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百特。
照片局部，前排左二疑为熊希龄。李春璞 翻拍
本报株洲讯 (记者 李春璞)近日，株洲当地网站上出现了一张中国最早的陶瓷学校——湖南官立瓷业学堂的老照片。昨日，照片发布者、网友“枫叶故事”，向记者介绍了这张珍贵照片的背后故事。
这是一张合影照片，照片上方写有“湖南瓷业学堂撮影”几个繁体字(“撮影”在日语中有“留影”、“摄影”之意)，照片背面则题有“大清国湖南省醴陵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和“明治四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写之”的字样。“枫叶故事”介绍，从照片正面及背面题字可以判断，这张照片应该是一位日本摄影师所拍。他按照上述文字的提示，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照片中的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原来就是中国最早的陶瓷学校。
湖南官立瓷业学堂，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熊希龄有不解之缘。曾出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的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产生以实业救国的想法。光绪三十年(1904)初，熊希龄赴日考察教育与工商业，目睹日本瓷业发达，技术早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考察回国后，熊希龄将考察了解情况与日本瓷业比较，提出“立学堂、设公司”等主张，得到湖南官府的大力支持，省府特拨付12万两白银做开办费。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湖南官立瓷业学堂正式开办，熊希龄亲任校长。第二年，湖南瓷业制造公司在醴陵成立，熊希龄任公司总经理，文俊铎任学堂监督。公司聘请了日本技师和景德镇技术工人，并引进了当时日本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创制出闻名于世的釉下五彩瓷器，同时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在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醴陵釉下五彩瓶荣获金牌，为我国争得了荣誉。
根据照片背面的文字记载，这张瓷业学堂师生的照片摄于1907年12月17日。照片中，绝大多数学员身着日式校服。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学员将发辫扣于帽中。“枫叶故事” 从相貌和年龄判断，坐在第二排正中的男子似为熊希龄(记者上网搜索熊希龄的资料照片，发现确实很像)。他的左侧应为中方教员，而右侧6位短发男子应为聘请的日方教师。
“枫叶故事”告诉记者，自己非常喜欢搜集老照片，目前已经拥有数百张民国时期老照片。这张老照片作为醴陵瓷器发展历史上重要一页的见证者，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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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舍弃百年烧砖业 山水重现百样景
这两年，每逢龙眼、芦柑成熟季节，永春桃城镇济川社区的农民家里，总堆满丰收的喜悦，这在2009年前，简直不可思议：“当时的土地和山地，种树不结果，万亩良田由于持续挖土烧砖，早已不堪重负。”
济川社区的烧砖业，已有两百年历史。条条大路通罗马，谁也没想到，离开祖传的烧砖营生后，居民的生活，能有N种可能。
关闭砖窑生机重现山乡
挖取实心黏土砖烧砖的土壤，会破坏地表植被，土地被挖出的坑常有10多米深。时间回溯到2009年之前，良田被挖成低洼地带，看似郁郁葱葱的果树却没有果实。
烧砖产业高峰期时，济川社区有75家砖窑，日夜滚滚燃烧的砖窑蒸发走了地表水、露水，挖光了黏土，最后只能到其他地方买土。
从社区生态环境长远利益出发，取缔实心黏土砖窑，刻不容缓。
2009年，济川社区最后一座砖窑关门，不到一年时间，龙眼、芦柑树立即回报居民满树累累果实。
