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长沙窑器具敦实的造型、写意般的釉下装饰图案是对楚地民风生动活泼的反映。其装饰题材体现了湖湘人平和、朴实，热爱生活的特征，书法装饰和伊斯兰图案则反映了对现实的关注，装饰中的佛教文化形象又表现出受道家学说的影响，这两个特征表现出长沙窑陶瓷器具兼具了入世和出世的精神之美。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大致兴起于唐代中期，于五代逐渐衰落。唐代时，我国瓷器已大量外销，外销陶瓷品种多样，除邢窑白瓷、越窑青瓷以及三彩陶之外，长沙窑的釉下彩绘瓷器亦可谓独树一帜。长沙窑是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吸收三彩陶以及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逐渐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釉下彩工艺，成为陶瓷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长沙窑的陶瓷艺术受着诸多文化的影响，而源远流长的楚文化是其根基。长沙窑是楚人的智慧结晶，是湘楚大地培育的艺术之花。楚地的环境、文化与湘民桀骜不驯的性格，使得长沙窑在唐代陶瓷业繁荣的时期形成了不同于其它瓷窑的风格特征。“长沙窑陶瓷器中数量最多的产品是碗、碟与壶”，从这些饮食器具与众不同的造型和装饰中可以感受到楚文化的深刻影响和湘民独特的性格特点。
一、敦实的艺术特征
长沙窑出土的陶瓷器中，壶的数量很多。其造型都很丰满，大都壶颈偏短，壶腹体量偏大，因此形体给人感觉偏胖；壶的底足直径大都较长，器形更显敦实。有一部分为溜肩椭腹壶，更显挺拔。罐的口径长，只略短于底径，器形像中间略鼓起的圆筒，尤显庄重大方；有些罐的腹部直径大于器身的高度，更显浑圆结实。长沙窑出土的瓶与壶的造型难以区别，都是同样的敦实圆浑。但出土的文物中有自名为“瓶”者，其中长颈大盘口瓶的口径只略短于腹部直径和底径，与其它窑的瓶类造型不同，同时期的越窑的秘色瓶则多有长颈小口，显得修长俊俏，温润秀美。可以看出长沙窑出土的陶瓷器中，代表性的壶、罐、瓶类等器具造型敦实，有一种阳刚之美。
长沙窑器具的装饰以独具特色的青色釉下彩绘花纹饰最为出名。其内容有人物、走兽、花草、几何抽象图案。长沙窑的釉下彩装饰以线描为主，其用笔和设色已有一定的规范性，主要可分三种类型：
第一种为铁线式，多用于褐彩白描，线条灵活，犹如铁线一般遒劲有力。
第二种为棉线式，以粗线条做没骨画，大多数呈绿色。这种线条有如浸水绒线，其软如绵。
第三种为复合式线条，即铁线式和棉线式两种线条配合使用，它是长沙窑釉下彩绘中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一般用绿色棉线式线条勾画轮廓，再用褐黄色铁线条描绘细部，比如动物的眼、嘴、羽毛，植物的叶脉等等。线条刚柔相济，色彩对比协调。若是写意画的装饰图案，则用笔洒脱肯定，线条变化莫测，像草书一样潇洒率性，如行云流水般，与器形的弧线相互映衬。
长沙窑的器具所显示出来的这种细腻中不失洒脱之美，深深根植于楚文化当中。秦汉以后，楚地凭借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宽松的文化环境，成为南学的摇篮，禅宗的温床，理学的中心和新学的基地。正是在这种楚文化的影响下，才出现了长沙窑器具圆浑饱满的造型与写意般的装饰图案。特别是其装饰图案，构图多流转回旋之态，线条兼凝重与轻盈之美，是楚文化精神内涵的生动反映。
二、质朴的艺术特征
长沙窑的产品不属于高档瓷。胎质一般不够精细，或含有细砂；虽然胎壁轻薄，但内壁往往残留凹凸不平的工具痕。而且，其烧成温度不高，没有达到真正的瓷化程度。长沙窑出土的壶具的流部大都为棱柱形，这些棱形不是很规范，棱边宽窄不一，多少不定，以八棱形最多，也有九棱、十棱或多至十二棱，据推测棱边是以快刀信手削出。长沙窑碗碟的圈足制作一般比较粗放，底沿往往有明显的刀削痕，孔心顺手旋挖而不正圆，甚至歪斜作桃子形。与长沙窑相比，同时期邢窑和越窑的器具造型更为端庄，底足也很规整。长沙窑器具不规则而严谨的造型，虽然略显随意，却让人感觉自然畅快，有一种清新的质朴之风。
长沙窑的陶瓷产品有着广阔的国内外市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产品物美价廉。长沙窑瓷能在既不如邢窑瓷器之白，又不如越窑瓷器之坚的劣势局面下，拥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它的价格定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长沙窑的陶瓷器具不属于宫廷用的高档瓷器，主要是用于外销和国内广大百姓使用，所以其器具的造型和装饰呈现出浓厚的民间风韵，反映了老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长沙窑陶瓷器具的质朴生动之美，是湘楚大地的淳朴民风、生机蓬勃的风土人情的一个重要反映。长沙窑的陶瓷器具就像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湖湘人一样，具备了平和、朴实、憨厚的品格。
三、体现文化背景的精神特征
