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童子像。
像生瓷也叫仿生瓷，在今天倒是经常可见，但是在大清朝只能官窑才有闲情逸致制作像生瓷，是清宫皇帝对生活和艺术审美的高追求。
官窑像生瓷（仿生瓷）在清朝得以发展，跟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分不开的，他们都喜欢瓷器，而且将中国古代瓷器制作和瓷器鉴赏发展到巅峰。而执行力最强的还是雍正皇帝和督陶官唐英。
清雍正六年（1728年），醉心于陶瓷工艺的改进督陶官唐英入驻景德镇，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不仅把《陶成纪事碑》里的57种陶瓷继续发扬光大，还自创一类，从仿自然到仿器具，无所不仿，有松石，有珊瑚，有虾蟹海螺等。就这样，清代的仿生瓷在一夜之间成熟起来，并攀上顶峰，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成为绝唱。
仿生瓷器从出现那一刻起，其烧制就被朝廷垄断，用专窑专烧；或由朝廷设定标准，用窑不限，最后由朝廷派专人按统一标准验收，合格者统一采办，所以，能留存于世的清代仿生瓷基本上都是以官窑器为主。由于官窑仿生瓷的生产数量本身有限，加之瓷器又容易坏，目前留存于世的清官窑仿生瓷并不多见，而且大多收藏于国内外的大型博物馆内。
像生瓷在乾隆年间最为盛行，模仿的生物种类有很多：如禽鸟类；海中生物类，如海螺、螃蟹等；果品类，如瓜果盘，盘内盛有石榴、樱桃、瓜、栗子、花生；草虫类，如蝉、蝈蝈、螳螂等。还有仿青铜器、金属、漆器、大理石纹盒、木纹盒、织金锦、锦皮书函等等，实在逼真精美至极。
像生瓷（仿生瓷）特点1.像生瓷（仿生瓷）仿制各种工艺品。“乾隆有专仿木制各皿， 望远俨然如木而质为瓷者， 名曰仿木釉； 有仿漆器者名曰仿漆釉； 有仿景泰法琅者， 名曰仿景泰釉； 此外更有玳瑁釉， 石釉， 花釉等等， 骤视绝不类瓷， 细辨始知皆釉汁变化神奇之至也。
2.象生瓷。象生瓷是指模仿花果类或动物形象的瓷器， 是“唐窑”专门为宫廷生产的高级陈设和玩赏品。吴自牧 《梦梁录·四司六局筵会假赁》 曰：“果子局， 掌装簇钉盘看果、 时新水果……象生花果。”
从陶瓷发展史看， 明清之际， 宜兴象生紫砂器的制作十分成功， 并开象生瓷制作之先河。 但只有到了乾隆时期的唐窑， 因景德镇陶工对釉、 彩配方及烧窑技术的熟练掌握， 才能做到随心所欲地仿制各种物品， 使象生瓷技术得以升华。
3.仿制生活用品。乾隆时期， 由于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 特别是在皇室内得到崇信后， 使得藏蒙地区的喇嘛僧侣与清宫交往频繁， 因此一些藏民族风俗的生活用器大量出现在宫中， 给瓷器仿制提供了条件。 清宫中仿制藏蒙习俗的生活器皿主要有： 仿金属制品盛酒器的僧帽壶、 仿银制盛乳汁或酒的多穆壶、仿铜制酥油灯的高足杯、 仿西藏喇嘛僧侣用的木质碗等。
4.仿制宗教用品。清朝皇帝尊崇、 优待喇嘛， 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乾隆时期是藏传佛教最兴盛的时期， 乾隆皇帝不仅凭借国力不惜巨资， 在全国修建了众多藏传佛寺庙， 以此表示朝廷对藏传佛教的崇奉，提高清帝在藏传佛教领袖中的威望， 以使他们竭诚拥戴清朝政府。
仿生瓷海螺您能看出来这是瓷器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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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御瓷九秋同庆鉴赏
清宫御瓷九秋同庆：康熙后期清宫彩瓷一改此前雄丽苍劲之风格，特别在吸纳西洋技艺之后，彩料细腻柔和，气息婉约清新，以致名品迭出，惊艳古今，焕发彩瓷魅力之新姿采。2010年秋天在北京保利上拍的“御制珊瑚红地珐琅彩九秋同庆碗”即为当中杰出的一例，成交价高达448万元。
此器隽秀而娇巧，优雅而尊贵，胎体细薄坚致，内壁施白釉，温润莹美，外壁敷设珊瑚红彩为地，色泽匀净浓妍，以诸色珐琅彩料绘就牡丹、秋葵、菊花、兰花、罂粟花、秋海棠、山茶、芍药、栀子花等九种秋天盛开的花卉，构成九秋图，图中花枝招展，风姿绰约，妍美妩媚之态在秋日华光之下一展无遗。画匠以墨彩勾勒花枝叶脉，覆以各式彩料，斑斓绚丽，其中墨绿一色极为凝厚鲜亮，翠韵悠然，为后世所不及，釉上蓝彩淡雅悦目，为康熙后期彩瓷的重要色彩。此器绘画技巧高超，借以彩料之浓淡的变化来表现花叶的阴阳向背，突出花卉的立体质感。布局繁密而有致，不减清疏之气，亦见设计构图之佳妙。因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遂采集九种秋草于一图，寓意九秋同庆，共贺丰收。底为青花双方框“康熙御制”四字款，为内府标准的宋椠体，笔道硬朗，端庄周正，青花深沉，紧贴胎骨。
