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烧瓷器的鉴别。
1、高处摔落，不易破裂
备前烧因不上釉，经过特殊的淘澄，前后需要经1200度以上的高温持续烧制2周左右，导致其颗粒之间结构坚密，却又有一定的孔隙，保持着细微的弹性，加大了掉落在地上，摔不碎的可能，如无心碰落在地，一般不会摔碎。自古就有”高处跌落而不破“的说法。
3、装饮啤酒，发泡细腻
在使用备前烧的过程中，人们惊讶的发现，备前烧发出来的啤酒泡细腻可口，保持啤酒清新的时间更久，用备前烧制作的酒吞、酒杯喝酒，可以使啤酒更美味。这是源于备前烧的内壁有很丰富的凹凸，从而使其具有更佳的发泡能力。
5、盛放珍肴，弥鲜可口
比起其他的烧制器，备前烧表面有很多细小的凹凸气孔，所以与食物的接触不会很紧密，这样更好拿取食物，也更加方便餐后洗涤。尽管是陶器对水分的蒸发力和吸水性比较小，防止干燥。
7、岁月积淀，盘玩有趣
备前烧耐久，耐盘玩，逾用逾珍。表面的凹凸经长期使用会慢慢变圆滑，长期盘玩养护使他更有光泽感，用以饮茶也会积淀出老茶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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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中国的日本陶瓷文化
从日本陶瓷发展的历史上看，几乎每一步的发展都受到中国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有人说中国是日本陶瓷之父，应是一种比较恰当的比喻。原因在于日本列岛原是东亚大陆的一部分，在地质学的洪积世后期形成了朝鲜海峡，在大约一万年以前的洪积世末期和冲积世初期，因海平面不断上升，日本列岛与大陆分离，形成九州、四国、本州、北海道四大岛。正如我们曾经所知，日本的茶道文化源于中国，其陶瓷发展也直接受到中国影响。
日本古陶主要出现在绳纹、弥生、古坟三个时期。绳纹是日本最早的土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土器之一。土器表面有绳纹图案，故得名绳纹土器。明治十九年(1886)于东京大森贝冢最初发现并定名。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土陶器，已存在近一万年。绳纹时代长达数千年之久，在日本也遍及各地，主要以日本东部为中心，北至北海道，南至四国、九州。绳纹土陶的制造技艺非常原始，几乎都是徒手捏制，而且不是在窑中烧制的，而是依靠太阳进行自然干燥，再堆放在木柴上露天烧制的。所以火度很低，据推测仅有600℃左右。四世纪后半叶开始使用辘轳成型，造型更加规整。
592年第一位女天皇推古天皇即位，由圣德太子摄政。圣德太子向中国隋朝派遣使臣，以学习大陆的先进文化。707年元明天皇即位，710年迁都平城京(奈良)，先后70余年奈良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史称这个历史时期为奈良时代。日本陶器从奈良时代开始出现釉陶，其中最为有名的为奈良三彩，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唐三彩陶器的影响，器表有绿、黄、白三种颜色，少量的有绿、白二彩。这些制品是为奈良的大佛开光用的祭器和皇室专用的物品。奈良三彩的多数精品都作为天皇御用之物保存在正仓院，但在大阪、奈良、福冈、滋贺等地也有出土物，这说明当时在日本各地都曾烧制，这在日本陶瓷史上无疑是杰出成果的体现。进入平安时代从唐朝输入的陶器制品增多，三彩釉陶的生产技术也同时引进。陶器器型很多，有盘、瓶、高脚杯等，在成型技术上比须惠器更进一步，硬度也增强。从平安中期到镰仓时代初期，日本的制陶技艺进入停滞期。
1192年源赖朝从天皇处得征夷大将军封号，在镰仓正式开设幕府，开始了封建武士掌权的镰仓幕府时代。镰仓时代的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宋代的影响，其中在陶器上的反映，表现在随从高僧道元和荣西去中国的陶匠从中国带回制陶技艺，并在日本进一步发展。日本陶技在平安中期之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次以传入中国陶瓷技艺为契机，再一次迎来陶瓷艺术的春天。后来日本成为“陶瓷之国”，就是镰仓时期奠定的基础。进入镰仓时代有彩釉陶几乎消失，代之为灰釉陶系的陶器，花式图案增加了划花、印花、镶嵌等装饰手法。中国此时相当于宋朝，大量中国宋青瓷输入日本，也刺激了日本制陶技术的提高。受中国青瓷影响，在陶器表面加刻一两条弦纹，增加唐草纹、牡丹纹、菊花纹及柳纹等图案，并采用划花、印花、模压等多种技法。镰仓时代对日本陶器业作出划时代贡献的人是濑户的加藤四郎左卫门景正(通称藤四郎)。因将中国的陶瓷技艺传入日本，而被尊为日本的“陶祖”。
1338年足利尊氏在北朝获封征夷大将军，在京都室町设立幕府。1467年幕府细川、山名两派对立冲突，引起十年混战，此后成“以下克上”的混乱局面达一个世纪，史称战国时代。
室町时代流行斗茶，在足利义政时达到极点。外国产的青瓷茶碗和各种天目釉茶碗以及中国产的茶入(茶叶罐)，非常受人喜欢，因此大量进口。同时，在日本国内也开始仿制。但由于仿制技术不过关，在日本国内施釉陶器还只有尾张(濑户)一地制作。
如果细细追究其陶瓷渊源，很多朝代从中国学来的陶瓷文化对日本陶瓷发展产生的深远的影响。日本现有4500个制陶工场，陶瓷器生产最多的爱知县和岐阜县拥有工场近3000家，两县产量约占全日本的80%。主要现代化工场有名古屋“日本陶器”、“鸣海制陶”、“名古屋制陶”，濑户的“三乡制陶”，多治见的“山加制陶”，户冢的“大仓制陶”，常滑的“伊奈制陶”，多治见的“上山制陶”以及小仓的“东洋陶器”等，而且很多地方出口了大量的陶瓷台灯。这些瓷器上无不体现着中国陶瓷文化的身影。
日本陶瓷中的“禅文化”
日本禅文化和中国禅文化相比起来，虽然自然随性却稍显放逸，虽然朴质本原却过于枯淡，虽然纯真多情却略为纤细，虽然空寂闲淡却流露悲凉。而这一切也在日本的日用陶瓷中得到了体现，呈现出日本日用陶瓷的独特之美。
“物哀”是日本式审美文化的一种专用名词，即是对事物的悲哀之情。日本人的潜意识里不相信永恒，以忧郁而敏感的心灵去看待万事万物，日本民众共有的这种审美心理使得他们迅速接受了禅的无常观和空观。
表面上，日本禅文化和中国禅文化一样崇尚自然简朴、随性闲适，幽玄静谧，但在本质上却有根本的不同。日本禅宗没有“清规”，不持“戒律”，所以，我们在日本禅文化的艺术作品里，既可以领会到自然真率、空寂幽玄的情感，又可以略略感到一种颓废悲哀、虚无放逸的凄凉之美。
从材质上、造型上以及装饰上能够体现出禅宗的“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的不刻意追求却能达到最高境界的观念。所谓“放逸”，是说在创作的过程中即兴性强，娱乐性强，不拘小节。体现了人性世俗化的一面。这种作品有的显得很有韵味，虽虚怀若谷却能触动人心。
禅宗在日本的发展中逐步本土化，不只研习打坐冥思，还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引发了日本俳句、茶道、枯山水对朴素审美的追求，倡导一种自在、超然、化繁为简的艺术境界。它冥合于自然气韵适应于微妙的季节变化共感的“稻村文化”因而它很快便深入到了日本文化的各个领域，对日本文化心理的再建构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如铃木大拙所说：“禅深入到了国民文化生活的所有层次中。”