现在，社区郊外的田野上，重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农家气象，砖窑留给居民的记忆，只剩下一座座改造成厂房的旧房子。
没了砖窑更有千万个机会
关闭砖窑之后，祖祖辈辈烧砖营生的人何去何从？面对大量靠实心黏土砖生活的人，社区想了很多法子：投资兴建两幢大楼，招商引资，建设工业区，租金既增加社区集体经济收入30多万元，同时为居民提供大量就业岗位。
如今的砖窑工人们，或是就近到工厂就业，或是做小生意、自主创业，所需的培训活动由社区帮忙解决。
对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拆迁征地，社区兴建了总占地60多亩的安置小区，这个即将完工的小区，包括20多幢楼房、120多个店面，解决188户拆迁户住房问题。
“社区给烧窑工人培训办证，他们摇身一变成了锅炉工，做的事情差不多，但是彻底转型”，社区书记廖清湖说，取缔砖窑后，居民去处多了，社区环境好了，集体收入也增长了。“2008年砖窑时代的济川社区，财政收入只有5万元，现在我们有能力为居民的生活和就业提供更多保障。”
廖锋锦的陶瓷厂生产的工艺瓷，在广东销路很好，工艺瓷甚至漂洋过海，远销欧美国家，“我的构想是，将来走国际化路线”。
其实，两三年前的廖锋锦，还是一个继承祖业的砖窑老板，开着拖拉机烧砖窑，“露天的砖窑风吹日晒雨淋，一年产出三四十万砖，也不过3万多元产值”，现在的陶瓷厂，年产值500万元，室内生产环境更好，陶瓷用土量更小，而且瓷土从外地调运，不破坏济川社区土地，既无污染又有效益。
数说永春
2006年至2010年，永春财政总收入突破1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万元。
2006年至2010年，累计实施重点工程137项、实事项目67件，分别完成投资71.2亿元和5.8亿元；实施中央增投项目45个，完成投资4.0亿元。城区立面改造工程成为全省典型，县城建成区面积由10平方公里扩大到15平方公里、人口由10.6万人增加到16万人，城镇化水平由42.5%提高到48%。
南通博物苑百年藏瓷录
南通博物苑虽是一所地方综合性博物馆，却在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她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公共博物馆，由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创办的，开创了中国人创办博物馆的先河，正是这样的创举，引导着现在的南通打造出南通的“环濠河博物馆群”，进而南通被冠以“博物馆之城”的美名。
藏品是博物馆的基础，其重要性不用言语。南通博物苑创建之初，张謇先生就特别重视文物的征集，“纵之千载，远之异国者”是他征集文物的良好愿望，但他是一位注重实际、脚踏实地的人，为博物苑手书的匾额“中国金石至博，私人财力式微，搜采准的务其大者，不能及全国也，以江苏为断，不能得原物也，以拓本为断。”表明了张謇收集金石的主张，以及其实事求是的文物征集的方针。在征集途径上，张謇最推崇社会捐赠，为倡导这一举措，张謇率先垂范，正如张謇据说：“謇家所有，具已纳入”。此举也带动了社会方方面面对此的捐赠，使得博物苑的藏品渐渐丰富起来。宣统二年(1910)年末，博物苑建设初显规模，张謇掩不住内心的欣喜，写了一首被后人取名为《营博物苑》的七律，在此首诗的最后两句这样写道：但得诸生勤讨论，征收莫惜老夫频。流露出征集文物的辛苦与奔波，体现了张謇先生为收集物品的目的，这个目的正反映着他创办博物苑的初衷。
时至今日，博物苑人传承着张謇征搜文物的理念，广开征集渠道，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通过接受社会人士以及社会团体的捐赠、考古出土、民间收购等方式，现有各类收藏品近五万件之多，且品种繁多，包罗万象。就陶瓷收藏品而言，虽不及书画藏品之重，但从不缺乏精品，其中的许多藏品成为历次重要展示的首选，博物苑的“镇馆之宝”也罗列其间。
在苑藏的陶瓷品类藏品中，有着久经辗转，幸存之今的博物苑的早期旧藏，这批陶瓷藏品为数不多，其中一部分现陈列于博物苑南馆的《南通博物苑苑史展》之中，这些陶瓷器大都有残损，并经旧法修补。所谓旧法修补，旧称为“焗碗”。就是用特制的手动钻孔器，在残破的瓷器裂缝边，等距离的成对的钻半孔，然后安装上自制的铁质或铜质的扒钉，最后在拼接的缝隙与扒钉周边反复擦抹上防渗漏的粉沫。“焗碗”是旧社会的一种生计行当，是一种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活，俗话就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当下，“焗碗”业早已成为过去，想若寻一只完好的“焗碗”收藏也绝非易事了。
