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的欣赏与鉴别。
《三国志全图》，全书有十幅图，第一图是“桃园结义”，文字介绍的是刘备，以下各图均为一个故事，文字亦均为人物介绍
《三国志全图》第三图，威振当阳
美丽的东西，除非天演灾祸和战争，人们珍之惜之。本文作者于拍卖网站上偶得两本一百年前的连环图册--《三国志全图》与《陈三五娘图》，她们工笔绢画，绫边装裱，滚边宣纸，中英印刷，册页装帧，在任何的资料中都未曾记载。对于会玩收藏的人而言，“东西”上手，方才学到“东西”：这前一个“东西”指的是古玩，后一个“东西”指的却是知识——对于任何资料都未曾记载的连环图册，其中蕴藏了哪些秘密？又见证了怎样的时代？收藏的乐趣，以此道来！
100年前连环图的故事
2007年间，内人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美国拍卖行网站上发现了两本图书。六十四开本，深褐色暗花纹布封面硬包装。细看两本左边竖行手书题签上均有有蠹虫浅尝的痕迹。一本是《三国志全图》，另一本是《陈三五娘图》。题签“三国志全图”字样对下是两行小字“丙午年夏日，石佛”和一个方形红印“古松”。另一本“陈三五娘图”对下也是两行小字“甲子年夏日”，“夏日”之下也有一个印章，红圈内一个“集”字。
我的岳母大人参加过潮剧《陈三五娘》电影的拍摄。内人不热衷于戏剧，但《陈三五娘》还算是情有独钟。“买吧。”她建议说。说来也是，我们那一代人课外教育无非就是连环图，课外活动也少不了公仔纸，桃园结义，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几乎所有三国演义里的小故事个个耳熟能详。《陈三五娘》我也看过。无端生出这样两本书来，自然见猎心喜。“买吧。”我说。于是出价，追价，书本到手。
书本为长卷册页装裱，拉开成长卷，打开一页一页打开就像书本，右边是印刷的文字，上下中文英对照。左边是图画，绫边装裱，工笔绢画，品相完美，蠹虫爱美，居然嘴下留情。两书均有十幅图，《三国志全图》的第一图是桃园结义，文字介绍的是刘备，以下各图均为一个故事，文字亦均为人物介绍。《陈三五娘图》则铺陈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第一图画面是陈三五娘相见于元宵佳节，陈三趋前，五娘含羞，益春护在五娘之前。然后故事展开，节奏分明，到了第十图是两人私奔，山路上，陈三五娘偕益春三人刚刚过了福建界碑。可喜的是纸色见暗，而绢画如新。绘色深浅有度，色彩分明，衣褶款款，动态撩人。
《陈三五娘图》全书亦有十幅图，与《三国志全图》不同，其铺陈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第一图画面是陈三五娘相见于元宵佳节，陈三趋前，五娘含羞，益春护在五娘之前
我后来把《陈三五娘》带给了我父亲看，却知道了更传奇的故事。1956年，梅兰芳、欧阳予倩先生率领的中国京剧团访问日本回来，路经广州的那天，刚好潮剧《陈三五娘》在中山纪念堂上演。家父和杜国庠老负责接待梅先生一行，自然请看戏。当晚的演出非常成功，这唱腔、音乐，一切的一切都与其它剧种不同的潮剧对梅先生一行来说算是意外之喜。上台接见的时候，掌声雷动，梅先生凝思了一会，突然侧身问欧阳予倩先生道：“日本朋友赠送我们的两个明朝刻本，好像就是潮剧、就是这个戏文。”见欧阳予倩先生含笑点头，知道他听见了，感觉也一样，梅先生舒展开来了，转身与演员一一握手。当晚回宾馆一查，果然就是潮剧的古本。 这两份明朝刻本，一是嘉靖45年（公元1566年）的《荔镜记》，现藏于日本天理大学；一是万历初年（无刊刻年份）刻的《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和《苏六娘》，现藏于东京大学。从此潮剧的历史有了文字的证明。《荔镜记》也就是《陈三五娘》。过了50多年，这图书《陈三五娘》居然又落到我们手里，人们都说收藏是讲缘分，讲天意的，莫非果真如此？
上一个甲子年是1924年。上一个丙午年是1906年。就我们的知识，1927年3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陈丹旭画的《连环图画三国志》，以后上海世界书局又陆续出版《连环图画西游记》、《连环图画岳传》、《连环图画水浒》、《连环图画封神榜》。自此，上不了台面的小人书有了个学名“连环图”。我们这两本书比这时间早。
连环图：手工装裱与印刷术混杂的年代