陶瓷文化之日本陶瓷的发展历史
日本与我国东不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山海经·海内北经》记：“倭属燕”。）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２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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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为世瞩目。无论是埋藏于地下的考古遗存，还是流传于世的瓷器、书画，均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这其中除欧美学者外，日本学者作出的贡献相当大。在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日本学者的探究精神更是令世界陶瓷学界钦佩，三上次男、小山富士夫、三杉隆敏、上田恭辅、矢部良明等一连串陶瓷学界熟悉的名字，一次次写进中国陶瓷研究史，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多次被中外研究学者参考和引用。日本学者对中国古陶瓷研究的贡献，欧美学者是是难以企及的，中日文化源远流长的亲和性是日本学者取得这一优势的必要条件。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据史载：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战国已开始。后又有秦时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日本学者认为：中日两国正式的政治交往始于汉朝。也就是说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早已开始，中国的物产，中国的文化已为日本人了解。前面提到中日文化的亲和性，就是建立在这种长期的交往和了解中，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汉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是维系中日文化生生不息、代代衍传的重要纽带。正如一位研究中国画的日本学者田中丰藏所言：“要研究中国绘画必须掌握汉语和中国文学的阅读能力。”对中国陶瓷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要不然说拉丁语的国家怎么会将瓷器美其名曰“china”。研究中国古陶瓷的欧美学者大多是深谙汉语的汉学家或有中国血统的华人，而日本学者则是地道的日本人。日本学者先天的语言习惯和传统的文化脉系正是欧美学者所缺乏的。公元初，当古楼兰民族用亻去 亻卢 文书写他们历史的时候，日本人已经知道了中国的青铜、铁器、秦王朝的“焚书坑儒”，以及中国的丝绸、彩陶，也读到了中国的圣贤之书。日本史籍记载：日本应神天皇15年（284），王仁由百济来，献《论语》、《千字文》。这些长期来往于中日之间当时被称为“倭王”的人已能运用中国的汉字书写公文、“上表”答谢。正是汉语言文字，结束了日本无文字的历史；正是汉语言文字，让日本从蒙昧走向文明；也正是汉语言文字，让日本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全面的了解和广泛的兴趣。 东汉晚期，中国发明了瓷器。在这前后，中国的农业技术、金属器具和纺织品等传入日本，改变了日本人固有的日常生活观念，弥生时代的“远贺式陶器”便是例证。随即日本开始从中国输入瓷器和制瓷技术。日本史籍《书记》记载：大明七年（463年），日本天皇曾派遣使臣吉备君等到朝鲜，邀请我国制瓷匠师数十人前往日本传授技艺。从目前日本出土的中国古陶瓷看，日本开始输入中国陶瓷当在唐代。日本著名的“奈良三彩”便是模仿中国输入的“唐三彩”而制成的。现从日本出土和公私收藏的中国陶瓷分析，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瓷器窑口有：唐三彩、越窑、邢窑、建窑、长沙窑、耀州窑、吉州窑、赣州窑、巩县窑、磁州窑、龙泉窑、官窑、汝窑、钧窑、哥窑、定窑、德化窑、景德镇窑等。日本对中国陶瓷的输入是全面而广泛的，几乎包括中国所有著名的窑口瓷器。时间从唐代到明代末间断。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中国清代以后的瓷器在日本很少发现。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桃山时代丰臣秀吉发动的史称“陶瓷战争”。给日本陶瓷业带来了空前的繁盛，并且18世纪以后日本瓷器（伊万里瓷器）一度取代中国瓷器成为销往欧洲的主要商品。我想，这也可能是近代欧洲对日本文化广泛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19世纪以后中国瓷器已成帝国之落日，难维生计。
历史上中国陶瓷对日本的影响是深入广泛的。中国古陶瓷在日本被用做食器、饮器、容器、装饰器、崇拜器、礼器、艺术收藏品等。上得天皇亲睐，下受臣民喜爱。日本史籍《仁和寺御室物实录》中说：“青瓷多盛天子御食，是大臣朝夕之器。”中岛健藏也说：“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不谈中国的影响，那么根本无法说明日本的传统工艺美术。”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陶瓷除有先天的语言文学、相似的历史情境等条件外，日本本国的中国陶瓷的出土和富有的公私收藏为其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实证。据北京文物研究所的刘兰华先生提供的资料，日本仅收藏有中国宋代瓷器的单位就达40余家之多。日本开放的文化环境和尊重传统文化的普遍心态为中国陶瓷的研究打开了方便之门。
日本的中国古陶瓷主要有三个视点：日本本国（包括近海）的出土与收藏；中国本土的陶瓷；海外（包括公海）的出土与收藏。日本学者对陶瓷的兴趣不仅局限于本国陶瓷的研究，同时也将更多的目光关注海外陶瓷的考古发现。在东南亚、中亚、非洲、阿拉伯世界等出土、收藏中国古陶瓷较多的地区都留下了日本学者探寻和研究的足迹。这其中，三上次男是一个不能不提的人物。三上次男是日本著名的陶瓷学家和历史学家，生于1907年，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从中国历史入手研究中国古陶瓷，著有《金代女真族研究》、《金史研究》、《古代东北亚研究》、《波斯陶器研究》、《波斯、埃及和土耳其的陶器》、《托普卡普萨拉伊的中国陶瓷》等历史著作和陶瓷著作。与其他古陶瓷研究学者一样，他们都深谙中国历史和文学。三上次男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中国古陶瓷的研究，足迹遍及埃及、伊朗、印度、东南亚各国，并遍览土耳其欧洲著名的博物馆。或新自参加遗址发掘，和亲临博物馆拍照、记录详细资料。令人敬佩的是三上先生曾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两次远涉重洋、不畏艰辛，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对出土的六、七十万片瓷片进行了逐片的分类和比较，其苦不可言喻，精神可佳。