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与鸡有关的瓷器。
在讨论问题前，有必要把本文引用的主要参考书，涉及到的有关名称和容易混淆的概念，作如下说明：１、主要参考书是“邛窑”的代表作——耿宝昌主编的《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和长沙窑课题组编写的《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
２、单独介绍“长沙窑”时称“长沙窑彩瓷”见拙作《长沙窑彩瓷》，福建美术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出版 。谈“长沙窑”渊源时，把“长沙窑”放在“岳州窑青瓷”中介绍见拙作《岳州窑青瓷》，台北度假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年出版 。
３、“岳州窑”主要包括该窑的代表性瓷窑——湘阴青竹寺窑东汉、三国 、湘阴窑晋至隋唐 、湘阴铁角嘴窑唐 、长沙窑唐、五代 、湘阴白枚窑宋元 、以上概称“岳州窑”。
４、为什么把“邛窑”和“长沙窑”称为“姐妹窑”呢﹖这是根据“姐妹窑”开始出现釉下三彩的装饰特点确定的，因为“邛窑”的釉下三彩始烧于隋，所以称“姐”；“长沙窑”瓷釉下多彩瓷始烧于唐，时代略晚。所以称“妹”。隋、唐的历史年代毗连在一起，有如姐妹。如果从“姐妹窑”始烧青瓷的汉、晋算起，汉至隋代相差５～６个世纪，那就是“母女”关系了。所以笔者把“岳州窑”视为“姐妹窑”的阿妈或阿姨。
５、从古窑址的横向关系去看“姐妹窑”。只能把“两窑”的具体时间局限在先后出现高温釉下三彩具有时代特色的隋唐时期。也就是说，其相对年代——指隋唐时期的“邛窑”和唐、五代时期的“长沙窑”，以及唐代的“岳州窑”即湘阴铁角嘴窑 。
一、评《“长沙窑”源于邛窑说》
张文首先承认“由于装饰风格、工艺流程，特别是产品形态的相同和相似，有的专家把邛窑和长沙窑比作‘姐妹窑’，这是有道理的。”
张文接着又说：“但是，邛窑始于东晋，发展于南朝，成熟于隋，兴盛于初唐，至唐末五代长盛不衰，结束于南宋晚期，共历了９个世纪。而长沙窑则兴起于‘安史之乱’之际，盛于晚唐，而衰于五代。也就是说‘姐’窑比‘妹’窑至少早诞生三四百年，而且‘姐’窑的年龄比‘妹’窑的年龄长达六七百岁。”
张文说：“邛窑始烧于东晋……共经历９个世纪。”根据以上“长沙窑”演变的一览表所示，长沙窑始烧于东汉，共经历１３个世纪有余。两窑相比，长沙窑的年龄比邛窑大４个世纪的春秋岁月。
张文引用１９８２年，即２０年前已显得陈旧、过时的《中国陶瓷史》大做文章，并提出颠倒历史的“长沙窑源于邛窑”的立论是不符合历史客观事实的。
张文称邛窑在隋代才“破天荒”地创烧出高温褐、绿、黑彩绘瓷。可是，岳州窑却早在东汉创烧了青釉褐彩瓷周世荣《江南地区青竹寺窑、湘阴窑的青釉褐斑装饰》、《中国陶瓷研究会１９９４年年会论文集》 （图１－２），晋代已出现釉下蓝彩盘口壶周世荣：《岳州窑青瓷》图５５ 台北度假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８年 （图３）。
张文说：“湘阴窑怎么能成为邛窑的阿妈或阿姨呢”。
以上有事实为证，所以笔者才得出：“由此可见，湘阴窑即岳州窑 也许是姐妹窑的阿妈或阿姨”的结论。
二、再评《长沙窑源于邛窑再说》
张天琚《长沙窑源于邛窑再说——兼谈“神州代有名窑出，各领风骚独自妍”并答罗平章先生》一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８日。
张文中再次否定长沙窑源于岳州窑，是缺乏依据的。据《长沙窑》介绍，唐代的岳州窑湘阴铁角嘴窑 与长沙窑出土的青瓷，其造型和烧造工艺，胎与釉，烧成温度均十分相似，如：“长沙窑产品采用高温一次烧成，胎壁呈灰白，或浅褐色，一般火候未超过１２００度，瓷化程度不高而类似炻器ｓｔｏｎｅｗａｒｅ ，有生烧现象。产品以轮制为主，其中青瓷碗的胎质、釉色和造型十分相似。”
岳州窑青瓷可分为五式： Ｉ式，圆口，尖唇微收，腹壁圆收，玉璧底，施半釉。ＩＩ式，圆形、尖唇，大敞口，腹壁斜收，玉璧底。Ⅲ式，圆口，尖唇外收，腹壁圆收，玉璧底，少量为玉环底。Ⅳ式，圆口，凸唇外卷，腹壁圆收较厚，玉璧底，多施半釉。Ｖ式，葵花口大碗，状如钵，尖唇，外卷沿；瓜棱式弧型器腹，玉璧形圈足，圈足与器壁连接处有切入胎内的刀痕。
１９８３年长沙窑区长垅坡出土了瓷碗３１件，全部是青瓷，未见釉下彩碗，除３件窄沿圈足葵花口碗外，其余全部是玉璧底圆口碗，其形制与岳州窑产品极为相似。其中有岳州窑Ｉ式碗５件，Ⅱ式碗１８件，Ⅳ式碗２件，Ｖ式碗１件。蓝岸嘴Ｔ２出土碗共１４４件，除１７件为釉下彩外，其余１２７件全部为青瓷碗。其中有岳州窑Ｉ式碗３３件，Ⅳ式碗３件，共９１件。
以上长沙窑产品中的青瓷碗，不仅造型与岳州窑产品极为相似，而且釉的化学成分也十分相似。
以上表明长沙窑产品中，碗类以青瓷为主，且造型、化学成分与岳州窑产品相似。从而可以证明张文说：“长沙窑与岳州截然不同”的论断，没有事实依据。
张文说：“长沙窑 与邛窑相差无几”的推论，缺乏事实依据。 下面试将“姐妹窑”出土的“碗”作为例子，借以论证“姐妹窑”之间的差别。
根据《邛窑古陶瓷研究》中的《邛窑古陶瓷简论——考古发掘简报》介绍：碗，共出土各式碗５４６４件。Ａ型浅腹碗共分十六式，其中Ｉ式、Ⅱ式、Ⅳ式、Ｖ式、Ⅶ式、Ⅷ式、Ｘ式、ＸＩ式、ＸⅡ式、ＸＩＶ式、ＸＶ式、ＸＶＩ式等十二式中为饼足。Ｂ型深腹碗可分为九式。其中，Ⅱ式、Ⅲ式、Ⅳ式、Ｖ式、Ⅵ式、Ⅶ式、Ⅷ式、ＩＸ式等八式为饼足以下从略 。
唐代长沙窑和唐代岳州窑出土的碗，１００％是圈足。而从未发现１件饼足器。从而可以证明长沙窑包括唐代岳州窑 生产的碗与邛窑生产的碗的装烧工艺显然有别。
其次，再把“碗”中是否有支钉痕加以比较，借以论证“姐妹窑”之间装烧工艺中的差别。据《邛窑古陶瓷研究》介绍：邛窑Ａ型碗中的Ｉ式碗、Ⅱ式碗、Ｖ式碗、Ⅶ式碗、Ⅷ式碗、ＩＸ式碗、ＸⅡ式碗、ＸＩＩＩ式碗、ＸＩＶ式碗、ＸＶ式碗及Ｂ型碗中的Ｉ式碗、ＩＩ式碗、Ⅲ式碗、Ⅳ式碗、Ｖ式碗、Ⅵ式碗、Ⅶ式碗、Ⅷ式碗、 ＩＸ式碗等等，全部出现支钉痕。
