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仿官窑瓷器如何鉴别。
在此次活动征集到的藏品中，一款乾隆官窑出品的仿古紫金釉香炉得到了鉴宝专家的首肯，此香炉高9厘米， 口径12厘米，造型仿战国时期出土青铜器造型，其紫金色釉面让原本为瓷器的香炉呈紫铜色，看上去犹如铜器。
专家评价：该香炉做工精致、造型优美，.品相佳，是仿古代青铜器中难得一见的精品。
鉴宝专家蓝蔚特别向记者介绍，仿古之风始于宋代，当时的文人热衷于通过古器物考证古代的典章制度且以好古来增添文房清趣，因而兴起了使用铜、瓷、玉等材质仿制古代器物的风气。这种好古的传统发展到五百多年后的清代乾隆时期更是盛极一时。乾隆皇帝自幼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教育，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并真心地热爱古代文化，具有浓厚的慕古之情。当时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事业，特别是金石学的研究有很大发展，安定的社会环境给手工业生产水平的进步提供了基本保障，所有这些都为乾隆朝仿古之风的劲吹制造了条件。“乾隆时期的仿古仿什么像什么，技术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蓝蔚称。由于清宫中收藏了大量的商周青铜礼器、宋代至明代的瓷器、古代的玉器等古物，因而乾隆皇帝的鉴赏力和品位情趣得以提升并在仿古方面有所参照。皇宫里庞大的手工制造机构汇集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可以制作玉器、珐琅、竹雕、铜器等各种工艺品；而京城以外如景德镇、扬州、苏州等地也据自己所长为皇家制作物品。品质优良、工艺精湛的仿古器就这样在皇帝的授意和亲自指点下诞生了。这些器物许多造型端庄规整，图案纹饰丰富多彩，在追寻着前朝的古风古韵的同时，又能大胆创新，成为乾隆一朝留给后世的重要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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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青铜器有哪些种类？
中国古代青铜器有哪些种类？
铜器主要分为鼎、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量器、铜镜及杂器等九类。
1.鼎
鼎是青铜器的最重要器种之一，是用以烹煮肉和盛贮肉类的器具。三代及秦汉延续两千多年，鼎一直是最常见和最神秘的礼器。一般来说鼎有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两类，又可分有盖的和无盖的两种。鼎有很小的，也有极大的，小的不足四寸，而鼎中之王应为1939年殷墟武官村吴家柏树坟园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重875公斤，形制非常雄伟，不但在中国，在世界考古上也是最大的青铜器。有一种成组的鼎，形制由大到小，成为一列，称为列鼎，列鼎的数目在周朝时是代表着不同的身份等级的。列鼎通常为单数。据文献及考古发现九鼎应为诸侯之制，七、五鼎为卿大夫，三、一鼎为士级。但天子之制为十二鼎，是双数，但至今未见周天子之陵墓，故这个记载是否正确还有待证实。当然列鼎中的九鼎并非代表中央政权的九鼎。
2.酒器
在中国古代有“无酒不成礼”之说，故酒是祭神享祖、礼仪交往、宴宾会客等活动的必备之物，盛酒的青铜器具也就自然成为礼器了。商代酒器最简单的组合是一爵一觚，用以斟饮。爵这种酒器的命名，是由于它的造型像一只雀鸟，前面有流，好象雀啄，后面有尾，腹下还有细长的足，而古代“爵”与“雀”同音通用，故而名之。爵、角、斝均为饮器，但形制有区别。角无柱，尾和流均呈三角形的尖端。斝的容量一般较大，有两柱而没有流和尾。商末周初，出现觯，与爵组合一起，觥也是一种饮器，其形制有盖、有流、有鋬，下有方座或四足。至于作为饮器的杯、樽出现在战国中期，至汉而盛行。
储酒器主要有尊、卣、方彝、瓿、罍、壶等。尊、卣相配套使用。方彝出现稍晚，也与尊相配合。一组尊，卣或尊，方彝，在古代是尊贵的酒器，有人认为尊贵之“尊”是因此而来的。战国以后，大腹的圆壶自名为锺，也是一种酒器。汉代，方壶自名钫，扁壶在战国自名“钾”。有些储酒器内附有挹酒用的勺，勺为长柄，前端作杯状。禁也可称之为酒器，它是托在酒器下面的长方台座。
3.食器
青铜食具也是礼器，因为用什么样的青铜器皿盛煮食物可以代表不同的等级。真正意义的食器有簋、簠、敦、豆等，簋是食器中最常见的一种，是盛黍稷等食物用的容器。其形制分为有盖、无盖、有耳、无耳之别。商代晚期，西周、春秋时期较为流行。周代的簋，圈足以下多附有方座，这是由于古代人席地而坐，食器附座，便于取食。簋有器形很大的，如周历王簋，高59厘米，重60公斤。簋与鼎相配，为偶数，如八簋、六簋、四簋，二簋可代表不同的贵族等级。春秋中期后，出现了敦这种食器，渐次流行。春秋时代的敦圆体加盖，到战国时代，敦演变成盖器同形，全体呈卵圆形，俗称“西瓜鼎”。盨簋，敦同簋一样，呈偶数组合。
