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器的鉴别。
中国有太多让人一见钟情的艺术创造，其中青花是最富有东方民族风情最契合中国人心理审美的的瓷器品种，它起源于唐代，元代发展成熟后主要为外销瓷，从明代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到清代，青花瓷器仍占主导地位，外流传至今的青花瓷器，数量之多，品种之繁，是非常惊人的，它们都是来自瓷都景德镇的产品，不仅时代特征鲜明，而且烧造脉络清晰，为世人再现了青花瓷器的发展历程。
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宋代是百花争艳，元代是一个过渡，明代则形成了几乎是景德镇一花独放的局面。明代景德镇的瓷器，以青花为最主要的产品。它代表了釉下彩发展的最高阶段。
其中洪武官窑青花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产品，继承了元青花传统，但工整有余，变化不多。图案题材以程式化的花卉纹为主，布局趋于简单，扁菊纹、缠枝纹或折枝莲叶纹较为多见，龙纹出现五爪，五爪尖连成一个圆形，一般以三爪、四爪为多。造型以盘、碗、罐为主。除玉壶巷瓶、玉壶春执壶及口径在20厘米左右的大碗为釉底外，其余均为糙底。糙底的盘、碗之类底部有红色护胎釉，且多数有明显刷纹。洪武青花瓷的图案以花卉纹为主，基本上和釉里红的花卉纹相同，特别多见扁菊纹，有的器物以缠枝扁菊为主题纹饰。从传世品及景德镇窑址发现的标本看，洪武年间以碗类为主的民窑背花粗瓷底部无釉，且有尖钉状凸起，仍保留了元代斜削足的特点。
洪武官窑青花主要使用含铁量较低且淘炼欠精的国产青料，呈色多为灰蓝色。铁结晶斑点不明显。洪武青花不同于典型的至正青花的背翠艳丽，世不同于典型永乐、宣德青花的浓艳色译而有自己的特点。明代永乐、宣德青花多采用进口苏麻离青料烧制，色彩浓艳的背花纹饰泛出点点银黑色结晶斑。这种青料比国产青料铁的含量丰富，锰含量低。事实证明，青花料若不罩在釉下，烧出后则为黑色，近似唐代时耀州窑白地黑色的作品；如果罩在釉下烧制，成品则为灰蓝色。有人曾用其窑址材料做过模似试验，将青花料罩上青白釉复烧，得到的是洪武青花蓝色。
明洪武民窑青花的青花呈深靛青，凝聚处有黑褐色斑点，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的晦暗沉滞到明丽浓艳的过程。早期的胎骨粗松，含灰或含黄，至洪武晚期则呈现白色。纹饰均采用一笔勾勒，线条圆劲飞动，有花草禽鸟纹，也有各种几何纹。
明永乐民窑青花瓷钴蓝发色和洪武民窑大体相似，以靛青为基调，流散现象或多或少存在，胎大多比较白净，也有少数呈浅灰白色。普遍存在缩釉现象。器型以碗、盘、杯、盏等日用品为多。装饰花纹以自然物为多，如动物、花草等，绘画生动，笔意流畅，用笔简约是其重要特征。
宣德青花瓷胚体为瓷石高岭土二元配方，白净，瓷化程度好，但亦有胎松质粗的。大部分器物为淡卵青釉，釉质润亮，釉表具细桔皮纹，另有部分为灰黄或灰青色。青花料有国较和进口两种。宣德民窑青花瓷的主题纹饰较洪武、永乐朝简单。
正统、景泰、天顺处于宣德瓷雄伟凝重和成化瓷轻盈俏丽的过渡阶段，瓷的造型、纹饰、胎釉等方面都反映了这个变化过程。釉色肥厚，纹饰自然，装饰纹饰多具写意风格，缠枝和折枝花卉、麒麟、犀牛、仙神、婴戏都是常见的，有的纹饰奇谲怪诞，带有神秘色彩。
成化和弘治民窑青花有很多相似之处，用平等青料。青料发色以靛青为基调，淡雅清丽，很少幽深灰黑。除成化早期制品外，几不见明初青花上黑褐色斑点。绘画风格有了变化，笔法既非明早期的纯粹“勾勒点染”，也非完全的明后期的“单浅平涂”而采用了染色的方法，染色俗称“分水”。纹饰多数较明初繁复，这是其时代特点。
明正德民窑青花一般用江西上高县产的名为“无名子”的土青。这类青料呈色带灰，以灰青淡穆为基调，亦有的呈靛青色而色明丽。分水只有淡浓两种色阶，淡色则不能清莹而带浑浊。在装饰纹样上，构图趋于疏朗，已不见满填小叶的繁缛缠枝花纹饰，用笔较为工致，线条细瘦。在纹饰中，缠枝莲仍属常见，开始用阿拉伯文题铭或作装饰。在器物形制上，有一些新创造。
嘉靖民窑青花瓷所用青料有进口“回青”和国产“土青”两种。用回青的青花呈幽菁，用国产土青的则青花发色趋于黑灰。装饰纹样用双钩分水画法，在装饰纹饰上带有道教色彩的内容较为普遍。自嘉靖开始，青花瓷上的题字骤增，除了帝王年号本款外，还有寄托款、吉语佳句等。在形制上，出现了四方罐、瓜楞罐等造型独特的器物。
万历民窑青花瓷的胎质白腻，胎体趋薄，所用青料为几种不同的国产料。青花呈色由于青料的不同而有三种：或为扬艳泛紫；或为青灰沉滞；或为色泽艳丽，色阶清晰的靛青。在装饰纹样上，道教色彩的题材仍占相当比例。
明天启民窑青花瓷的青花发色明朗，呈靛青色，分得出浓淡色阶，无黑色氧化斑疤和其他杂色斑疤，不见青花流散现象。明天启民窑青花瓷装饰风格上古朴脱俗，流行豪放夸张的减笔写意画。主题纹饰内容广泛，人物刻划采用变形手法，颇具特色。天启民窑青花瓷（包括五彩瓷）绘有一些特有或常见的装饰图纹，如细腿麋鹿、八字树枝、梦幻图景等。
晚明时景德镇所用青料有数种。其中民窑所制日用粗瓷用丰城所产品质较次的青料。崇祯民窑青花发色稳定，呈靛青色，略带幽灰，不见流散。崇祯后期青料研磨加工更细，使青色阶增多。分水沈淡层次分明，色泽也凝翠欲滴。绘画方法以单线平涂为主，但渲染大多超出轮廓线，成团成片而浑浊淋漓。装饰题材广泛，构图生动自然。画法上大量采用变形、夸张手段，画风荒诞为其特色。
延伸阅读
飘扬过海尘封300年的东方神韵——青花瓷
1984年12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在瑞典哥德堡港口外，一位名叫安德斯·瓦斯特费尔德的先生和几个朋友相约来到哥特河河岸时，发现在泥泞而冰冷的河水中散落着无数的瓷器碎片，这些瓷器碎片散落的面积竟然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在场的人们愕然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在这里会有如此多的瓷器碎片？人们顾不得河水的寒冷，纷纷下到河水中捡拾这些瓷器碎片。这一发现，又让人们不禁想起了二百多年前那悲壮而惨烈的神秘沉船“哥德堡”号，自此“哥德堡”号又被人们重新提起。那么“哥德堡”号到底是一艘什么样的船？为什么人们对它如此重视呢？
哥德堡东印度公司兴起
哥德堡城建于1621年，位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东南部，早年它只是一个小渔村，国王查理十二世在位时，命令在城市的中央修建了一条运河，直接通向城市边缘的哥特河，哥特河是北海的出口和要塞，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贸易往来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哥德堡城市建筑风格与荷兰近似，街道和运河呈现出棋盘式格子状，城市周围建有城墙，是一个防御系统很好的城市。在国王查里十二世在弗雷德里克要塞外被人开枪打死后，瑞典终于从战争漩涡中摆脱出来，哥德堡也从军事要地转变为对外贸易的港口，近百年的邻国之战已使瑞典经济走向衰败，人们开始了战后重建。