可是长沙窑包括唐代岳州窑等 出土的碗１００％的产品不见支钉痕。所以张文说：“长沙窑与岳州窑不同，而与邛窑相差无几。”之说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张文说：“须知就窑具和器形而言，长沙窑有的，邛窑全有；而邛窑有的，长沙窑未必有。”
此说，后面一句说对了，“邛窑”与“长沙窑”虽属姐妹窑，但两窑差别很大，所以，“邛窑有的，长沙窑未必有”说对了。
但“就窑具和器形而言，长沙窑有的，邛窑全有”则不符合事实。
例如，长沙窑窑具中的“火照”非常特别。一般常见的“火照”呈三角形或不规则形的瓷片。而长沙窑的火照是用多种器形制作的。其中有碗形火照，盒形火照和钵形火照。笔者翻遍了《邛窑古陶瓷研究》，却找不到“火照”的踪影。
谈到“器形”——唐代长沙窑出土了多种类型的背水壶，其中有釉下彩阿拉伯文背水壶、宝塔纹背水壶、绿釉背水壶、褐釉鱼形背水壶等等。这种背水壶的系钮便于引绳悬挂，对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游牧部落来说，迁徙时携带它是再好不过了。所以这种产品主要是一种特制的外销瓷。可是翻遍了《邛窑古陶瓷研究》一书，同样找不到背水壶踪影。
证明张文所说的“长沙有的，邛窑全有”的推论毫无根据。
张文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任何古瓷窑也不例外。对所谓古代瓷窑都采取‘独自妍’的态度，必然割断某一瓷窑与其他瓷窑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存在的客观联系。那么，要‘弄清其发展轨迹’，只能是空话”。又说：“在人类发展史上，全世界所有的陶瓷窑上都客观上存在着‘优劣’、‘高低’之分。在时间上都有一个产生先后和存在的长短区别。”言下之意，长沙窑与邛窑之间，应当在时间、空间和产品“优劣”等方面比比“高低”。
先谈“时间”与“空间”比高低——前面虽然已经谈到，现在重复再说一遍，张文曾说：“邛窑始烧于东晋，共经历９个世纪。”而长沙窑渊源于岳州窑，始烧于东汉，共经历１３个世纪而有余。
两窑相比，年龄相差太大。
再谈比“优劣”和“高低”。由于邛窑的釉下多彩瓷始烧于隋，长沙窑的铜红釉彩瓷也始烧于唐。所以两窑相比时把时代空间，暂定在隋唐时期。
比色彩——
张文说：“邛窑早在隋代就破天荒地新创了高温釉下褐、绿、黑三彩绘瓷”。《长沙窑》则说：“至盛唐末期，大致‘安史之乱’以后，逐渐烧制青釉褐彩，发展到烧制青色釉下褐绿或红 彩，以及白釉绿彩和褐绿或红 彩。在我国陶瓷史上逐步由青瓷发展为彩瓷，特别是铜红釉的出现是陶瓷彩釉工艺中一项新的突破。”
张福康先生说：“邛崃窑部分彩瓷的装饰技术和长沙窑十分相似……但长沙窑的铜红彩则没有在邛崃窑出现过”见张福康《中国古陶瓷科学》９６页 。
邛窑和长沙窑釉彩中所含元素基本上只有铁、铜两种。但把“姐妹窑”加上“彩瓷”、“桂冠”呈色剂的则是——铜。
其中铜绿包括铜蓝 为“姐妹窑”所共有，唯独“铜红釉”是长沙窑所独创。长沙窑铜红釉的出现和使用，改变了历史上长期以来，南青北白两分天下的格局。并逐渐形成以青、白、彩瓷三大窑系为主体的新局面。长沙窑产品不仅有釉下红釉绘画装饰，而且还生产了通体玫瑰红，茄皮紫等执手壶。
由于邛窑只有铜绿彩，而不见铜红彩制品，所以从色彩鲜艳与否的角度相比，则显得黯然失色。
比装饰——
长沙窑陶瓷装饰的最大特点是首创史无前例的釉下彩绘画和首创用书写的诗歌作为装饰。
①釉下彩绘画装饰
长沙窑瓷的绘画题材，其内容非常广泛。其中：
人物画——有古人、洋人、仕女、儿童、力士和匠人，渔人等等。
动物画——有怒狮、奔豹、跳鹿、咩羊、骏马、飞凤、翔鹤、回雁、鹭鸟、小雀、吞珠的鱼和靺羯、游龙等等。
花鸟画——有莲花、芙蓉、木槿、水仙、菠萝状花果和不知名的山花、水草。
风景画——有祥云、远山、危石、高塔、芦苇、帐篷、椰树林和不知名的树木，此外还有不少抽象图形等等。
可是在《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却见不到一件釉下彩人物画和动物画。花鸟画中也只是小草而不见禽鸟。
②题诗装饰
据《长沙窑》记载：１９８３年发掘出土物中有题诗、题字和款识的共２４８件。其中题诗制品共１９３件。可是，翻遍《邛窑古陶瓷研究》一书，这本洋洋４６３千字的大作中竟找不出一件“题诗”制品。
谈到时间和空间，除了窑口烧造的历史外，还有国内外市场的远近和大小。
张文说：“可以肯定，中唐以前，邛窑瓷器产品就已经出口海外了。国内岷江流域，沱江流域和长江流域沿岸地区，大运河故道和海外各国都出土过邛窑瓷及其残片。”
以上所谓“海外各国”是指海外所有国家？还是少数几个国家？张文又说：“美国专家葛维汉先生等写了《邛崃陶瓷》一文。在此之前，葛先生为了写《邛崃陶瓷》这篇文章，又专程去欧美访问了一系列博物馆。”他说：“在大英博物馆和加拿大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都发现了与邛窑出土遗物极为相似的各种瓷片。”
以上引文中的材料，含糊其辞。如与“邛窑极为相似的各种瓷片”——不等于就是“邛窑”制品。所谓大英博物馆和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博物馆的藏品——也不等于是当地出土的“邛窑”制品，而《长沙窑》所介绍的长沙窑制品则全部指出土实物标本而言。据《长沙窑》第五章，国内外出土的长沙窑产品记载：“国外发现长沙窑以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伊朗较为丰富，泰国、菲律宾、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曼、沙特阿拉伯、伊拉克、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较少。”又说“国内出土的长沙窑瓷器的地点有江苏扬州、邗江、镇江、徐州、吴县、无锡、上海市。浙江宁波、新昌。安徽合肥、淮南、寿县、肥东、肥西、巢县、定远、宿县、亳县。广东高州、揭西、增城、西沙群岛。广西乐平、昭平、藤县。陕西西安、河南洛阳、河北石家庄、江西安运、湖北武昌、湖南长沙、衡阳、郴州、常德、益阳、澧县、安乡、津市。福建。”这里唯独没有四川。
