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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窑青瓷五管瓶的年代与功用

龙泉窑青瓷五管瓶的年代与功用

古代龙泉窑瓷器 古代龙泉窑瓷器鉴定 古代龙泉窑观音瓷器

2020-07-01

古代龙泉窑瓷器。

青瓷五管瓶是龙泉窑非常有特色的产品,又称多管瓶,是流行于宋代的一种瓶式,因瓶肩部各面分布着直立的多棱形或圆形管而得名。有五管,六管,十管,十五管等多种制式。

五角盖瓶 唐代 龙泉青瓷博物馆馆藏

五管瓶 五代 龙泉青瓷博物馆馆藏

五管瓶 五代 1988年剑池街道宏山村出土

七管瓶 五代 1980年查田镇墩头村出土

五管瓶 北宋 1972年查田镇墩头村出土

五管瓶 北宋 龙泉青瓷博物馆馆藏

五叶鸡钮盖瓶 北宋 1980年查田镇墩头村出土

五叶狗钮盖瓶 北宋 1980年查田镇墩头村出土

目前,我们见到的龙泉窑烧造的五管瓶最早可追溯到五代时期。北宋时期,五管瓶大量烧造,种类丰富,品种繁多,装饰多样。就器盖而言,有葫芦钮、莲花钮、振翅的小鸟、打鸣的公鸡、仰吠的小狗;就小管数量而言,有四管、五管、六管、七管,其中五管最为常见;就管口形状而言,有圆形、花形,还有的不是管状的,而是叶形的,有五叶、四叶等;就装饰而言,有篦划纹、莲瓣纹、素面无纹。南宋时期,五管瓶渐少,出现了堆塑龙瓶、虎瓶之类的新品种。

五管瓶 北宋 龙泉青瓷博物馆馆藏

龙瓶 南宋 龙泉青瓷博物馆馆藏

虎瓶 南宋 龙泉青瓷博物馆

龙瓶 南宋 龙泉青瓷博物馆

堆塑虎瓶 南宋 1989年查田镇查三村出土

龙瓶 南宋 龙泉青瓷博物馆馆藏

龙瓶 南宋 龙泉青瓷博物馆馆藏

虎瓶 南宋 龙泉青瓷博物馆馆藏

龙瓶 南宋 龙泉青瓷博物馆馆藏

开启龙泉窑窑址调查的第一人陈万里先生曾记述过,当年他看到浙江一带墓葬出土了不少的五管瓶,由于是墓中出土,国人认为晦气,洋人却很喜欢其独特造型,买去带至海外。建国以后伴随着田野考古,龙泉窑青瓷五管瓶从龙泉、庆元一带的五代,尤其是宋代的墓葬中不断被发掘出来。这些材料证实了五管瓶是当时该地流行的一种陪葬品。

五管瓶 北宋 1991年兰巨坛湖村出土

考古资料表明,青瓷五管瓶通常与青瓷盘口瓶成对出现,有的五管瓶和盘口瓶上刻划或墨书了文字,为我们了解五管瓶和盘口瓶作为随葬品的具体功用提供了线索。龙泉青瓷博物馆藏的此件北宋中期的五管瓶,瓶盖内墨笔题记“五谷仓,上应天宫,下应地中,荫子(益孙),长命富贵”。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有一件明确纪年(1080年)的龙泉窑青瓷盘口瓶,其腹部刻写铭文“元丰叁年闰九月十五圆日,原烧上邑粮膺承贮千万年香酒归去,阴荟千子万孙、永招富贵、长命大吉、受福无量、天下太平。”原来,龙泉窑五管瓶装谷物,龙泉窑盘口瓶盛放美酒,一同入葬,供墓主享用,为后世祈福。

五管瓶 北宋 龙泉青瓷博物馆馆藏

青瓷五管瓶作为冥器,不仅有使用价值——盛储粮食,而且有精神力量——赋予了吉祥美好的寓意,预示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扩展阅读

宋六陵出土龙泉窑青瓷的启示


“狐死首丘”,说的是狐狸濒死时,总是把头朝向栖身的小土山。《礼记·檀弓上》云:“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后便以“狐死首丘”比喻不忘本,或比喻人对故土的怀念。被金兵逐出汴京、偏安于东南一隅的南宋统治者,内心深处时时不忘收复失地,回归中原。这种意识在他们的丧葬上表现得格外强烈。南宋皇帝及后、妃、大臣死后集葬于绍兴高埠,因此地瘗有南宋6位皇帝,故今人称之为宋六陵。该陵园在元兵下江南后不久,便被大规模盗掘而夷为废墟。当我伫立于宋六陵废墟上,环视着土地局促、地面建筑遗址简陋的陵区时,清晰地感知到了南宋统治者“狐死首丘”、草厝以待迁葬故乡的心愿。不过,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宋六陵出土的龙泉窑青瓷残片,而要认识这些瓷片的价值,首先必须弄清宋六陵何时被毁这一重大问题。

在元明清的史籍中,宋六陵遭盗掘的年份说法不一。生于南宋、卒于元的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八月和十一月,会稽县泰宁寺僧侣宗允、宗恺勾结杨总统率众发掘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墓。同书的另一处又重复记述了此事,时间相同,但内容有所差别。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所载南宋皇帝陵墓被盗之事最为详尽,该书云:“岁戊寅,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真珈,怙恩横肆,势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十二月十有二日,帅徒役顿萧山,发赵氏诸陵寝,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岁戊寅”为南宋祥兴元年(1278),亦即元至元十五年,这比《癸辛杂识》所记早7年。细读《辍耕录》的记载便可发现,其叙述的时间和具体内容比《癸辛杂识》更真实可靠。《辍耕录》在援引《癸辛杂识》的相关记载后写道:“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将十载,版图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窃恐此时庶事草创,而妖髡得以肆其恶与。妖髡就戮,群凶接踵陨于非命,天之所以祸淫者亦严矣。”这段文字有力地说明了宋六陵被盗的时间是在元兵下江南后的动乱之秋,也就是南宋垂亡的祥兴元年,而绝不是《癸辛杂识》所说的至元二十二年,因为这时“版图必已定,法制必已明”,盗掘皇帝陵寝者必定依法“就戮”,谁敢冒死妄为呢?有两件事可以为证:(1)僧侣欲发掘南宋皇帝陵寝,“时有宋陵使中官罗铣者,犹守陵不去,与之极力争执,为泽率凶徒痛,胁之以刃,令人拥而逐之。铣力敌不能,犹拒地大哭”。这说明当时元兵虽已攻陷浙江,但南宋尚未灭亡,否则,守陵人罗铣肯定不会有如此忠于宋帝而过激的举动的。(2)《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九月,朝廷“以江南总摄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明史》亦有“真珈败,其资皆籍于官”的记录。既然至元二十一年朝廷用从杨琏真珈那里籍没的资财修建天衣寺,这表明此前杨琏真珈已经被诛,那么他盗掘宋六陵的时间又怎么可能会在至元二十二年呢?清代的《越中杂识》所载宋六陵被盗的文字虽较详备,却只是元至清初各书相关资料的未加考证的糅合,其中,盗掘陵墓的时间等系照抄《癸辛杂识》的,故舛误在所难免。同为清代编纂的、史料价值甚高的《续资治通鉴》,将南宋皇帝陵寝被盗的时间记为至元十五年十二月,而所述“籍嘉木扬喇勒智(旧作杨琏真珈)发宋陵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的年月与《元史》记载相同。毫无疑义,绍兴高埠的宋帝陵园因“妖髡”盗掘而成为废墟的时间,是在祥兴元年暮冬。

杨琏真珈利令智昏、暴戾恣睢的盗墓活动,使南宋统治者归葬中原的夙愿彻底粉碎了。他率众发掘的钱唐、绍兴的赵氏诸陵及其大臣冢墓,共有101座,攫取的金银珠宝则不计其数。当盗墓者带着财宝扬长而去时,却将精美的龙泉窑青瓷遗弃在苍凉死寂的陵园废墟上,无意地留给今人一个不难揭开的历史谜底。宋六陵出土的龙泉窑青瓷,以白胎瓷为主,其中有一部分是施乳浊釉的精品,它们的年代下限为祥兴元年,从器型和纹饰看,这些瓷器大多烧制于南宋中晚期。白胎瓷是龙泉大窑等地窑场的大宗产品,在社会上随处可见,非珍贵之物,自然也就不会为盗墓者所看重。问题在于龙泉窑白胎瓷是如何涌入南宋统治者的日常生活的呢?答案很简单,是处州府以土贡的方式将之输入朝廷的。宋代朝廷设立官窑,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对其他瓷器品种的排斥,相反,他们更需要纳用不同种类的瓷器以丰富其物质和精神生活。北宋晚期,朝廷在汝州设立官窑烧制青瓷时,曾“移情别恋”过青瓷以外的瓷器品种,其中既有适合陈设的钧窑铜红釉瓷器,也有便于斗茶的建窑黑瓷。与之相比,南宋统治者喜爱龙泉窑白胎青瓷亦就不足为奇了。

必须指出,南宋官窑为了使产品的釉面更莹润如玉,在南宋中晚期大量烧制黑胎厚釉青瓷,但因胎釉膨胀系数不同,所以产品釉面普遍开片,这与宋朝统治者的审美观是相悖的。譬如:在唐代就已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端砚,到了宋代则更受世人珍爱,当时人们认为端砚以有眼为贵,眼的名称有“鸲鹆”、“鹦哥”、“了哥”、“雀眼”、“鸡眼”、“猫眼”、“绿豆”等,其中又以“鸲鹆眼”为最贵。然而,宋高宗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他说:“端砚如一段紫玉,莹润无瑕乃佳,何必以眼为贵耶?”宋高宗的陵墓被盗时,所见随葬品中有“端砚一只”。这证明古籍关于宋高宗对端砚的见解的记载是可靠的。南宋最高统治者对端砚尚且要求“莹润无瑕”,更何况本来就追求玉的质感的官窑黑胎瓷呢?但黑胎瓷那难以避免的开片,已不是大醇小疵,而成为烧制者和受用者的大憾,于是,龙泉窑的滋润如玉、釉面不开片的白胎瓷才在帝王将相的日常生活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可以认为,龙泉官窑既受处州府之命为朝廷烧造黑胎瓷,又在处州府的监控下生产用于土贡的白胎瓷,故《菽园杂记》转载《龙泉县志》所谓“县官未尝见”的上等瓷器,应包括处州府订烧的白胎贡瓷。由此联想到,余姚官窑(今慈溪开刀山等地窑址)于南宋中晚期烧制的釉面润泽而不开片的白胎厚釉青瓷精品,可能亦曾被绍兴府用于土贡,以满足朝廷对瓷器的审美需求。

龙泉窑与龙泉瓷


龙泉青瓷是青瓷工艺的历史高峰 我国烧造青瓷的历史十分久远,浙江地区烧造青瓷的历史遗迹可以追溯到战国、春秋,从原始青瓷到龙泉青瓷经历了将近两千年的岁月,传统之悠久罕有伦比,历代烧制青瓷的匠师也都十分重视发挥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晋人形容瓯窑青瓷为“缥瓷”,唐人称越窑釉质“如玉似冰”,釉色为“千峰翠色”、“秘色”。但是成为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的楠峰的则宋代窑工创造的龙泉青瓷,它是巧的人工制造的青玉,宋代龙泉青瓷每一个碎片,至今仍令我们为它的美感所倾倒。窑乡窑也烧龙泉风格的青瓷。元代时,烧造龙泉窑风格的青瓷窑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龙泉青瓷的烧造工艺

为了对龙泉青瓷的烧造工艺进行科学的总结,1959年,中央轻工业部和浙江省轻工业厅邀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中央轻工业部硅酸盐研究所、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美术学院以及龙泉瓷厂等单位对历代龙泉青瓷的原料、烧制工艺、呈色机理、造型装饰作了专题研究,他们收集了五代至明各历史时期中较有代表性的青瓷标本,作了细致的观察和分析研究。他们研究了龙泉地区的原料,胎釉的化学组成,釉层厚度,烧成温度,气氛性质以及显微结构等等因素对釉色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可大致归纳如下:

