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边纹。
海石榴纹
海石榴纹盏
一种典型的陶瓷（器）装饰纹样。因石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被民间视为象征多子的祥瑞之果，海石榴纹遂成为一种吉祥纹饰。石榴和蝴蝶配合，“蝴”与“福”谐音，构成了“多子多福”的寓意。
海石榴系从伊朗传入，最早出现在唐三彩陶器上，有模印贴花，也有刻花施彩手法，多与宝相花、莲花、葡萄等相配。其形象是在盛开的花朵中心露出饱绽的石榴果，或花苞之中满是石榴子，有的称“海石榴花”。
海石榴纹于宋、元、明、清瓷器装饰上多有所见。宋定窑白釉盘面上的印花海石榴纹线条微微凸起，有浅浮雕之美。元代青花瓷上海石榴纹多作辅助纹样，饰于器物的肩部。明清瓷器上以榴房多子为基本寓意的纹饰也较为多见。
莲花瓷纹
青花外粉彩荷花纹碗
又称“荷花纹”，一种典型的瓷器装饰纹样，也是典型的宗教纹样之一。莲，原指荷的果实，后世莲荷混用，佛门奉之为“圣花”。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莲便成为陶瓷器上的流行纹饰。南朝青瓷常在碗、盏、钵、罐的外壁和盘面上刻划重线仰莲瓣，形似莲花。还有在器外刻划仰莲，而在器内心刻划莲实的，则更为逼真。南京市博物馆藏南朝梁的两件青瓷莲花尊，通体的仰覆莲，器盖也似莲形，采用堆塑、模印和线刻多种技法混合制成，更是同类装饰的代表杰作。
隋代青瓷碗和高足盘上，仍有沿袭南朝风格刻划图案化的莲瓣纹。唐代长沙窑双耳罐上有褐绿彩水涛莲花画面，风格趋于写实。宋代佛教世俗化，莲纹大量出现，但宗教意味已经淡薄。
元代青花瓷器上不乏莲纹，或作主纹或作辅纹，刻绘在瓶、罐、壶等器物胫部或颈肩部，既有一定的模式，又在定式中追求细部变化。明清各类陶瓷器及琉琉器上，莲纹普遍存在，多以缠枝、串枝形象出现，写实性莲纹和图案性莲纹均为常见。明永乐与宣德青花盘上，盛行一把莲纹。宣德以后，莲纹与鸳鸯纹的组合纹饰较为盛行。
扩展阅读
朵云纹和云头纹
清雍正天蓝釉加白朵云纹盘
朵云纹
一种传统的陶瓷装饰纹样，用云朵形纹饰象征高升和如意，多与龙、凤、蝙蝠等相配，有时也单独使用。
云纹的形态和用法都很多，有的是单独完整、左右对称的云头，有的是蜿蜒舒卷，漫无定形的流云。前者亦称卷云纹，常用在案形结构的牙头上，既可把云头作成云形，也可作为牙头上的浮雕花纹。后者则多用作图案主题的陪衬。也有硕大的云头，成为图案的主题，其中大条案的云纹牙头和三屉大炕桌上的浮雕云纹挡板就是很好的例子。
战国至汉魏时代的瓦上流行云纹装饰。浙江临安晚唐水印邱氏墓出土的越窑青瓷罂和熏炉上，均描绘褐彩云纹。宋代定窑印花或刻花云龙纹瓷器、元代磁州窑白地黑花云龙纹瓷器及景德镇青花、釉里红、红釉、卵白釉等瓷器上均有云纹装饰。明、清景德镇及其他地方窑陶瓷上也普遍装饰云纹，且形式多样，如灵芝形云、蝌蚪形云、如意头形云、风带如意云、“壬”字形云等。
清斗彩如意云纹碗
云头纹
又称“如意云”，其形状犹似下垂的如意，是一种典型的云纹瓷器装饰纹样。因多装饰在瓶、罐、壶等器物的肩部，也称“云肩纹”；也有装饰在盘、碗的内心部位，称作“垂云纹”。
云头纹始盛于元代景德镇窑青花和青白瓷上。
元青花云肩纹内满绘花纹，装饰方法为两种，一种是在白地上以青花直接描绘缠枝牡丹、缠枝菊等；一种是青花海水为地，露白为纹。青白瓷上采用贴花串珠式构成仰垂如意云头纹。
缠枝莲纹和花鸟纹
青花缠枝莲纹盘
缠枝莲纹
传统吉祥纹样，多用于装饰瓷器。图案以莲花组成的称“缠枝莲”。缠枝纹又名“万寿藤”，寓意吉庆。因其结构连绵不断，故又具“生生不息”之意。是以一种藤蔓卷草经提炼变化而成，委婉多姿，富有动感，优美生动。缠枝纹约起源于汉代，盛行于南北朝、隋唐、宋元和明清。缠枝莲纹广泛应用在建筑，纺织，石雕，木雕，青花瓷器上。
五彩花鸟纹盘
花鸟纹
一种传统的陶瓷（器）装饰纹样，以花卉与鸟类相配组成画面，故名。