玩收藏的人都说，东西不上手，是学不到东西的。这前一个“东西”指的是古玩，后一个“东西”指的却是知识。因为手头有了这两本东西，我们的确是学了不少东西。《中华印刷通史》称“近代印刷术在十九世纪初开始的百余年中陆续传入中国……其传入时间，一般均以在中国本土用西方铅活字制作技术制作中文铅活字的1807年为始。客观上，西方近代印刷术传入中国的时间和用西方近代印刷术研制中文铅活字，以及采用近代凹版印刷技术印制中国地图和图画，均比在中国本土制作中文铅活字的1807年为早。”那么我们这两本书岂不是有可能再往前再推个六十年？
我们这两本书文字有中英混排的问题，还有字体大小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是，再往前推个60年技术上可不可能。《中华印刷通史》告诉我们的是“1858年（咸丰八年），美国长老会派遣姜别利（William Gamble）来华主持美华书馆事务。姜别利早年曾在美国费城学习印刷，来华后，鉴于汉字字体复杂，字数繁多，且雕刻阴文字模，字体细小，镌刻困难，乃于1859年在宁波创制电镀字模。其法乃先用黄杨木做字坯镌刻反体 阳文，再镀制紫铜阴文，然后将此紫铜正体阴文字模锯成单字，镶入黄铜壳子。此法不仅大 大减少了镌刻工时，而且质量甚佳，即使蝇头小字，也能雕刻。此后，姜氏将汉字按照西文活字规格，制成七种不同大小的汉文活字，分别命名为：一号″显″字，二号″明″字，三号″中″字，四号″行″字，五号″解″字，六号″注″字，七号″珍″字。由于这七种汉文铅字的大小分别等同于西文的七种铅字（字身高度为23.546mm、0.927英寸），从而解决了 中西文的混排问题。”
这种追索因为存了期望，所以很容易就产生了失望。1906年再往前推60年是1846，显然已经早于1858（咸丰八年）。《中华印刷通史》又道，“美华书馆姜别利创制的七种活字，制作快、质量好，应用甚广。上海馆、土山湾印 刷所、同文馆印刷部等都曾采用之。”一般说来，虽然姜氏之前还有刻模铸字的方法，除非我们能找到早期的《申报》，通过对照，证明这两本书用的字体不同于《申报》，否则再推前60十年是不可能了。
观察两书的文体，中文显然出自中国人。英文用词准确，显示非常好的文字驾驭能力及以英文为第一语言的自信，但是错别字却显而易见，我得不出结论。这种事情请教一个英语为母语的人会保险的多，找到了Ms. Yvonne Forest，一位澳洲女士，家中藏有多本百来年前的英文小说。她看了，对图画喜欢得不得了，对文字，她告诉我说，《陈三五娘》的印刷字体相当一致，可能是机器排字。翻译得很好，有几处拼写漏了个把字母，都是不细心的错误，可以确认出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士。而《三国志全图》字母印刷偶有高低，显示了手工小锤植字的特征。这人英文很好，但对英文书写相当生疏，单词拼写失误颇多，使得她对译者到底是不是以英语为母语极为疑惑。我听了，百思不得其解。过了一个晚上，起床的时候伸个懒腰，突然恍然大悟。其实译者和植字的工人应该是两个人，我仿佛已经看到植字工人面对草草写在纸上的英文，皱着眉头，这个到底是“a”字呢还是“e”字？猜半天以为猜对了，找出一个字母来，狠狠心敲下去，松了口气，或许还像我一样伸了个懒腰。结果一百年后，Ms. Yvonne Forest一看，还是错的。《陈三五娘》是否机器排字需进一步确认，可以明确无误的是当时英文活字有了统一规格，植字已经标准化了。更重要的是递给植字工人的那张纸上的文字是打字打出来的，偶然打错的字植字工人也植错，这是硬道理。这说明了什么？中文他不会错，英文他只懂得一个一个字母去对，这说明了植字工人是中国人，这两本书都是在中国完成的。WWW.tAocI52.COm
两本书对比，再拿这两本书跟1927年后的连环图对比，显示了一个完整的进化过程。连环图应该讲故事，但是《三国志全图》没有这样做。《陈三五娘》讲故事了，但总体的观念还在原先的框架里。用高倍放大镜观察，纸张的正反面纤维不同，可以推论这两本书用的是两层或多层宣纸互托而成的纸。造这两本书的人以为自己是在做衣裳，这纸上下均用粉红色的宣纸再滚了约一毫米的边，他不知道图书可以不彩色，可以不装裱，更不知道图书应该大量生产，这真是连环图的混沌时代，继承的是中国字画装裱的精细，一只脚却迈进了印刷，文字配画面，故事连环发展的时代。
图画用的是绢。画面着色出自人手没有争议，图画的线条按我的观察亦象是手绘，但画十本可以，画一百本就有点不通情理了。给朋友看，也有人认为线条出自印刷，毕竟那个时代石印技术已经流传，绢上印刷技术上应该没有难度。不敢确认是因为：一来，自己不是这行的行家，二来，遍寻资料找不到有绢上印刷一类的记载。