西夏磁州窑系黑釉剔花缠枝牡丹纹罐南通博物苑藏
在展品的说明牌中，特别注明展品的来源，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博物苑的早期藏品许多来源于社会的捐赠。在南馆二楼的旧藏瓷器中，有一件口沿残损的宋龙泉窑鬲式炉，其颈沿刻有“光绪癸卯因建学校濬城濠得之泥淖中三百年前殉葬物”铭纹，特别引人注目。通过铭纹可以清晰知道此件宋龙泉窑鬲式炉来历，是1903年(光绪二十九)在疏浚濠河时在河泥中发现，并转至张謇收藏。宋代龙泉窑青瓷，是极副盛名的宋代名瓷，此器虽残，然张謇却给予足够的珍视，专门在此上题写，还特别在底部镌刻“张氏啬庵永用”。建博物苑时，张謇将它捐出，此后其历经变迁、辗转，最终再度回归博物苑珍藏。在南馆细心的观众一定会发现，此件瓷器外，其它个别瓷器上也有张謇手书字迹的铭刻，这些有损瓷器的做法现在看来实属不妥，但它体现着张謇征集藏品的参与度，这批藏品虽然残损，但其拥有的双重文物特性，备受南通博物苑的重视。
宋龙泉窑鬲式炉南通博物苑藏
考古发掘是博物馆获得藏品的重要途经，南通博物苑也不例外从中受益。虽然出土的数量很少，没能让博物苑获得太多的收藏。然而，偶尔的几次出土，却让博物苑获得至尊之宝。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73年2月20日在南通电影院前防空工程工地出土的越窑青釉皮囊式壶，后经专家论证，确认为晚唐至五代时期的越窑“秘色瓷”。
越窑是我国瓷业史上著名的瓷窑，它的窑场主要分布在浙江余姚、上虞、绍兴、宁波等地。这些地方在唐代属于越州，越窑瓷的得名就是因此而来的。它的前身，还可以追溯到东汉时的青瓷。唐代时，越窑烧制的青瓷器达到很高的水平，而“秘色”瓷，更是青瓷的极品。“秘色”瓷在法门寺地宫未开启之前的今人眼里，一直是个谜。人们只是从记载中知道它是皇家专用之物，由“越窑”特别烧制，从配方、制坯、上釉到烧造整个工艺都是秘不外传的，其色彩只能从唐代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等描写中去想象。
南通出土的皮囊壶，釉质晶透，色泽纯正，正与“千峰翠色”相符，在越窑青瓷器中尤觉精致。是否即是秘色瓷，因苦无传世器物比照，只能存疑。直到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秘色瓷的成批出土，秘色瓷的面貌才被认识，而皮囊壶为秘色瓷的猜测才得以确认。
皮囊壶的出土，引起瓷业史专学的高度重视。根据它自身的精美和举世无双，它被确定为国家一级藏品，并被认为是一级藏品中少有的国宝。因而，它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南通博物苑的“镇馆之宝”。
博物苑藏瓷的另一起重要地下出土文物为：1966年南通市如皋县丁埝出土的元代卵白釉“五供”，它包含四足熏炉一件、暗花双耳扁瓶一对及梅瓶一对。“卵白釉”于元代创烧，釉呈失透状，色白微青，好似鹅卵色泽，故名。又因是元中央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在印花花卉间印有对称的“枢府”二字款，故又称之为“枢府釉”瓷。卵白釉瓷延烧到明初。
元代“枢府”瓷制作规整，品质优良，多有印花装饰，纹饰题材以云龙和缠枝花卉纹为常见。“枢府”瓷是至今所知元代官用之器的名品。长期以来，因“枢府”瓷传世品极少，此“五供”的器形完美，不仅填补了我苑陶瓷收藏的空白，也为学术界研究元“枢府”瓷的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因此深受国内外陶瓷界的关注。
清乾隆青花双耳绶带葫芦式扁瓶南通博物苑藏
苑藏陶瓷中有一批神秘的皇室之器，这就是几经周转，现存博物苑的“热河行宫”之器。“热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中国古代帝王宫苑，清代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这批瓷器中包含清康熙米黄釉碗、清乾隆黄地绿彩团龙纹盘、清乾隆青花竹石芭蕉纹玉壶春瓶、清乾隆仿木纹釉金里碗、清乾隆青花双耳绶带葫芦式扁瓶等，这批瓷器在收藏界有一专业用语称之谓“库出”。所谓“库出”，专指古代做的一些瓷器，做好之后即包装封存起来，经历许久之后，被人们挖掘或通过别的渠道发现了，再度面世，这个就叫它是“库出”了。清朝皇室用瓷相当巨大，习惯于用当朝之瓷，前朝多余之器就被积存下来，久而久之，就有了这些令收藏界向往的神秘之器。这些瓷器有着共同特点，由于长期封存，未经空气氧化，器身光洁“火气”犹存，又未经使用，器表极为纯净明亮，无一丝丝划痕，因此，在历次的展示过程中，常被藏家误认为是“新货”。