也许“蜀道难，难如上青天”，交通太不方便了吧
张文说：“邛窑工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到潭州，在今长沙市铜官镇瓦渣坪建窑烧瓷，迅速地让成熟的高温单色釉，乳浊绿釉，高温彩绘瓷和模印贴花等邛窑工艺之花在新的地方灿烂开放。并非是群众性的偶然的自发行为。”
上述言论也没有根据。
张文说：“长沙窑的工匠在瓷器上大量题写诗文实属首创，成就卓越，值得大书特书。但这种现象是在如下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唐代成都既是商旅城，也是文化城，文人荟萃，诗词鼎盛，中唐以前，王勃、李白、杜甫、薛涛等中华文坛上的巨星，都曾在成都展现才华，其影响巨大，深入民间，邛窑陶瓷工匠受唐诗熏陶势在必然。”
既然如此，为什么邛窑陶瓷工匠不把诗文书写在邛窑之上。哪怕只有一首。相反的，却异想天开的把“值得大书特书”“实属首创”在陶瓷上题写诗文的桂冠加在邛窑工匠的头上﹖
张文又说：“为了躲避战乱，永泰元年７６５ ，诗圣杜甫从成都草堂出发，经南河到岷江、长江，顺江而下，经嘉州、戎州、泸州、渝州至云安、迁夔州。抵江陵、入岳州、大历四年７６９ 二月到达长沙 ……据考证，杜甫迁入湖南境地之后两三年曾多次往返铜官，且在铜官石渚一带，又留下《铜官渚守风》一诗，诗中完全没有瓷业窑火的影子。”
文中说，杜甫大历四年７６９ 到达长沙 ，两三年曾多次往返铜官。也就是说大历四年７６９ ，再加上三年即７７２年，他暂居铜官石渚一带。撰写的《铜官渚守风》一诗。诗中没有见到长沙窑火的影子也就是说“７７２年”时长沙窑还没有出现。
张文如此轻易否定当时长沙窑的存在，似乎太轻率了。因为事实并非如此。长沙窑产品早在７６３年已经燃起了炉火，进入生产——例如，长沙窑生产的碗形灯。是长沙窑产品中所特有的品牌。同时代其他窑口中罕见。这种碗形在长沙和益阳唐墓中均有出土。其中１９５２年颜家岭Ｍ９５５出土的碗形灯时代较早，根据与碗形灯同时随葬的ＣＩ式盘口四系瓶和开元通宝铜钱共存。其相对年代约相当８世纪中期。又：益阳赫山庙唐宝应二年７６３ 邓氏墓也随葬有长沙窑碗形灯。由于该墓有年代可考，从而可以证明长沙窑生产的碗形灯的绝对年代不会晚于唐宝应二年。
张文说：杜甫７７２年在长沙窑区的铜官石渚没有见到“瓷业窑火的影子”，如今益阳邓氏墓出土了宝应二年的长沙窑碗形灯。也就是说，早在杜甫还没有到达铜官的九年以前，长沙窑已经燃起了窑火，并生产出了碗形灯。
因为杜甫是诗人，不是今天旅行社的导游者。导游者会向旅客介绍铜官石渚的主要景观。而诗人写诗则是有感而作。诗人不写长沙窑并不等于长沙窑并不存在。
张文说：“邛窑工匠被迫离家，到达人生地不熟的异地他乡，当然要在其作品中抒发‘一别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了，如果长沙窑的工匠只是来自相距仅一小时或半日的水程或陆程的岳州窑系的樟树港窑、湘阴窑，那么他仍然生活在本乡本土，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思乡情绪并大量在其作品中表现呢﹖”张文又说：“‘孤竹生南岭’——如果是岳州窑的工匠来到长沙，本乡本土多亲戚，何必自喻‘孤竹’而邛窑工匠或迫于躲避战乱或迫于官府之命，告别父老乡亲远离家乡，漂泊到千里之外的异地他乡，人生地疏，从而比喻自己‘孤竹生南岭’——这才是合乎情理的理解呀。”
张先生真是太小看长沙窑的诗文了。长沙窑的诗文中既没有提岳州窑，也没有提到邛窑的四川。但诗中提到洛阳、扬州和万里外。如：
洛阳——自从君去后，常守旧时心。洛阳来路远，瓦用几黄金。
扬州——一双青鸟子，飞来五两次。借向舡轻重，附信到扬州。
万里外——人归万里外，意在一杯中。只虑前程远，闻讯待好风。
长沙窑的诗文里涉及的路程，不仅仅是“千里外”的洛阳或扬州，而且还有万里外的异国他乡。——怎么说是指邛窑的四川呢。
据《长沙窑》介绍，四川没有发现长沙窑制品，据《湖南古墓与古窑址》介绍，长沙出土的５１４座隋唐墓和５００多座古窑址中没有发现一件邛崃窑产品。
相反，震惊全世界的古陶瓷新发现在万里以外的印尼出现了——１９９８年至１９９９年，印尼“黑石号”沉船打捞出六万余件中国瓷器，有越瓷、唐三彩、唐青花和长沙窑瓷等，其中有长沙窑瓷达五万余件，占整个古陶瓷器的９０％，可是“黑石号”沉船中没有发现一件邛窑制品。
长沙窑的匠师们志在千里，邛窑工匠连“一别行千里”尚且满怀惆怅，哪里还谈得上远涉重洋跨出“万里外”的异国他乡。
何况根据“姐妹窑”的烧造工艺分析，“邛窑”与“长沙窑”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甚至截然不同，“邛窑”匠师不可能成为“长沙窑”的创烧者或主力军。
最后，我仍然用我曾经对“姐妹窑”评说中的三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１、邛窑和长沙窑是一对孪生的“姐妹窑”。
２、妹妹长沙窑 比姐姐邛窑 漂亮。姐姐好比西汉卓文君，妹妹好比唐代杨玉环。文君才华横溢，玉环美若天仙。
３、岳州窑也许就是姐妹窑的阿妈或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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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沙窑
湖南长沙窑又称为：湖南长沙铜官窑、长沙铜官窑、铜官窑、瓦渣坪窑。现在我们称之为”长沙窑”。
