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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年间流行裸体艺术?

秦汉年间流行裸体艺术?

陶瓷艺术 艺术瓷砖 嘉庆年间瓷器的鉴别

2020-02-08

陶瓷艺术。

秦、汉之世女子已套上枷锁。婚姻制度也基本上建立与固定下来,可是,毕竟秦、汉之世离上古还不算太远,封建礼教还不是很严酷,所以在性方面还是有相当的开放程度,这从当时遗留下来的一些艺术品上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一、裸体画

在今日所能发现的历史文献记载和遗留下来的文物(壁画、帛画、画像砖、画像石以及铜镜等)中可以发现,历史上有相当数量的裸体画都较早地出现于汉代。历史学家刘云辉对此作了大量的统计,例如:

最早的壁画中的裸体形象,见于西汉景帝时的鲁恭王在曲阜所建的灵光殿,其壁画中画有太古时代的裸体怪形。东汉时的王延寿曾作《鲁灵光殿赋》予以描述。

西汉广王川刘海阳的壁画中有男女裸体形象。

河南洛阳地区发现的壁画墓门额上绘有“一裸体女子,横卧树下,形象绘制得既逼真又颇为生动”。

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画《引导图》中有半裸体的人的形象。

近代法国考古学家色伽兰在四川发现过许多东汉时代雕刻在墓阙前碑之上的画像,“期间马、卒、猎士、裸身之人、半裸之女、各种兽畜互相追击,互相斗戏,生动之尤,虽在墓所,亦然”。

《金石索》

据邃古斋藏《金石索·镜鉴》录有汉人物画像镜,在其镜描绘的乐舞图中,有两个裸体舞女,翻身而舞,腰细如线,舞态轻盈,有若仙女之乘风。

此外还有许多事例,如在河南荥阳王村、四川扬子山、四川彭县等地出土的画像砖、画像石上都有不少裸体杂技演员和裸体演员的形象。

从以上这些文物看来,汉代的绘画水平较之先秦已有很大发展。据文献记载,西汉末年已有专门的画室或堂,正如《汉书·霍光传》所云:“止画室中不入”。《汉书·成帝纪》亦云:“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观画堂”。可见当时的统治者对绘画已经十分重视。汉代画人物像,已经运用了写生的手段,如桓帝召隐士姜肱不至,曾派一个画家去画其形象,姜肱不同意,就卧于幽暗处,以被蒙面,画家无法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绘画不仅写生,而且有了裸体模特儿。据《汉书·广川惠王去传》记载:广川惠王刘去的一名妃子叫陶望卿,曾经请画工为她画像,画像时,她“袒裼粉其旁”,充当裸体模特儿。尽管陶望卿后来被迫丈夫杀害,但是她敢于大胆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裸体模特儿是不容抹煞的。

延伸阅读

商周秦汉时期的陶瓷


商周时期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瓷器" target="_blank">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期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o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 “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盛于康熙年间的“煨瓷”


清康熙仿明煨瓷青花水盂 清康熙煨瓷青花百子罐 清康熙煨瓷青花婴戏图印盒 在众多的古瓷器中,有一种瓷中奇葩为古瓷爱好者所钟爱,这就是盛行于清代康熙年间的“煨瓷”。煨瓷的特征是:浆胎,瓷土细腻,胎体用澄过的细泥浆制作,胎质较轻。釉面玻璃质感强,有鲜明的开片和线纹。釉色中微泛淡黄色或淡红色。因煨瓷胎薄质轻,很难保存,整器存世很少。 清 煨瓷青花冰梅纹盏托 清 煨瓷青花皮球花小罐 清 煨瓷青花童子献寿图油灯 《陶雅》曰:“浆胎者煨瓷也,浆胎所开之片为细片,仿哥所开之片为粗片,往往又称为碎瓷,而有开大片瓷色发红者,又称为格瓷。” 对于煨瓷的解释,多为解释为景德镇生产的一种瓷器,盛行于清代康熙年间。这种瓷器为釉面开片的浆胎瓷器,瓷色中微泛黄,胎薄体轻。器形以瓶、罐一类为主,有白瓷印花器,也有青花器。瓷器的坯胎制作,因取料不同,可分为瓷胎及浆胎等, 一般而言,取石为分所制瓷胎称为瓷胎,而以泥土为软坯瓷,反过来,煨瓷也称之浆胎。煨瓷表现在开片上,则为细片。 清乾隆 煨瓷印盒清 煨瓷青花印盒 《瓷史》称:“明时饶窑仿古定用青田石粉为骨,曰粉定,世号为煨瓷,质粗理松不甚至佳,尚不及欧瓷之可玩。”此处称青田石粉为骨,只能称其为世号,仅以“质粗理松不甚佳”为由,恐非真正意义上的煨瓷。《古瓷研究》称:“煨瓷亦称软坯瓷,作于康熙之未,其制不用白泥,而代以灰质,故轻甚,辄有开片细纹如画羊皮纸,多为青花及纯白色,偶有五彩者,收藏家极喜青花底有两圈。”以此可见,煨瓷有始于康熙之未之说,又有始于明时之言,但致雍乾两朝时,煨瓷发展达于衰落时期,其后逐失,偶见于光绪和民国时期!而今却被诸多收藏者所忽视!