食器的另一类是豆。青铜豆有深腹的，有平盘的。战国时代有一种方体的豆，应叫“琦”。平盘的豆，自名为“铺”，可能即古文献中的笾，用以盛放干果肉脯之类。
4.水器
水器之中，最常见的是盘，匜。在西周中叶以前，盘不是与匜相配而是同有管状流的盉相配合，西周晚期才被匜所取代。
鉴也是重要的水器之一，或者无耳，或有两耳、四耳。它是一种大盆，通常有三种用处：其一，是盛水用以洗浴;其二，贮水籍以照面;其三，用来装冰，即《周礼》所说的冰鉴。鉴这个字解作镜子、光照、审查，即源于此。
5.乐器
青铜制乐器的种类较多，最早的莫过于距今四千年前后的铜铃。其他如铙、钟、鎛、鼓、錞，于商代后期才流行起来。饶，流行于商代晚期，它的口朝下，上面有长甬，甬端置立于木制的器座上，演奏时，用木锤敲击器口的中间部位。饶可分两种，一种是独立的，器形较大，有的重达150余公斤;另一种有五、三件大小不一，代表不同音阶的饶构成编饶。饶被倒置过来，悬挂起来演奏，以得到更为清澈的音响，这就是钟。编钟的件数逐渐增多，能奏出复杂的乐曲。甬钟在悬挂起来时，是前后倾斜的。而鎛是一种平口的钟形乐器，是用环形的钮悬挂的，挂起来时，位置垂直，和甬钟不同。铜鼓在中原一带罕见，西南地区的大量铜鼓，是秦汉以后的，但地域色彩极浓。
6.兵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最先进的技术最先用于制作兵器，青铜铸造技术也不例外。古代的青铜兵器和我们后来常见的十八般兵器有所不同，青铜兵器种类较多，如钺、刀、剑、戈、矛、铍、镞、殳、弩机、甲胄等等，功能和形状也较为原始。
最常见的青铜兵器是钺。它是用于斩杀的刑具，因而又演化成为权力的象征。古代王者出师，手中常持钺。中国青铜剑制作，其时代可上溯到商。西周早期出现柳叶形的剑。东周时期，战争频繁，剑得到充分发展，长度可达1米以上。短剑应称之为匕首。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稀世珍宝，许多名剑和制剑大师的名字也从此流传百世。
铍其型似短剑，但能装长柄，多数呈柳叶形，茎部有一穿孔，其流行年代在战国末年以后。
戈是中国青铜兵器最常见的一种，也最具特色。戈是从收割作物用的刀发展而来的，其使用方法与刀相仿，是用戈援或啄或钩，因而称为“勾兵”。最早的戈是直援的，随后在援下延伸出胡，加长了起杀伤作用的利刃，也便于装柄。戈内是起与援平衡作用的，后来也作出锋刃。
矛是刺兵。把矛装在戈柲的上端能钩刺两用的这种兵器称之为戟，西周时代出现了矛戈混铸成一体的十字形戟，战国流行卜字形戟，战国时期新发现一种三戈联装的戟。秦汉的戟变成了“片”字型，如三国时吕布“辕门射戟”的戟，在中国应是家喻户晓的武器。
装有长柄的砍斫武器刀，在商代就出现了，尤其在西北地区比较流行，把刀和戈结合铸在一起的兵器，称之为勾乾、戟，西周时期常见。
7.量器
我们通常所说的量器包括度、量、衡三方面。用以度量长度的，主要是铜尺。测量容积用的量器，依其容积自命名，有撮、勺、龠、升、参（三分之一斗）、半（二分之一斗）、斗、斛等名称。称量重量的有衡，即天平。《墨子》一书中说，战国时期中国已有了杆秤，有了杆秤就应有“权”，但在考古学上尚未发现实物，故尚待考证。
8.铜镜
中国铜镜起源较早，被确认最早的三件铜镜属距今四千年的齐家文化。它们的制作较粗糙，但系青铜镜已无疑问。夏、商、西周早期也有铜镜发现，随后西周春秋时期的铜镜得以确认。这时期的铜镜都是圆形的，背面有很窄的钮，并有几何形或鸟兽形装饰。战国两汉时期，铜镜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富有特色的一种艺术品。此时的铜镜背面常有各种不同的铸塑装饰物如虎、龙等。还有的铜镜铸有篆书阳文，这对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史有参考作用。唐代是铜镜制作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平脱镜、螺钮镜、金背镜、银背镜屡有发现，纹饰题体丰富多彩，制作水准极高，一些保存较好的唐镜仍能光洁如初，唐以后铜镜制作开始走下坡路，五代北宋就基本上见不到铜镜流传了，这可能与玻璃镜制镜技术的输入及流行有关。
9.杂器
除了上述这几大类型的青铜器之外，还有一些普通的青铜制生活用具，包括部分宗教礼仪性质的用品，如灯、炉、熏炉、杖首、梳、笄、线盒、带钩、金铫、熏器、滤斗、建筑饰件等。这类器物主要出现在战国以后，与青铜器功能发生变化有关。带钩、玺印、货币数量多，也有特色。三峡库区出土的摇钱树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器物。四川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像、人面、神树等前所未见器物，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人像中最宠大的一件，高达2.6米，下有方座，上面站立人形，戴冠长衣、赤足，两手作握状，专家考证其应为宗教用具。人面里最大的一件，高64.5厘米，宽1.38米，长耳突目，隆鼻阔口，富有神秘色彩，这也应是宗教用具，或者是一种图腾。神树中最大的一件高有3.9米，上有巨龙和禽鸟花果。这些青铜器改变了我们对边远地区青铜文化的认识。
