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加彩瓷器鉴别。
1979年10月29日至11月1日，港商罗桂祥先生首次到宜兴鼎蜀镇访问。罗桂祥先生钟爱紫砂，在周游世界各地行商办公之余，广搜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紫砂名壶，并于1981年10月将自己珍藏的476件各类陶瓷茶具捐献给香港市政局，在原香港海陆空三军司令部建立了“香港茶具文物馆”。据贺东强、贺盘发先生的《罗桂祥先生访宜兴》一文，罗桂祥先生在宜兴期间，除了与紫砂工艺厂的工艺师们座谈外，还订购了一批紫砂壶，成为新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自的一批外销紫砂器。这批高档紫砂工艺壶订单，计26个品种，约580多件套，金额约5万余元。此后不久，罗先生又再度访问宜兴，为在1981年香港亚洲艺术节上举办宜兴紫砂展览做准备。
《宜兴陶艺》，大力弘扬紫砂文化。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港台及东南亚地区出现一股争购宜兴紫砂的热潮，对促进紫砂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其中罗先生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功不可没。
1981年江苏省陶瓷代表团一行四人（顾景舟、徐秀棠、高海庚、宋伯胤）应香港市政局邀请参加香港亚洲艺术节活动，活动内容包括举办宜兴紫砂展览、紫砂讲座香港茶具博物馆开馆仪式等。
继罗桂祥的双鱼公司之后，香港赵小蝶女士的锦锋公司、连梅英的英泰公司、郑修文的海洋公司相继来宜兴订货。根据港商的需要，紫砂工艺厂开始生产200毫升的小型茶壶，如集玉壶、龙团壶、松鼠葡萄壶等。
香港客商所经营的紫砂器大多是转道输往台湾的，1986年秋天，参加秋季“广交会”的台湾客商拿到订单后来到宜兴，开始了台湾商人与宜兴紫砂艺人的接触和收购紫砂壶的风潮。台湾商人前后约有百余人来宜兴炒作紫砂，定购名人茶壶，搜求古茶壶，也有少数台湾壶商找人做古壶、名壶的仿品，这股风潮在1991、1992两年达到最高峰。港台客商在宜兴形成巨大的市场购买力的同时，经营和发行了有关茶和紫砂壶的杂志，从而促进了茶文化和紫砂文化的普及和发展，《茶与壶》、《紫玉金砂》、《天地方圆》、《壶中天地》等，就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杂志。
这场持续10年左右的由台湾市场主导的紫砂陶商业潮流，将宜兴紫砂陶业带进了市场化时代，紫砂也因此发生了持续不断的文化嬗变。
从1959年起，紫砂工艺合作社更名为宜兴紫砂工艺厂，生产品种和数量与日俱增；工厂领导人也几经变化。先后有周荣贵、陈中选、李新安、王春生、薛如友、江中、吴开禄、吴柏松、吴德安、邵六松、周群、张焕明、杨嘉明、朱洪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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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紫砂的发展
宋人梅尧臣、欧阳修等都写过歌咏“紫瓯”的诗词，或就此认定紫砂茶具在北宋已经诞生，而且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1976年7月，在宜兴丁蜀镇的羊角山，发现古窑址的废片堆积，其中有早期的紫砂残片，泥质粗糙，泥色紫红，手工技术不高，成品有明显的火疵，复原所得大部份为壶。羊角山窑，据判断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中期。这一发现，被认为印证了紫砂始于北宋的看法。
文献中确切记载的紫砂历史，是从明代正德年间供春学金沙寺僧制作茗壶开始的。供春所制，据第一部紫砂艺术的专著--周高起在天启年间写成的《阳羡茗壶系》中所说，当时已经极难经见。现存传世的供春壶，见于著录而且很著名的有两件：一件是“树瘿壶”，传说曾为吴大澄收藏，后为储南强所得，把下刻“供春”两字，裴石民配制壶盖，黄宾虹为之定名，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另一件是原罗桂祥先生收藏，后藏香港茶具文物馆，壶底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两行楷书铭款的“六瓣圆囊壶”。据顾景舟先生谈，曾见过树瘿状壶有12件之多，不合文献所载供春壶的特点，似难以定为真品。不过，传世供春壶作为明代中后期紫砂器的标志，时代赋予的地位还是不可忽视的。
