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瓷器鉴别。
1977 年春，安徽省安庆市反修路89 号清理旧房基时发现一个土窖穴，窖穴里一个大陶罐内盛放有8 件元代瓷器，其中两件属于元青花、五件具有“紫口铁足”且有开片纹的瓷器属于类哥窑瓷器，1 件瓷执壶散失。窖藏瓷器分别为青花菱花口盘、青花匜、青灰釉盘、米黄釉花口盏、青釉花口盏、青灰釉盏、青灰釉带把杯。
1.青花菱花口盘：菱花口，浅腹，平底。内外施釉，外底全部露胎，胎体洁白，质薄坚细。釉下施青花，色深蓝而艳丽，浓艳处显有细小铁锈斑点。盘内绘两束莲花并辅以水草纹，口沿部绘一圈卷草纹。画面布局规整，线条自然流畅，构图生动活泼，富有生机。盘高1.3 厘米、口径16.2 厘米、底径13.7 厘米。
2.青花匜：平唇，口微敛，平底。器口一侧有长方槽形短流，流根部略低于匜的口沿，流下有一卷云形小系。器内外施釉，但口沿未施釉，器底无釉。胎质洁白细腻，较坚实。釉下施青花，青花呈色较浓艳，并有铁锈斑点。内底绘折技花卉，腹内外壁各饰卷草纹一周。匜高4.3 厘米、口径13.2 厘米、底径8 厘米、流长2.8 厘米。
3.青灰釉盘：敞口，浅腹，平底，矮圈足。通体施青灰釉，不露胎。釉质肥润，釉面有开片纹。足和口沿釉层薄，呈现绛紫色。外底有六个支钉痕。盘高2.3 厘米、口径15 厘米、足径10.8 厘米。
4.米黄釉花口盏：敛口，弧腹，圈足。通体施米黄色釉，釉质肥润，有开片纹。胎体细腻，口沿釉层薄处及足部无釉处有“紫口铁足”现象。盏高3.1 厘米、口径7.8 厘米、足径3.3 厘米。
5.青釉花口盏：侈口，圆唇，圈足。通体施淡青色釉，釉层堪厚，有开片纹。足底无釉处，胎显铁黑色。口沿釉薄处呈“紫口”。盏高3.4厘米、口径8 厘米、足径3.3 厘米。
6.青灰釉盏：口微敞，圆唇，圈足。通体施淡青灰色釉，釉厚，有开片纹。足部露胎处呈铁黑色，口沿釉薄处有“紫口”现象。盏高3.3厘米、口径8.1 厘米、足径3.4 厘米。
7.青灰釉带把杯：喇叭形口，斜腹，略束腹，矮圈足。口沿与腹间置一弯柄。通体施米黄色釉，釉厚而较莹润，有开片纹。足底露胎处，呈铁黑色。口沿釉薄处有“紫口”现象。杯高3.1厘米、口径8.1 厘米、足径3.6 厘米。
安庆出土的窖藏瓷器可能与元末安庆地区频繁的战乱有关，元末安庆城有过四次城池陷落：一是元至正“十八年（1358 年）春正月丙午，
陈友谅陷安庆路，（元军）守将余阙死之”（明·宋濂：《元史》卷四十五）。二是元至正二十年闰五月，朱元璋军下安庆城。三是元至正二十一年“秋七月，友谅将张定边陷安庆。”四是元至正二十一年八月戊戌，朱元璋军克安庆（清·张廷玉《明史》卷一）。
出土窖藏瓷器所在地的安庆市双井街的“卫山头”，据张健初的《皖省首府——老安庆》记载，这一地名源于明代，是当时军事守卫机构
的所在地。古代官衙地址沿用前朝类似机构的情况比较多见，“卫山头”在元末很可能也是军事机构所在地，这批窖藏瓷器很有可能是在安庆某次陷城之际，危急关头，临时用一个大陶罐将这批精美的瓷器埋藏于地下。
元代瓷器出土于窖藏的很多，多有用陶制或瓷制大器皿盛装精小瓷器，1969 年北京房山县良乡元代窖藏，1984 年浙江省青田县元代窖藏，1984 年安徽省歙县医药公司工地元代窖藏，1987 年浙江省杭州市商业储运公司元代窖藏等，都是这种窖藏形式，而且这种窖藏并没有特意挖一个地窖，只是拿一件或几件大器皿，临时盛装诸多精小瓷器后埋藏。这种窖藏形式可能是一种紧急情况下的窖藏方式，或许与战争等突发事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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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安徽省陶瓷行业技能大赛在淮南启动
9月29日上午，2020中国陶瓷职业技能竞赛安徽赛区暨第六届安徽省陶瓷行业技能大赛在淮南山南新工人文化宫启动，来自长三角地区的95名陶瓷行业职工选手同场进行技能比拼。原省政协副主席李卫华、省人社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主任马军、省工商联对外联络处副处长张旭等出席开幕式。