陶瓷史原始瓷仿青铜器的两个高峰
德清火烧山窑址出土春秋“原始瓷鼎”
中国烧制瓷器的历史，大约始自相当于中原夏商之际的原始瓷，距今至少有3500年以上。从原始瓷发展到越窑青瓷，大约在东汉中晚期，距今不足2000年。换句话说，原始瓷的生产有1500年以上的跨度，从时间上看，几乎占了中国瓷器史的一半。
原始瓷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瓷器。英文常常翻译成“proto-porcelain”，可以理解为最初的瓷器。西方学术界按照他们先定义概念的学术习惯否认其为“porcelain”，而归为“stoneware”，这个词在西方相当于一类有釉的陶器。笔者去法国访问的时候，在巴黎北郊承蒙法国考古学会会长Guadagnin的安排而见过，烧成温度最高也能达到1200℃-1300℃，但肉眼就能感觉到与中国的青瓷区别较大，而与唐代的低温釉陶外观倒是有些相似。stoneware在中国往往指清代及近现代以来的水缸类器物，或称“器”，是从日本引入的称法。
原始瓷与陶器的最大区别在于原料不同，已经采用瓷石，正是对这种材料的认识和使用，才使得烧成温度可以提高到1200℃-1300℃。就中国南方地区而言，无论是原始瓷、越窑青瓷、龙泉青瓷，还是元明清的青花、白瓷和彩瓷，以及康熙时的“糯米白”，都是以瓷石为胎骨，3500余年来本质上基本相同。
2007年德清火烧山窑址考古发掘现场
一般来讲，仅以瓷石为胎可以烧成瓷器，但仅用高岭土是无法单独制瓷的。加入高岭土使得胎骨更为白净，烧成温度更高，而瓷器的质量也更好。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欧洲人把这些在中欧贸易上能给他们带来巨额利润的器物定义为porcelain，并企图在欧洲仿制，但最后不得不通过在华传教士(如殷宏绪)得到的情报，认识了瓷石与高岭土才得以仿烧成功。因此，对于瓷器这个名词的认识，不必纠缠于简单定义，重要的是应该先理解其起源和发展的过程。
目前仍然不清楚原始瓷最初究竟是如何起源的，但可以确定与印纹硬陶有关。尽管在中原地区相当于夏代的地层中，曾出土过极少量的原始瓷碎片，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从生产地证据入手，应该成为关注原始瓷问题的一个正确方向。原始瓷的窑址均发现于南方地区，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只分布在两个省分，除了江西鹰潭的角山窑址，其余都在浙江境内的太湖至杭州湾区域，大约有60余处。
角山窑址的年代颇有争议，但是相当于商代这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争论点无非是处于相当于商代的哪个阶段。角山窑址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原始瓷窑址，这是现在对于瓷器溯源能够达到的最远点。
浙江境内目前发现的原始瓷窑址，最早的是位于钱塘江以北、湖州南部的黄梅山窑址，和邻近而最近刚刚发现的老鼠山窑址，时代相当于商末西周初期。西周早中期的窑址，至今还没有被发现。西周晚期的窑址只在靠近湖州南部的德清境内发现过几处，2007年发掘的火烧山窑址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处，时代跨度很大，从西周晚期一直延续到春秋中晚期。从春秋中晚期开始，除了德清，在钱塘江以南的萧山、诸暨、绍兴、上虞等地也发现了大量窑址。钱塘江以南烧制原始瓷的范围略广，但是时间很短，大约在战国早期以后就停止了。而德清一带至少到战国中晚期仍然在继续烧造。之后一直到东汉中晚期，即早期越窑青瓷烧造之前，原始瓷经常出土于同期的墓葬中，但尚未发现过窑址。
以上这些已经发现的原始瓷窑址，分布情况是时代最早的角山窑址位于浙江、福建、江西交界的信江流域；次早和最晚的德清、湖州一带窑址，全部集中在东苕溪流域的天目山余脉；介于次早和最晚之间的，除了东苕溪流域，还分布于钱塘江以南的浦阳江流域，至曹娥江流域间的会稽山余脉。这个时空上的先后，与越人特有的土墩墓在分布、迁徙及时代上的规律几乎完全重合。土墩墓的主要随葬品为原始瓷，原始瓷也主要出土于土墩墓。
可以说原始瓷窑址是随着土墩墓族群，从浙、赣、闽三省交界处，自南向北迁徙到浙江境内的太湖至杭州湾区域。首先落脚于东苕溪流域，大约到了春秋中晚期，也就是越国最强盛的前后，其中一部分向南跨过钱塘江到达句践都城（今绍兴）附近，如已发掘的前山窑址等，且南进的部分只烧制到战国早期，越国迁都琅琊前后又突然消失。