考古发掘所见有明确纪年可考的紫砂实物，现在首推南京市博物馆的一件藏品。这是一件提梁壶，通高17.7厘米，1965年出土于南京市中华门外马家山的明司礼大监吴经墓，同出的有嘉靖12年砖刻墓志。这件壶的制法、质地，可与羊角山出土标木相比照，它的胎体近似缸胎而质地较细，壶面黏附着"缸坛釉泪"，证明当时烧制紫砂还没有另装匣钵，是与一般缸器同窑烧成的。吴经墓出土的这件壶，对于鉴定供春生活时代制作的紫砂器，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时鹏、赵梁、董翰、元畅是嘉靖、万历时期的著名陶工，号称“四大家”。清乾隆年间吴骞所著《阳羡名陶录》说：董翰始创菱花式壶，赵梁多制作提梁式壶。他们的作品都有传世，当然不多，收藏家和鉴赏家很注意鉴别考证。时鹏之子时大彬是供春以后最著名的陶艺大师。他生活在万历年间，所用陶土杂有炮砂，制壶不务妍媚，朴雅坚致。最初仿供春作大壶，后识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等人，接受品茶、试茶理论的启发，一反旧制，专做小壶。这是紫砂壶艺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茶论里说：“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伦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与时大彬同时代或稍晚的李茂林、李仲芳、惠盂臣都迎合时代的风尚制作小壶。
紫砂的起源与发展
紫砂创始在何时，在我国陶瓷史上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明、清时代的史籍中明确地说，紫陶器创始于明代弘治、正德年间，金沙寺的和尚和书僮是创始人。如明周高起在《阳羡名壶系·创始篇》中说：“金沙寺僧，逸其名，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兴陶缸翁者处，搏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传口柄盖的，附陶家穴烧成，人遂传用”。周容《宜兴瓷壶记》说：“今吴中较茶者，必言宜兴瓷，始万历，大朝山寺僧（即金沙寺僧）传供春者，吴氏小吏也”。
供春和吴氏是何许人呢？《宜兴县志》记载说：供春是明正德年间（公元1504-1521）提学副使吴颐山随带的书僮，吴读书于金沙寺中（此寺今仍尚存遗址）。吴梅鼎的[阳羡茗壶赋]说：“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之功。信陶壶之鼻，亦天下之良工”。这些记载清楚地说明紫砂创制于明代中晚期，绝对不提宋代已有紫砂的事实。
1976年宜兴红旗陶瓷厂在施工中发现了紫砂古窑遗址，才得到证实宜兴陶瓷生产的始于新石器时代。宜兴是个古老的县，始设县于秦，远在新石器时代，勤劳的人民就在这里开创了原始陶瓷生产活动。先后多次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古文化遗址七处，其中就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五处。古窑址近百处，其中有汉代窑址三处，六朝窑址三处，隋、唐、五代窑址九处，宋、元窑址20处，明、清窑址60多处。因此民间传说，把越国的范蠡奉为“宜兴陶瓷创业的祖师”或“陶朱公”是不真实的。
古紫砂窑址位于宜兴蠡墅村羊角山，是丁蜀镇黄龙山的支脉系统，这里是盛产紫砂泥矿的地方，所以古人把窑建在原料的产地。古紫砂窑址是埋在长约十公尺的土堆下面，经破土清理，共分三层，上层厚二公尺余，为近代废窑陶瓷碎片堆积，以缸、翁碎片为主。第二层为混合堆积，从元代以迄清代初年，延续时间较长，堆积层较厚，约2-3公尺，多为瓯窑缸、缶、翁和肩部饰有菱花的陶罐、玉壶式的釉陶壶等残片，尤其后两种具有元、明代陶瓷造型风格；其次还发现“宜均器”残片，与瓯窑制品极为相似。