1731年瑞典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了，它成立的目的非常明确，因为瑞典看到了当时的葡萄牙、荷兰、英国、丹麦等国的东印度公司都在赚取可观的利润，也使瑞典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准备把哥德堡城变成对外贸易的港口和繁荣的国际化商业城市。那么什么是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泛指西方对亚洲印度以东的所有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公司的统称，西方的很多国家在17-18世纪都成立有这样的公司来进行商业贸易。
瑞典在认真研究其他西方国家对外贸易的经验后，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于1731年在哥德堡成立了瑞典东印度公司，由苏格兰贵族科林·坎贝尔、德裔瑞典人辛德雷齐·科尼格和哥德堡富商的儿子尼科拉斯·撒尔格林三人组成，他们三人都有丰富经商经验和多年的航海经验。公司一经成立就雇有员工上千人，它是当时瑞典最大公司之一，并被政府批准给予公司15年的特许经营权，是当时全瑞典能够享此殊荣的唯一公司。这就证明在同东亚进行贸易中，只有东印度公司才是唯一有经营权的公司，特别是对中国进行贸易，更是瑞典贸易的重中之重。
哥德堡号的东方之旅
1732年，瑞典第一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开始了它的东方之旅，目的地是中国的广州。这艘首次航行的东印度公司商船取名叫“东印度人”号，它是一艘全木结构的帆船，往返一趟大约需要两年时间，中途停靠在西班牙的加地斯，在加地斯瑞典人把木材、焦油、绳索、武器等物品售出，然后换成白银，因为当时只有白银才是与中国进行贸易交换的唯一货币。一切准备就绪后“东印度人”号随海洋季风驶向大西洋，然后绕过非洲大陆南端向东航行，开始了驶往中国的漫长而艰辛的远航。
首次航行就给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巨额的利润，这一利润竟能高达100%。首战告捷，东印度公司从1731年获得首份15年期租船契约后，至1806年又先后获得了4次特许经营的契约，而每次契约都改为了20年。在这期间共派出37艘商船，进行了132次远航。只有三次到达过印度，其大部分都是直航中国的广州。
1739年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商船之一“东印度人哥德堡”号（简称“哥德堡”号）起锚扬帆，开始了它的中国处女之行。“哥德堡”号在当时是一艘大型的货运商船，它满载着用白银从中国换回的茶叶、丝绸、瓷器、香料等物品，一船货物价值就相当于当时瑞典全年的国民总产值。长达80年的贸易给东印度公司带来了无限巨大的财富。
17世纪末18世纪初，是中国货在欧洲最为风靡的时期，那时在欧洲刮起了一股“中国风”。人们把中国看作是最为时尚的国都，既神秘又令人神往。这时，欧洲人不但着迷于中国产的物品，就连建筑也常常模仿中国风格。在今天，欧洲许多国家里都有这种仿中国建筑，屹立在花园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皇后岛上，就有一个仿中国建筑的宫殿群，这个建筑群被当地人称为“中国宫”。因为王后十分喜爱与中国有关的东西，国王为了讨得“爱妻”的欢心，特意为她建造了这座宫殿。许多从中国运来的瓷器、漆器、丝绸等工艺品，陈设在这座宫殿里。瓷器在欧洲人眼中被看作是“白色的金子”，人们为能拥有中国瓷器而倍感骄傲和自豪。在当时的欧洲，拥有中国瓷器是权贵的象征，而穿中国服装是一种富有的体现。所以，中国货是一种销路极好的商品，但是这种特许经营的权力只有东印度公司一家可以享有。
1743年3月“哥德堡”号开始了它的第三次远航中国，前两次分别是1739年11月-1740年6月和1741年2月-1742年7月。这两次远航获取的丰厚回报让所有的人感到无比兴奋，人们对“哥德堡”号的第三次航行，同样充满着希望。但是，这次航行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多麻烦，董事们对即将到期的贸易特许权忧心忡忡，贸易的巨大利润，又让所有人都头脑发热膨胀，他们希望再一次远航中国，能够尽快成行，一切换取金钱的风险也在酝酿之中。这次远航前期耗费了很长的准备时间，以至于“哥德堡”号在3月17日（星期一）才启航，耽误了最佳的启航时机，所以没有顺利的驶向广州。在印尼的爪哇岛停留了五个月，因为食物的匮乏，饮用水的短缺，酷热难耐的天气，先后夺去了35个人的生命。
经过修整后“哥德堡”号又重新开始航行，驶往目的地广州港，他们分别在爪哇和广州两地，招募了35名新船员，这些船员大都是在爪哇和广州荷兰东印度公司里工作的瑞典人，他们都为能搭乘这艘船回到瑞典而感到欣喜。这次航行的时间较之前两次都要长，达到了两年半之久，开始的不顺利也为日后埋下了祸根。
1745年9月12日，这是一个阳光明媚，风平浪静的日子。清晨，哥德堡城的市民就早早的来到哥德堡港的码头上。人们手捧鲜花、香槟酒，扶老携幼地来到这里等待着，妻子的丈夫、老人的儿子、孩子的父亲，人们憧憬着，将与亲人团聚的那一刻，猜测着这条航船究竟会从遥远中国带来什么样的珍宝……岸上的人们已看到了“哥德堡”号时隐时现的帆影，大家欢呼雀跃，有人甚至跳起舞，唱起歌。船离港口越来越近了，船员们甚至看到了岸上攒动的人头，激动的心情已无法形容，毕竟与亲人两年半没有见面了，双方都情不自禁的挥起了双臂。领航员已登上了“哥德堡”号把船引向港湾，还有1公里……900米了……就在人们热切期盼的眼光中，突然一声巨响，“哥德堡”号猛烈撞击在近海的一块礁石上，风平浪静的海面即刻掀起了翻飞的浪花，“哥德堡”号顷刻间沉入了苍茫的大海，所幸离岸较近，并无人员伤亡，但整船的货物却被大海吞噬了，人们哀叹、无奈，兴奋的泪花瞬间变成了悲伤的泪水，人们难以接受更是无法理解这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情况，为什么走过惊涛骇浪都没有翻沉的“哥德堡”号却在风平浪静中沉没。后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人产生诸多的疑问：第一，这块近海被“哥德堡”号撞触的礁石，是每个航海人都该知道的。第二，领航员马森被捕入狱，但没过多久就被放出来了，船长同样是关了三天就被释放了，十年后有人说在南非看见了他。从那时起，人们的种种疑问就从来没有间断过。