以原始瓷窑址出土标本，并结合各个时期土墩墓的出土物看，可以发现原始瓷的主流品种为豆至碗系列，从最初高柄喇叭足的豆发展成无柄矮足，再到无柄无足的碗。但是有两个阶段颇为特殊，第一阶段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中期，第二阶段为战国早期以后到战国中晚期，在这两个阶段内较为集中的出现了原始瓷仿青铜礼器生产。
青铜器为何如此吸引众人眼球
在未来阶段，青铜精品的稀缺性将决定它的涨幅，而精品资源越来越少，需求量却越来越大。随着买方市场的不断扩大，必然会迎来一波上涨行情。
2014年3月20日，一件重要的中国古代青铜礼器“皿方罍”将在纽约佳士得拍卖。纽约佳士得宣传资料显示，待拍的“皿方罍”高63.6厘米，缺盖，为商代或西周早期之物。
罍（读léi），意为酒樽，也可用来盛水。罍在中国古代常被用作重要的礼器，在王室和贵族的盛大宴会上，罍是必备的酒器。罍的基本形制有圆体和方体两种，由于青铜罍流行的时间短，数量少，尤其是方体罍，更是十分稀少。加上距离我们有4000多年，这件“皿方罍”能保留到今天已属十分罕见。
据传，该“皿方罍”为1922年于湖南省桃源县漆家河出土，原器盖现藏湖南省博物馆，器盖与待拍卖的无盖器身原来是一套，后来阴差阳错分了家。这件“皿方罍”曾于2001年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924.6万美元拍卖成交。
青铜器工艺是中国所独有的，因而在漫长的历史流传中，不少器物成为世界级的藏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高古青铜器的价格在持续走高，但仍然没有其他中国古代文物增值明显，甚至没有明清御制铜器的价格涨幅惊人。其原因也许主要在于国内对于上古文物禁止拍卖的规定。受制于这一规定，青铜器除了少量在拍场成交，大量中低档青铜器都是私下交易，古青铜器价格明显偏低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存世量大而成交少。
古青铜器价格明显偏低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参与者众而内行少。因为历史久远，文字记载流传较少，古铭文和纹饰难识，懂得欣赏和鉴定青铜器的人也比较少。而一些收藏家不太喜欢墓里出土的常作为冥器使用的青铜器也是影响收藏的原因。
古青铜器价格明显偏低的另外一个原因与青铜造假无处不在有关。由于懂的人少，又难以鉴定，仿造青铜之风盛行，出现了市场上假货比真品多的现象。青铜器造假早已发展成了一个产业，在河南有专门造假的“青铜村”，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的许多仿古青铜器都来源于这里。据了解，仿制一个大件青铜器大约只需3000元，买家拿货也就5000元左右，但是他再转手，可能就是几万甚至几十万元。
然而，随着艺术品市场的火爆，青铜器也出现价格逐渐走高的情况。以往在内地成交的青铜器多为中低档器型，最近大量海外回流的高端器型开始抢占市场。尽管青铜器开始表现向好，但行情远远没有开启，目前仍处于低估值阶段。当现当代艺术品、工艺品的价格都逐渐高企之后，许多有识之士把收藏目光转向了更有历史、考古、文化、艺术意义的古代青铜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藏家介入这个门类，开始收藏一些兵器、杂器等小器型。鼎、彝、尊、卣这类青铜器中，品级较高的藏品存世量不多，且价格昂贵。而小铜件有非常大的存世量，容易买到真器；小铜件的价格大众化，上手容易，既可以把玩鉴赏，又能练眼力。青铜收藏圈里有人喜欢收各种器，器型非常全、非常美；有人喜欢按铭文收藏，青铜器贵重不在大，而在于铭文；也有人专收铜镜与铜像。
藏家们慢慢发现，高价成交的青铜精品一旦进入内地买家手里，就藏而不露了。在未来阶段，青铜精品的稀缺性将决定它的涨幅，而精品资源越来越少，需求量却越来越大。随着买方市场的不断扩大，必然会迎来一波上涨行情。
乾隆紫金釉凤眼耳香炉
明曹昭《格古要论》中“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具白，其价高于白定”的论述。所谓紫定并非紫色，其釉呈棕红色，实际上与今天芝麻酱色调相近的釉，故而得名。
紫金釉又名“柿色釉”、“酱釉”，该釉始创于北宋的北方窑口，如定窑、耀州窑等窑场中均有烧造，其中以定窑烧制的酱釉最著名。但一直以来其呈色颇不稳定，直至清代其烧造技术方能完全成熟。
此紫金釉凤眼耳香炉乃清乾隆时期，清宫造办处奉谕旨而制作，这类别的祭器陈设多是为紫禁城内的宫殿和庙宇而订制、或作呈献予皇帝的贡品。香炉为敞口，束颈，鼓腹，下承三乳足。远观见肃穆静雅，近触则温润有加。底部描金朱文刻“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香炉周身均施紫金釉，不加任何修饰；腹部部分釉色有自然腐蚀现象，非近代人仿制，应为皇家御用器物。其色泽明亮匀净，晶莹润泽，光亮自然，胎体紧致，老气十足，代表着清代紫金釉烧造技术的最高水准。
香炉在宫廷、贵族中广泛使用并传承。古人在炉中放置香料，致香味外散，缭绕迂回，清香满堂。另有焚香之外，颇具赏玩趣味。整件器物典雅利落，胎釉结合紧密，犷柔相济，堪称精绝。