自20世纪50年代起，经过多次的调查和考古发掘，基本搞清了唐代长沙窑窑区的范围。它北起望城县（今为长沙县）铜官镇，沿湘江东岸的十里河滨往南延伸至石渚湖一带。在望城铜官镇至石渚湖，两端相距约五公里的地域内，大分为3个窑区：即铜官镇窑区、古城窑区、石渚窑区。铜官镇窑区位于今长沙市北三十公里处的湘江东岸，窑区分布在铜官镇北部，在沿江千余米的地带至今仍保存有4处烧窑遗址。石渚窑区则在铜官镇南面的石渚湖南岸 ，与古城窑区（即瓦渣坪窑）仅一湖相隔，约一公里左右。古城窑区位于这两者之间，在铜官镇南五公里处，地属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历史上即称为“古城”。由于当地窑址密集，遍地都有破碎的陶片，俯拾即是，当地村民相沿俗称此地为“瓦渣坪”（以前常被划归入石渚窑区）。这里是长沙窑生产釉下彩绘瓷器的主要窑区，占地面积约二十万平方米，北抵觉华山，西南滨湘江，东南临石渚湖。在这一片三角形地域内的数座保持着自然地貌的小山丘上，尚可见匣钵堆积的“窑包”十多处。瓦渣坪是挖泥段、蓝家坡、廖家屋场、都司坡、长城垅（又名“金鸡岭”）等地的总称。
1·器物的种类和造型
长沙窑彩绘瓷器的种类和比较丰富的，除大量的生活日常用器外（无论是内销还是外销），文房用具和玩具类也是比较丰富的。具体的器物造型有壶、瓶、碗、盘、碟、盆、杯、洗、盏托、盂、水注、枕、盒、唾盂、灯、炉、烛台等，文房用具有：镇纸、笔洗、笔添、砚等。玩具类有：动物、玩具式水注、鸟、兽、人物等。
2·器物的胎、釉、彩
器物的胎壁一般由厚重趋向轻薄，晚期有些器胎趋向粗笨。胎骨结构细密坚硬。胎色呈浅灰色，犹如香灰色，或呈土黄色（也称浅褐色），这是由胎中铁的今量比较高，以及窑炉中的气氛决定了的。胎质较粗，白度不高，淘洗不精。长沙窑所采用的原料为瓷石类原料，是一种富氧化硅质的制瓷原料，今氧化硅达70％左右，今三氧化二铁达1.5~2.5%，今钛也较高，绝大部分产品实际上是一种瓷化程度不高的半陶半瓷制品，严格地说是一种“炻器”。
绝大多数器物胎上涂有一层化妆土，化妆土不仅能增强胎体的致密度，也可以增加瓷胎的白度，在化妆土上绘画花纹，更能衬托出彩料的呈色，达到彩绘美 的预期效果。
长沙窑器物的釉是以磷灰石、方解石为熔剂的，即以氧化钙为助熔剂。由于釉层较厚，器物下部的釉多呈现滞流现象。施釉方法主要是荡釉、浸釉、淋釉、滴釉和涂釉、有些产品还兼用数种手法施釉。釉面莹润光泽。
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器的釉色大体上有米黄、浅青、乳白、褐、绿五个大类的色调。釉层厚度在0.05~0.4毫米，多数有细纹片。白釉瓷器则白中泛青，釉层较厚，色泽莹润者不多，有开片的不少。
长沙窑釉下彩绘的彩，有褐彩、绿彩两大类，还有一种红斑，但为数甚少。长沙窑的褐彩、绿彩所使用的助熔剂以氧化钙为主，其含量在14~21％之间，属于氧化钙釉系统。主要着色元素只有铁和铜两种。如长沙窑的绿色釉彩中很少有透明的绿色，绝大多数为乳浊的湖绿或绿松石色，其中少数绿中泛蓝。而褐彩中的氧化锰高达3.8％，除了一部分是从草木灰中引入外，大部分是从某种含锰的铁矿中引入的。
在绿彩的边缘部分有时也会出现红彩，在有些绿彩中还存在用肉眼不易分辨的红色斑点或流纹。这些红色斑点或流纹，是铜 红。铜 红釉彩对温度、气氛、冷却速度、铜含量等因素极为敏感，只有在这些条件都合适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铜 红。绘于典型釉下彩生胎上的彩绘色料支很薄，一般只有约0.1毫米厚，而长沙窑器上所施加的彩绘色料层比典型下彩的色料层要厚得多。
褐红色的釉下彩是铜和铁两种离子混合作为着色剂而形成的色调。绿色和红色的彩中含有一定量的氧化砷，可能起还原的作用。釉下颜色的变化与烧成气氛和铜、铁离子在釉中的浓度有密切的关系。钴蓝色上罩以青黄色釉，即黄色与蓝色重叠在一起而构成了绿色。
3·烧制工艺技术
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物大多数是以辘轳制为主，附件和零件（如罐耳、壶板、贴花）等大多是用模制，分单模和分模。少数器物手捏制成。正常烧成温度为1220±20℃，其中少数的釉虽然已经玻璃化，但胎仍属生烧，烧成温度吸有1170℃左右。胎的吸水率多数介于0.8~2％之间，个别生烧的则达到7％左右。窑中气氛不均匀，多数情况下是偏弱的还原焰，但有时也出现氧化气氛，是高温氧化焰烧成的一种，使用卧式龙窑烧成。装烧方法有单件装烧和多件叠装烧。两 种主法装烧的器物底部，均隔以大小相宜的垫饼、垫环或托珠，烧成后一般不留存痕迹。
4·器物装饰的主要特征
器物装饰是以釉下彩斑和釉下彩绘两种主要形式来装饰器物的。釉下褐色斑点——先在胎坯上点褐斑，然后施青釉。烧成后釉面平整，褐斑永有脱落。褐斑又可分两种：一种为大斑块或大斑点（常用在壶和罐的的口部或肩部，画三四个大斑块或大斑点）；一种为小斑点，在壶、罐的器身上用连接成串的斑点组成菱形、斜十字或方形等图案纹饰。
釉下褐绿色斑点——斑点的排列方法是褐绿相间地连接在一起组成斜方、四方、六方和环状等多种图案纹饰。也有褐绿彩大斑点装饰在壶的上部。釉下褐绿彩是长沙窑瓷器中最美的一种，也是烧制过程中烧成技术最难掌握的一种，烧好它必须熟练地掌握三种金属的变化。
釉下绿彩——这种装饰一般用白釉或青黄釉。白釉绿彩的装饰分两种：一种是在瓶、罐或壶身上任意画几笔似云霞或水波状的花纹；白釉绿彩的绿彩应是铜元素呈色，白釉柔和，绿彩淡雅，配合协调。青黄釉绿彩也有两种，比较简单的是任意画几笔，图案比较繁复的即在器物上面画象征性的花草或花卉纹。这类青黄釉绿彩器的绿彩，有的是钴蓝+青黄釉而显绿色。
釉下褐绿彩绘——是长沙窑中最为复杂的一种。制法分两种：一种是用褐绿彩在胎上平画花鸟纹；另一种是在胎上先划刻花鸟的轮廓，然后在轮廓线内填褐绿彩，最后再施青釉。
长沙窑釉下彩绘以线描为主，图案装饰采用点彩和多彩互渗等手法。线描装饰用笔和用色趋向规范化，常用的线条有：铁线式、棉线式、复合式。铁线式线条多用于“没骨画“，90％呈绿色，常用作填补轮廓线中的色彩。复合式线条系铁线式与棉线式两种线条的配合使用，一般用绿色棉线式线条色画轮廓，再用褐黄色铁线式线条描绘细部，绿色轮廓与褐黄色细部相衬托。
用色以多彩为主，单彩次之。一般使用点、线、块的表现手法，而以彩线为主。点、线交替使用，块、线组合使用，有时兼用泼墨与渲染，因而具有在宣纸上画水墨画的效果。
5·装饰纹样题材
装饰纹样题 材分以下几类。
