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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前的泉州陶瓷

唐代以前的泉州陶瓷

唐代钧窑瓷器的鉴别 陶瓷艺术 陶瓷文化

2020-06-28

唐代钧窑瓷器的鉴别。

史前

在泉州新石器遗址,伴随着石器出土的陶器,属于东南沿海印纹陶的文化系统。1956年在永春牛头寨、鳌山,1960年在南安丰州狮子山、寨仔山等地遗址,就出土不少印纹“硬陶”。

1974年,在南安水头大盈村后寨山,唯一发现福建省成批周代青铜器遗址,遗物中不少原始青釉器。器表有青绿色、豆绿色、深绿色和黄绿色等。说明在3000年前泉州已有烧制青釉器的技术。不过,当时烧成温度不高,釉水与器体不甚密贴,出土时釉层多已斑驳,露出胎骨,有的近似于釉陶,是原始瓷器。

早期的陶器为粗陶,用陶土以手工捏制,内外不施釉,直接入窑以阳火烧制。质地粗糙,耐火实用。主要产品有饭钵、“茶鼓”(茶壶)、风炉、药罐、火钵等。

另一类为釉陶,质地较细,制作较精,多带花纹图案装饰,装匣钵入窑,以阴火烧成。产品多为生活用品,如大小缸、瓮、钵、罐、瓶、碗、碟、杯、盏等。

由于粗陶和釉陶价廉实用,易于烧制,其技术在泉州沿用至今。

西晋——南朝

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在泉州之南的古镇晋江磁灶,出现烧制小型生活用陶技术,南朝、隋、唐以后进一步发展,“故磁灶是以陶瓷而得名”(据清《西山杂志》)。

溪口山古窑址:1956年,在晋江市磁灶镇下官路村西双溪口小山坡发现一座古窑,出土物有盘、盘口壶等,年代始于南朝晚期延续至初唐,是迄今为止在泉州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窑址。该窑址命名为“溪口山窑址”,1961年5月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字串6

西晋至南朝时期,青瓷器不但用作生活用的器皿,也作为墓葬中的主要随葬品。

九日山六朝古墓:1956年,厦大历史系林惠祥教授带领考古实习队在南安丰州九日山下,发现六朝古墓,其后又多次发现。其中有东晋·咸康元年(335年)墓葬,随葬品中有双耳罐、四耳罐、碗、钵、带盘小杯、花插、小瓶、虎子、鐎斗、博山炉、浅圆盘等19件瓷器。内有青瓷小盂1件,平底小碗1件,为浙江传来的青瓷器。

德-化-陶-瓷-总-站

松仔岭隋墓:1950年,厦大考古队在南安丰州前埔头北松仔岭下发现隋墓,墓砖文为开皇十六年(596年),随葬品中有注水式瓷罐、双耳瓷瓮。字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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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及五代时期的泉州陶瓷


唐——五代

南安产瓷历史悠久,早在唐代便有人开始烧瓷。

府衙北唐初古墓:1936年,厦大历史系庄为玑教授在泉州中山公园(古泉州府衙)北端,发现唐初古墓。墓砖文为贞观三年(629年)、岁次癸丑(永徽四年,653年)等。出土的冥器有灶、便壶、鐎斗、瓿、壶瓶、唾壶、灯台、洗、盆、盏、碗、盘、杯盘、杯、豆、甑等18大类173件。说明隋、唐时代,泉州的陶瓷业更加兴盛,生产品种物类已涉及日常用品的各个方面;技术更为进步。这一时期,陶瓷生产不仅着眼实用,也讲究美观,器皿上有刻划纹、曲线纹等装饰。釉层透明细净,色以青为主,亦有青绿、青黄、黄绿黑等色。器底多露胎,用单烧或叠烧法。釉料较前广泛,粒度更细,烧成温度亦较高。