清陈鸣远款黄砂碗南通博物苑藏
在博物苑的陶瓷收藏结构中，收购是最重要的来源，其中最具价值的当属原南通市文物商店向博物苑转让的一批瓷器，且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得益于国家相关的文物政策，也是当时各地文物商店的首要任务。这批文物包含：明永乐甜白釉暗花云龙纹盘、明宣德青花一束莲纹大盘、明代德化白釉观音坐像、明万历青花人物花鸟纹果盘、明末清初陈鸣远碗(一套五件)、清康熙雪花蓝地描金花卉提梁壶、清雍正白地粉彩云蝠纹碗、清乾隆青花折枝花纹六方尊等等。在多次专题展览中这些瓷器深受观众的喜欢，也多次发表于各类专业书刊和专著之中。这些陶瓷入藏博物苑，丰富和提升了博物苑陶瓷收藏水准，可以讲原南通文物商店功不可没。
博物苑的每一件陶瓷藏品，其背后都蕰藏一个诱人的故事，社会收购也好，考古出土也罢，最令博物苑感谢的是铭镌着你我他的捐赠品，博物苑将珍惜每一件收藏品，让这些记忆代代相传。（作者：沈倩）
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百年世博之路（一）
由陵釉下五彩瓷，是世界陶瓷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刚一问世，就与世界博览会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15年参加美国旧金山博览会(即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到201O年的上海世博会，在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醴陵釉下五彩瓷历经几番风雨，见证几度沧桑，总是以至高品质和开放的姿态面向世人，接受世博会的检阅，为中华陶瓷文化的世博之路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一、世博情缘
瓷器历来是中国参加世界博览会的重要展品，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也许，世界人民认知中国，正是从瓷器开始。它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度的美誉。以至于英文单词里把中国和瓷器都称为“china”。从1876年的美国费城世博会起，中国的陶瓷工艺品就一直深受西方人士的高度关注和喜爱。精美的瓷器工艺品在世博会上的争奇斗艳，赢得不同肤色的群体连连喝彩。
扁豆双禽巴拿马瓶
而真正让中国陶瓷大放异彩，是1915年的美国旧金山世博会(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由中国湖南醴陵生产的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瓶一举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金奖。该瓶是191 1年由湖南瓷业公司创作，瓶高46．8厘米，敞口直径20厘米，瓶体洁白如玉，造型宛如凤尾，线条流畅，其釉面晶莹润泽，色彩沉稳典雅，构图生动自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因而被誉为“醴陵的玫瑰”、 “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从此，醴陵瓷器载誉四海，名声极盛。“风潮所布，举国若狂，各埠商贩来醴贩运瓷器者络绎不绝”。其实，此前的1909年到1911年问，醴陵釉下五彩瓷分别参展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和意大利都朗国际赛会，就连续获得金牌奖。醴陵瓷器以“自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至高品质博得广泛的好评。由此可见，醴陵釉下五彩瓷从一开始就以高起点、高品质和很高的开放度出现在世人面前。
二、五彩窑梦
醴陵的釉下五彩瓷诞生才一百余年。它是如何在这短短的一个世纪里创造出如此的辉煌业绩呢?
