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窑瓷器鉴别和特点。
宋代官窑在瓷器釉色中属于青瓷系列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宋代官窑瓷器与汝、哥、钧窑瓷器一样，特别注重釉色美。宋代官窑凝厚的釉层系采取先素烧坯体、然后多次施釉的方法完成的，釉层厚度往往大于坯体的厚度，官窑瓷器多为素面，其厚釉的素瓷很少施加纹饰，主要以釉色为装饰，常见天青、粉青、米黄、油灰等多种色泽。宋代官窑分为新官窑和旧官窑，旧官窑指的是北宋官窑，新官窑指的是南宋官窑，这是由于金代入侵中原导致了宋代官窑瓷器的南迁，那么做为瓷器收藏的后来人，我们如何鉴别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呢？
宋代官窑跟宋朝的政治分不开，由于靖康之变等历史原因出现了北宋和南宋之分，因此宋代一朝有两个官窑。
北宋末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间（1111—1125年），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官府设窑烧造青瓷，称北宋官窑。北宋官窑称旧官，因临近黄河南岸而受河道改变、河泥淤积，已深埋在今开封市地面近十米之下，宋官窑青瓷产于何地无法再探究窑址。宋高宗南渡后，在临安另立新窑，为南宋官窑，称新官。
宋代官窑：一是宣政间京师自置的官窑，通常称作北宋官窑；二是宋室南迁后，在浙江杭州凤凰山下设窑，名修内司窑，也称“内窑”。后又在今杭州市南郊的乌龟山别立新窑，即郊坛下官窑。以上统称南宋官窑。
宋代官窑的共同点
宋代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紫口铁足。宋代官窑青瓷釉面经常可见斑点，这些斑点有黑色、黄色等不同颜色，其中有些斑点有明亮的金属光泽。北宋和南宋的官窑都有紫口铁足的特征。所谓“紫口铁足”，是指口部由于釉薄，露出紫色的胎骨；圈足露胎的部分，呈现铁褐的颜色。这个特征南宋要比北宋明显，原因是南宋官窑的青釉就没有北宋官窑的厚，釉一薄，特征就更明显了。两宋的官窑都有开片，以此难于辨别。但在瓷器烧造当中，一般来说北宋瓷胎都厚重一些，南宋的都轻薄一些。
官窑大瓶
官窑大瓶，宋，高34.5cm，口径9.9cm，足径14cm。
瓶圆口，直颈，垂腹，圈足。通体内外施青釉，釉面开有冰裂状纹片，上部开大片纹，近底处纹片细碎。
北宋官窑瓷器时代特征
北宋官窑瓷器对釉色的追求与完善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釉质肥厚，瓷无修饰，主要以釉色之美，以粉青釉色为上，除了粉青釉官窑还有天青釉、月下白釉、炒米黄等釉色。
造型古朴庄重，釉质如脂如玉，所裂纹片灵动飘逸，形如龟背，色如鳝血，釉面莹莹冰片极富美感，且器口微微泛紫，底足褐红如铁。
南宋官窑瓷器代特征
南宋官窑瓷的胎土有黑褐色、灰褐色、灰色及红褐色等，但以黑褐色占大多数，所以瓷器胎质呈黑灰或灰褐色，胎质轻薄。
南宋官窑的釉极厚，故便有"原釉薄胎"之说法。釉层较厚，南宋官窑瓷的釉色主要是粉青色、蓝绿色，但也有以灰色绿色、黄绿色色调为主的。具有良好的乳浊性和釉层丰厚的多次釉，在质感上追求璞玉的效果
南宋官窑瓷多有纹片，有大小开片，亦称文武片。纹片有疏有密，有深有浅，以冰裂纹等大纹层为主，所谓"冰裂纹"者，如同冰糖、云母一般，层层而下，多角形的开片，显白色的纹路。
南宋从厚胎厚釉和薄胎厚釉，分两种底足，一种上青釉，一种不上青釉护胎，一种釉面上有水浪纹，一种釉面上乳浊釉，早期没有，晚期釉色滋润，玉质感强烈。修内司官窑，是一种含钙量较高的石灰碱釉，是高温下粘度较小，易流动，到后期改变制瓷工艺，创用素烧胎多次上釉两次烧成的厚釉工，釉质如玉石般的光亮莹润。
南宋官窑足沿釉层较薄的部位泛出铁红色，乌黑色，铁黑色，澄泥色都有，修内司官窑早期花钵，晚期花口洗和花口碗的底足都没有上一层青釉护胎汁露足部位泛出铁红色。瓷器鉴定多看底足。
官窑葵瓣洗
官窑葵瓣洗八瓣葵花式，高4.8cm，口径18.7cm，足径11.2cm。斜直壁，折底，圈足。通体施粉青釉，釉面开片，片纹交织如网。足底边无釉，露铁黑色胎。
官窑葵瓣洗造型优美，釉层莹润如玉，在溢青流翠的釉面上片纹纵横交错，大片纹间又闪现条条小冰裂纹。