正是这种虔诚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陶瓷文化特有的魅力和海外学者精研探求的文化责任。三上次男所著的《陶瓷之路》（1969年出版，十年内再版十一次）一书，可谓是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他以考察路线为纬，以中国古陶瓷在各国的出土为经，将东西方两大文化的发展通过陶瓷贯穿在一起，奠定了中国古陶瓷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学术地位。正如三上次男所说：“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连结着一根坚强有力的陶瓷纽带，它同时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在《陶瓷之路》中，三上次男介绍了中国古陶瓷在“陶瓷之路”上的出土、收藏，中国瓷器的销行路线、时代背景、瓷器断代、风格特征、工艺制造、贸易性质、文化内涵、民族喜好等，并从特定的历史情境分析中国古陶瓷的文化扩张力；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前瞻性的研究远景——在世界史上，东西方贸易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希望年富力强的研究者，继续钻研，以获得更为巨大的成就。《陶瓷之路》为我们研究世界交流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借鉴，是世界陶瓷学界的一本名著，正如日本小学馆的《世界陶瓷全集》评价的：“三上次男博士所著的《陶瓷之路》记录了目击器物，是一部杰出的著作。”的确，三上次男提出的“陶瓷之路”这一概念与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一样，为世界海交史、贸易史、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叩开了智慧之门。
日本的中国古陶瓷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本国（包括近海）出土、流传的中国陶瓷进行了妥善的典藏和深入细致的分类与研究。20世纪以来，日本出土中国陶瓷的遗址很多，绝大部分在西部地区，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靠近中国东南沿海，海路运来的陶瓷绝大部分在此聚散。西部地区据统计有近50处中国陶瓷遗址。在奈良法隆寺、京都仁和寺、立明寺、于治市、福冈市、久米留市、西谷等地均有出土和收藏，仅鸿胪馆遗址就出土2500多个陶瓷点片。在典藏出土的中国陶瓷方面，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出光美术馆、根津美术馆、京都埋藏文化研究所、日本文化厅等单位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一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东京国立博物馆1978年3月编印的《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主要内容有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矢部良明著）、日本出土的元明时代的陶瓷（长谷部乐尔著）、主要遗迹分布图、中国陶瓷出土主要遗迹一览表。长谷部乐尔著《日本出土的元、明陶瓷》（王仁波、程维民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从元代陶瓷、明初的陶瓷、明代中期的陶瓷和明末的陶瓷四个方面阐述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三上次男等著《青森、北海道的中国陶瓷——以青森，尻八馆出土的中国陶瓷为中心（曾丽民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主要内容有尻八馆出土的中国陶瓷的意义，尻八馆出土的中国陶瓷的几个问题，其他遗址的出土物。三上次男著《津经、下北半岛的中国陶瓷和中世纪的东北》（李世琮译《山西师院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2期）主要叙述津轻、下北半岛遗址出土的中国陶器及中世纪中日贸易情况。熊本县博物馆编《日本熊本县出土的中国陶瓷》（白英译《文博通讯》江苏1981年第1期）主要内容有商品陶瓷的研究、熊本县出土的中国陶瓷。小山富士夫著《奈良三彩和冲绳岛》（王晴堂译《文博通讯》江苏1983年第3期）主要谈到中国唐三彩出土情况和唐三彩传入日本的时代等问题。佐佐木达夫著《日本海的贸易陶瓷》（李天送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主要内容有遗址出土的陶瓷器、出土陶瓷器的时代特点、陶瓷器的消费与流通、日本海陶瓷贸易的诸阶段。长谷部乐尔著《日本传世的砧青瓷》（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编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辑1981年6月）介绍了几种日本传世的著名砧青瓷，并讨论了几个相关问题：砧青瓷的一般特征、制作时间、制作方法、传入日本的时间和途径，以及近年来日本的鉴赏方法。此外，还有龟井明德的《14~15世纪的贸易陶瓷》（《贸易陶瓷研究》1981年第1期）、《九州出土的宋元陶瓷器分析》（《考古学》杂志1973年58卷4期）、《日本出土的越州窑陶瓷器诸问题》 （《研究论集》九州历史资料馆1975年1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器》（《东洋陶瓷》1976~1979年卷6）；铃木重治的《京都出土的中国产输入陶瓷器》（《贸易陶瓷研究》1981年第1期、《冲绳出土的中国产输入陶瓷器》（《贸易陶瓷研究》1981年第1期）；铃木重治、桥本久和的《龙野市福田天神遗迹SDOI出土的中国陶瓷》（《贸易陶瓷研究》1984年第4期）。桥本久和的《高木规 市上牧——宫田遗迹出土的中国陶瓷》（《贸易陶瓷研究》1984第4期）、《大阪府中国陶瓷的出土状况》（《贸易陶瓷研究》1981年第1期））。矢部良明的《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王仁波、陈维民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长谷川道隆的《大内馆氏迹出土的中国陶瓷》（《贸易陶瓷研究》1983年第3期）。藤冈了一的《净妙寺址出土越州窑青瓷水注》（《美术史》1950年1期）。小山富士夫的《仁和寺出土的越州窑盒子及影青盒子》（《陶瓷》10卷3期）。山田万吉郎的《木幡出土越州窑青瓷》（《日本工艺美术》1950年137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组织下，举办了《日本出土中国陶瓷的特别展览》，长谷部乐尔作了详细的整理和介绍。详细资料见《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期1981年6月）。1982年出光美术馆组织的《近年发现的窑址出土的中国陶瓷展》系统的展示了中国陶瓷在日本的出土情况。除以上提到的以外，森村建一、川上贞雄、森田勉、金武正纪、村上勇等也为日本出土的中国瓷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日本福冈市教育委员会于1984发表了《高速铁道关系埋藏文化财调查报告IV》等。
