明的庇护者，高级鉴赏家，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很亲切很喜爱的对象。 然而徽宗在位期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这位崇奉道教却又谨守儒家思想的帝王，无论是他的对外防御政策，还是对内专制的封建统治，与之先帝无有不同。但要注意的是，徽宗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是这一面，而恰恰是他的另一面。这后一面，才是徽宗之所以为徽宗的关键所在。赵佶，这位依封建社会皇权世袭制度而即位的北宋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书画名家的地位胜过了他的皇位，文艺复兴的天才倡导胜过了他"实内虚外"的卑弱和无奈。他在位二十五年，最大的功绩在于：在他以前，我国的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已相互独立或分化；在他以后，则出现了这两种层次不同、趣味不同的艺术形态的对流，他把雅与俗、巧与拙这种艺术上的双重性表现及完美无缺。这是一个写真的世界，这个世界所追求的美是一种朴实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彻底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语文房清玩中，就只有宋瓷最合徽宗的标准了，只有"此中有真味，俗辨已忘言"的汝窑、钧窑、汴京官窑、建窑和定窑，才是徽宗所珍视的对象，并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 ……千百年来，宋瓷就一直以这种徽化的面目流传着。中国高档瓷器发展
中国是瓷器的发源地，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无数的瓷窑，传承了众多精湛的烧造高档瓷器的技艺。下面小编就为您说说中国高档瓷器的发展和传播。
据考古学家和陶瓷科技史学者多方考证，瓷器在中国的发明，始于东汉晚期，距今约一千八百多年。虽然在夏商时代中国就有了“原始瓷”的出现，但那是处于陶器向瓷器演化初始阶段的制品，远未达到到瓷器的品质，与近代标准意义上的瓷器有着明显的区别。
自从瓷器被中华民族带到人间，其日用瓷器皿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生活质量，而且，由各种造型的花瓶、雕塑和瓷板构成的艺术瓷，更是把人类的审美情趣提高升到了一种臻于极致的境界。在中国的上流社会，自古就有“无瓷不雅”的风尚流传于华夏精英阶层。即使是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看待瓷器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中华民族所独创的瓷文化，其深远的影响与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更是相得益彰。那是因为，被瓷器所承载的人类文明，比纸张所记载的信息，会流传的更加久远。
国内外考古学家和陶瓷科技史专家较为普遍和流行的观点是，陶器向瓷器的过渡，直到东汉时期才大功告成。中华民族在瓷器制造上的技术和陶瓷艺术上的成就，从宋元时代起随着古代中国海上航行业的发达，开始传播到世界各国，其中，以“景德镇制”为杰出代表的中国瓷器，随着欧洲各国的船队络绎不绝来到广州、福州和泉州，遂飘洋过海流传到世界各大洲主要国家和许多并不知名的角落，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世界陶瓷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为我国赢得“瓷器之国”的盛誉。