近二十年来学术界曾出现一种观点认为康熙珊瑚红地彩绘花卉纹碗系列属于五彩而非珐琅彩瓷，并在鉴藏界产生较大的影响，然而此说未能细审珐琅彩瓷的烧造背景，故多有不妥之处。随着对清宫档案的深入研究，关于康熙珐琅彩料研制的诸多史料揭示，其实珐琅彩瓷创烧成功的过程不是孤立的，除了直接复制西洋彩料以外，在研制当中不断吸收康熙时期五彩瓷器的技术，包括部分彩料的配置均与五彩存在许多相同之处，也即是说一件康熙珐琅彩瓷不单敷饰纯粹的西洋颜料，也使用了五彩当中的大部分颜料，基本化学成分一致，因此瓷胎画珐琅器不是纯粹西洋舶来之物，而是与中国传统彩绘技术、原料相结合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脱胎于五彩而融入西洋因素为主导的产物。如果我们以此心态看待本品所代表的康熙珊瑚红地彩绘花卉题材的御瓷即可理解它们自身具备五彩的风格，但是彩料的种类上更为丰富，而且色泽、画法与康熙朝公认的珐琅彩瓷毫无差别，尤其写款一项，所有康熙五彩御瓷当中未见署写“康熙御制”的款式，唯独珐琅彩瓷方见，因此性质上仍应归属珐琅彩瓷。
官窑瓷赏玩：雍正瓷价格是风向标
中国古代陶瓷文化发展到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为最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瓷器，古玩收藏界俗称清三代瓷器。20世界70、80年代，中国传统的古玩收藏活动刚开始复兴之时，古玩收藏以文化休闲收藏为主，其交易除了过关的文物商店外，绝大部分的交流在私人收藏者之间进行。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古玩书画艺术品拍卖业的腾飞，传统的文化休闲型收藏开始转型为文化投资型收藏。尤其是新世纪后，继房地产、股票投资热之后，艺术品投资热，正在成为第三种热门的投资潮流。而在拍卖市场上，最热门的瓷器就是清三代的官窑瓷器。那么，清三代的官窑瓷器的收藏拍卖行情，是代表整个中国古陶瓷的收藏拍卖行情，者属于粗线条的划分。如再细分下去，清雍正官窑瓷器，才是中国古陶瓷的收藏拍卖真正的风向标。
一、先从历史上清三代瓷器的品质产量来分析1、清康熙瓷器：清康熙瓷器以青花、五彩为特色，康熙青花“青分无色”的工艺虽然进入青花瓷器的最高艺术境界，但清康熙青花拍卖价格难匹敌用进口“苏麻离青”料绘制的幽雅的元青花、明永乐青花的拍卖价格。且清康熙十年前官窑瓷器也不允许署大清康熙年制帝王年号款，清康熙传世的官窑青花、民窑青花数量和总舵，其本身鉴定就比价混乱。这也是清康熙青花拍卖价格上不去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康熙五彩，虽然审美趣味上超越了明嘉靖、万历繁缛的康熙五彩。相比之下，清康熙五彩因粗劣而等而下之。再说清康熙六十一年，瓷器产品产量众多，也影响了其均衡的价格行情。
清雍正珐琅彩课子图碟
2、雍正瓷器：雍正一朝仅十三年。其彩瓷发展真正进入鼎盛时期。尤其是清雍正皇帝登基之后，对瓷器的兴趣更加浓厚。从《养心殿造办处各作做成活计清档》来看：“练闻得瓷器胎骨过三年后烧造更好，将此缘故亦传给年希尧知道。”“着变信与年尧，将霁红、霁青、钧窑、汝窑小花盆、水莲烧造出来。先做木样呈鉴，朕看准时再发者烧造。”由此可见，先年希尧，后唐瑛当时为宫廷当度套管。而真正的设计师和督陶者是身居紫禁城的雍正皇帝本人。清雍正时期倾一国锅里烧造官窑粉彩瓷、珐琅瓷器，此产品品质之细，登峰造极。
所以，明清官窑彩瓷的代表是粉彩瓷，珐琅彩瓷又是其代表中的代表。
此外，请用增官窑瓷产品非常稀少。如清雍正官窑款青花缠枝莲赏瓶仅发现数件，而清乾隆青花赏瓶不计其数。清雍正青花官窑款竹石芭蕉、玉壶春瓶。苏富比2005年成交价487.6万元，同类清乾隆玉壶春瓶，拍卖成交价仅40万元。两者相差是被。由此推测：其产量雍正也可能少于乾隆产量的是被。此外，清雍正仿宋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产品也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准，数量少、品质佳，拍卖行情稳定，这是清雍正官窑瓷器的价格作为中国古陶瓷艺术品的拍卖行情风向标是最合适的。
二、再以当代明清彩瓷拍卖排行榜来分析：清雍正官窑瓷价格作为中国古陶瓷拍卖行情风向标也是当之无愧的如2007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一对清雍正粉彩连枝福寿双金碗以5021.28万元又创2007年拍卖新纪录。此前的2002年5月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清雍正粉彩蝠桃福寿纹橄榄瓶，以4399万元，创的那是中国瓷器拍卖世界纪录。以2007年6月为线，中国市场历来成交价超过百万元的雍正瓷器月262间。其中22间超过千万元，22间超过500万元，2007年22间成交超过千万元的雍正瓷器中，粉彩器以9见占雍正瓷器的鳌头。青花、青花釉里红及青花加彩器5间，珐琅彩3间，色釉瓷3间，斗彩及斗彩加粉彩器2间，均在2007年春拍成交。