另外在附近偏北方向，发现有瓯窑遗迹，说明所堆积是元未明初瓯窑的堆积物。第三层为早期紫砂堆积层，厚1.5公尺，断面呈灰紫色，主要是紫砂壶残片，有壶身、壶嘴、壶盖等。在此堆积的附近，发现了一座长约10公尺、宽约一公尺余的龙窑一座，其中亦有紫砂片。窑的下层，是黄土，是建窑时用黄土人工填成的。南端用小砖砌成倾斜的砖垛两排，这一种小砖与江南地区常见宋墓砖极为相似。根据发掘出土的大量紫砂器残片分析研究，可以分辨出主要造型有：壶、罐两个大类，其中以壶为大部，均呈紫红色，器物里外无釉，从残片复原的器型分有高颈壶、矮颈壶、提梁壶等三类。紫砂泥质较粗糙，器身表面细密度亦差。由于没有用匣装，而是直接入窑烧成，因而常有火疵现象，在成型方法上已脱离用陶轮拉坯的做法，根据紫砂泥不同于其他陶土性能，而采用泥片镶接法，壶嘴、壶把、壶的子（俗称壶盖、壶顶）的粘接，则采用穿洞捏塞法。为后世紫砂器成型开创了新的工艺，奠定了紫砂器造型的基础。例如：龙头壶的壶嘴，捏成龙头型。六方形壶，壶的颈部起线，壶嘴根部附加菱花形纹饰，以及壶把上带有小孔的处理等，都相当成熟。从复原的3件造型、装饰来看，线条流畅，饰纹恰到好处，绝非免强而为之的处女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的紫砂合作社
新中国成立初，政府重振紫砂业，大力组织生产与出口，老艺人带徒，为紫砂繁盛的到来准备了充足的人才，从而迎来了紫砂最长时期的繁荣。
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55作社之前，是宜兴紫砂业的衰退时期。抗战时期，苦于逃命，民不聊生，喝茶品壶，几成绝想，连茶叶店用壶及农村下田干活所带茶水壶亦是寥若晨星，整个紫砂业萧条衰弱，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宜兴陶业稍有恢复，但底气不足。1955年1月，宜兴紫砂从业者被组织起来，计59人，成立了紫砂工场，作为汤渡陶业生产合作社蜀山工场的一部分，生产逐步恢复。
1954年下半年，北京美术服务部向宜兴紫砂产销联合营业处订货情况（据吴如林师傅回忆）：
竹提(来样为程阴千的双竹交提梁腰元身筒竹提），由朱可心制作；
竹节咖啡具（造型图纸是高庄绘制图式），王寅春制作，任淦庭书画（范泽林、徐秀棠刻）；
云龙壶（朱可心造型复制）；施福生作；
圆条壶，王熙臣作；
果元壶，沈孝鹿作；
高矮八方壶，沈小虎作；
上项任务在商谈初期，联营处先与顾景舟联系，主要因价格未能谈妥而未参与；在紫砂合作社成立以后，接受了联营处的合同，顾景舟也参与了竹节咖啡具的制作，底印也盖上了汤渡陶业生产合作社蜀山生产工场的印记。竹节咖啡壶在完成任务后一直延续制作了很长的时间，“大跃进”时期也有制作，进厂不久的徒工也参加话制作，以求“放卫星”的产量追求，故这些作品的制作质量、刻字质量与前天差地别。
在此需说明的是，因为有上面这一段历史，有人误把接受这一任务视为是紫砂合作社成立，把其成立时间从1955年1月提前到1954年下半年。
1955年10月蜀山工场上升为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与做罐头的合新厂的前身组织在一起，紫砂仍为工场，前墅为一工场，10月份在宜兴县政府的重视下招收徒工，建立了紫砂工艺学习班，由顾景舟、朱可心、王寅春、吴云根担任辅导，宜兴派来了美术文学老师吴汝连，政治老师许作甫，学员计有35人。1956年11月，又招收了第二批徒工26名，分两个班，由王寅春、吴云根分别担任辅导员，原来徒弟并给朱可心、顾景舟。两批共61名学员。
老艺人专门从事带徒而不从事生产。徒工三年学徒期间没有生产压力，有名艺人传授技艺的良好外部条件和生活条件，还经常评比、参观，文学老师讲课、政治教师进行思想教育，使这批原本有较高文化水平和一定艺术素养的艺徒迅速成长，技艺进步较快。这是院校培养和民间传统带徒方式相结合的好方法。
“改制”抓机遇“进园”求发展——景兴厂改革改制侧记
日前，从市远景瓷业公司传来喜讯：这个由原景兴瓷厂改制重组的新企业，今年与世界知名企业瑞典宜家TkeaofsweDen公司签订1800万件产品的订单，企业外销有望突破500万美元。景兴瓷厂的国企改革，是该市坚持企业退城进园、易地重组的改制思路，使企业成功转型，重新焕发生机的一个成功范例。
景兴瓷厂是该市1962年成立的国有陶瓷企业，以生产中餐具、茶具、和合器等日用瓷为主，职工人数达1660余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受市场的影响，和该市许多陶瓷企业一样，景兴陷入了发展的困境，企业生产、销售面临新的考验，改革改制迫在眉睫。2002年6月，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景兴瓷厂实行产权制度改革，企业退城进园，市区厂房土地由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储备中心收购，收购资金全部用于企业的改制，同时在陶瓷工业园区新建厂房，以此为依托进行招商引资，并成功引进远景瓷业公司在园区落户。由景兴变远景，不仅解决了原企业职工的就业问题，还为企业做大做强带来了新的机遇。