此次活动由淮南市总工会、市人社局、市工商联、省陶瓷协会主办，旨在更好地在全社会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激励广大企业职工和院校师生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加快培养和选拔高技能人才。活动得到省总工会、省人社厅等单位悉心指导，受到安徽大学、安徽工程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大力支持，来自全省和在江苏、浙江等长三角地区工作的95名全省陶瓷行业职工，在大赛中进行了彩绘装饰、综合装饰、书法装饰、日用瓷手工制作、艺术陈设瓷手工制作五项工艺的陶瓷技能比拼，通过比赛将选出优秀选手参加10月份在江西景德镇举办的全国总决赛。
赛场上，各路选手同台竞技，如火如荼；赛场外，赛事组委会组织的陶瓷精品展人头涌动，精彩纷呈。此次陶瓷精品展共收到220位作者的420件作品，无论在作品种类、作品形式、艺术创新上都较往届有了大幅提高，展示了我省陶瓷工作者积极进取、精心创作、发扬工匠精神所取得的辉煌成果。
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上万件元代瓷器
内蒙古频道７月６日电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对集宁路古城遗址为期３年多的考古发掘中，目前已出土了１万多件完整及可复原的元代瓷器，其窑系众多、数量巨大、珍品迭出，前所未有。这是记者日前在内蒙古自治区出土辽金元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获悉的。
据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永志介绍，集宁路古城遗址位于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巴音塔拉镇土城子村。路，为元代仅次于行省的第二等地方行政区划。为配合当地的一条高速公路建设，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从２００２年５月开始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集宁路古城遗址约１平方公里，目前已发掘面积１万多平方米，发现大量房址、水井、窖藏、墓葬和集市遗迹等。在众多遗存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大量的瓷器，完整和可复原瓷器达到了１万多件。其中有两件保存较好的瓷器为国内外首次发现，一件是釉里红玉壶春瓶，另一件是青花梨型注壶，两件文物极其珍贵。此外，还出土了７件完整的元朝官僚贵族和富裕大户才能拥有的元青花瓷器。
这些出土的完整瓷器多见于窖藏，瓷器器形主要有碗、盘、罐、瓶、碟、盏等，种类有青花瓷、白瓷、黑瓷等。从胎釉的装饰特点判断，这些瓷器涉及当时的七大知名窑系：景德镇窑、钧窑、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和建窑。其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是磁州窑系的瓷器，有“油滴”、“兔毫”、“玳瑁”等种类装饰的黑瓷。而出土珍品瓷器最多的是景德镇窑系的。
据史料记载，位于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交接地带的集宁路当时为榷场（元朝在边境所设的互市市场），在公元十四世纪中期毁于战火，之后未建新城，官民逃避战火时窖藏了许多瓷器，因此这个古城的文化层得以完好保存至今，出土的瓷器也较多、较完整。（完）
153件出土瓷器与世博同行
153件官窑瓷器亮相世华艺术馆
“皇帝的瓷器——景德镇珠山出土‘明三代’官窑瓷器特展”25日将在上海世华艺术馆举行，展出珠山御窑厂遗址出土的153件官窑瓷器。其中两件重器——明永乐山水纹香炉和明宣德螭龙纹大罐，日前由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古陶瓷专家刘新园亲自开箱并放入展柜。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景德镇明代官窑瓷器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中永乐的甜白、宣德的青花、成化的斗彩精美绝伦，代表了明代官窑瓷器的最高成就。流传至今，景德镇“明三代”官窑瓷器已极为有限。1982年，刘新园在一个施工工地发现有明代碎瓷片。在他的带领下，经过20多年的发掘整理，出土了一批景德镇“明三代”官窑碎片，这就是著名的珠山明代官窑遗址发掘。他说，由于瓷器窑变的缘故，御用作坊为了及时、保质保量地为皇室提供物品，常常会多做一些。由于是皇室特供物品，不能流落民间，多余的瓷器只得砸碎了掩埋起来。出土的这批艺术珍品就成了鉴赏“明三代”官窑瓷器最具权威的参照物，也是研究明代官窑制度、宫廷生活和艺术成就最翔实、宝贵的实物资料，曾赴日本及北京、香港、台湾等地展出，到上海办展尚属首次。展出的瓷器上，虽然修复的痕迹清晰可见，但花纹、器具形状大多完整无缺。展览中还有专供宫廷御用的器物，如蟋蟀罐、鸟食罐等。据介绍，宣德帝喜好斗蟋蟀，但传世的官窑蟋蟀斗罐仅3件，而本次一下子展出了18件。