纹饰图案的文化寓意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体现在中国历代瓷器上的纹饰图案的文化内含是丰富多样的。归纳起来大致有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故事、宗教文化、飞禽走兽、花卉翎毛，以及风俗习惯等。释其文化寓言，既有趋吉避凶的吉祥，又有美好的憧憬。中国历代对吉祥图的想往都有典籍可鉴。表现在中国历代瓷器的吉祥纹饰，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企盼和向往，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清朝的纹饰，更为丰富多彩，纹必寓意，意必吉祥。归纳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以龙凤为纹饰
以龙凤为纹饰的。我们习惯讲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事实上，这种讲法是不够完整的。完整科学的讲法应该是，中华民族是龙凤的传人。龙凤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从河姆渡出土的有关凤鸟的史料证实，凤比龙要早几百年。自商周以来，龙凤就是天生一对了。龙象征着权威和尊严，凤象征着才艺和吉祥。所以才有"龙凤呈祥"的古典。
表现在陶瓷器物上的龙凤纹饰是丰富多样的。在远古，龙凤是图腾文化的产物，是一种原始崇拜的宗教形式。我们的祖先把龙凤视为逢凶化吉，呼风唤雨的吉祥神物，寄托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企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统治者把自己比作真龙天子。于是龙凤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尊严。表现在宋元时期的陶瓷上的龙凤纹饰都有明确的定法。元代初年，就禁止民窑制造五爪缠身龙纹。五爪龙纹属帝王专用。表现在元青花上的龙纹是：龙身矫健，细颈长身，双眼圆睁，目光熠熠，神采飞扬，是一种充满生机的形象。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龙纹为狰狞凶猛之状，龙爪为三、四、五、不等。其中五爪爪尖成圆圈状的极多。有云龙、海龙、水龙、团龙、穿花龙、夔龙、飞龙等。其中夔龙始于宣德，海水云龙在宣德时用得最多。凤纹，以展翅腾飞为多，有昂首云天，有回首顾盼，有龙凤呈祥，有凤穿牡丹。往往以缠枝花来烘托凤的高贵和神圣。到了晚期，龙纹的形象就逐渐失去昔日的凶捍和威严，变得猪头猪脑，细身侧行，缺乏生机和活力。到了清朝康熙时期所绘的龙纹一般头部较大，身短而粗壮，须发怒张，额上写有"王"字，龙鳞呈"八"字形，官器为五爪龙，呈现一种凶猛膘悍。到了乾隆时画龙常为巨角低额，画凤颈部多毛。到了清末，所绘的龙头较短小，龙身瘦弱疲软，呈现一种萎靡懦弱之状。与此相反，凤纹却画得肥壮有力，威严盛人。以龙凤纹饰图案的寓意为：
龙凤呈祥。图案为一龙一凤。古人认为，龙为百兽之王，凤为百鸟之王。龙凤出现，天下就会祥和太平，百业兴旺，五谷丰登，百姓就能安居乐业，幸福美满。千百年来，龙凤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吉祥之物，是中华民族吉祥的象征。
龙飞凤舞。图案为龙凤腾跃飞翔之态势。形容气势奔放雄壮豪迈。也用以形容书法笔势活泼有力。也比喻仕途得意，飞黄腾达。
二龙戏珠。图案为两条腾云驾雾的云龙追逐一颗火珠。传说龙珠亦称夜明珠，可避水火。故有二龙戏珠或群龙戏珠的图案。表示吉祥安泰之意。
望子成龙。图案为一大龙俯视着一小龙。寓意为"教子成龙"和"望子成龙"。
鱼跃龙门。图案为天上一龙，水中一鲤鱼作腾跃之势。传说鲤鱼跳过龙门，就可以变成龙。主要表示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之意。还有九龙拱鼎、百龙闹海、神龙游天、九龙庆寿、百凤朝阳、凤穿牡丹、百鸟朝凤等。