除元青花外，清雍正官窑瓷器，现已成为海内外中国明清彩瓷拍卖价格的参照表。事实上可称为中国历代官窑瓷价格连年商场的风向标。
所以，赏玩历代官窑瓷，能见上乾隆瓷真伪品质是工地；投资历代官窑瓷器，能分析雍正瓷价格走向是关键。当一位官窑瓷器收藏投资者，能在雍正官窑瓷连年攀升的行情分析中，能觅到的对象，其离官窑瓷投资成功已经不远了。
唐代的单色釉瓷器的极致“釉”惑
唐代是我国瓷器大发展的时期，瓷器制作可为以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而跨入真正的瓷器时代。因为陶与瓷的分野，在乎质白坚硬或半透明，而最大的关键在於火烧温度。这一时期的青瓷与白瓷，风格古朴雅致、光彩润泽，充分展示了东方神秘古雅的魅力。本文介绍的这几件唐代瓷器，或是墓葬出土，或是早年从民间征集所得，虽然色釉和器种都较单一，造型亦不太豪华，但时代特征十分突出，被视为国家珍贵文物之列。
白瓷螭耳小瓷注（图1），圆肩，喇叭形侈口，造型显修长。束颈，圆肩，鼓腹，平底。从口沿内侧至肩部，附贴双螭盘绕曲柄高出口沿，柄对侧肩部有一圆形短流，流和注身相接处附加一周瓷泥条，其上压印梳齿纹，胎质白而细腻，釉不及底。高8.8厘米、口径3厘米、底径3厘米。
绿釉壁注（图2），宝鸡水泥厂唐墓出土，口微敛，短颈，圆肩，四瓣瓜棱鼓腹，玉环形圈足，足外撇，肩部有一圆形短流，流口残，与流相对的腹部附一环形曲柄，柄上端与腹交接处附贴似兽面状的圆形瓷泥饼装饰。夹细砂黄泥胎，胎上有一层白色化妆土，器表施绿釉，釉层不均，泪痕斑斑，白绿相间，流若浮云，纯朴温雅，底露胎。高10厘米、口径3.1厘米、足径5.8厘米。
黑釉瓷注（图3），喇叭形侈口，长束颈，丰肩，筒状腹下收成平底，颈肩部有一条形曲柄，柄中部下为糟形，与柄相对的肩部有一圆形短流。夹砂浅灰胎，胎骨稍厚，釉色黑中微泛褐色，施釉不及底，高16.6厘米、口径6.8厘米、底径8.4厘米。
白釉贴塑折枝花四足小水盂（图4），呈椭圆形。马鞍形椭圆口微敛，斜肩，扁腹外鼓，平底。肩部一周梳齿纹，从肩部向下，附贴四条压印斜方格的条形装饰，到底部变为四个兽蹄形足，被分割的四个部分各贴塑一折枝花叶，每个花叶由五个叶瓣组成，叶瓣上有两道叶筋。胎骨细白坚致，釉色白中略泛灰色，施釉不及底。高6.1厘米、口径5.1—3.5厘米、底径4厘米。
白釉瓷盒（图5），由盖和盒体两部分组成，并有母子口扣合严密，圆顶稍鼓，直壁，下腹壁内折，平底。盖与盒体扣合处外壁施釉一周，胎质细白，烧结致密，釉色洁白，光亮莹润。通高5.8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4厘米。
从这些馆藏瓷器可以看出，唐代的瓷器以单色釉为主，唐代的陶瓷生产虽有“南青”与“北白”之说，但这只是对整个唐代陶瓷发展情况而言的，从考古发现来看，白瓷占的比重还是较大，这些白瓷选料考究，质地好，制作精，造型整，胎坚硬，釉洁白。青瓷相对发现较少，这也可能与地域之差别有关。绿釉壁注器虽白绿相间，白釉中挂以绿色彩条，但其实是单一的绿釉，观之釉层不均，泪痕斑斑，似有三彩艺术风格。黑釉瓷注亦是如此，不仅色调单一，而且瓷胎较粗，施釉不到底，这是唐代邢窑比较典型的风格。其器型多为日常生活需用的壶、罐、盒等。执壶是唐代最为常见的一种，其款式多样，多有棱形圆柱短流，壶腹一般为椭圆形或瓜棱形，壶柄为双排曲柄，壶口多为喇叭口，外部施釉不到底，底多为微微内凹的平底。充分展现了唐代风格。
重阳敬老与寿星捧桃瓷像
寿星，是民间传说中主宰人间寿夭之神，即南极老人星。在古代，寿星的地位极为崇高，《尚书》说:(人有)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中“寿”排在首位，可见人类对长寿的追求是亘古不变的。自东汉起，祭祀寿星与敬老活动结合在了一起，列入历朝历代的祭典，并由帝王亲自主持祭祀仪式，直到明代洪武年间才废除。但此后，民间对寿星的崇拜却更为普遍了。
自有寿星崇拜以来，其形象有一个逐渐演变发展的过程，到清代已基本定型。河北省博物馆藏有一件清康熙年间的素三彩“寿星捧桃瓷像”，就是一位天庭饱满、鹤发童颜的古装老者，手捧鲜桃，含笑而立，那慈祥和蔼的面容，令人感觉可亲可敬……由此可见，银发长须、头高额隆、大耳短躯、面目慈祥——凡此种种形象特点，于寿星而言是缺一不可的。素三彩，是一种极为珍贵的釉上彩瓷器品种。这种工艺始创于明成化年间，到清康熙时已日臻成熟。这个时期景德镇的素三彩瓷器极负盛名，是素三彩制品最为精致的时代。素三彩常见的颜色有黄、绿、紫，其制作方法是在高温烧成的素胎上用彩釉填在已刻划好的纹样内，再经低温烧成，因颜色中没有红色等鲜艳色彩，显得素净、淡雅，故名“素三彩”。当然，“三”在文言中有“多”的含义，所以素三彩并不限于黄、绿、紫两种颜色，譬如这件“寿星捧桃瓷像”中，寿星的内衣为绿色，飘带为黄色，外衣和靴子则是施以褐色釉。在此，黄、绿、褐虽皆为素色，但釉色却很鲜艳，因此并不给人以沉闷浓重之感。