五代·留从效(参见《泉州人名录·留从效》)治泉时,大力发展海外贸易,“陶瓷铜铁,远贩蕃国。”青瓷的生产规模、制作技术、产品质量,都有很大提高。

发现唐——五代的古窑址19处,其中南安境内4处。产品以罐为主,次为壶、钵、盆、缸、碗,釉色多为青釉、青绿釉。

唐代以前的饮茶文化及茶器


茶器的品类繁多,造型优美,兼有实用和艺术的双重价值,为历代品饮者所青睐。茶器的发展和饮茶方式的变更关系相当密切。

据文献记载,唐代以前的饮茶方式与今日不同,茶叶常配以姜、葱、胡桃、松子及其他食物或药物混煮成汤以供药用。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专门茶器,首先有了带托盘的青釉茶盏。盏托又称茶船、茶拓子,为承托茶杯,以防烫指之用器。据现有考古资料证明,盏托是从托盘演变而来。东晋、南北朝时期的茶盏,有盏与承托以釉相粘连的构思巧妙。这时期的茶盏的显著特点多为饼足,底部露胎。虽然此时的茶器种类不多,但为唐宋以后茶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除上述茶盏外,三国末年至两晋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叫“鸡头流子”(壶嘴称为“流子”)的青瓷盛水、注水的容器。这种汤壶质地和形状都有讲究,大致上,容积要适中,壶嘴要呈抛物线形,出水口要圆而小,以使出水有力、落水准。它的出现对唐宋以后壶的形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鸡首汤壶最初只是在壶的肩部一侧置鸡首,仅起装饰作用;东晋以后,鸡首中空成管状,作流通入壶内;到南朝时,壶形略大而高,颈部加长,器腹丰满;隋代壶身更加修长,颈亦细长,鸡首形象较前期生动。隋、唐初期,越窑仍有鸡首汤壶生产,唐中期以后,鸡首汤壶逐渐为执瓶所替代。

陶瓷文化:宋朝以前无茶壶


在中国文明史上,自水壶到酒壶,然后自酒壶发展到茶壶,是很有趣的生活器物演变的写照。在今天所见的,自上古到中古的壶,大多是酒壶,因为那些时代,古人的生活与酒是分不开的。

壶之妙就在它有一个壶身,一个壶盖,一个壶嘴,一个把手,共同组成一件器物。形状、大小、饰物的变化非常丰富,时代的特征也很容易辨别。可是其基本形状自南北朝以来到近代都没有改变。今天的人很难辨认酒壶与茶壶之分别,实在是因为两者极为相似的缘故。

其实宋朝以前是没有茶壶的。中国人喝茶自南北朝开始,原先是把茶当药吃,逐渐演变为清脾、提神的饮料,到唐朝与佛教的思想相结合,才有陆羽的《茶经》出现,多方讲究起来,当成生活修养的仪式,但是这个传统到宋代都没有平民化、普及化。

大家都知道,宋代以前,喝茶是用碗,不用杯。他们把茶叶放在钵子里煮,烧开后倒在茶碗里。所以茶碗是主要的茶具。南宋时福建产的黑釉茶碗,上有兔毫,高级的更有油滴等视觉效果,为日本僧人带回日本,因此天目碗之名大盛,传世品被日本人视为国宝。用黑碗,是因为点茶的细腻泡沫,黑底较能衬出其美感。

茶壶产生于何时?当然是在茶道改变之后的事。磨茶为粉,煮熟后倒到碗中饮用的煎茶法,改变为用开水冲泡茶叶,饮用茶汁的点茶法,是很根本的改变。以泡茶的方式吃茶,应是王公贵族等有闲阶级的享受,不仅考究茶的品质,整个制茶的过程就是一种仪典。所以饮茶的道具很多。在中国的北方,喝茶渐渐大众化,甚至取代了部分喝酒的社会功能。南宋之后,全国出现了茶馆。运作方式是由茶博士煮好了茶,倒在客人的碗里。茶道中的仪典性完全被丢弃了,只是为了饮茶。这种方式是饮茶普及化的必然发展,再返回来影响上流社会的品茶习惯。

了便于服务顾客,便需要大茶壶。茶壶太大,手执曲柄不易,就发明了提梁壶,也就是手提的柄做在壶的上面。

在陶瓷器上,茶壶的出现应该是在明中叶以后了。明末清初之后,民间使用茶壶的数量大幅地增长,民窑的茶壶就成为常见的器物了。饮酒待客之风渐被饮茶所取代,茶壶、茶杯成为家家必备之物。到了晚清,提梁壶少见了,出现铜把手的瓷壶。壶的肩上做上两个或四个纽,古人称系,用来安装铜把手。

南方的雅人喝茶就考究了。自从江南的宜兴生产茶壶以来,似乎配合着中国茶艺迈进了新的一步,那就是用小壶喝浓茶。中国人原本是喝不发酵的绿茶,慢慢要喝经发酵的乌龙茶了。茶艺在文人主导下,不但讲究茶香,还要讲究茶具的美感,壶的造型就成为主要的创造标的。由于宜兴的泥非常细致,烧出的陶壶手感良好,在历代名师的创造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设计,非常精致,令人爱不释手。这一波茶壶热在一百年间,使中国人成为最爱壶的民族。到了18世纪,全世界都在喝茶了。西方文明国家自中国的出口瓷中学到茶具的应用,慢慢也设计出自己的风格

陶瓷文化鉴赏-泉州窑


在今福建泉州市,故名。共发现碗窑乡、磁灶、童子山等窑址十一处,主要烧青白瓷、青瓷和黑瓷,时代均在宋元时期。

其特征和鉴定要领是:(1)青白瓷产品以碗、盘、洗为主。碗外壁多刻莲瓣纹。盘类以折沿大盘居多,盘心留有叠烧粘结的条形支具痕。洗类器皿胎薄釉润,采用覆烧法,口边无釉,与景德镇同类器物相比,口缘较厚;器内心印有花卉纹饰。(2)青瓷产品中的壶胎较薄,器形很小,与其它地区不同。(3)黑瓷产品以碗为主,兼烧长流曲柄壶。另有黑釉、绿釉军持,主要外销菲律宾等国。(4)童子山窑专烧青黄釉褐色彩绘大盆,有直口与折沿两种造型,器内多画折枝花卉纹,有写寿山福海或其它诗句的。日本福冈曾出土该窑所烧制的彩绘盆。