2 、以植物为纹饰
以植物为纹饰的。大多以松、竹、梅、兰、牡丹、莲花、桂花、桃、柿、石榴等植物为纹饰图案。
岁寒三友。图案为松、竹、梅或松、竹、梅、兰。松，经冬不凋；竹，清高有节，宁折不屈，虚怀大度；梅，不惧风雪严寒，故称"岁寒三友"、"岁寒四友"。寓意人的高尚品德和气节。
万事顺心。图案为几个柿子和寿桃。柿子寓为"诸事"或"万事"，桃其形状似心。寓意做什么事情都顺心如意。
四君子。图案为梅、竹、菊、兰草四种花卉，俗称为"四君子"。
五世同堂。图案为五个柿子和海棠花。这种图案以谐音寓意，表示长命百岁，五世同堂，幸福美满的家庭。
玉堂富贵。图案为玉兰花，海棠花和牡丹花。以玉兰花（玉）、海棠花（堂）、牡丹花（富贵）寓意"玉堂富贵"。
榴开百子。图案为笑开嘴的石榴和葡萄。古代人希望子孙满堂，多子多福，人丁兴旺。故以石榴、葡萄象征着子女众多，香火兴旺。也有"莲生贵子"等。
为官清廉。图案为鸡冠花、莲花纹。鸡冠花（为官），莲花（清廉）。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寓意为官清廉。
以植物寓意的还有竹梅双喜，牡丹天香，翠竹有节，丹桂飘香，仙桃庆寿，万花献瑞等。
3、 以动物为纹饰
以动物为纹饰的。如羊、马、喜鹊、孔雀、鹤、鸳鸯、麒麟、怪兽、鱼类、大象、蝙蝠、鹭、鹌鹑等。
一路平安。图案为鹭、鹌鹑。以鹭鸟寓"路"，鹌鹑寓"平安"，祝愿旅途平安之意。
年年有余。图案为两条鲢鱼。鲢与年，鱼与余同音，寓意年年有富余。还有童子持莲，怀中抱鲢的图案，寓为"连年有余"。
福在眼前。图案为蝙蝠和古钱。古钱是内方外圆，借"孔"为眼，钱与前同音，寓意"眼前是福"。
福至心灵。图案为蝙蝠、寿桃、灵芝。寿桃形状似心，借灵芝的"灵"字，寓意幸福的到来使人变得聪明灵利。
五福捧寿。图案为五只蝙蝠一个寿字。五福：寿、富、康宁、修好德、考终命。通俗讲，就是一求长命百岁，二求富贵荣华，三求吉祥平安，四求行善积德，五求人老善终。还有五福临门图案。寓意为多福多寿，福寿无边，福寿齐眉，福寿双全，福寿三多。
4 、以神话故事为纹饰
仙人指路。图案为仙人和一只迷失方向的白鹤在无路可走的困境下，遇到了一位仙人，为白鹤指点迷津，寓人文主义至上之意。
八仙过海。图案为道教的八位仙人，各显神通，争渡大海。八仙：即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何仙姑。传说八仙在庆贺王母娘娘寿辰归途中，路过东洋大海，各用自己的法宝护身为舟，竞相过海，各显神通。故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古典。
暗八仙。图案为以八仙所持的"法宝"作纹饰。即铁拐李的葫芦，汉钟离的扇子，张果老的渔鼓，吕洞宾的宝剑，韩湘子的花篮，曹国舅的阴阳板，蓝采和的横笛，何仙姑的荷花或笊篱。
天女散花。图案为仙女手提花篮在空中散花。传说龙王献水，喷车马之埃尘，天女散花，缀山林之草木。寓其春满人间，祥瑞之兆。
嫦娥奔月。图案为一位仙女奔月宫之状。嫦娥，神话传说是后羿之妻。后羿从西王母处得到常生不老药，嫦娥偷吃后，遂奔月宫。遂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诗句。
佛八宝。以佛八宝为纹饰。佛八宝又称八吉祥，即**、法螺、法伞、白盖、莲花、宝罐、双鱼、盘长。具体讲，**喻佛法，谓佛说法，圆通无碍，运转不息，能摧破众生的烦恼。犹如轮王之轮宝，能碾摧山岳岩石。法螺，梵语为"商法"，译成汉语为"珂贝"，即螺贝。螺声之远闻，广被众生；螺声勇猛，以表示大法之雄猛。千手观音其中有一手持的是法螺。法伞，佛话，张弛自如，曲覆众生之谓。白盖，又称天盖。饰以宝玉之天盖，佛菩萨及讲师的高座上悬有天盖。莲花，弥陀之净土。古人云："禅机玄妙，法流净土，一似莲花开朵朵。"宝罐，梵语为军持，尊称佛具之瓶。有华瓶，水瓶、观音瓶数种。双鱼，佛说坚固活泼，能解脱坏劫。佛祖认为，到"坏劫"时，有水、火、风三灾出现，世界归于毁灭。后人借指天灾人祸为"坏劫"。盘长，象征缠绵不断。佛说回环贯彻，一切通明之谓也。