据陶瓷鉴定大师耿宝昌回忆，20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曾下文在全国征集搜寻素三彩器物，但所获甚微。另据琉璃厂的老人回忆，真品清康熙素三彩大件，在民国时期就已罕见。近些年来，国内外各大拍卖会上的各类素三彩也很少见，其中尤以清康熙时期的素三彩价值最高。据悉，河北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寿星捧桃像”，是1965年束鹿县信托公司收购的。尽管其可能是曾散落于民间的旧物，但其完好的外观却显示出十分完美的品性:瓷质坚致细密，刀法娴熟、雕工细致。老寿星神态自若，清秀飘逸，古拙厚重与秀丽轻盈的气象兼而有之，清康熙紊三彩瓷之珍贵，由此可见一斑。
清宫限量复制名瓷亮相世纪坛
“天下吉祥”大清国宝名瓷展近日在中华世纪坛举行，展览首次汇集了中国文物学会联同艺术大师精选康乾盛世时期的12种国宝。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物学会联同艺术大师，精选康乾盛世时期的国宝12种，命名为“天下吉祥”，进行原样限量复制。每种绝版发行80件，均有绝版编号和权威收藏证书。国宝名瓷“天下吉祥”近日在中华世纪坛展出发行。“天下吉祥”中的12件瓷器，是众位专家从清中期40万件国宝瓷器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可谓国宝三千选其一,每件都是国宝中的国宝。随行展出的还有清代著名宫廷画师朗世宁所绘的“福禄寿喜”四条屏。
此套瓷器主釉色分珊瑚红与明黄两类，包含了清官窑瓷中的多种顶级器型和工艺，造型十分奇特精巧。中国文物学会有关专家介绍，为使“天下吉祥”制作工艺得到严格保证，文物专家专人专职全程跟踪督造每件国宝，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制坯、绘画、施釉，完全采用清代传统工艺、纯手工操作，严格遵循古法，确保柴窑烧制。
雍正赏玩的瓷盘 值多少钱
一个日本财阀家族在1900年至1945年间，从日本两大中国古董经销商——山中商会和茧山龙泉堂处，购买了一定数量的中国古玩。多为明代嘉靖、万历两朝和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窑作品。虽然规模不大，但品味高超，多年秘藏不露。其中最为珍罕的是清雍正粉彩过枝菊蝶九秋盘。除粉本相同和构图不同的各一件外，迄今别无第四件传世，当属内务府为雍正皇帝御用赏玩而烧造的珍贵品种。
●千百年秘不见人的官窑名品流入民间
大阪山中商会的山中定次郎和东京龙泉堂的茧山松太郎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4年)，山中定次郎到北京，在崇文门内开设山中商会北京支店。随后，茧山松太郎在北京崇文门内麻线胡同四十四号开设龙泉堂北京支店。这是日本古董界最早在北京开设的支店，主要收购中国古陶瓷器。
龙泉堂及山中商会北京支店一直延续到1945年，50年之久。其间，经历了大清帝国的光绪朝十四年，宣统朝三年。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随着大清王朝的崩溃，当时大量清宫藏品流入市井。北京的清王朝王公贵族纷纷变卖家产旧藏，千百年来秘不见人的赵宋官窑、永宣青花、清三代官窑名品得以流入民间市场。当时在北京的山中商会、龙泉堂北京支店，正赶上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从1911年至1945年，二者收购了大批中国历代陶瓷珍品，用船运回日本，获得了相当丰厚的利润，同时也使日本收藏界的中国陶瓷收藏提升到高水准。
●直接参与内务府拍卖会
在1911年至1924年间，山中商会、龙泉堂北京支店，除了从当地古董业界的渠道收购物品之外，最大宗的购买珍品，是直接参加了逊清室内务府举办的拍卖会。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可是以逊帝宣统为首的清皇室仍居住在紫禁城皇宫内。然而，今非昔比，在收不敷出的境遇下，自1911年至1924年，在溥仪出宫前的十几年中，由逊清室内务府不定期地举行物品拍卖会，拍卖清宫旧藏的瓷玉古铜物件等。这可能是中国由官方举办的最早的拍卖会了，亦是当时全世界最高水准的拍卖会，拍品全部出自清宫旧藏。
当时拍卖会由逊清室内务府主办，地点就在紫禁城神武门内西配殿。由内务府向在京城内有资信的古董商号发请柬。当时的山中商会、龙泉堂北京支店都在入选受邀请之列。商家接到请柬，按指定时间交纳保证金。当时尚无图录，发拍卖物品清单，并无起拍价格。由内务府人士带领承购商家进神武门内物品陈设殿观看，承购商家在物品目录上写出欲购物件的自报价格，交回内务府。十日后，由内务府下达通知，在景山西门内务府筹办处，由内务府人士宣布物品落槌价格及成交商号，然后交款取物。
●当时拍卖件件是真品