隋及隋以前的茶具


一般认为我国最早饮茶的器具,是与酒具、食具共用的,这种器具是陶制的缶,一种小口大肚的容器。韩非在《韩非子》中就说到尧时饮食器具为土缶。如果当时饮茶,自然只能土缶作为器具。史实表明,我国的陶器生产已有七八千年历史。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黑陶器,便是当时食具兼作饮具的代表作品。但按现有史料而论,一般认为我国最早谈及饮茶使用器具的是西汉(公元前206-8年)王褒的《僮约》,其中谈到:“烹荼尽具,已而盖藏”。这里的“荼”指的是“茶”、“尽”作“净”解。《僮约》原本是一份契约,所以在文内写有要家僮烹茶之前,洗净器具的条款。这便是在中国茶具发展史上,最早谈及饮茶用器具的史料。但这里的“具”,可以解释为茶具,也可以理解为食具,它是泛指烹茶时所使用的器具,还不能断定是专用茶具。这种饮茶用的器具由何物制成,什么式样,做什么用,也都不得而知。另外,对“烹荼尽具”中的“荼”亦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指的是苦菜,那么,其“具”也就不成为饮茶之器具了,当为食具论。不过近年来,在浙江上虞出土了一批东汉(公元25-220年)时期的瓷器,内中有碗、杯、壶、盏等器具,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具。

但是,明确表明有茶具意义的最早文字记载,则是西晋(公元265-316年)左思(约公元250-约305年)的《娇女诗》,其内有“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这“鼎”当属茶具。差不多与左思处同一时代的杜育,他在《荈赋》谈到:“器泽陶简,出自东偶”、“酌之以匏,取式公刘”。“东隅”一词,有人认为是指东方,即指浙东的宁波绍兴地区;也有人认为“东隅”即“东瓯”,是指浙东南一带。而其中提到的当时饮茶用器具“匏”,又称“瓠”,原本是酒具,其式似古代公刘使用的葫芦状的壶。唐·陆羽在《茶经·七之事》中引《广陵耆老传》载:

晋元帝(公元317—323年)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

接着,《茶经》又引述了西晋八王之乱时,晋惠帝司马衷(公元290—306年)蒙难,从河南许昌回洛阳,侍从“持瓦盂承茶”敬奉之事。所有这些,都说明我国在隋唐以前,汉代以后,尽管已有出土的专用茶具出现,但食具和包括茶具、酒具在内的饮具之间,区分也并不十分严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者是共用的。

唐代陶瓷文化


我国的瓷器制作到了唐代,逐渐发展成熟,跨入真正的瓷器时代。

因为陶与瓷的分野,在乎质白坚硬或半透明,而最大的关键在於火烧温度。

汉代虽有瓷器,但温度不高,质地脆弱只能算是原瓷,而发展到唐代,不但釉药发展成熟,火烧温度能达到摄氏一千度以上,所以我们说唐代是真正进入瓷器的时代。唐代最著名的窑为越窑与邢窑。

越窑——越窑在南方浙江省绍兴,主要制造青瓷;邢窑在北方河北省邢台,主要制造白瓷。越窑的青瓷明彻如冰,晶莹温润如玉,色泽是青中带绿与茶青色相近。

邢窑——邢窑所产的白瓷,土质细润,器壁坚而薄,器型稳厚、线条流畅。

唐三彩

唐代最重要的产品是驰名中外的唐三彩,一直到文明的今天还受到广泛的喜好与收藏。唐三彩是陪葬的陶器,色彩亮丽有黄、绿、青三色铅釉,故名唐三彩,但不一定每件唐三彩都三色俱全,但可利用三色交叉混合的上釉技术来制造出美丽的花朵,以及先在坯体上刻花成暗色图案,变化无穷,彩色斑斓。

唐三彩分布在长安和洛阳两地,在长安的称西窑,在洛阳的则称东窑。唐代盛行厚葬,不仅是大官贵族,百姓也如此,已形成一股风气。

唐三彩种类很多人物、动物、碗盘、水器、酒器、文具、家具、房屋,甚至装骨灰的壶坛等等。大致上较为人喜爱的是马俑,有的扬足飞奔,有的徘徊伫立,有的引颈嘶,均表现出栩栩如生的故种姿态。至於人物造型有妇女、文官、武将、胡俑、天王,根据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刻画出不同的性格和特徵;贵妇面部丰圆,梳成各式发髻,穿著色彩鲜艳的服装,文官彬彬有礼,武士刚烈勇猛,胡俑高深目、天王怒目威武、雄壮气概,是我国古代雕塑的典范精品。