明代官窑特展准备了30件“明三代”瓷器，参观者可以观赏其釉面、彩绘，还可触摸感受其胎质。特展将展至今年11月底。展览期间，还将举办专家、学者讲座和论坛，集知识性、鉴赏性和科学性为一体的大型画册《皇帝的瓷器》同时发行。
河北保定元代窖藏青花瓷品赏
河北博物院《名窑名瓷》展厅陈列的众多精美瓷器中，有四件青花瓷令世人惊艳，它们是1964年5月在河北保定市永华南路元代窖藏内出土的器物，当时共出土瓷器11件，其中包括6件青花瓷器、2件卵白釉瓷器和3件蓝釉描金瓷器。此次青花瓷器的出土曾轰动一时，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成批元代青花瓷，这些器物造型典雅端庄，纹饰丰富，制作工艺精湛，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堪称元瓷极品，弥足珍贵。此处笔者将四件绝美的青花瓷器作介绍，以飨读者，在悦目的幽蓝神韵中体味青花独具的艺术魅力。
青花釉里红开光贴花盖罐
青花釉里红开光贴花盖罐罐底
青花釉里红开光贴花盖罐罐盖顶部
高42.3厘米，口径15.2厘米，底径19.4厘米。盖罐直口，短颈，溜肩，上腹较鼓，下腹至底部渐收，宽圈足，足底露胎，胎色白，伴有粘砂、铁质斑点和釉斑，胎釉结合处有火石红。该罐通体施青白釉，釉层凝厚，釉面润泽光亮，所绘纹饰题材丰富，层次清晰，主题突出，全器装饰纹样达10余层。盖顶塑一昂首翘尾蹲踞的狮子，盖面绘青花莲瓣纹、卷草纹和回纹。罐身颈部饰一周缠枝菊花纹，肩部饰卷草纹和大朵如意云纹，下垂的云头内采用蓝地白花装饰技法绘水波莲花，云头之间点缀折枝菊花纹。腹部主题纹饰为四组菱花形开光，开光以双重串珠堆贴而成，开光内贴塑四季花卉和山石，枝叶用青花渲染，花朵和山石以釉里红涂绘，瑰丽的红色与莹亮的蓝色交相辉映，形成了极强的装饰效果。下腹饰卷草纹和莲瓣纹。器物上的装饰纹带或写实、或变形，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总体来看，这件大罐既具有青花幽静雅致的特质，又融入了釉里红浓重热烈的色调，集绘画、浮雕、贴塑等多种技法之大成，是存世元青花中的顶级艺术珍品。
青花海水龙纹八棱带盖梅瓶
高51.5厘米，口径6.6厘米，底径14.5厘米。瓶盖及瓶身均呈八棱形。小口，折沿，短颈，丰肩，腹部修长内收，足微侈，足底露胎。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闪青。肩部和近底部饰大朵如意云纹，内绘青花花卉、凤鸟和怪兽。瓶身纹饰布局繁密，主题纹饰为青花海水火焰纹，采用留白手法装饰四条矫健有力的游龙在波涛汹涌的海水中飞舞翻腾，四条白龙以刻、绘结合的技法塑造，看上去凹凸有致，富有立体感。龙均为双角，头小，颈部细长，双目圆睁，张口吐舌，异常凶猛生动，是典型的元代龙纹的特征。整件器物造型硕大丰满，纹饰繁密，层次丰富，一改唐宋以来瓷器纹饰布局疏简的传统，且形象对比鲜明，白地蓝花与蓝地白花相映成趣，极富艺术感染力。这件梅瓶形制规整，充分展示出元代制瓷工匠高超的成型技艺。
青花双狮戏球纹八棱玉壶春瓶
高32.5厘米，口径9.7厘米，底径9.8厘米。通体呈八棱形，敞口，细颈，圆腹，圈足微外撇。胎薄而致密，釉细腻润泽。瓶身由上至下绘九层青花纹饰，口沿内侧绘八朵如意云纹，颈部饰蕉叶纹、回纹和覆莲瓣纹，腹部主题纹饰为双狮戏球图，狮身系彩绸缨络，回首翘足，嬉戏玩耍，周围间以火焰、方胜、灵芝等杂宝，下腹及底部绘钱纹、莲瓣纹、回纹及卷草纹。这件玉壶春瓶造型优雅美观，纹饰生动活泼，青花色泽浓艳，是元代景德镇窑青花器的代表作。
青花折枝花卉纹八棱执壶
高23.6厘米，口径4.9厘米，底径7.8厘米。通体呈八棱形，壶盖中心置圆尖钮，盖面绘覆莲瓣纹。壶口为喇叭状，颈细，下腹鼓，颈腹间一侧有流，对称的另一侧有柄，近底处内收，圈足外撇。颈中部饰一周回纹，上半部绘蕉叶纹，下半部绘覆莲瓣纹，覆莲内饰火焰宝珠纹。上腹部在两周卷草纹之间饰6组折枝花卉，下腹部饰仰莲瓣纹，圈足饰卷草纹一周。流细长，流颈间有S形花饰相连接，流身两侧饰卷草纹，柄宽扁，顶部堆贴卷云纹。这件执壶造型秀美典雅，纹饰布局繁而不乱，层次清晰，堪称元青花中的精品佳作。