沉船被海水冲击着离海岸越来越近，人们迅速组织了打捞，但因为当时的航海技术和打捞水平都不像今天这样先进，因此打捞出的货物只是全部货物的十分之一，但就是这些货物，后来的拍卖所得，竟偿还了包括该船失事在内的全部成本，而且每个股东还分到红利。“哥德堡”号所载货物的收入应为250万瑞典DalerSilvermynt(一种货币单位，现在已不再流通)，而船员每月薪水为2DalerSilvermynt，就是这种巨额利润驱使“哥德堡”号的这次冒险航行。有人说触礁是有意行为，因为一般航行二年半的商船，已经是伤痕累累，需要修复整理，费用也是十分昂贵的，这样就会得不偿失，而发生沉船事故就可有巨额的保险，也就省去了一切需要的费用。当然这都是人们的猜疑，总之从沉船的地点、时间，还有一些其它的迹象表明，人们种种猜测不是没有道理的。
哥德堡号上的中国瓷器
“哥德堡”号从沉没到今天，整整过去了260年，但人们对“哥德堡”号的兴趣并没有随时间的消逝而减退，时时被人们想起，从1745年的第一打捞到今天从没有间断过。从打捞出来的物品，“哥德堡”号从中国带回的物品是如此的丰富，数量是如此之大，令人震惊，仅茶叶一项就可把哥德堡变成一个大茶碗。其后不断有价值连城的宝物被打捞出来，瓷器更是不计其数，根据推测，船上装的瓷器大约在50-70万件，还有生姜、香料、藤编物品、漆器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沉船中打捞出的货物大部分已被海水侵蚀，瓷器也因为海水的猛烈撞击变成了碎片，有价值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少了，人们对打捞和寻宝失去了兴趣。直到1984年，人们重新开始了对“哥德堡”号的重视，并且从1986年到1996年间又从海水的淤泥中挖出了60吨碎瓷片，但完整的瓷器只有300件，从这时开始，一项伟大的壮举开始酝酿并逐渐实施了。
1984年瓦斯特费尔德在哥特河发现大量瓷器碎片，人们把目光再一次投向了忘却很久的“哥德堡”号，1986年人们又开始了挖掘工作，1987年成立了“东印度人哥德堡号之友”并推选出主席。1992年瓦斯特费尔德向“东印度人哥德堡号之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希望建造一艘仿古的“哥德堡”号，这一建议一经提出，即刻引起强烈反响。建造这样一艘仿古木船谈何容易，首先是资金来源，但是这一困难很快被多家赞助商解决，在这过程中也有很多人产生过怀疑，认为是异想天开。建造一艘大小同样的金属船需要两年时间，而复建“哥德堡”号则用了十年时间完成，从1994年到2004年这艘与当年“哥德堡”号如出一辙的仿古木船，终于下水了，人们给它取了名字叫“东印度人哥德堡Ⅲ号”（东印度人哥德堡Ⅰ号沉没在哥德堡、东印度人哥德堡Ⅱ号沉没在南非）。这是一项艰辛而伟大的成功，人们的幻想，变成了现实，这其中的艰苦，只有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有所体会，但正是当年的突发奇想，又一次证明了瑞典勇士真的是不畏艰险、勇于挑战，就像几百年前他们勇敢的挑战大海一样，哪怕是牺牲生命。今天奇迹再一次出现，当年“哥德堡”号雄伟的英姿，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我们只有惊叹。“哥德堡”号的重现，让人们回想起当年中瑞贸易友好往来的历史，这次“哥德堡”号准备重走当年来中国的航线，重温那段悲壮的历史，感受当年瑞典勇士的勇敢精神。
时间虽然已过去了二百多年，大部分的瓷器都已被滔滔的海水冲刷，变得支离破碎，找到一件完整的器物已是件很难的事情。为了让中国百姓亲眼目睹“哥德堡”号当年的风采和从“哥德堡”号沉船中打捞出的精美中国瓷器的神韵，故宫午门举办了“瑞典藏中国陶瓷展”，从当年打捞出的瓷器中遴选出29件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呈现给中国观众，让观众感受中国外销瓷那段辉煌的历史和动人的故事。
来自“哥德堡”号的外销瓷精品
青花折枝花卉纹碗
乾隆时期，该碗撇口、深腹，碗内光素，碗外壁用青花绘以折枝花。这是一件保存相当完好，并十分难得的打捞物，在我们挑选的展品中这类精美的瓷器已不多见，它是外销瓷中的精品。
青花山水纹碗，乾隆时期，碗撇口、深腹、圈足，碗内光素，碗外壁用青花绘以山石泊景图，工简意深，色调清新淡雅。从这件打捞瓷器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化的风景图案在当时是非常受欧洲人喜爱和追捧的。
青花过墙云龙纹碗
乾隆时期，碗撇口，口沿内敛、深腹、圈足，碗内外均施白釉，一条青花长龙绘以碗内外，俗称“过墙龙”。这种纹饰在外销瓷中是不多见的，非常难得，也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青花鸡纹盘，乾隆时期，盘平口、浅腹、矮圈足，盘沿用青花绘以莲花、竹叶纹饰，盘中心则绘斗鸡图。这种新颖活泼又生动有趣的纹饰非常受瑞典人的喜爱，在瑞典哥德堡的海事博物馆和西方古董公司均有这种藏品。青花竹石花卉纹盘，乾隆时期，此盘造型规整构图饱满，青花色泽浓艳亮丽。该盘是1905年由詹姆斯·基勒对1745年沉没的“哥德堡”号打捞发掘时被打捞出水而又重现风采的。青花牡丹垂柳纹折枝盆，乾隆时期，这类造型的器物在外销瓷中是不多见的，它的尺寸也比一般器物大，直径有40厘米左右，造型十分规整，纹饰以中国人喜爱并常用的垂柳与牡丹做主题纹饰，尽显豪华与雍容。在外销瓷中应为上乘之作。
外酱釉内青花折枝花卉纹碗
乾隆时期，碗呈撇口、深腹、圈足，碗内用青花绘以串枝花卉，碗外壁则施以酱色釉，这种装饰与施釉方法，在18世纪外销瓷中最为常见。因是从沉船中打捞出水，所以很多瓷器上已布满贝壳生物。
外酱釉内青花花卉纹盘，乾隆时期，此盘是1862年由詹姆斯·布恩组织人员从1745年沉没的“哥德堡”号附近的海域中发现的，盘上所绘纹饰，也是那一时期常用的纹饰之一。
外酱釉内粉彩花卉纹小碗
乾隆时期，碗撇口、圈足，碗外壁施以酱色釉，内壁口沿及碗心均用粉彩绘以花卉图案，从残存的色彩中，仍能依稀看到当年色彩的美丽。酱釉粉彩折枝花卉纹小盖缸，乾隆时期，缸为直口筒形，缸身有叶形开光，里面用粉彩画出花枝与叶瓣。1745年9月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哥德堡”号在亨利勃旦海滩触礁沉没，1905年克里尔先生进行潜水搜寻，这件小盖缸就是那次打捞上来的物品之一。
红绿彩花卉纹缸