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诞生与近代文化名人熊希龄密不可分。清政府官员熊希龄，湖南凤凰人，后任民国总理。1904年，他胸怀实业救国之志，为改变粗瓷生产的落后状况，抵制洋瓷倾销，决心振兴湖南瓷业。于是以清政府出洋考察政治大臣二等参赞官身份，会同醴陵籍举人文俊铎同赴日本考察，探索新的制瓷工艺。回国后便与文俊铎一起对醴陵瓷业进行实地考察。他们在分析了醴陵粗瓷生产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后，提出了“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四项主张。1905年呈书湖广总督端方，不久获得清政府批示和总督资助，并由慈禧太后御批十万两库银用于发展醴陵瓷业。1906年，熊希龄在醴陵城北姜湾创办了“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在姜岭下设立了“湖南瓷业制造公司”，自任公司总经理，文俊铎任学堂监督。公司聘请了日本技师和国内拥有先进技术的工人，引进了当时日本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开启了醴陵由粗瓷生产到细瓷开发的新纪元。独具特色的醴陵口下五彩瓷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研制出来的。
1907年至1908年，湖南瓷业学堂研制出草青、海碧、艳黑、赭色和玛瑙红等多种釉下颜料。湖南瓷业制造公司的绘画名师和瓷业学堂陶画班的毕业生，经过反复研制，采用自制釉下色料，运用国画双勾分水填色和“三烧制”技法，生产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釉下五彩瓷器。在色彩运用上，它突破釉下单彩的传统技艺，运用红、绿、蓝、黄、黑五种原色料(故谓五彩)，调配出丰富多彩的陶瓷绘画色料，讲究淡雅用色的表现手法，采用双勾分水的独特技法烧制而成。近于写真效果，水灵通透，清新雅丽，给人以身心愉悦之感。制作成功的釉下五彩瓷花纹透过釉导溢于瓷表，晶莹润泽，具有很高的洁白度、透明度和釉面硬度。釉下彩瓷使瓷器上的花纹有着看得见、摸不着、永不褪色，给人一种涤尽尘嚣、心旷神怡之感。而且还具有瓷化强度高、釉面玻璃化程度强、无铅镉之毒、耐酸碱、耐磨损、花面永不褪色、经久耐用等特点，能同时满足.人们对于审美和环保健康的双重要求，收藏和使用价值更高。
三、辉煌历史
至今，醴陵釉下五彩瓷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一百年来，它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也遭受过几起几落。特别是建国前战乱频繁，国力衰弱，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生产几度陷入低谷。建国以后也因“文革”动乱而遭受种种挫折。但最终还是以其过硬的品质而经受住了历史考验。其中，尤以“毛瓷”和国宾礼品瓷最负盛名。建国以后，醴陵釉下五彩瓷一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用瓷、国宴瓷，常出现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场合，同时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赠送给外国元首的国宾礼品瓷，因而有“国瓷”的美誉。醴陵为毛泽东主席特制的专用瓷器则被称为“毛瓷”。并赢得“红官窑”的美誉。