以书法作为装饰，是长沙窑瓷器制作上的又一特点。长沙窑瓷器上收录的大部分诗歌、格言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来自民间流传的古佚诗和谚语。有反映商人经济生活的，反映做客的，反映男女感情的，反映求学科考的，都是对世俗生活的集中体现。
长沙窑器具装饰上还有一种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釉下点彩装饰，以及釉下彩绘的图案中有“外国女郎”、“异国情侣”的波斯人。这些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应用，反映了湘楚文化有一种开放的气度，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在精神文化上，只要可取，湘楚人民都加以吸收。
对现实的关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不难看出楚人对生活的热爱。巫学是楚人的传统文化，“巫学不是今人所讲的装神弄鬼，它是一种原生态的学术”，其中有原始科学、原始艺术、原始哲学，当然也有巫术、巫法。原始科学中有天文、历象、算术、地理、医药等，这表明关注生活、执着于现世、富有创造性，是楚文化的重要特点。
长沙窑器具上的釉下彩绘外，还有模印贴花。在模印贴花装饰中出现了佛教形象，是湘楚文化对佛教文化吸收的反映。莲花，是佛教圣花，它象征佛教教义的纯洁高雅。在长沙窑的模印贴花中有很多莲花造型，特别是在有的模印贴花中莲花内还有孩童形象，据推测“不仅与吉祥语‘连生贵子’有关，而且很有可能是象征‘莲花佛陀’”。除此之外，模印贴花中还出现了佛教人物纹饰造型、佛塔模印贴花，以及观音菩萨的坐骑鱼龙——摩羯等。
长沙窑作品的书法装饰中还出现了一些为佛教教义作宣传的诗歌，如“圣水出温泉，新阳万里传，常居安乐国，多报未来缘”，还有“念念催年促，由（犹）如少水渔，劝诸行过众，修学香无余”等。
长沙窑器具装饰中出现的佛教文化的形象，表现了湘楚文化深受道家玄学以及佛教文化的影响。湘楚文化崇尚道学，早在春秋晚期的时候，在北方盛行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时候，在南方长江中下游主要是楚地，则盛行老子的道教学说。西来的佛学主要借助玄学，实现佛教的中国化，有一种说法叫“老子化胡”。
湘楚人民不仅有对物质的要求，还有对精神的追求。楚地的人才自古便有两极发育的趋向，蕴育出了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哲学家。春秋时期，楚庄王有着“三年不飞，飞则冲天 ；三年不鸣，鸣则惊人”的雄心壮志。在哲学上则有老子、庄子这样的思想家和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所以，湘楚大地才蕴育出了兼具了入世和出世精神之美的长沙窑陶瓷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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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沙窑装饰艺术
长沙窑，早在九世纪初就被诗人吟咏。刘言史的煎茶诗中就有“湘瓷泛青花”的诗句。具考证，长沙窑大致兴起于安史之乱以后，至中晚唐发展到鼎盛时期。长沙窑，这个唐代著名的外销瓷器窑，以它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在中国陶瓷史和九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有着不可代替的地位。
长沙窑是岳州窑的继续和发展，唐代时，由于经济的发达，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瓷器最初主要经丝绸之路销往国外，而且大多是岳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的二组合。随着唐代瓷器产业的日趋发展以及海上交通的开通，瓷器外销逐渐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长沙窑就是在这一时期(九世纪)兴盛起来的。此时的外销瓷己由以往的“二组合”发展为汝窑青瓷、定窑白瓷和长沙窑瓷器的“三组合”。
长沙窑位于现在的长沙市望城县的石诸湖一带。九世纪中期湖南澧州诗人李群玉的石渚一诗中对长沙窑的描写更为壮观:“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这就是当年长沙窑烧窑的情景。长沙窑多为龙窑，原料取自当地，制瓷原料有:窑头冲粘土、觉华山土、瓦坪渣底土、张家坡土、蓝岸嘴粘土、泥洞粘土，以上原料均含90%左右的SiO2，属富含硅原料，烧成温度为1200士20至1270士20之间。长沙窑瓷器前期胎质较粗松，胎色为暗红色后期胎质细密，胎色呈灰白或香灰色。长沙窑产品大多以手工拉坯为主，附件和零件如罐耳、贴花等用单模、分模、手捏制成。此外还有雕刻、镂空、堆雕等手法。长沙窑瓷器造型之多在唐窑中很少见。烧制器物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又兼文房用具及各种瓷塑玩具。