清代光绪仿乾隆官窑青花八仙人物纹碗
官仿官
所谓官仿官是后代官窑仿前朝的一个名称的总称。在中国陶瓷史上历来就有后代仿前朝的记载，明清时期以本朝仿前朝官窑或御窑瓷的现象较为普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出于两个目的：1、仿前朝官、御窑瓷是为了表达对先人的崇敬心情，以物寄思是它最主要的目的；2、尝试恢复古代制瓷工艺以满足帝王的情趣喜好。
光绪仿乾隆 官窑 青花八仙人物纹碗
官仿官现象始于宋代，明清时最为流行，如图二的成化仿宋官高足杯便是最好的例证。我们知道，高足杯在两宋官窑产品中从未有过，成化以高足杯的形式出现主要还是要仿学宋官的釉色及开片纹的原理，好在杯的底足边缘以青花“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横款作了注明，否则就有可能闹出鉴别上的笑话。
光绪仿乾隆 官窑 青花八仙人物纹碗
清三代陶瓷中以仿明代陶瓷的情况非常普遍，清三代仿的几乎都是明三代的典型代表作品，亦有少量是仿两宋瓷的，其中仿制最成功的非乾隆莫属。明清时的官仿官，为表示系仿前朝器物，大都使用寄托款（即标注前朝年号）和本朝款，清代官仿官现象一直延续至光绪。
光绪仿乾隆 官窑 青花八仙人物纹碗
官仿官既是个特殊的现象，也是后人为敬仰先民而采取的另类表达心情的一种寄思方式，这种形式上的表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观念是分不开的，也是事在情理中的具体表现
光绪仿乾隆 官窑 青花八仙人物纹碗
八仙
八仙是中国民间传说中广为流传的道教八位神仙。八仙之名，明代以前说法不一，有汉代八仙、唐代八仙、宋元八仙，所列神仙各不相同。至明代吴元泰《东游记》始定为：铁拐李（李玄）、汉钟离（钟离权）、张果老（张果）、吕洞宾（吕岩）、何仙姑（何琼）、蓝采和（许坚）、韩湘子、曹国舅（曹景休）。据华轩居士考证，北宋中期应铁拐李之邀在石笋山聚会时始有八仙之说。后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名言。
光绪仿乾隆 官窑 青花八仙人物纹碗
另一含义指传统中式窗格，比如我们常见的方形桌面或者墙面，在四个角做图案，中间也有图案，我们通常叫这种图案分布形式为八仙，俗称四菜一汤。还有中式窗棂的最小构件或称衔接件，也叫八仙，并且分为明八仙和暗八仙两种。
光绪仿乾隆 官窑 青花八仙人物纹碗
暗八仙
一种由八仙纹派生而来的宗教纹样，此种纹样中并不出现人物，而是以道教中八仙各自的所持之物代表各位神仙。
光绪仿乾隆 官窑 青花八仙人物纹碗
暗八仙以扇子代表汉钟离，以宝剑代表吕洞宾，以葫芦和拐仗代表李铁拐，以阴阳板代表曹国舅，以花篮代表蓝采和，以渔鼓(或道情筒和拂尘)代表张果老，以笛子代表韩湘子，以荷花或笊篱代表何仙姑。暗八仙纹始盛于清康熙朝，流行于整个清代
光绪仿乾隆 官窑 青花八仙人物纹碗
乾隆仿成化青花也堪奇
成化青花瓷器一向被视为中国瓷苑的奇葩，深受收藏家的青睐，也常常在拍场上创出高价。如去年香港苏富比付拍的明成化青花缠枝黄蜀葵纹碗就拍出了3000多万元的高价。其实，成化瓷器早在清代就深受宫廷珍爱，清代皇帝如雍正、乾隆曾多次使用成化器物作为样本进行仿烧，尤其是乾隆帝更是对成化青花情有独钟。乾隆朝仿成化青花样式的瓷器有不少都属于精品。据悉，今秋在北京诚轩的拍场就将出现一件乾隆青花仿成化式携琴访友图梅瓶。
这件小口梅瓶同美国FREER美术馆所藏成化青花梅瓶十分相似，器型俊雅，胎质细腻，口部绘青花朵云图案，肩部绘有莲瓣和蕉叶纹双层纹饰，腹部绘高士相聚，童子伴随，青花发色淡雅，釉质白中带粉，与成化青花器十分相像，底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或可证明当时对成化器物的鉴定水平已不亚于现今，更凸显出乾隆皇帝对于成化青花瓷器的重视程度，方能有此充满着传奇的作品流传至今。
去年在香港佳士得的拍场上也曾出现过一件乾隆仿成化青花携琴访友梅瓶，估价50万至80万港元，在众多买家的追逐中，此器拍出了84万港元的佳绩。此次这件在诚轩拍场出现的乾隆仿成化青花梅瓶相信也能受到买家的喜爱。
《通鉴纪事本末》
即将于11月初亮相的德宝古籍文献拍卖，其图录封面拍品是一件宋刻本《通鉴纪事本末》第33卷（以下简称《本末》，引起了藏家的关注。
此书为黄麻纸初印本，每半页11行字，行19字，左右双边，白口，版心上记数字，下记刊工姓名。拍品镌工精雅，纸墨俱古，加之字大行宽，赏心悦目，是典型的宋刻大字本。宋刻《本末》一书初印者罕见，在当今拍卖市场中更是寥若晨星。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可知，此本宋刻者，中国国家图书馆存一部（另有残卷），中国国家博物馆存一卷（卷15，内缺第7、第12页），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存半卷（卷20的前半部分），天津市图书馆存一卷（卷15），甘肃省图书馆存二页（卷26中的第9、第40页），吉林省图书馆存一卷（卷7），重庆市图书馆存二卷（卷7、卷13），中科院新疆分院图书馆存二卷（卷22、卷36）。而此次上拍的这件拍品没有补版，印工也佳，当是宋刻宋印，共120余页，非常珍贵。