宋元时期泉州陶瓷窑地


宋、元古窑址

据解放后的考古调查,当时泉州所属的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莆田、仙游等县,发现宋、元古窑址达137处。其中南安境内50处、安溪36处。

安溪古窑址:

1985年10月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安溪发现宋代古窑址近20处,可见安溪当时制瓷业相当发达。其中桂瑶窑釉色属影青和青瓷。产品大量行销日本。

宋至清代,安溪瓷窑址分布在安溪县南部、中部、北部等12个乡镇的46个村庄,以魁斗、龙门、龙涓、长坑、尚卿等处最为密集。共发现155处,其中宋元36处、明清119处,以生产青白瓷、青花瓷为主,还有白瓷、黑釉瓷、黄釉瓷等。尤其是龙门桂窑烧制的青瓷碗,在日本称为“珠光青瓷”。

安溪窑规模仅次于德化,居全省第二,为古代泉州重要的外销瓷产地。

晋江磁灶古窑址:

磁灶是宋元时期泉州重要的陶瓷外销窑口,发现宋、元古窑址12处,分布在梅溪两岸。

磁灶属于丘陵地带,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茂盛,周围产瓷土。梅溪源于南安市,宽阔曲折,汇于晋江而后入海,是古代磁灶重要水上交通枢纽。充足的燃料,便利的航运加之丰富的瓷土资源,为磁灶古代瓷器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乾隆《晋江县志》:“瓷器出晋江瓷(磁)灶乡,取地土开窑,烧大小钵子、缸、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

在磁灶的蜘蛛山、金交椅山(参见下文《金交椅山古窑址》)、溪墘山、童子山等古窑址,都发现青瓷窑。产品主要是碗、碟、执壶、盆、盏、杯、注子、军持等。碗有的印有弦纹、蔓草纹、莲蓬纹,多数为素面。有的盆在釉下彩绘花卉、鱼藻、钱纹或题诗,开泉州釉下彩绘之先河。釉色青绿,有的青中泛黄,亦有黑色和酱色的。胎骨若瓦胎,用匣钵装烧,托座垫烧。

磁灶生产的瓷器在日本和东南亚各地均有发现:日本的横滨、长野、福冈、京都等地出土有磁灶童子山所产黄釉下铁绘花纹盆,蜘蛛山窑所产绿釉剔花器、龟形砚滴等。菲律宾曾发现磁灶土尾庵所烧制的双龙抢珠缠枝牡丹花纹饰绿釉军持和黑釉军持、印纹碟、黑釉罐、黑釉刻花炉、灯盏等,蜘蛛山窑的印纹碟、军持、绿釉龟形砚滴等。菲律宾各地的古墓中也出土不少磁灶窑烧制的龙瓮。马来西亚沙捞越博物馆收藏有磁灶窑产的绿釉盘、黑釉龙纹的军持。印度尼西亚出土有土尾庵、蜘蛛山窑的军持、执壶,金交椅山、童子山等窑的执壶等。雅加达博物馆收藏有磁灶窑烧制的军持。

晋江磁灶金交椅山古窑址

位于晋江市磁灶镇沟边村村北的金交椅山上,南邻沟边村,北邻南安,西为农田,东隔梅溪,与南安珍珠山相望。该窑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发现4座古龙窑址。2003年发现的第4座龙窑位于窑址西北坡,南侧约10米处为一深沟。窑炉遭受严重破坏,不见窑头。窑炉呈长条形,方向284°,残长44.5米,宽1.6—2.20米,高差11.9米,尾部则架于山脊之上。出土器物有执壶、罐、盒、灯盏等,釉色主要施酱、青釉。窑具以垫座为主,还有垫饼、垫柱、垫圈等。

4座龙窑的共性有:窑墙外都有石头护墙,石头排列有序;烧制器物的窑具都用垫座、垫饼、垫圈、垫柱等,在各窑炉内未见匣钵,仅在废品堆中采集过一两个;各窑炉烧执壶、罐等多种器形,釉色有青釉、酱(黑)釉两种;4座窑都存在叠压打破关系,说明窑炉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曾有改建过,同时也说明金交椅山烧窑时间较长。

2003年的挖掘还发现了作坊遗迹,有利于全面认识宋元时期晋江烧窑及制瓷工艺。作坊遗迹位于坡地上,东部与南部破坏严重。作坊区发掘面积为150平方米。在发掘范围内发现有贮泥池、沉淀池、磉墩3处遗迹,其中贮泥池中还残存50厘米厚的青灰泥。令人最为惊叹的是:东侧坡下几乎是一线排列着10口大缸,其中3口缸套放在一起,最大的缸腹直径95厘米,最小的底直径15厘米。

在一个遗址中揭露四座龙窑(若该遗址完整,应不止四座窑),在田野考古中并不多见,且每座窑至少使用过两期,说明宋元时期晋江制瓷业已相当发达。窑炉及其两侧废品堆中清理出来的瓷器标本,发现少量的五代物品,主流是宋元时期的器物,可见金交椅山烧窑有可能始于五代时期,兴盛于宋元时期。