元朝的建立结束了宋、辽、西夏、金长期对峙、战争和分裂的局面，使中国走向大一统。元朝发达的交通为各地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尤其推动了元朝海外贸易的发展，美轮美奂的中国瓷器也就这样走向了世界。元朝历史不足百年，而在中国陶瓷史上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元代创烧出成熟的青花瓷和釉里红瓷。这些色彩斑斓的瓷器逐渐取代了之前色调单一的素瓷，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从而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的新纪元。
在保定元代窖藏出土的这几件青花瓷器以其古朴浑厚的器物造型、精湛绝伦的绘画技法和明艳动人的纹饰色彩给人以美的享受。其中的青花釉里红开光贴花盖罐和青花海水龙纹八棱带盖梅瓶器形硕大，浑圆饱满，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的特征，而八方造型也是元代青花瓷器中的常见式样，这种造型是制瓷工匠们模仿伊斯兰金银器的样子制作出来的。几件器物的瓷胎采用的是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高岭土的加入使瓷胎中的三氧化二铝含量提高，因此拓宽了烧成范围，减少了器物变形，从而能够烧制出大件器物；它们的釉色皆白中闪青，从科学检测数据看，这种釉色既与青白釉不同，又与卵白釉有别，正好介于青白釉和卵白釉之间；器物上的图案花纹发色青翠浓艳，浓重之处有黑色疵点，应是采用进口“苏麻离青”钴料烧制而成。耐人寻味的是器物上的装饰纹样，布局繁密，层次丰富，构图严谨，主次分明，采用横向带状分布的形式，在主题纹饰之间均以卷草、弦纹、回纹、钱纹等辅助纹饰相隔，看上去繁而不乱，井然有序。
保定元代窖藏出土瓷器精美，堪称元代瓷器的精品，其埋藏者应是当时的官宦显贵之家。这些窖藏之所以遗留到现在，是由于埋藏者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死亡或离乡背井，无法再返回故乡的缘故。
目前所见元代青花瓷器存世很少，这四件器物保存较为完好，青花发色自然，釉面清亮润泽，纹饰丰富，充分体现出元代青花瓷器的时代特征，为研究、鉴定元代青花瓷器提供了珍贵的标准器型和重要的实物资料。
元明窖藏、墓葬出土“官哥”窑器若干问题的探索
官窑和哥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一直是陶瓷史中研究的重点，但仍有较多问题，如哥窑的产地及时代，“官哥难辨”的历史疑案等。1998年安徽省繁昌县发现的元代窖藏出土的官窑贯耳瓶，为研究“官哥”两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贯耳瓶的发现及细部特征
当时现场发现三只大罐（2件青花兽耳大罐，1件龙泉窑荷叶盖罐），直接埋藏于地下，小件器物装在青花云龙纹、孔雀纹大罐内，除一对贯耳瓶之外还有造型各异的13件青花龙纹高足杯、卵白釉爵杯、霁蓝釉三足炉、瓶及配套的卵白釉器座，皆堪称经典之作（图1）。
出土贯耳瓶（图2），高14厘米，呈扁八棱形，颈部凸起弦纹两道，两侧对称贴贯耳，圈足近直微外撇且较高，从造型上看与南宋特征相似。厚胎厚釉，釉色呈青灰、月白，并不米黄。釉面温润如玉，开片纵横交错，大小不一，大开片者色较深，近黑色，小开片间隔其中，色较浅，近无色。圈足内亦施釉，肥厚，略有缩釉，露胎处呈黑色，垫烧。器口、棱角转折处、弦纹釉薄处露出黑褐的胎色，“紫口铁足”明显且自然。
相关器物的探讨
对窖藏文物的研究与断代应综合考虑，因窖藏器物的情况很复杂，可能有早有晚，不可一概而论，特别是珍贵瓷器，可能是当年的古董，存在早于窖藏多年的可能性。因此，这对贯耳瓶似不该仅因与元青花同出，而简单划为元代，这只可证明窖藏的年代下限，还是应该结合相关传世及出土的实物资料进行对比分析。
（一）与传世哥窑型器物的对比