当时的拍卖，程序井然，中规中矩，且货真价实，件件是真品。公平竞标，出价高者，中标得物。日本的中国陶瓷藏品中顶尖级珍品多是来自这个时期。
在1911年至1924年间，内务府的类似拍卖不定期地举行，每场二百至三百件不等。这一时期，使日本古陶瓷收藏界得以直接收藏到清宫旧藏的顶级珍品。将近百年过去，老一代收藏家的藏品，有的归属了博物馆、美术馆，有的仍收藏于民间。
如今，保利拍卖公司征集到日本著名收藏家族珍藏近百年的陶瓷珍品，组成《菊採东篱-日本珍藏重要明清陶瓷》专场，拍卖这批清宫旧藏，也就知道雍正赏玩的瓷盘现在到底值多少钱？
“故字头”汝窑瓷器鉴赏——清宫旧藏
关于汝窑的传世数目有两种说法，一是根据《中国陶瓷史》的说法，认为传世不足百件。另一种说法是上海博物馆出版的《汝窑的新发现》中列举了传世汝窑瓷器六十五件，且注明了出处。
根据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统计，目前已知传世汝窑瓷器为七十七件。另外根据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馆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传世汝窑青瓷一览」的统计，世界范围内收藏的传世汝窑共计七十四件。（你别激动，这些只是博物馆有据可查的。你的没统计在列！）
北宋 汝窑天青釉圆洗
上海博物馆藏
北宋 汝窑天青釉玉壶春瓶
大英博物馆藏
北宋 汝窑天青釉盏托
大英博物馆藏
故宫博物院收藏传世清宫旧藏「故字号」汝窑瓷器十五件（另有两件为一九三五年郭葆昌捐献。尚有一件原清宫旧藏借拨给了国家博物馆，实际流传有序的汝窑瓷器故宫博物院现藏有十七件），另外属资料性质的汝窑瓷器一件（孙瀛洲先生捐献，底刻「丙」字）。
这十七件传世故字号汝窑瓷器分别旧藏于如下地点：
●「芥字号」—造办处、重华宫厨房存放两件
清初在紫禁城皇宫内廷养心殿置造办处。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年），除裱房等留在殿内外，其余迁至慈宁宫茶饭房。康熙三十二年开始设立作坊。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年）全部迁出养心殿，后又将部分作坊设在慈宁宫南、白虎殿（已废）北的青瓦建筑里，负责制造各种物品。
内廷西六宫以北五座院落统称为乾西五所，始建于明初，与东路的乾东五所相对称，由东向西分别称为头所、二所、三所、四所和五所，每所均为南北三进院，原为皇子所居。清代乾隆皇帝即位后，将乾西二所升为重华宫，头所改为漱芳斋并建戏台，三所改为重华宫厨房，而后拆建四、五所改建建福宫及花园，从而彻底改变了乾西五所原有的规整格局。
宋 汝窑天青釉洗及局部
口径12.8厘米，底径9厘米，高3.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芥三七七 旧藏收贮地：造办处、重华宫厨房
底刻“丙”字，铭乾隆御制诗文。诗文如下：“淡青冰裂细纹披，秘器犹存修内遗。古丙科为今甲第，人材叹亦或如斯。”乾隆甲午春御题。由此看来这件洗上面的“丙”字的刻写要早于乾隆御题诗的刻写时间。
宋 汝窑天青釉洗及局部
口径12.8厘米，底径8.9厘米，高3.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芥三七七 旧藏收贮地：造办处、重华宫厨房
●「籠字号」—南库四件●「劍字号」—乐寿堂、遂初堂一件乐寿堂为紫禁城东北隅宁寿宫后区中路建筑之一，其南是养性殿，其北有颐和轩。乐寿堂仿长春园淳化轩规制，其南北庭院东西廊壁嵌敬胜斋帖石刻。乾隆皇帝以此为退位后的寝宫，御题「座右图书娱画景」联句，故此堂亦称宁寿宫读书堂。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曾在此居住，以西暖阁为寝室。
遂初堂位于宁寿宫花园中轴线上，古华轩后，为宁寿宫花园第二进院落的主体建筑。建于清乾隆三十七年，嘉庆、光绪年间重修。乾隆御笔匾额，典出晋孙绰之《遂初赋》。乾隆皇帝曰：「宣祖（康熙）临御六十一年，予不敢上同皇祖，是以践阼之初，苍天默祝，至六十年即拟归政，冀得遂初心愿，如践阼之初所盟宿忱。」故命名为「遂初堂」。
宋 汝窑天青釉洗及局部
口径13.6厘米，底径9.2厘米，高3.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籠一五八 旧藏收贮地：南库 底刻“乙”字
宋 汝窑天青釉洗及局部
口径13.4厘米，底径9.2厘米，高3.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籠一五八 旧藏收贮地：南库 底刻“乙”字
宋 汝窑天青釉洗及局部
口径13.5厘米，底径9.1厘米，高3.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籠一五八 旧藏收贮地：南库 底刻“乙”字
宋 汝窑天青釉洗及局部