最早见于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器上，宋代则主要见于磁州窑白地黑花瓷器及耀州窑青釉刻花瓷器上。明、清时期景德镇窑彩瓷上盛行花鸟纹装饰，如明宣德青花枇杷绶带鸟纹盘，描绘绶带鸟正在啄食枇杷的生动图象，成为彩瓷花鸟纹的代表作。成化时期瓷器上花鸟题材，比宣德时更为普遍，鸟的种类更多，大多栖于枝头，形态活泼有生气。清康熙瓷器上的花鸟纹更多地揉进中国画工笔画法，使所绘花鸟更加生动逼真。
三羊开泰纹和人鹿纹
三羊开泰纹
瓷器装饰的一种吉祥纹样。也称“三阳启泰”，以羊谐意阳，为岁首称颂语，喻意元旦来临，天地交，万事兴旺，一切安泰。始见于明代中后期，于清代瓷绘中继续流行。
取材于《易经》“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易·泰》谓：“象曰：天地交，泰。”王弼注：“泰者，特大通之时也。”瓷器图绘上以3只羊谐音三阳，并衬画山坡、松柏、小树、小草等，画面郁郁葱葱，生机盎然，有的题写“三羊开泰”。还有画9只羊的，题写“九羊启泰”（九阳也是《易经》上说的9个阳数），均常用作岁首称颂之辞。
清·开光粉彩三羊开泰纹碗（一对）
人鹿纹
人鹿纹—黎族的美术。
人鹿纹，流行于东方、昌江等地。图案模拟人与鹿，以几何形构成，如菱形块为人首，三角形为鹿角。多作正面人形，左右对称。人的两旁配置对称鹿纹，与人物呼应，造型抽象概括，装饰性强，富于生活情趣。常用于黎锦花筒裙饰纹，也有用于陶瓷（器）的装饰图案。
粉彩人鹿纹梅瓶
粉彩人鹿纹梅瓶，清雍正，高16.6cm，口径3.2cm，足径6.1cm。
瓶小口微撇，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敛，圈足。瓶身白釉地上以粉彩描绘两组纹饰：一组为一老者肩扛铁铲，手提篮子，正扭身回首笑容可掬地望着稚嫩的小鹿；另一组为一轮红日、山石及花草。外底署青花“大清雍正年制”三行六字楷书款。
此件收藏品敷彩淡雅，所绘人物与动物生动传神，反映出雍正时期粉彩瓷器的高度艺术水准。
八仙纹和八宝纹
八仙纹
一种典型的宗教纹样，以八仙为题材。“八仙”即汉锺离、吕洞宾、李铁拐、曹国舅、蓝采和、张果老、韩湘子、何仙姑，相传他们得道成仙，各有一套本领，故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之说，习称八仙纹或八仙图。民间祝寿多以八仙为题，称“八仙祝寿”。
采用八仙手持之物代表各位神仙的，称为暗八仙纹。古时绣球花也称“八仙花”，采用海棠花和绣球花图案组合，也为八仙过海纹。
明嘉靖后，八仙成为瓷器的常见装饰题材之一，这与当时帝王和上层社会倡行道教有关，图样有“八仙过海”、“八仙祝寿”、“八仙捧寿”等内容。八仙图也是清代景德镇瓷器中常见的纹饰。首都博物馆藏明成化珐华八仙纹罐，在腹部以立粉技法描绘八仙过海，栩栩如生，神采奕奕。清康熙朝八仙纹仍旧盛行，并开始流行暗八仙纹。直到民国还很流行八仙纹。
八宝纹
1、传统吉祥纹饰。寓意八宝的纹样常见的有：一为和合，二为鼓板，三龙门，四玉鱼，五仙鹤，六灵芝，七罄，八松。但也有用其他物件作为纹饰者，如珠、球、磬、祥云、方胜、犀角、杯、书、画、红叶、艾叶、蕉叶、鼎、灵芝、元宝、锭等，可随意选择八种，称为“八宝纹”。道教把八仙手持的八种器物，作为记教八宝的符号，参见“暗八仙”。佛教中则用“八吉祥”作为八宝的符号。
2、也称“八吉祥纹”。瓷器佛教纹样，为藏传佛教象征吉祥的八件宝物为题材的纹饰。始见于元，流行于明、清。八宝为：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肠结。八宝纹常与莲花组成图案，作折枝莲或缠绕莲托起八宝的构图，也有以八宝捧团寿的图样。元代主要见于龙泉青瓷和景德镇卵白釉瓷，以印花技法加以表现，纹样排列尚未规范化。明、清时期景德镇窑多以青花、斗彩、粉彩描绘八宝纹，纹样排列规范化。明代早中期排列次序为：轮、螺、伞、盖、花、鱼、瓶（罐）、结；明代晚期至清代排列次序为：轮、螺、伞、盖、花、瓶（罐）、鱼、结。清乾隆以后又有见打乱上述次序。明宣德矾红彩八宝纹双耳炉、清乾隆粉彩八宝扁壶，具有代表性。