1.龙泉地区瓷土原料,有一部公属于瓷石类,它们含有大量石英和一定理的高岭石,绢云母等矿物,另有一部分则属于原生硬质粘土类,其中亦含有大量石英。而高岭石的含量则较前一类为多。用这些瓷土烧制成的瓷胎,其主要矿物组成是石英、绢云母和高岭石等等。因此,龙泉青瓷属于石英—高岭—云母质瓷器,与江西景德镇瓷器是同一种类型的。该地区的紫金土系由石英、长石、含铁云母以及其他含铁矿物所组成。紫金土的含量一般为3—5%,高者可达成15%左右。主要用于配制釉色或胎色较深的制品,如梅子青釉、豆青釉以及黑胎青瓷等。石灰(石灰石)是釉的主要助熔剂,根据文献记载以及向老工人调查得来的传统工艺材料、传统釉料是以石灰与砻糖制甩“乌釉”掺入釉内,制成的石灰碱釉。

2.古代龙泉青釉大体上可分成石灰釉和石灰碱釉两大类。前者见于五代和北宋,后者见于南宋和元、明。

3.石灰釉的特点是高温粘度比较小,即在高温下易于流釉,因此这类釉一般都显得比较薄。就显微结构而言,这类釉主要由玻璃相所组成,而气泡和未熔石英颗粒则很少。因此釉层显得相当透明,釉面光泽亦比较强,石灰碱釉的特点是高温粘度比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于流釉。这样,釉层就可以施得厚一些,使器物的外观显得比较饱满。南宋的陶瓷工匠们还通过控制烧成温度和还原气氛,使这类釉的外观获得一种柔和淡雅,有如青玉一样的艺术效果,这就是著名的龙泉窑粉青釉。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粉青釉的釉层中还含有大量小气泡和未熔石英颗粒,它们使进入釉层的光线发生强烈散射,从而使其在外观上获得一种和普通玻璃釉完全不一样的别有风格的艺术效果。南宋时期发明的石灰碱釉对青瓷说来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巨大进步。

4.南宋时期,龙泉窑还生产一种其色调可以与翡翠篦美的梅子青釉。通过试验得知,梅子青釉的烧成温度比粉青釉要高,故釉的玻化程度也比粉青釉高。梅子青釉的釉层略带透明,釉面光泽亦较强。从工艺观点而言,梅子青釉的形成原因除了烧成温度较高以外,还需较强的还原气氛和比粉青釉更厚的釉层。

5.上述粉青和梅子青釉,其所配的胎基本上都是白胎。从近年来大量发掘出来的实物资料看来,龙泉窑除了生产这种白胎青瓷外,还生产一种黑胎青瓷。从出土器物的数量看来,白胎青瓷的产量占主要地位。在发掘时还发现,黑胎青瓷和白胎青瓷混杂地堆积在一个层次里,没有单独的层位,这表达式明这二种类型的瓷器是在同一窑中兼烧的。黑胎青瓷的胎色跟烧成温度有关。烧成温度较高,胎呈深灰,烧成温度较底,胎的颜色也相应变淡。釉的色调和光泽也和烧成温度与气氛密切有关。温度较高的釉呈棕黑色玻璃状,温度较低,釉色也变浅,光泽亦减弱,呈半木光或木光。这种黑胎青瓷,无论在造型、釉色、纹片以及底足的切削形式等方面都和南宋官窑相似,从外观上看,这二类瓷很难分辨。

6.胎的色讯对釉色有一定的衬托作用。古代龙泉青瓷一般都要在胎的配方中掺加一定量的紫金土,其目的就在于降低胎的白度,使胎色在白中略带些灰的成分,甚至成为灰黑色,这样便可使釉色深沉,而不致过于显露。不同类型的釉色所要求匹配的胎色也不一样。如粉青釉要求胎白中带灰,梅子青釉要求胎的白度高一些,或白中略带灰,而黑胎青瓷则要示灰到灰黑色胎。

7.南宋和元、明时代胎釉配方中钾、钠含量很高,无法用现在见到的当地原料配成,这个问题可能由于古代所用瓷石的风化程度较浅,因而含钾较高之故,古代采用“木叶”来烧炼釉灰,也会在釉中引入一部分钾。所谓“木叶”,可能是一种钾含量较高的植物枝叶。

8.古代龙泉青瓷的烧成温度大约在1180—1230℃之间,梅子青则在1250—1280℃之间。胎质都不太致密,介于生烧与微生烧之间。利用还原比值这个概念可以看出古代青瓷在烧成时气氛的平均性质。上品的粉青釉的还原比值约为2——3,即要求强弱适中的还原焰,梅子青釉的还原比值约在10以上,即要求强还原焰,黑胎青瓷的还原比值约0.4左右,即要求弱还原焰。

龙泉窑系瓷器的特征

龙泉窑系是宋、元时期南方青瓷窑系,当地曾隶属处州,又被称作“处州窑”,是宋代诸窑系中兴起最快的一个。初期受越窑、婺州窑和瓯窑的影响,炼制的瓷器具有三窑的一些特征。南宋以后,龙泉窑生产一种施粘稠的石灰碱釉的仿官窑瓷器。南宋中期后,终于形成了有龙泉自身特点的梅子青,粉青品种,胎质在高档品种上掺以紫金土而黝黑,在一般产品上洁白、细腻,釉层凝厚、滋润、亮泽,如玉似翠,达到了青釉之美的极致。装饰以刻、划纹为主,纹饰有蕉叶、云纹,鱼纹、连瓣纹等,有的釉层厚者,往往不再加装饰。龙泉窑的产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影响着龙泉县境内的众多窑场和邻境的庆元、遂昌、云和等县,在南宋晚期,形成了一个新的青瓷窑系。吉州窑和碗窑乡窑也烧龙泉风格的青瓷。元代时,烧造龙泉窑风格的青瓷窑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元代龙泉窑瓷器


元代龙泉窑瓷器的胎质比宋代的要粗厚,但仍很坚致,白中闪灰,施釉厚,釉面不如南宋时润泽,但很光亮,有很强的玻璃质感,呈黄绿色或葱绿色。主要装饰方法是划、印、贴、堆塑、镂空、点彩等。贴花分有釉、无釉两种,多在碗、盘、洗的内心贴双鱼、小兔、荔枝、飞龙等,无釉的是元代新创品种,在碧绿的底心上凸起红褐色纹饰,非常醒目。龙泉点彩和青白瓷相同,在釉面上随意点染含铁量高的涂料,经高温烧成带褐色斑点器物。元代龙泉窑早期纹饰比较简单,以后渐繁复。常见纹饰有折枝花、荔枝、莲花、牡丹、莲蓬、桃、龟、鱼、兔、鸟雀、八卦、云鹤、云龙、云凤、月影梅、秋葵、灵芝、牵牛花、松竹梅等。这时期新添纹饰有四如意、八吉祥、八仙、银锭、杂宝、山水等,还大量出现文字,如“张”、“天”、“福”、“寿”、“大吉"、“金玉满堂”等汉字及“八思巴”文,因釉厚,纹饰不很清晰。

元代龙泉窑瓷器器型有盘、碗、罐、炉、执壶、洗、瓶、尊、高足杯、高足碗及人物塑像等。碗和盘多菱口或葵口,圈足施釉,足底靠圈足一圈无釉,中心有釉,俗称“脐状釉"。罐有荷叶形盖罐、高装盖罐、双系小罐等;瓶有梅瓶、环耳瓶、连座瓶、琮式瓶等;尊有凤尾尊、狮座尊;塑像有观音、达摩、佛龛等,人物的面部一般无釉,呈红褐色涩胎。元代龙泉瓷器最大的特点是器型很大,胎体厚重。

龙泉窑制瓷习俗


龙泉青瓷始于晋代,北宋时初具规模,宋元之际进入鼎盛时期,制瓷规模空前绝后,技艺登峰造极,龙泉因此成为全国著名的瓷业中心,至清代逐渐衰落。建国后,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恢复生产,龙泉青瓷重振雄风,再度辉煌。龙泉青瓷传统有“哥窑”与“弟窑”。哥窑与著名的官、汝、定、钧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其产品“胎薄如纸,釉厚如五,釉面布满纹片,紫口铁足,胎色灰黑,古雅端庄”;弟窑胎白釉青,以粉青、梅子青为最,豆青次之,清丽淳厚。龙泉青瓷历代行销全国各地及供宫廷御用,并从宋代起远销亚、非、欧三大洲。现代龙泉青瓷继承了古代产品特色,并有所突破和发展,历年来在各类全国性评比中夺魁,其精品被誉为“国宝”,为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紫光阁、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所陈列和收藏。1998年10月13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中国陶瓷——龙泉窑瓷器》特种邮票,一套四枚。龙泉青瓷制瓷业十分兴旺,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龙泉瓷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种种独特的习俗。

拜祖师爷 在龙泉,哥窑弟窑的创始人章生一、章生二被后人尊为窑业祖师爷。过去在烧瓷的龙窑、鲤鱼窑的窑头,都张贴有“师父榜”。师父榜除祀师神位外,并附祀山神、土地、搬水童子、运水郎君。每逢农历初二、十六两日,瓷匠必须置办酒肉、茶饭、点香烛在窑头师父榜前祭祀,磕头膜拜,然后分食祭品,俗称“过日”。

择基建窑 建窑首先请风水先生择定吉地和黄道吉日才能开工建窑。开工时,要在窑地设祭礼神,以求烧出好瓷器。建窑日严禁儿童、孕妇人窑地,也不许有人挑粪桶从窑地前经过,以防触犯神灵,降祸于窑。

祭窑 农历七月十八日为祭窑日,俗传这一天是哥窑祖师章生一“窑变瓷器”制成的日期。届时窑匠要沫浴斋戒,在祖师爷的香案上放置用面捏成的童男童女,在窑头师父榜前设祭,点香烛跪拜,祈求祖师保佑烧出优美瓷器。窑场用膳 窑工在窑场用膳不能说话,用膳时碗筷不能碰响桌子,也不能把筷子架在碗上。

入窑 入窑要择三、六、九的日期,并要祭祀祖师、山神、土地。在人窑的整个过程中要讲吉祥语,要严禁秽物经过,防止秽气入窑,影响烧窑。

做窑福 在龙泉不管是建瓷窑、瓦窑、炭窑时,在窑旁都要立“窑公”。开窑点火必先祭祀“窑公”,并备酒肴请师傅,即做窑福。

陶瓷文化:龙泉窑(瓷器)


龙泉窑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汉族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因其主要产区在浙江省龙泉市而得名。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清代,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龙泉窑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在北宋早期以前的产品风格受越窑、瓯窑、婺州窑的影响,特征与三窑的产品相似。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淡青,釉层稍簿。

1简介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因其主要产区在龙泉市而得名。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明清,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20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

龙泉窑釉色苍翠,北宋时多粉青色,南宋时呈葱青色,没有开片在器皿转折处,往往露胎呈现胎色,瓷釉厚润,装饰上很少刻花、划花,而流行用贴花、浮雕,例如在盘中常堆贴出双鱼图案,在瓶身上贴出缠枝牡丹图案。

宋代瓷业鼎盛,除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大名窑外,山西省平阳的平阳窑、陕西省耀州的耀州窑,福建省建安的建窑,江西省吉州的吉州窑,也都烧制相当好的瓷器。

磁州窑在今河北省磁县,是华北大窑业中心,很受日本重视,历代都有大量的瓷器销往日本,日本人也把瓷器叫磁器,是有其原因的。

南宋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龙泉设窑厂,生一所烧的窑名“琉田窑”,又名“哥窑”;生二所烧的窑名“龙泉窑”,又名“弟窑”。

在今浙江省龙泉市境内,故名。窑址有大窑、金村、溪口、松溪等多处,北宋时有20多处,到南宋时有窑址40多处,其中以大窑、金村两处窑址最多,质量也最精。

从出土的标本来看,它始于五代,盛于南宋和元,而衰于明,终于清代康熙年间,有近800年的烧瓷史。

龙泉窑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在北宋早期以前的产品风格受越窑、瓯窑、婺州窑的影响,特征与三窑的产品相似。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淡青,釉层稍簿。

北宋中晚期是龙泉发展的重要时期,并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胎体较为厚重,但造型规整,釉色由淡青转为青黄,产品多生活用具为主,有碗、盘、杯、壶、瓶、罐等,在装饰工艺上有刻花、划花和蓖纹。图案有花卉,飞鸟、鱼虫和婴戏纹等。