二、海外了出土的中国瓷器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广泛兴趣，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陶瓷在世界各地的发展，灿若群星，成为20世纪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出土之陶瓷，规模之大、品质之佳、数量之多，为世瞩目。就拿越窑青瓷来说，越窑青瓷是中国较早输出出的瓷器之一，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发现。我国著名的陶瓷学家叶文程先生说：“浙江青瓷输出的国家和地区，在亚洲有：越南、朝鲜、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汉、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及阿拉伯半岛的一些国家；在非洲有摩洛亚哥、肯尼亚、埃及、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坦桑尼亚等。”世界拍卖市场上中国陶瓷居高不下的价格更成为人们争相竟投的典藏品。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水下考古的不断发展，，海底极其丰富的陶瓷遗珍不断重见天日，也大大刺激了人们对中国陶瓷的兴趣。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就开始了世界各地的考察与走访，或参观博物馆，或参与遗址的考古发掘，或参加国际古陶瓷学术研讨会。1955年三上次男就开始对印度洋、南海等周边国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为1968年参加马尼拉东方陶瓷研究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赢得了陶瓷学界的广泛尊重。1969年完成的《陶瓷之路》一书更加奠定了其在本国及国际陶瓷学界的地位。20世经60年代，以三上次男、小山富士夫、长谷部乐尔、铃木八司、松见守道、杉村栋、重松和男、上野佳也、蓑丰等组成的日本“出光中东文化调查团”，在中东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其中，以埃及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遗址最为著名。日本出光美术馆至今还保存着1969年阿拉伯联邦政府赠送的福斯塔特出土的176片陶瓷片。福斯塔特出了大量中国古陶瓷碎片，据三上次男统计约有1万2千片。正如《陶瓷之路》所说：“中国陶瓷输入开罗的数量使人惊讶，好像家家户户在当时都使用过中国瓷器。”
三、建立在中国本土和中日文化交流基础上的陶瓷研究。对中国本土陶瓷的研究，是日本学者全方位研究中国陶瓷的重要部分。中国历代的陶瓷典籍、窑口遗址、出土器物、公私收藏、古陶瓷学术研讨会等都是他们关注的对象。研究内容有对窑口的专论、或区域瓷器的个案研究，有瓷器断代史的研究、或全史的扫描，有对工艺烧造的研究、或陶瓷艺术风格的分析，有从贸易和传播的角度、也有探计其文化意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奥田直荣的《天目》（丁炯淳译《陶瓷资料》景德镇1978年５期），小山富士夫的《天目》（《福建文博》1984年2期，《陶瓷全集 唐宋的青瓷》（平凡社）、《支那陶瓷史稿》，长谷部乐尔的《磁州窑》（刘志国译），铃木重治等的《潮州笔架山和长沙铜官窑见学记》（《贸易陶瓷研究》1984年第4期日本贸易瓷研究会出版），大岳花子的《宋代仿古和龙泉窑》（《东方博物》浙江省博物馆第3期1999年3月），三上次男的《晚唐五代的贸易陶瓷》（张仲淳译）、《新中国陶瓷考古的成果》（《出光美术馆馆报》）、《宋元陶瓷的贸易》（《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辑1981年6月），美乃美株式会社出版的《中国陶瓷全集》，铃木已代三原的《窑炉》（刘可栋等译建筑工程出版社1959年），监田力藏的《陶瓷文明的本质》，横河民辅的《支那陶瓷及其外国关系》，上田恭辅的《对中国陶瓷的多方面考察》、《支那陶瓷的时代研究》、《支那陶瓷研究的手引》、《支那陶瓷的染付模样》（东京大阪屋号书店发行昭和４年至１６年），龟井明德的《关于龙泉窑开窑时期的研讨》（《东方博物》浙江省博物馆第３期1999年3月），今泽洋的《青瓷贴花纹钵的传播转迹》（《东方博物》浙江省博物馆第3期1999年3月）。吉田光邦的《景德镇陶瓷生产与贸易情况》（白英译《南京博物院集刊》1982年总4集，也见《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期1983年6月）。龟井明德的《渡海而来的中国陶瓷》（王景圣译《陶瓷资料》1978年2期）主要内容有：唐三彩的传来、天平的青瓷、越州窑青瓷、长沙青瓷与江南白瓷、舶来陶瓷的名称、经龛与中国陶瓷、一件公凭（背签）、天目与宋国商人、青瓷与平重盛。长谷部乐尔的《日本的宋元陶瓷》（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编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期1981年6月）内容有：宋元时期的中日文化关系、宋元时期驶往日本的中国船只、日本发现的宋元陶瓷。三上次男的《从陶瓷贸易看中日文化的友好交往》（贾玉芹译《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1期）探讨了各个时期中国陶瓷出口日本的情况。今井敦著《东传日本的青瓷茶碗“马蝗绊”》（《东方博物》浙江省博物馆第3期1999年3月）。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对中国陶瓷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研究方面，一些学者还将自己收藏的瓷器捐献给中国。小山富士夫曾将1964年他在伊朗德黑兰所得的唐越窑瓷碗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刊》（1981年总3期）作了介绍。日本学者的这种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敬佩。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远远不止这些，在此不一一列举。
陶瓷：《陶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清代朱琰所撰六卷本《陶说》，在古代日本的传播与影响，有助于从形而上的精神与形而下的“瓷路”两个层面深化人心与物性陶冶成器的认知与传播。
一、书籍之路视域中的《陶说》