早期长沙窑的产品，以碗、盘、壶、罐、盂为主，规格划一，后期除增加洗枕盒等日常生活用具外还烧制镇尺、砚滴、笔洗、砚台等文房用品及俑、鸟、狗、猪、羊等瓷塑玩具。当时品种不断增加，而且形式风格趋于多样。另外，由于长沙窑陶瓷产品大量外销的原因，还出现了为迎合胡人及西域人所喜爱的金银容器式样的酒壶和酒盏。长沙窑瓷器在造型上各时期变化很丰富，比如:前期的喇叭口壶，长腹、粗壮颈、口微外撇，略具喇叭的雏形，罐为长形圆鼓腹，腹的最大径在中部，肩经有对称的条形，半圆形系耳，后期的喇叭口壶，瓜棱腹，有的成橄榄形，颈长而细，多棱流，比前期略长，并由前期的单曲带形变为双曲耳形，流从多棱，较短变为圆罐、长流。罐的最大腹颈在上部，肩安模制穿孔，竖耳，有的罐顶有四片带横穿耳。因此，我们可以说，长沙窑陶瓷造型前期形态丰满端庄，线条圆润柔和，后期形态趋于隽丽，有出新意以应时宜之用，且大都具雄浑洒脱之唐风。
唐长沙窑在陶瓷装饰上，从注重瓷器的釉色美转移到瓷器彩绘装饰美的发展新方向，釉下彩的发明，无疑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据考古发掘，南京三国(吴)墓中出土的一件青釉褐彩盖罐是我国目前最早的釉下彩瓷器。长沙窑的釉下彩装饰，从最初单一的褐彩逐渐发展到褐绿两彩，褐彩的成色剂为铁，用其描画，色泽稳定，绿彩为铜。铜由于在高温下容易流散，因此往往用来填彩或晕染。一般情况下，先用绿彩勾轮廓，再用褐彩描绘细部，装饰纹样有动物的腿、嘴、羽毛、植物的叶脉、山石的肌理、人物衣纹等，线条刚柔相济，色彩对比协调，若是写意装饰则浑然天成，线条奔放洒脱。瓦坪渣窑址发现的盘、罐上画着折枝的花卉，菊花、莲花等纹饰，虽寥寥数笔，但神态如生，颇得写意之妙。长沙窑釉下彩的这种写意效果，是由当时的环境决定的，长沙窑当时产量很高，画工在坯上画彩是就要追求数量，由数量的加大而提高速度，由于速度提高自然就对所绘的形象进行概括和提炼，致使所绘形象更简洁，从而出现了空灵生动的效果，这就是我们见到的颇得写意之妙的长沙窑瓷器了。可以推断，后来发展起来的写意画是受其影响的。长沙窑瓷器的装饰除了釉下彩极具特色之外，它的模印贴花也很有代表性。长沙窑的模印贴花装饰都是采用阴模，而且多以局部装饰为其特征。
长沙窑在装饰素材上有人物、植物、动物、山水、抽象纹样等几个方面。长沙窑的装饰纹样除了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纹样之外，也由于产品的外销，一部分吸收了外来文化，从而形成了长沙窑独特的装饰风格。在长沙窑的装饰人物中的传统图形形象生动，自然洒脱。比如手持莲花童孩的纹饰就是一例，它用笔挺健，整个画面清秀、自然、仿佛能感到丝带在童子的奔跑中飘动而莲花莲茎也随之颤动。在装饰图形中，还有些是釉下彩绘的波斯人，模印贴花的骑士、吹笛的胡人、骑马俑的雕塑。其中，长沙窑中模印贴花和雕塑的舞蹈者形象头戴宝冠，披巾裸上身，右足立于蒲团之上，左脚曲做舞蹈状，称为“三道弯”式。这种造型，在印度的古代雕塑中极常见。
长沙窑中的植物纹饰在它的釉下彩中大多是中国传统的纹饰，如:莲花纹、菊花纹、折枝纹、蕨草纹等，这些纹饰舒展生动，简练洒脱。除了釉下彩的植物纹以外，在模印贴花图形中还出现了在唐代铜镜与波斯金钱器屡屡出现的椰枣纹、棕榈纹、铁树等纹饰。其中，椰枣树是西亚的主要树种。而这些地区也是长沙窑的外销国，可见长沙窑也是为了迎合外销市场。还有一种印度佛教装饰题材的“沙椤树”也在长沙窑出现，这个印度佛教中的圣树，被长沙窑的艺人们以模印贴花的形式装饰在长沙窑的壶腹流下和双耳罐上。长沙窑中，釉下彩绘的动物很多，仅鸟纹就有20多种，典型的有:长尾鸟纹、飞鸟纹、回首鸟纹、彩凤纹、鹭纹等等。此外，山羊、野鹿、狮、鱼、豹、獐等题材在长沙窑也很常见。在模印贴花中还出现了摩羯和狮子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深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在印度雕刻和绘画中摩羯的形象常常出现，长沙窑中模印贴花狮子常做人立状，并往往与佛塔和菩萨状的舞蹈者组合到一起，甚至有些狮子蒲团之上，我们知道，狮子形象在古埃及和希腊雕刻中多有出现，而且在印度佛教中狮子也是护法神兽，从以上几点看，这些纹饰深受西域文化影响。在长沙窑的釉下彩绘中也出现了大量抽象图形，有的由连珠纹组成作串珠状，类似波斯地毯的效果。有的则如行云流水般自由舒展，变换丰富的线条，似蔓草、宝石纹理。这种装饰的形成，主要是迎合伊斯兰教徒在习惯上对抽象纹样喜爱。另外，长沙窑还生产了大量捏塑的动物玩具，题材包括:狮、象、豹、牛、羊、虎、猪、狗、鸡、鸭、鸽和人物等等。这些形象无论人物还是动物都憨态可掬，造型概括生动，就连狮、虎一类凶猛的动物也塑造得可爱、童真，如顽皮的孩童。在每只玩具下并钻有两只圆孔，可以吹响，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可见当时长沙窑的产品多么普及。
在长沙窑中值得一提的还有诗文壶，这种诗文壶主要是为了满足中国人的需要，除了在壶上提诗，在瓶、碗心、盏心、筒形器上也有发现。所提多为五言绝句，少有六七言，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民间的俗语、俗话、谚语、题材和款式等，它们大多用毛笔以铁绘于器物上，大多以行书居多，也有少量草书。如初唐杨师道的《南行别弟》，盛唐张氲的《醉吟三首》，杼彬的《丹阳作》、晚唐贾岛的《遇海联句》等在壶上都有所见。其中一首与白居易的《问六十九》大同小异:“二月春澧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不意多离别，临别泪痕难，愁容生白发，相送到长安。”“岁岁常为客，年年不在家。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花。”