乾隆时期，这种红绿彩绘瓷器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多见的出口瓷，但是像这样完整的已不多见，此缸缺失一盖，但色彩依然可见当年新品时的美丽。除大量的瓷器外，那时的欧洲商人还会随船带回他们自己所购的物品，已备送给亲朋好友，18世纪的中国在世人心目中是时尚之都，所以能买回一件中国生产的商品，在当时被认为是件最有能力和最时髦的事情。乾隆时期生产的黑漆描金人物故事纹盒，就是一件当时被看作是精美贵重的礼品，盒呈长方八角形，盒足饰四龙爪形，周身以黑漆为地，上饰金彩绘以人物花卉，盒内则分以不同的格屉，存放各种女性用的象牙饰品。此件器物应是当时来到中国的船上官员随船带回瑞典，准备送给自己的女性亲人的，时至今日更为一件珍贵的文物。
茶叶、香料在当时都是欧洲人十分喜爱的用品，饮茶之风在那时被看作是热饮中最为时尚的，大量中国茶叶源源不断运往欧洲各国，而饮茶的用具也随之配套而去。在从沉船中打捞出的茶叶看，它们均用锡纸包裹十分严密，而锡纸的作用就是防潮、密封，使茶叶的香气长久留存。船员们为了能先尝为快，特意制作了锡胆木套茶叶罐带到船上，把茶叶放到锡罐里，茶叶就不会被潮湿的海风侵蚀，保持茶叶的品质，这样一路航行就能喝到清香的中国茶了。
除“哥德堡”号，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其它商船，也把遥远中国的大量商品运到瑞典，从那时开始一批批中国精美的陶瓷永远的留在了那里，见证着中国外销瓷这段辉煌而灿烂的历史。
中国青花瓷器的发展
中国青花瓷器的彩料是以氧化钴作为色剂，在胎体上绘出花纹图案，然后在器物表面涂一层透明釉，入窑经过1300度的高温一次烧成，呈现出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其图案清晰艳丽，给人以明快素雅之感，深受国内外人们的喜爱。元代中后期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已达相当成熟的水平，在中国陶瓷史上有重要地位，景德镇便成为中国瓷都的称号。研究中国陶瓷史，不能不重视青花瓷，要研究青花瓷，就一定要弄清它的制作工艺和使用的基本原材料。
青花瓷的釉料，主要是氧化钴，但还含有氧化铁、氧化锰、氧化钙等多种物质，这些物质的含量多少，直接影响青花瓷的色泽效果。元代中后期至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普遍使用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釉料即“苏泥勃青”，这种釉料内含氧化铁成份比较大，所以在瓷器表面出现蓝中带有铁色斑痕，而国产料中多含有氧化锰成份，使蓝中泛出灰、黑斑点。
青花瓷始于唐代中晚期，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已发现唐代中晚期的青花瓷是1975年在江苏扬州唐城遗址中出土的瓷枕残片，1985年11月河南省轻工业厅科研所在河南巩义市瓷窑址采集的唐代白釉釉下蓝彩瓷壶，研究结果证明，唐代青花瓷是在巩义市白瓷的基础上采用了釉下彩绘的方法生产出的新品种。
宋代统一后，社会稳定，各种生产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制瓷工艺水平超过以往任何时代。1957年浙江省博物馆在龙泉县金沙，发现了13块北宋时期青花瓷片，三件青花瓷碗残片，其中两件胎质洁白细腻，釉色青白、青灰和白中泛蓝。火候较高，无吸水性，与浙江省江山钴土矿原矿接近，经有关专家研究认为，北宋青花使用的钴料是浙江料。1970年在浙江绍兴的环翠塔基中出土的青花瓷片，胎质细腻、色泽洁白，釉色白中泛青，无吸水性，青花色泽也较浅淡。重庆市博物馆在该市郊一座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墓中发掘出土一件青花瓷碗。从这些青花瓷实物来看，宋代青花器在制作、彩绘等方面都比唐代青花大有进步和提高。
青花瓷器永远的收藏
2007年，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发行，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王恩怀、熊刚如等共同创作的限量型“永久和平”青花陶瓷梅瓶，已经作为爱我中华——“母婴平安”公益拍卖活动的重要拍品在国内主要媒体与读者见面。此项拍卖所得将全部捐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母婴平安工程”计划。消息在收藏界和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具有爱心的人士和投资者纷纷打来电话询问有关青花瓷器的收藏和投资的相关问题。
无论是公益拍卖会还是商业拍卖会，青花瓷最近几年总是频频亮相，得到了很多收藏家和投资者的青睐，古旧青花瓷和现代青花瓷的收藏氛围正在预热，它的市场价格也在一路飚升，真可称得与书画并驾齐驱的佼佼者。青花瓷的艺术魅力究竟在哪里，是很多刚刚起步的玩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历史的长河荡漾着诱人的芳香
青花瓷，又称“蓝花”，“白釉青花”或“釉下蓝”等，是指一种在瓷胎上用钴料着色，然后施以透明釉，再经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它的主要特点是：瓷质细白，釉下兰色彩绘，幽青可爱，图案洁净素雅，装饰雅俗共赏。由于是釉下彩，因此色彩永不褪脱。青花瓷器历史悠久，早在唐代就出现了青花瓷。1975年在扬州唐城遗址出土了一件瓷枕的残片，枕面釉下用蓝彩绘出菱形轮廓线。在浙江龙泉县金沙塔和绍兴环翠塔的塔基中，还发现了一批宋代的青花瓷片，其花纹较暗，蓝中带黑灰色，经分析测定，其所采用的钴料是国产钴矿土，烧成温度在1270摄氏度。
元代后期青花瓷的烧制有了长足的发展，并进入到成熟的阶段，尤其是景德镇所烧的青花瓷最佳。目前在江西景德镇和吉州、浙江江山、云南玉溪和北京元大都遗址都发现了元代青花瓷。在浙江湖田也发现了元代青花窑址。目前湖田青花瓷也是被收藏家所关注的。
明清时期，是我国制瓷业的鼎盛时期。景德镇已是我国制瓷业的中心，其产量之多、品种之丰富、工艺之精湛是前朝难以相比的。曾经有人说：“天下窑器所聚至精至美的瓷莫过于景德镇”，并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之美誉。当时皇帝不仅用它来赏赐大臣，体现皇恩浩荡，而且用来作为外交礼品，显示中国的科技生产力。因此，平民百姓是无法得到官窑瓷器的。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不少官窑瓷器，或被损坏或散失或流入海外。
稀世珍品的价格一路飚升大有“钱途”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两大著名拍卖公司———苏富比和佳士德开始拍卖中国瓷器，如今两大拍卖行已成为拍卖中国瓷器的龙头企业，并主导着中国瓷器的市场行情。