麻姑献寿。图案为麻姑仙女捧寿桃。麻姑，神话中的仙女。相传她能掷米成珠。三月三西王母寿辰，她在绛珠河畔以灵芝酿酒，为王母祝寿。旧时多以麻姑献寿图器物为女辈祝寿礼品。
十八罗汉。以十八罗汉为纹饰。罗汉，是梵文译音"阿罗汉"的简称。佛教认为一个人因为修行功夫不同，所取得的成就也有高低之分，每一个成就叫做"果位"。"阿罗汉果"是小乘佛教修行达到的最高果位，在大乘教中则低于佛、菩萨，是第三等。十八罗汉，传说是受了佛的嘱咐，不入涅，常在世间，弘扬佛法，受世人供养
十八罗汉的名称：
第一 宾头卢尊者，出身婆罗门贵族，原是拘舍弥城优填王的大臣，好在别人面前卖弄本事，白发长眉。
第二 迦诺迦伐蹉尊者，他是知道一切善恶法的声闻弟子。
第三 迦诺跋厘惰尊 者。
第四 苏频陀尊者。
第五 诺巨罗尊者。
第六 跋陀罗尊者，是佛的侍者，主管洗浴事。
第七 迦理迦尊者。
第八 罗弗多罗尊者。
第九 戌博迦尊者。
第十 半托迦尊者，意思是路边生，原来是个私生子。
第十一 罗 罗尊者，是释迦牟尼的亲生儿子，号称"密行第一"
第十二 那伽犀那尊者。
第十三 因揭陀尊者。
第十四 伐那婆斯尊者。
第十五 阿氏多尊者。
第十六 注荼半托迦尊者，是半托迦的弟弟，也是私生子，称"小路边生"。
第十七 迦叶尊者（降龙罗汉）。
第十八 弥勒尊者（伏虎罗汉）。
群仙祝寿。图案为众多仙人各持礼物。民间传说三月三日是王母娘娘的生日，王母举行蟠桃盛会，各种神仙前来祝寿。寓其吉祥喜庆之意。
5、 以历史人物故事为纹饰
携琴访友。图案为一老翁前行，身后随抱琴童子，用山水田园作背景。还有深山访友，踏雪访友等。
伯牙抚琴。图案为伯牙鼓琴，钟子期善听琴。俞伯牙，春秋人，精于琴艺。据传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成。尔后随成连至东海蓬莱山，闻海水澎湃，群鸟悲号之声，心有所感，乃抚琴而歌。琴艺大进。"高山流水"、"水仙操"为其代表作。传说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为此钟子期成了伯牙的知音。钟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以谢知音，咏道："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
踏雪寻梅。图案为风雪中一老翁头戴浩然巾，骑驴过桥，手持梅花。相传唐代诗人孟浩然酷爱梅花，长期隐居鹿门山，在风雪中骑驴踏雪寻梅，倒成为文人雅士的佳话。
以历史人物故事为纹饰的还有三娘教子、高士图、耕织图、文姬归汉、昭君出塞、刘、关、张战吕布、萧何月下追韩信、陶潜爱菊、羲之戏鹅、三顾茅庐、仕女歌舞、庭院戏婴、竹林七仙、百子图、母子图、刀马人物等。
6 、杂宝纹
杂宝纹。即古钱、如意、银锭、方胜、宝珠、犀角、珊瑚、蕉叶、回字纹、几何纹、绵地纹、莲瓣纹、云朵纹、缠枝折枝纹、海水纹、山水田园纹等。同时还有尹斯兰纹、回纶纹、巴斯巴装饰纹等。
7 、以自然风光为纹饰
以自然风光为纹饰的。如高山流水、万壑听松、深山访友、白云人家、寿山福海、群山叠翠、旭日高升、一帆风顺、曲径通幽、春华秋实、江山永固、四季报喜、五谷丰登、富贵长春、吉日高照、九秋同庆等。
这些寓意吉祥的图案，大多出自名家之手，其画风对后世影响极大。至今书画名家还喜欢创作这些寓意吉祥的图案。千百年来经传不衰，不愧是中华民族艺术的瑰宝，永世常青。
马家窑彩陶文化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马家窑遗址而得名，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4000年。马家窑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1923年—1924年，1.85传奇私服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青海一带调查，其助手们在1924年发现马家窑遗址并进行了发掘。1957年开始，甘肃省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发现了马家窑类型叠压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上的地层关系。马家窑文化和马家窑类型均由该遗址而得名。