这对贯耳瓶，其器型、胎质、釉色等特征与传世的哥窑器物有近似之处，值得重视。传世哥窑器主要收藏在两岸故宫等大型博物馆，对其年代的认识，之前多认为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属宋代，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学者对其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主要是宋代以后的器物，反映出学者们的不同认识，其时代和产地仍有待于研究。
检视两岸故宫所藏传世哥窑器：台北故宫两件类似贯耳瓶，分别高14、26厘米，小者釉色偏白（图3），黑色大开片，较稀疏，曾陈列在太极殿。
大者釉色偏青（图4），小开片自然，足壁对开长方形孔，曾陈列在华滋堂和燕喜堂。
两件足端皆无釉加涂赭色薄汁，台北故宫博物院另两件米色釉高足杯，系元代典型造型，亦如此，在老虎洞窑址元代层有见，其时代应晚一些，仿铁足，而繁昌窖藏出土者足端并未加色，不该视作一类。北京故宫博物院亦收藏一组类似作品，其中高24.1厘米者（图5），八方器型与繁昌窖藏者较为接近，足两侧各开一圆孔，釉面呈亚光，颈部弦纹露胎色，时代似略早。
此外三件皆圆口，其中高13.7、14.8厘米者大开片，高17.2厘米者小开片。两件呈八方形、小开片，高14.9，14.5厘米。这些器物：（1）釉面似较亮，其中一件光泽最好；（2）开片黑色十分突出，似有人工着色，唯一一件非清宫旧藏的细密“金丝铁线”最为突兀；（3）颈部弦纹皆未露出胎色。又首都博物馆藏一件八方贯耳瓶，高14.5厘米，造型接近，但釉色偏黄，也仿金丝铁线，时代应比繁昌窖藏者晚。
（二）与考古出土的“官哥”窑器的对比
这对贯耳瓶通过与各大博物馆收藏的传世哥窑器物对比可得出一些收获外，其出土于元代窖藏的身份也值得重视，检视历年来元明窖藏及墓葬，不乏出土类似的器物。
1.器物特征
（1）安庆元代窖藏
米黄釉盘和花口盏：盘，敞口，平底微内凹，盘底有6个支钉痕，支钉露胎处可见黑色胎体。盏，花口，口微敛，圈足。皆釉质肥厚，釉色偏米黄，大小开片自然交错，大片黑，小片淡至无色，“紫口铁足”较为自然。青釉花口盏及青灰釉盏：青灰色釉，聚沫攒珠，气泡聚集，口沿釉薄处露出深赭胎色，“紫口铁足”较为明显，显得生硬，釉越往下越肥厚，黑色开片，釉面光泽度较好。青灰釉带把杯：釉面呈亚光状态，釉色偏白，黑色开片，口沿露黑褐胎色，可见明显棕眼。
（2）上海任氏家族墓
胆式瓶4件：淡青色，半失透，细开片；贯耳瓶2件：仿投壶造型，“紫口铁足”明显；鱼耳炉2件：釉面呈亚光状态，釉色失透，米黄色，有支钉，炉耳位置较靠下，两岸故宫传世品中有见。
（3）南京汪兴祖墓
葵口盘11件：皆青灰釉，黑色开片。按尺寸分大、小两类，大盘直径16厘米左右，圈足露紫色胎骨，小盘13.5-15.3厘米，折腰，圈足内有6个支钉痕，制作规整，十分精致。
（4）韩国新安沉船
瓶2件：贯耳，直口，扁腹，圈足，生烧，温度偏低，釉白，胎呈茶色，釉面布满斜线长开片。香炉3件：釉色呈月白色，微偏青，釉面开片，有大小不一的棕眼，腹部弦纹及口沿内外釉薄处皆露棕褐色胎色，三足足端无釉，造型及制作皆不甚精致。
（5）北京元大都
哥窑碎片：外观精美，失透薄乳浊釉，开片，器型分别是长颈小瓶、炉和罐，胎多呈黑色，釉色粉青、米白及无色不等。
（6）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
多棱直颈瓶2件：一件有残，侈口，长颈，折肩，器身呈多棱形，平底，外底5个支烧痕。粉青釉，釉色淡雅，开片无色且稀疏，棱角转折处露胎色。
（7）河北定兴县张弘范家族墓
弦纹长颈瓶：圆腹，圈足，胎体较薄，釉较厚，大小开片自然，呈冰裂纹，器身有数道弦纹，釉薄处露胎色。
（8）江苏溧水元代窖藏
长颈瓶一对：敞口，细长颈，胎质粗松，釉面多个棕眼，开片粗黑与细黄两种皆有，圈足露胎呈黑色。鸟食罐：扁圆腹，上腹部有环形把手，底部三乳足，釉面开片。三足炉（耳残）：三乳足足端无釉，露胎处呈黑色。
（9）浙江长兴明墓
三足炉和贯耳瓶：釉色淡雅，微泛青，黑色开片，贯耳瓶与任氏墓出土者十分近似。
（10）南京沐英墓
贯耳瓶一对：米黄釉。
（11）南京吴经墓
贯耳瓶一对、双耳炉、小杯：米黄釉，贯耳细小，与口齐平，口沿涂赭色汁，开片细碎，腹部可见明显接痕。
2.年代分析
安庆窖藏中的带把杯（图6），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件类似的作品，亦发现景德镇白釉、霁蓝釉及龙泉窑作品。
元代金银器中有此造型，如合肥元代窖藏出土的曲柄金杯（图7），即金屈卮，卮应指一侧有环柄的酒杯，可视作其仿造的原型。结合同出的元青花花卉匜、葵口盘，因此此杯似应属元代。