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瓷器中气泡足的区别
北宋官窑的气泡分布密集而且大个、没有立体感、南宋红官窑的分布稀少而大小相差较大taOcI52.cOm
北宋官窑瓷器中一般无破裂气泡，而南宋官窑釉面都有破裂的气泡。南宋官窑、龙泉窑有缩釉现象，北宋官窑则不会产生缩釉现象。
宋官窑青釉方花盆
总的来说宋代官窑瓷器，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是以素雅为主流，因为宋代是文人治国，通过瓷器可以看到宋人是审美，也可以通过瓷器可以感觉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审美的不同，元代和清代都喜欢艳俗的风格，通过元代和清代五彩和粉彩瓷器就能窥见不同民族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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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和南宋定窑斗笠碗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烧造刻花白瓷而闻名，尤其斗笠碗是宋代定瓷经典造型之一，影响到南宋瓷器造型以及影青瓷造型都效仿定窑斗笠碗。北宋定窑以烧造白釉瓷器为主，装饰方法有划花、刻花、印花和捏塑等。纹饰以莲花、牡丹、萱草为常见，画面简洁生动。定窑造型以盘、碗最多，因为有芒口，多在碗口包金，可见在那个文化昌盛的宋代文人对定窑斗笠碗的重视程度，不仅仅是生活用器，而且是当艺术品来收藏和鉴赏。
北宋定窑白釉印花凤衔花纹笠式碗
北宋定窑白釉印花凤衔花纹笠式碗，高5.2cm，口径17.8cm，足径3.5cm。碗呈斗笠式，圈足。内外施白釉，口镶铜釦。外壁光素，内印花装饰，主要纹饰为凤衔花纹，近口沿处印一周回纹。北宋定窑白釉印花缠枝海石榴纹笠式碗
北宋定窑白釉印花缠枝海石榴纹笠式碗，高5.7cm，口径20.3cm，足径4.4cm。碗呈斗笠式，圈足。内外施白釉，口镶铜釦。碗内印花装饰，近口沿处印一周回纹，内壁印缠枝石榴花纹。石榴因多子而满足了人们祈求多子多孙的愿望，故被赋予吉祥寓意，被大量用作各种工艺美术品的装饰题材。此碗所印缠枝石榴花异常清晰，反映了定窑印花瓷器高超的制作水平。
南宋定窑白瓷印花碗
南宋定窑白瓷印花碗高4.9、口径15.9、底径2.5厘米釉色白中泛黄，呈象牙白色。胎体轻薄，胎色白泛灰。内外施釉，有流釉状，广口，斜壁，小圈足。碗内壁以模印手法饰以纹饰，靠口沿一周回纹，以下为石榴与莲花，碗心为一小团花纹。芒口。南宋定窑银包口暗花透明碗
南宋定窑银包口暗花透明碗高5.2、口径15.4、底径3.2厘米。釉色呈象牙白色，釉质莹润。碗作笠帽形，敞口，斜壁，小圈足，胎体轻薄，对光透明。外壁光素，内壁满饰纹饰，内心为一小团花纹，腹壁为缠枝花中两凤翔飞，内口沿印一周回纹，镶包银口。南宋官窑之郊坛官窑的鉴别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
北宋官窑瓷款式鉴别
北宋官窑瓷器款识多达数种，因专烧宫廷用瓷，产量很少，故传品也极少。
我国于1986年年底在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发现了官汝窑的遗址，次年又进行局部发掘，从而揭开了官汝窑的神秘面纱。原来宝丰县宋时属汝州。应该说，汝州地区的窑瓷包括临汝县和宝丰县等都可统称为“汝窑”。汝窑系接受宫廷下达的任务而烧造，故产品十分精美，可统称为“官汝窑”。
官汝窑为北宋宫廷烧造，年代很短，约在宋徽宗赵佶在位时（公元1100年至1125年）的20多年间。汝窑器极为珍贵，仅见铭文，一为“奉华”，凡带“奉华”字铭的宫廷用瓷都是当时“奉华堂”的专用品。还有一种铭文刻一“蔡”字，是用黑釉写的。“蔡”字铭文物主的姓氏无疑，宋代蔡家能收藏汝窑瓷器的可能是当时的太师蔡京。再一种铭文是用金色写成的诗词：“雅怀素，态向间中天，与风流标格……”。由此可见，汝窑和修内司窑专烧宫廷用瓷，可统称为北宋官窑。北宋官窑除上述款识外，还有“官”字款，亦有三种形式：刻“官”字款、凸“官”字款，这两种都是楷书款，还有一种凸官“官”篆字款。总之，北宋官窑是专指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官窑，宫廷用瓷器物的款识，有“修内司窑”、“官窑内造”、“奉华”、“蔡”、“官”等字款，都可统称为北宋官窑瓷字款。