作为文明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书籍在东亚文化圈诸方面的交流与传承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纽带作用。故较之东西文明之间的“丝绸之路”，有学者认为以“书籍之路”更得东亚的交流实质。
在东亚文化交流意义上讲，“书籍之路”与“丝绸之路”见证了中日两国之间深厚的交往印记，其中包括历代陶瓷文献在内的“陶书之路”同样为中日书籍之路与陶瓷之路衍生出独特的东亚交往新模式。作为两国“陶书之路”交流的初端，《陶说》无疑在其中起到了“文化使者”的重要作用。《陶说》，为清代朱琰著，全书共分6卷。分别以“说今”、“说古”、“说明”、“说器”为题，以饶州窑（景德镇窑）为重点，勾勒了古代陶瓷业发展各时期窑口不同器物的品类、特征与功用等内容，对研究中国陶瓷工艺的发展以及历代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陶说》初刻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以后曾多次重刻，传本较多。同时，作为陶瓷文化传承的载体，《陶说》也被传入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通过梳理日本现有馆藏可知，多种版本《陶说》传入日本后既有重刻亦有译本。
二、《陶说》与日本馆藏文献考论
1、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馆藏的《陶说》。该版本隶属于《龙威祕书》为其戊集《古今丛说拾遗三十四种》戊3～戊4共计二册6卷。据版本信息为乾隆五十九年即1794年石门马氏刻本。按：石门马氏，即是清代学者马骏良私人辑录的丛书，收录各种作品一百七十七种，共分为十集。
2、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馆藏《陶说》。该馆藏同样隶属于《龙威秘书》。刊本《龙威祕书》（1～10集）共计十册，原为津田左右吉旧蔵。集数完整且刊本众多。有具体时间者为第二集大酉山房嘉庆元（1796）刊本。
涵盖有陶说的第五集虽无具体刊本信息，但从序文后有“石门马俊良嵰山识男佩愉，佩忞全校”可知，应当晚于1796年。
3、东京国立博物馆馆藏“鲍氏知不足斋”版《陶说》。该版本《陶说》为6卷，其中2、3卷合一册，4、5卷合一册，共计四册。有乾隆39年，即1774年跋，印记有“听雪庵清赏”“海眉”“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书之印”等，外盒里有昭和甲午石隐道人的识语。
按“知不足斋”，乃是中国清代藏书家鲍廷博的藏书室“雅号”。据鲍氏所藏善本刊刻《知不足斋丛书》至道光间共刻成30集，收书207种。此外，东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陶说》一册六卷，严格意义上说是据《知不足斋从书》本的抄本，其依据推断可以从同东京国立博物馆尚馆藏封面上的“金匮思慎堂藏版”字样以及线装帙入本亦有印记“听雪庵清赏”。另“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书之印”有乾隆47年即1782的序。此本外盒内也有昭和29年石隐叟的识语。
“金匮思慎堂藏版”中的“金匮”为“无锡”古时旧称，“思慎堂”为清代无锡的重要书坊。
以上二部《陶说》中的“听雪庵清赏”印记，据目前查找资料所知，只有江户时代中期的茶人石州流嘉顺派二代谷村嘉顺正胜以“听雪庵”为号。从茶与陶的密切联系来看：二代谷村正胜曾收藏过此两部陶说的可能性较大。由于其具体生殁年不详，不过从其父谷村三育殁年为宝历3年（1754）及其师清水道简的生卒年来看（1716～1783），其活动时期应当主要是十八世纪后半叶，至多至十九世纪初。由于目前研究条件所限，无法进一步根据文献确认其详细的内容差异。
4、同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线装《翠琅玕馆丛书》中的《陶说》。左右双边，有界，小黑口，无鱼尾，9行21字。封面内有“光绪十年甲申冬十二月羊城翠琅玕馆校刊”字样。印记分别有“王秉恩”“常”“秉恩”“华阳王芑庈随身书卷”“得归茅屋”“太田书巢”“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书之印”。
由封面内信息可知，此本是1884年广州翠琅玕馆校的版本，印记中“王秉恩”（1845～1928）为清末藏书家、书法家，华阳（今四川双流）人，曾在广州为官，并经张之洞推荐任广雅书局提调，民国后寓居上海，此本当是在广州为官时期所获。
“常”之印，详义不明，但由后“秉恩”印来看应该仍为王秉恩之印。“华阳王芑庈随身书卷”中王芑庈无法准确断定所属，因为王秉恩及其子王文焘均无相关名号。虽然秉恩晚年多以古书、字画、金石换米渡日，但是从“华阳王”的字样来看，应该可以推断此书仍然属于王氏族人。后“得归茅屋”的印主也无法确认，据“得归茅屋”意义来看，很可能是引用杜甫旅居成都期间创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典故，印主应该还是成都地区人，进而判断依然可能是属于国人所藏。
东京国立博物馆《陶说》线装写本，在正文的页面上有“秀文斋”字样。遍查中日资料，找到“秀文斋”可能是指中国山东日照的印刷刻字的老字号“秀文斋”。据史料记载：“秀文斋起源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其创始人董佩琳，出生于康熙八年（1670），例赠文林郎，创建秀文斋刻字业，由于农业兴旺，延师课子，使其子董怀录成材。董怀录，字洛如，奎文阁典籍、例授文林郎、出任上海文富堂书局执行理事，负责刻版印刷“四大名著”，董怀录写字非常好，蝇头小楷，隽秀工整，美丽端庄，受到当局的器重，后其子董家驷长成，在文富堂书局当学徒。董家驷，勤奋好学，在文富堂不久，刻字、印刷样样都掌握的娴熟，在文富堂已是骨干”。
5、筑波大学图书馆馆藏写本《历代磁器谱》（2册）收录的《陶说》。目前同样受资料所限，其内容以及依据何种版本仍有待进一步考究。
6、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的一部内有朱笔，有虫损，印记为菩萨楼图书记《陶说》。该版本由葛西质（又名葛西因是）所点校的上善堂刊本经摄阳（大坂）种玉堂重印，此本有文化三年（1806）的序。此本在多图书馆均有馆藏。“上善堂”当是编修有《上善堂书目》的清代图书馆学家、藏书家孙从添（1692～1767）的藏书楼名。
上述东京国立博物馆亦有葛西质的合装写本陶说俗译稿，内有朱笔书入，但书写者不明。葛西质字休文，号因是，生于大阪居于江户，师从平沢旭山。林述斋，古注学派。著书有《通俗唐诗解》《老子辐注》。
三、结语
以上主要考察了《陶说》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以及各知名大学的馆藏文献情况，从陶书之路的个案典籍可以管窥蠡测，自清末民国以来经历欧风美雨的洗礼，日本不仅西望“西洋”，同样也一直关注近邻“中国”最古老的瓷器烧造技艺与重视陶瓷文献的刊、刻、抄、印、藏等事宜。“陶书之路”的例证，体现了日本不断汲取中国陶瓷技术及陶瓷经典文献以发展自身的重要方略。透过现存日本各大图书馆的《陶说》考究，比照中国国内相关的馆藏文献，其内容可以说基本涵盖了现存的各个版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中日之间在陶瓷工艺上的交流，也可佐证日本陶瓷界广泛涉猎并收藏中国陶瓷典籍的“日积月累”、“代际层累”的持之不渝精神，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书写了重要的篇章。这也是日本惯于拿来并消化吸收域外文明以充实自身、文以开化的表现。