清 煨瓷高身杯

清 煨瓷青花小杯清晚期煨瓷桨胎青花人物纹长颈瓶 民国 煨瓷笔筒

最珍贵的是康熙煨瓷青花釉里红三彩瓷器,青花、釉里红和绿釉这三种釉彩在高温烧造中不变色、不走样,而且各种色彩纹饰清晰,线条流畅,十分精美,为瓷中珍品。

秦汉以前和三国两晋茶具事业的发展


秦汉以前:巴蜀是中国茶具事业的摇篮

顾炎武曾道:“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认为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之后才开始传播开来,肯定了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起来的。这一说法,已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认同。巴蜀产茶,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或更早,巴蜀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茶区,并以茶为贡品.关于巴蜀茶业在我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王褒的《童约》,才始见诸记载,内有“烹荼尽具”及“武阳买茶”两句。前者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仅饮茶成风,而且出现了专门用具﹔从后一句可以看出,茶叶已经商品化,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了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不仅仅是在秦之前,秦汉乃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三国两晋:长江中游成为茶具事业发展壮大

秦汉时期,茶业随巴蜀与各地经济文化而传播。首先向东部、南部传播,如湖南茶陵的命名,就是一个佐证。茶陵是西汉时设的一个县,以其地出茶而名。茶陵邻近江西、广东边界,表明西汉时期茶的生产已经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三国、西晋阶段,随荆楚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较好的经济文化水平,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逐渐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三国时,孙吴据有东南半壁江山,这一地区,也是这时我国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此时,南方栽种茶树的规模和范围有很大的发展,而茶的饮用,也流传到了北方高门豪族。西晋时长江中游茶业的发展,还可从西晋时期《荆州土记》得到佐证。其载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说明荆汉地区茶业的明显发展,巴蜀独冠全国的优势,似已不复存在。 南渡西晋之后,北方豪门过江侨居,建康(南京)成为我国南方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由于上层社会崇茶之风盛行,使得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向东南推进。这一时期,我国东南植茶,由浙西进而扩展到了现今温州、宁波沿海一线。不仅如此,如《桐君录》所载,「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晋陵即常州,其茶出宜兴。表明东晋和南朝时,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业,也著名起来。三国两晋之后,茶业重心东移的趋势,更加明显化了。

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到公元220)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o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 “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明宣德年间官窑特定用途的器物——蟋蟀罐


斗蟋蟀和养蟋蟀是中国历史上皇宫贵族、文人雅士的一大喜好。到明代早中期养虫、斗虫之风仍十分风行。宣德皇帝就有养虫和斗虫的喜好。

宣德瓜瓞纹蟋蟀罐

从文献记载看,宣德皇帝在位九年零七个月,就整个明王朝执政277年而言,只能算是短暂的一瞬间,却是明代最为辉煌的一页,宣德帝不仅在军政方面有卓越才干,而且还有许多雅好,比如“精于绘事”、“留神词翰”、“好促织之戏”等等。

宣德白鹭黄鹂纹蟋蟀罐

十分有幸的是,1993年春,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平地盖房,景德镇陶瓷考古所在明代御窑厂东门遗址附近开探沟时,发现了一窝状堆积的青花瓷片,经复原全为蟋蟀罐,其圈足与盖的内底都书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单行青花楷书款,据刘新园教授考证为明代著名书法家沈度所写或宣德帝御笔,特别是龙纹罐上绘有五爪龙,按元、明两朝的制度规定,凡饰有五爪龙的器物,除帝王之外,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龙纹蟋蟀罐必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其他绘有天马、凤凰、珍禽、海兽、小鸟、瓜果、牡丹等纹饰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工艺精良,应为皇宫专用之物。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一是为宣德帝养虫和斗虫的雅好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依据,晚明的野史记载,虽然来自传闻,但真实可靠;二是为研究明代宫廷生活,中国陶瓷艺术史和中国绘画史提供了非常可靠,新颖的实物资料;三是解开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之谜。

宣德凤纹蟋蟀罐

据查资料可知,清宫旧藏宣德官窑瓷器1174件,大多数是从宣德朝传存下来的,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现今最有权威的收藏,可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件蟋蟀罐。要解开这一谜团还得从考古资料中寻找答案。

宣德螭龙纹蟋蟀罐

宣德帝少年得志,军政之余爱虫怜花,指使太监到全国各地搜罗“鸟兽花木与诸珍异之好”,密令苏州知府况钟进贡蟋蟀千只,用世袭的官职赏赐蟋蟀进贡者,甚至出现了“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的风气,为捉找上等蟋蟀,官府不惜拆除民墙,毁坏农作物,太监借机敲诈民财,沿途勒索民物,小小的花木与虫鸟给人民大众造成了灾难。1455年元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年仅8岁的儿子--正统帝朱祁镇继承。为防止朱祁镇玩物丧志,荒废学业,太皇太后张氏发布了命令:“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罢去“玩好之物”直指好斗擅鸣的蟋蟀以及宣德帝为养虫与斗虫的需要而命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极其精美的蟋蟀罐;“不急之务”是指奢侈品的生产和花木虫鸟的搜刮,让人民休养生息。据有关文献记载,宣德帝死的当年,按照太皇太后的这道命令不仅砸掉了宫中所有的蟋蟀罐,而且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好尚未进贡的蟋蟀罐全部打碎深埋地下,一直到正统、正德时期仍停止烧造。

宣德翠鸟鸳鸯纹蟋蟀罐

时至今日,宣德官窑蟋蟀罐已极为珍贵,究其原因:

一是宣德官窑生产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年款书写郑重,纹饰特别新颖而又丰富,是宣德官窑瓷器中质量最好的器物。

二是非常稀有。

目前仅有三件传世品(其中苏州文物商店的一件还缺盖),很有可能是宣德帝赏赐臣工的礼物,因为明代文献有宣宗赠宠物予大臣的记载,如明人黄佐就记载过宣德三年帝将十八笼鹦鹉分别赏赐给杨士奇等人的史实。可以推测,3件传世品就因离开了宫廷而侥幸地逃脱了灭顶之灾,使他们在故宫以外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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