早在1989年，伦敦苏富比推出的一件“唐三彩”，出人意料地以4955万港元拍出，一时轰动全球。同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南宋官窑笔洗被拍至2200万港元，创当时宋代瓷器的市场最高价。这两件拍品的天价纪录一直保持了十几年，直到近两年，这一纪录才陆续被青花瓷器所打破。
从目前的行情上看，青花瓷器一马当先，一直处在拍卖市场的领军地位。如2004年香港佳士得推出的“明永乐青花绘龙戏珠纹十棱洗”受到市场追逐，以4330万元高价拍出。同年在美国朵儿拍卖会上，“元青花四方还水云龙纹扁壶”以583.15万美元成交。2005年，一只“元青花锦香亭图罐”被佳士得拍至4716万港元。时隔1年，另一只元青花“岁寒三友”图罐，在2006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以2268.4万元成交。而在2004年纽约朵尔拍卖会上，元清花四系海水云龙纹扁壶被拍至583.15万美元。
最值得关注的是，2006年，一件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瓶在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亮相。开拍前，佳士得公司估价为1000万美元，但结果大出意外。看好此罐的一位台湾买主出价到1000万英镑，但终不敌西方藏家，最后被一位英国藏家以2.3亿元的价格收入囊中。创造了中国艺术品的天价，同时为中国其他官窑瓷器价格上升打开了巨大的空间。景德镇官窑青花瓷于今是拍卖领域最为追棒的精品中的极品。
从投资角度看景德镇新青花瓷的收藏
青花瓷的收藏是永远的热门。古瓷收藏的文化和经济价值已经早有定论，但是新瓷的收藏也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所谓景德镇新瓷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多年生产的瓷器。
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瓷器在“珠山八友”带动下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其中的田鹤仙、徐仲南、王大凡、毕伯涛、刘雨岑等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仍在不断出作品，他们对景德镇瓷艺绘画影响甚大，作品流传不少。“珠山八友”作品在1985年前未引起关注，二十年前几十元、几百元可以买到，现在已经价值数万元或数十万元以上。
目前景德镇青花瓷创作和发展已经超过历代。大师朱顺茂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雕塑工艺瓷生动逼真。陶瓷艺术家周国祯教授是当代雕塑瓷艺术旗手，他的“童子掏鸟巢”灯台是1959年周先生25岁时的作品。前几年谢世的哑巴雕塑瓷艺术家曾山中，能够用右手对人当面捏塑的人像，惟妙惟肖，堪称一绝。景德镇艺术瓷雕塑瓷厂代表了景德镇新中国艺术瓷水平。1985年未完全承包之前，不计较成本生产的雕瓷作品，底座大都有清晰的“△”或“◇”形印章，基本上为精品。
青花瓷是景德镇瓷业代表性的品种，被誉为“青花大王”的王步在前人基础上大胆创新，由他设计制作的青花瓷器已经被很多玩家和博物馆收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王恩怀、熊刚如的作品也是不断吸引着收藏家们的眼球。他们为中国公益事业创作的作品“永久和平”青花陶瓷梅瓶，已经被收藏界称为“旷世精品”，花落谁家的谜底不久就会揭晓。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也和中国的青花瓷一样正在被大家看好，一路飚升。
朝鲜青花瓷器
中国文化很早就传入朝鲜半岛，并在典章制度、民俗风习、思想学术、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对朝鲜半岛保持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倍受世人喜爱的青花瓷也不例外。
据目前所发现的文献资料，朝鲜青花的出现应不晚于十五世纪中期的李朝早期。据史书记载，宣德三年(1428年)，明朝使节尹风献青花瓷给世宗(在位1418-1450年)，青花瓷就成了李朝宫廷用瓷。朝鲜史籍《经国大典》记载：世祖时，帝王酒器用金、银和青花、白瓷器，并禁庶人使用。李朝时期的著名诗人成侃也在其作品《慵斋丛话》中云：“世宗朝御器专用白瓷，至世祖(在位1455-1468年)朝杂用彩瓷，求回回青与中国，画樽、杯、觞，与中国无异。”这段记载说明此时李朝皇家用瓷中已有本国官窑烧造的青花瓷，但其制品全面模仿明初青花瓷的造型和装饰，所用青料也来自中国，实物资料也证实了这一记载。如收藏于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15世纪时的青花缠枝番莲纹盘，高22.7厘米，其器形、胎釉以至器足的切削与明代初期青花瓷大盘几乎一样，盘内的缠枝番莲纹和盘沿的波涛纹也和永宣器毫无二致。再如该馆收藏的青花卷枝番莲纹罐，肩部与底足边沿的莲瓣纹和元末明初的装饰风格也很相似。李朝青花最早的纪年器，现藏于韩国东国大学博物馆的“弘治二年”款松竹纹梅瓶，不仅器形、胎釉、器边纹饰及绘画风格与明代永乐、宣德青花难分伯仲，其纹饰内容也契合中国文人所崇尚的“四君子”题材，构图疏朗舒展，笔力雄健，画风严谨写实，青料青花色泽浓艳稳重，既衬出白瓷的洁净又隐喻着儒教君子的高风亮节。李朝早期青花瓷的纹样中还有中国传统题材如龙、鱼等寓意富贵吉祥的图案，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深。
15世纪后半叶李朝官窑青花器逐渐采用李朝的绘画形式，器物上的边沿图案逐渐简化以至消失，仅留主题纹样，表现出李朝青花瓷独特的风格，但松竹梅等中国传统题材仍然是这一时期青花瓷的主要表现对象。收藏于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青花松竹梅纹罐，画面主体是一株梅树，虬曲的树干，桠杈上点画含苞欲放的梅花，展示出梅花傲雪凌霜的气节，与梅相映衬的三竿修竹，枝叶旺盛，迎风挺立，经冬不凋。梅、竹是中国画的常见题材，文与可画梅、竹、石题：“梅寒而秀，竹瘦而寿，石丑而文，是三益友。”这件罐体的画面剔除了边沿图案，画面主题突出，散发着浓郁的文人气息，是李朝青花瓷中的一件精品。