这样的引酒闲诗、闲情题于壶上，与朋友畅饮或一人独酌，酒意与诗意相应相容，情趣盎然，极具文人气质与从俗于生活的情趣。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长沙窑艺术的形成有其历史背景，其装饰风格博绘画染缬、书法、雕塑市场，又具中西亚地方特色和伊斯兰教、佛教艺术的某些装饰于一体，从而形成长沙窑独特的艺术语言。它的模印贴花器物中严谨的人物纹、动物纹、植物纹作为精致的局部装饰，与器物大面积的空白相对比，装饰性极强。它的釉下彩绘有张有弛，舒展洒脱，物我两忘，俊逸不羁，长沙窑的釉下彩虽没有景德镇青花的华丽丰富，但有自己独特的厚重、朴实的艺术语言，它的花鸟人物装饰，比之磁州窑的繁满，更显简洁、生动、空灵、动感十足。长沙窑艺术的形成与唐代开放的社会背景有直接的关系。唐代是一个开放和吸收的时代，从长沙窑艺术中，我们可以略见，长沙窑的各种艺术形式，他表现了一种随意、洒脱、放松的意味，长沙窑的发展是在唐代，它的鼎盛是在中晚期，当时社会开放而文明，中西文化互渗互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才出现了有别于其他窑区的装饰，形成独具特色的装饰洒脱、自由的长沙窑。长沙窑艺术风格和精神气质是唐代这个时代造就的，它的不狭隘、不拘谨，旷雅风度也是唐代所特有的。同时，长沙窑注重吸收姊妹艺术的营养，融合中西文化和佛教文化，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长沙窑艺术风貌。
古老的长沙窑，虽然己经逝去，但我们能从它洒脱、俊逸、空灵的釉下彩装饰艺术中感受唐代的文化精神气质，同样的，这种文化精神气质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搞陶瓷设计的艺术家应该去研究的课题。
长沙窑
瓷制生活用具。隋唐已有烧制，宋代以磁州窑、当阳峪窑、扒村窑、登封窑所出为多。形状有长方形、腰圆形、云头形、花瓣形、鸡心形、椭园形等，也有塑成婴孩、虎形、龙形的。定窑孩儿枕极为罕见，有卧女瓷枕、童子荷叶枕。
考古资料表明，在我国最古老的枕头是天然石块，后来开始使用初步加工过的石块作为枕头。以后逐步扩大到使用其他材料来制作枕头，例如竹枕、木枕，玉枕、铜枕等等，历代留存下来数量最多的则是瓷枕。瓷枕是一种生活日用品，它是中国古代瓷器中较为流行的一种造型。据说最初是作为陪葬的冥器出现的，以后逐渐成为卧室的寝具和治病号脉的工具。瓷枕最早创烧于隋代，唐代以后开始大量生产，并逐渐成为人们喜爱的床上枕具。到了两宋及金、元时期，瓷枕的发展进入了繁荣期，产地遍及南北，造型非常丰富。当时较为流行的有几何形枕、兽形枕、建筑形枕、人物形枕等等，造型精巧，制作细腻。同时在装饰技法上也有很大的发展，刻、划、剔、印、堆塑等技法被纷纷采用，极大地丰富了瓷枕的表现力和艺术性。这一时期的瓷枕逐渐从实用品转向了雅俗共赏的工艺品。明清以后，随着更为优异的制枕材料的出现，瓷枕开始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谈瓷枕，离不开宋。我见过的宋枕十有八九是磁州窑的。形容宋枕，得用许多话，简单一点说，就是丰富。兽形枕中有龙枕、虎枕；人形枕中有孩儿枕、仕女枕；几何式样中有长方、八方、椭圆、银锭等；还有腰圆、鸡心、云头、花瓣等，随意造形……
宋朝有“张家造”，此外还有“赵家造”、“王家造”等等。今天看来，千余年前宋人生产的瓷枕仍可谓之“美不胜收”，比如一鹭鸶置身芦苇之中，双腿岔开，回首相望，用笔寥寥，一派生机；一孩童持竿垂钓，神情专注，几条小鱼欲咬欲溜，意趣盎然；两束萱草，丰满柔韧，舒展大方……
这些图案都让我过目不忘，印象深刻。瓷枕发展总的来说是年代越早尺寸越小。唐枕中常见不足一拃长（张开拇指和中指间的长度）的，人称脉枕，是否为号脉专用有待考证。宋枕尺寸适宜，辽金以后，尺寸加大，可达尺半，显得笨拙。瓷枕为生活用器，常随亡者下葬。因历史淘汰，极少见传世品。瓷枕为平民百姓所用，皇帝老子大概嫌硬，另有所枕。于是，瓷枕中透着一股市井气，说白一点是俗气。这股俗气使后人得以窥见宋人的情趣。宋人图安逸，不尚浮华，干不出唐人那等辉煌热烈的事来。两只鹌鹑，一行飞雁；顽童蹴鞠，赶鸭捉鸟，无不流露宋人知足常乐的人生观。你可以想见宋人在人口增殖、物阜民丰之际，陶醉于这种“小家碧玉”的气氛之中，自得其乐。
陶瓷台灯，文化与艺术的结合
独领风骚的陶瓷文化
中国陶瓷文化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它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大自然、文化、习俗、哲学、观念，而且在于它所反映的方式。它是一种立体的民族文化载体，或者说是一种静止的民族文化舞蹈。这是由陶瓷的特性决定的。一件件陶瓷产品，无论题材如何，风格如何，都像一个个音符，在跳动着，在弹奏着，合成陶瓷文化的旋律。这些旋律，有的激越，有的深沉，有的热情，有的理智，有的色彩缤纷，有的本色自然，构成一部无与伦比的摄人心魄的中国陶瓷文化大型交响乐曲!