醴陵制作主席专用瓷始于1958年。从成功试制“蝴蝶蓝”胜利杯开始到1 974年，前后有五、六次生产经历。生产有各种规格、各种画面的餐具、茶具、文具，数量约1500多件(套)。主要的装饰画面有月季、芙蓉、菊花、梅花、山茶花等。由于制作技艺精湛，瓷质典雅清秀，品质卓越，意蕴深厚，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而深受主席喜爱。
昔日的主席用瓷，今日成为了收藏珍品。毛主席生前用过的醴陵制主席用瓷连同其他生活遗物都永久珍藏在韶山毛主席纪念馆。有少量流入社会的毛瓷则成为收藏极品，引发了毛瓷收藏热。就连市场上的仿毛瓷价格也不菲，倍受人们青睐。上世纪60年代以后，醴陵还先后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任弼时、王震、江泽民、胡锦涛等以及为全国人大、政协、外交部等国家机关制作专用瓷或礼品瓷。醴陵为人民大会堂特制的“国宴瓷”是由周恩来总理1964年亲自选定。长期以来，醴陵釉下五彩瓷一直是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纪念堂等场所的专用瓷。从1959年开始，醴陵还先后为中央民族文化宫、中国军事博物t宫、首都工人体育场生产了大量的陈设艺术瓷(俗称“三馆瓷”)，总计有釉下彩瓷器5万多件(套)。
几十年来，醴陵为国家特制的各种国宾礼品瓷主要有：周恩来总理出访礼品瓷“釉下五彩玉兰花奶杯、碟”、 “釉下五彩石榴花罗汉茶具”；王震赠外国友人礼品瓷“豆青釉雕刻菠萝纹天球瓶”；邓小平赠日本天皇“釉下五彩松鹤长春文具”，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釉下五彩潭鹅夜月挂盘”；江泽民赠美国总统克林顿“釉下五彩红花茶奖杯茶具”，赠法国总统希拉克“釉下五彩鸳鸯戏莲花乌挂盘”。醴陵金煌特制2004年雅典奥运会赠国际奥委会终身荣誉主席萨马兰奇和国际奥委会现任主席罗格的“釉下五彩扁豆花鸟纹世界和瓶”。此外，醴陵还先后为联合国特制了专用瓷，为亚非国家苏丹、刚果、扎伊尔、也门的总统府、人民宫制作专用瓷。这些国家礼品瓷，由于是特制品，其数量很少，而今都成为了稀世珍宝。
追忆邵大亨百年经典茶壶
记得第一次见到邵大亨紫砂钟德壶是在1993年的春夏之交,那时笔者自日本回国，在家乡宜兴长住。虽北上京城已经势在必行，但阔别已久的故乡及亲友的确让人难舍难分，尤其是与亦师亦公(乡语爷爷之意)的顾景舟，我们整日天南地北地有说不完的话题。
一天先生和我谈起了历代紫砂制壶的名家高手，他将珍藏的大亨钟德取了出来。我清楚地看到先生取壶时凝重的神态，后来我才知道，邵大亨无论在制陶的态度上、技艺上还是人品上都是他最崇拜的一位。此壶的壶盖已经破裂，由几个搭钉很好地扣合着，壶高100毫米,口径99毫米,盖印大亨二字。此前我多次在书中见过，不想这邵大亨的光素代表之作竟是顾老自己所藏。他将壶轻轻地放在桌上，一语不发，只是微微地看着我笑，我仔细反复地拿在手中抚摩端详，生怕漏掉任何细节，过了良久，他才眯着眼笑盈盈地不无神秘地说“你看呢？”我将自己的观察心得一五一十地倒将出来。他频频点头……这情景一晃十三年了,顾老也仙逝十年,可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邵大亨，清嘉庆道光年人,出生于宜兴上袁村，与顾老的启蒙老师(他的祖母)同村同姓，说起来或许还有些亲脉。