口径13.9厘米，底径9.1厘米，高3.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籠一五八 旧藏收贮地：南库 底刻“乙”字
宋 汝窑天青釉盘及局部
口径19.3厘米，底径12.6厘米，高3.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劍一一三 旧藏收贮地：乐寿堂、遂初堂 底刻“寿成殿皇后阁”铭
●「成字号」—斋宫、诚肃殿一件斋宫在紫禁城内廷乾清宫的东面，西六宫区的南面，与乾清宫西面的养心殿区域两相对应。此区域院落为清雍正朝修建，为皇帝大祀典礼之前在宫内斋居的处所。
斋宫区院落前为斋宫门外院落，斋宫门内为斋宫与其后殿诚肃殿，前后二殿以东西游廊连接。
皇帝宿于斋宫举行斋戒期间，斋宫丹陛前会设立斋戒牌和铜人，皇帝与陪祀大臣都佩戴斋戒牌，各殿宇门前也悬斋戒木牌与帘额。
宋 汝窑天青釉洗及局部
口径18.5厘米，底径12.5厘米，高3.9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成三三五 旧藏收贮地：斋宫、诚肃殿
●「夜字号」—颐和轩、重华宫厨房一件颐和轩为紫禁城东北隅宁寿宫后区中路建筑之一，南有乐寿堂，北为景祺阁，轩与阁之间有穿廊相连，形成工字殿。
颐和轩面阔七间，进深一间，单檐歇山式顶，覆黄琉璃瓦。颐和轩前月台左侧设有日晷，月台接甬路与乐寿堂相通，甬路两侧各设琉璃花池。轩两侧有游廊连接乐寿堂，廊壁镶嵌敬胜斋帖石刻。
宋 汝窑天青釉洗及局部
口径12.9厘米，底径8..9厘米，高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夜二二 旧藏收贮地：颐和轩、重华宫厨房
底刻“乙”字
●「鱗字号」—慈宁宫东跨院、古物馆库房一件●「號字号」—宁寿宫、体和殿、蹈和门内西北屋一件宁寿宫位于皇极殿后，建于清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初为宁寿宫后殿，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年）至四十一年将前殿建为皇极殿，原匾额移至后殿，遂改称后殿为「宁寿宫」。
体和殿位于西六宫的翊坤宫之后，原为翊坤宫的后殿，清光绪年间将此殿改为前后开门的穿堂殿，名曰「体和殿」。殿为黄琉璃瓦硬山顶，面阔五间，前后开门。东两间相连，慈禧太后居住储秀宫时曾在此进膳。
宋 汝窑天青釉圆洗及局部
口径13厘米，底径8.9厘米，高3.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鱗四 旧藏收贮地：慈宁宫东跨院、古物馆库房 底刻“乙”字
宋 汝窑天青釉刻御题诗文碗及局部
口径17.1厘米，底径7.7厘米，高,6.7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瓷一二二〇四號四 旧藏收贮地：宁寿宫、体和殿、蹈和门内西北屋
乾隆御制诗文：“秘器仍传古陆浑，只今陶穴杳无存。却思历久因兹朴，岂必争华效彼繁。口自中规非土匦，足犹钉底异匏樽。盂圆切已廑（《御制诗文集》中写作“近”）君道，玩物敢忘太保言。”乾隆丁酉仲春御题
●「總字号」—外廷洪宪馆两件一九一一年清逊帝溥仪退位后居住于紫禁城内廷，外朝由北洋政府接管。一九一四年二月四日成立了古物陈列所，所址设在紫禁城外朝部分。此前，当时的内务部与逊清皇室将盛京（沈阳）故宫、热河（承德）离宫两处所藏宝器二十余万件运至紫禁城，然文物存放之地尚未解决。
时内务部与外交部协商批准从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中拨出二十余万元建文物库房，其基址选定在原咸安宫基础上。当年六月开工，历时一年，于一九一五年六月正式建成，交付使用，这是中国近代建成的第一座专门用于文物保藏的大型库房。
库房为两层楼西洋式建筑，其中所藏集历代古物之萃，青铜、书画、陶瓷、金玉，至珍且奇，因定名曰「宝蕴楼」。一九四七年，古物陈列所并入故宫博物院，宝蕴楼所藏文物遂逐步移出。
宋 汝窑天青釉盘及局部
口径19.6厘米，底径,13厘米，高3.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總五四二 旧藏收贮地：外廷洪宪馆 底刻“蔡”字
宋代能够收藏汝窑瓷器的蔡氏可能只有两人，一人为徽宗时宰相蔡京，他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获得皇帝赏赐的机会大大多于常人，从而得到汝窑瓷器的机会也会很多；另—人为蔡京的儿子蔡絛，他是宋徽宗的驸马，宋徽宗曾七次至其府第，赐予无数珍宝，其中很可能就有珍贵的汝窑器。
宋 汝窑天青釉刻御题诗文三足洗及局部
口径18.5厘米，底径16.9 × 17.1厘米，高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總五三八 旧藏收贮地：外廷洪宪
乾隆御制诗文“紫土陶成铁足三，寓言得一此中函。易辞本契退藏理，宋诏胡夸切事谈。”乾隆戊戌夏御题馆。