在生活节奏繁忙的今天，忙忙碌碌了一整天，回到家中已是疲惫不堪，这时，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上网？看电视？我想您可能没有这个精力了。这个时候，您最需要的是坐在台灯下，或看书，或写日记，记录一天的心情，拂去心灵的灰尘。 如果有这样一款温馨明亮、高档精致的陶瓷工艺台灯放在你的书桌前，你会不会流连忘返，宁愿沉醉在其温婉的灯光中不愿醒来。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之一的陶瓷文化，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以活生生的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的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意气的艺术形象，仿佛在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一盏陶瓷台灯，点亮的不仅是一个角落，一个房间。它点亮的是一个故事，一个心灵，一种启迪。
台灯，作为家居装饰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特别能体现家的温馨。那些长年累月千篇一律的老式台灯，非旦不能给我们带来温暖，有时还会让我们本来就已经烦燥不安的心情更加郁闷。然而，爱好创意的你，又怎么能被这毫无创意的台灯所束缚，所以，拥有一盏陶瓷台灯会是您最佳的选择，因为陶瓷工艺台灯是台灯中，最具有艺术典范，最能给人以抚慰的灯饰。在寒冷的冬夜，一盏散发着温情的陶瓷小台灯，能让您感受的家的浓浓味道。当陶瓷台灯开启的时候，空间变得静谧，散发出的清纯让人无法释怀。淡淡的光晕照耀居室，一份安静，一份祥和，一份健康，一份美好，暖暖地传递到您的心间。
河南艺术陶瓷与台湾艺术陶瓷文化交流
河南艺术陶瓷与台湾艺术陶瓷文化交流
最近在河南陶瓷馆举办的陶瓷艺术交流展，是关于河南与台湾两内两岸进行的一场艺术陶瓷的交流展会，为了就是能够将两岸的陶瓷文化进行推广，为了的就是能让陶瓷的文化发扬广大。
在这次的交流艺术展当中，有台湾的汝瓷也就是陶瓷艺术大师孟玉松以及朱文立的作品，官瓷也就是王东霞为代表的作品，而代表钧瓷的则是陶瓷艺术大师孔相卿，苗长强以及杨志。而艺术大师郭爱和是三彩的代表，河南的美术大师的代表作是绞胎瓷。这次主要是为了能够让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们进行交流，互相学习。
对于河南的陶瓷来讲，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是中国陶瓷文化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像在河南就占据了宋代的五大名窑中的三大名窑。让陶瓷文化在河南乃至全国源远流长。陶瓷艺术的发展对于我国的传统的文化有着重大的意义。而陶瓷文化也成为了我国的最独特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陶瓷文化发扬下去，让它能够在我国代代相传。
河南的艺术陶瓷除了有传统的陶瓷工艺外，而且还有了很大的创新，能够将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相结合，这样就让艺术陶瓷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说河南的艺术陶瓷是有很大的潜力。
而台湾的艺术陶瓷也是在随着科技的发展，而迅速发展的，尤其是近几年来台湾的陶瓷大师们通过对陶瓷的材料以及造型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也就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而这些对于河南陶瓷方面也是值得学习的，对于陶瓷的发展不要总受到传统的束缚，一定要随着社会的改变让陶瓷的艺术也有了更新的发展。
唐长沙窑
湖南长沙窑又称为：湖南长沙铜官窑、长沙铜官窑、铜官窑、瓦渣坪窑。现在我们称之为”长沙窑”。
自20世纪50年代起，经过多次的调查和考古发掘，基本搞清了唐代长沙窑窑区的范围。它北起望城县（今为长沙县）铜官镇，沿湘江东岸的十里河滨往南延伸至石渚湖一带。在望城铜官镇至石渚湖，两端相距约五公里的地域内，大分为3个窑区：即铜官镇窑区、古城窑区、石渚窑区。铜官镇窑区位于今长沙市北三十公里处的湘江东岸，窑区分布在铜官镇北部，在沿江千余米的地带至今仍保存有4处烧窑遗址。石渚窑区则在铜官镇南面的石渚湖南岸 ，与古城窑区（即瓦渣坪窑）仅一湖相隔，约一公里左右。古城窑区位于这两者之间，在铜官镇南五公里处，地属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历史上即称为“古城”。由于当地窑址密集，遍地都有破碎的陶片，俯拾即是，当地村民相沿俗称此地为“瓦渣坪”（以前常被划归入石渚窑区）。这里是长沙窑生产釉下彩绘瓷器的主要窑区，占地面积约二十万平方米，北抵觉华山，西南滨湘江，东南临石渚湖。在这一片三角形地域内的数座保持着自然地貌的小山丘上，尚可见匣钵堆积的“窑包”十多处。瓦渣坪是挖泥段、蓝家坡、廖家屋场、都司坡、长城垅（又名“金鸡岭”）等地的总称。