日日见喜纹和洪福齐天纹
日日见喜纹
瓷器装饰中一种典型的吉祥纹样，以喜鹊谐寓喜。如《饮流斋说瓷》所记：“绘喜鹊三十只者，有一红月，名曰：‘一月三十喜’，又名曰‘日日见喜’，皆吉祥语也。若不足三十者，即以其数名曰若干喜。杂以红梅，亦颇不俗。”，日日见喜纹多在器物上描绘月亮和喜鹊，有多种画法,盛行于清乾隆时期。典型作品有清乾隆青花月亮喜鹊梅花纹瓶，青花釉里红红日喜鹊海水纹碗等。
洪福齐天纹
一种典型的陶瓷装饰中的吉祥纹样。指在器身上画许多满天飞舞的红色蝙蝠，取红蝠之谐音“洪福”，寓意洪福之高与天齐，是一种吉祥图案。
蝙蝠纹始见于明代，有在瓷器上绘百只蝙蝠，谐意“百福”。典型的收藏品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粉彩洪福齐天纹葫芦瓶，瓶体用绿色绘天地，无数红蝠翻飞其间，一派洪福祥瑞的气象。清乾隆以后各朝，皆喜用红蝠纹寓示洪福齐天。
乾隆粉彩洪福齐天纹葫芦瓶
海捞瓷、外销瓷和沉船
航行于中国沿海，乃至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上，都有可能会出现中国古代陶瓷器，从中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新器形与新品种，因此每一次海捞瓷新发现都在改写中国陶瓷史。
海捞瓷，顾名思义，就是从海水里捞起来的瓷器。同意这个定义，也就意味着，海捞瓷没有年代的规定，即使是本世纪沉入海底的瓷器，它也应该是海捞瓷。这样的阐述，显然和市场上通行的海捞瓷的观点有相当的距离。
更为确切地说，海捞瓷，就是从海底古代沉船上捞起的瓷器。这个“古代”，一般指我国清代以前，也可以放宽至我国的民国时期。
海捞瓷和我国古代的外销瓷虽然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是，不能把海捞瓷完全等同于外销瓷。在我国古代近岸的沿海航线上，也行驶着不少国内的船只，它们载负的货物中，完全可能有不少瓷器，在这样的沉船中发现的古代瓷器，就不应该是外销瓷。然而，远洋航行的船只失事的概率要比近海航行的船只大得多，同时，远洋航行的船只所载的货物中，瓷器的比例也大得多，所以绝大多数的海捞瓷都是从远洋航行的船只上打捞起来的。
我国瓷器的外销有着久远的历史，其贸易线路主要有北方的丝绸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它最早由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一书中命名。在研究我国海上贸易的出口地和出口商品后，三上次男先生认为，这条中国的海上贸易线路，应该称之为“陶瓷之路”更为恰当。
早在汉代，我国就开始了和东南亚、印度等地的海上贸易。《汉书·地理志》记载了从我国至印度的航线，这条航线沿中南半岛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出土记载也说明了陶瓷贸易的存在。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发地区，曾经出土了汉代初期的薄釉瓷龙勺一件。东南亚各地发现的这些汉代出口陶瓷，对陶瓷史、海上交通史和世界贸易史研究都很重要。
唐代的经济、文化和艺术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但是，由于唐代的税赋收入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税赋，而海外贸易在政府财政中所占的比例一直较低，所以陶瓷的大规模出口还没有形成气候。尽管如此，从海外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陶瓷，也足以震撼世界陶瓷界，在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黑石号沉船上，发现了六万多件中国唐代的瓷器。