17、18世纪时的李朝青花瓷已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情调，器物造型多带棱角，口沿薄巧，青花色调淡雅，绘画运笔轻盈，画面凝练集中，留有较多的空白，散发出一种朴素、飘逸的诗意，但其画面内容依然蕴含着浓郁的中华情结，梅兰菊竹、潇湘八景、高士、鱼隐等中国青花瓷上常见的题材依然是这一时期李朝青花瓷画面的主题，并且经常采用中国陶瓷装饰中习见的“开窗”样式。如收藏于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青花开光梅花纹罐，优雅端庄的器形，器壁大片留白，只在腹部两个菱形开光内绘老干虬枝上几朵梅花，枝头上点染几个花蕊，淡淡的色调，稚拙的笔致，给人以洁净幽寂的美感。此馆收藏的青花山水人物纹角瓶，器身方形扁平状，两侧画梅竹纹，主题纹样一面绘周敦颐爱莲图，远山近水，莲花怒放，楼阁内高士倚栏赏莲；另一面画陶渊明爱菊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在画面中油然再现。青花山水纹双耳扁壶上画的是潇湘八景图中的洞庭秋月图，以大片的留白来表现如银的月色和风息浪静的湖水，人物、小舟则以简单的线条勾勒、点画，青色也是淡淡的，简朴的画面散发出的却是飘逸的诗意，这也与明末清初民窑青花的写意画法极为相似。韩国涧松美术馆收藏的青花钓鱼纹深腹罐敛口、硕腹、平底。画面一侧画出洞石兰草，一童子坐在木凳上垂钓，余皆留白，逸笔草草，显示了文人学士追求乡村野趣的审美取向，而这种画面也常见于明清民窑青花瓷的装饰中。
日本青花瓷器
关于日本青花的始烧时间，一般认为是1616年，那一年朝鲜陶工李参平在九州西北部的有田泉山发现瓷土，便在上白川天狗谷开窑，首次成功烧制出青花瓷器，这些青花瓷被称为“伊万里青花瓷”。初期伊万里青花(1646-1640年)仿制李朝青花风格，纹样多画简练的松、竹、梅、菊、柳、葡萄、卷草或山水等，笔调粗放，画法写意。釉色白中透青，青花呈色灰蓝。器型以碗、壶、瓶为主。日本MOA美术馆收藏的青花花卉纹小口瓶是一件仿李朝青花风格的成功作品，瓶小口、折肩，器身向下逐渐膨大，至底足部缩进，圈足，造型端庄大气，轮廓线婉转流畅。瓶的肩部画如意云肩纹，笔法简练；器身以凸起的双线筋纹分割为八个装饰区域，分绘青花梅、菊花、树木、蔓草等纹样，相邻两组以白地间隔，形成四幅独立的花卉小品。整器画面青白相间，互相映衬，蕴含着淡雅幽远的东方美学情怀。
1624年后，中国青花瓷输入日本，伊万里青花中出现了完全仿制明代青花瓷的作品，如户栗美术馆收藏的青花双耳扁壶造型、装饰完全仿制永乐青花扁壶。同时，受明代天启青花和所谓“祥瑞”器的影响，伊万里青花瓷纹样出现了简洁、疏朗或通体装饰两种倾向。青花山水纹钵就具有明显的天启青花山水风格，体外壁以轻佻的笔触，写意的笔法，不事雕琢地描绘出远山、近水，还有那些影影绰绰的小桥、树木、花草、人物、飞鸟，画面空灵悠远，给人以无限遐想。而松冈美术馆收藏的青花凤凰纹八角盖罐可说是通体装饰的典范，上至盖钮，下至底足，花纹布满了整个罐体，腹部饰展翅的凤凰立在岩石上，四周花团锦簇，盖面也绘同样的图案，颈、肩及近底部都饰有连续花纹，画面繁缛华丽，布局密不透风。整器高大端庄，气势宏伟，做工精致，釉色白净，青花发色浓艳，是一件仿中国漳州、汕头等南方出口青花瓷(日本称作吴州染付)的佳作。京烧代表人物永乐保全创作的青花祥瑞手花瓶也明显受到景德镇民窑出口青花瓷“祥瑞瓷”的影响。
在模仿中国青花瓷的同时，伊万里青花瓷也融进了日本陶工的创意。如大和文华馆收藏的青花山水纹钵就是一件既受中国景德镇青花影响又有本民族风格的佳作，折沿上画景德镇青花常见的波涛纹和缠枝葡萄纹，但将这两种纹样画在同一件器物的口沿上却又是中国青花瓷不常见的。钵内的山水画法也有细微的不同，山峰都画成锥体状，且都独立存在，互不相连，好似大海中的岛礁，画法是不勾线条，直接用笔锋皴擦而成。这些差别可能与日本身为岛国的地理环境有关。
17世纪中期，正值中国朝代更替之际，天下大乱，景德镇瓷业也受到破坏，一向从中国进口青花瓷器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因很难从中国买到瓷器而改收日本瓷器。而此时的日本由于吸收了中国的制瓷工艺，技术日益成熟，有田瓷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日本出口青花瓷造型优美，胎质细腻，釉色闪白或闪青，纹样按荷兰的要求多仿中国明代万历年间的外销瓷，即将器物装饰面分割成规则的几何空间，然后在其上画花卉、鸟兽、人物等重复或连续的图案，有的盘心还有英文字母V.O.C组成的图案，日本称之“芙蓉手”。如土耳其托普?卡普?萨莱博物馆收藏的两件此类大盘，一件器壁分割成八个梯形开光，内绘不同的山水纹样，盘底中心绘盆花，两侧站立两只白兔，画面华丽繁缛。另一件的盘壁的几何空间内人物与植物间隔排列，盘心绘小桥流水，人物树木。
17世纪晚期的伊万里青花除大量出口外，还供国内的宫廷或王公贵胄所用，纹饰多以江户等地的版画为样本，但青花色调似受康熙青花的影响，色调自深到浅有丰富的渐变，与精心留出的空白成对比。如这件青花窑厂风物图大盘，借丰富的青花层次表现出画面景物的远近关系。
锅岛青花和蓝九谷是最具日本民族风格的日本青花瓷。蓝九谷与初期伊万里相比，瓷色更白，器形精巧，绘工精致。锅岛青花瓷作为佐贺藩主的御用器，选用有田泉山最优良的瓷土为原料，由手艺最高的技工精制而成。品种有白地青花、青瓷青花、青地白花等。
元代青花瓷器
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成功地烧制出青花瓷器。中国国内现存各地传世、出土的元代青花瓷有100多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元代青花瓷有200多件。
元代中、晚期青花瓷器，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多为小件器物，胎体轻薄，不甚精细，多为青白、乳白半透明或影青釉。青花的颜色灰暗迷蒙，纹饰稀疏但奔放洒脱，有的可以说相当潦草，常见器物有高足杯、碗、盘、香炉、小罐、蒜头瓶、玉壶春瓶等，多为日常生活用品，这类青花瓷器当时生产数量有限，属民用瓷。
另外一类青花瓷器，以大件器物为多，其共同特点是大器者胎体厚重，小件轻薄，色白致密，透明釉白中闪青，青花颜色浓艳鲜亮，色浓处有黑褐色斑点。该类器做工精良，纹饰层次多，有的甚至多达10来层，画得很满，但繁而不乱，层与层之间留一周空白，器底端两层之间无空白，每层纹饰内容之间没什么关系，如经常在缠枝菊、蕉叶、缠枝莲、缠枝牡丹之间夹杂云凤、云龙、杂宝、海水江芽等，将毫不相干的纹饰组合在一件器物上。这类瓷器国内传世品极少，墓葬出土也不多见，绝大多数是窖藏出土。估计是由于当时发生了某些突然变故，在不便随身携带的情况下，埋于地下保存的。
契丹民族的绝唱