马家窑文化的命名人——著名考古学家夏鼐。
马家窑类型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和青海东北部、宁夏南部地区，在甘肃东部的泾、渭水上游与西汉水、白龙江流域都有不少遗存。兰州附近及黄河沿岸西至青海的贵德盆地以及湟水、大夏河、洮河、庄浪河、祖厉河，宁夏的清水河流域与河西走廊武威以东地区均有分布。已发现的马家窑类型遗址达300多处，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4700年。陶器以橙黄陶为主，有少量的灰陶。这一时期的彩陶展现了新的辉煌，数量增多，彩陶的比例占到20％—50％。彩陶器型丰富多样，纹饰精美，以旋涡纹、水波纹、同心圆纹为主，线条流畅，图案明丽。马家窑类型彩陶受仰韶文化的影响较大，但又有了新的发展。随着人们定居生活的稳定，陶器器形也出现了变化，虽仍以盆、钵、碗等饮食器为主，但贮藏器瓮、罐、瓶逐渐增多，还出现了最早的打击乐器——彩陶鼓。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这时的器型线条变得更加流畅，各部分的比例更加匀称，更加实用。这说明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制作工艺很成熟，数量特别繁盛， 占各类陶器总和的25％——50％。在陪葬陶器中，彩陶多达80％。马家窑的彩陶多为红陶，分有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彩绘幅面很大，许多泥质细陶往往口沿、外壁都绘有花纹，还盛行内彩，纹饰绘于器物内壁。甚至一些作为炊器的夹砂陶也有彩绘，极为少见。花纹繁缛瑰丽，富于变化而有规律。大多数的夹砂陶表面饰以绳纹，少数饰数道平行线、折线、三角或交错的附加堆纹。马家窑文化的陶器在造型上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器形有碗，钵，盆，罐，壶，瓶，杯等。
中国各地古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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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玩上的羊文化
羊之大者则美，美与善又近义，羊之物象便成为美好的意象而屡见于中国古代文物中。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传说中，羊的形象具有很高的民俗地位。羊是吉祥的生灵，古人把羊作为美好的象征，也许与羊的形体肥美、性格温顺、善良知礼有关，也必与羊隐含着吉祥、德望、公正之意相联。羊之大者则美，美与善又近义，羊之物象便成为美好的意象。自古以来，羊作为古代青铜器、玉器、陶瓷等艺术品的重要题材屡见于中国古代文物中。时值羊年，把玩古玩中的这些“羊”文化，可谓别有一番情趣。
青铜器：四羊方尊（商后期）
羊历来是古代青铜重器中着力表现的对象，作为代表性器物的四羊方尊，被认为是中国青铜铸造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的四羊方尊，颈部高耸，高圈足，尊的肩部四角是4个呈螺旋形卷角的绵羊头，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吉祥的“四羊”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