从传世款识的瓷品实物来看，其共同特点是：
1、从造型来看，瓷器的品种和造型有宫廷的陈设瓷和日用瓷，如弦纹三足炉、贯耳瓶、葫芦瓶、玉壶春瓶以及花式的洗、盘、碗、碟等。官窑器造型素雅端正，仿似古玉器；日用品非常讲究，制作精巧，气度不凡。
2、官窑的胎泥淘得精细，胎质细润，由于泥中含有一种铁质成分，使胎色有多种，釉色有浅灰色、灰色、粉青色、天青色、淡黄色等，釉面因传世已久，不很光亮，一般都有细密开片，无纹片极少见。宫廷官窑器十分讲究，官窑釉以玛瑙屑作为原料，民间一般不会使用这种昂贵的原料。官窑器以美丽的釉色、精湛的制瓷工艺和特殊的支烧方法而称誉于世。
3、官窑中的汝窑烧和吉祥主法有两种，一种是支钉烧造；一种以垫圈、垫饼垫烧。采用支钉烧造的器物通体满釉，器底留有细小的支钉痕；支钉烧大多为3个、5个或6个。可以认为凡传世的北宋汝窑瓷器物的器底都有支钉痕迹，无一例外。
北宋官窑瓷款鉴别
北宋官窑瓷器款识多达数种，因专烧宫廷用瓷，产量很少，故传品也极少。
我国于1986年年底在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发现了官汝窑的遗址，次年又进行局部发掘，从而揭开了官汝窑的神秘面纱。原来宝丰县宋时属汝州。应该说，汝州地区的窑瓷包括临汝县和宝丰县等都可统称为“汝窑”。汝窑系接受宫廷下达的任务而烧造，故产品十分精美，可统称为“官汝窑”。
官汝窑为北宋宫廷烧造，年代很短，约在宋徽宗赵佶在位时（公元1100年至1125年）的20多年间。汝窑器极为珍贵，仅见铭文，一为“奉华”，凡带“奉华”字铭的宫廷用瓷都是当时“奉华堂”的专用品。还有一种铭文刻一“蔡”字，是用黑釉写的。“蔡”字铭文物主的姓氏无疑，宋代蔡家能收藏汝窑瓷器的可能是当时的太师蔡京。再一种铭文是用金色写成的诗词：“雅怀素，态向间中天，与风流标格……”。由此可见，汝窑和修内司窑专烧宫廷用瓷，可统称为北宋官窑。北宋官窑除上述款识外，还有“官”字款，亦有三种形式：刻“官”字款、凸“官”字款，这两种都是楷书款，还有一种凸官“官”篆字款。总之，北宋官窑是专指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官窑，宫廷用瓷器物的款识，有“修内司窑”、“官窑内造”、“奉华”、“蔡”、“官”等字款，都可统称为北宋官窑瓷字款。
从传世款识的瓷品实物来看，其共同特点是：
1、从造型来看，瓷器的品种和造型有宫廷的陈设瓷和日用瓷，如弦纹三足炉、贯耳瓶、葫芦瓶、玉壶春瓶以及花式的洗、盘、碗、碟等。官窑器造型素雅端正，仿似古玉器；日用品非常讲究，制作精巧，气度不凡。
2、官窑的胎泥淘得精细，胎质细润，由于泥中含有一种铁质成分，使胎色有多种，釉色有浅灰色、灰色、粉青色、天青色、淡黄色等，釉面因传世已久，不很光亮，一般都有细密开片，无纹片极少见。宫廷官窑器十分讲究，官窑釉以玛瑙屑作为原料，民间一般不会使用这种昂贵的原料。官窑器以美丽的釉色、精湛的制瓷工艺和特殊的支烧方法而称誉于世。
3、官窑中的汝窑烧和吉祥主法有两种，一种是支钉烧造；一种以垫圈、垫饼垫烧。采用支钉烧造的器物通体满釉，器底留有细小的支钉痕；支钉烧大多为3个、5个或6个。可以认为凡传世的北宋汝窑瓷器物的器底都有支钉痕迹，无一例外。
北宋官窑汝窑瓷器的鉴别
宋官窑创建于北宋徽宗时期，在宋瓷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宋瓷之粹。南渡后，因袭故京遗制，重建官窑。故宋代官窑有南北之分，南宋人叶置的《坦斋笔衡》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与修内司，器，名内窑。澄泥为范，及其精致，釉色润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这段文字记载是我们今天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珍贵治资料，它言简意赅，把宋代官窑瓷器建立的原因、时代、沿革及其建窑地点作了明确的叙述，使我们对民窑“受命”烧造“贡瓷”至皇家“自置官窑”烧造的发展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据前述《坦斋笔衡》记载，州治临汝应为其遗址所在地，然而，临汝遗址始终未能获得考古证实。1977年，故宫博物院在调查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时，曾采集到与宫中传世汝窑器相同的标本，并对它进行了两次科学化验，其结果与50年代故宫博物院提供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传世汝窑洗的化学数据相同。