一千多年前，中国北方曾有一个由“青牛白马”衍生的民族，纵横莽莽草原，挥斥长城内外。其于公元916年建立大辽王朝，拥占华夏半壁河山，与北宋对峙160余年。这个民族就是“契丹”。然而至公元14世纪，其名却不复见于史——彪悍顽强、骁勇善战的契丹族自此消失。一个民族的骨与肉集体被时间无声吞噬，只是沉埋于荒漠漫草的辽代陶瓷却屡屡凸显，默默向世人昭示着契丹族曾经的极致辉煌。
“辽瓷”为辽代陶瓷之简称，意指在辽代辖区烧造的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实用工艺品。作为已然消逝的契丹人以血与火锻造的文化遗存，以其雄浑豪迈、朴拙自然的特异风格，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个绝唱。
历史文献记载契丹族始见于公元389年，为东胡鲜卑族一支。自从于辽河上游崛起以来，数百年间以聚族分部之形式，过着“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游牧生活。这种“逐水草，随寒暑，往来渔猎”的不定居生活方式，后期在辽代瓷器上得到了深度彰显，使器型前无古人的独树一帜，成为辽瓷的最大特点。
辽瓷的器型，大致可分为两式：中原式和契丹式。
中原式取自中原汉族地区固有的器物形制，如盖罐、盏托、花口碗、唾盂、香炉、盘、碟、杯及棋子、砚、佛教用具等；契丹式则摹仿本族习惯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器具样式烧造，保留了自身独特的传统风格，主要有鸡冠壶、凤首瓶、长颈瓶、穿带瓶、注壶、板耳壶、方碟等。
辽瓷中契丹式器物占有相当大比例，且以盛食器、贮藏器、注器等实用品居多，基本囊括了契丹人生活用具的主流，单纯作为观赏的装饰性瓷器则极少。这一现象透露出契丹是一个很务实的民族，有着近乎于原始的价值观。
青花瓷器的原料与辨别
一。青花原料及特征
青花是我国首创的的一种瓷器新品种，即白瓷地蓝花瓷器的专用名称。青花是以钴料先在白瓷素坯上描绘纹饰，再罩一层透明釉后，于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绘。所谓青花瓷器就是指白瓷地呈现出蓝色花纹的瓷器。蓝色在我国南方许多地区，习惯上都称青色，故把白地蓝花的瓷器，称之为青花瓷器。这样的称谓不仅被学术界广为通用，而且也有利于钴蓝与铜绿的区别。
景德镇康熙款青花瓷龙纹将军罐
钴蓝作为一种着色剂，在我国唐代陶瓷上就开始大量运用，如唐三彩中的蓝色，经科学测试证明，就是氧化钴的着色。唐代长沙窑的釉下蓝，同样经过科学的化验结果表明，它不是钴蓝，而是铜绿。作为青花瓷器的原料，从科学定义上讲，青花必定是钴蓝，而不是铜绿。
在我国陶瓷的装饰上经常用氧化钴烧成青花，用氧化铜烧成釉里红，两者同时并用在一件器物上，称之为青花釉里红。在唐宋陶瓷上经常用氧化铜烧成铜绿，用氧化铁烧成铁褐，两者同时并用在一件器物上时，称之为褐绿彩。因此青花瓷器的形成包括原料与烧成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青花瓷器的原料是构成青花瓷器的主要因素，是用来区别任何一个瓷器品种的标志。这对我们如何认识青花瓷器以及掌握青花瓷器辨别等问题尤为重要。
青花原料为氧化钴，是一种着色力极强、稳定性能好的彩绘原料，它不仅烧成面较宽，而且容易烧成。在我国古代陶瓷中使用的氧化钴料，经科学化验结果证明，分进口青料一二国产青料两种。进口青料名叫苏麻离青，这种青料含铁量高，含锰量低并含有砷。国产青料与此相反，含铁量低，含锰量高，不含砷。因此我们把进口料叫做高铁低锰料，把国产料叫做低铁高锰料。由于两种原料不同，烧成后青花瓷器的呈色也就不同。因为，氧化铁在还原焰中烧成，呈黑色，氧化锰在还原焰中呈紫色。氧化铁的呈色既然是黑色，那么烧成后的青花，在蓝色浓艳之中就产生一定黑色的斑点，这是进口料的主要特征。国产青料由于含铁量低，自然也就没有黑色斑点这一特征。含锰量高，烧成后的青花蓝色之中就会呈现紫红颜色，这也是国产青料的一个基本特征。
二、青花原料与青花瓷器的分期
青花瓷器的质量与青花原料有着直接的关系。尽管烧成条件，对青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青花原料对青花的呈色总是起着主导作用。青花瓷器自元代出现以来，由于它的优越性，一直盛烧不衰，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因使用的原料不同，造就了各个时期青花瓷器的不同时代特征。现根据各个朝代使用青花原料不同，把它分为如下几个丰要阶段：
元代
青花原料-氧化钴，既可以用来装饰陶器（唐三彩），也可以用来装饰瓷器。元代为了发展对外贸易，适应销往国家和地区的需要，把波斯蓝与中国瓷相融合而烧制出来的青花瓷器。元代青花瓷器使用的是进口苏麻离青料，烧制了许多大件瓷器及精致的为适应外销国需要的青花瓷器。
明洪武时期
明洪武青花即不同于元代，又有别于永乐，但它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经研究洪武时期使用的青花原料与元青花使用的是同一种钴土矿，即高铁低锰的进口料。由于洪武时期使用的釉为乳浊性带奶白色的釉，也影响了青花的呈色。
明永乐、宣德时期
明永乐、宣德时期使用的青花钴料，大都来自波斯地区。郑和七次下西洋（1371-1435年）六次是在永乐时期。因此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使用了大量进口的青花原料，所以有的学者把永乐、宣德时期称为青花瓷器发展的黄金时代。元代的青花瓷器尽管多为进口青料，但是为了获得多层次、密集型、不留地的装饰效果，必须要对进口青料的性能进行筛选与提炼才能使用。洪武时期使用的青料情况又有所不同，因当时来不及进口青料，使用的是元代筛选提炼后的余料，所以青花的呈色既不同于元代，又有别与永乐、宣德时期，特别是永乐时期的青花，充分地利用与发挥了苏麻离青料的一些特点，青花呈色浓艳，具备黑色结晶斑点为其重要特征。
明成化、弘治、正德时期
这时期进口的苏麻离青料基本用完，宣德朝遗留下来的极少青料，成化时还在使用。由于宣德时期皇宫里需求量极大，青花瓷器的生产不断增多，青料的来源有了困难，所以在当时就已经试用国产青料了。景德镇珠山宣德遗址出土的意见青花试料盘，盘内书写乐平一号，乐平二号等字，可见宣德时期已经试用国产青料了。
乐平产的的青花钴料，一般称为乐平青料或平等青料。在明成化时期这种青料大量使用，它与进口青料相比，具有色彩淡雅，线条稳定的特点，弘治时期与成化时期相同。这种乐平青料似乎产量不大，到了正德时期，就开始使用广东瑞州产的青料了。这时青花的呈色与前期的有明显不同，具有蓝中带灰的特点。
5.明嘉靖、万历时期
明嘉靖时期使用的青料为回青料，这种青料含铁量最低，含锰量最高。青花的呈色中蓝中泛紫红色居多。明万历早期与嘉靖青花的发色浓艳相差不多，但有偏淡偏灰的色调。后期又改用云南的珠明料，这时青花的呈色与清康熙时青花呈色相当，但色调又不如康熙的翠兰。嘉靖、万历时期经常可以看到仿永乐、宣德、成化的青花瓷器，这类青花的呈色与前期有明显不同。