青灰釉葵花口盏（图8）与老虎洞窑元代层出土的高足杯（图9）类似，皆带花口，足端加涂赭汁的做法相似，高足杯造型流行于元代，且黑色开片似有人工着色，因此，两件青灰釉盏应系元代。
米黄釉盘及花口盏，大小开片纵横交错，口沿露胎色自然，并不生硬，造型规整，盘底圆柱状支钉痕与老虎洞窑址出土物较为相似，这两件或略早。
新安沉船出土的几件器物，无论胎釉还是造型，的确不甚精细，元代的可能性大，很可能即元代的哥哥窑，系商品性质。从沉船中发现的相关资料研究表明，该船是元至治三年（1323）后出航，且无一件明代瓷器，因此是沉于元代的海外贸易船，大部分器物是商品瓷，是出窑不久就打包出海的，应属元代。元孔齐《至正直记》记载“乙未冬（至正十五年，1355年）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就沉船中的鬲式炉（图10）而言，胎较厚，釉色也不佳，造型和胎釉与宋代仿古鼎式炉均不同，应系元代作品。此时距离宋亡已几十年，宋代官窑已不存在，不可能用几十年前的存货来外销，特别是宋代官窑“古董”。
明曹昭《格古要论》中“成群对者，是元末新烧，土脉粗糙，色亦不好”，而汪兴祖墓出土的葵口盘（图11），葵口和折腰式皆可见于南宋官窑器，且制作规整，十分精致，似应略早，不应将其视作元末新烧的类型，明洪武四年（1351）只可视作出土器物的时间下限。
元大都中发现的碎片，因出土于遗址中，还是元代的可能性大。
汪世显（1195—1243），在其家族墓出土的粉青多棱直颈瓶（图12），釉色淡雅，接近青白釉，但其底部有支烧痕，而青白瓷不支烧，因此非景德镇制品。
这两件瓶，突出棱和菱花口的造型十分罕见，龙泉窑有瓜棱瓶，但为两片模印拼接而成，底部和口部有明显接痕一道。而类似的菱花式盏、洗，在龙泉窑和南宋官窑中皆有出现，尤以龙泉窑多见，对比四川彭州窖藏等地出土的金银器，还可见不同窑口共同仿金银器的时代风尚。类似的造型在玻璃器中亦有发现，如同出该家族墓的元代玻璃莲花托盏，结合其造型和色泽分析，它很可能是从西亚等地传入中国的。
在张弘范（1238—1280）家族1号墓出土的弦纹长颈瓶（图13），时代应属南宋，造型可能仿自玻璃器，如井里汶沉船出土的玻璃瓶，清凉寺汝窑和老虎洞窑址都有类似标本发现，台北故宫博物院亦有几乎一致的南宋官窑作品，南宋龙泉窑亦有类似器物。
溧水窖藏出土物胎质粗松，不甚精致，结合同出的龙泉窑瓷器来看，应属元代。
任氏家族墓同出的还有典型的元卵白釉器、龙泉碗等，墓志可见属于元晚期，因此所出瓶及炉最多到元代，并不早，接近墓葬的年代，且可见与龙泉窑制品接近之处，如这件胆式瓶（图14）与元龙泉窑小口瓶类似（图15）。炉及贯耳瓶与老虎洞窑址元代层出土物类似。
长兴明墓，墓主人卒于弘治十三年（1500），可视作器物年代下限。这对贯耳瓶（图16），贯耳与口齐平或接近，与元大德六年（1302）鲜于枢墓出土一件元龙泉窑瓶相似（图17）。
贯耳瓶与任氏墓出土者类似，仿投壶式，从南宋至元代龙泉窑贯耳瓶有贯耳逐步上移的规律看，应晚于元代。双耳炉（图18），与溧水窖藏出土者类似。而宣德炉中亦有类似作品，如《宣德彝器图谱》中冲耳乳炉与之接近，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明早期掐丝珐琅炉亦可为例证（图19）。因此这两件可能为明代，最多到元代晚期。
沐英墓和吴经墓，分别为洪武二十五年（1392）和嘉靖十二年（1533），这两组明墓出土物，特别是贯耳瓶（图20）几乎一致，虽也仿投壶造型，但时代要晚，应系明代，比任氏墓的贯耳瓶更迟，形状都变了，还要难看，细小贯耳，米黄釉，开片细小，白胎，加涂的“紫口铁足”，可能是明代景德镇的仿制品。
器物功用与时代风尚
从造型上分析，这对繁昌窖藏出土的贯耳瓶仿铜壶造型，仅以两道弦纹为饰，体现宋代宫廷崇尚“清新”“天工”的审美，全凭造型和釉色取胜。宋代官窑，仿商周秦汉古铜器及玉器的造型很多，是仿古风气影响及祭祀的需要，用于宫廷陈设或礼祭。依照此对贯耳瓶的尺寸，插个花，作为花瓶，用于祭祀较为合适。
与同时代铜瓶样式对比，特别是仿古花瓶，仿三代铜器，以徽宗朝之后盛，如浙江省博物馆一件南宋铜贯耳壶较为相似。若以遂宁窖藏为例，铜器、瓷器花瓶皆有，高多在十几厘米左右，“形制短小者，方入清供”。供养瓶花源于佛教，后逐渐汉化，并以宋代盛。鲜明的宫廷式样，多取自《宣和博古图》，造型从铜器的凝重中幻化出至简的曲线，优雅端庄，多次上釉，追求玉质感，古意盎然。从器物组合上分析，同窖藏出土元代蓝釉炉、瓶一组供器，及大罐、高足杯、爵杯为酒具一组。宋代多见两侧花瓶，中间香炉。因此，当时中间可能还有个香炉，只是在传世过程中遗失。繁昌窖藏这对瓶分置两侧以养花、一件官窑炉居中陈列以焚烟，似乎也十分贴切。