人物纹样——有婴戏、竹林七贤、外国女郎、异国情侣、袒腹者。
动物纹样——飞禽有雀鸟、长尾鸟、凤鸟类、雁、鹭、鹤、孔雀、鸳鸯等。走兽有狮、豹、鹿、獐、羊。象征性的动物有鱼龙、龙、摩羯。
植物花草类纹样——莲花、蔓草、水草、芦苇、宝相花、菊花、紫槿、石榴（状）、菠萝（状）、兰草或芝草、折枝（茨菰、羽状叶、荷花、蒲葵、牡丹等），是釉下彩绘中最多的一种，常画于壶流下碗、盘内底中心、枕面等。绝大多数为褐绿彩绘莲花。
云气山水画类——有云山、帆船、树木、茅庐。
图案画——由圆斑点组成方块形、斜十字形、菱形。桃形、圆形以及云霞、水波等图案。多见于壶、罐上，尤以罐为多；线画图案，多为荷莲，主要绘于盘内底中心；非点非线，略同剪贴的图案，多见于唾盂上。
长沙窑址
在今湖南长沙市铜官镇，又名铜官窑。以烧制青瓷为主，兼烧少量的白釉、褐釉、酱釉、绿釉和蓝釉等，是唐代南方的重要青瓷窑。
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胎呈灰白或青灰色，少量黄褐和微带红色，后者往往再敷一层化妆土。胎体较疏松。（2）釉色多种，以青釉为主，青釉青中带黄色者为多。釉面均有细小纹片。（3）产品以盘、碗、碟、杯、壶、瓶、灯等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还有猪、羊、马、狮、青蛙等玩具。器物造型前期丰满端庄，线条圆润柔和；后期趋于秀丽。以壶为例，前期腹体圆浑，短颈，卷唇或唇外折，多棱短流，单曲柄，条形横系竖系。后期多为瓜棱腹，喇叭口，细长颈，圆管长流，双曲柄，模制印花耳系。（4）装饰技法有釉下、釉中彩绘及印花、贴花、彩色斑点等。釉下、釉中彩绘初期形式是单一的褐彩，绘以简单草率的花草纹，以后逐步演进到褐、绿两种彩色，一种是以笔直接绘画纹饰，另一种是在胎上先刻划纹饰轮廓，然后在刻线上填绘褐绿彩。以彩色斑点作装饰较普遍，始饰以大圆斑四组，渐变为小斑点组成的纹饰，大圆斑有褐色、褐绿色两种，小斑点则多数为褐绿或褐蓝相间的纹饰。贴花多装饰在壶、罐腹部，题材有人物、鸟兽、双鱼、葡萄和圆景等，在纹饰上多施以酱釉圆斑。晚唐出现印花装饰工艺，主要见于盘、碗、碟的器内，纹饰以花卉居多，较简练。此外，以诗和商品宣传文字为题材的装饰也多见。（5）碗、盘、碟一类器物采用叠烧，器心与器底均无釉露胎，很少使用支具垫烧，故烧成后一般都不存在痕迹，仅个别喷心发现3枚支钉痕，其中一部产品在露胎部分加彩遮盖美化。
此外，盘心有作方块状露胎的。盒类器物平底外凸，口沿及底无釉露胎。罐类器物则平底内凹，一般器外底中心有釉，中心以外无釉露胎。
长沙窑、铜官窑、潭州窑
大凡一个古陶瓷窑口的命名，古有旧名则援用其名，如岳州窑、越窑、邢窑等；没有旧名，则根据窑址所在地的名字重新命名，如河南的扒村窑等。长沙窑窑址在古文献上少有记载，更没有窑址名称，所以窑址的名称只能根据地名来设定了。
最初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专家考察时，考虑到窑址紧挨铜官镇，而铜官镇烧制陶瓷又有悠久的历史，定名为铜官窑则大有追根溯源之意。然而，随着对长沙窑深入地考察和研究，一些专家认为“铜官窑”的名称不够准确，其原因有二：一是现在的铜官窑烧造的是陶器，而唐朝的窑烧造的是瓷器；二是“铜官”的地名太小，远不能与唐朝这个窑口的市场范围及历史影响相匹配。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古陶瓷专家们的斟酌，遂以“长沙窑”作为这个窑口名称，但古陶瓷专家仍有不同意见，因此遗址保护牌上还是兼顾各方观点而铭以“长沙铜官窑”的名称。最早来考察这个遗址的专家，也就是我国著名的古陶瓷界权威冯先铭先生也曾提出过命名“潭州窑”较好，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没有采纳。
那么，现在用得最多的名称“长沙窑”是否得当呢?“长沙”一名，秦朝已有“长沙郡”，汉朝有“长沙国”，即使到了唐朝，“长沙”的地名也始终存在。武德三年，唐高祖曾封李世民之子李恪为长沙王；天宝元年，此地改名为“长沙郡”，唐太宗的重孙李岘便当过“长沙郡太守”；唐朝著名书法家怀素在他的自述帖中就说：“怀素家长沙”，而并非“家潭州”。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潭州“有府一，曰长沙”。
湖南省的古陶瓷专家对长沙窑的创烧年代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在安史之乱前后，兴盛于中晚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隋唐时期创烧，延续于整个唐朝和五代。不管哪种观点，长沙窑的创烧时期正是此地名为“长沙”之时。
由此可见，定名“长沙窑”也不是没有讲唐代地名的历史渊源。而且，以历史地名的影响力来看，“潭州”之名远不及“长沙”名字的历史悠久和深入人心，对宣传长沙市而言，恐怕“长沙窑”的名字更为有利。
最后补充一点，曾有研究者认为唐代长沙窑是官窑性质。古陶瓷学术界所指的“官窑”是专门为皇帝烧造瓷器的窑口，并非官府管理的窑口就是“官窑”，连能够向皇帝进贡瓷器的“贡窑”都不能称为“官窑”。要证明“长沙唐代潭州窑是官窑”这个命题，我们以为还是要从实物中去寻找证据。最近有人发现了一片写有“窑司垸子”的长沙窑瓷片，窑司是官府中专门管理窑业的部门，由此便能够证明当年确实有官府在管理着这片规模庞大的瓷器窑场。
探长沙窑的发展轨迹
中国古陶瓷学会于１１月中旬在湖南博物馆召开中国长沙窑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１３０多位专家云集长沙市，将就中国长沙窑发展以及对中东彩瓷的影响，进行广泛深入的探索。湖南博物馆还从各地借得一批珍贵的实物标本，供专家们进行比较和鉴赏，还安排专家们到长沙窑窑址实地考察，力求弄清楚长沙窑发展的轨迹以及在制瓷工艺上的特点。笔者作为中国古陶瓷学会的会员，访问了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研究员，围绕长沙窑发展史同他进行了对话。