这书也许还有同类存世。1906到1924跨度18年，虽说这书没有出版社，但两本书的装订一模一样，显然，上百年前已经有人扎扎实实在做介绍中国文化的事了，一坚持就是十八年。我们假设它一年仅出版一书十本，三国演义作为第一本是符合情理的，一直出版到了一个闽南粤东地区的爱情故事，的确也近尾声。假如我们的假设合理，那么一共应该有180本曾经面世。这书中英互译，出口到了英美地区，流传下来的几率反倒高了。美丽的东西，除非天演灾祸和战争，人们珍之惜之。近百年来，英美地区的确受上天顾眷颇多。
这已经很好了。我们动了心只因它勾起了我们童年的回忆，我们见而喜之只因它的美丽，然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100年前有这样一种图书：工笔绢画，滚边宣纸，绫边装裱，中英印刷，册页装帧，这是连环图洪荒年代的精品，在任何的资料中都未曾记载。
精选阅读
4000年前陶器什么样？
①椭圆形豆
②盖豆
③泥质红陶罐
④盉
⑤高柄豆
上个双休日，平湖市博物馆底楼大厅里比平时要显得热闹不少，几位来自省考古所的专家正对庄桥坟遗址墓葬内出土的数千件陶器进行分类整理。修复完成的陶器，按照时间顺序整齐地排列着。“这里的陶器都是墓葬里出土的，初步统计在3000件左右，完成所有出土器物的整理工作需要一年半的时间，预计到今年年底应该能完成。”昨天下午，庄桥坟遗址考古队领队、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民对记者说。
出土陶器3000件
据了解，平湖庄桥坟遗址是在2003年5月下旬被发现的。当年6月1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平湖市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进驻林埭镇群丰村，对庄桥坟遗址进行了长达15个月的抢救性考古发掘。
徐新民说，该遗址墓葬位于人工堆筑的土台上，分布相当密集。一些墓葬规模较大、等级较高，可能与当时的社会结构有关，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有着重要意义，“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入围了当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评选。”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其中包括一级文物——带木质犁底的分体式石犁。除了这些文物外，还有大量的陶器、石器和玉器。徐新民说，目前整修的陶器是分两次发掘出土的，前后历时一年多。“这些陶器都是当时的祭祀陪葬品，并不是生活中的实际器具。”平湖市博物馆副馆长张蜀益说，最大的墓葬出土随葬品几十件，而有些墓葬出土器物只有一两件甚至没有，这说明当时已经出现贫富差距与等级观念。
修复是件细致活
据了解，从去年8月开始，徐新民带领专业人员来到平湖市博物馆，开始对这些有4000多年历史的陶器进行修复。
平湖市博物馆野外文保部主任田敏告诉记者，因为年代久远，几乎所有的陶器都已经破损，完整器物较少。为了修复这些文物，考古人员在发掘时会进行仔细辨认，按照出土位置和陶片的质地、颜色进行分析、编号，最大限度保留文物的原始信息。
“有些陶器的胎壁非常薄，修复起来得十分小心。”徐新民告诉记者，如果稍有不慎的话，不但修不好，反而会进行二次损坏。据悉，最薄的陶器胎壁厚度仅在1毫米左右，修复的技术含量相当高。
珍贵宝贝可不少
已经修复好的陶器如今正在按墓葬编组，按时间早晚排队，通过对这些器物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墓葬主人的身份、地位等。
这些陶器看得记者眼花缭乱，张蜀益担当起了临时讲解员，向记者介绍了几件特别新奇的陶器，他也想让晚报的读者领略一下4000多年前古人的手艺与聪慧。
陶器①：豆是古时一种放食物的器皿，眼前的这件豆呈椭圆形，有一个盖子，豆的边缘有4个小耳。张蜀益说，从去年重启修复工作到现在，3000多件陶器里只发现了这么一件形制特殊的豆，这在其他同时期遗址中也极少见。当时这件椭圆形豆修复后让所有人都感到很振奋。这种形状的豆据猜测可能是现在盘子的源头。
陶器②：这是一件盖豆，盖子倒过来也可成为一件豆，行使豆的功能进行摆放物品。这种形状的豆在商周时期的遗址中也有出土，只是那时已经用铜来制作了，具有礼器的功能。这种形状的陶豆遗址中出土较少，相信也是一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才能使用。