这一科研成果有力地说明二者的窑口相同。但由于当时采集标本的数量很少，因此不能以一概全而作为定论。1986年11月、12月间，上海博物馆清凉寺考古工作者提供的线索，对当地窑址作了进一步调查，共采集汝窑瓷标本40余件，并出版了《汝窑的发现》一书。上述调查与发掘工作，证明了《坦斋笔衡》所载的“宫廷先命汝州烧造贡瓷，后自置官窑烧造”的历史的真实性。但《坦斋笔衡》提到“京师自置”，而宝丰清凉寺窑址并不在京师，这又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京师”应理解为泛指朝廷，自置官窑地点当然也可以不在京师。就文字上讲，“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与上文的“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是紧密相承的句子。其中的“自”与“命”二字是相应而言的。“命”是朝廷指令民窑烧制贡瓷而的，“自”则是指朝廷自身建窑而言。因此，“京师”应是朝廷的代名词。这种类似句式还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此处“故都”实为北宋朝廷的借代，非指地名。因此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是一致的。纵观中国陶瓷发展史可知，民窑也罢，钧窑也罢，均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为这是建窑烧瓷的必要条件。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
北宋龙泉青瓷和南宋龙泉青瓷区别
南宋青瓷是在北宋龙泉青瓷发展起来的，但是南宋龙泉瓷和北宋龙泉青瓷还是有区别的，北宋龙泉青瓷胎厚釉色薄，多开片；而南宋龙泉青瓷胎薄釉厚无开片，釉色种类也多了，瓷器烧造工艺更精致了。下面介绍一下北宋和南宋龙泉青瓷瓷器区别。
一、北宋时施石灰釉，釉层薄而透明，光泽较强。北宋早期产品胎薄而较白，施淡青釉，器物以盘、碗、壶为主，盆、罐等少见。这一时期的新产品有多管瓶、盘口壶、多叶瓶。
其中多管瓶、盘口壶壶盖一般饰花苞钮、花蒂钮为主。多叶瓶盖顶以鸡、狗等动物作钮为主。在釉色上，早期施淡青色釉，有泛黄现象。 北宋中晚期是龙泉瓷器发展的重要时期，中期多采用含硅和含铁量较高的瓷石作坯，胎色灰或灰白，亦有泛黄现象，釉层薄，釉面有光泽。胎体较为厚重，但造型规整，釉色由淡青转为青黄，产品多以生活用具为主，在装饰工艺上有刻花、划花和篦纹，图案有花卉、飞鸟、鱼虫和婴戏纹等。制作工艺上，北宋晚期开始采用圈足内放垫饼垫烧。中期以后胎呈灰或浅灰色，釉色青黄；装饰普遍使用刻花，辅以篦点或篦划纹，此外还有团花、波浪、蕉叶纹等纹饰。盘、碗内常刻团花和波浪纹，内填篦纹，外壁常划篦纹和直条纹。瓶、执壶腹部常见刻牡丹纹。图案花纹一般对称。
二、南宋以后施石灰碱釉，釉层厚，柔和淡雅。 南宋龙泉青瓷改进了釉料的配方，由原来的石灰釉变成石灰碱釉，使釉色出现粉青、梅子青、豆青、米黄、蜜蜡、鹅皮黄、乌金等色，其中黑胎青瓷呈色较深，墨绿色是黑胎青瓷特有的颜色。
1. 南宋龙泉青瓷改进了胎土配方，在瓷石中掺入适量紫金土，使氧化铝和氧化铁的含量增加，提高了抗弯度，高温下不易变形，使胎坯变薄，克服了"笨重粗厚"的缺点，使器物造型轻盈秀美。坯料仍用含铁量较高的瓷石作坯，胎壁普遍比北宋中晚期厚重。胎质不够致密，有较多的气孔。胎色呈灰或浅灰色。
2.纹饰以刻花为主，划花、蓖花少见。碗类出现葵口，有图章式的文字，如“河滨遗范”、“金玉满堂”等。
3.釉仍为石灰釉，薄而透明，有玻璃质感。
老窑瓷：南宋官窑的鉴别