器物窑口及年代
繁昌窖藏出土的这对贯耳瓶，黑胎，“紫口铁足”特征明显，开片自然，造型端庄典雅，应系南宋官窑制品。乌龟山窑址一般认为是南宋郊坛下官窑，老虎洞窑址则有南宋层和元代层两个地层堆积，较为复杂，仍有一些未解决的问题。乌龟山窑址的发掘，总体上可见其前期承接北宋官窑、汝窑等的特色，胎由厚转薄，釉由薄变厚，支烧到垫烧，证明南宋官窑“袭故京遗制”。此件或属于窑址内的Ⅱ式即过渡期，呈现承前启后的复杂现象。
这对贯耳瓶，从南宋官窑发掘报告上可见类似的作品，而八方造型亦有发现，如瓶Ⅱ型，八棱扁腹瓶，内腹轮制，圈足另接。瓶V型，花口瓶，分片接。方形器或六方壶应是用泥片法拼接并入模子中成型后再手工修坯，“澄泥为范，极其精致”。而丽水南宋德祐元年（1275）墓所出龙泉窑六角瓶亦为相似，可为同时代器型的佐证。
传世品中亦不乏类似作品，如北京故宫清宫旧藏的宋官窑贯耳瓶（图21），高23厘米，小开片，底足呈现特征尤为相似。台北故宫也有相似的一件，粉青釉，开片更加清晰，口沿及弦纹釉薄处露胎色。
“官哥难辨”的思考
第一，需要明确两个概念即明清文献记载的哥窑和传世哥窑。哥窑一词的出现以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为最早，应指宋代龙泉黑胎产品，与章氏兄弟密切相关，基本特征为黑胎、紫口铁足，青釉开片、片纹大小不一，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吻合。今天我们称呼的所谓“传世哥窑”器物乃今人的命名，很多是根据直观的简单分类，并无太多依据。仿烧哥窑从宋代以后历代都在生产，其中很多器物到不了宋代。
第二，传世哥窑问题，胎质和釉色种类繁多，正如冯先铭先生所言“从时代上讲，应有早晚之别，从产地上说，也恐非一处瓷窑的出品，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因此不应该作为一个标准来研究，而应将宋代的作为哥窑，将元代的仿哥，明清的仿哥都区分开来。
第三，谈到官窑与哥窑，长期以来学界就有“官哥难辨”的历史悬案。目前常言的传世哥窑特征“金丝铁线”，而这是清代《南窑笔记》中才出现的，但如从今天的分类来看，二者区别还是很大的，堪称一目了然，也证明这样的认识是有问题的。而“官哥难辨”才正确，至于如何区分，如哥窑（指龙泉），特别是早期产品，使用泥质垫饼，烧成时垫饼与器物胎质收缩率不一致，器物圈足容易变形，而官窑多用支钉支烧或瓷质垫饼，不会出现圈足变形的情况。且相对来说，哥窑温度比官窑高，釉更透明，色偏暗，有棱角的器物多见，而官窑中则少见，今天很多哥窑被划到官窑中，当做官窑对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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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可修复瓷器1000多件
追寻昨日的历史，窥视往日的辉煌
今年3月，长沙铜官窑遗址启动考古，到8月初，发掘出土可修复的瓷器超过1000件，出土文物上万件。不仅如此，还挖出来取泥洞、淘洗池、储泥池、陶车坑、工棚、烘烤炉、釉缸、装窑台面等，展示了大唐盛世的制瓷场面。随着考古的深入挖掘，长沙铜官窑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而通过立法保护这座千年瑰宝更显得迫在眉睫。据介绍，《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有望年底出台，这将是全国首部窑址保护条例。
出土可修复的瓷器1000多件
“此次长沙铜官窑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目前已发掘出土可修复的瓷器超过1000件！”昨日，这次考古发掘的执行领队张兴国顶着烈日，站在工地上兴奋地对记者说。
今年3月，张兴国带着来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工作人员，一头扎进了位于望城县丁字镇彩陶源村的长沙铜官窑遗址，几个月来的发掘让他与同事们收获颇丰：“取泥洞、淘洗池、储泥池、陶车坑、工棚、烘烤炉、釉缸、装窑台面等都基本上被挖掘出来了！”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唐代诗人李群玉曾作诗《石潴》来描写唐代长沙铜官窑工匠们泥洞深掘，旋胚彩绘，龙窑长宽，柴火烧瓷，焰炽冲天，瓷业繁盛的场面。这次对遗址的深度挖掘帮助了今人追寻昨日的历史，窥视往日的辉煌。