陶器③：这是一件泥质红陶罐，放在众多灰色的陶器中很明显。在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以灰陶为主，这种红色或者橙色的泥质陶器物只有四五件。这件陶罐的特殊之处在于胎壁较厚，拿在手里比较沉，口沿还有分布均匀的戳印纹。这说明当时的居民在制作时初步懂得装饰。
陶器④：这件陶器名叫盉，是一种盛放液体的容器，有点像现在的水壶。这件盉底部有3只短足，器身一侧带有宽把，与把相对的一侧有“流”，倾倒液体时不向其他部位流出，这种设计极为精巧，说明制作者具备了相当的才智。
陶器⑤：这是一件高柄豆，这件陶器最吸引人之处在于陶豆内底中心部位刻有纹饰图案，这图案是两只体形较长的动物，均匀分布在陶豆内，身形略微弯曲，有些像龙，形象非常生动。这也是在这些陶器里目前唯一发现的具有写实图案的器物。
4000年前陶器什么样？ 古代瓷器知识
①椭圆形豆
②盖豆
③泥质红陶罐
④盉
⑤高柄豆
上个双休日，平湖市博物馆底楼大厅里比平时要显得热闹不少，几位来自省考古所的专家正对庄桥坟遗址墓葬内出土的数千件陶器进行分类整理。修复完成的陶器，按照时间顺序整齐地排列着。这里的陶器都是墓葬里出土的，初步统计在3000件左右，完成所有出土器物的整理工作需要一年半的时间，预计到今年年底应该能完成。昨天下午，庄桥坟遗址考古队领队、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民对记者说。
出土陶器3000件
据了解，平湖庄桥坟遗址是在2003年5月下旬被发现的。当年6月1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平湖市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进驻林埭镇群丰村，对庄桥坟遗址进行了长达15个月的抢救性考古发掘。
徐新民说，该遗址墓葬位于人工堆筑的土台上，分布相当密集。一些墓葬规模较大、等级较高，可能与当时的社会结构有关，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有着重要意义，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入围了当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评选。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其中包括一级文物带木质犁底的分体式石犁。除了这些文物外，还有大量的陶器、石器和玉器。徐新民说，目前整修的陶器是分两次发掘出土的，前后历时一年多。这些陶器都是当时的祭祀陪葬品，并不是生活中的实际器具。平湖市博物馆副馆长张蜀益说，最大的墓葬出土随葬品几十件，而有些墓葬出土器物只有一两件甚至没有，这说明当时已经出现贫富差距与等级观念。
修复是件细致活
据了解，从去年8月开始，徐新民带领专业人员来到平湖市博物馆，开始对这些有4000多年历史的陶器进行修复。
平湖市博物馆野外文保部主任田敏告诉记者，因为年代久远，几乎所有的陶器都已经破损，完整器物较少。为了修复这些文物，考古人员在发掘时会进行仔细辨认，按照出土位置和陶片的质地、颜色进行分析、编号，最大限度保留文物的原始信息。
有些陶器的胎壁非常薄，修复起来得十分小心。徐新民告诉记者，如果稍有不慎的话，不但修不好，反而会进行二次损坏。据悉，最薄的陶器胎壁厚度仅在1毫米左右，修复的技术含量相当高。
珍贵宝贝可不少
已经修复好的陶器如今正在按墓葬编组，按时间早晚排队，通过对这些器物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墓葬主人的身份、地位等。
这些陶器看得记者眼花缭乱，张蜀益担当起了临时讲解员，向记者介绍了几件特别新奇的陶器，他也想让晚报的读者领略一下4000多年前古人的手艺与聪慧。
陶器①：豆是古时一种放食物的器皿，眼前的这件豆呈椭圆形，有一个盖子，豆的边缘有4个小耳。张蜀益说，从去年重启修复工作到现在，3000多件陶器里只发现了这么一件形制特殊的豆，这在其他同时期遗址中也极少见。当时这件椭圆形豆修复后让所有人都感到很振奋。这种形状的豆据猜测可能是现在盘子的源头。