远景瓷业公司在企业管理上实行新的运行机制和分配制，度，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蒸蒸日上。它们在景德镇传统的青花瓷工艺基础上自行开发而成的“温”系列餐具，一面世即走俏国内外市场，在中东和欧美市场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2008年，通过努力，该公司成为瑞典宜家TkeaofsweDen公司的全球供应商，出口创汇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公司逐渐从一个股份制企业逐步向国际惯例化、生产专业化、管理现代化方向迈进，成为景德镇日用陶瓷生产销售的一支生力军。2008年，该公司销售收入达3000万元，创税利220万元，其中宜家产品外销达到300万美元。
当前，远景瓷业公司拟在继续扩大再生产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和国际间全方位合作，努办实现新突破，他们与瑞典宜家签订1800万件产品订单就是其中一项大手笔。虽然金融危机给企业的发展带来困难，但远景人雄心勃勃，他们要在去年外销300万美元的基础上，今年争取实现产销、利税翻番，要在安置600多名下岗职工的同时，力争安置更多的人员就业，为产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紫砂壶的发展历史
紫砂壶作为中国历史长河中一种工艺产物，我们不仅在诗词里面都能见到描述它的诗句，在现在的生活中，也能随处看到很多壶友的交流。紫砂壶的原产地是在宜兴，这里也一直是紫砂壶的重要产地，和发源地。关于紫砂壶的发展历史，你又了解多少呢，今天小编带大家穿越历史的长河，一起去看看属于紫砂壶的传奇。
1、紫砂壶的起源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在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紫砂材质的茶具，但是由于当时工艺水平的限制，制作比较粗糙，并没有成为大家主要的喝茶工具。虽然很遗憾，但是为紫砂壶后期的兴起，也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2、紫砂壶的兴起
紫砂壶真正的兴起，一直到明中时期，由于当时人们喝茶的风尚兴起，也就为紫砂壶的流行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明朝时代的文人墨客爱好饮茶吟诗，各种文人一起相聚喝茶，探讨文学，也为紫砂壶的发展起到了一定助理作用，例如欧阳修就留有这样的诗句“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情”，这样更加充分证明了紫砂壶的差距已经成为了很多文人墨客的心头好。
3、紫砂壶的代表
紫砂壶随着历史的长河也在不断的变化，制作技术不仅有了很高的提升，艺术造诣也越来越优秀，在明末时期是紫砂壶器具发展的高峰期，这个时候出现了大家熟知的壶家三大以及四大家，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制作紫砂壶的高手络绎不绝，大家会与器具的造型，也开始进行了改变，各有各的风格。
4、近代紫砂壶的发展
随着现在科技的不断更新，紫砂壶被我们现代的技术做了很多的改变，无论是产品的种类，还是新的功能，我们都进行了改善，为了满足更多消费群体的需求，我们就在紫砂壶的原有基础上，也增加了保温的功能，赋予了紫砂壶更多的可塑性。紫砂壶不仅仅是我们古代劳动者智慧的结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气息。
紫砂壶在中国的茶文化中，也是一名见证者，正是由于我们茶文化的兴盛，造就了紫砂壶的出现，两者相互结合，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紫砂壶不仅是我国的国宝，也是中华民族发展中的一颗宝贵的明珠，连接现代和古代的文化的气息。
紫砂陶的创始与发展
紫砂陶瓷艺术的创始，根据对一些文献的研究的古窑址的发掘，可以追溯到北宋中叶。
先说文献记载。如梅尧臣《宛陵集》第15卷《依昀和杜相公谢蔡居让寄茶诗》有句云：“小石冷泉留早味，紫坭新品泛春华”；第35卷《宣城张主簿遗雅山茶次其昀》有句云：“雪贮双砂罂，诗琢无玉瑕。”又如元代蔡司沾《霁园丛话》里也记载说：“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俗称壶为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为孙高士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注：孙高士名孙道明，号清隐，元末人，曾名其居处为“且吃茶处”）这些吟咏和记述，多直接谈到了紫砂茶具，说明在宋元问宜兴已有了紫砂器。