南宋时期龙泉窑得到空前的发展,龙泉青瓷进入鼎盛时期。这时,曾在唐和五代盛极一时的越窑青瓷业已凋凌,唯有龙泉青瓷质量显著提高,驰名中外的粉青,梅子青釉瓷器就是在南宋龙泉窑中烧制成功而把青瓷釉色之美推到顶峰。从窑址的瓷片来看产品有白胎(灰白)和黑胎厚釉两大类。其中白胎青瓷约百分至九十几,黑胎青瓷只是少量的,但质量很好,胎簿釉厚有紫口铁足的特征,与南宋郊坛下官窑瓷器有许多相同之处,这应是南宋绍兴元年至绍兴十九年时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南宋朝廷令地方州府为宫廷代烧的官窑瓷器。

南宋龙泉窑器型有碗、盘、盆、碟、盏、壶、罐、渣斗、水注、水盂、笔筒、炉、琮、投壶、瓶等应有尽有。

元代龙泉窑比宋时扩大了好几倍。浙江省、瓯江两岸的窑址已发现有200多外,元代龙泉窑瓷器的特点是造型大多胎体厚重,除继续生产宋时的器型外,创新品种有高足杯、菱口盘、荷叶盖罐、环耳瓶、凤尾樽等。质量不如南宋,胎质粗糙,釉面光亮者多,温润如玉者少,装饰技法上有划花、印花、贴花、堆花、镂刻、点彩等。纹饰题材丰富,有云龙、飞凤、花鸟、鱼虫、八仙、八吉祥、杂宝等,个别有文字装饰。

在龙泉窑的精湛技艺和精美的釉色及高超的质量影响下,除浙江境内多处窑址如大窑、金村、溪口、大白岸、小白岸、梧桐口、笔架山、项户、道泰、山头窑、松溪、马垃力、安福口、安仁口、大方、大棋、下村、武溪等300余处外,还有江西、福建两省的多处窑址也仿烧龙泉青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龙泉窑系。这在宋、元民窑瓷器中是屈指可数,名列前茅的。

2历史传承

龙泉窑因在今浙江龙泉县,故名,属我国南方青瓷系统。创烧于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进入鼎盛时期,至明代中叶以后渐趋衰落,传世的龙泉青瓷下限至清康熙年间,烧造历史达七、八百年之久。

北宋时期的龙泉青瓷,胎骨较厚,胎土淡灰,底足露胎处见赭褐色窑红,胎微出烧,釉的玻化程度好,釉层透明,釉表光泽很强。装饰花纹较简练,常见纹样有鱼纹、蕉叶、金枝、荷花等。

装饰风格趋于奔放。处于南宋鼎盛时期的龙泉青瓷,形成了自已独有的艺术风格,显示了独特的魅力。

南宋龙泉青瓷的造型亦形成自已的风格,稳重大方,浑厚淳朴而又不失秀媚,器型丰富多样,装饰普遍采用刻花和堆塑法,颇具艺术匠心。

元代龙泉青瓷烧造量大,风格与南宋迥异:器型高大、胎体厚重;胎色为白中带灰或淡黄;釉色为粉青带黄绿,光泽较强,釉层半透明;装饰手法多种多样,有刻、划、印、贴、塑等,以划花为主,花纹粗略,线条奔放,纹饰以云龙、飞凰、双鱼、八仙、八卦、牡丹、荷叶等为多见。此外,还大量出现汉文和八思巴文字款铭。

明代龙泉青瓷走向衰弱,器物胎体厚重,制作粗糙,胎色为灰黄,釉层厚,透明度高,釉表光泽强,釉色有青灰、茶叶末、灰黄等几种,装饰以釉下刻花为主,亦有模印人物故事的装饰方法。

宋代龙泉青瓷是青瓷工艺的历史高峰。其青瓷的釉色与质地之美,亦如巧夺天工的人造美玉,全世人为之倾倒。

那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龙泉窑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呢?朱伯谦先生在《龙泉窑青瓷》一书中曾将龙泉窑的发展归纳为开创、发展、鼎盛和衰落四个阶段:魏晋和五代十国是开创时期,瓷窑少,生产时断时续,处于就地销售断断续续的生产阶段;北宋至南宋前期是发展期,瓷窑发展快,逐渐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南末后期至元代是鼎盛期,瓷窑迅速发展,青瓷质量大大提高,产品畅销国内外广大市场;明清是衰落期,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龙泉窑处境艰难,瓷窑不断地倒闭减少,至清代晚期结束。如果说这四个阶段勾勒出了龙泉窑发展历史的整个脉络,那么,龙泉窑发展史上的三次辉煌期则是连贯发展脉络的重点和要点。

开创年代

至今通常的说法是龙泉窑开创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有说始于五代或者宋代的。在古文献中,关于龙泉窑的开创年代的记载极少,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是成书于南宋绍兴三年(1133)庄绰的《鸡肋编》“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龙泉青瓷益加工巧。”庄绰曾在包括浙江在内的南北各地郡县做官,交游甚广,见闻颇丰。他在上述文中清楚地描述了处州龙泉县是五代吴越钱氏所贡青瓷的产地。“宣和中”,龙泉窑已成为朝廷青睐的宫廷用瓷生产窑场。正因为朝廷向其订烧青瓷,使得“龙泉青瓷益加工巧”。过去,许多学者在引用此条文献时并不认可“五代秘色瓷出龙泉”的观点。然而,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修的《龙泉县志·大事记》中又提到“五代贞明五年(919年)龙泉金村、刘田等地制瓷作坊已具规模”,这说明在有限的古文献中,至少有两处提到了五代以前,龙泉就已经开始烧造瓷器的事实。

五代北宋

龙泉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瓷土等矿藏资源极为丰富,又居于瓯江—卜游,不仅具备充足的原料、燃料和水资源,还有便利的水路运输,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早在三国两晋时期,当地的老百姓便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吸取瓯窑、婺州窑等周边窑场的制瓷技术与经验,开始烧制青瓷,但当时烧制的青瓷非常粗糙,窑业规模也不大。这一状况到了五代和北宋早期,却出现了突然的变化,这一时期也被称为龙泉窑青瓷的“迷惑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器物就是淡青釉瓷器。这种淡青釉瓷器,器形规整,釉面均匀光洁,透着淡淡的青色,有些还经过刻划修饰,与粗糙的早期龙泉青瓷相比似乎缺少过渡,与后来著名的梅子青、粉青相比似乎也不存在承启关系,这在整个龙泉青瓷发展史上未免显得有些突兀,因而也成了一个“迷惑”。

据笔者实地考查证实,当时这类淡青釉的烧制地点主要是在龙泉金村一带。明代陆容《菽园杂汜》曾载:“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次则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外则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绕等处皆有之、然泥汕精细,模范端巧,俱不若刘田”,刘田也叫“琉田”,即今大窑,是龙泉窑的传统制瓷中心。但笔者认为是先有金村后有大窑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大窑至今还尚未发现有烧制淡青釉瓷器的迹象,而淡青釉瓷片在金村则随处可见。从这一点来看,金村制瓷在当时是很辉煌的,金村地狭靠河,因此初期时运输十分方便。后来制瓷业规模扩大,金村狭窄的地势便不适应当时的发展。而地势开阔的刘田离金村仅五华里,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制瓷业的新中心。

龙泉窑的突然兴起很可能和龙泉窑为宫廷烧造“贡品”有关。当时江南一带属于吴越国的钱氏王朝统治,钱氏王朝一直奉行与中原修好的策略,于是瓷器成了重要的“贡品”。有关专家在考古搜集时曾找到这样一件淡青釉罐,其外壁釉下写着“天福元年,重修窑炉,试烧官物,大吉”。天福元年也就是公元936年,天福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年号,吴越国是宗后晋的,据此推测,当时所烧的“官物”除了吴越国宫廷自用以外,很可能还向石敬瑭进贡。

当然,担任贡器烧造任务的主要是越窑,其贡器也称“秘色瓷”。秘色瓷起于晚唐,因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使用,故曰“秘色”。龙泉窑也烧过“秘色瓷”,宋人庄绰《鸡肋编》记载:“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庄绰一生大约经历了北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五代,曾在南北各地的郡县做官,足迹遍及京西、淮南、两浙、福建、江西、荆湖和广南,交游甚广,见闻颇丰,其记载应比较可信。从这一点来看,“秘色瓷”的第二阶段是后来居上的龙泉窑青瓷产品。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进贡的瓷器数量很大,《宋史》卷四百八十列传世家二(吴越钱氏)“太平兴国三年三月来朝,俶进……越器五万事,金扣越器百五事”。又《宋会要》:“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朝,俶进……瓷器五万事,金扣瓷器百五事”。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当时贡奉北宋太宗的秘色瓷器达十万多件,如此巨大数量的贡瓷应该不是在自愿条件下进行的,而这样庞大的生产量也是越州窑所无力承担的。另一方面,越窑因为各方面原因而逐渐衰落,导致南方的制瓷中心向龙泉窑转移。在这样的情况下,越窑先进的制瓷技术传入龙泉,一批优秀的瓷匠陆续在龙泉安家落户,龙泉窑产品的质量迅速提高。龙泉窑以担负“和平”的贡器使命,换来了它自身发展的契机,从北宋开始,龙泉窑逐渐取代越窑,一跃而为江南第一名窑。

北宋南宋

龙泉窑在南宋的发展是跟大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北宋覆灭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方的汝窑、定窑等名窑又被战火所破坏,其制瓷技术传入到南方。这时的龙泉窑结合南技北艺,迅速走向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进而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不仅胎釉配方、造型设计、上釉方法、装饰艺术及装窑烧成等有了重大的改变和提高,器形种类更是大大丰富。由于熟练掌握了胎釉配方、多次上釉技术以及烧成气氛的控制,釉色纯正,釉层加厚,在南宋晚期烧制成功粉青釉和梅子青釉,达到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在我国瓷器史上谱写下光辉的篇章。另一方面,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商业、贸易的发展。北宋时,官方就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泉州设立了“市舶司”,直接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南宋政府更把海外贸易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有效途径。对外贸易量的增加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受欢迎的商品。据史料描述,当时“窑群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往返穿梭,日夜繁忙。”瓷器内销运往临安,外销经瓯江出海,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一带。

从13世纪开始,龙泉窑出现了两大系列的精美产品:黑胎厚釉青瓷和白胎厚釉青瓷。黑胎厚釉青瓷的产品数量比较少,迄今只在龙泉大窑、溪口两地近十处窑址中发现这类瓷器,而且都是与白胎青瓷同窑同烧的,其中溪口瓦窑垟窑以生产黑胎厚釉青瓷为主,其他瓷窑以烧白胎厚釉青瓷为主,兼烧一部分黑胎青瓷、黑胎青瓷的特点是薄胎厚釉,釉层开片,紫口铁足,有些器物还采用支钉垫烧。这些在龙泉窑青瓷的内部发展脉络中都找不到相应的发展轨迹,尤其裹足满釉支烧的工艺对于龙泉窑来说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工艺风格上的骤变显然是受到外界制瓷技术冲击的结果,最有可能的就是朝廷的干预。至今高科技测试也表明,龙泉窑的黑胎、开纹片青瓷、造型、纹片,以及化学组成和郊坛下官窑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此外,白胎厚釉青瓷的制作工艺也是承接南宋官窑的,但有创新,在胎釉配方上有些差异。与黑胎青瓷相比,白胎青瓷的釉层光滑细腻不开片,胎色洁白,釉色青翠有如碧玉,胜似翡翠。并且这两大系列瓷器还出现了一批仿南宋官窑器的器形,官窑器是不允许民间随意仿造的,仿官窑的出现不能简单地诠释为“仿制”。另外考古发掘也证明,南宋龙泉窑青瓷在临安京城皇宫遗址和绍兴市攒宫宋六陵墓地都有大量出土。至今大窑龙泉窑遗址还保留着南宋古道,遍布南宋窑址,在当地村民中还流传着种种关于南宋时的故事。这一切都似乎在述说着当时的龙泉窑与宫廷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南宋皇朝拥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为什么还要派遣技术人员和官员在龙泉等地监烧“供器”呢?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杭州本地的瓷土资源并不太理想,而古代制瓷业对地理环境和资源的依赖性是很强的,至今看来,南宋官窑器的胎质比较疏松,易破碎,还有开片,所谓“无片不成官”,开片是南宋官窑瓷器的一大特点。但无论是冰裂纹也好,梅花片也好,美则美矣,却不实用,试想,将满是开片的瓷器当作日常生活用瓷不免存在卫生问题。相比之下,龙泉窑青瓷的胎质比较缜密坚硬,尤其是白胎厚釉青瓷,釉面光洁不开片,既美观又实用。