中国长沙窑于１９５６年被发现，举世皆惊。因为过去 “不见于文献记载”，连唐茶圣陆羽对它也忽视了。长沙窑真是一颗被淹没的陶瓷明珠。９月２５日，我应邀到长沙窑窑址实地考察，在当地文物库房里又看了许多实物，亲手抚摸了这些国宝。长沙窑的瓷器式样变化之多，超出了人们的想像。长沙窑的辉煌使它在唐代瓷器中独树一帜，它所创烧的铜红釉和釉下多彩瓷，突破了越窑青瓷单一的青色，形成了多色釉、彩绘、点彩、模印贴花和诗文题记等五大装饰艺术特色，极大丰富了唐代瓷器的装饰艺术，为后世制瓷工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召开中国长沙窑国际学术研讨会要解决哪些问题？它对火热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有何实际意义？
长沙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各地专家研究的成果将进行交流，对长沙窑的历史、器型、图案装饰，湖南专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绩，借此也可以提出新的研究课题。这次会议主要研究装饰的内容和手段，及对中东陶瓷生产的巨大影响。此问题国内外学者研究很不够，我读到有些海外专家写的书，认为九世纪前，中国给中东最大的影响仅仅是白瓷，如邢白窑等，错误地以为中国的陶工认为有白瓷已经很满足了，而中东的窑工才是艺术家，发明了陶器彩绘，真是莫名其妙，这说明他们不了解长沙窑的特色。我们研究也不够深入，用比较的方法研究陶瓷，回答中国陶瓷器对世界的影响，可以确实帮助我们搞清楚九世纪同中东的关系，了解中外贸易交往历史，进一步提高民族的自信心。
中国长沙窑始烧于中唐，盛于晚唐，衰于五代。笔者曾研究过长沙窑兴盛的原因∶唐中期发生的“安史之乱”，导致中原地区的瓷器工匠纷纷南下避祸，出现了“两京衣冠尽投江湖”的局面，如诗人韦庄《湘中记》所言∶“楚地不知秦地乱，南人空怪北人多。” 他们带来了唐三彩、邢瓷、金器等先进技术和工艺，促进长沙窑的发展。为此我还写了《烽烟催生长沙窑》一文（收入拙作《人间瓷话》）。长沙窑衰败的原因，根据我实地考察的情况，我想可能当地燃料发生困难，周围山林并非广袤无垠的，而长沙窑的烧瓷数量之大，十分惊人，林木大概被砍尽伐光了；另外一个原因唐五代的战乱，外销受到极大的影响，市场的萎缩，使长沙窑大伤元气，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是我近来一直思考的问题？不知道汪老如何看这一问题？
这是历史问题，事实上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同地区在同一项目上会产生突破，如北方巩县窑产生了唐青花，长沙窑出现了釉下彩，因为唐青花也是釉下彩。不同的是北方用钴料，南方用的是铁、铜。战争因素当然可以考虑，唐代官吏的陪葬品是实行供给制，根据等级领取大小不等的唐三彩。“安史之乱” 后，朝廷财政困难，供给制自然消失。原来生产唐三彩的工匠各奔东西，不少人来长沙窑是可能的。我认为不能单一的看问题，要加以全面地审视。长沙窑始烧并不是中唐，隋代就是南方重要的窑址，是岳州湘阴窑的前身，也是青瓷生产的基地。长沙窑大量出口中东是事实。唐五代出现了战乱，导致出口受阻，加上中国士大夫文人喜欢单色瓷，单色瓷比较高贵典雅，而不喜爱色彩斑斓的彩瓷，这都是长沙窑萎缩的重要因素。
长沙窑是我国生产外销瓷的重要产地，在国内分布很广，出土数量最多的是江苏扬州。唐代的扬州是国际贸易中心城市，波斯、阿拉伯商人来此经商的很多。１９７５年扬州唐代遗址发掘，出土唐代陶瓷片达１５０００多件，其中长沙窑瓷片不少。不少产品很可能是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定制的，装饰图形中出现了椰枣、娑罗树等亚热带植物，捏塑中出现唐以前罕见异国裸体人物，如蓝眼高鼻、满脸髭须的胡人、骑士等，还有书写的阿拉伯文，如“真主最伟大” 等。可见长沙窑的产品是根据订单或是样品生产的，也是产销对路的。伊朗、伊拉克等１３个国家考古中出土了长沙窑瓷器，出土的遗址，很多是国家重要的寺院和宫殿，而不是民间聚集地。这说明很可能是官方的贸易，大量出口使唐王朝获得一定的财政收入。听说在印尼唐代沉船里也发现大量的长沙窑精品。你是怎样看待长沙窑外销现象的？我们今天应该给长沙窑怎样的地位？
长沙窑同外销关系十分密切，我们要研究外销的刺激的作用，不能忽视，这一环节研究的很不够，无论从史料角度，还是实地考察都不够。但长沙窑在世界上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对中东的彩釉影响到多大程度，我们还无法猜测。长沙窑出口的产品中大量是彩瓷，波斯商人很会做生意，贸易做得很大。他们订了长沙窑，到河南巩县窑订了青花瓷，还订了邢窑等白瓷，然后组装船运出海。这次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的沉船，就装有大量的长沙窑精品，海船不是中东的，也不是中国的，而是雇用印度的船，发现沉船是用椰子的壳做的。中国商人相对来说，生意做得还不够大。这也许同中国儒家文化“重农轻商”的理念有关。政府主要通过对进口中东香料、出口瓷器、丝绸等加以征税，来获得财政收益。在大量外销刺激下，长沙窑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士大夫文人往往对陶瓷工匠不屑一顾，很多事情都没有记载，如这么重要的唐青花、元青花，都不当一回事，实在可惜。这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一定困难，我们中国学者有责任、有信心、有能力去还长沙窑历史的本来面貌。
铜官古窑址（长沙窑）