袁枢，字机仲，建州建安人。生于宋绍兴元年（1131年）。孝宗隆兴元年进士，曾任太学学录，因得罪宰相，后出任严州教授，在严州教授任内著成此书。成书后，招为太宗正簿，历任诸官。著述除本书外，另有《易学索隐》、《易傅解义》等。《通鉴纪事本末》以事件为中心详记其始末，开创了史书的一种新体裁。在此之前，史书的总纂，通行的是纪传体和编年体。
此书左右双栏，白口，单鱼尾，上记字数，中载《通鉴纪事本末》卷几（卷二十第九十页则载于版心上方），下标页次，再下署刻工姓名，宋讳玄、朗、敬、弘、泓、殷、匡、炅、恒、贞、侦、徽、桓、垣、构、慎、敦等字缺末笔，但避讳不甚谨严。此书始于三家分晋，迄于周世宗征淮南，凡百三十九篇，厘为四十二卷。每卷书文多至三四万字，页数更达八九十页，甚至多至百十余页，这在古籍中甚为少见。
此版迭经元明修补，今观此书之“三朝版”，凡版心无刻工、姓名、字数，而其字体比原版圆润丰满者，都属元代修补的版面。至于字体呆滞，已呈匠体者，几乎都是明代修补的。明修补版面，刻有修补年代、刊工姓名。刊工姓名上多有“监生”二字。“三朝版”中，宋、元版书页，两者相加，不及1/3，且多模糊不清，几难区分。至嘉靖后期未再见此版有印本。
据了解，2005年9月拍场上拍过宋宝礻右五年刻本《通鉴纪事本末》8页（卷八之一部分），成交价为5.5万元。2006年8月，此本一卷（87页）也曾上拍，成交价为66万元，受藏家追捧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正确识辨仿红官窑
日前，杭州玩家钱承继以9万元买的一套12只全手工“万寿无疆”瓷杯，被专家定为红官窑仿品。
俗称“红官窑”的瓷品出现至今尚不到60年，造假者仿制水平却让专家称奇。因为年代不长，红官窑瓷并没有明显包浆依显新瓷的亮白、足部尚不形成光滑磨痕，胎骨也不见氧化老旧等，玩赏红官窑风险不小。
仿品：12只“红官窑”瓷杯
“没想到就几十年前的瓷器都有人仿制。”日前，尽管钱承继不太情愿承认自己花高价买的是赝品“红官窑”，但他知道，这是他第一次花如此高的价钱上了一堂瓷器课。
2月中旬，钱承继认识了一位姓龚的湖南人，一来二去混熟了才知道两人都是喜欢“红官窑”的主。“对方和我说去年初得到了几套7501瓷杯，价钱也不贵。”他曾几次要求龚先生把瓷杯带来杭州未果。于是钱先生元宵刚过就直奔长沙，“出门总是很辛苦的事，但当我看到这几件‘万寿无疆’杯时所有的疲劳一扫而空了。实在是太漂亮了，比我看到的所有有关红官窑瓷的资料还漂亮。薄、透、净、亮无一不符。”钱先生说。几个回合，钱把这套共12只杯子从10万元“杀”到9万元。“一是喜欢，二呢，说真的即使10万也不贵。”他记得前不久一个水点桃花笔筒拍出了15万元。
钱承继在买到杯子的第二天就回了杭州，激动且“秘密”地自我陶醉欣赏了几周。3月28日，在记者的陪同下，钱先生的12只红官窑分别经行内知名专家鲍坤杰、周少华“把手”，两专家均认为是信品，12只瓷杯目前市场价为150~300元。
因为是新瓷所以容易被仿
红官窑瓷主指湖南醴陵群力瓷厂烧制的瓷器，因为前几年7501瓷的市场认可和年代几乎叠加，不少玩家也认为7501瓷为红官窑的一部分。
红官窑瓷因为从烧制到目前尚不到60年，所以作伪者只要根据器型直接制坯、上色、进炉，而无需经酸液、消光做旧等手段就能仿制出一件红官窑瓷。
“仿制红官窑瓷最难处理的还是画工和落底款。”丽水一位瓷器爱好者武宾曾多次尝试烧制红官窑瓷，他说在能拿到正宗瓷泥的前提下克服了画工和底款环节就完成了红官窑复原的工序。“红官窑年纪不大，瓷器表面和胎骨所表现出来的信息与新烧的瓷器几乎没区别。”也正因如此，仿制红官窑较容易，其仿品烧制有几个环节：
拿样，即寻找收集一件目标瓷的多角度图片资料，内容包括瓷器高宽、重量等数据；花纹、图案样式；用釉原料名称等。“拿样后就是选泥，目前仿品的泥土多来自湖南、广东等地，这样的泥和当时的红官窑用土较相近。”武宾说，制坯工序不难，只要控制好重量就行，在画工环节则较麻烦，高仿品往往需要请画家代笔。“底款也一样，或电脑扫描或请老技工捉刀。”
依样——制坯——代笔画工——电脑落款，一件高仿品往往也需要一周左右才能面世。“仿红官窑的简单处就在于烧完出炉无需再加其他工艺。”
细辨红官窑瓷
尽管赝品可选用同工艺、同坯泥、电脑款，但作伪者还是近几年才开始研究制假手法，其完美率还是很低，玩家还是有办法辨个八九不离十。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红官窑瓷主要是保温、保洁瓷器，也有少量书房用具。所以瓷器多以盘、碗、勺、品锅、茶壶、茶杯为主，少见烟灰缸、笔筒、笔洗等。市场上出现的如酒杯、酒壶、无盖大碗、花瓶、水仙盆均非红官窑中瓷。
“从款识上，7501瓷一律用非常工整的篆书题写“景德镇制”两行四字款，没有其他落款形式。”目前家藏红官窑器上千件的鲍坤杰说，“7501瓷”是特选江西抚州的一种优质高岭土做原料，目前非常稀少。“仿品胎釉粗糙，表面呈现深浅不均或带有疵点，逆光看时更可发现器壁薄厚不匀的现象。”鲍先生说因为胎体完美，画工均由绘瓷大师完成，可仿性很低。“烧制工艺上更有特性。7501瓷”是装在特制的匣钵中隔火入窑的，高温下瓷胎瓷化彻底，现代仿品用气窑无匣烧制，温度无法达到1400°C。