1、修内司
近年来，对宋代官窑的研究，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南宋的郊坛官窑遗址陆续发现而有了较大的进展。对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因缺乏窑址印证与古文献核实而众说纷纭。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及产品特征的认识，也就含混不清了。
北宋的“汴京官窑”与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窑址虽然均未发现，但两者是不同的。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产地、时代、沿革及其器物的特征，在《坦斋笔衡》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此书还指出郊坛新窑与旧窑(修内司)相比，“大不侔矣”。
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北宋始置，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诏将作监并归工程，修内司兼统宫廷窑务烧造的瓷器。据文献可知，修内司窑早于郊坛窑，其烧瓷史是短暂的，又因官窑保密，弃窑时作掩迹处理，因此，其窑址至今未能发现。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1126年)，其间高宗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颠簸长达12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七年)。绍兴十三年(1143年)置建郊坛，高宗作为天子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17年间的祭奠(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三年)在建坛前，特别是杂建坛后，宫中用瓷器出自何处?来自旧京是不可能的。北宋亡后宫廷珍宝重器均被金兵掠夺一空。高宗辗转逃亡中，不可能把官窑瓷器携至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有详实记载。所以在这12年中，皇家需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简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说明初建郊坛祭典时，由于缺少铜质礼器，只能以当地生产的青瓷器与竹木器取而代之。根据《宋史.高宗本记》可知，在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的5月、9月和11月也曾举行过3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亦是陶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三(1143年)以前，祭典用瓷以及定都后宫廷用瓷，都需置建官窑烧造，这个官窑应即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官汝窑、官钧窑遗址得以发掘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宫中的传世物为依据而取证的。在宫藏宋代官窑瓷器中，除官汝窑、官钧窑及郊坛下官窑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至今未能找到其窑口。其实它的窑口就是修内司官窑。