宋代是我国海上贸易的繁盛时期，也是陶瓷之路形成和蓬勃发展的时期。宋代海上贸易的繁荣，特别是陶瓷的输出，和以下因素有关：首先，宋代疆域不及西域，大大限制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使得海上陶瓷之路成为宋代出口商品的主要通道；其次，宋代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地区的转移，大量市民阶层的出现，使得商品的消费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商品供求和输出的需求，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第三，海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了政府管理海外贸易机构的诞生和成熟，反过来，它又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第四，宋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如水密隔舱新技术的出现增加了船舶抗风抗沉的能力，使得对外贸易的风险率大为降低；第五，无与伦比的宋代制瓷技术，在陶瓷商品的质量和数量上保证了出口陶瓷在海外市场上的占有率。
鉴于以上原因，在宋代，瓷器已经代替丝绸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我国宋代瓷器的海上贸易主要输往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非洲海岸。而海上贸易的瓷器数量是惊人的。三上次男先生在介绍宋代向日本的瓷器输出时说：“十世纪至十二世纪，泉州有许多商船运载中国陶瓷器东渡日本，发现最集中的是镰仓，在这里采集到的中国陶瓷器有五万余件。”日本九州福冈修地铁时出土中国陶瓷片有十万片之多。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地区，当地的博物馆十几年来发掘所得的中国瓷片多达一百多万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宋代瓷片。在非洲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有二万片之多。据古运泉和杨少祥等先生研究，在主要用于出口的宋代广东路瓷器中，一年的总产量可高达一亿三千万件。而2007年发掘的浙江龙泉市的龙窑遗址，其规模之大，足见宋代龙泉窑瓷器的数量相当惊人，而作为宋代主要出口瓷器的龙泉窑在欧洲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我国宋代通过海上出口的瓷器，地域之广数量之多，实在难以统计，这个天文数字的出口瓷器，只要有万分之一突遇风浪沉没，其数量就是数十万件。
元代的海外贸易虽然被官方垄断，但商品的出口仍然如火如荼。元代统治者充分认识贸易对国家财政的好处，由于元代疆域的广大，陆上的贸易从北京可以直达巴格达，而海上的贸易也可以从福建的泉州到达波斯湾地区。现在保存于土耳其博物馆和伊朗博物馆的元青花瓷器，就是那时运抵西亚的。这些元青花瓷器的器型和纹饰，显然是适应阿拉伯地区社会生活的需要的。现在我国收藏界和文博界争论不休的元青花瓷器的数量问题，也许解决的最终途径是元代海捞瓷的官方发现。而西沙海域已经发现载有元青花瓷器的报道，将使揭开谜底的日子逐渐接近。下面的公文可见元人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至元三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福建行省准中书省咨，至元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奏过事内一件：南人燕参政说，有市舶司的勾当，很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磁器家事、帘子，这般与了，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元人汪大渊也在《岛夷志略》中详细记载了我国陶瓷外销至琉球、爪哇和天竺等地的情况。