再说古窑址的发掘。在鼎蜀地区，由于古今窑址的重叠，加之解放后废弃旧式龙窑，宋代窑址已较难寻觅，再者，古代窑址分散，故发现的数量也较少。这些窑址发现的产品以缸类为主，与张渚地区发现的有所不同。比较重要的宋代窑址，是1976年红旅陶瓷厂兴建隧道窑移山整基时发现的蠡墅村羊角山的早期紫砂窑址。就笔者实地考察所见，羊角山窑址为一小型龙窑，长10余米，宽1米多。当人们发现它贝有考古价牍而加以重视，其墩阜已被掘去大半，尚有上层为近代的缸瓮残器；中层为元至清初的废品（中有细颈大腹的釉陶注壶及器肩堆贴菱花状边饰的陶瓮等）；下层则是早期紫砂器的废品。羊角山早期紫砂器的废品堆，以各式壶类为主，有大量的壶嘴、壶身、提梁、把手和器盖发现，特别要指出的是，部分壶嘴上的捏塑龙头装饰，与宋传流行于南方的龙虎瓶上的捏塑手法相一系；再结合此层所掘出的宋代小砖，以及中层出土具有元明风格的器物来看，大致可以推定下层堆积为宋代产品，而主要的烧造年代大抵在南宋，其下限可能延续至元代。
观蔡羊角山出土的早期紫砂残器可知，其器物的用途与明清乃至现代的紫砂器有较大区别。当时的紫砂器，如罐、钵、壶等，胎质均较粗，制作也不够精细，可能作煮茶或煮水之用；但考查中华茶道文，在宋代还未发展到手撮茶叶、用壶冲饮，替代烹煎方式的阶段，1966年，在南京市郊江宁县马家山油坊桥挖掘的明嘉靖12年（1533年）司礼太监吴经墓曾土一件紫砂提梁壶，从它的形制与装饰纹样推测，它被用作案几陈设品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毛泽东专用瓷具推动建国后中国瓷器发展
什么是“毛瓷”？解放后毛泽东是否使用过特制的瓷具？三十余年来，人们一直对这些问题感到好奇。
9月19日，毛泽东的嫡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毛新宇出现在钓鱼台国宾馆俱乐部，参加中国国家博物馆主持的“领袖之美——再造毛瓷”首发会。这批高仿瓷取样于毛泽东晚年时所用瓷具。
民间关于“毛瓷”的传闻从未间断，关注的人常把它与中国古代专为皇帝制作的官窑瓷联系起来，把“毛瓷”称为“红官窑”。
在建国之初，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及国家机构在瓷器使用上以“建国瓷”为代表。由时任国家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提议的“建国瓷”，对新中国瓷业影响巨大。正是通过“建国瓷”的研制，使景德镇、醴陵、宜兴等瓷产区恢复了因战乱而衰败了几十年的制瓷工艺。
而为毛泽东专门定制瓷具则在此之后，“毛瓷”是对毛泽东专用瓷的一种俗称，但在陶瓷收藏界，它特指1974年醴陵瓷和景德镇的“7501”瓷，这两批专为毛泽东设计研制的瓷具也是20世纪中国制瓷工艺的代表。在这其中，1974年醴陵瓷又是毛泽东去世之前主要使用的瓷具。
在中国，醴陵瓷大有来头，上世纪初曾因民国首任总理熊希龄的扶植而红极一时，所创制的釉下五彩瓷不但得到慈禧的喜爱，还在1915年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与茅台酒一道获得金奖。
毛泽东认识醴陵瓷始于他年轻时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他四次到醴陵与当地农民攀谈，据他本人回忆，醴陵的乡亲很好客，每次去都会用漂亮的小碟子装很多小吃招待他。1956年，毛泽东回湖南考察时，指示湖南省委在醴陵成立了瓷器公司。
自那以后，醴陵和景德镇等瓷产区一道承担了国家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瓷器供应，毛泽东专用瓷也是从那时开始出现。被称为毛泽东“管家”的吴连登一直在主席身边工作，他回忆，主席有两难，睡觉难、吃饭难，文件没看完，他不吃饭。这一等菜就凉了。于是他们想了个办法，专门订做了瓷器，盘子上碗上加个盖，保温，也卫生。
从最早的“胜利杯”到后期的带盖鱼盘，1958年到1974年间，中南海国家机关在醴陵定制毛泽东用瓷达1555件，包括食具、茶具、文具、烟灰缸、牙盒等。而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则是1974年所产的瓷具。
1974年秋，毛泽东最后一次回到湖南，并将于长沙度过其81岁生日。那年仲夏，醴陵群力瓷厂接到上级一个秘密指令，要求研制一种精美的小碗，在主席生日那天使用。