陶器②：这是一件盖豆，盖子倒过来也可成为一件豆，行使豆的功能进行摆放物品。这种形状的豆在商周时期的遗址中也有出土，只是那时已经用铜来制作了，具有礼器的功能。这种形状的陶豆遗址中出土较少，相信也是一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才能使用。
陶器③：这是一件泥质红陶罐，放在众多灰色的陶器中很明显。在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以灰陶为主，这种红色或者橙色的泥质陶器物只有四五件。这件陶罐的特殊之处在于胎壁较厚，拿在手里比较沉，口沿还有分布均匀的戳印纹。这说明当时的居民在制作时初步懂得装饰。
陶器④：这件陶器名叫盉，是一种盛放液体的容器，有点像现在的水壶。这件盉底部有3只短足，器身一侧带有宽把，与把相对的一侧有流，倾倒液体时不向其他部位流出，这种设计极为精巧，说明制作者具备了相当的才智。
陶器⑤：这是一件高柄豆，这件陶器最吸引人之处在于陶豆内底中心部位刻有纹饰图案，这图案是两只体形较长的动物，均匀分布在陶豆内，身形略微弯曲，有些像龙，形象非常生动。这也是在这些陶器里目前唯一发现的具有写实图案的器物。
元代磁州窑画枕上的道教故事——陈抟避诏
“陈抟避诏”画枕陈抟避诏画枕陈抟避诏画枕
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收藏一方元代瓷枕(图3)，出土于磁县岳城水库。枕为长方形，长37.1厘米，宽15.8厘米，高12.4厘米。通体采用白地黑花装饰，前后立面开光内为缠枝牡丹，底部印有钟形“王氏寿明”窑戳。枕面开光外为4朵繁茂的花卉，左侧边框内书“漳滨逸人制”五字，开光内为主题图案。画面的背景是雾气缭绕、古柏参天的深山，右侧山门前有两人，童子打开山门，接过师傅的宝剑正欲进入洞府，闻听身后有人传唤，蓦然回首，只见两位衣饰华丽的朝廷特使来到山洞前，他们的脚下乱云飞舞，仿佛腾云驾雾而来，其中一位官人手持笏板，一位仕女双手捧盘，应皇上之命来下诏书。
这幅画枕表现的是道教中著名的“陈抟避诏”的故事。陈抟(871～989年)为五代宋初著名道教学者和道教诗人，字图南，自号扶摇子，赐号“希夷先生”。年轻时举进士不第，便发誓不求仕途，遂隐身山林，苦心修道，名声大振。后唐时明宗皇帝闻听他的高名，派使者持诏邀其出山。陈抟不敢抗旨，只得来到洛阳晋见。面见天子时，陈抟却不下拜，满朝文武大惊失色，明宗却说：“高士是不用常礼来对待的。”明宗想让他在朝中担任要职，但被陈抟婉言推辞。明宗派人将他送到宾馆悉心照料，陈抟一无所感，早晚只在蒲团上打坐，明宗三番五次驾临礼贤宾馆，陈抟故作睡卧，不久飘然而去。
后周时陈抟移居华山。显德三年(956年)，周世宗柴荣闻听陈抟的大名，特地将他召来，探问国运的长短。陈抟吟出四句诗：“好块木头，茂盛无赛。若要长久，添重宝盖。”此诗前面指的是“荣”字，后面指的是“宋”字，其意是说唯有宋朝才能国运长久。世宗并没有领会诗中的含意，见他学识渊博，既是儒学之师，又是道学老祖，便任命他为“谏议大夫”。陈抟写了长达千言的辞谢书，辞别朝廷，柴荣只得赐号“白云先生”，任其所往。
公元960年，赵匡胤平定天下当上了宋朝的皇帝，屡次派人迎取陈抟入朝，陈抟不肯，远离尘世，不知去向。
太宗赵光义登基后曾两次召见陈抟，向他求教修养之道，并赐号“希夷先生”。太宗想将他留在朝中，但知道他无意于功名利禄，便由他而去。
华山南峰天门西北有一处名为“避诏崖”的石洞，传说就是陈抟为躲避宋太宗诏征的藏身之地。陈抟在《答使者辞不赴召》中有“山色深庭供画障，松声万壑即琴弦。无心享禄登台鼎，有意求仙到洞门”的诗句，枕面上的山中景色和情景正是这一诗句的生动描绘。
商周时期 (公元前206年)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古代瓷器：元代磁州窑画枕上的道教故事——陈抟避诏
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收藏一方元代瓷枕(高士是不用常礼来对待的。明宗想让他在朝中担任要职，但被陈抟婉言推辞。明宗派人将他送到宾馆悉心照料，陈抟一无所感，早晚只在蒲团上打坐，明宗三番五次驾临礼贤宾馆，陈抟故作睡卧，不久飘然而去。
后周时陈抟移居华山。显德三年(956年)，周世宗柴荣闻听陈抟的大名，特地将他召来，探问国运的长短。陈抟吟出四句诗：好块木头，茂盛无赛。若要长久，添重宝盖。此诗前面指的是荣字，后面指的是宋字，其意是说唯有宋朝才能国运长久。世宗并没有领会诗中的含意，见他学识渊博，既是儒学之师，又是道学老祖，便任命他为谏议大夫。陈抟写了长达千言的辞谢书，辞别朝廷，柴荣只得赐号白云先生，任其所往。