明代对海洋的感情是复杂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人类征服海洋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明代首都的北迁和倭寇的骚扰使得明代中后期的海上贸易受到相当的影响，但是，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诱惑一直刺激着民间瓷器的出口，官方的禁止或开放，使得这种贸易或者以合法的方式或者以走私的方式连绵不断地进行着，其规模之大，使得日本市场、东南亚市场和欧洲市场充斥着中国的瓷器。
据《明史》记载的官方赏赐：1374年（洪武七年），始以陶器送给琉球国，还以7万件和他们贸易；1417年（永乐十五年），明朝遣使到阿拉伯，送给他们王公大臣以鹰花绫、文锦和瓷器；1524年（嘉靖三年），又送给波斯失刺思部瓷器等物。民间的贸易数量更是惊人。成立于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1610年装走9227件瓷器，1612年运走38641件瓷器，1636年6只商船装走259380件瓷器，1637年装走21万件，1639年装走件数达到366000件。统计从1602年到1657年，运往荷兰瓷器的总量，约在300万件以上。日本和我国的瓷器贸易量也很惊人，仅1635年8月下半月，就从我国台湾装运了4船瓷器到日本，数量达135005件。可见，在明代，瓷器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品。
17世纪是中国陶瓷出口的鼎盛时期，每年输往欧洲的中国瓷器至少有300万件之多，这个明末清初的年代，瓷器的输出形成了一个U形的曲线，从明代晚期的高潮，明清之际的低谷，再至清初的大量输出，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声誉鹊起。据T.佛尔克先生所著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所载，“从1602年至1682年，在这短短的80年里，我国瓷器的输出量竟达1600万件以上。”当然，进行中国陶瓷贸易的不止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因此，17世纪中国陶瓷出口的数量应该是个天文数字。
清初我国瓷器的海外贸易有着一个很好的势头，出水的清初瓷器可以证实这种民间的瓷器贸易。然而，康熙二十三年后的长期海禁中断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势头。虽然民间的瓷器贸易还在悄悄地进行，但已经不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流。清代中晚期，虽然还有着大量瓷器的出口，但瓷器的制造技术，已经外泄，我国瓷器生产也已经走入下坡路，中国瓷器独占世界市场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汉至清，我国外销的陶瓷以数十亿计，在航行于我国南海、黄海、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只要有万分之一因战争或自然的因素沉没海底，累计的数量就是十分惊人，所以说，海底不仅会出现数量惊人的我国古代陶瓷，更有可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古代陶瓷器皿和古代陶瓷品种，它们的发现，完全可能改写中国陶瓷史，使中国陶瓷史更全面更完整。