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的商代晚期容酒器双羊尊，以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揭示了先秦时期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源流；西汉铜羊灯，羊背设计成可活动的灯盘，羊的腹腔用以储存灯油，器物造型生动精巧，融实用和观赏于一体，成为灯中杰作；汉代玉卧羊形砚滴为我国古代文房辅助用具，立体圆雕，昂首挺胸，目视前方，双角回卷，身躯丰满，小巧别致，气质高雅，特有文化内涵中透露出一缕涓滴遗香的翰墨气息；西晋青釉羊尊，昂首张口，体态肥硕，釉色青绿，晶莹润泽，器物完美，是晋代青釉器代表作品；东晋青釉羊首壶，通体施青绿色釉，精彩之处在于羊头形壶流，羊口微张，颌下一绺胡须，双目外凸，双角向后弯曲，双眼涂点褐彩，颇具神韵；唐代白陶卧羊，羊身体骨肌清晰，巧妙采用局部点线纹饰表现整体浓密的羊毛，颇具立体效果，整个作品趋向于写实；元代黑陶卧羊，陶胎黑色，双目有神，体态丰硕，器物神形兼备，静中欲动，使人不禁想到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阴山之下，“风吹草低见牛羊”迷人的草原风情；嘉靖青花三羊纹碗，为明代嘉靖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宫廷用瓷器，碗外壁绘三羊吉祥图案，寓意“三阳开泰”，三羊间衬以松、竹、梅及杨柳、芭蕉，胎薄釉润，轻盈透亮，观感超凡脱俗；清代黄玉三羊尊，玲珑剔透，造型别致，莹润可爱，以“三阳开泰”为题作岁首称颂之辞，弥显珍贵。
羊的艺术形象很早就走进了人类的视野，在早期原始文化遗存中，几万年前的岩画中就镌刻有羊，羊在古代不仅是青铜器、陶瓷中着力表现的对象，在玉器和绘画中也非常多见。玉器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载体，人们习惯于用美玉来形容玉器质地之精美，汉代许慎释“美”字说：“美，甘也。从羊从大。”可见“羊”字在“美”字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还有不少以羊为题材的绘画。宋元时期的大书法家兼大画家赵孟頫的《二羊图》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幅。此画纵25.2厘米，横48.4厘米。全图纯用水墨画出，其中一只双角细长稍曲的山羊低头吃草，另一只双角呈螺旋状的绵羊昂首瞻望。赵孟頫在画上题词：“余尝画马，未尝画羊。因仲信求画，余故戏为写生，虽不能逼近古人，颇于气韵有得。子昂。”可见此画为赵孟頫除马以外惟一绘有走兽的作品。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在此画上题词一首，“子昂常画马，仲信却求羊。三百群辞富，一双性具良。通灵无不妙，拔萃有谁方。跪乳畜中独，伊人寓意长。”乾隆皇帝是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写诗最多的一位，他的诗作中耐人寻味的不多，但是这首诗中提到的“跪乳畜中独”，确实是观察到羊在百兽之中的独到之处。羊羔是跪着吃奶的。《春秋繁露》云：“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类知礼者。”
此外，在我国历代铸造发行的钱币上，也常常能见到“羊”字或羊的图案。早在春秋时期，我国流通使用的铲状货币--空首布上就有“羊”字出现。古汉语中“羊”与“祥”通用，因此历代古钱上铸造的“羊”字，多为“祥”字省笔，取吉利、祥瑞之意。羊的图案亦在钱币上大量出现。在民间，新春佳节向有“三阳开泰”的祝颂。现存世有一种厌胜钱，钱面有两立一卧三只山羊的图案，由于“羊”同“阳”谐音，即以三只羊谐音“三阳”，表达了人们对新春佳节的良好祝愿。