公元960年，赵匡胤平定天下当上了宋朝的皇帝，屡次派人迎取陈抟入朝，陈抟不肯，远离尘世，不知去向。
太宗赵光义登基后曾两次召见陈抟，向他求教修养之道，并赐号希夷先生。太宗想将他留在朝中，但知道他无意于功名利禄，便由他而去。
华山南峰天门西北有一处名为避诏崖的石洞，传说就是陈抟为躲避宋太宗诏征的藏身之地。陈抟在《答使者辞不赴召》中有山色深庭供画障，松声万壑即琴弦。无心享禄登台鼎，有意求仙到洞门的诗句，枕面上的山中景色和情景正是这一诗句的生动描绘。
秦汉以前和三国两晋茶具事业的发展
秦汉以前：巴蜀是中国茶具事业的摇篮
顾炎武曾道：“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认为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之后才开始传播开来，肯定了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起来的。这一说法，已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认同。巴蜀产茶，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或更早，巴蜀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茶区，并以茶为贡品.关于巴蜀茶业在我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王褒的《童约》，才始见诸记载，内有“烹荼尽具”及“武阳买茶”两句。前者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仅饮茶成风，而且出现了专门用具﹔从后一句可以看出，茶叶已经商品化，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了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不仅仅是在秦之前，秦汉乃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三国两晋：长江中游成为茶具事业发展壮大
秦汉时期，茶业随巴蜀与各地经济文化而传播。首先向东部、南部传播，如湖南茶陵的命名，就是一个佐证。茶陵是西汉时设的一个县，以其地出茶而名。茶陵邻近江西、广东边界，表明西汉时期茶的生产已经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三国、西晋阶段，随荆楚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较好的经济文化水平，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逐渐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三国时，孙吴据有东南半壁江山，这一地区，也是这时我国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此时，南方栽种茶树的规模和范围有很大的发展，而茶的饮用，也流传到了北方高门豪族。西晋时长江中游茶业的发展，还可从西晋时期《荆州土记》得到佐证。其载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说明荆汉地区茶业的明显发展，巴蜀独冠全国的优势，似已不复存在。 南渡西晋之后，北方豪门过江侨居，建康（南京）成为我国南方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由于上层社会崇茶之风盛行，使得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向东南推进。这一时期，我国东南植茶，由浙西进而扩展到了现今温州、宁波沿海一线。不仅如此，如《桐君录》所载，「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晋陵即常州，其茶出宜兴。表明东晋和南朝时，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业，也著名起来。三国两晋之后，茶业重心东移的趋势，更加明显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