关于修内司官窑的记载以叶置的《坦斋笔衡》个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为最早，以明除草昭的《格故要论》最为明晰具体。其它明清典籍中说瓷者盖源于此。《坦斋笔衡》关于修内司窑产品的特征以及建窑始末的记载是明确的。《格古要论》承叶、顾之说，并作重要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实际上道出了“传世哥窑”的本色。不言而喻，只有“传世哥窑”才具备曹昭上述所描述的修内司官窑的特点。“传世哥窑”接近粉红色釉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葵瓣洗;淡如米黄者，故宫博物院所藏居多，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故宫博物院所藏双鱼耳最为典型。
《格古要论》在提及哥窑时云：“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因为哥窑与修内司窑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故曹昭是分别描述的，它们貌虽相似，其实有别，所以其后的《遵生八签》据此有云：“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这是明确指出了两者不同的“官”、“私”性质。又早在50年代，龙泉大窑发掘结果表明，宫中“传世哥窑”非龙泉大窑所烧。换言之，它不是名副其实的“哥窑”。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是按宫廷需要设计的，如常见的三足炉、鱼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五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陈设礼器之类，俨然宫廷式样。这充分说明，“传世哥窑 ”为烧制宫廷用瓷官办瓷窑，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印证相符。哥窑与龙泉哥窑，两者是有其区别的。
199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及遗址存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窑的的存在及其窑址所在地。文章作者据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遗址附近的杭州市内的古中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双鱼耳炉完全一致。之后，又在古中河南段圣安桥(今上仓桥，此处属南宋皇城御街，与六部相邻)，拣得3个齿状的圆形支钉一件，其齿形支钉与垫饼系用1中泥料烧制而成。窑具的出土，揭示了该处是一窑址所在地或距窑址很近的所在。此处地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东麓，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地理位置一致。1993年9月，笔者又专程到杭，目睹了难得可贵的香炉残片和窑具，同时，又承蒙两位作者陪同在赶往现场调查，很荣幸又获得类似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器的残足一片，再一次证实了修内司窑的存在，这些发现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修内司官窑的支钉制作精工规整，而郊坛制作粗糙，尽管它们都是模印而成的。郊坛官窑的圆饼厚度一般为0.06厘米，3个支钉间距往往不相等，又因圆饼较厚，为了脱模方便，故上小下大的坡度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支钉与圆饼是用两种泥料拼烧而成。修内司圆饼的厚度仅0.3厘米，因圆饼较薄，故几乎没有上下下大的坡度。
由文献可知，修内司窑为权宜只举，只为供应南宋建都前的祭典用瓷及宫中用瓷而设，其烧瓷史是短暂的。据宋史记载，绍兴二年置建修正局，主管土木营缮之事，修内司主观窑务当在此时。郊坛建于绍兴十三年，故郊坛窑的建立最早当在绍兴十三年以后，这也即是修内司窑之下限。据此推理，修内司窑时代，当在绍兴二年(1132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间稍后的一段时期。