元明早期

虽然龙泉窑熊熊的窑火曾一度遭受蒙古铁骑的践踏而熄灭,但入元后,龙泉青瓷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加上元代统治者继续奉行对外贸易政策,使龙泉青瓷生产规模在元代继续扩大,窑址和产品的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品品种增多,风格多样化,远销世界各地。

1979年为配合浙江省紧水滩水库工程的兴建,浙江省文管会等单位在龙泉县境内进行了普查,并在龙泉县东部安仁口地区发掘了元代窑址,为研究龙泉窑在这一时期生产情况和产品面貌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元代仍是龙泉窑的兴盛时期。元代产品除部分继承宋代传统以外,在器型和装饰上又有新创造,比如当时流行的露胎工艺。元代由于水陆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瓷器大量出口,需求量激增。在这样的条件下,元代龙泉窑迅速向瓯江和松溪两岸扩展,这样,大批的龙泉窑瓷器便可顺流而下,转由当时重要的通商口岸——温州和泉州,将瓷器出口到世界各地,像欧洲、非洲、东南亚等地都有龙泉窑的瓷器。1975年在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l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占了9000多件,可见龙泉青瓷在元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其实元代的蒙古统治者不是单方面地被汉文化所同化,蒙古铁骑在征服一个王朝的同时也带来了草原的大气与粗犷,元代龙泉窑青瓷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批大件器物的出现。这些大器胎质较厚,器形粗犷,釉色更加成熟凝重。元代龙泉窑的窑形仍沿用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但在长度上略有短缩,这一改变有利于提高窑内温度,并使热量分布更均匀、合理,对烧制大型器物很有利。

元代龙泉窑的繁荣为明初龙泉官窑的设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详见《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一书)。明龙泉官窑器延续了元代的大器风范,将厚实雄浑的审美理念发挥到极致,之前往往将明初龙泉窑青瓷与元代龙泉青瓷混为一谈,或笼而统之断为“元末明初”,这也在一个层面上说明了两者的相承关系。至今从处州青瓷博物馆征集到的—批明初龙泉官窑青瓷碎片及结合传世完整器来看,明龙泉官窑青瓷在烧造工艺上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巅峰,无疑代表着龙泉窑瓷器烧造史上的最高水准。以刻花为例,明龙泉官窑青瓷主要以刻花为饰,精美绝伦,花纹与青如翡翠的釉色融为—体的刻花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高度。刻花是龙泉窑青瓷的传统装饰工艺之一,北宋时期的刻划花装饰曾经盛极一时,但到了南宋,由于石灰碱釉的运用和多次上釉技术的掌握,龙泉窑青瓷往往素面朝天,转向以釉色取胜。其实釉色的玉质感固然是世之所好者,但釉层一加厚,原先的刻划花很容易被厚釉所覆盖。所以到了元代,又流行露胎、贴塑、模印等装饰手法,这样玉质感的釉色和花纹图案的装饰效果就可以兼得了。明龙泉官窑器将刻花与厚釉结合得恰到好处,从而使刻花装饰工艺取得了新的突破。

此外,明代早期的民窑器也有不少精品,明初龙泉窑的规模和数量也不容小觑,以往被忽视,还有待重新认识和评价。

清代

洪武年间,《格古要论》载:“龙泉窑在今浙江处州府龙泉县,盛产处器(青瓷)。”当时供奉皇宫、贵人用的器皿仍由“饶(景德镇)、处(丽水龙泉)等府烧造”。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海外贸易促进青瓷生产,正统年间以著名匠师顾仕成为代表的作品,形制端正,釉厚色青,不少大型瓷品仍为车内外艺术鉴赏家所收藏。成化、弘治以后,青花瓷兴起,中国航海事业衰落,海上贸易之路变为西方殖民者少将侵略之路,明王朝实行海禁,青瓷外销量锐减,大窑村、溪口村一带瓷窑纷纷关闭,大白岸村至安仁口村一带瓷窑改烧民间通用青瓷、造型、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窑数减至160多处。

清初,窑声所剩无几。清中叶,仅剩南窖、瀑去埠头村、青溪水孙坑村等地70余座窑。产品胎质粗糙,釉色青中泛黄。唯孙坑村范姓窑技艺家传,坚持烧制至民国初期。成极几个朝代的龙泉青瓷之花至此凋零。

民国

清末民初,日本、德国、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搜罗古青瓷,继之辆大批古董商纷至沓来。由此,一方面引发了龙泉挖掘古窑址古墓之风:另一方面一批民国制瓷艺人开始研制仿造窑产品“牡丹瓶”、“凤耳瓶”等70余件邮寄国民政府实业部请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龙泉窑历史上的三次辉煌都是与宫廷密切相关的,无论是生产“贡器”,还是设立官窑,都是促成成龙泉窑快速发展的最有力动因。因为在封建社会,宫廷的指令往往就是最高的社会动力,它对于一个瓷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工艺特色

北宋

北宋时施石灰釉,釉层薄而透明,光泽较强。早期产品胎薄而较白,施淡青釉,器物以盘、碗、壶为主,罐、盆等少见。中期以后胎呈灰或浅灰色,釉色青黄;装饰普遍使用刻花,辅以篦点或篦划纹,此外还有团花、波浪、蕉叶纹等纹饰。盘、碗内常刻团花和波浪纹,内填篦纹,外壁常划篦纹和直条纹。瓶、执壶腹部常见刻牡丹纹。图案花纹一般对称。

南宋

南宋以后施石灰碱釉,釉层厚,柔和淡雅。南宋胎色白,深中泛灰。除继续生产北宋原有器物,出现了八卦炉、鼎式炉、奁式炉、盆、塑象、渣斗、胆式瓶、五管瓶、龙虎纹瓶等等,五管瓶腹部呈多节葫芦状,瓶上部的竖管,三至七管都有,以五管多见。碗、盘器底较厚,挖足一般很浅,圈足宽矮,外底露胎。装饰以刻划花为主,线条花口五出,花口下碗壁凸起五条直线,碗内刻云纹的较多,也有内划“S”形纹饰的,碗心印阴文“金玉满堂”或“河滨遗范”四字的也较多见。北宋末期浮雕莲瓣纹开始流行,在盘、碗的外壁较多使用,至南宋晚期,莲瓣纹变得短而宽,互相紧靠,瓣中脉线突起。

南宋可分白胎厚釉青瓷和黑胎厚釉青瓷。

白胎青瓷胎质细腻致密,釉色白中泛青,釉层丰厚柔和,以粉青、梅子青釉最佳,足底露胎处呈紫色,俗称朱砂底。器物造型除碗、盘、碟、水盂、香炉等,还出现不少仿古器物,如鬲、觚、琮等器。纹饰以莲瓣、弦纹为主,南宋末出现双鱼、龙纹和贴花牡丹纹等。黑胎青瓷胎薄釉厚,胎色灰黑,俗称铁骨。釉色青,多纹片,部分器物的口沿隐露胎色,呈紫褐,圈足底端则呈铁黑色,俗称紫口铁足。器形以瓶、炉、尊、洗、笔筒、灯为主,纹饰少见,与南宋郊坛下官窑瓷器有许多共同之处。

元代

造型高大,胎体厚重

胎色与南宋基本相同,釉色青中泛黄。仿古器物少见,新创器型有高足杯、菱口盘、环耳瓶、凤尾尊、荷叶盖罐等等,高足杯足较短,上下大小基本一致,元竹节装饰,足内空心且较深。装饰采用划、刻、印、贴、镂、堆等多种方法,以划花为主,划花纹粗略,线条奔放,并出现了褐色点彩。器物普遍饰有花纹,纹饰题材以云龙、飞凤、双鱼、八仙、八卦、梅、菊、马上封侯等多见。此外,还大量出汉文和八思巴文字款铭。盘、碗外壁的莲瓣纹长而窄,排列较疏,瓣中间一般无脉线突起,不同于南宋。盘、碗底足一般挖足较深,有的深过外墙壁,外底足中间刮去一圈釉,露胎泛红,中心有釉。到元代晚期有的底足内全无釉,中心有乳丁状凸起。

与元代基本相同,但趋于粗糙。

胎较粗,釉色青灰,釉薄而透明,光泽较强,盘、碗器底一般不施釉,也有如元代底足中间刮去一圈釉的。器物以高足杯、菊瓣纹碗、玉壶春瓶、执壶、盖罐多见,高足杯的足较高,有竹节装饰,一节或多节,挖足粗率且较浅。纹饰有人物故事及花托吉字、福、寿、金玉满堂等字。

器底特点

(1)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采用圈足内放垫饼垫烧,足端无釉.碗、盘底较厚,与此装烧方法有关;

(2)北宋早期用托珠垫烧,器底留有托珠痕;

(3)元代中期以后采用盂形垫具,器物外底中间一圈刮釉,中心有釉,似涩圈;

(4)南宋晚期至元中期采用垫饼托住整个器足垫烧,足端无釉,普遍为朱砂底;

(5)明代又恢复圈足内放垫饼垫烧,外底无釉。

从造型上看,要掌握不同时代的典型器物,以及同一器物在不同时代的造型特点。以鬲式炉为例,这种造型在宋代较为常见,宋代炉一般较矮,轮廓鲜明,板沿口外伸,束腰,腹部突出,三足紧收,廓线起伏明显,整体造型优美细腻。而明代的同类炉整体造型较呆板,廓线不够流畅。从细部看,宋代炉器足底部较圆,而明代炉器足较平呈蹄形。

从胎体上看,宋代龙泉窑器物胎土颜色为白中泛灰,底足露胎处可以看到桔红色窑红,胎体适中,较元、明时期的胎体要轻薄得多。明代龙泉瓷胎体厚重,胎色灰黄,底足露胎处显现赭褐色窑红。

从釉色上看,典型的宋代龙泉瓷釉层较厚,釉色青翠,光泽柔和,釉层中有气泡,分布大且稀。明代龙泉瓷釉层比较薄,玻璃化程度高,透明度好,表面光泽强,釉色或绿中带棕,接近艾绿,或黄中带灰,二者都很不悦目。

从纹饰看,宋代龙泉窑器物纯以釉色取胜,纹饰装饰极少,即便有纹饰也多是刻花装饰辅以篦点和划纹,以及波浪、云纹、蕉叶等图案,构图极为简练,手法生动。而明代器物上的纹饰,装饰较为繁复,图案带有了明显的象征意义,是明代龙泉窑器物比较常见的装饰手法。

4鉴别真伪

要判定古代瓷器的年代和真伪,就要掌握不同时期器物的特征,这些特征要从器物的造型、胎体、釉色、纹饰以及款识等方面人手,典型特征就是时代器物的名片。在了解器物时代特征的同时,还要将不同时期的标准器熟记于心。所谓标准器就是这一时期最具有典型特征、最能说明这一窑口特色或者最能代表这一釉色品种的器物,掌握了标准器就有了判定的标准,就能以此作为比照,从不同的方面来判定一件器物的时代和真伪。

器型

仿烧往往选每个时代龙泉窑的典型产品,如北宋的执壶、五管瓶,南宋的莲瓣碗、凤耳瓶、鬲式炉、元代的牡丹纹大瓶、刻花大盘、各式香炉等器物。仿品很少是对照真品的实物进行仿烧,因此造型上线条呆板,缺乏神韵,颈肩部的转折十分生硬,足端部过于整齐,器型比例失调,器物形制的规格和尺寸也不够规范。

胎釉

龙泉窑的釉和胎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成分及相应的烧造工艺。

龙泉窑不同时代胎色的呈色、质地的粗疏和细腻、釉的色泽和质地,都不尽相同。对粉青、梅子青釉的仿烧,一般釉料不用化学配方,而沿用传统配方,即在瓷土中有选择地加入植物草木灰,尽管釉的质感非常像,但缺乏内敛的厚实感,往往浮光隐现。