泉州碗窑古窑址:

在泉州东门外碗窑乡,有南、北窑。北窑烧影青瓷,南窑烧青瓷。产品有碗、洗、执壶、瓶等。多素面,釉色灰青,烧制用垫圈,露胎处有硃砂红瘢,胎质灰白,且厚重,俗称“土龙泉”。在南洋群岛多有发现。

德化盖德古窑址:

北宋初,盖德窑以产青瓷闻名,色呈青灰,釉层透明,胎釉密贴。胎质坚结致密,吸水率低,近于青白瓷。器物以碗、粉盒、军持为主。除影青为主外,也有部分白瓷、黑釉瓷。产品行销东南亚、菲律宾等地。

青白瓷用石灰釉配制,釉色白中泛青、青中带白,莹润明亮。因釉中含铁量少,经充分还原焰烧成,加之瓷胎纯白,故釉色白胜于青。自北宋至今,青白瓷的延烧历史最长,采用最广泛,尤盛行于德化。

德化屈斗宫古窑址:

位于德化县浔中镇宝美村破寨山西南坡,为我国宋、元时的古外销瓷重要遗址之一(曾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现与屈斗官窑出土的相同器物),1976年由“福建省德化县古瓷窑址考古发掘工作队”发掘,1988年1月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窑炉坡长57.1米,宽1.4至2.95米,鸡笼式窑基,共有17间窑室,14个窑门,结构较为完整。

出土800多件烧制工具和6793件完、残瓷器。这些器物的造型和烧制方法,具有明显的宋、元时代的特征。以墩仔式碗、折腹弦纹碗、铜罗盘、高足杯和直道弦纹洗为主,还有印花粉盒、洗、盖盒、壶、军持、莲瓣碗。这些瓷器应用了印花、划花、贴花、浮雕等多种工艺,纹饰有各种精美的图案和牡丹、莲花、梅花、菊花等四季花卉以及鱼、雁、人物等,不少器物上带有模印阳文(如“长寿新船”等)或毛笔书写的文字款识,有二件直道纹洗的底部,分别印有蒙古人特征的头像和阴刻元代花押,有些匣钵还刻有“郑”、“张”、“颜”姓字款,或“丁未年”年款。

这一窑址对研究宋元时代德化窑瓷业生产的组织形式、生产规模、窑炉结构、烧制工艺和瓷器外销,都有重要的价值,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和宋、元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提供宝贵的实物资料。

南安东田南坑古窑址:

位于南安市东田镇南坑村一带,于1977年发现,大多为宋元窑址,少数延续至明,其产品在日本及东南亚大量出土或出水。1991年3月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坑四周群山起伏,南坑宋元时期的窑址共33处,占南安古窑址一半以上,分布在南坑村抢仔岭、长埔、大坝、牛路沟、顶南埔、大官后等地山山岭岭之间。在古窑址的山坡上,遗有大量陶瓷片,面积20万平方米,堆积层厚达1至5米,是目前闽南地区发现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窑群。

南坑窑址依山而建,出产青瓷、白瓷、青白瓷,且以青瓷和青白瓷为最多。主要产品有碗、碟、盏、洗、壶、瓶、杯、罐、盆、炉、器盖和动物玩具等。胎骨里呈灰色、白色、灰白色,质地坚硬细腻,釉色晶莹润泽,釉水均匀。装饰技法有莲瓣、菊瓣、草叶、缠枝、斜直线、篾纹和弦纹等,风格活泼奔放,线条刚劲流畅。釉色繁多是南坑窑的一大特点,除大量烧造篦点划花青瓷(日本称为“珠光瓷”)外,还仿烧龙泉、官窑等多种釉色青瓷。工艺水平已经非常成熟,采用龙窑式窑炉烧造,大量采用匣钵正烧法,另有匣体复叠法,叠烧法支圈复烧等方法。

2003年省考古队发掘整理出兰溪寮仔山宋代窑址龙窑、南坑加冬井大宫后宋代古窑址、南坑坪圹古窑址三处。

兰溪寮仔山宋代窑址龙窑是此次发掘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前半部分(约10多米)因建有一个砖瓦场而被切断,后半部发掘出了46米,窑底及遗迹保存较好。该古窑址都是烧青白瓷,主要品种有碗、盘、杯、炉、水注之类,器型、花纹规则,连窑具都很规则;尤其是水注制作工艺比较高,此次出土的就有一种很精美的水注——凤首水注。

字串5

南坑加冬井大宫后宋代古窑址共发掘了3段,长度约30多米,窑尾虽被破坏,窑头却保存相当完好。该窑址主要烧青白瓷,产品以盒为主,其它也有碗、盘、炉等。该窑址出土的盒类实物尤其精致,据称与“南海一号”沉船中打捞出来的盒子几乎一模一样。