在工业时代以前的海上交通，人类尽管已经横跨大洋，沟通起七大洲的联系，但是，遇到风暴，或者不熟悉航路而触礁，或者被海盗的袭击和战争的破坏，或者自己的疏忽，都会使船舶葬身海底。在大洋底下究竟有多少艘沉船，恐怕永远是个谜！据甘雪莉先生在《中国外销瓷》一书中记载，“全球的海底到处可见沉船，其中至少有40艘西班牙对华贸易的帆船。”
在中国水域，就发现有著名的碗礁一号、南海一号、南澳一号和西沙沉船，在中国的邻国，也都发现了不少载有中国瓷器的沉船，其装载的瓷器往往数以万计。仅以越南为例，就有数例数十万件瓷器被打捞出水。1990-1992年被发现和打捞的“头顿”沉船，就发现中国景德镇、汕、德化窑生产的中国外销瓷器6万件（套）；1998-1999年打捞的金瓯沉船，也出水了既有中国传统风格又有欧洲风格的中国清代瓷器5万多件，其中有的青花瓷器落有“大清雍正年制”款。另外，在此期间发现和打捞的“建江”沉船和“占婆岛”沉船中，也都发现了中国以及越南、泰国的瓷器。
海底沉船一旦被打捞上来，就会成为轰动的新闻。因为，陶瓷也是远洋航船的理想压舱物，所以只要发现来往于中国航线的沉船，一般都会发现大量中国古代的瓷器，也会给发现者带来巨大的声望和经济收益。
关于瓷之纹
南宋吉州窑釉下褐彩跃鹿纹盖罐
青地白花凤凰穿花纹菱口盘
中国陶瓷的纹饰自宋以后才渐入佳境。早期彩陶的纹样多在传达人类文明童年时的幻想，稚嫩朴素；商周乃至汉朝，陶瓷纹饰倏然放弃了画笔，选择了利器，刻划成为主流，模印也加入装饰手段，让陶瓷表达思想开始借助形象，继而抽象，此时的陶瓷纹饰理念显然受高一等级的青铜文化影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陶瓷偶见绘制纹样，至唐才在南方最不传统的烧窑地区——长沙异军突起，其纹样蔚为大观，惜唐代主要窑口的南越北邢都以素器著称，长沙窑的情感表达遂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而随后到来的宋，陶瓷美学分野，朝廷崇尚色泽，民间喜好纹样，富于创造性的中华民族由此时开始，真正将陶瓷装饰导入绘制的轨道，让纹饰与袖色一同炫美。
一千年来，陶瓷在世俗哲学的笼罩下涂涂抹抹，刻意与随意并举。纹样的表达比袖色的表达直接，凸显生命力的顽张。在农耕文化圈，在渔猎文化圈，在游牧文化圈，多类纹饰都旺盛地表达着自我，让情感不再抽象，层次丰富地再现那个时代那个族群那个个体的内心，让隔着时空的我们能够与古人沟通。
写《瓷之纹》比写《瓷之色》就多这一道世俗的解释。它不需要站在哲学高度审视，只需深入其中拨雾现真。每一个人物、动物、植物，包括宗教、图案、文字都代表着或复杂或简单的社会含义。在一件人为创造的容器上寄托情感，表达愿望，继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此乃陶瓷的大幸。这个大幸还在于它积极融进了中华文化的滚滚洪流，不孤单却耀眼，虽独特又普及，让每一个中华子孙都能享尽其便，乐在其中。
《瓷之纹》也老老实实地写了一年，许多时候长时间坐在书桌前发呆。我最熟悉的陶瓷有时会因为深究忽然感到陌生，解释起来颇感费力。我无法把自己置于历史的任何阶段但我又逼迫自己潜入那个时代窥探究竟。在陶瓷看似祥和美丽的身后，有着一层又一层的社会背景，文学的、美学的、哲学的，甚至玄学的，不定拉开哪一道大幕时你会豁然开朗，会恍然大悟，会知道追究与等待的价值。
陶瓷的价值自不待言，所饰纹饰的价值在于它让陶瓷千文万华，星汉灿烂。继《瓷之色》之后，此番将连载于《紫禁城》杂志的十二个月的文章结集成书，并命名为《瓷之纹》。
海水龙纹和云鹤纹
海水龙纹