日本出土古陶瓷出自潮州？
本报讯（记者吕晓扬）记者昨天从市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获悉，日本知名古陶瓷专家、专修大学龟井明德教授，亚洲水中考古学研究所田中克子理事莅临该博物馆，就日本平安年代（中国北宋晚期）出土的白釉及酱釉佛教经筒及博多港沉船出水瓷器的年代及出产地进行调查。
此次莅潮，龟井明德教授带来出土的日本平安年代（北宋晚期至南宋初期）白釉及酱釉佛教经筒的研究论文草稿，田中克子理事带来福冈市埋藏文化财中心保管的《福冈市博多遗址出土的宋代潮州窑产品文献一览表》。龟井教授就其研究的白釉经筒生产地初步确定为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或宋代广州西村窑。此次，龟井先生在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及潮州市博物馆均能从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标本中找到其造型、胎釉、纹饰等工艺特征类同的依据。
据悉，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一直以来与日本古陶瓷学者田中女史、森达也沟通密切，希望能将日方的研究成果或相关资料进行交流。此次在该馆的要求下，田中女史还将1986年之前有关日本福冈市博多古港出土及出水的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产品的珍贵资料，作为学术交流与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互赠相关资料，并商讨双方合作研究这一重要课题，这一研究成果将为潮州陶瓷史补白，为潮州古陶瓷外销及潮州海上丝绸（陶瓷）之路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建水紫陶的地域文化特性
云南建水紫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产地云南建水是中国著名的传统陶瓷产区，云南最长、最大的古龙窑址就位于建水碗窑村。建水陶瓷文化历史悠久，早在三千年前就有制陶，据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学者、著名艺术家杨大申教授领队考证1980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美术系联合建水工艺美术陶厂对碗窑村落古窑址进行挖掘、考古得出结论：“宋有青瓷，元有青花，明有粗陶，清有紫陶”。作为中国陶瓷美术大家庭中当然一员的建水紫陶，是中原文化与云南本土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是深藏于祖国西南边陲一隅的“艺术奇葩”。它独具魅力的独特地域文化特征是其基因。
古滇文化对建水紫陶影响深刻，特别是古滇国青铜文化。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古滇国的青铜文明已相当发达。其中以铜鼓与贮贝器为代表，贮贝器顶盖上的写实性场景中的人物、动物是当时古滇民生产、生活、乃至战争的真实写照，器物周边的图案、图纹等装饰直接影响了传统建水紫陶的器型设计与图纹装饰。古朴而雄浑的造型，灵动而神秘的图纹成为创作建水紫陶的力量、源泉。云南的岩画，魏晋书法对建水紫陶的影响，神秘而原始的仓源岩画，中甸岩画，思茅岩画的人物、动物和图案造型，混钝而神奇，简约而雄美。闻名全国的曲靖市晋“二爨”碑，昭通市汉代孟孝琚碑与东晋写实壁画古拙的书法与绘画也被书画家引入紫陶创作。质仆的书法，拙雅的陶感，二者相得益彰。滇国的民风、民俗也引入了建水紫陶的创作中，如具有本土神话色彩的“云南纸马”、以及“云南剪纸”、“云南皮影”的题材与内容等；云南少数民族喝酒、喝茶、抽水烟筒的器皿等也融入紫陶的造型中；滇民族载歌载舞的画面也包含在紫陶的装饰上；常见的庙会上活灵灵的动物，小娃娃的玩具都是用陶土和釉料制作的。
彩云之南的云南，地处云贵高原，风光无限，崇山峻岭，山高水险；热带、亚热带雨林更是动植物天堂，建水紫陶好多精彩的造型就是艺术家观察、借鉴了多姿多彩的红土高原的动植物的形态，花卉的艳丽与奔放。建水紫陶的绞泥作品，更是直接来源于多姿多彩的深情的红土地，水的白，山的青，让人进入梦幻般的仙境。独有的少数民族题材创作更是建水紫陶的一大特色。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有25个少数民族，他们独特的民族文化、风俗、图腾、信仰也深深地影响着建水紫陶的制作与创意。云南的宗教文化源远流长，由于历史原因，长期多种教又并存。本土的、外国的，如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傣族佛教等，这些也极大地丰富了紫陶创作的源泉，并拓展了建水紫陶的文化内涵。
建水紫陶的根是它的五种颜色的泥料，这是只有当地才特有的原料，这是紫陶真正的氧份。它们含锰、铁等金属成分高，适合氧化，还原烧。泥料制作之细腻是其它陶瓷所不及的，紫陶烧成温度1250℃。所有这些，保证了它的质地致密，能打磨并能抛光，达到一叩之金属声响，湿润如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云南人性格真诚、耿直、朴实、好学，而且民风纯朴，这些元素奠定了建水紫陶的人文素养。建水陶人创作出大气、粗犷而有情趣的古朴、拙雅的建水紫陶。
在成型手法上，建水紫陶艺人们更是博采众长，基本涵盖了所有的造型方法：拉环、灌浆、压模、盘泥条、打泥片、雕塑、手捏等。
综上所述，建水陶瓷灿烂的历史文化是其重要养分；其独特的五彩泥料；所处的地理位置，云南的山山水水，多姿多彩的动植物王国；神秘的古滇文化；多民族丰富、神奇的民间文化，风俗等所有这些决定了建水紫陶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性与人文的价值取向。艺术家们在造型设计、成型、书画、图纹装饰、依笔默刻填色泥、修坯、烧成打磨都融入了地域元素，原创出极具云南地域标识与文化魅力的紫陶艺术品。
被日本冷遇的“紫砂”
日本与中国一样，有着悠久的“饮茶史”，甚至以茶道而闻名世界。与中国茶具的飘逸与写意相比，日本的茶具或许更具有一种细巧与婉转的东方气质。近日，笔者拜会了东瀛游学归来、并有5年日本古玩店工作经历的瓷器藏家崔绍松，听罢他的娓娓道来，这来自异邦的陌生工艺竟变得熟悉而可亲了。
与中国人喝茶的习惯不同，日本人喝茶多用里外挂釉的瓷壶，“提梁壶很少，基本都是歪把壶，而且壶嘴一律朝左。”而日本人对中国传统茶器紫砂壶的“冷淡”是崔绍松在国内未曾想到的。崔绍松曾在游访时特别留意到，遍藏中国奇珍的日本博物馆中竟从未出现过紫砂壶的身影，而他带去作为礼物送给日本友人的紫砂壶也遭到了客气的“冷遇”。“日本也有‘紫砂’，叫作‘朱泥’，颜色非常鲜艳，但我拜访过的日本人却没有一家用这种‘朱泥’壶泡茶的，倒是我自己很便宜地花了1000日元买回了一把。”
日本友人在解释不喜欢紫砂壶的原因时，以“不便清洗”、“保温性差”作为解释，但崔绍松却从中感受到了日本工艺的“排他性”。“日本的几大皇家窑厂是绝对不受外来影响的，想在‘九谷’找到一点中国元素，比如说‘龙’，那是不可能的。”这种“保守”在另一个意义上可以视作对传统的坚守。日本的手工艺多以小作坊的形式集中在九州等地，受到国家的保护与重视，有着严格而有序的传承。“有些家族手艺传男不传女，而且七八十岁还在做工的老艺人比比皆是，他们珍视、守护着自己的‘核心’手艺，因而有许多继承人到了六十岁尚未接收到来自父亲的‘真传’。”崔绍松就曾访问过一个日本陶瓷厂，忙于做工的老师傅连最基本的程序也不愿多讲。