● 其他另有留字号（未参加南迁文物）一件，原藏古物陈列所。外借国家博物馆一件，旧藏地点不详。郭世五（郭葆昌）捐献两件。
综上所述，通过对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的十七件汝窑器物分析、排比，以及对其传承过程的追考，结合当时清代乾隆皇帝对这些汝窑器物的褒奖和赞誉，可以明确得知，当时部分收藏到皇宫中的宋汝窑瓷器来源于进贡或是呈献。
清代对宋汝窑的认识只是停留在对某些历史文献的解释，以及对汝窑瓷器的欣赏。这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通过这次解读可还原当时人对汝窑的认知，也是对现代人通过科学手段对汝窑调查、发掘、整理的肯定—正是诸多现代陶瓷研究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才使我们能够看到如今汝窑的历史全貌。
宋 汝窑天青釉弦纹三足樽及局部
口径18厘米，底径17.8厘米，高12.9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留字号（未参加南迁文物）
宋 汝窑天青釉圆洗及局部
口径13.7厘米，底径9.3厘米，高3.7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拨借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
宋 汝窑天青釉盘及局部
口径16.9厘米，足径9厘米，高3.1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一九三五年郭葆昌捐献
宋 汝窑天青釉盘及局部
口径17.1厘米，足径9.1厘米，高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一九三五年郭葆昌捐献
张浦生：片瓷山房的文化密码
片瓷山房，珍档上万件
从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开始，中国先民就在陶器上绘画或书写抽象符号，这种标注所有权或表达感情的方式，与岩画、甲骨文、玉器、青铜器一样，作为文化密码刻录下来，经过数千年的沉默后，每一次的偶然发现，都会引起全世界范围的轰动，但许多密码至今还未能破译。中国远古文化的神秘性与丰富性，一直是民族文化基困排序工程中的难点、诱惑及推动力，也是我们今天欣慰与骄傲的理由。
到了元、明、清，由于制瓷技术的提升和装饰材料的丰富，中国人在瓷器上绘画的劲头不减反增，同时沿袭唐宋时期的习惯，在瓷器表面乐此不疲地书写文字，更加直接地标注与表达某种意愿。今天我们暂时搁置对旧文化的批判议题，单就陶瓷工艺与文化特征而言，陶瓷作为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输出性文明之一，作为日常使用最普遍最广泛的器物之一，同时也作为当代艺术创作的载体之一，仍然有太多的课题值得研究，而最直接、最可靠的研究路径，应该就是对标本的分析。
在张浦生先生的“片瓷山房”里，这位在文博界、收藏界赫赫有名的老人向记者展现他数十年来积累起来的上万块瓷片，选了一部分密密麻麻平铺在茶几上，构成了一幅奇特画面，与其说它们是中华巨龙的鳞片，不如说是中华文明的集成电路。
“这块是明代嘉靖年间的，这块是清代康熙年间的，而这块是明代黑暗期的，确切地说是景泰一朝的，景泰只有短短七年，存世瓷器极少，鉴定时要与前后各个时期结合起来考虑。”张浦生说这些话时，就像一个高超的外科医生在读片。
残瓷缤纷，片片皆辛苦
张浦生精神矍铄，语速偏快，个子也很高，在屋子里走动时，记者不免有高山仰止的感觉。“是啊，我大学毕业后是希望搞体育的。结果搞起了陶瓷研究，纯属阴差阳错，歪打正着。”张浦生哈哈大笑。
1957年9月，张浦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时我国的高校都没有文博专业，他最初的文博知识来自有限的选修课，比如考古学和人类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江苏省文管会，在南京博物院主要从事考古和征集。1958年参与了对徐州商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及文物整理，田野考古使他视野开阔，收获极大，并养成“在场”的习惯。1962年，全国各省市兴建纪念馆和博物馆的工程基本完成，并按政治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陈列布展，因此对工作人员的政治要求很严格，张浦生不是党员，于是院方就安排他在博物院瓷器库房当保管员。第二线的工作很枯燥，但是张浦生心中窃喜，他知道南京博物院收藏有20多万件瓷器，光瓷器库房里就有近6000件藏品，这些都是值得深读、而一辈子也读不完的“天书”。他整天接触实物，眼观手抚，做好卡片，乐此不疲。领导还安排张浦生与另一个从金陵大学毕业的女大学生一起跟博物院文物小组组长王志敏先生学陶瓷鉴定，后来那位女大学生没有坚持下来。