南坑坪圹古窑址窑炉遗迹保存较好,下层烧青白瓷,上层烧青瓷(又称珠光青瓷)。印证了青白瓷比珠光青瓷出现得更早,解决了考古界长期争议的“哪一个出现得更早”的问题。

近年,在澎湖出土大量陶瓷,有许多篾点划花青瓷,与南安南坑窑出产的产品有关。在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地,也陆续出土泉州宋元陶瓷产品,而其中多数是南坑产品。

正当南安南坑窑群进入鼎盛时期,元末一场战争阻碍了陶瓷生产力的发展,加上特大的地震,黑蜂成灾,把这一带的古窑址推向灭绝,明清时,这里只剩下3个窑址。

唐代古陶瓷的异域情调


唐三彩四方印花枕

瓷器是当今世界各国人们所熟识的生产、生活用品。但在整个人类历史社会相当长的时空运演中,它的生产技术一直为东方王朝所独享,并为中土争得无限荣光。

由陶至瓷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变迁,公元七世纪中至十世纪初,是煌煌唐帝国时期的陶瓷艺术。公元618年,唐国公李渊称帝,大隋王朝如扬州城里树梢枝头的琼花般飘落,新帝国像旭日般升起,一个全新的时代到来,影响整个亚洲大陆乃至世界的新文明开始登上人类历史的大舞台。

唐帝国的物质文化和典章制度成为当时亚洲各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向往。在物质文明中陶瓷、丝绸无疑是最重要的。由洛阳起经长安、河西走廊、天山南北直入大漠,进而西行过中亚至爱琴海岸的路上商道,因以丝绸输出而得名“丝绸之路”。由扬州起经泉州、海南一线、南海诸路泛舟南洋、斩波西去入印度洋过南亚次大陆抵红海阿拉伯诸国的海上商路,因以陶瓷运输为主而得名“陶瓷之路”。

这两条商路,应该是那个历史时段人类商业交往最重要、最繁忙的商道,随它的延伸移动,数不尽的黄金、白银在商人们手中换位。丝绸和陶瓷也随之传播到万里之外遥远的欧洲大陆和非洲北部。

唐代陶瓷在今天世界各地,从非洲海岸到南洋群岛,从朝鲜半岛到日本诸城所出土的大量标本器物,可以想见其当时传播之广,输出之巨。所以对唐代陶瓷的认识,应先从外销开始。唐代最著名的外销陶瓷窑场,为“长沙窑”。

此窑因地处湘江岸边古铜官镇,所以又名“铜官窑”,后因周边窑场层出,扩大范围而定名“长沙窑”。“长沙窑”以褐黄釉为主,兼有铜红、铜绿、黄釉、点彩、模印、贴花等釉色及装饰工艺,开多种釉彩陶瓷图案装饰之先河。

其制品图案多椰枣、胡人、狮舞、节带等异域风格,倍受异国用户的欢迎,因而也成为早期外销陶瓷中最大宗的输出品,直至今日在海外仍多有留存。

“长沙窑”外,唐代陶瓷对海外有较大影响的当属“三彩”,这种酥胎低温的铅釉陶制品,向西流入伊斯兰世界而影响当地产生了有独特西亚韵味的低温“波斯三彩”;向东经朝鲜半岛入扶桑在东方列岛上变化繁衍出“奈良三彩”。这些异域三彩虽不及中土三彩灿烂艳丽,造型华美,但是其强烈的地方风格及一些特有的矿物颜料,如钴蓝的使用,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土陶瓷生产的变化。

“越窑”窑址在今天余姚上林湖一线,唐代此地出产的青瓷有纯色、也有划刻花的,名动海内。在顾况、陆羽、孟郊、施肩吾、许浑、皮日休、郑谷、徐寅、韩偓、陆龟蒙等的诗词文章中也都多有褒誉。

其中以青色瓷最为出名,有些形制规整,釉面纯净的器物更被称为“秘色”,有学者考证以为“秘色”是指秘草的颜色,但也有学者以为“秘色”是指仅能宫禁皇廷使用珍罕的秘密瓷器。1972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与释尊指骨舍利伴出了皇家供奉物账上明确记名的“秘色瓷器”,由此可知,“秘色”器为皇廷秘玩使用,并非世人空想。

浙江青瓷的规模化烧造,釉水的独特使用,体现了南国水绿山青的地貌与人文。而唐帝国皇都长安、东都洛阳之间与周边的窑场烧造,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帝国气度的恢宏。前述“三彩”,在帝都周近的烧造更加灿烂夺目,冥丧用器多为订制,俑偶之类大者体量近于人等身;日用器皿小者不及鸡卵,然无论大小皆规整有加。除三彩外,巩县白瓷、邢州白瓷皆为北方陶瓷之上上选。

巩县白瓷以周边煤矿开采伴生之白矸土加以黄河岸旁的黏土合成坯料,器表涂抹白色化妆土增强了成品的白度,最终烧成品胎骨坚密厚重,釉面肥润,造型较大,如瓶、罐、钵、壶等常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白瓷的出现,使从西亚沿丝路进入中土的钴蓝料,也被使用到了陶瓷绘画装饰上,就已经发现的考古及沉船材料,可以基本确认这类白瓷绘钴蓝料的瓷器出自巩县,且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唐青花”,而巩县的地理环境和烧造规模及技术,也使其有可能成为这类器物最有利的出产地。巩县白地钴蓝器也成为后世享誉世界的中国青花瓷的前驱。