1·器物的种类和造型
长沙窑彩绘瓷器的种类和比较丰富的，除大量的生活日常用器外（无论是内销还是外销），文房用具和玩具类也是比较丰富的。具体的器物造型有壶、瓶、碗、盘、碟、盆、杯、洗、盏托、盂、水注、枕、盒、唾盂、灯、炉、烛台等，文房用具有：镇纸、笔洗、笔添、砚等。玩具类有：动物、玩具式水注、鸟、兽、人物等。
2·器物的胎、釉、彩
器物的胎壁一般由厚重趋向轻薄，晚期有些器胎趋向粗笨。胎骨结构细密坚硬。胎色呈浅灰色，犹如香灰色，或呈土黄色（也称浅褐色），这是由胎中铁的今量比较高，以及窑炉中的气氛决定了的。胎质较粗，白度不高，淘洗不精。长沙窑所采用的原料为瓷石类原料，是一种富氧化硅质的制瓷原料，今氧化硅达70％左右，今三氧化二铁达1.5~2.5%，今钛也较高，绝大部分产品实际上是一种瓷化程度不高的半陶半瓷制品，严格地说是一种“炻器”。
绝大多数器物胎上涂有一层化妆土，化妆土不仅能增强胎体的致密度，也可以增加瓷胎的白度，在化妆土上绘画花纹，更能衬托出彩料的呈色，达到彩绘美 的预期效果。
长沙窑器物的釉是以磷灰石、方解石为熔剂的，即以氧化钙为助熔剂。由于釉层较厚，器物下部的釉多呈现滞流现象。施釉方法主要是荡釉、浸釉、淋釉、滴釉和涂釉、有些产品还兼用数种手法施釉。釉面莹润光泽。
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器的釉色大体上有米黄、浅青、乳白、褐、绿五个大类的色调。釉层厚度在0.05~0.4毫米，多数有细纹片。白釉瓷器则白中泛青，釉层较厚，色泽莹润者不多，有开片的不少。
长沙窑釉下彩绘的彩，有褐彩、绿彩两大类，还有一种红斑，但为数甚少。长沙窑的褐彩、绿彩所使用的助熔剂以氧化钙为主，其含量在14~21％之间，属于氧化钙釉系统。主要着色元素只有铁和铜两种。如长沙窑的绿色釉彩中很少有透明的绿色，绝大多数为乳浊的湖绿或绿松石色，其中少数绿中泛蓝。而褐彩中的氧化锰高达3.8％，除了一部分是从草木灰中引入外，大部分是从某种含锰的铁矿中引入的。
在绿彩的边缘部分有时也会出现红彩，在有些绿彩中还存在用肉眼不易分辨的红色斑点或流纹。这些红色斑点或流纹，是铜 红。铜 红釉彩对温度、气氛、冷却速度、铜含量等因素极为敏感，只有在这些条件都合适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铜 红。绘于典型釉下彩生胎上的彩绘色料支很薄，一般只有约0.1毫米厚，而长沙窑器上所施加的彩绘色料层比典型下彩的色料层要厚得多。
褐红色的釉下彩是铜和铁两种离子混合作为着色剂而形成的色调。绿色和红色的彩中含有一定量的氧化砷，可能起还原的作用。釉下颜色的变化与烧成气氛和铜、铁离子在釉中的浓度有密切的关系。钴蓝色上罩以青黄色釉，即黄色与蓝色重叠在一起而构成了绿色。
3·烧制工艺技术
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物大多数是以辘轳制为主，附件和零件（如罐耳、壶板、贴花）等大多是用模制，分单模和分模。少数器物手捏制成。正常烧成温度为1220±20℃，其中少数的釉虽然已经玻璃化，但胎仍属生烧，烧成温度吸有1170℃左右。胎的吸水率多数介于0.8~2％之间，个别生烧的则达到7％左右。窑中气氛不均匀，多数情况下是偏弱的还原焰，但有时也出现氧化气氛，是高温氧化焰烧成的一种，使用卧式龙窑烧成。装烧方法有单件装烧和多件叠装烧。两 种主法装烧的器物底部，均隔以大小相宜的垫饼、垫环或托珠，烧成后一般不留存痕迹。
4·器物装饰的主要特征
器物装饰是以釉下彩斑和釉下彩绘两种主要形式来装饰器物的。釉下褐色斑点——先在胎坯上点褐斑，然后施青釉。烧成后釉面平整，褐斑永有脱落。褐斑又可分两种：一种为大斑块或大斑点（常用在壶和罐的的口部或肩部，画三四个大斑块或大斑点）；一种为小斑点，在壶、罐的器身上用连接成串的斑点组成菱形、斜十字或方形等图案纹饰。
釉下褐绿色斑点——斑点的排列方法是褐绿相间地连接在一起组成斜方、四方、六方和环状等多种图案纹饰。也有褐绿彩大斑点装饰在壶的上部。釉下褐绿彩是长沙窑瓷器中最美的一种，也是烧制过程中烧成技术最难掌握的一种，烧好它必须熟练地掌握三种金属的变化。
釉下绿彩——这种装饰一般用白釉或青黄釉。白釉绿彩的装饰分两种：一种是在瓶、罐或壶身上任意画几笔似云霞或水波状的花纹；白釉绿彩的绿彩应是铜元素呈色，白釉柔和，绿彩淡雅，配合协调。青黄釉绿彩也有两种，比较简单的是任意画几笔，图案比较繁复的即在器物上面画象征性的花草或花卉纹。这类青黄釉绿彩器的绿彩，有的是钴蓝+青黄釉而显绿色。
釉下褐绿彩绘——是长沙窑中最为复杂的一种。制法分两种：一种是用褐绿彩在胎上平画花鸟纹；另一种是在胎上先划刻花鸟的轮廓，然后在轮廓线内填褐绿彩，最后再施青釉。
长沙窑釉下彩绘以线描为主，图案装饰采用点彩和多彩互渗等手法。线描装饰用笔和用色趋向规范化，常用的线条有：铁线式、棉线式、复合式。铁线式线条多用于“没骨画“，90％呈绿色，常用作填补轮廓线中的色彩。复合式线条系铁线式与棉线式两种线条的配合使用，一般用绿色棉线式线条色画轮廓，再用褐黄色铁线式线条描绘细部，绿色轮廓与褐黄色细部相衬托。