长沙铜官窑又称铜官窑、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境内，为唐五代时期民窑，现仅存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量釉下彩瓷器，证明了这里是釉下彩装饰工艺的发源地，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1988年，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遗址位于湖南省东北部的长沙望城区铜官镇和丁字镇一带，沿湘江东岸分布，分铜官镇和石渚湖两大窑区。历史上长沙窑并未见于任何史书的记载，但据研究，它应从岳州窑发展而来，始于唐初，兴盛于中晚唐，而衰落五代末期至宋代初期。它是一处民间的瓷窑，早期以烧制盆、碗、罐、壶等生活器具为主，后来也兼烧镇纸、砚台等文房用品和动物造型的玩具。其制品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有不少出口，远销至日本、朝鲜、暹罗、南洋甚至西亚、非洲等地。
长沙窑早已废弃达千年之久，目前仅存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已发掘了19处瓷窑，最大的达万余平方米。不少遗址内瓷器碎片堆积如山（自古瓦渣坪的地名由此而来），最厚的达4米之多。其中较典型的是陈家坪窑，它是一座龙窑，依山而建，窑床为斜坡式，长34米，宽4米，坡度约20度。其火膛、火门和风道、烟道等均为砖砌，窑底部有多层烧结面，窑内还残存一些窑具。
长沙窑附近曾有着丰富的瓷土，部分采矿洞坑留存至今。现在古窑周边的制陶业依旧比较发达，部分小型作坊还在使用传统的工艺进行生产。
长沙窑的时代大致可上溯到初唐,中后渐盛行，晚唐鼎盛，衰落于五代末年。窑址包括铜官镇和石渚湖两个赛区，北端依山临江，南端沿江面湖，相距5公里。铜官镇窑区沿江千米，有残存窑场多处，出土以碗最多。石渚湖窑区面积 100多万平方米，现存20多万平方米。窑址区有采掘陶土的洞坑，其中最大一处长85米，深6.5米，宽35米。有废弃窑包，现存13处。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取得唐元和三年（808）纪年铭文和不少釉下彩绘画、题字诗文的瓷器．1978年50多天的调查发掘中。获得遗物 2223件，按器形分44类，款式规格在百种以上。釉下彩绘和釉下彩饰占很大比例，有413件。实用器物、窑具、工具以轮制为主。瓷器胎多灰白，胎表大多涂有白色衬釉，瓷化程度高．纹饰有人物、山水、花草、云气、鸟兽等，美观大方。唐代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唐代商业都会扬州和对外贸易港口明州（今浙江宁波），以及江淮流域的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已有不少出土，在朝鲜、伊朗、日本、印尼、埃及也都有发现。
唐诗浸润中的长沙窑瓷器
长沙窑瓷器是中国出口陶瓷中较早的品种之一，在中世纪繁华的城池，无论是豪华的宫殿陈设，还是贵族们的杯盘碗盏；也无论是僧侣们的饭钵净器，还是骚人们的文玩清供等，都能见到长沙窑的影子。但长沙窑昙花一现的历史，使得它久久尘封在茫茫的文化海洋中。直到20世纪，随着世界考古的发展，长沙窑瓷器才开始慢慢揭开其面纱，尤其是海外的发现，引起了世界陶瓷学界的关注。
与国内同时期的陶瓷相比，长沙窑瓷器显然被“南青北白”的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所遮掩，但长沙窑的印记可称得上是“中世纪的绝唱”。关于长沙窑的名称定位，也有过困惑。而围绕这一名称的相关链接则有“岳州窑”、“瓦渣坪窑”、“湘瓷”、“铜官窑”、“石渚窑”等。“岳州窑”一词的出现较“湘瓷”要早。“茶圣”陆羽[唐肃宗上元（760年）前人]在《茶经》中提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上，殊不为然。”唐代“岳州窑”瓷器1952年在湖南省的湘阴县的铁角嘴找到了窑址。比陆羽晚的唐代诗人刘言史（9世纪初）在《煎茶诗》中写道：“湘瓷泛轻花。” “石渚窑”的出现又在前两者之后，9世纪中期的唐代诗人李群玉在《石渚》诗中写到石渚一带烧制瓷器的情况：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湘浦，即今天的石渚一带。1956年在湘江岸边的铜官石渚瓦渣坪一带找到了“长沙窑”瓷器。“铜官”一词出现更早，在《水经注》中记载：“铜官山西临湘水。”可见，这个命名为“长沙窑”的瓷器包含了“铜官”、“石渚”和“瓦渣坪”三个含义。也就是说，长沙窑瓷器的名称界定，从某种意义上讲包含了以上各个名称的内涵，只不过是这一名称的时空不同而已。就像我们对“越窑瓷器”的命名一样，中国瓷器的命名很多是指瓷器的窑系，而非具体的某个局部瓷器产地。窑系的归位是拥有相同的瓷器特征和有遗传基因的瓷器脉系及延续关系。
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与许多文化形态一样，瓷器本身就包容了很大的文化容量。瓷与茶、瓷与酒、瓷与绘画、瓷与书法、瓷与诗等构成了复杂的文化综合体。长沙窑瓷器在中国的瓷器舞台上较早地让我们领略了这种情怀和辉煌。
唐诗是中国文化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承载着大唐的兴衰和荣辱，也托举了中国文学的光华和璀璨。长沙窑瓷器上出现的唐诗诗文，没有理由不让我们相信这承载唐代主流文化的载体之一——长沙窑瓷器的重要性。作为工艺美术的瓷器在与融会东方哲学精神和情致的诗学意境里得到了提升，这一方面告诉我们长沙窑瓷器透析出来的社会风尚和文化趣味，同时也说明了在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独占风头的唐代社会里，长沙窑瓷器在试图跻进主流文化里保持了一分独特和个性，也因此得到了海外和时人的青睐。唐代以前瓷器上的装饰比较少见，而以诗文装饰则更少，可以说是长沙窑瓷器开创了诗文装饰的新局面。