邢州白瓷以当地所产瓷土为主料,胎色洁白细密,迎光欲透,釉水细净局部泛淡青色,器形以秀美见长,多壶、杯、罐等水、酒器,特别是刻“盈”、“大盈”、“翰林”、“供使”等诸款者,为官廷专用,世所少见,这类精细制品在海外规模贸易中未见。邢窑至唐末衰落,而后由临近区域定州曲阳的白瓷替代,定窑白瓷此后冠绝天下。

唐代南卓《羯鼓录》载:“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这里所谓的“鲁山花瓷”就出在今河南省鲁山县段店区域。这类花瓷主要以黑(褐)釉点涂乳浊釉斑块形成器表装饰组合,有黑(褐)地蓝斑、白斑、花斑等等,色彩艳丽灿烂,如云雾,如彩霞,极尽美艳之姿态。这种花釉瓷对而后出现的钧窑乳浊窑变,起了嚆矢之功。

巩义周近芝田镇所出绞胎瓷以摹仿木石纹理变化,充分体现了自然之美,开中国陶瓷胎色变化装饰工艺之先河。这种装饰同古代埃及的绞色玻璃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也不否认北非的这种纹样风格当时借丝路伊斯兰世界工艺品实物东来,而有了重要的借鉴。

除上述这些窑场外,四川邛崃窑、安徽寿州窑、江西洪州窑、陕西铜川窑、山东淄博窑等等,也都各有特色。四川的邛崃窑以彩斑花瓷及乳浊釉见长,其釉色变化及装饰手法同当时重要的外销窑场长沙窑有深刻关联,这种关联的沟通应来自于绵绵长江的黄金水道。安徽寿州窑以黄釉最为闻名,尤其是剪纸贴花黄釉器为当时独步。江西洪州窑多烧青釉制品,器形规整硕大,在南方窑场中少见。

至于陕西铜川窑、山东淄博窑多烧黑瓷,就各自当地特有的粗砂黏土加肥亮之黑釉,两窑之黑瓷在唐时分外耀眼。疆域的广阔也决定了王朝各地都有可能广泛的烧造陶瓷制品,甚至有许多可能的窑场烧造地今天都不为我们所知,对唐代陶瓷的烧造窑场的研究和对唐代陶瓷艺术的研读还有许许多多值得用心。

有唐一朝,帝国版图空前辽阔,社会环境极尽开放,胡风西雨东来,所以在中土文明里也就多了些异域情调。这种情调自然或多或少的体现在了那时的手工艺制品上。因而当时东西方的融通交流,是最值得世人注意的。

宋元时期泉州陶瓷历史文化


宋代特别是南宋,泉州跃居为我国海上交通中心,对外贸易十分繁荣(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海丝之路》)。泉州各色的窑业空前发达,所产的青瓷、白瓷、黑釉瓷成为外销的大宗商品。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博物馆亚洲部主任、英国伦敦大学博士、美籍华裔陶瓷女专家何翠媚亲临闽南各地古陶瓷窑址考古,她在国际学术会上曾以《闽南古陶瓷的地区性及国际性地位》做出结论:泉州“北宋、南宋时期陶瓷产地集中在沿海地区,并且以南安为首形成一庞大窑区”。

元代,泉州成为世界最大贸易港之一,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陶瓷业不论是品种、质量、数量、烧成技术,比之过去又有新的提高。元代的晋江两岸,元朝来泉的马可·波罗(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人名录·马可·波罗》)誉为“瓷香弥漫”。

工艺技术

北宋时,德化瓷胚成型,已采用轮制工艺,即利用辘轳车转动的惯性,用手把泥块拉捏成型。同时,也采用模印工艺,用吸水陶模装入泥料,用手压印成型,经自然干燥,脱模粘接,然后对粗胚进行整修,粘胚、施釉、剐底等手工操作。轮制和模印成型工艺,一直沿用到民国24年,才开始出现石膏模注浆法。

自宋朝开始,以德化为代表的瓷器烧制,采用龙窑。龙窑分室龙窑、碗窑、蛇目窑三种。龙窑依山坡而建,尾上头下,头为燃烧室,尾为烟窗。利用地势坡度,增强窑室烧成时的抽火排烟能力。窑室为阶级状,每级两侧设投柴火孔,数级设一窑门,以供装出瓷件之用。每级称为一目,短者十多目,多者二、三十目。以松木、松枝做燃料。

宋末元初,出现一种介于龙窑和阶级窑之间,较易控制烧成火焰的鸡笼窑,开始改变宋初以来使用还原焰烧成的老技术,进入采用氧化烧成的新技术。

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日本人加藤四郎到福建德化等地学习烧制瓷器技术,并带回日本依法烧窑,日本人称他为“陶祖”。宋代德化窑盛行的伞形支烧窑具传入日本后,提高了日本陶瓷产品的装烧容量。