大亨出生于清代动荡时期，是继时大彬、陈鸣远之后紫砂艺术达到的又一个高峰，用毕智穷工来形容也毫不夸张。据《邵氏宗谱》记载，邵大亨性格孤傲，平日里“每游览竟日或卧逾时，意有所得便欣然成一器，否则终日无所作，或强为之不能也”。又有“雅善效古，每博览前人名作，辙心揣手摩，摩得者尊如供碧。其佳处力追古人，有过之无不及”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大亨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手工艺人，他的紫砂创作是真正的艺术创作。其一，他性情朴直，不为权贵所动，根据记载他曾不应县令的索取，被锁在工作的泥凳上强迫做壶，他也毫不屈服。其二，他博览名作，用心揣摩，善于对前人的作品进行学习和总结。就像书画之临摹。通过临摹总结最终创出自己的真正佳作。其三，是他创作的状态，他“竟日无事”或“卧逾时”并非真的无所事事，而是思考和酝酿的过程。之后他有了灵感才会“意有所得，欣然成一器”。由此不难看出，大亨不愧为一代艺术大师。是当之无愧的紫砂巅峰。
后人多以大亨作品为楷模临摹仿制，甚至伪作的大有人在，而邵大亨的真品，几经流落到现在已经为数不多，大多已经毁于瓦砾，现在市场混乱，假冒伪劣的紫砂也打有“邵大亨作”字样。望收藏者慎重，切忌贪欲。收藏和鉴赏者们应该对大亨的作品认真地观察体会，进行深刻的研究才能领悟其中的韵致，以辨别真伪。
再让我们来欣赏这件钟德壶，这是大亨的光素器造型的又一件代表作，首先是它的材质，经长年使用火气尽消，其表面已经紫中透红，泛出冷冷的玫瑰紫色，转折处发出幽然雅光；不仅色如紫檀，质地也细而不腻，均匀的紫砂颗粒，使得手感触摸时比紫檀更为滑爽。
做工上更是无可挑剔，行内常以“刀刮水洗”来形容工艺的到位和干净，也就是鬼斧神工，不似人力所能为之。口盖直而且紧，无落帽之忧。壶嘴壶把舒曲自然，宛若从壶体中天然生出一般。壶身直而且不瘪不鼓，恰如其分，紫砂工艺中直壶身之形，难就难在直中微鼓，以达到视觉上最佳的效果。翻开壶底，如玉碧天成，形之准，令在其上无法作加减。再看细部之壶嘴如一节玉笋，挺而润，壶嘴内堂如枪膛一般干净利落，其实用性可以想见。壶口之上下圆线，像双唇轻抿，平和端庄、神态自若，而盖上的一条细线作为装饰，真正神来之笔，其厚薄、宽窄、位置已经达到不可做任何改动的程度。对于整个壶来说如描眉一样，功能不大，之于美观则至关重要，若处理不好就会毁坏全局，前功尽弃。
这件大亨钟德壶可谓紫砂造型历史上的又一件佳器，总体来说，它端庄稳重、比例协调，技艺手法已经达到紫砂传统基础技艺的巅峰，壶身手感极佳，温润如玉，造型洗练朴实，不受世俗所染，一洗清代宫廷繁缛的风格。
话题回到顾老，他自幼视我如自己孙儿，同吃同睡、关爱眷顾。当我留学回来时，正值顾老暮年，他对我的垂爱一如既往，而期盼却增加许多。回想起来，他与我整日海阔天空地聊，正是他试探我是否已被西化，是否对紫砂、对传统文化有足够坚定的认识和热情。用他毕生最珍爱、最崇拜的邵大亨的作品给我上课，其中之意让我终生难忘。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日本东京武藏野美术大学硕士，当代陶艺家，认为“器皿因为有‘用’而活着，‘用’是器皿的灵魂”，著有《器皿之心——高振宇徐徐陶瓷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