明代龙泉窑豆青和深绿釉色的瓷器,胎壁厚重,器底粗糙,是现代仿制较容易掌握的,这类产品需仔细辨别。作伪器物一个重要工序,就是对器物釉表面进行去光处理,主要采用强酸溶液腐蚀、土埋及一些工业技术上的打磨。近些年来,专家学者对经过作旧处理的器表损伤,在高倍显微镜下表现出的不同显像,作了归纳和总结,提高了对古陶瓷辨伪的科学水平。

纹饰

龙泉窑产品的伪品的刻划纹样,不如真品线条的婉转流畅。贴花工艺的纹饰,不像真品的生动自然。露胎是元代龙泉窑最具特色的装饰工艺,元代龙泉窑特有的葱绿釉色和露胎赭红色的相衬,伪品对这类产品的仿烧,提供了识别点。

装烧方法

装烧技术在龙泉窑的每个发展时期都是不相同的。在垫烧的工具上,归结起来不外乎垫圈和垫饼两类,但不同时代在圈足上所垫的部位是不同的,留下各时代不同的烧造痕迹。特别是南宋时期的龙泉窑产品的“铁足”、“朱砂足”往往是不规则的。元代垫圈痕迹、明代器物的圈足露胎部,显露出“火石红”。龙泉窑早期的产品,十分完整的少见,多少留有些残疵,主要在圈足部分。因此作伪者往往采用“更于底部或边缘略碎米许”或沾粘窑渣的手法来蒙人。

龙泉窑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汉族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因其主要产区在浙江省龙泉市而得名。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清代,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龙泉窑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在北宋早期以前的产品风格受越窑、瓯窑、婺州窑的影响,特征与三窑的产品相似。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淡青,釉层稍簿。

1简介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因其主要产区在龙泉市而得名。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明清,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20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

龙泉窑釉色苍翠,北宋时多粉青色,南宋时呈葱青色,没有开片在器皿转折处,往往露胎呈现胎色,瓷釉厚润,装饰上很少刻花、划花,而流行用贴花、浮雕,例如在盘中常堆贴出双鱼图案,在瓶身上贴出缠枝牡丹图案。

宋代瓷业鼎盛,除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大名窑外,山西省平阳的平阳窑、陕西省耀州的耀州窑,福建省建安的建窑,江西省吉州的吉州窑,也都烧制相当好的瓷器。

磁州窑在今河北省磁县,是华北大窑业中心,很受日本重视,历代都有大量的瓷器销往日本,日本人也把瓷器叫磁器,是有其原因的。

南宋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龙泉设窑厂,生一所烧的窑名“琉田窑”,又名“哥窑”;生二所烧的窑名“龙泉窑”,又名“弟窑”。

在今浙江省龙泉市境内,故名。窑址有大窑、金村、溪口、松溪等多处,北宋时有20多处,到南宋时有窑址40多处,其中以大窑、金村两处窑址最多,质量也最精。

从出土的标本来看,它始于五代,盛于南宋和元,而衰于明,终于清代康熙年间,有近800年的烧瓷史。

龙泉窑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在北宋早期以前的产品风格受越窑、瓯窑、婺州窑的影响,特征与三窑的产品相似。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淡青,釉层稍簿。

北宋中晚期是龙泉发展的重要时期,并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胎体较为厚重,但造型规整,釉色由淡青转为青黄,产品多生活用具为主,有碗、盘、杯、壶、瓶、罐等,在装饰工艺上有刻花、划花和蓖纹。图案有花卉,飞鸟、鱼虫和婴戏纹等。

南宋时期龙泉窑得到空前的发展,龙泉青瓷进入鼎盛时期。这时,曾在唐和五代盛极一时的越窑青瓷业已凋凌,唯有龙泉青瓷质量显著提高,驰名中外的粉青,梅子青釉瓷器就是在南宋龙泉窑中烧制成功而把青瓷釉色之美推到顶峰。从窑址的瓷片来看产品有白胎(灰白)和黑胎厚釉两大类。其中白胎青瓷约百分至九十几,黑胎青瓷只是少量的,但质量很好,胎簿釉厚有紫口铁足的特征,与南宋郊坛下官窑瓷器有许多相同之处,这应是南宋绍兴元年至绍兴十九年时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南宋朝廷令地方州府为宫廷代烧的官窑瓷器。

南宋龙泉窑器型有碗、盘、盆、碟、盏、壶、罐、渣斗、水注、水盂、笔筒、炉、琮、投壶、瓶等应有尽有。

元代龙泉窑比宋时扩大了好几倍。浙江省、瓯江两岸的窑址已发现有200多外,元代龙泉窑瓷器的特点是造型大多胎体厚重,除继续生产宋时的器型外,创新品种有高足杯、菱口盘、荷叶盖罐、环耳瓶、凤尾樽等。质量不如南宋,胎质粗糙,釉面光亮者多,温润如玉者少,装饰技法上有划花、印花、贴花、堆花、镂刻、点彩等。纹饰题材丰富,有云龙、飞凤、花鸟、鱼虫、八仙、八吉祥、杂宝等,个别有文字装饰。

在龙泉窑的精湛技艺和精美的釉色及高超的质量影响下,除浙江境内多处窑址如大窑、金村、溪口、大白岸、小白岸、梧桐口、笔架山、项户、道泰、山头窑、松溪、马垃力、安福口、安仁口、大方、大棋、下村、武溪等300余处外,还有江西、福建两省的多处窑址也仿烧龙泉青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龙泉窑系。这在宋、元民窑瓷器中是屈指可数,名列前茅的。

2历史传承

龙泉窑因在今浙江龙泉县,故名,属我国南方青瓷系统。创烧于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进入鼎盛时期,至明代中叶以后渐趋衰落,传世的龙泉青瓷下限至清康熙年间,烧造历史达七、八百年之久。

北宋时期的龙泉青瓷,胎骨较厚,胎土淡灰,底足露胎处见赭褐色窑红,胎微出烧,釉的玻化程度好,釉层透明,釉表光泽很强。装饰花纹较简练,常见纹样有鱼纹、蕉叶、金枝、荷花等。

装饰风格趋于奔放。处于南宋鼎盛时期的龙泉青瓷,形成了自已独有的艺术风格,显示了独特的魅力。

南宋龙泉青瓷的造型亦形成自已的风格,稳重大方,浑厚淳朴而又不失秀媚,器型丰富多样,装饰普遍采用刻花和堆塑法,颇具艺术匠心。

元代龙泉青瓷烧造量大,风格与南宋迥异:器型高大、胎体厚重;胎色为白中带灰或淡黄;釉色为粉青带黄绿,光泽较强,釉层半透明;装饰手法多种多样,有刻、划、印、贴、塑等,以划花为主,花纹粗略,线条奔放,纹饰以云龙、飞凰、双鱼、八仙、八卦、牡丹、荷叶等为多见。此外,还大量出现汉文和八思巴文字款铭。

明代龙泉青瓷走向衰弱,器物胎体厚重,制作粗糙,胎色为灰黄,釉层厚,透明度高,釉表光泽强,釉色有青灰、茶叶末、灰黄等几种,装饰以釉下刻花为主,亦有模印人物故事的装饰方法。

宋代龙泉青瓷是青瓷工艺的历史高峰。其青瓷的釉色与质地之美,亦如巧夺天工的人造美玉,全世人为之倾倒。

那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龙泉窑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呢?朱伯谦先生在《龙泉窑青瓷》一书中曾将龙泉窑的发展归纳为开创、发展、鼎盛和衰落四个阶段:魏晋和五代十国是开创时期,瓷窑少,生产时断时续,处于就地销售断断续续的生产阶段;北宋至南宋前期是发展期,瓷窑发展快,逐渐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南末后期至元代是鼎盛期,瓷窑迅速发展,青瓷质量大大提高,产品畅销国内外广大市场;明清是衰落期,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龙泉窑处境艰难,瓷窑不断地倒闭减少,至清代晚期结束。如果说这四个阶段勾勒出了龙泉窑发展历史的整个脉络,那么,龙泉窑发展史上的三次辉煌期则是连贯发展脉络的重点和要点。

开创年代

至今通常的说法是龙泉窑开创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有说始于五代或者宋代的。在古文献中,关于龙泉窑的开创年代的记载极少,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是成书于南宋绍兴三年(1133)庄绰的《鸡肋编》“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龙泉青瓷益加工巧。”庄绰曾在包括浙江在内的南北各地郡县做官,交游甚广,见闻颇丰。他在上述文中清楚地描述了处州龙泉县是五代吴越钱氏所贡青瓷的产地。“宣和中”,龙泉窑已成为朝廷青睐的宫廷用瓷生产窑场。正因为朝廷向其订烧青瓷,使得“龙泉青瓷益加工巧”。过去,许多学者在引用此条文献时并不认可“五代秘色瓷出龙泉”的观点。然而,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修的《龙泉县志·大事记》中又提到“五代贞明五年(919年)龙泉金村、刘田等地制瓷作坊已具规模”,这说明在有限的古文献中,至少有两处提到了五代以前,龙泉就已经开始烧造瓷器的事实。

五代北宋

龙泉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瓷土等矿藏资源极为丰富,又居于瓯江—卜游,不仅具备充足的原料、燃料和水资源,还有便利的水路运输,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早在三国两晋时期,当地的老百姓便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吸取瓯窑、婺州窑等周边窑场的制瓷技术与经验,开始烧制青瓷,但当时烧制的青瓷非常粗糙,窑业规模也不大。这一状况到了五代和北宋早期,却出现了突然的变化,这一时期也被称为龙泉窑青瓷的“迷惑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器物就是淡青釉瓷器。这种淡青釉瓷器,器形规整,釉面均匀光洁,透着淡淡的青色,有些还经过刻划修饰,与粗糙的早期龙泉青瓷相比似乎缺少过渡,与后来著名的梅子青、粉青相比似乎也不存在承启关系,这在整个龙泉青瓷发展史上未免显得有些突兀,因而也成了一个“迷惑”。

据笔者实地考查证实,当时这类淡青釉的烧制地点主要是在龙泉金村一带。明代陆容《菽园杂汜》曾载:“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次则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外则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绕等处皆有之、然泥汕精细,模范端巧,俱不若刘田”,刘田也叫“琉田”,即今大窑,是龙泉窑的传统制瓷中心。但笔者认为是先有金村后有大窑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大窑至今还尚未发现有烧制淡青釉瓷器的迹象,而淡青釉瓷片在金村则随处可见。从这一点来看,金村制瓷在当时是很辉煌的,金村地狭靠河,因此初期时运输十分方便。后来制瓷业规模扩大,金村狭窄的地势便不适应当时的发展。而地势开阔的刘田离金村仅五华里,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制瓷业的新中心。

龙泉窑的突然兴起很可能和龙泉窑为宫廷烧造“贡品”有关。当时江南一带属于吴越国的钱氏王朝统治,钱氏王朝一直奉行与中原修好的策略,于是瓷器成了重要的“贡品”。有关专家在考古搜集时曾找到这样一件淡青釉罐,其外壁釉下写着“天福元年,重修窑炉,试烧官物,大吉”。天福元年也就是公元936年,天福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年号,吴越国是宗后晋的,据此推测,当时所烧的“官物”除了吴越国宫廷自用以外,很可能还向石敬瑭进贡。

当然,担任贡器烧造任务的主要是越窑,其贡器也称“秘色瓷”。秘色瓷起于晚唐,因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使用,故曰“秘色”。龙泉窑也烧过“秘色瓷”,宋人庄绰《鸡肋编》记载:“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庄绰一生大约经历了北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五代,曾在南北各地的郡县做官,足迹遍及京西、淮南、两浙、福建、江西、荆湖和广南,交游甚广,见闻颇丰,其记载应比较可信。从这一点来看,“秘色瓷”的第二阶段是后来居上的龙泉窑青瓷产品。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进贡的瓷器数量很大,《宋史》卷四百八十列传世家二(吴越钱氏)“太平兴国三年三月来朝,俶进……越器五万事,金扣越器百五事”。又《宋会要》:“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朝,俶进……瓷器五万事,金扣瓷器百五事”。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当时贡奉北宋太宗的秘色瓷器达十万多件,如此巨大数量的贡瓷应该不是在自愿条件下进行的,而这样庞大的生产量也是越州窑所无力承担的。另一方面,越窑因为各方面原因而逐渐衰落,导致南方的制瓷中心向龙泉窑转移。在这样的情况下,越窑先进的制瓷技术传入龙泉,一批优秀的瓷匠陆续在龙泉安家落户,龙泉窑产品的质量迅速提高。龙泉窑以担负“和平”的贡器使命,换来了它自身发展的契机,从北宋开始,龙泉窑逐渐取代越窑,一跃而为江南第一名窑。