用色以多彩为主，单彩次之。一般使用点、线、块的表现手法，而以彩线为主。点、线交替使用，块、线组合使用，有时兼用泼墨与渲染，因而具有在宣纸上画水墨画的效果。
5·装饰纹样题材
装饰纹样题 材分以下几类。
人物纹样——有婴戏、竹林七贤、外国女郎、异国情侣、袒腹者。
动物纹样——飞禽有雀鸟、长尾鸟、凤鸟类、雁、鹭、鹤、孔雀、鸳鸯等。走兽有狮、豹、鹿、獐、羊。象征性的动物有鱼龙、龙、摩羯。
植物花草类纹样——莲花、蔓草、水草、芦苇、宝相花、菊花、紫槿、石榴（状）、菠萝（状）、兰草或芝草、折枝（茨菰、羽状叶、荷花、蒲葵、牡丹等），是釉下彩绘中最多的一种，常画于壶流下碗、盘内底中心、枕面等。绝大多数为褐绿彩绘莲花。
云气山水画类——有云山、帆船、树木、茅庐。
图案画——由圆斑点组成方块形、斜十字形、菱形。桃形、圆形以及云霞、水波等图案。多见于壶、罐上，尤以罐为多；线画图案，多为荷莲，主要绘于盘内底中心；非点非线，略同剪贴的图案，多见于唾盂上。
长沙窑址
在今湖南长沙市铜官镇，又名铜官窑。以烧制青瓷为主，兼烧少量的白釉、褐釉、酱釉、绿釉和蓝釉等，是唐代南方的重要青瓷窑。
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胎呈灰白或青灰色，少量黄褐和微带红色，后者往往再敷一层化妆土。胎体较疏松。（2）釉色多种，以青釉为主，青釉青中带黄色者为多。釉面均有细小纹片。（3）产品以盘、碗、碟、杯、壶、瓶、灯等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还有猪、羊、马、狮、青蛙等玩具。器物造型前期丰满端庄，线条圆润柔和；后期趋于秀丽。以壶为例，前期腹体圆浑，短颈，卷唇或唇外折，多棱短流，单曲柄，条形横系竖系。后期多为瓜棱腹，喇叭口，细长颈，圆管长流，双曲柄，模制印花耳系。（4）装饰技法有釉下、釉中彩绘及印花、贴花、彩色斑点等。釉下、釉中彩绘初期形式是单一的褐彩，绘以简单草率的花草纹，以后逐步演进到褐、绿两种彩色，一种是以笔直接绘画纹饰，另一种是在胎上先刻划纹饰轮廓，然后在刻线上填绘褐绿彩。以彩色斑点作装饰较普遍，始饰以大圆斑四组，渐变为小斑点组成的纹饰，大圆斑有褐色、褐绿色两种，小斑点则多数为褐绿或褐蓝相间的纹饰。贴花多装饰在壶、罐腹部，题材有人物、鸟兽、双鱼、葡萄和圆景等，在纹饰上多施以酱釉圆斑。晚唐出现印花装饰工艺，主要见于盘、碗、碟的器内，纹饰以花卉居多，较简练。此外，以诗和商品宣传文字为题材的装饰也多见。（5）碗、盘、碟一类器物采用叠烧，器心与器底均无釉露胎，很少使用支具垫烧，故烧成后一般都不存在痕迹，仅个别喷心发现3枚支钉痕，其中一部产品在露胎部分加彩遮盖美化。
此外，盘心有作方块状露胎的。盒类器物平底外凸，口沿及底无釉露胎。罐类器物则平底内凹，一般器外底中心有釉，中心以外无釉露胎。
长沙窑、铜官窑、潭州窑
大凡一个古陶瓷窑口的命名，古有旧名则援用其名，如岳州窑、越窑、邢窑等；没有旧名，则根据窑址所在地的名字重新命名，如河南的扒村窑等。长沙窑窑址在古文献上少有记载，更没有窑址名称，所以窑址的名称只能根据地名来设定了。
最初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专家考察时，考虑到窑址紧挨铜官镇，而铜官镇烧制陶瓷又有悠久的历史，定名为铜官窑则大有追根溯源之意。然而，随着对长沙窑深入地考察和研究，一些专家认为“铜官窑”的名称不够准确，其原因有二：一是现在的铜官窑烧造的是陶器，而唐朝的窑烧造的是瓷器；二是“铜官”的地名太小，远不能与唐朝这个窑口的市场范围及历史影响相匹配。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古陶瓷专家们的斟酌，遂以“长沙窑”作为这个窑口名称，但古陶瓷专家仍有不同意见，因此遗址保护牌上还是兼顾各方观点而铭以“长沙铜官窑”的名称。最早来考察这个遗址的专家，也就是我国著名的古陶瓷界权威冯先铭先生也曾提出过命名“潭州窑”较好，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没有采纳。
那么，现在用得最多的名称“长沙窑”是否得当呢?“长沙”一名，秦朝已有“长沙郡”，汉朝有“长沙国”，即使到了唐朝，“长沙”的地名也始终存在。武德三年，唐高祖曾封李世民之子李恪为长沙王；天宝元年，此地改名为“长沙郡”，唐太宗的重孙李岘便当过“长沙郡太守”；唐朝著名书法家怀素在他的自述帖中就说：“怀素家长沙”，而并非“家潭州”。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潭州“有府一，曰长沙”。
湖南省的古陶瓷专家对长沙窑的创烧年代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在安史之乱前后，兴盛于中晚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隋唐时期创烧，延续于整个唐朝和五代。不管哪种观点，长沙窑的创烧时期正是此地名为“长沙”之时。