外销

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载,泉州瓷器外销的国家或地区有占城(今越南南方)、真腊(今柬埔寨)、凌牙斯加(马来半岛北部)、佛罗安(马来半岛南部)、细兰(今斯里兰卡)、闍婆(今印尼爪哇岛)、南毗(印度南部)、大食(阿拉伯国家总称)、层拔(今伊拉克东南)、三佛齐(今印尼)、单马令(马来半岛南部)、渤泥(今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麻逸(今菲律宾群岛之一)、三屿(今菲律宾的三岛)等14处。(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人名录·赵汝适》、《泉南著述·诸蕃志》)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对泉州外销瓷的器形、釉色,提法繁多。有青瓷器、青器、青碗、青盘……青白瓷器、青白花瓷、青白花碗、青白器、青白碗……乌碗等。器形有碗、罐、瓶、壶、埕(酒瓮)、瓮、垒、坛。产品远销台湾、琉球、印度之那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半岛、印度半岛、菲律宾群岛、阿拉伯半岛、波斯湾等51个国家和地区。(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人名录·汪大渊》、《泉南著述·岛夷志略》)

南安瓷

《马可·波罗游记》(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南著述·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距城十里”的产瓷地,被日本学术界称为“珠光青瓷”的宋元古瓷的产地,便是位于南安南坑一带和安溪龙门桂窑的古窑址。宋元两代是南安瓷的鼎盛时期,南坑窑群是当时的主要产地。(参见下文“南安东田南坑古窑址”)

位于南安南坑加棠井村的古庙南川宫,祈奉南岳帝君,始建于唐末五代时期,为泉州五岳圣地之一。宋时,湖南烧瓷名匠南迁福建,带来一尊“武安尊王”进宫供奉,并在此烧瓷开发,从此,武安尊王为窑主,而南岳帝君成为烧瓷匠人的保护神。南川宫就这样成为南坑窑群瓷工和船工朝拜的圣地。南川宫还配祀一尊仁远王,系九日山下昭惠庙海神通远王的佐神,是保佑瓷器安全航运的神祗。

蓝溪畔上还保留着一个古码头遗址。渡口上有一座进龙宫,已有千年历史。当年,蓝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河驿渡,南坑瓷运往码头,在进龙宫上香,拜祀顺正王公,然后沿蓝溪水进入西溪,船到泉州城,同番商进行贸易,许多外国人进了货,与泉州市舶司官员一道,到九日山下延福寺通远王祠行香,举行隆重祈风仪式,礼毕游山泛溪,勒石记事。之后,满载泉州城丝织品、陶瓷返回番邦。当然,也有的直接到窑址买货,从蓝溪码头下水,运到泉州城,再装上货舶启程。

德化瓷

宋、元之际,白瓷已逐渐成为主流。德化瓷的瓷色纯净洁白,自南宋·祖龙宫、屈斗宫等窑场开始烧制,历代沿袭不衰,成为德化代表性瓷种。元朝盛行瓷雕佛像,并成为朝廷的御用品。《安海志》曾载:“白瓷出德化,元时上供。”马可·波罗也赞誉过德化瓷器,使德化瓷器的影响日益深远,至今法、意等国仍称德化白瓷为“马可·波罗瓷”。同时,装饰上已有白瓷印花工艺。

历史上德化陶瓷基本上外销为主。

埃及是非洲发现中国古陶瓷最多的国家。早在11世纪至12世纪法蒂玛王朝,埃及就从中国输入德化窑白瓷;在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遗址,也出土了不少德化宋代的白瓷及明清时代的青花瓷。

在非洲东部的肯尼亚,由于中国瓷器大量涌入,当地人因此将其称为“中国拉姆”,意为从拉姆运来的中国瓷器;在该国南部海岸的索巴萨区,也出土了德化的建白瓷、青花瓷等瓷器。

在坦桑尼亚的噶尼喀亦出土了大量德化窑的青花瓷器,有吉祥纹青花盘、圆圈点纹碗、碟和花篮纹青花盘等。

另外,在南非发现的中国古瓷,均集中在海底沉船,仅1647~1821年间,在好望角一带就沉没61艘船;1853年在南非卓湾捞出一批瓷器,其中就有元代德化的白釉瓷,这些瓷器现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以上产品,都能在在德化的博物馆找到相关的实物证据。

东非海岸基尔瓦遗址出土的白釉莲瓣碗,与德化屈斗宫同类产品毫无二致,是德化瓷输入非洲的证据。

考古发现证实,日本、菲律宾、印尼等国,宋元德化瓷器出土甚多,海碗、军持、粉盒、瓶、罐等器不胜枚举。

1999年被打捞出水的清代商船“泰兴号”上就发现35万件德化瓷器,引起世界轰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博物馆里,珍藏着许多德化的古陶瓷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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