“湖南醴陵群力瓷厂生产的红官窑瓷100%选用手工，工艺精湛。”周少华认为，当初选用的泥土配方目前尚不完全了解，所以可仿性很低。“群力瓷厂的红官窑瓷工艺十分繁杂，前后约70道工序。”他认为，因为该种红官窑在选料、工艺上的可复制性极低，所以仿品亦少见。
阅读延伸：
红官窑有两种：一种江西景德镇生产的“7501”瓷；另一种是湖南的醴陵瓷。后者是清光绪年间由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与醴陵举人文俊铎兴办，上世纪30年代毁于战乱。1956年，国务院拨款800万元建成醴陵窑，也就是现在的群力。据了解，醴陵窑当年共烧制了4000多套主席瓷，后有40套被送到北京，其他的不是当场砸毁就是封存，市场可见量极少。
红官窑瓷因为存量小，所以受关注度极高：1997年嘉德拍卖了一只有釉裂红月季花碗，成交价高达8.8万元，1998年，有89件红官窑瓷被深圳一买家以1148万元的高价全部买走。2007年，一件“梅花一品锅”瓷拍出27.5万元高价。
真、仿官窑瓷佛像远渡东洋
民国十三年至二十年，琉璃厂鉴定经营真、仿官窑瓷佛像，属鉴古斋周杰臣有声望。他销售两尊真官窑瓷佛像和九尊仿官窑瓷佛像，均远渡东洋，在日本东京开光，古董家很少有人知晓其中奥妙。原来日本顾客信奉佛教，做他们的生意要知道点佛门之道。
达摩讲佛祖，扶桑客心悦诚服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鉴古斋经理周杰臣从后门大街(今地安门大街)一家旧货铺里买来件雍正官窑窑变达摩佛像，虽有“雍正年制”款识，但看不准是真是仿。他请萧书农给他掌眼。
萧书农将佛像拿到手里掂量一下，而后双手捧着仔细看，达摩瓷像约35厘米，身披袈裟，斗篷巨大，赤足草履，头戴软兜，似步行江风中，飘飘欲动。面貌秀逸，无狰狞之态。手、脸、足露胎无釉，端庄古朴，刻工精妙。市场上菩萨像、如来像常见，达摩瓷佛像较为少见。
萧书农问：“这尊佛像你是多少钱买来的?”周杰臣说：“三百块钱，你看值不值?”萧说：“这样好的官窑瓷佛像一千块也值，旧货铺让你拣了漏。”周杰臣放了心，没打眼还拣了漏，格外高兴。
没过多久，鉴古斋门市上来了位日本客人，浏览陈列之古玩文物，然后坐下来闲聊。这位日本客人中国话说得好。周杰臣拿出新买的达摩佛像给他观瞧。不料，这位日本人是研究佛学的，很有修养。他看一眼便口称“达摩”，说这尊瓷像的艺术性高，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达摩飘飘然似来到人间。
他问周杰臣：“达摩是什么神仙，在中国什么地方修行?”周答：“我只知道达摩老祖修行在嵩山少林寺，他面壁打坐九年成佛。”
“你对佛学有研究吧?”日本客人夸奖说。
“我就知道这一点点，不算学问。你的大大地明白佛学，讲给我听听好吗?”
日本客人笑了，他高兴地说：“菩提达摩乃中国佛教禅宗的创始者，以专修‘禅定’为主。他是在中国南北朝时代，从天竺(印度)来华传授禅法，创立佛教中的禅宗派别，到了南宋时代。这派佛学传到日本，至今日本人也有面壁打坐修行的。”
周杰臣听了这位日本人讲佛学，知道他敬重佛祖，不能用商业语言说话了，若说：“你看这尊佛像多么好．请买下收藏欣赏。”他必然反感异常，拂袖而去。故而他说；“我请来这尊佛像，是雍正皇帝敬奉过的，经百年以上香火。你如敬佛心诚，可请到日本去供奉。”
日本客人听他说话虔诚，便请走了雍正官窑窑变达摩瓷佛像，留下一千二百元现大洋。
说如来道始祖鉴古斋获利无数
民国十五年，鉴古斋周杰臣从东晓巾摊上买来一尊如来佛坐像，32厘米高，金身蓝髻，座涌莲花，袒一臂，披袈裟，胭脂水釉色。有“乾隆年制”楷书款。
清代官窑瓷器胭脂水色釉始于康熙，精于雍正、乾隆。器型多见小件杯、碗，水盂之类，一尺来高的胭脂水色釉佛像则是罕见的官窑珍品。摆地摊的不懂这些，周杰臣知道这尊佛像的价值。摆摊的跟他要三百元，他给了二百块便买到手。卖主还很高兴，认为二百元能买一百袋洋白面，合四千四百斤面粉，够全家五口吃一年半的。
周杰臣买来乾隆官窑胭脂水色釉如来佛瓷像，拍下照片，寄往东京那位研究佛学的顾客。这位顾客崇敬如来胜过达摩，不过一个月就来到北平。周杰臣请出如来佛像，日本客人后退，合十静默。然后谈起如来佛。客人问：“如来佛是何佛?”周答：“乃释迦牟尼佛。”“如来是何义?”答：“如来乃释迥牟尼十种称号之一。”日本客人说，你回答的不切题。“如来”，即从为实之道而来，开示真理而去。佛祖以“如来”自称。
周杰臣怕他再问，自己答不上来，以攻为守说：“请指教敝人，释迦牟尼为何义?”“释迦之义为能仁，牟尼之义为寂默，佛以悲智渡众生，故得此佳号。”日本客人答后又说：“贵国和我国佛教界均敬奉释迦牟尼为佛教之始祖，他生于中国东周灵王时代的北印度。”
周杰臣不再与客人谈佛教，说起了这尊佛像的来历。他说：“乾隆皇帝是位孝子，其母后笃信佛教。这是乾隆爷为皇太后在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由景德镇恭请到紫禁城内宫，开光供奉。”日本客人将乾隆官窑胭脂水色釉释迎牟尼瓷坐像，请到日本。日本佛学界在东京为这尊佛像举行“开光仪式”，非常隆重。