青花瓷器的高潮年代——明朝
瓷器是品味的象征，也是艺术的体现，家中书房摆一件明代的瓷器，就轻易的把我们和遥远的明代联系在一起。历史上，明朝是一个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同时也是中国青花瓷器艺术的高峰期。明代的瓷器已不仅仅停留在单一的色彩上。这个时期，人们将元代出现的青花瓷器发扬光大，不仅能烧造出花纹更为丰富、体形更为巨大的青花瓷器，还从青花中衍生出了斗彩、粉彩和五彩等多种类型。到了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中国的青花瓷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
独特斗彩
由青花瓷衍生出来的斗彩瓷器就出现在明朝成化年间。斗彩的独到之处就在于釉下彩与釉上彩相映成趣，拼逗成彩色画面。这两件瓷碗一件是没有上斗彩的，而另一件则在其釉下彩的基础上在相应的区域再涂一层彩色釉料复烧一遍，形成斗彩，奇妙的釉上釉下的色彩便像花朵一般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中映现。
万历极致五彩
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到了万历朝发展到了高峰。万历青花五彩器在构图方面，改变了成化斗彩疏朗的风格而以图案花纹满密为盛。在用彩方面，则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及釉下青花的蓝色为主，尤其突出红色，使全面色釉显得浓艳，而富有华丽之感。明朝万历皇帝对五彩瓷器的追求可谓到了某种极致。他下令烧造了大量的五彩瓷器，所绘内容多以龙凤呈祥为题材，无处不显示皇权的尊贵与威严。
斑斓的彩绘瓷在明朝这样一个崇尚色彩的时代不断绽放出艺术的奇葩。而事实上，中国瓷器在明代官窑中幻化出的传奇却是经历了一个神奇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永乐三奇宝
永乐是明代青花瓷器生产的鼎盛时期，被称颂为“开一代未有之奇”。佳士得专场推出三件稀有的永乐重器上拍。明永乐青花缠枝莲绶带耳扁壶，结合了中西方的艺术风格，形制源自伊斯兰地区的器物，造型隽雅和谐，纹饰优美独特，估价逾2,000万港元(Lot1664)。壶身绘有莲花和从奇石中萌发的花草，婀娜曼妙，图案布局对称，花叶枝条作喷泉状向上散射蔓生，并饰以伊斯兰装饰风格的不规则图案，这些图案常见于伊斯兰地区的彩绘砖和金属器，以及某些《可兰经》典籍的皮革扉页。
明永乐青花缠枝葡萄纹执壶，造型挺拔，青花浓艳，在执壶的颈、肩及壶嘴饰以缠枝灵芝纹。壶腹开光内绘折枝葡萄，硕果累累，藤蔓缠绕。开光外饰折枝花纹，近足处饰蕉叶纹，足墙饰海水纹。这是现存唯一以缠枝葡萄为主题纹饰的执壶，为传世中的孤品，殊为珍稀，极具收藏价值(估价:700万至900万港元，Lot1662)。
另一珍品为明永乐青花葡萄纹菱口盘，釉光莹润如玉，青花发色艳丽，盘心绘折枝葡萄，枝叶翻倦，藤蔓缠绕，硕果累累；外壁饰灵芝、牡丹、菊花等十二组折枝花卉。永乐青花纹饰明显地较元代疏朗，描绘手法趋于自然、写实。此器所绘的葡萄纹饰，画工独特，带阿拉伯风情，应是为出口中东专门烧制的，在伊朗阿德比尔寺及土耳其伊斯坦堡托普卡比宫都有收藏(估价:500万至700万港元，Lot1661)。
少数民族血统的瓷器”多穆壶“
多穆壶元代流行壶式之一，瓷质多穆壶始见于元代景德镇青花瓷，清乾康盛世较为流行。
此器釉质明亮，纹饰均匀，画面明快，是边疆民族传统文化与内地制瓷工艺和谐统一的代表作，是多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见证。
元 景德镇窑青白釉多穆壶 首都博物馆
在明朝时似乎不大流行这种形如直筒的多穆壶，而僧帽壶则大行其道，藏传佛教备受朝廷尊崇时亦如是。
及至清康熙时期，由于西藏及藏传佛教再度受朝廷重视，多穆壶又再流行起来，有金属制亦有瓷制，后者大多以珐琅作装饰。
清 嘉庆 粉彩缠枝花卉纹多穆壶 现藏于布达拉宫
“多穆”原意为盛酥油的桶。藏语称为董莫(mdong-mo)或多穆。口沿加僧帽状边，又添把和嘴，遂成为壶。
多穆壶为藏人拌、盛酥油茶的器皿，酥油茶藏语称恰稣玛，是将由茶砖熬成的浓茶中，倒入少量的酥油和盐，有的还加入一些味精和牛奶等佐料，搅拌至水和酥油交融而成，是藏族同胞生活的必需品。
在故宫博物院和首博亦各藏有一件：
清 乾隆 粉彩八宝勾莲多穆壶 口径9.7cm，底径14cm，高47cm 故宫博物院
一般呈圆柱形，顶部通常配有圆形盖子；多穆壶的上部，像藏传佛教僧人的僧帽；壶上装饰有箍状纹和弦状纹；壶身有圆形或者方形的壶嘴，还有可以手执的提手。
而在一些银质或者木质的多穆壶上，由于方便使用，提手是不固定的，通常装上带有球体的长链式提手，这样一来，既简单实用，又美观大方。
清 乾隆 松石绿地粉彩蕃莲纹多穆壶 通高45厘米 首都博物馆
明清时期，由于皇室对西藏及藏传佛教的重视，许多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器物开始进入宫廷，多穆壶即是一例。
多穆壶造型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体现了藏、蒙、满、汉民族团结的主题。由于清代大量册封和法事需要精美的法器和摆设配合，造办处生产了许多这类器物，同时也供清帝赐高僧之用，多穆壶更加流行。
清 素三彩 海水瑞兽纹多穆壶 中国茶叶博物馆
乾隆帝对藏传佛教就极为尊崇，他平定了大小金川的叛乱，尊奉达赖、班禅，在政治和宗教上都确立了清廷对西藏的主权。
此外他还拜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为国师，并请他教授梵文和藏文，每日打坐，用心修持，并且修建了许多寺院和具有藏传佛教建筑风格的宫殿。
大量的册封和法事当然要有大量精美的法器和摆设配合，造办处因此生产了许多这类器物，同时亦供清帝赐赠高僧之用，故多穆壶更是流行，各种材质均有制作，主要为各种金属胎珐琅器，存世常有所见，但瓷质多穆壶颇为罕见。据说故宫博物院和首博亦各藏有一件。
明 晚期 铜胎掐丝珐琅龙纹多穆壶 观复博物馆所藏
由于深受宫廷的喜爱，能工巧匠对多穆壶便投入很多智慧和精力，因此也使得多穆壶种类较多，不仅有银质、铜质、木质，还有珐琅、漆器以及瓷器。
这种洋溢着少数民族风情的壶类，制成瓷器十分不易，之所以能够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地制造出来，也说明了当时精湛的技艺以及满清统治者穷奢极欲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