铸有羊图案的流通钱币，最著名的当数民国时期广州铸造的“五羊铜币”。广州别称“五羊城”，素以五羊作为城市的标志和象征。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铸造了一种红铜币，其正面为五羊图，五只羊或坐或卧，或行或驻，无一雷同，雕刻细腻，形态生动，惟妙惟肖。背面穿孔四周镌有5个连接的篆书“羊”字，共同构成嘉禾合穗图，构思巧妙，匠心独具。这种“五羊铜币”流通时间短，铸造数量少，甚为罕见，被公认为近代机铸币中的难得珍品。
羊是艺术家在创作中喜闻乐见的题材，羊的形态之多，变化之丰富，给世代的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直至后来的年画、剪纸、邮票等文物艺术品和工艺品，描画着各个时代各种形态不同的羊的形象。综观这些“羊”文化，一件件无不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蕴含着吉祥、圆满和幸福绵长的寓意，从中寄托了人们对生活美好的祈盼。
羊文物鉴赏
陶瓷：白陶卧羊（唐）
双羊尊：是商代晚期的容酒器，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两只羊背部相连托起尊筒，四只羊腿巧妙地用作支撑。柔和素雅的铜绿，奇特优美的造型，纷繁瑰丽的纹饰，厚重拙朴的质感，赋予其无穷的艺术魅力。
西汉铜羊灯：立角羊形，身体浑圆，四肢直立，昂首凝目，憨态可掬。羊背为活动灯盘，羊腹腔可储存灯油，器物造型生动精巧，好看又好用。
汉代玉卧羊形砚滴：主要用于盛磨砚的水滴，故又称“水滴”。此器物为青玉质，通身有褐色沁斑，立体圆雕，身躯丰满，玉羊背部圆形凹洞上置双兽形圆柱纽盖，器物典雅，造型小巧别致。
西晋青釉羊尊：青釉出现于南方，是我国瓷器最早的颜色釉。所谓“青釉”，并非纯粹的青，而是在黄、绿、青等颜色中或多或少泛出青绿色。西晋青釉羊尊呈卧伏状，釉色青绿，晶莹润泽，器物完美，是晋代青釉器代表作品。
东晋青釉羊首壶：壶口浅盘式，细颈，球形腹，平底。肩部一侧置羊头形流，相对一侧置曲柄，两侧各置一横系。通体施青绿色釉，底部无釉。在壶口沿、羊头及系上均涂点褐斑。此壶精彩之处在于羊头形壶流，羊口微张，颌下一绺胡须，双目外凸，双角向后弯曲，双眼涂点褐彩，颇具神韵。
唐代白陶卧羊：卧羊头大，颈粗，眼圆睁，双角在头两侧卷曲，角上雕出较细密的线状年轮纹，颈部雕有较密集的点线状纹饰。羊身体各部位骨肌清晰，四肢匍匐呈卧姿。作品巧妙地采用局部点线纹饰来表现整体浓密的羊毛，颇具立体效果，作品趋向于写实。
元代黑陶卧羊：陶胎黑色，羊头朝前，双目望远，犄角弯曲，体态丰硕，羊腿弯曲跪于椭圆形底座上。器物神形兼备，静中欲动，使人不禁想到“风吹草低见牛羊”迷人的草原风情。
嘉靖青花三羊纹碗：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此碗为明代嘉靖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宫廷用瓷器，碗呈仰钟式，内外均为青花装饰。碗心绘麒麟，辅以松、石、花草。碗内近口沿处绘锦纹。外壁绘神态各异的三羊，一羊正面伫立，一羊侧面作行走状，一羊回首观望。三羊间衬以松、竹、梅及杨柳、芭蕉。外底署青花“大明嘉靖年制”六字双行款，外围双圈。此碗其胎薄釉润，轻盈透亮，线条圆润。所绘三羊图案为吉祥图案，寓意“三阳开泰”，观之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美感。
清代黄玉三羊尊：黄玉质，局部有褐色浸痕，圆形口外侈，颈部有环状凸棱，腹部凸雕三羊首，三羊前足形成器足，足下衬一圆托。此器物玲珑剔透，造型别致，莹润可爱。三羊组合的艺术造型和纹饰图案在清代非常盛行，除玉器外，陶瓷、绘画中也往往以“三阳开泰”为题作为岁首称颂之辞，但黄玉雕三羊尊这样的器物颇为少见，弥显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