王志敏是中国文物界的老前辈，但他是西南联大数学系毕业的，当了一阵数学老师再改行搞文物鉴定。也许他的岳父是搞古玩的，所以王志敏受其影响才走上了这条道。张浦生对记者说：“王志敏先生强调学习陶瓷鉴定应该采取文理相结合的办法。他对我说，考古、鉴定是文科，但我们要把文科当理科来学。所以学习鉴定不光要看书，更要大量接触实物。但反过来说，鉴定不完全是理性的，感性也是重要的。理性是前提，你对中国陶瓷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应该有全面的了解，这些是理性的。但是既要读书，更要读物。读物要像读书一样，要做笔记，把自己观察到的每件陶瓷的特点逐条逐点写出来。”
理性，感性，然后统一，张浦生反复琢磨其中的辩证观点，受用一辈子。
王志敏传授给他另一个研究方法是：到野外去捡瓷片。
南京与西安、开封、北京一样，都是建都时间长、影响深远的文明古都，朝代更迭，历经沧桑，历史堆积层很厚，在郊外随便一挖，就有瓷片出现。王志敏是扬州人，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一直在收集扬州城郊出土的瓷片，受此启发，张浦生就利用休息天带着干粮与水到南京城郊去捡瓷片，一捡就是一整天。
下放农村，瓷片一箱子
后来，有主管部门发现在博物馆、文物商店里挑大梁的专业人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旧时代的古董商贩，属于“没有改造好的”人，他们虽然有实践经验，但理论知识欠缺，他们带学生时要么不得要领，要么遮遮掩掩，从而导致文博界人才断层情况十分严重。1966年3月，文化部与文物总局办了建国后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古玉器与古陶瓷鉴定训练班，张浦生有幸赴北京学习，听了耿宝昌先生好几堂课，大有收获。但这样的好日子没持续几天，北京街头就乱了，张浦生外出一打听，人人都像打了鸡血针似的在传达、谈论5·16通知，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他头上。几天后课堂里的人果然鸟兽散，只剩下张浦生独自一人在课堂里整理随身带来给其他同学当参考的瓷片。
1967年运动正如火如荼，张浦生被下放到农村。行前，他特地钉了一只大木箱，装了一箱子瓷片。到了农村，农民兄弟很热情地帮他扛箱子，一上肩，哇！这么沉，是啥好东西？再一用力，捆箱子的绳子断了，箱子里的瓷片哗地掉出来。农民兄弟纷纷涌上来围观：带这一箱子“瓦渣滓”有什么用？我们乡下多得很啊！
在农村，张浦生种菜种了七年。白天劳作，晚上洗去腿上的泥浆，打开箱子研读瓷片中隐含的种种密码，在这个文化凋敝的年月里他没有荒废专业，青灯黄卷地写了好几本研读笔记，为“文革”后出版《青花瓷画鉴赏》、《青花瓷器鉴定》、《宜兴紫砂》等专著打下了扎实基础。
八十大寿，瓷片鉴人生
上世纪80年代后，全国兴起了城区改扩和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网络的基建高潮，南京及外省市几乎每天在破土动工，挖地三尺，果有宝藏，张浦生一旦获得消息，就很快出现在现场，在潮湿的泥层中打捞历史的碎片。以前在博物馆里管库房，捡拾的每一片瓷片都姓“公”，退休后，捡拾的瓷片才姓了“张”，日积月累，又建起了以瓷片为基本线索的标本体系——片瓷山房。后来逢年过节，学生拜访他时，送上的礼物不是名酒补品，而常常是捡来的或淘来的瓷片，最好是片瓷山房还没有的标本，这个最能让张浦生眉开眼笑——“笑纳”。但不管姓公姓张，都是中华文明遗落的珍宝，都被他用来破译文明的密码，向学生面授知识与经验。同时，张浦生还在1983年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创办的中国古陶瓷培训班上讲课，自编讲义，带出了一大批有成就的学生。后来他一直奔波于全国各地讲学，将他的鉴定经验与“读书与读物相结合”的理念传播到四面八方。他被评为南京博物院研究员，还担任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西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兼职教授，他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秘书长。
3月30日，为了庆贺张浦生八十大寿，他的学生们聚集上海，假座上海巨鹿路681号海上艺术馆，举办《片瓷山房师生收藏陶瓷展》，展览以张浦生数十年来收藏的100块瓷片为主体，加上一批精美的明清瓷器，真实展现元代青花瓷以来中国陶瓷发展及与西方交流的历史面貌，《张浦生文集》也在同时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