这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极高的文物，周杰臣卖了多少钱，他始终没向外透露。古玩界人士估计，可能在万元左右。同行人说；“鉴古斋卖佛像获利无数。”
找货源买仿制品满足需求
鉴古斋周杰臣有了销售官窑瓷佛像的门路，在日本佛学界有了点名声。但真正的康、雍、乾官窑瓷佛像流散在民间的并不多。而东京佛学界人士又常来鉴古斋求购。
周杰臣到天津锅店街同泰祥去找货。这里的仿制品特别多。二三十年代，同泰祥在景德镇仿制的乾隆官窑瓷器较多，质量好可以乱真的东西不少。北平的古玩商有不少人前去观摩，雅文斋经理萧书农在同泰祥看仿制品，—看就是半天，他仔细观察琢磨，研究真、仿之差异，锻炼眼力。鉴古斋经理周杰臣来了就看佛。同泰祥经理陈建侯跟他说：“周大哥!我们同泰祥拿出宫里瓷器库收藏的乾隆官窑瓷佛像：释迎牟尼、观世音和韦驮，进行仿制。每尊照样烧制四个。”
周杰臣仔细看瓷佛像。释迥牟尼坐像，约36厘米高，素白胎釉，花雕描金，神态自若；观世音坐像，约34厘米高，素白胎釉，一手持净水瓶，一手持菩提树枝，莲花瓣座；韦驮立像，约38厘米高，武将服，手持金钢杆，服饰彩色为蓝、黑、黄、红。三尊佛像的瓷胎细密，瓷釉润腻，做工精致。均有“大清乾隆年制”青花楷书款识。
周杰臣仔细看过说：“仿得好，是照原样下了功夫仿的，说个价吧，我是一样先拿一个。”陈建侯说：“这是老东家李春生到景德镇仿制的。窑上的老技师说，乾隆爷是孝子，母年迈信佛。乾隆在景德镇烧制释迦牟尼、观世音和书驮，敬献给他母后。李春生是照着这种精品仿制的。我们是卖新瓷的，按新瓷价卖给您，一套三尊三百元！”周杰臣没还价，三百元成交了。
巧思索美装潢，制作五脏六腑
周杰臣将三尊佛像带回北平，想办法，怎能以假充真，叫人看不出破绽。他先找锦匣铺和小器作，做软囊锦匣，匣上黄绫签，仿照宫廷装潢制作。三尊佛像都配上雕花硬木座。释迦牟尼像座雕花为“八宝”；观世音座雕出“海水江崖”配原座莲花瓣似浮在海水上；韦驮座雕出“龙蟠虎踞”显示威武。制作这些比买货的价钱还高。花掉五百元。
周杰臣还找到义兴首饰楼，制作银牌挂链，刻篆书仿旧制作。要求按中医所说的人体内部“五脏六腑”的名目，即心、肝、脾、胃、肾和胆、胃、小肠、大肠、三焦、膀胱制作银质连牌挂链，刻上篆字，涂黑作旧。将“五脏六腑”装入红色锦囊中。一切准备好后，待价而沽。周杰臣稳坐钓鱼台，等待东洋顾客来。
笃信佛，请释迪牟尼东渡扶桑
日本的一位大财团董事长来到北平，经日本佛教界那位人士介绍，又有王克敏的引荐，到琉璃厂买古玩，在鉴古斋看了几幅缂丝画．买了乾隆花鸟缂丝中堂挂画一幅，市场上卖一千六百，他花两千五买了，这位日本人不懂古玩行情，看好了就肯出高价。
这时，周杰臣拿出锦匣，打开后从软囊中请出释迦牟尼瓷像，连同硬木雕花座摆在桌上。这位董事长忙躬身后退，垂首合十，态度虔诚。周杰臣向他介绍说：“这是乾隆皇帝敬献给他母后的释迦牟尼像，在皇宫供奉百多年，白瓷釉有点薰黄了。皇家开光佛像，内务府造办处先给制造银质五脏六腑，挂在佛像腹内的挂勾上。”他说完便从红色囊袋中取出佛祖五脏六腑，陈放在桌上，请日本客人观赏。日本人再次合十垂首，口里还嘟嘟嚷嚷。周杰臣觉得这位老日本更虔诚骂信佛教，日本客人觉得这尊佛的来历大又奇妙，五脏六腑都是皇家制造。他顺口说出：“请佛东渡，我躬亲供奉！”周杰臣说：“愿佛祖保佑阁下福寿康宁！”
这笔生意甭说讨价还价，就连价钱都没说就做成了。究竟卖了多少钱，周杰臣从来不说。
周杰臣又去天津同泰祥要将九尊瓷佛像全都买走，陈建侯说：“您的销路好，也要给我们—样留一个。”他又买下六尊瓷佛像，花了六百元。陈建侯问：“周大哥!这佛像您的买主多，什么人买这个?”周杰臣说：“我和你哥哥是师兄弟，你问我才说，你可不要再跟别人去说。”随后他将前面文个所写的事情都向陈建侯说了，并说：日本那位财团董事长，也叫总裁，将如来佛像运到东京开光，请僧俗百余人．诵开光真言，请佛入龛，致礼敬奉。当时，周杰臣将这位口本人的名字都告诉了陈建侯。可惜，今天陈建侯年过八旬，已经想不起来了。
仿制品技艺高，鉴别有诀窍
20年代同泰祥在景德镇仿制乾隆官窑释迦牟尼、观世音和韦驮瓷佛像，至今己六七十年了。由于它们仿得惟妙惟肖，鉴赏家、收藏家对其艺术同样欣赏，但与乾隆官窑烧制出的真品相比，则大为逊色，不仅年代有远近。而且工艺之技巧、造型神态、相距远矣！
真、仿的差异在哪里呢?当年参与仿制与销售的陈建侯，说出以下几点：
手头(即重量)。仿制品与真品相比，轻重不同。仿制品较轻，因制作时，瓷土过筛太细．胎略薄。
釉色。仿制品的釉色较真品白亮，因粉料调剂不当，不像真品那样白中略黄，似人肉色的白润。
描金。仿制品上的描金颜色显得浮飘，有些嫩黄，真品描金是金黄，金和瓷釉浑然一体。
色彩。仿制品的色彩娇艳．未达到真品色彩之素穆庄重。
更显而易见的是眉毛。真品的眉毛是千笔画眉，有眉有毛，根根清晰。仿制品则是一笔抹眉，有眉无毛。
这些差异，也就是鉴别乾隆官窑瓷佛像真、伪之诀窍，可供官窑瓷器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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