北宋南宋

龙泉窑在南宋的发展是跟大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北宋覆灭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方的汝窑、定窑等名窑又被战火所破坏,其制瓷技术传入到南方。这时的龙泉窑结合南技北艺,迅速走向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进而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不仅胎釉配方、造型设计、上釉方法、装饰艺术及装窑烧成等有了重大的改变和提高,器形种类更是大大丰富。由于熟练掌握了胎釉配方、多次上釉技术以及烧成气氛的控制,釉色纯正,釉层加厚,在南宋晚期烧制成功粉青釉和梅子青釉,达到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在我国瓷器史上谱写下光辉的篇章。另一方面,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商业、贸易的发展。北宋时,官方就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泉州设立了“市舶司”,直接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南宋政府更把海外贸易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有效途径。对外贸易量的增加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受欢迎的商品。据史料描述,当时“窑群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往返穿梭,日夜繁忙。”瓷器内销运往临安,外销经瓯江出海,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一带。

从13世纪开始,龙泉窑出现了两大系列的精美产品:黑胎厚釉青瓷和白胎厚釉青瓷。黑胎厚釉青瓷的产品数量比较少,迄今只在龙泉大窑、溪口两地近十处窑址中发现这类瓷器,而且都是与白胎青瓷同窑同烧的,其中溪口瓦窑垟窑以生产黑胎厚釉青瓷为主,其他瓷窑以烧白胎厚釉青瓷为主,兼烧一部分黑胎青瓷、黑胎青瓷的特点是薄胎厚釉,釉层开片,紫口铁足,有些器物还采用支钉垫烧。这些在龙泉窑青瓷的内部发展脉络中都找不到相应的发展轨迹,尤其裹足满釉支烧的工艺对于龙泉窑来说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工艺风格上的骤变显然是受到外界制瓷技术冲击的结果,最有可能的就是朝廷的干预。至今高科技测试也表明,龙泉窑的黑胎、开纹片青瓷、造型、纹片,以及化学组成和郊坛下官窑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此外,白胎厚釉青瓷的制作工艺也是承接南宋官窑的,但有创新,在胎釉配方上有些差异。与黑胎青瓷相比,白胎青瓷的釉层光滑细腻不开片,胎色洁白,釉色青翠有如碧玉,胜似翡翠。并且这两大系列瓷器还出现了一批仿南宋官窑器的器形,官窑器是不允许民间随意仿造的,仿官窑的出现不能简单地诠释为“仿制”。另外考古发掘也证明,南宋龙泉窑青瓷在临安京城皇宫遗址和绍兴市攒宫宋六陵墓地都有大量出土。至今大窑龙泉窑遗址还保留着南宋古道,遍布南宋窑址,在当地村民中还流传着种种关于南宋时的故事。这一切都似乎在述说着当时的龙泉窑与宫廷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南宋皇朝拥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为什么还要派遣技术人员和官员在龙泉等地监烧“供器”呢?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杭州本地的瓷土资源并不太理想,而古代制瓷业对地理环境和资源的依赖性是很强的,至今看来,南宋官窑器的胎质比较疏松,易破碎,还有开片,所谓“无片不成官”,开片是南宋官窑瓷器的一大特点。但无论是冰裂纹也好,梅花片也好,美则美矣,却不实用,试想,将满是开片的瓷器当作日常生活用瓷不免存在卫生问题。相比之下,龙泉窑青瓷的胎质比较缜密坚硬,尤其是白胎厚釉青瓷,釉面光洁不开片,既美观又实用。

元明早期

虽然龙泉窑熊熊的窑火曾一度遭受蒙古铁骑的践踏而熄灭,但入元后,龙泉青瓷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加上元代统治者继续奉行对外贸易政策,使龙泉青瓷生产规模在元代继续扩大,窑址和产品的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品品种增多,风格多样化,远销世界各地。

1979年为配合浙江省紧水滩水库工程的兴建,浙江省文管会等单位在龙泉县境内进行了普查,并在龙泉县东部安仁口地区发掘了元代窑址,为研究龙泉窑在这一时期生产情况和产品面貌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元代仍是龙泉窑的兴盛时期。元代产品除部分继承宋代传统以外,在器型和装饰上又有新创造,比如当时流行的露胎工艺。元代由于水陆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瓷器大量出口,需求量激增。在这样的条件下,元代龙泉窑迅速向瓯江和松溪两岸扩展,这样,大批的龙泉窑瓷器便可顺流而下,转由当时重要的通商口岸——温州和泉州,将瓷器出口到世界各地,像欧洲、非洲、东南亚等地都有龙泉窑的瓷器。1975年在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l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占了9000多件,可见龙泉青瓷在元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其实元代的蒙古统治者不是单方面地被汉文化所同化,蒙古铁骑在征服一个王朝的同时也带来了草原的大气与粗犷,元代龙泉窑青瓷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批大件器物的出现。这些大器胎质较厚,器形粗犷,釉色更加成熟凝重。元代龙泉窑的窑形仍沿用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但在长度上略有短缩,这一改变有利于提高窑内温度,并使热量分布更均匀、合理,对烧制大型器物很有利。

元代龙泉窑的繁荣为明初龙泉官窑的设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详见《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一书)。明龙泉官窑器延续了元代的大器风范,将厚实雄浑的审美理念发挥到极致,之前往往将明初龙泉窑青瓷与元代龙泉青瓷混为一谈,或笼而统之断为“元末明初”,这也在一个层面上说明了两者的相承关系。至今从处州青瓷博物馆征集到的—批明初龙泉官窑青瓷碎片及结合传世完整器来看,明龙泉官窑青瓷在烧造工艺上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巅峰,无疑代表着龙泉窑瓷器烧造史上的最高水准。以刻花为例,明龙泉官窑青瓷主要以刻花为饰,精美绝伦,花纹与青如翡翠的釉色融为—体的刻花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高度。刻花是龙泉窑青瓷的传统装饰工艺之一,北宋时期的刻划花装饰曾经盛极一时,但到了南宋,由于石灰碱釉的运用和多次上釉技术的掌握,龙泉窑青瓷往往素面朝天,转向以釉色取胜。其实釉色的玉质感固然是世之所好者,但釉层一加厚,原先的刻划花很容易被厚釉所覆盖。所以到了元代,又流行露胎、贴塑、模印等装饰手法,这样玉质感的釉色和花纹图案的装饰效果就可以兼得了。明龙泉官窑器将刻花与厚釉结合得恰到好处,从而使刻花装饰工艺取得了新的突破。

此外,明代早期的民窑器也有不少精品,明初龙泉窑的规模和数量也不容小觑,以往被忽视,还有待重新认识和评价。

清代

洪武年间,《格古要论》载:“龙泉窑在今浙江处州府龙泉县,盛产处器(青瓷)。”当时供奉皇宫、贵人用的器皿仍由“饶(景德镇)、处(丽水龙泉)等府烧造”。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海外贸易促进青瓷生产,正统年间以著名匠师顾仕成为代表的作品,形制端正,釉厚色青,不少大型瓷品仍为车内外艺术鉴赏家所收藏。成化、弘治以后,青花瓷兴起,中国航海事业衰落,海上贸易之路变为西方殖民者少将侵略之路,明王朝实行海禁,青瓷外销量锐减,大窑村、溪口村一带瓷窑纷纷关闭,大白岸村至安仁口村一带瓷窑改烧民间通用青瓷、造型、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窑数减至160多处。

清初,窑声所剩无几。清中叶,仅剩南窖、瀑去埠头村、青溪水孙坑村等地70余座窑。产品胎质粗糙,釉色青中泛黄。唯孙坑村范姓窑技艺家传,坚持烧制至民国初期。成极几个朝代的龙泉青瓷之花至此凋零。

民国

清末民初,日本、德国、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搜罗古青瓷,继之辆大批古董商纷至沓来。由此,一方面引发了龙泉挖掘古窑址古墓之风:另一方面一批民国制瓷艺人开始研制仿造窑产品“牡丹瓶”、“凤耳瓶”等70余件邮寄国民政府实业部请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龙泉窑历史上的三次辉煌都是与宫廷密切相关的,无论是生产“贡器”,还是设立官窑,都是促成成龙泉窑快速发展的最有力动因。因为在封建社会,宫廷的指令往往就是最高的社会动力,它对于一个瓷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工艺特色

北宋

北宋时施石灰釉,釉层薄而透明,光泽较强。早期产品胎薄而较白,施淡青釉,器物以盘、碗、壶为主,罐、盆等少见。中期以后胎呈灰或浅灰色,釉色青黄;装饰普遍使用刻花,辅以篦点或篦划纹,此外还有团花、波浪、蕉叶纹等纹饰。盘、碗内常刻团花和波浪纹,内填篦纹,外壁常划篦纹和直条纹。瓶、执壶腹部常见刻牡丹纹。图案花纹一般对称。

南宋

南宋以后施石灰碱釉,釉层厚,柔和淡雅。南宋胎色白,深中泛灰。除继续生产北宋原有器物,出现了八卦炉、鼎式炉、奁式炉、盆、塑象、渣斗、胆式瓶、五管瓶、龙虎纹瓶等等,五管瓶腹部呈多节葫芦状,瓶上部的竖管,三至七管都有,以五管多见。碗、盘器底较厚,挖足一般很浅,圈足宽矮,外底露胎。装饰以刻划花为主,线条花口五出,花口下碗壁凸起五条直线,碗内刻云纹的较多,也有内划“S”形纹饰的,碗心印阴文“金玉满堂”或“河滨遗范”四字的也较多见。北宋末期浮雕莲瓣纹开始流行,在盘、碗的外壁较多使用,至南宋晚期,莲瓣纹变得短而宽,互相紧靠,瓣中脉线突起。

南宋可分白胎厚釉青瓷和黑胎厚釉青瓷。

白胎青瓷胎质细腻致密,釉色白中泛青,釉层丰厚柔和,以粉青、梅子青釉最佳,足底露胎处呈紫色,俗称朱砂底。器物造型除碗、盘、碟、水盂、香炉等,还出现不少仿古器物,如鬲、觚、琮等器。纹饰以莲瓣、弦纹为主,南宋末出现双鱼、龙纹和贴花牡丹纹等。黑胎青瓷胎薄釉厚,胎色灰黑,俗称铁骨。釉色青,多纹片,部分器物的口沿隐露胎色,呈紫褐,圈足底端则呈铁黑色,俗称紫口铁足。器形以瓶、炉、尊、洗、笔筒、灯为主,纹饰少见,与南宋郊坛下官窑瓷器有许多共同之处。

元代

造型高大,胎体厚重

胎色与南宋基本相同,釉色青中泛黄。仿古器物少见,新创器型有高足杯、菱口盘、环耳瓶、凤尾尊、荷叶盖罐等等,高足杯足较短,上下大小基本一致,元竹节装饰,足内空心且较深。装饰采用划、刻、印、贴、镂、堆等多种方法,以划花为主,划花纹粗略,线条奔放,并出现了褐色点彩。器物普遍饰有花纹,纹饰题材以云龙、飞凤、双鱼、八仙、八卦、梅、菊、马上封侯等多见。此外,还大量出汉文和八思巴文字款铭。盘、碗外壁的莲瓣纹长而窄,排列较疏,瓣中间一般无脉线突起,不同于南宋。盘、碗底足一般挖足较深,有的深过外墙壁,外底足中间刮去一圈釉,露胎泛红,中心有釉。到元代晚期有的底足内全无釉,中心有乳丁状凸起。

与元代基本相同,但趋于粗糙。

胎较粗,釉色青灰,釉薄而透明,光泽较强,盘、碗器底一般不施釉,也有如元代底足中间刮去一圈釉的。器物以高足杯、菊瓣纹碗、玉壶春瓶、执壶、盖罐多见,高足杯的足较高,有竹节装饰,一节或多节,挖足粗率且较浅。纹饰有人物故事及花托吉字、福、寿、金玉满堂等字。