是一种典型的龙纹，以龙与海水组成，故名。表现龙游在海水中。北宋越窑青瓷碗上刻划海水龙纹为典型纹饰。元、明、清瓷器上海水龙纹很多，有单龙、双龙、四龙乃至九龙，穿游腾跃于海水之间，多用绘画方法表现，也有用彩绘结合划花的手法。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宣德青花海水龙纹扁瓶，海水以青花描画，白龙则用刻划技法表现。白龙在碧涛中翻滚腾游，分外矫健。成化斗彩海水龙纹盖罐，黄色蛟龙行驰在碧波中。清乾隆釉里红海水龙纹梅瓶，彩绘与刻花并用，红色海水间白龙邀游，更是精彩离奇。
青花海水龙纹盘
云鹤纹
一种典型的瓷器装饰纹样。古人以鹤为仙禽，喻意长寿。鹤纹始见于唐代，越窑青瓷上就有刻划鹤在云间飞翔的图案，习称“云鹤纹”。
明嘉靖·青花云鹤纹瓜棱罐
鉴赏：明嘉靖本朝青花云鹤纹瓜棱罐高：11cm
明代各朝帝王除普遍提倡佛教外，道教也受到了吹捧，特别是嘉靖、万历两朝皇帝都十分信奉道教，因而在青花瓷上以云鹤、八卦、八仙及八仙持物为题材的图案十分风行，反映了嘉靖、万历时道教思想的流行，嘉靖、万历时烧制的青花瓷器普遍使用进口的回青料，但以嘉靖为最多，这种回青料呈色浓艳清亮，釉下微闪紫红色，它既没有永、宣青花那种黑铁斑，也不产生正德青花那种黑灰色，而又比成化时所用平等青显得浓艳，因而是明代青花瓷器史上又一个突出阶段。此件收藏品为十棱瓜瓣形，此罐绘云凤五只、云鹤五只，画面中的云凤、云鹤在飘动的浮云中展翅高飞，衬托出它们吉庆祥和的气氛，群凤群鹤相互飞舞，流云飘浮，给人以喜瑞祥和的感受，反映出明代嘉靖时期道教的盛行，此罐青花色泽艳丽，蓝中闪紫，胎质精细且白，釉水肥润、纹饰结构严谨，装饰丰满而清晰，底落“大明嘉靖年制”双圈款，是较为难得的一件艺术品。
高贵典雅纹章瓷
1728年城堡纹章瓷盘
既有中国传统制瓷工艺特点，又有当时西欧典雅装饰风格
纹章瓷属我国古代外销瓷的一种，其烧制始于16世纪的明代，并由此畅销欧美。史料介绍，纹章瓷应属来样加工的“订烧瓷”，由景德镇的工匠们按照欧美商人提供的种类、造型、式样、纹饰、工期等进行彩绘烧制。其造型独特，纹饰精美，既有中国传统制瓷工艺的特点，又有当时西欧典雅的装饰风格。因为纹章瓷上印有欧洲贵族家族的徽章，所以又被称为“徽章瓷”。
所谓“纹章”，是指欧洲诸国的贵族、显赫家族、军团、都市、公司、团体等所用特殊标志，烧制有这种特殊标志的瓷器称为纹章瓷。大约在17世纪后期，法国首相马扎兰按照国王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中国公司”，并在广东订制了大批带有甲胄、军徽、纹章图案的瓷器。此后，纹章瓷便在欧洲盛行起来。它通常是为喜庆典礼而定烧的，上有家族徽章，以餐具和茶具为多，这种需求在18世纪后期达到顶峰。1974年英国出版《中国纹章瓷》一书，收录2000件左右的纹章瓷。
纹章瓷在外销瓷中所占比重不大，却最为精美。因其多为贵族和皇室成套定制，制作要求极为严格。目前发现最早纹章瓷是一件青花瓷壶，造型为中国式玉壶春，纹饰为葡萄牙国王马努埃尔一世（公元1495年～1521年）的纹章。
据统计，仅英国从中国进口的外销瓷中，就有4000多种纹章瓷。而据瑞典统计，有300多位贵族曾到中国订制过纹章瓷。早期纹章较大，其花饰大而宽。自18世纪晚期始，纹章变小，其花饰也变得小而狭。纹章瓷制作既有直接选用景德镇的白胚瓷，按照欧美商人提供的纹章和边饰图案彩绘加工以后再开炉烧制，又有在外销瓷成品中央或四周加绘西方纹章图案重新烧制的，所以不能仅凭瓷器的胎质或器型判断其烧制的最终年代。纹章本身就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大部分可以据其考定它们的绝对年代。纹章瓷的纹饰也是断代的有力依据，例如chandos公爵的纹章瓷说明瓷器的生产日期是在1744年以前，因为chandos公爵与其第二任妻子结婚是在1714年8月4日，公爵死于1744年，瓷器一定生产于这些日期之间；又如美国老鹰纹章瓷一定是为美国生产的，因为它是由美国的有钱家族订制的。