日本传统手工艺中创新很少，比如日本茶具上的传统绘画题材“百人一首”，在茶壶上绘制一百个小仓时代的人物与他们各自的箴言，一百个人物，上千个字，细致程度可以媲美微雕艺术，而令人惊异的是这种题材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几乎从未发生变化。同时日本茶具的精美也令崔绍松感叹不已。“日本有严格的规定，一个茶壶只能配五个茶碗，而一个碗最少要绘制半年，那么一套茶具要画两年多，一笔一画绝不潦草。”而依照传统，制成的茶具上一般标有窑厂的名称，“大师之作”一般还会有艺人名字的落款，“我见过最多的，一个杯子上落了三个人名，有些徒弟会将师傅的名字落在自己之前”，而由于日本严格的立法，绝对不会出现冒名顶替、张冠李戴的现象。
但要说到最令崔绍松印象深刻、念念不忘的，还是日本人对待手工艺乃至对待生活的那种简朴的精神。大师们’穿着老旧的围裙，纯朴、平凡得甚至让人无法置信这一件件国宝级精品竟出自他们之手。”崔绍松曾去过日本皇家窑厂“桔及”观摩，他们烧制的瓷器，不仅是手拉坯的，甚至连机器都还是脚踏的。“坯胎越薄泥料越稀，我曾用卡尺量过，他们的坯胎最多不超过两毫米厚。”日本人的资源保护意识极强，“他们到中国唐山购买陶土，因为他们自觉本土资源的有限。”这让崔绍松想起了某次游历景德镇，发现连电线杆子都是青花瓷制成，使用资源之“慷慨”，让他不胜唏嘘，感慨国人在资源节约意识上与日本人的差距之大。
清代陶瓷烧造的创举——粉彩瓷
清雍正粉彩瓷碗大英博物馆馆藏
清雍正粉彩瓷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藏
清雍正粉彩葫芦瓶大英博物馆馆藏
粉彩瓷与青花瓷、颜色釉瓷和玲珑瓷并称为“清代四大名瓷”，其做工细腻、色彩丰富、清雅柔润，充满着诗情画意，富有强烈的艺术感和观赏价值，被誉为“东方艺术珍宝”，是清三代重要的御用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粉彩瓷
粉彩瓷是在珐琅彩的影响下和五彩的基础上创烧成功的一种釉上彩瓷，是景德镇陶工一项新的创举。粉彩瓷自清康熙开始出现，雍正时步入巅峰，乾隆继续繁荣，而后逐步衰落，民国时期得到恢复和发展。粉彩瓷最显著的特点是富有层次感，并且和中国传统的诗书画印相结合，高雅柔润，创造出独特的瓷器美。
“粉彩瓷和五彩瓷的区别
提起粉彩，总绕不过五彩，其生产制作技艺是在继承五彩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两者的差异具体如下：粉彩要用“玻璃白”即在含铅的玻璃质中加入砷，在一些装饰部位打底，以增加色彩的明暗对比，而五彩不用;粉彩绘制图案采用渲染法，注重表现题材的阴阳向背，而五彩则单线平涂，层次感较差;粉彩的颜料中，至少有一部分用的是西洋配方，而五彩用的是传统的中国彩料;粉彩的彩料较五彩丰富，绘制时，粉彩以釉调色，而五彩用的是清水或胶水;粉彩的烘烤温度约为700度，低于五彩的800度。
清雍正粉彩花鸟菊蝶纹缸(民窑)
清乾隆粉彩花卉纹盘(民窑)
由于原料和制作的特点，相对于五彩瓷，粉彩瓷的图案更加清雅柔秀、细润娇媚。
清三代粉彩瓷的特色
康熙粉彩数量极少，粉彩的特点也欠明确。到雍正，粉彩大得帝王及社会上层青睐，取代了五彩的地位，成为烧造数量最多的釉上彩品种，艺术也达到了顶峰。特别是官窑作品，图案题材丰富，绘制精细考究。最受推崇的花卉和花鸟题材，柔婉多姿，清绮优雅，显示出很高的艺术造诣，胎体的洁白细腻更烘托了器物的柔秀。
清乾隆粉地粉彩万寿无疆碗
乾隆时代的粉彩虽仍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但在艺术上比雍正时已经逊色，装饰表现出繁缛琐细的趋向，造型也妄求奇异。乾隆后期，粉彩同其他陶瓷品种一样，不论技术、艺术，都走上了下坡路。
瓷界的美丽精灵
粉彩瓷集合了瓷器与中国传统的诗书画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深受皇帝和贵族的喜爱，精美的作品多是帝王的御用品。鼎盛时期，其造型、技法、纹饰，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造型多变、装饰题材丰富，以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为主，技艺精湛，花纹立体感强。融汇中国工笔重彩的构图与技法，线条工细流畅，色彩丰富鲜艳，形象极其生动，在中国瓷坛上演绎着别样美。
中国陶瓷人的七彩梦
中国，从来不缺故事！
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
从《七剑下天山》到《射雕英雄传》。
中国人，从来不缺梦想！
从《红楼梦》到“中国梦”，
从陶瓷大国梦到陶瓷强国梦！
然而，一个延续千年的中国陶瓷人的七彩梦却少有人知。
千百年来，中国陶瓷人一直有一个梦想，一个七彩的梦想，以为代表的国瓷，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想尽各种办法来实现陶瓷釉面装饰的绚丽多姿，七彩缤纷。然而，要实现七彩缤纷，就必须要突破红釉，因为红黄蓝是主要基础颜色，而红釉却是一个千古未解的难题！
在景德镇流传着这样一个凄美的传说。
明宣德年间，有一天皇帝穿着一身红袍，偶然从一件白瓷旁边走过，突然发现白瓷被染成红色，格外鲜艳夺目，于是皇帝传下圣旨，命令御窑厂马上烧出这种红色瓷器。然而由于铜红的呈色极不稳定，在烧制中对窑炉的气氛又十分敏感，稍有变异便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常常很多窑都难以烧出一件通体鲜红的产品，所以要得到比较纯正的红釉十分不易。正当窑工们屡烧不成眼看限期已到，就要大祸临头时，其中一位窑工的女儿得到神仙托梦，要她投身熊熊燃烧的窑炉之中，以血染瓷便可成功。于是她勇敢地投身入窑，只见一团炽烈的白烟腾空而起，满窑瓷器皆成红色。这个传说虽极富传奇色彩，但如此悲壮的故事，充分说明红釉烧之不易，后人遂以“祭红”命名宣德时期的一种特殊红釉瓷，即以此纪念这位传说中的烈女。
中国陶瓷艺术源远流长，千百年来在众多色彩斑斓的瓷器中唯独没有大红色高温红釉瓷，这是因为红色釉不耐高温，烧制非常困难，有“千窑一现”、“十窑九不成”之说。因此烧制大红釉成为世界史上一道千古难题，更是历代能工巧匠们的梦想。
在明清时期，虽然出现了轰动一时的钧红、铜红、铅红、郎窑红、豇豆红，特别是钧红，呈色虽属于红釉范畴，但严格说是在具有蛋白石般光泽的青色釉面上，杂以红色、紫红色，或深、或浅、或呈斑块状、或是放射状，并非通体红色。而郎窑红色彩虽然是最鲜艳的一种，结束了明代以来近二百年红釉瓷哀落的局面，使我国陶瓷的彩釉装饰出现了更加繁荣的局面，但有一个关键点，是红色极不稳定，而且红色达不到大红。
世界性的技术难题
时间进入到公元2010年，在建筑陶瓷行业，意大利、西班牙开始出现了喷墨印花技术，并开始进入中国建陶行业。从技术原理上讲，喷墨打印可以达到打印出与图片一模一样的瓷砖产品的效果。然而，没有大红墨水，打印出来的结果是色彩偏淡或者是失真。国外墨水鼻祖对此也是一筹莫展，组织了很多科技人员攻关，至今依然没有取得突破。而作为陶瓷“祖宗”的中国，从宋代以来，红釉就一直是所有陶瓷人心中的痛，更遑论墨水。
难点在哪里？
高温的大红色釉已经难以做出来！
而墨水要求磨细到亚微米甚至是纳米级！还能烧出大红色？？