由此可见，定名“长沙窑”也不是没有讲唐代地名的历史渊源。而且，以历史地名的影响力来看，“潭州”之名远不及“长沙”名字的历史悠久和深入人心，对宣传长沙市而言，恐怕“长沙窑”的名字更为有利。
最后补充一点，曾有研究者认为唐代长沙窑是官窑性质。古陶瓷学术界所指的“官窑”是专门为皇帝烧造瓷器的窑口，并非官府管理的窑口就是“官窑”，连能够向皇帝进贡瓷器的“贡窑”都不能称为“官窑”。要证明“长沙唐代潭州窑是官窑”这个命题，我们以为还是要从实物中去寻找证据。最近有人发现了一片写有“窑司垸子”的长沙窑瓷片，窑司是官府中专门管理窑业的部门，由此便能够证明当年确实有官府在管理着这片规模庞大的瓷器窑场。
长沙窑陶瓷——唐代釉下彩之源！
青釉褐彩“春水春池满”诗文壶
唐代作为中国封建期间的壮盛期，它的艺术发展是极为全面的，除了诗歌、散文、书法、绘画等外，唐代的陶瓷艺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唐代的长沙铜官窑便是我国釉下彩武艺的最早发源地，代表了这一时期湖南以致天下陶瓷艺术的最高程度。
产物不但脱销国内，还大量运往国外，在伊朗、日本、印尼、斯里兰卡等很多国家和地域的古代遗址中都发现不少该窑产的陶瓷器。因而，唐代长沙铜官窑被誉为“天下第一窑”。
青釉褐彩“古今车马不谢”题记壶
据考古质料证实，长沙窑约莫创于初唐，盛于晚唐，五代末期开始衰落。长沙窑的陶瓷器极富艺术创造性，从种别而言，器物的种类有壶、瓶、杯、盘、碗、碟、砚、盂、坛、熏炉、脉枕等等;从形态而言，则有棱型壶、莲花型碗、葵花型高足盂、羊型灯、锭型枕、缕空熏炉等。
青釉褐彩“君生我未生”诗文壶
另有很多人物、禽兽、鱼类等造型的儿童玩具，此中一些设有三眼吹孔，可以作口哨，能吹出简朴的音节。浩繁的动物造型富有变革，险些没有一件类似，都心情逼真，宛在目前。
隋唐期间的瓷器，就天下而言，原先南边以生产青釉瓷器为主，北方以生产白釉瓷品为主，色彩比力单一。长沙铜官窑创造性地把绘画艺术运用到瓷器装饰上，有的直接到瓷胎上作画描字，然后再罩上一层透明的青釉入窑烧制，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釉下彩制瓷艺术，专家们称它是“陶瓷史上的里程碑”。
青釉褐彩“蓬生麻中”题记壶
长沙窑瓷器的绘画内容很丰富，以花卉树木、飞禽走兽、山川人物为主，如花间小鸟、双凤向阳、芦鸭戏水、夫唱妇随等。它们有的用单线勾勒，有的用彩色渲染，有的用阔笔泼墨，固然构图简朴，但本领娴熟，意境博识，布满了生命的活力。尤其是奔鹿，眼大而有神，弓背翘尾，飞跃腾升;小鹿还布满稚气，憨态可掏，呼之欲出，极为生动。
青釉褐彩“去岁无田种”诗文壶
长沙窑陶瓷器还广泛利用了贴花和模印。有的先印成各种图案贴片，如枝叶、对鸟、狮兽、奔马、宝塔、菩萨及其他人物容貌，趁瓷胎未干之际将它粘贴在一起，有的则直接在胎壁上压印鱼、龙或飞鸟然后再加彩上釉，烧制成图案形态各异的瓷器。
青釉褐彩“仁义礼智信”题记壶
长沙窑瓷器还具有其时极稀有的瓷器书法艺术，在它的釉下彩瓷器上题有大量的诗、单句、联句等笔墨，句子一样平常为警句，如“仁义只从贫处断”;“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等等。诗则大多普通易懂，富有风土情趣。
有反映告别相思的：“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有反映边塞征战的;“一日三场战，曾无惩罚为。将军立刻坐，将士雪中眠。”
青釉褐彩“悬钓之鱼”题记壶（残）
有录唐人诗的，此中一青黄釉、多棱的短嘴壶上有武则天时期韦承庆写的《南中咏雁》诗：“万里人南去，三秋雁北飞。不知何光阴，得其汝同归。”
另有一瓷器上是刘长卿的《苔溪酬梁耿别后见寄》：“鸟飞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
青釉褐彩“一别行千里”诗文壶（残）
别的，很多瓷器上另有录有驿站诗、酒茗诗、歌妓诗、悼亡诗等，而最吸引人的是形貌天然景致的诗。有一只长沙窑出品的黄色瓜枝型瓷壶上题了一首以“春”为题的五言诗，诗曰：“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春声。”使人们遐想到那边潺潺的流水、嫩绿的芳草、暖和的阳光和香醇的琼浆，无形中进入了春意盎然的大天然美景中。
青釉褐彩“一暑（树）寒梅南北枝”诗文壶
可见，唐代长沙窑瓷器不但反映了唐代长沙地域制瓷业的高超技能，还在肯定水平上表现了唐代长沙地域的书法绘画艺术，并从画面和所描题的诗句中表达出谁人期间的社会习俗与民间审雅观念，这统统使它在长沙文化汗青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
唐长沙窑白釉褐绿彩碟
遗憾的是，到宋代，长沙窑徐徐衰落，江西的景德镇成为了天下陶瓷生产的中央，衡山窑、岳州窑和益阳窑则代替了长沙窑在湖南陶瓷业的职位。直到清代，长沙铜官窑才得以复苏，并渐渐发展为湖南的陶业中央。
唐长沙窑褐斑贴花舞蹈人物瓷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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