2、郊坛窑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
投资古陶瓷，可关注宋代建窑和南宋官窑
佳士德宋瓷专场“漱玉供菊”之中成交的宋青白釉刻花梅瓶，估价是200至300万港元，成交价格则达到了904万。
北宋耀州窑青釉刻莲纹盘
特约采写洛奇
两周前，本版曾专访了研究古陶瓷收藏与市场二十多年的著名古陶瓷收藏家、鉴赏家楼钢，他分析认为，今年或未来三年内古玩市场向好；高古瓷走向明朗，明清瓷或有波折。刚刚结束的佳士得春拍中，古陶瓷拍卖的走向与这一判断基本相符，那么这是不是预示着明清瓷器的市场即将回落？有意进入高古瓷收藏行列的新入门者又要注意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次请楼钢展开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未来对明清瓷器的投入要更加谨慎，而古陶瓷则可作为战略性资源储备。
信息时报：两周前我们曾经采访过您，并以《未来三年古陶瓷市场持续看好，宋瓷有望再涨十年》为标题做了一篇报道。其中您有这样的判断：“今年或未来三年内古玩市场向好，高古瓷走向明朗，明清瓷或有波折”。在刚刚过去的5月底，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的春季大拍结束。其中古陶瓷拍卖的走向与您的判断基本相符，也就是高古瓷器向好，但明清瓷器出现了一些波折，有不少拍卖行原来寄予厚望的明清瓷器纷纷流拍，或者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此现象，您又有什么样的解读？
楼钢：是的，上次你们的访问稿发表之后，我也接到全国各地朋友们的来信来电，大家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同时也把目光集中在即将到来的佳士得春季大拍上。因为这次非常凑巧，佳士德拍卖行在5月28日专门设置了一个以“漱玉供菊”为名的宋瓷专场。
在过去几十年来，无论是苏富比还是佳士得这两家国际顶尖拍卖公司，还从来没有将一个大型宋瓷专场设在香港的，大部分高古瓷器的拍卖都放在英国伦敦或者美国纽约。这显示了他们对东亚市场的基本判断，因为香港拍场基本上可以说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客户端都在大陆。而过去高古瓷器的客户基本都在欧美。那么这次的“漱玉供菊”专场明显就是一个信号，表达出欧洲的拍卖行也对中国市场未来宋瓷的走向看好。
拍卖的结果你们都看到了，宋瓷的成交率，成交额和单件瓷器的成交价都非常理想，相比之下，“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专场的结果就未如理想，许多重量级明清器都未能成交，或者是未能以预期的价格成交。充分证明了我们上次所作的判断。其实，艺术品市场与股票市场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有庄家，都有操盘手。对于中国古陶瓷，其实庄家不在中国而在欧洲。记得2007~2008年我就曾经撰稿，论述欧洲的庄家正在对中国明清瓷器拉高出货，而将回笼的资金用于高古瓷器的建仓。这点只要我们细心解读拍卖公司每次拍卖的成交结果就不难发现，在过去十多年来，除去一些特定的器物，明清瓷器的买家大多是中国人而卖家大多是欧美人，反过来，高古瓷器的买家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欧美人，鲜有中国人出现。
现在这种布局开始出现回报了。记得1998年一位香港资深藏家在伦敦做过一次高古瓷器的专场拍卖，其中一件宋代青白釉刻花梅瓶成交价约合38万港币。我们再看看这次宋瓷专场“漱玉供菊”之中成交的宋青白釉刻花梅瓶，估价是200至300万港元，成交价格则达到了904万。如果我们要介入艺术品投资这个圈子，这样的功课是必须要做的，而且要好好地做才能有很好的回报。
信息时报：那么这次明清瓷器的拍卖出现了波动，是不是说今后整个明清瓷器的市场就会不稳定或者有所回落？那么如果已经在明清瓷器上投入大量资金的藏家，应该如何面对市场的变化？如果新晋的古陶瓷收藏家则又该做何种行动呢？