器底特点

(1)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采用圈足内放垫饼垫烧,足端无釉.碗、盘底较厚,与此装烧方法有关;

(2)北宋早期用托珠垫烧,器底留有托珠痕;

(3)元代中期以后采用盂形垫具,器物外底中间一圈刮釉,中心有釉,似涩圈;

(4)南宋晚期至元中期采用垫饼托住整个器足垫烧,足端无釉,普遍为朱砂底;

(5)明代又恢复圈足内放垫饼垫烧,外底无釉。

从造型上看,要掌握不同时代的典型器物,以及同一器物在不同时代的造型特点。以鬲式炉为例,这种造型在宋代较为常见,宋代炉一般较矮,轮廓鲜明,板沿口外伸,束腰,腹部突出,三足紧收,廓线起伏明显,整体造型优美细腻。而明代的同类炉整体造型较呆板,廓线不够流畅。从细部看,宋代炉器足底部较圆,而明代炉器足较平呈蹄形。

从胎体上看,宋代龙泉窑器物胎土颜色为白中泛灰,底足露胎处可以看到桔红色窑红,胎体适中,较元、明时期的胎体要轻薄得多。明代龙泉瓷胎体厚重,胎色灰黄,底足露胎处显现赭褐色窑红。

从釉色上看,典型的宋代龙泉瓷釉层较厚,釉色青翠,光泽柔和,釉层中有气泡,分布大且稀。明代龙泉瓷釉层比较薄,玻璃化程度高,透明度好,表面光泽强,釉色或绿中带棕,接近艾绿,或黄中带灰,二者都很不悦目。

从纹饰看,宋代龙泉窑器物纯以釉色取胜,纹饰装饰极少,即便有纹饰也多是刻花装饰辅以篦点和划纹,以及波浪、云纹、蕉叶等图案,构图极为简练,手法生动。而明代器物上的纹饰,装饰较为繁复,图案带有了明显的象征意义,是明代龙泉窑器物比较常见的装饰手法。

4鉴别真伪

要判定古代瓷器的年代和真伪,就要掌握不同时期器物的特征,这些特征要从器物的造型、胎体、釉色、纹饰以及款识等方面人手,典型特征就是时代器物的名片。在了解器物时代特征的同时,还要将不同时期的标准器熟记于心。所谓标准器就是这一时期最具有典型特征、最能说明这一窑口特色或者最能代表这一釉色品种的器物,掌握了标准器就有了判定的标准,就能以此作为比照,从不同的方面来判定一件器物的时代和真伪。

器型

仿烧往往选每个时代龙泉窑的典型产品,如北宋的执壶、五管瓶,南宋的莲瓣碗、凤耳瓶、鬲式炉、元代的牡丹纹大瓶、刻花大盘、各式香炉等器物。仿品很少是对照真品的实物进行仿烧,因此造型上线条呆板,缺乏神韵,颈肩部的转折十分生硬,足端部过于整齐,器型比例失调,器物形制的规格和尺寸也不够规范。

胎釉

龙泉窑的釉和胎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成分及相应的烧造工艺。

龙泉窑不同时代胎色的呈色、质地的粗疏和细腻、釉的色泽和质地,都不尽相同。对粉青、梅子青釉的仿烧,一般釉料不用化学配方,而沿用传统配方,即在瓷土中有选择地加入植物草木灰,尽管釉的质感非常像,但缺乏内敛的厚实感,往往浮光隐现。

明代龙泉窑豆青和深绿釉色的瓷器,胎壁厚重,器底粗糙,是现代仿制较容易掌握的,这类产品需仔细辨别。作伪器物一个重要工序,就是对器物釉表面进行去光处理,主要采用强酸溶液腐蚀、土埋及一些工业技术上的打磨。近些年来,专家学者对经过作旧处理的器表损伤,在高倍显微镜下表现出的不同显像,作了归纳和总结,提高了对古陶瓷辨伪的科学水平。

纹饰

龙泉窑产品的伪品的刻划纹样,不如真品线条的婉转流畅。贴花工艺的纹饰,不像真品的生动自然。露胎是元代龙泉窑最具特色的装饰工艺,元代龙泉窑特有的葱绿釉色和露胎赭红色的相衬,伪品对这类产品的仿烧,提供了识别点。

装烧方法

装烧技术在龙泉窑的每个发展时期都是不相同的。在垫烧的工具上,归结起来不外乎垫圈和垫饼两类,但不同时代在圈足上所垫的部位是不同的,留下各时代不同的烧造痕迹。特别是南宋时期的龙泉窑产品的“铁足”、“朱砂足”往往是不规则的。元代垫圈痕迹、明代器物的圈足露胎部,显露出“火石红”。龙泉窑早期的产品,十分完整的少见,多少留有些残疵,主要在圈足部分。因此作伪者往往采用“更于底部或边缘略碎米许”或沾粘窑渣的手法来蒙人。

陶瓷文化鉴赏-龙泉窑


在今浙江龙泉县,故名。创烧于北宋早期,南宋晚期进入鼎盛阶段,到明代中叶以后渐趋衰落,以烧青瓷闻名于世。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1)北宋时施石灰釉,釉层薄而透明,光泽较强。早期产品胎薄而较白,施淡青釉,器物以盘、碗、壶为主、盆、罐等少见。中期以后胎呈灰或浅灰色,釉色青黄;装饰普遍使用刻花,辅以篦点或篦划纹,此外还有团花、波浪、蕉叶纹等纹饰。盘、碗内常刻团花和波浪纹,内填篦纹,外壁常划篦纹和直条纹。瓶、执壶腹部常见刻牡丹纹。图案花纹一般对称。(2)南宋以后施石灰碱釉,釉层厚,柔和淡雅。南宋胎色白,深中泛灰。除继续生产北宋原有器物,出现了鼎式炉、八卦炉、奁式炉、渣斗、盆、塑象、胆式瓶,龙虎纹瓶、五管瓶等等,五管瓶腹部呈多节葫芦状,瓶上部的竖管,三至七管都有,以五管多见。碗、盘器底较厚,挖足一般很浅,圈足宽矮,外底露胎。装饰以刻划花为主,线条花口五出,花口下碗壁凸起五条直线,碗内刻云纹的较多,也有内划“S”形纹饰的,碗心印阴文“金玉满堂”或“河滨遗范”四字的也较多见。北宋末期浮雕莲瓣纹开始流行,在盘、碗的外壁较多使用,至南宋晚期,莲瓣纹变得短而宽,互相紧靠,瓣中脉线突起。(3)南宋晚期产品可分白胎厚釉青瓷和黑胎厚釉青瓷两大类。白胎青瓷胎质细腻致密,釉色白中泛青,釉层丰厚柔和,以粉青、梅子青釉最佳,足底露胎处呈紫色,俗称"朱砂底"。器物造型除碗、盘、碟、水盂、香炉等,还出现不少仿古器物,如鬲、觚、琮等器。纹饰以莲瓣、弦纹为主,南宋末出现双鱼、龙纹和贴花牡丹纹等。黑胎青瓷胎薄釉厚,胎色灰黑,俗称"铁骨".釉色青,多纹片,部分器物的口沿隐露胎色,呈紫褐,圈足底端则呈铁黑色,俗称"紫口铁足"。器形以瓶、炉、尊、洗、笔筒、灯为主,纹饰少见,与南宋郊坛下官窑瓷器有许多共同之处。(4)元代器物特点造型高大,胎体厚重。胎色与南宋基本相同,釉色青中泛黄。仿古器物少见,新创器型有高足杯、菱口盘、环耳瓶、凤尾尊、荷叶盖罐等等,高足杯足较短,上下大小基本一致,元竹节装饰,足内空心且较深。装饰采用划、刻、印、贴、镂、堆等多种方法,以划花为主,划花纹粗略,线条奔放,并出现了褐色点彩。器物普遍饰有花纹,纹饰题材以云龙、飞凤、双鱼、八仙、八卦、梅、菊、马上封侯等多见。此外,还大量出汉文和八思巴文字款铭。盘、碗外壁的莲瓣纹长而窄,排列较疏,瓣中间一般无脉线突起,不同于南宋。盘、碗底足一般挖足较深,有的深过外墙壁,外底足中间刮去一圈釉,露胎泛红,中心有釉。到元代晚期有的底足内全无釉,中心有乳丁状凸起。(5)明代制作工艺与元代基本相同,但趋于粗糙。胎较粗,釉色青灰,釉薄而透明,光泽较强,盘、碗器底一般不施釉,也有如元代底足中间刮去一圈釉的。器物以高足杯、菊瓣纹碗、玉壶春瓶、执壶、盖罐多见,高足杯的足较高,有竹节装饰,一节或多节,挖足粗率且较浅。纹饰有人物故事及花托吉字、福、寿、金玉满堂等字。(6)从装烧方法认识各时期器底特点:1北宋早期用托珠垫烧,器底留有托珠痕.2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采用圈足内放垫饼垫烧,足端无釉.碗、盘底较厚,与此装烧方法有关。3南宋晚期至元中期采用垫饼托住整个器足垫烧,足端无釉,普遍为"朱砂底"。4元代中期以后采用盂形垫具,器物外底中间一圈刮釉,中心有釉,似涩圈。5明代又恢复圈足内放垫饼垫烧,外底无釉。

明代初期龙泉窑青瓷与明清两代宫廷的渊源


故宫博物院藏有传承自前朝宫廷的清宫旧藏明代龙泉青瓷211件,它们是明初龙泉窑依朝廷定样所制宫廷用瓷的珍贵遗存,其制作工艺和装饰特征既有元代遗风,又与同时期景德镇的官窑瓷器相似,反映了明初龙泉窑制瓷与宫廷间的密切关系。

通过对清宫旧藏明龙泉窑青瓷在宫中原藏位置及所藏器型、数量的统计数据加以整理分析可以发现,这批传世器在宫中使用或收藏的地点不仅较多,且分布广泛,除紫禁城内计有28处宫殿处所外,清太庙、避暑山庄和奉天故宫等处也有收藏。这些旧藏器在清代既有仍作宫殿厅堂中陈设或祭礼器使用的,也有集中存储而未使用过的,如存贮于古董房、咸福宫、寿康宫等处的各式大盘等,从品相看基本没有用过的痕迹,显然它们应是自明代进宫后就一直存储而未使用的。因此,清宫旧藏明龙泉窑青瓷是明代宫廷的原藏之物。

总体看,清宫旧藏明龙泉窑青瓷在造型、胎、釉、纹饰和底足工艺等方面均制作得比较精细,其工艺往往带有元代遗风,反映了明初龙泉窑制瓷工艺正处于从元到明的过渡时期。

关于清宫旧藏明龙泉瓷器制作的具体时间,一般认为大致在明初洪武至天顺末年,其中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主,但由于这批旧藏瓷器中没有书写年款的器物,所以对它们具体制作朝代的研究主要是依据与同时期景德镇陶瓷官窑品在造型、纹饰题材、纹饰布局等工艺特征上的横向对比。

这种将龙泉青瓷与工艺特征比较相似的景德镇官窑青花、釉里红器放置在一起,且二者都基本未见使用痕迹的原始保存状况说明,它们应是两地窑厂在同一时期生产的宫廷用瓷,且进入到皇宫内收储的时间也应比较相近。

所以说,龙泉窑不仅是我国古代烧制青瓷历史最悠久的民间窑场,而且其历代瓷业生产与宫廷官府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明代初期,龙泉窑与景德镇窑一样,也依朝廷定样烧制过一定数量的宫廷用瓷。故宫博物院藏属清宫旧藏的明代龙泉窑青瓷就是明初龙泉窑所产宫廷用瓷的遗存。

根据最近的窑址考古发现,其中部分传世品应是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场的产品。旧藏明代龙泉窑青瓷在宫中的陈设和原始保存情况,不仅证明了明初龙泉窑制瓷确与宫廷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为我们研究明初龙泉窑青瓷产品的分期等问题提供了原始可信的参考依据。