元代瓷器
元代制瓷业是宋，金制瓷业的继续和发展。元瓷夹在宋和明清两个制瓷业高峰之间，过渡性十分明显。一方面，宋、金时期的一些名窑，如磁州窑、钧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的传统产品仍在继续烧造，特别是龙泉，青白系诸窑，由于外销的需要，大件器型增多，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另一方面，元代中晚期景德镇又正式烧出了青花，釉里红，钴蓝釉，铜红釉，卵白釉等新品种，为它日后成为瓷都奠定了基础。
元朝统治时期，北方定窑、耀州窑巳经走向衰落，钧窑和磁州窑则继续发展。元代钧窑系的烧造中心仍是河南禹县。这时期钧瓷的影响比宋朝还大，烧钧瓷的窑口在河南广有分布，河北、山西也有，形成了一个钧窑体系。和宋、金不同的是元钧瓷的胎子更厚，更粗糙、疏松，有砂粒及砂眼，胎子颜色深灰或土黄。胎釉结合不如宋钧紧密，釉子胳粗，有大气泡和棕眼。颜色一般是月白色或蓝灰色，个别器物上有紫红色彩斑，是人工有意涂抹而不是釉中所含铜元素在高温中的自然晕散。釉厚，自然垂流多不到底，底足无釉，露深黄色或浅褐色胎。
元钧瓷一般光素无纹，炉、罐、瓶等立器有的模印贴花或堆塑纹饰，纹饰模糊不清。元钧瓷常见有盘、碗、罐、炉、瓶、盆等。碗多敛口，收腹，小圈足，底足心有旋削残留的鸡心凸起。炉多直口或浅盘口，直颈，鼓腹，有3个小尖足或兽足，有的有耳。
与宋代钧窑瓷器相比，元代钧窑瓷器流传后世的数量要多，但其价值与宋钧却相差很大，主要是因为元钧瓷胎质粗松，釉色僵硬，存世量多。
钧窑天蓝釉大罐 元 高27·5厘米估 价:RMB80000一100000 成交价:RMBl67555
此罐大□，短颈，丰肩，腹上部外鼓，至底渐收，圈足。通体施天蓝釉，釉色光亮，但胎质不如宋时致密，胎壁较厚。 钧窑玫瑰紫蓝釉鼓钉水仙盆 元 直径25·3厘米
估价:RMBl600000-2000000 成交价:RMB2794160
此盆大口平沿，弧形腹，器身作鼓式，下承三如意形扁足。外口沿及胆部分别饰鼓钉纹及弦纹，形制规整端庄，纹样简练古朴。器外饰玫瑰紫釉，内为天蓝釉，底刷酱色釉，有支钉痕。钧窑天蓝釉葵花式花盆及盆托 元 直径22·2厘米
估价:RMB3500000~4000000 成交价:RMB4218800
此盆折沿，边棱微凸，深腹，圈足。口、腹、足部的楞线外凹内凸，整体呈瓣状菱花形，形制工满华丽。盆外壁施玫瑰红釉，盆内边和口沿为紫红釉，内壁为天蓝釉。钧红釉釉面棕眼密集，其间掺杂着许多细小的黑疵点。盆托边沿呈葵花形，三足。
内蒙古出土元代青花瓷
内蒙古考古专家不久前在对一元代古城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了一些珍贵的青花瓷器及青花瓷片标本．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件青花梨形注壶，它是目前中国仅见的一件完整器，极为珍贵。
这个名为“集宁路”的元代古城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前旗巴音塔拉镇。“路”，为元代仅次于行省的第二等地方行政区划。
据此次考古工作领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陈永志介绍，整个古城遗址约1平方公里，目前考古发掘工作已历时3年．最大的亮点是出土了大批不同窑口的精美瓷器。
此次出土的青花瓷器主要有梨形注壶、缠枝菊纹高足杯和青花盏等。其中梨形注壶，通高14厘米，最大腹径9厘米，圆弧形把手，壶盖为一只小狗的造型。捏塑的小狗蹲坐在一朵莲花上，莲花及小狗的眉眼以青料描绘，小狗昂首曲尾，憨态可掬。壶体双面主体饰缠枝牡丹花。青白地釉，釉色晶莹剔透，青花浓艳浑厚，着墨重处有铁锈斑。
青花瓷器是将中国传统绘画技术的纸上泼墨运用在瓷器烧造上的产物，它是中国瓷器烧造技术的一大突破。目前传世的元代青花瓷器，全世界大约500件左右．而发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此次发掘出土的青花瓷器，为元代青花瓷器的再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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