到现在，吴连登也记得那只小碗的样子，很小，胎很薄，又轻，半透明的碗上里外都有月季花彩绘。主席第一次看到这个碗时，高兴地说了一句：“这好啊！”
这就是声名远播的“毛瓷”代表——红月季碗，重量只有124克，双面釉下五彩，无铅毒，不含镉，永不褪色。
晚年的毛泽东仍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经常是一手拿着厚重的书籍，一手拿着放大镜，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疲惫的时候连碗都拿不稳。
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平化知道后，便提议为主席烧制一种轻薄的小碗。是年秋，吴连登和湖南省委接待处处长肖根如，会同醴陵县委、县革委一起来到群力瓷厂，布置下这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要求群力瓷厂必须在保密的状态下进行这项工作。
双面釉下五彩，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最先提出这个建议的是肖根如，“为的是让毛主席吃饭时心情愉快”，他没想到，正是这个提议开创了双面釉下五彩瓷的样式。
为了完成这个特殊任务，群力瓷厂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从选料、配方到器形设计、颜料搭配……每一个细节开始攻关。担任彩绘总设计的是时任群力瓷厂副厂长、总工程师李人中，为这只小碗采用什么花色，他闭门苦思了一个星期，既突出政治，又要有全国代表性，这让他犯难。最后还是在妻子的帮助下，选定了月季花的图案。月季花又名月月红，这与当时“祖国山河一片红”正相呼应。而红月季碗的泥料也是存量极少的“洪江泥”，在当时便被作为国家用瓷专用土而封存。
经过一个多月的试制，这批主席专用瓷于1974年11月烧制成功。同样形制的碗一套4件，除红月季碗，另三件的图案为芙蓉、菊花和梅花。红月季碗很快就摆到了身在长沙的毛泽东面前，工作人员回忆，主席看了之后非常高兴。吴连登说，直到毛泽东去世之前，用的一直是这种碗。
任务完成后，与该项目有关的所有模具、配方、图纸等均作为绝密档案收存入库，而在制成品中，除了上交的40件精品以及奖励给制作者的极少几件外，其余全部销毁。不久之后，只存几吨的“洪江泥”也被使用一空……这批主席用瓷成了绝品。
直至1997年广州嘉德拍卖会，红月季碗再次于民间出现，当时作为拍品的红月季花碗尚有釉裂，即便如此，也以8.8万元被人买走，而那时陶瓷收藏还不具有现在这般热度。
紫砂壶发展的基本分期
美国旧金山亚洲博物馆的研究者谢瑞华将紫砂艺术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谢瑞华的分期依据主要是紫砂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变化。
一：草创期，16世纪早期以前。羊角山出土的紫砂残片，是所见最早的实物标本。文献所记载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正德年间的金沙寺僧人和供春。
二：第一期，16世纪晚期-17世纪早期。这个时期名家辈出，壶式千姿百态，特别注重筋纹器的制作，这种风气延续到18世纪以后。
三：第二期，17世纪晚期-18世纪末，自然形壶，几何形壶，筋纹形壶和小圆壶(水平壶的前身)这四类壶型都有烧造，筋纹行壶开始被自然行壶所取代，自然形壶较受欢迎。同时较注重紫砂器面的装饰，更多在器面施釉或加彩绘装饰。
四：第三期，19世纪初-19世纪末。这个时期文人同陶艺匠交往甚密，出现了在壶上篆刻书画的风尚。壶的造型比较简练，为在壶的平面上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大的自由。
五：第四期，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紫砂的生产更为商业化，壶上开始印有店号标记。几何形、自然形、筋纹形和水平形茶壶大量产销，精心制作的艺术性高的壶逐渐减少，但也不乏佳作出现。
六：第五期，20世纪中叶至今。动乱多年以后，生产逐步恢复，四类壶型多有生产，新的品种日渐产生，仿古和创新兼备，在装饰上出现金丝银镶嵌等新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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