龙泉青瓷的由来


龙泉青瓷的由来要追溯到三国两晋,盛于宋元,以“清澈如秋空、宁静似深海”的哥、弟窑瓷器享誉海内外。

龙泉市宝溪乡山光水色,风景奇秀,是近现代古龙泉窑集聚地,保存了清至民国龙窑9座。龙窑依山而筑,气势非凡,龙窑在中华大地延续烧了2000余年,它是人类文明活动的重要见证。近年来,随着液化气窑炉的使用,龙窑失去了往日的功能,绝大多数龙窑作坊歇业,窑场皆废。

曾有人亲眼目睹龙泉古窑祭灶点火的壮观场景。祭台上放着猪头、鱼、酒等美味佳肴,窑工恭恭敬敬地行礼,祈祷窑神护佑。这种古老的仪式延续了几千年,表达了人类对赖以生存的土地及火种的敬畏。陶瓷是土和火的美炒结晶。窑工轻轻地将木柴掷入炉膛中,熊熊烈火燃起,火出窑尾,烈焰腾空,蔚为大观,让人思古之幽情顿生。

龙泉青瓷出炉的那一刻,一阵鞭炮声后,一件件精美青瓷从窑炉中缓缓传递而出,整齐地排列在铺着红布的陈列桌上,有粉青花瓶、弧瓶、琮瓶、香炉、碗盏等等,精美绝伦,巧夺天工,让人目不暇给。一帮痴迷青瓷的老外,忍不住欢呼起来,睁大眼睛,争先恐后抢拍下这难忘的镜头。我轻手抚摸着带着炉温的美如湖水般的青釉炉具,太精致了,此刻,我的心真的醉了,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和生生不息的伟大创造力,在此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但毋庸讳言,窑炉中次品之多,出乎意料,由于炉温等原因成为残器,这真是叫人无法把握的事,要烧制出一尊良器不易啊。

在龙泉有一个历史人物是不能忘记的,他就是龙泉窑的发现者中华陶瓷田野考古先驱陈万里先生。龙泉这块土地,到处是崇山峻岭,当年日寇都无法侵入,但陈公却骑着毛驴,翻山越岭,八次来到龙泉考察。中国瓷器及中国陶瓷研究在陈公之前,大都集中在书斋里。陈公虽然非考古科班出身,但他多方面的学养,异乎常人的悟性,敢于打破陈规,重实证而少自矜。正是在他的身体力行下,陶瓷考古由“学问”向科学转变。他还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名医,写的章草书法,今人无法企及;他是中国最早的摄影家,他的《大风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个人摄影集。他还会唱昆戏,写剧本,爱美食,玩收藏,搞研究。

当今的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一些精神滑坡,士气低迷,丑闻迭出的现象,有人以“犬儒病”概括。究其原因,固然可以追溯到五十年前的政治运动扭曲了人格,思想改造阉割了精神;也可以追溯到十几年来拜金主义败坏了风气,权钱交易搞乱了秩序。面对陈公这样的先贤,我们发出如此痛心疾首的声声慨叹!

周恩来助推龙泉窑恢复生产


《梅子青花卉纹盘》

《龙耳花瓶》

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是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皇宫,收藏有1万多件中国瓷器,是中国境外数量最多、深具历史意义的巨藏。其中,超过1350件青瓷,均为13至15世纪龙泉窑所制。那或凝厚泛蓝、或亮如橄榄、或绿中泛黄的青翠釉色,为中国青瓷巅峰之作,令世人惊叹。

龙泉窑创烧于隋唐,巅峰期在南宋,是继越窑、婺州窑之后,又一出自浙江的名窑。如今,龙泉境内发现窑址392处,分布在12个乡镇(街道)、49个建制村和173个自然村,可见当年冶瓷之盛。然而,战乱兵燹,国弱瓷衰。在宋元明如此辉煌的龙泉青瓷,至清末民初虽有陈佐汉等人企图力挽狂澜,但总体已奄奄一息。

1957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轻工业厅长会议上指出:“要恢复五大名窑生产,首先要恢复龙泉窑和汝窑”。起因是之前一些国际友人来华访问时,表示出对龙泉古瓷的极大热情,特别是一位在华工作多年的苏联专家回国时向我国有关部门提出要一件多年仰慕的龙泉青瓷作为纪念品,惊动了总理。

轻工业部发出了《关于恢复历史名窑的决定》。时任浙江省轻工业厅厅长的翟翕武,二话没说接受了重任。他组织全国的陶瓷专家,成立了“浙江省龙泉青瓷恢复委员会”,并向著有《中国青瓷史》、《瓷器与浙江》等论著的故宫[微博]陶瓷专家陈万里请教。陈老举起了两个手指,示意一是要找龙泉老艺人李怀德,二是要培养有才干的年轻科研专家。这时,刚从天津大学毕业分配到浙江轻工业厅的叶宏明,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攻读硅酸盐专业的科研人员,进入了翟翕武的视野。从此,叶宏明开始了与古瓷仿制荣辱与共的漫漫征程。

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篇开宗明义指出:“水火既济而土合”。龙泉青瓷这样的人间绝品,神韵自然来自优质的原料、绝妙的配方以及水火并济的高超技艺,要想恢复生产,一切都需迈步从头越。寻找原始瓷片成为必不可少的开始。翟翕武和叶宏明踏遍龙泉西南地区,终于在崇山之中找到了一些古瓷的原始碎片。叶宏明将其送至上海测试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能,在龙泉与上海之间,来来回回跑了几十次,研制出多种配方,随后投入建窑、采土、配方、火候、烧制、试验,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原料粉碎、腐熟、拉坯、成型、素烧、上釉之中。

1959年国庆前夕,在陈万里、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周仁、轻工业部李国桢、浙江美院邓白等多位专家的指导下,叶宏明等人终于迎来金色黎明,经过225个配方的试验和筛选,宛如原汁原味的300套龙泉青瓷出炉了,并摆进了新建成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成为国庆10周年大典的一道风景。

众多陶瓷古籍中,均列哥窑为名窑。其开片有文武之分,与南宋官窑有细微差异,以多有金丝、少见铁线为特色。那冰裂、牛毛、流水、叶脉蟹爪、鳝血等自然纹路气象万千,恢复难度更胜弟窑。叶宏明奋力再攀哥窑巅峰。又是一次次失败!艰难之际,陈万里忍痛将收藏的一只珍稀南宋哥窑瓶,交给他们试验研究。叶宏明发现,哥窑与弟窑的区别,关键在于胎的化学成分,尤其是氧化铁和氧化铅的含量,这对釉色与开片至关重要。其次,哥窑瓷须在1260℃烧成,并快速冷却至950℃阶段。

1963年,哥窑瓷器得以恢复生产。那典型的哥窑裂痕,将青色冰裂成不规则的格形,天然去雕琢。然而,在所有传统文化都作为“四旧”砸烂的岁月里,青瓷研究被迫中止了。叶宏明辗转难眠,日日躲在帐子里看书。久而久之,恢复与龙泉窑紧密相关的南宋官窑瓷器,成为他的又一个梦想。

“文革”结束后,叶宏明“重操旧业”,带上一把锄头,去杭州宋城遗址附近寻找烧制南宋官窑必需的紫金土。一次又一次地“掘地三尺”,终于,在一个暴风雨之日,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叶宏明,发现脚下有一股紫水流淌,他顿时兴奋不已,顺水而上,在石隙间,叶宏明与紫金土历史性地相遇了!不久,紫口铁足、釉色莹澈、开片似哥窑又别于哥窑的南宋官窑瓷器,在叶宏明的主持下烧制成功。

在主持龙泉青瓷和南宋官窑名瓷的恢复之后,叶宏明致力于新技术的开发,和其他专家一起,创造性地研制出哥弟窑结合、青瓷彩绘等多种产品,如免烧瓷、变色釉、香味釉和彩陶等。从弟窑、哥窑,到南宋官窑瓷器,再到产品创新,叶宏明一刻也没有忘记泥土的质朴、炉火的热诚。

陶瓷文化鉴赏-龙泉窑青瓷器如何从四个方面辨伪


说起我国老窑瓷器,人们往往首推宋时五大名窑,即汝官钧定哥。起始于北宋的龙泉青瓷,似乎品级要低一等。其实,优质的龙泉古瓷,从古至今,历来受到收藏家的青睐。龙泉窑位于浙江南部龙泉地区,与福建毗邻。汉代开始,已经有瓷窑,但真正让世人认可的是北宋时的青瓷。龙泉瓷是以地域而命名,以后便相沿袭。龙泉窑自宋至清800余年的烧造历史中,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鲜明的时代风格,南宋的龙泉窑更以其莹润如玉的粉青和梅子青称绝一时,深受海内外人士的喜爱。此后根据市场的需求和人们的喜好,商家纷纷对龙泉窑的产品进行仿烧。在国内,景德镇仿烧龙泉窑产品延续的时间最长,从元代开始到清代,凭借着雄厚的烧瓷技艺,仿烧器物品种丰富。其最大的特点不是对龙泉窑产品机械地模仿,而是在注重釉色的基础上,对器物的品种和造型加以创新。清末民初之时,日本、德国、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搜集青瓷,其后国内大批古董商纷至沓来,由此引发了龙泉挖掘古窑址和盗掘古墓之风。与此同时,龙泉当地研制仿古青瓷之风大盛,一批民间制瓷艺人纷纷加入此行。清光绪、宣统年间,孙坑范祖绐、祖裘兄弟制仿古青瓷名噪一时,至民国初期,县城廖献忠(清秀才)仿古制品几可乱真。1956年,龙泉瓷厂恢复生产。浙江博物馆收藏了一批解放后烧制仿龙泉窑的产品,主要是根据南宋龙泉窑器物形制,如:双鱼洗、鬲式炉、牡丹纹大瓶等器物,但仿制得不刻意。20世纪80年代始,一些龙泉大型瓷厂以仿古工艺品的形式大批量生产龙泉窑青瓷。近年来,随着文物收藏热的兴起,为获取高额利润,各种文物作假应运而生。龙泉窑青瓷的作伪,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辨识:1.器型仿烧往往选每个时代龙泉窑的典型产品,如北宋的执壶、五管瓶,南宋的莲瓣碗、凤耳瓶、鬲式炉、元代的牡丹纹大瓶、刻花大盘、各式香炉等器物。仿品很少是对照真品的实物进行仿烧,因此造型上线条呆板,缺乏神韵,颈肩部的转折十分生硬,足端部过于整齐,器型比例失调,器物形制的规格和尺寸也不够规范。2.胎釉龙泉窑的釉和胎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成分及相应的烧造工艺。龙泉窑不同时代胎色的呈色、质地的粗疏和细腻、釉的色泽和质地,都不尽相同。对粉青、梅子青釉的仿烧,一般釉料不用化学配方,而沿用传统配方,即在瓷土中有选择地加入植物草木灰,尽管釉的质感非常像,但缺乏内敛的厚实感,往往浮光隐现。明代龙泉窑豆青和深绿釉色的瓷器,胎壁厚重,器底粗糙,是现代仿制较容易掌握的,这类产品需仔细辨别。作伪器物一个重要工序,就是对器物釉表面进行去光处理,主要采用强酸溶液腐蚀、土埋及一些工业技术上的打磨。近年来,专家学者对经过作旧处理的器表损伤,在高倍显微镜下表现出的不同显像,作了归纳和总结,提高了对古陶瓷辨伪的科学水平。3.纹饰龙泉窑产品的伪品的刻划纹样,不如真品线条的婉转流畅。贴花工艺的纹饰,不像真品的生动自然。露胎是元代龙泉窑最具特色的装饰工艺,元代龙泉窑特有的葱绿釉色和露胎赭红色的相衬,伪品对这类产品的仿烧,提供了识别点。4.装烧方法装烧技术在龙泉窑的每个发展时期都是不相同的。在垫烧的工具上,归结起来不外乎垫圈和垫饼两类,但不同时代在圈足上所垫的部位是不同的,留下各时代不同的烧造痕迹。特别是南宋时期的龙泉窑产品的“铁足”、“朱砂足”往往是不规则的。元代垫圈痕迹、明代器物的圈足露胎部,显露出“火石红”。龙泉窑早期的产品,十分完整的少见,多少留有些残疵,主要在圈足部分。因此作伪者往往采用“更于底部或边缘略碎米许”或沾粘窑渣的手法来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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