清代寂园叟在《陶雅》一书中有关于纹章瓷的记述，他提到清康熙青花大盘时说：“盘中画皇冕徽章，旁有两翼之狮狗，分攀于其上。载有拉丁古文，阳历年月。”纹章瓷渐趋兴盛是在明末，至清康熙年间，外销纹章瓷达到鼎盛，很多王公贵族、富商巨贾、公司团体纷纷委托当时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到中国订购中华纹章瓷。
康熙年间的纹章瓷主要是彩色纹章瓷和青花纹章瓷两种，至雍正时期，粉彩纹章瓷开始占据主流地位，纹章瓷的彩绘产地也从原来的景德镇转向了外贸重地广州。一般都是从景德镇买来上好的白胎瓷，再带到广州根据外商的喜好和要求进行烧制。广州生产的釉上彩瓷被称为“广彩”。其特点是图案繁缛艳丽，因采用大量描金，视觉上有富丽堂皇之感，又被称为“织金彩”。清乾隆时期为“广彩”极盛时期，到了清晚期，因各国自己生产的纹章瓷也逐渐精美起来，中国纹章瓷的外销量日渐减少。
在明清时期，中国广州生产的纹章瓷全部用来外销，故此我国尽管是纹章瓷的烧制国，但国内纹章瓷的遗存量却非常之少。今年以来，纹章瓷在国外的身价日益高涨。
2003年，英国人大卫·霍华德将自己近30年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即《中国纹章瓷》（第二卷），在第一卷基础上新增1380多套纹章瓷彩色图录，每件瓷器都标明准确的烧制年代及纹章瓷所有者的生平，可谓中国陶瓷研究领域非常珍贵的研究著作。
西方人把中国瓷器分为广东青花、南京青花、伊万力金彩瓷、广彩、纹章瓷等，其中纹章瓷是收藏重点之一。2005年，在佳士得中国外销艺术品专场拍卖会上，一对18世纪40年代烧制的带有菲利普五世纹章图案的外销瓷以30.72万美元创下当时纹章瓷拍卖成交价的最高纪录。2008年，在伦敦的一场拍卖会上，一对18世纪绘有西班牙贵族奥乔亚家族徽章的粉彩描金鱼形汤盆也以62.4万英镑的高价成交。近年来，国内藏界也开始将目光投向外国原产自中国的纹章瓷。
百花纹和耕织图纹
百花纹
又称“满花纹”、“万花纹”、“万花堆”，一种典型的瓷器装饰纹样，以多种花卉为题材绘满器身组成的图案，如百花堆聚。
百花纹始见于清乾隆景德镇瓷器，流行于乾隆、嘉庆时期。图案多以牡丹花为主（如：世博会瓷器富贵东方瓶），并绘菊花、茶花、月季花、荷花、百合花、牵牛花等。有黑地和白地两种，以黑地为贵。画面繁密细致，五彩缤纷。由于百花繁密不易见纹饰地色，俗称“百花不露地”，绘画极为工致秀丽，花之仰覆姿势、阴阳反侧，都各尽其妍。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百花纹直颈瓶，百花争艳，娇美妩媚。
耕织图纹
一种瓷器装饰纹样，描绘农家耕种与纺织的生产场面。乾隆以前瓷绘上有耕织题材的图案，称“田家乐”或“农家乐”图。
耕织图起源于南宋时期，刘松年曾作《耕织图》，同时代的作品农耕二十一图并纺织二十四图，有木刻流传。清康熙帝命内廷画家重绘《耕图》与《织图》各23幅。其中耕图内容有：浸种、耕、耙耨、耖、碌碡、布秧、初秧、淤荫、拨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场、持穗、舂碓、簸、扬砻、入仓、祭神。织图内容有：浴蚕、二眠、三眠、大起、捉绩、分箔、采桑、上簇、炙箔、下簇、择茧、窖茧、练丝、蚕娥、祀谢、纬、织、络丝、经、染色、攀华、剪帛、成衣。乾隆亦曾命冷枚、陈枚各绘《耕织图》。瓷器上出现的耕织图纹，始见于康熙三十五年，康熙五十一年以后广为流行，并成为康熙时期的独特题材，多用青花或五彩表现。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五彩耕织图纹棒锤瓶，瓶身相对两面分别绪“舂碓”和“分箔”画面，画面的左上方各题写五言诗。“舂碓”诗为：“娟娟月过墙，簌簌风吹叶。田家当此时，村舂响相答。行闻炊玉香，会见流匙滑。更须水轮抟，地碓劳蹴踏。”“分箔”诗为：“三眠三起余，饱叶蚕局促。众多抢分箔，早晚槌满屋。郊原过新雨，桑柘添浓绿。竹间快活吟，惭愧麦饱熟。”在瓷绘画风上，完全仿效原作中西相参的画法，精美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