纳米是个什么概念？是1mm的100万分之一。打个比方，就是一根铅笔芯直径的100万分之一。从技术原理上讲，颗粒越细越容易氧化，在瓷砖高温烧制时，温度达到1000℃以上就没有颜色了，而我们的瓷砖在窑炉中烧成的温度要达到1120℃以上，要做出高温大红墨水就难上加难。国外的专家不是不想做，从墨水成功应用后一直组织技术攻关，但就是做不出来。（据传国外近几个月才做出“粉红色”墨水）
高温陶瓷大红墨水成了世界建陶行业的一个制高点！
不服输的中国陶瓷人
经过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陶瓷大国，并且占据了世界建陶60%的份额。但是，我们还不是陶瓷强国，因为一些关键的陶瓷装备、工艺技术，我们都跟在意大利、西班牙后面亦步亦趋，还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中国陶瓷人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敢闯敢干，以科达洁能、中窑企业、金刚企业为代表的国产陶瓷技术装备企业坚持自主研发，陶瓷装备在大范围内实现了完全国产化；而在意大利、西班牙陶瓷墨水推出3-4年后，道氏、明朝科技、国瓷康立泰、迈瑞斯、色千、汇龙、三陶等优秀的中国陶瓷墨水企业也完全突破了关键技术，使陶瓷墨水不断国产化，2015年已经达到了国产化70%的不俗业绩。
但是，在这个国产化进程中，在高温陶瓷大红墨水这个拦路虎面前，所有的企业都一筹莫展。
国外做不出的，中国陶瓷人就一定做不出吗？
一个不是专业做墨水的企业，中国建陶行业以创新闻名的瓷砖生产标杆企业---广东宏宇集团瞄上了这个世界性的技术高地。2013年，以余国明为带头人的宏宇集团技术创新团队决定要攻克这个世界难题，因为他们有“高温大红釉面砖”和“高温大红基印花釉”研制成功的基础和底气。（2013年3月22日，广东省科技厅组织国内顶尖的陶瓷专家组，认定了宏宇集团的“高温大红釉面砖”为“国际先进水平”。2014年10月25日，中国建材联合会组织的专家组又一致认定宏宇“高温大红基印花釉的研制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但是，由于没有研发生产过陶瓷墨水的经验，对墨水生产不熟悉，找谁合作呢？多年的产学研合作，使宏宇人自然地想到了学院。经过沟通，陶院告诉宏宇集团，国家科技部和广东省科技厅都将“发色鲜艳的墨水”列为科技攻关项目，学院自己也有这个科技立项，于是双方决定联合攻关。陶院方面以材料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汪永清为项目带头人，生产企业方面以宏宇集团瓷片厂厂长余国明为项目带头人。2013年10月，双方签订联合研发合同，从这时开始，强强联合的两大技术团队向这个建陶行业的世界技术高地发起冲锋。
艰苦卓绝地探索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
凭着当时的爱国热情，一时地冲动要攻克世界技术难题，实现一个中国陶瓷人千年的梦想，想一想说一说很容易，但真正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从哪里下手？
虽然有“高温大红釉面砖”和“高温大红基印花釉”研制成功的基础，但那毕竟是釉料，和墨水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
权衡左右费疑差，万事开头难。
产学研团队发现，做墨水，原料要磨得很细，要达到纳米级，最少要达到2m以下。谙熟技术原理的产学研团队知道，要突破这样高难度的关键技术，肯定不能走别人走过的常规路子，得另辟蹊径。
入手的方向是最关键的，产学研团队分析所有能发红色的颜料，双方确定选出最能发大红色的“镉硒红”作为发色色料。然而镉硒红色料发红色是靠包裹，包裹物在高温下保护硫硒化镉不被氧化，能发红色。但墨水要经喷头喷出，就一定要磨到2m以下的细度。磨到如此细，包裹物早就不存在了。怎么办？产学研团队想到了在研发“高温大红釉”和“高温大红基印花釉”中积累的技术经验。釉面砖的红釉也要磨，大红基印花釉磨得更细，它们都能发出大红色。细度磨到2m以下，按原来的做法还能发出大红色吗？余国明向笔者透露了他当时的想法。
根据这个经验，产学研团队决定以“高温大红釉”和“高温大红基印花釉”两大项目研发成果为基础，冲击世界陶瓷高温大红范畴的最难点----高温陶瓷大红墨水。确定了这一研发方向后，产学研团队双方商定，由宏宇集团负责调试不同的配方，研制具有“二次包裹能力的基础釉料”寄给陶院。陶院负责把基础釉料和镉硒红色料磨成不同细度，再按不同比例混合，用水调匀试烧看颜色。这样，冲击世界难题的第一关而且是最重要的一关就落到了宏宇集团技术团队的身上。
然而，虽然“高温大红釉”与“高温大红基印花釉”都能在1120℃的炉温下，稳定烧出大红色，但毕竟镉硒红色料要做成墨水，必须磨细到2m以下才能顺利通过喷墨机的喷头。和前期的两个项目相比，墨水的难度相差的不是一两个数量级。
余国明团队研制出多个配方基础釉料，寄到陶院试烧，结果都失败了，试样全是白色。再按照烧出颜色的变化进行调整，还是失败，只是试样有点发黄……
世界难题毕竟是世界难题，事情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顺利。
2014年3月，宏宇研发骨干把再次调制好的基础釉料带到景德镇陶院，直接和汪院长团队一起试验。试验结果仍然失败！试样完全没有大红色，只有一点点粉色的影子。
项目组一起研究讨论，看资料、看录像、分析数据，双方都不得要领。
整个产学研团队一下子陷入困境！
这
个时候，宏宇的老板梁桐灿来电话给予了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搞科技攻关，不要怕失败，这点损失不会对我们造成影响。现在要静下心来，理一下思路，看方向有没有错，确定技术思路后重新再来，不要怕挫折！
项目组重新看试样颜色，回顾国内某个团队用同样的办法做，据说磨了两个小时，就完全没有颜色了。而自己的试样是磨了四个小时，细度达到2m以下的，虽然没有发出大红，但却发出粉红色啊！这不就说明自己的研发方向没有错吗？不要放弃，再调整配方！
善于协调的宏宇集团市场总监王勇建议集团副总经理欧家瑞带领科技攻关小组去婺源散一下心。赣南的3月，正是这个美丽的中国乡村漫山遍野油菜花初开未盛的季节，充满了顽强向上的生命力和勃勃生机；“黄花三月婺源开，兴致浓浓北赣来。不为芸苔山漫艳，只缘红墨色消埋。攀山数度逢狼虎。赴院多回荡雾霾。待到春风吹漾遍，金花灿烂展胸怀！”（悟变恒《七律·红墨与花海》）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研发的艰辛，同时也显示出产学研团队对项目的成功充满必胜的信心。
产学研团队静下心来，分析失败的原因和近半年的研发心得。他们发现，基本方向是对的，现在的问题是必须重新研发一种基础釉，能二次包裹磨得很细的镉硒红色料，使它在烧成的过程中不被氧化。
一切从头再来，这个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是局外人所不能体会的。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和攻关，2014年5月中旬，汪永清院长兴奋地告诉宏宇集团，新研发的样品终于烧出了大红色！
“千方试遍终呈色，赣北传言。雨过春天，灿烂芸苔初见嫣。”（悟变恒《采桑子·大红墨水料显色》）。在研发高温陶瓷大红墨水的艰苦征程上，宏宇和陶院人终于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而且是关键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