在“诗言志”的哲学思潮影响下，唐诗被赋予了很多的社会意识和人文责任，它不仅是文人遣怀和抒发幽情的软载体，更重要的是时代情境和社会状态的一面镜子。这些唐诗的内容折射出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有边塞生活，也有文人雅趣；有商贾市井，也有婚姻爱情；有离别友情，也有仕途坎坷等。如杨师道《南行别弟》：“万里人南去”、张氲（713—756）《醉吟三首》：“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等等。
从这些诗文可以看出，唐诗文是长沙窑瓷器重要的装饰内容，随着它的外销，也将这些诗文传到了海外，传遍了全国。
长沙窑瓷器与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是中国较早输往国外的三大陶瓷品种。随着长沙窑瓷器的国内外输出，这一独特的陶瓷装饰形式也在第一时间传达了一种信息：唐诗中所包孕的文化、心绪、责任和社会意识。考古证实，长沙窑瓷器在国内的十几个省份有发现，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在长沙窑瓷器的视野中，我们在发现这些醒目的诗句外，也有很多的谚语、俗句等。除了与其他同期瓷器不同的文字装饰外，也有大量的动植物纹饰，俨然一个欢快的动植物乐园。也有如一幅幅精美的异域风情画，无论是在中国瓷器史上还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长沙窑瓷器都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唐代长沙窑彩瓷辨识
中国的彩瓷发展到唐代，可以说是有了重大的突破。尤其是唐代创制的三彩瓷和以釉下彩绘闻名于世的长沙窑彩瓷，以及唐钧花釉瓷等，均以其色彩丰富、气象万千而成为古代艺术宝库里的珍品。唐代的彩釉瓷因其色彩绚丽、精美绝伦，又历史久远，存世量不多，因此，收藏价值不凡。于是，市场上以假充真的赝品就层出不穷，收藏者务须认真鉴别，谨防上当。
在唐代的彩瓷中，长沙窑彩瓷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始烧于初唐，兴盛在中晚唐，终结于五代。长沙窑彩瓷的出现，既代表了中国陶瓷从注重釉面装饰到注重釉下彩绘的审美追求的一种新发展，它又是应承当时外销出口的需要，是当时最著名的一种外销瓷，是中外文化交流发展的一个实证。因此，在鉴识时要充分地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从形制到装饰，长沙窑除了展现出了中国古老文化的发展以外，也融合了很多西域的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教和印度佛教等的艺术元素，这些在鉴识中都要予以充分的关注。
从胎釉角度看，早期的制品胎质较粗疏，呈灰黄、暗红或青灰色。中期以后胎质稍坚硬，色呈深灰或浅灰。胎体一般显粗厚。但长沙窑的壶、罐相对显轻薄，且在内壁留有瓦棱状的轮旋纹。仿品常忽略这一制作特征，且胎壁往往做得过厚，胎体显重。仿品对胎质常把握不好，不是过粗，就是过细；胎体不是过重，就是过轻。
长沙窑彩瓷施釉早期为米黄、姜黄，中期以后青色加重，为青黄或青绿。壶罐的外壁施釉不到底。为绘画需要，在胎釉之间，均施一层薄薄的白色化妆土，然后在这上面作画。仿品常无化妆土。和唐代其他彩釉瓷一样，长沙窑彩瓷釉面大多有流淌现象，且在放大镜下均可见器身上布满了细小的鱼子纹开片，且开片内可见腐蚀之痕和个别爆裂之处。壶类制品的短流口沿和模印贴花的贴塑折角之处应有爆釉现象，这也是长沙窑瓷真品的一个重要特征。仿品常把开片做得偏大，过分明显，开片中不见腐蚀痕迹，短流和贴花的交楞处也没有爆裂现象。
还有一点，长沙窑彩瓷的釉下绘画创意独特，线条灵活而流畅；模印贴花的刀功熟练，刻画生动。这是最难仿制的。仿品常在这些地方露出马脚。仿品的褐彩模印贴花人物器常常是褐彩淡而无力，人物形态呆滞，刻画线条模糊，形象缺乏精神。人物的衣褶之处也不见剥釉现象。
鉴识唐代彩釉瓷，要从胎釉特征和制作工艺等多方面去全面考察，要仔细去发现现仿品人工仿造的痕迹。比如，真品的棕眼自然，大小不一。仿品常无棕眼，或以人为做出。在形制造型的大小范式、比例协调，以及做工的精细程度等等方面。凡遇刻意精工之作，就要小心，因为，古代制品技艺娴熟，随心所欲，瓷品反而有粗糙厚薄不均之态。再，现在仿造技术高超，即便所有特征都对，也要看看是否有真正的旧气？有否人为的痕迹？不然，就容易吃药。
长沙窑褐绿彩罐
长沙窑，又称铜官窑，它兴盛于唐代中晚期，一直延续到五代。长沙窑烧制的器物以青瓷为主，器型品种有碗、碟、瓶、罐、瓷枕等生活器皿。它虽在质地、成型、精巧等方面逊于越窑青瓷、邢窑、定窑白瓷，但它具有与众不同的鲜明特点，开创陶瓷史上釉下彩绘的先河，特别是釉下彩绘山水、人物、花鸟及诗文书写，透出一缕大唐民俗文化的清新气息，而深受海内外人们的挚爱。
地处安徽省西南、长江中下游北岸的安庆地区，墓葬中时有长沙窑器物出土，品种有壶、罐、碗、玩具等等。图为怀宁县一唐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长沙窑褐绿彩双系罐。此双系罐高18.5厘米，口径15厘米，腹径17.5厘米，直颈，口沿外侈，窄肩，直腹，底部内凹，肩贴双系，双系两面用褐绿彩点绘相似的斜方形状图案纹饰，斜方纹内用绿彩点绘波浪纹。整件器物形体大方，修胎规整，釉层莹润光滑；为衬托出彩料的成色，达到其彩绘美的效果，器物胎上涂有一层化妆土，起到了增强胎体的致密度和增加瓷胎白度的作用；同时纹饰采用点、线表现手法，水墨晕散效果的抽象图纹，给人以丰富的想像空间。是一件难得的唐代长沙窑珍品，2004年安徽省文物鉴定站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现收藏于怀宁县文物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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