楼钢：明清瓷器出现波动应该是很正常的，因为它已经达到很高的价位。我通常用电梯为例来解说艺术品市场的价格阶段及其风险：一栋三十层高楼的电梯，当我们不知道它会向上还是向下行的时候，我们在三楼四楼进入，它大部分的概率是上行，当我们在十楼八楼进入的时候，它有近七成的概率是上行。但我们在二十三、四楼进入，那它下行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现在明清瓷器的价格已经处在高端，则大大增加了它下行的概率。当然，从1911年到2011年这一百年之间，中国的古董艺术品还没有出现过下行，但是停滞是很可能发生的。因此，未来在明清瓷器的投入上就必须更加谨慎从事。
如果是新晋的古陶瓷收藏家，则不应选择高价位的明清瓷介入，而应选择更稳健的品种来投入。但是从根本上说，投资古陶瓷可以说是没有风险的，唯一的风险就是不要买到赝品。因为古董艺术品是资源性标的，它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它的不可替代性，即使进入时价位高了些也不要紧，时间可以抹平这个缺口。同时，艺术品投资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时间换取金钱”，上次的采访我们也专门说到这个观点，因此还是那句老话，如果希望短平快地实现盈利，最好不要碰艺术品，但是如果是作为长线稳定的投资，甚至是战略性的资源储备，那选择中国古陶瓷绝对是上佳的策略。
信息时报：战略性的资源储备，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全新的吗？在过去相关的媒体以及行内的声音里都不曾出现？
楼钢：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中国的艺术品收藏是很年轻的，在改革开放后才重新起步，因此还没有能够完全与国际接轨。其实在国际上，艺术品投资就是作为战略性资源储备的。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银行巨头、保险业巨头、跨国公司巨头，各种盈利基金以及欧洲、北美州、南美洲一些显赫的家族，几乎都将艺术品投资作为一项长期的经营来对待的。因为一旦出现各种风险的时候，例如战争，例如经济危机，例如大萧条，这个时候，股票市场靠不住，房地产市场靠不住，经济贸易更是会大受影响，而顶尖艺术品却是保值的，可以起到“救命”的作用。2008年欧洲金融海啸，我就见到大量来自欧洲顶尖家族的艺术收藏品出现在市场上，成功套回海量资金用于救市。还有这两年在东亚拍场上出现的来自日本大家族或者大企业的艺术品也不在少数，就是因为日本经过近20年的经济滞涨，已经到了强弩之末，需要抛出艺术品来解决资金问题了。
信息时报：刚才您说了高古瓷与明清瓷器的不同情况，那么如果要从高古瓷入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呢？毕竟高古瓷的范围也还是很大的，包括了汉、唐、宋、元，时间跨度有上千年了，如何做更好的选择？
楼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上次采访的时候我也说过，文化创造财富。对于这个话题还有更深一层的解读，就是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就要充分考虑你想要投入的对象的文化价值。2008年我出版《玩物致知——中国古陶瓷谈丛》一书时曾经预测宋代建窑和南宋官窑这两个品种会有很好的前景。那是因为建窑当时并不为人所深入探讨研究。而且对于南宋官窑，当时的观点仍然停留在修内司，郊坛下两处窑址上，尚未有仔细研讨其他可能的南宋官窑窑址。至今6年过去，回头来再来看，建窑的价格在这六年中至少上升了十倍还多，而南宋官窑则是新的窑址的确定，如大梅小梅、溪口窑的确认使其从原来不为人所重一下跃居五大名窑之列，身价自然是今非昔比了。
中国高古瓷器跨度大，应该有很多前人没有吃透的“盲点”，这就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空间，关键还是看我们自己的文化素质及眼光是否能够穿透历史的重重迷雾，窥透这上下数千年文明所留下的精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